一
维尔金斯基住在蚂蚁街他的私宅里，也就是说住在他妻子的房子里。这是一座木屋，平房，这里没有不相干的住户。借口给主人过生日，前来开会的客人大约有十五人。但是这晚会丝毫不像外省的普通的命名日晚会。还在他俩同居之初，维尔金斯基夫妇就相互永远说定，因过命名日而宴请宾客是十分愚蠢的，而且“毫无乐趣可言”。几年来，他俩已经完全把自己与社会隔绝。他虽然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而且根本就不“怎么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喜欢孤独，此外说起话来还十分“傲慢”的怪人。至于维尔金斯卡娅太太，因为她干的是接生这一行当，单凭这一点，她就在社会阶梯上站在最下层；尽管她丈夫当过军官，她的地位却比牧师老婆还低，可是她身上一点也看不出与她的身份相称的谦卑。自从她极其混账和不可饶恕地同那个骗子列比亚德金大尉公然私通以后，就连敝城那些心地最宽厚的太太也都怀着明显的蔑视扭过头去不理她。但是维尔金斯卡娅太太却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好像她要的就是这个。有意思的是，同样是那些最严厉的太太，在她们即将临盆的时候，却尽可能要找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即维尔金斯卡娅太太）来接生，而不去找敝城的另外三名接生婆。甚至县里面也常常派人来请她去给地主太太接生——大家竟如此相信她的知识、她带来的幸运和在紧要关头表现出的精明干练。到后来她就只到最有钱的富贵人家去接生了，她爱钱爱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由于她充分感到她拥有的力量，到后来她竟养成一种无所顾忌、想干啥就干啥的性格。当在最显赫的人家接生时，说不定她甚至存心吓唬那些神经衰弱的产妇，说一些闻所未闻的虚无主义的话，置礼貌于不顾，或者最后竟大肆嘲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且这事正巧发生在求助于“神圣的东西”最有用的时候：敝城的军医罗赞诺夫也是一名产科医生，曾有根有据地证明，有一回，一名产妇在痛苦中大声喊叫，求助于呼唤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名字时，正是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的一句无所顾忌的话突然像“开枪似的”甩了出来，因而使病人吓了一大跳，竟促使她十分迅速地摆脱了负担，把孩子生了下来。但是，尽管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是个虚无主义者，可是在必要的时候，她非但根本不嫌弃上流社会的习俗，甚至也不厌弃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最具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只要能给她带来好处就行。比如说，她无论如何不肯放过由她接生的婴儿的洗礼仪式，而且每次前去总是穿着一件带曳地长裾的绿色绸裙，把发髻梳成一绺绺大大小小的发卷，可是换了任何别的时候，她却邋邋遢遢，甚至还自我欣赏，颇为得意。虽然在举行圣礼时，她总是保持着一副“最放肆的模样”，因而使牧师与其他神职人员感到很狼狈，但是仪式一结束，她却一定要亲自去把香槟酒端出来（她就是为了这个才来，才梳妆打扮的），如果您拿起了酒杯而不给她一点“小费”的话，那您就尝尝她的厉害吧。
这次到维尔金斯基家来开会的客人（几乎全是男人），都带着一种事出偶然而又万分紧急的模样。既没有冷菜，也没有纸牌。在糊着极其陈旧的天蓝色壁纸的大客厅中央，有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桌上铺着一块大桌布，不过这桌布并不十分干净，桌上则有两只茶炊已经烧开了。桌子的一端放着一只很大的托盘，托盘里放着二十五只玻璃杯，还有一只编筐，盛着普通的法国白面包，面包切成很多小片，就像在贵族男子和女子寄宿学校给学生们准备的那样。斟茶的是一位三十岁的老姑娘，她是女主人的姐姐，眉毛浅得几乎看不出来，一头浅色头发，平常沉默寡言，心肠狠毒，但是她同意新观点，而在平常的家居生活中，维尔金斯基非常怕她。屋里的女士一共三位：女主人、女主人的几乎看不出眉毛来的姐姐，以及维尔金斯基的亲妹妹，一位刚从彼得堡赶来的年轻姑娘维尔金斯卡娅。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是位二十七岁的看去颇显眼的太太，人长得不难看，但有点邋里邋遢，穿一身透着有点淡绿色的家常穿的毛料连衣裙，她坐着，目光大胆地来回扫视着客人，似乎想用她那目光急着说明：“瞧，我根本不怕，什么也不怕。”至于那位新来的年轻姑娘维尔金斯卡娅，长得也不难看，是个大学生和虚无主义者，胖胖的，很结实，像个小皮球，红彤彤的脸蛋，矮矮的个子，她坐在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身旁，还几乎穿着自己的旅行装，手里拿着一卷纸，正在用她那迫不及待的、跳动着的眼睛打量着客人。至于维尔金斯基本人，他今天晚上感到有点不舒服，可是他还是出来坐在茶桌旁的圈椅里。所有的客人也都坐着，这样正儿八经地围着桌子坐在椅子上，使人预感到就要开会了。显然，大家都在等候什么，而在等候中，大家也大声谈话，但是谈的又都好像是些不相干的话。当斯塔夫罗金和韦尔霍文斯基进屋的时候，一切蓦地鸦雀无声。
但是为了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还要冒昧地多说两句。
我想，这些先生前去开会的时候，的确都在愉快地希望能够听到某些特别有意思的事，而且他们前来开会都是事前得到通知的。他们都是我们这座古城里红得发紫的自由主义之花，而且都是经维尔金斯基精心挑选，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我还要指出，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不过为数不多）从前根本就没有来拜访过他。当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提前通知他们前来开会。不错，他们当时都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当成从国外派来的拥有全权的密使；这想法不知怎么立刻就扎了根，自然，也使他们感到很得意。然而，在这些以庆祝命名日为名前来开会的一小撮公民中，已经有某些人接到了一些明确的建议。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已经在敝城拼凑了一个“五人小组”，就像他过去在莫斯科，如今查明又在敝县的军官们中间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些“五人小组”一样。据说，他在X省也有一个这样的小组。这五个挑选出来的人现在就跟大家坐在一起，而且非常自然地装出一副最普通不过的平常人模样，因此谁也认不出他们。他们是（因为现在这已经不是秘密了）：首先是利普京，然后是维尔金斯基本人，长耳朵的希加廖夫——他是维尔金斯卡娅太太的兄弟，接着是利亚姆申，最后是某个名叫托尔卡琴科的人——这是个很怪的人，年约四十上下，以对平民百姓很有研究而著名，不过他研究的主要是骗子手和强盗，他经常故意出入各种小酒馆（不过，不仅是为了研究平民百姓），在我们中间炫耀他的破衣服、油毡靴、微微眯起的眼睛、别有城府的怪模样，以及故意渲染的民间俚语。还在过去，曾有一两次，利亚姆申带他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儿去参加晚会，不过他在那里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他时不时到城里来，主要是当他丢了饭碗的时候，他在铁路上工作。这五名活动分子便组成他们的第一个小集团，他们满心欢喜地相信，他们这个小集团不过是遍布俄罗斯像他们这样千千万万个五人小组中的一个，他们全都隶属于一个庞大而又秘密的中央机构，而这中央机构也同样与欧洲的全球革命运动有机地保持着联系。但是，遗憾的是，我必须承认，即使在当时，他们之间也开始暴露出了不和。问题在于，虽然早从春天开始，他们就在等候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他即将光临敝地，先是由托尔卡琴科，后来又由先期到达的希加廖夫通知了他们；他们虽然等候他会带来非凡的奇迹，虽然他一声号令，他们就丝毫不加批判地立刻加入了小组，但是五人小组刚刚成立，大家又立刻抱怨，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无非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同意得太快了。不用说，他们之所以参加乃是出于一种宽厚的羞耻感，以免日后有人说他们不敢参加；照道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应该珍惜他们这种高尚的献身行为，起码也府该告诉他们一件最主要的不寻常的事以资嘉奖。但是韦尔霍文斯基根本不想满足他们合理的好奇心，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肯说；总之，他对他们的态度很严厉，非常严厉，而且形诸于色，甚至大大咧咧，漫不经心。这使他们非常恼火，小组成员希加廖夫已经在撺掇其他人“要求他作工作报告”，不过当然不是现在，不是在有这么多局外人的维尔金斯基家。
关于局外人云云，我倒有个想法：这天晚上，上述第一个五人小组的诸成员很可能怀疑，在维尔金斯基的众多客人中可能还有他们所不知道的在城里建立起来的其他小组的成员，他们也同样隶属于这一秘密组织，而且也是由韦尔霍文斯基建立起来的，因而到末了所有在座的人都互相猜疑，相互之间摆出各种姿态，这就赋予这整个集会以一种极其混乱，甚至多少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不过这里也有几个人毫无可疑之处。比如有一名现役少校，是维尔金斯基的近亲，是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人家根本没有邀请他，可是他却自动前来祝贺命名日，因而无论如何没办法不接待他。但是我们这位寿星却泰然处之，因为这位少校是“无论如何不会去告密”的；还因为这少校尽管奇蠢无比，可是他一辈子都爱在有极端自由主义者出没的地方上蹿下跳；他本人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非常爱听他们的高谈阔论。加之他的名誉甚至还受到过损害：是这么一回事，他年轻的时候，曾有整捆整捆的《钟声》和传单经由他的手发往全国各地，他甚至害怕把这些东西打开，但是拒绝传播它们他又认为是一件非常卑鄙的事——有些俄国人甚至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其余的客人，或者是因为高尚的自尊心受到压抑因而感到恼怒的典型，或者是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因而产生极其高尚的冲动的典型。这里有两三位教员，其中一位是瘸子，已经有四十五岁光景，是位中学老师，为人很恶毒，而且非常爱虚荣，此外还有两三名军官。其中有一名非常年轻的炮兵军官，日前刚从一所军校来此，这孩子沉默寡言，还没有来得及与人结交，现在却突然出现在维尔金斯基家，手拿铅笔，几乎不参加大家的谈话，却一刻不停地往自己的笔记本里记着什么。这，大家都看见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竭力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这里还有一个游手好闲的神学校学生，也就是与利亚姆申一起把下流照片塞给《圣经》推销员的那个学生，这是一个行为放肆，但同时又疑心病很重的大块头青年，他脸上总是挂着一丝把人看透了的微笑，与此同时又洋洋得意，神态自若，似乎只有他才集尽善尽美于一身。还有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这人是敝城市长的儿子。也就是那个因纵欲无度未老先衰，我在讲小个子的中尉太太的故事时已经提到过的那名恶少。这家伙整个晚上都一言不发。最后，作为结尾，还有一名中学生，说话非常激烈、头发蓬乱的十八岁上下的男孩，他阴阳怪气地坐在一边，似乎他那年轻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看来，他正在为自己才十八岁感到苦恼。使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后来查明，这小家伙当时已是在某中学高年级建立的一个独立的阴谋家小集团的首领。我没有提到沙托夫：他就坐在这里桌子下首的一个角落，把自己的坐椅拉出一点，望着地面，板着脸，一言不发，既不喝茶也不吃面包，两手一直拿着他的便帽不放，仿佛想以此来表明他不是客人，他是因为有事才来的，他想什么时候走就可以站起来，说走就走。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的是基里洛夫，他也一言不发，沉默寡言，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望着地面，而是恰恰相反，用他那呆滞而又无神的目光凝神注视着每一个发言的人，注意地听着，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激动，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惊奇。客人中的有些人过去从没有见过他，这时正沉思地悄悄打量着他。不知道维尔金斯卡娅本人是否知道存在五人小组的事？我认为她什么都知道，而且就是听她丈夫说的。至于那个女大学生，当然她什么也没有参加，但是她自有她自己要操心的事；她只想在这里做客一天或者两天，然后继续往前走，走遍所有拥有大学的城市，以便“与穷苦的大学生们患难与共，并唤醒他们起来抗争”。她随身带着几百份石版印刷的呼吁书，这呼吁书似乎就出自她自己的手笔。有意思的是，那名中学生一见到她就好像有血海深仇似的对她深恶痛绝，虽说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她，而她也一样，从来没有见过他。那名少校是她的亲舅舅，在分别十年之后，还是头一次见到她。当斯塔夫罗金与韦尔霍文斯基进屋的时候，她的脸蛋红得像红莓苔子一样：她刚刚因为对妇女问题的观点不同而与她舅舅大吵了一场。
二
韦尔霍文斯基几乎没有跟任何人问好，就大大咧咧地坐到桌子上首的一把椅子上。他露出一副厌恶的神态，甚至显得很高傲。斯塔夫罗金则彬彬有礼地向大家鞠躬问好，但是，尽管大家恭候的就是他俩，却似乎在一声号令下全装出一副几乎没有看到他们的样子。斯塔夫罗金刚刚坐好，女主人就板着脸问他：
“斯塔夫罗金，要茶吗？”
“劳驾。”他回答。
“给斯塔夫罗金倒茶，”她向负责倒茶的姐姐下令道，“您要吗？”（这已是问韦尔霍文斯基了。）
“当然要，谁会向客人提这样的问题？再来一点炼乳，你们家一向用这种令人倒胃的东西代替喝茶，而且家里还有人过命名日。”
“怎么，您也承认命名日？”女大学生忽地笑起来，“刚才还在谈这个问题呢。”
“陈词滥调。”那名中学生在桌子另一头悻悻然说。
“什么叫陈词滥调？忘掉偏见，哪怕是最无害的偏见也不能叫陈词滥调，而是相反，至今还很新颖，这是大家的耻辱。”那名女大学生陡地声称，她从椅子上猛地探身向前。“何况根本就没有无害的偏见。”她恶狠狠地又加了一句。
“我只想申明，”那中学生霍地非常激动起来，“各种偏见虽说是陈腐的东西，当然应该消灭，至于过命名日，大家都知道这是干蠢事，可是为谈论这事而浪费宝贵的光阴（本来全世界就已经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光阴），那就更迂腐了，所以倒不如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来讨论更需要讨论的问题……”
“您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串，一句也听不懂。”女大学生叫道。
“我认为，任何人都跟别人一样有平等的发言权，如果我也跟别人一样想发表自己的见解的话，那……”
“谁也没有剥夺您的发言权，”女主人亲自出面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人家只是请您不要慢腾腾地咬文嚼字，因为谁也听不懂。”
“然而请允许我冒昧地指出：您不尊重我；如果说我未能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出来，那，那绝不是因为我没有想法，而是因为我的想法太多了……”那中学生几乎绝望地嘟囔道，他彻底地语无伦次了。
“如果您不会说话，那就闭嘴。”女大学生甩出了一句。
那中学生甚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只是想说明，”他叫道，羞得满脸通红，又害怕看周围的人，“因为斯塔夫罗金先生来了，所以您情不自禁地跳出来想卖弄您的聪明——就这么回事！”
“您的想法是肮脏的和不登大雅之堂的，这说明您渺不足道，缺乏修养。请您以后别跟我说话。”女大学生叽叽喳喳地说道。
“斯塔夫罗金，”女主人开口道，“您来之前，这里正在吵吵嚷嚷讨论家庭权利问题——瞧，就是这位军官（她点头指了指那位少校，她的亲戚）。当然，我并不想用这个早就解决了的老掉牙了的废话来打扰您，但是家庭的权利和义务就它们现在表现出来的偏见而论，究竟是从哪来的呢？就是这问题。愿闻阁下高见？”
“怎么叫从哪来的？”斯塔夫罗金反问道。
“就是说，我们知道，比如说吧，关于上帝的偏见是由雷电产生的，”那个女大学生又猛地冲口说道，她两眼盯着斯塔夫罗金，眼珠都快蹦出来了，“太清楚了，原始人因为害怕雷电，感到自己在这个看不见的敌人面前无能为力，于是就把这个敌人神化了。但是关于家庭的偏见又从何而来呢？这家庭又是从哪来的呢？”
“这不完全是一回事……”女主人想阻止她讲下去。
“我认为，要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是不谦虚的。”斯塔夫罗金答道。
“怎么会这样呢？”女大学生又猛地探身向前。
但是在教师那一堆人里发出了嘿嘿的笑声，在桌子另一头的利亚姆申和那个中学生也立即与之响应，而在他们之后主人家的亲戚，那位少校也发出了嗄哑的大笑声。
“您应该写出滑稽戏。”女主人向斯塔夫罗金说。
“这样说并不能给您增光添彩，请问您贵姓。”女大学生非常恼火，不客气地回敬道。
“你也别蹦蹦跳跳的！”少校贸然道，“你是小姐，应当举止端庄，可你倒像坐在针尖上似的。”
“请您免开尊口，不许您不礼貌地用您那下流的比喻形容我。我头一次看见您，根本不想知道有您这门亲戚。”
“我可是你舅舅呀；你还是吃奶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抱过你！”
“您爱抱谁抱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那时候又没有请您抱，不懂礼貌的军官先生，可见当时您自己乐意抱呗。请允许我冒昧指出，以后不许您对我说你呀你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我永远不许，我说话算数。”
“她们呀，都这样！”少校捶了一下桌子，向坐在对面的斯塔夫罗金说。“不，您哪，对不起，我喜欢自由主义和当代的新思潮，我也喜欢听聪明的谈话，不过我有言在先——我说的是男人。但是听女人说话，听这些披着斗篷的摩登女郎说话——那就免了吧，您哪，我听了就头疼！你别扭来扭去，好不好！”他对那个又想从椅子上蹦起来的女大学生喝道，“不，我也要求发言，我受了侮辱，您哪。”
“您只会妨碍别人说话，可您自己又什么都不会说。”女主人愤怒地埋怨道。
“不，我就要说。”少校火了，对斯塔夫罗金说道，“斯塔夫罗金先生，您是新来的，我就指望您了，虽说我还没有荣幸认识您。没有男人，她们就会像苍蝇一样完蛋——这就是我的见解。她们的整个所谓妇女问题，乃是男人们一时糊涂替她们想出来的，结果是自寻烦恼——好在我还没有结婚，这得感谢上帝！丝毫不会花样翻新，您哪，她们连简单的花样也想不出来；而且这花样还得男人替她们想！这不，您哪，我抱过她，她十岁的时候，我就跟她跳过马祖卡舞，今天她来了，我自然要跑去拥抱她，她才说两句话就向我宣布没有上帝。哪怕说三句呢。可是她从第二句开始就说这个，也太心急了嘛。好吧，就算聪明人都不信上帝吧，可是要知道人家是因为聪明。而你呢，我说，胖娃娃，你对上帝到底又懂得什么呢？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男大学生教你的罢了，如果他教你在圣像前点灯，你也就去点了。”
“您净胡说，您是一个很坏的坏人，方才我已经有根有据地向您说明您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女大学生轻蔑地回答道，仿佛不屑于同这样的人多费唇舌，解释来解释去似的。“我方才告诉您的正是我们学的都是教义问答的话：‘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就会长寿，你就会致富’，这是写在摩西十诫上的。如果上帝认为必须为爱而给予奖赏的话，那您的上帝就违背了道德准则。方才我就是用这些话向您论证的，而不是从第二句话开始，而是因为您说您也有说话的权利。您脑筋迟钝，而且至今听不明白，那又能怪谁呢？您心里有气就想借此发作——这就是你们这代人的全部谜底。”
“糊涂虫！”少校说。
“而您是笨蛋！”
“你骂人好了！”
“但是，对不起，卡皮通·马克西莫维奇，您自己不也对我说过您不信上帝吗。”利普京在桌子的另一头尖声道。
“我说过又怎么样，我是另一回事！我信仰上帝也说不定，不过不全信。虽说不全信，但是我毕竟不会说这上帝应当枪毙。还在骠骑兵服役的时候，我就考虑过上帝的问题。在所有的诗里都爱说骠骑兵只会饮酒作乐：没错，您哪，我也许爱喝酒，可是，您信不信，我常常半夜一骨碌爬起来，只穿着袜子，就站在圣像前一个劲地画十字，让上帝赐给我信仰，因为还在当时我就感到不踏实：到底有没有上帝呢？真是进退两难！早上，当然要消遣作乐，信仰似乎不翼而飞了，总之，我发现，白天，信仰总好像要低落些。”
“你们不想打牌吗？”韦尔霍文斯基张大了嘴，打了个哈欠，问女主人。
“我太，我太赞成您提的这个问题了！”女大学生又猛地跳起来说道，她被少校的话气得满脸通红。
“听愚蠢的谈话，无异于浪费宝贵光阴。”女主人不客气地说，责备地看了看丈夫。
女大学生的神态变得严肃起来。
“我本来想对与会者谈谈大学生的苦难和抗争，可是因为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不道德的谈话上了……”
“没有任何东西是道德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不道德的！”女大学生一开口，那个中学生又沉不住气了。
“中学生先生，当老师还没有教您之前，我就老早知道了。”
“我可以肯定，”中学生怒不可遏，“您这个黄毛丫头从彼得堡来就为了给我们大家上课，不用您教，我们早知道了。关于圣训：‘当孝敬父母’（你都背不出来），以及这条圣训是违背道德准则的——早从别林斯基起全俄国就都知道了。”
“这有个完没有？”Madame维尔金斯卡娅对丈夫断然道。作为女主人，她对这无聊的谈话感到脸红，尤其是当她看到在新邀请来的客人中出现了若干会心的微笑甚至困惑以后。
“诸位，”维尔金斯基突然提高了嗓门，“如果有谁希望说点什么比较切合正题的话，或有什么事需要宣布，我建议你们抓紧时间。”
“我想冒昧地提个问题，”那位至今一直一声不出、正襟危坐的瘸腿教师委婉地说道，“我想知道，现在，咱们在这里是不是要开什么会，还是咱们不过是些前来做客的凡夫俗子们的碰头会？我问这话不过是为了做事有头绪些，免得糊里糊涂。”
这问题问得“很聪明”，也产生了效果；大家都面面相觑，每个人都像在等对方回答似的，蓦地，好像一声令下，大家又都转过头去，把目光投向韦尔霍文斯基和斯塔夫罗金。
“我干脆提议就‘我们是否要开会？’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表决。”Madame维尔金斯卡娅说。
“我完全赞成这一提议，”利普京响应道，“虽然它有意含糊不清。”
“我也赞成，我也赞成。”传来了好几个声音。
“我也觉得这样的确更有头绪些。”维尔金斯基附议。
“那么，请付表决！”女主人宣布，“利亚姆申，请您坐到钢琴前面去：开始表决的时候，您从那里也可以投票。”
“又来了！”利亚姆申叫道，“我给你们弹钢琴都弹够了。”
“我坚决请求您，您一定要坐下来弹；您不愿意做一个对事业有利的人吗？”
“我向您保证，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没人会偷听的。不过是您的幻想罢了。再说窗子很高，即使有人偷听，又能听懂什么呢！”
“连我们都听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声音悻悻然抱怨道。
“跟你们说了吧，多加一份小心永远没错。我是以防万一，怕有密探，”她向韦尔霍文斯基解释道，“让外面也能听到我们在过命名日和弹钢琴。”
“唉，见鬼！”利亚姆申骂了一句，坐到钢琴旁，开始敲敲打打地弹奏华尔兹，胡乱地瞎敲一通，就差用拳头在敲琴键了。
“愿意开会的，请举右手。”Madame维尔金斯卡娅提议。
一些人举手，另一些人没举。还有这样一些人，先举起手，后来又缩了回去。缩回去后又举起了手。
“呸，见鬼！我什么也不懂。”有位军官嚷了一嗓子。
“我也不懂。”另一个叫道。
“不，我懂。”第三个人叫道，“如果附议，请举手。”
“这附议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开会。”
“不，不开会。”
“我赞成开会。”那中学生向Madame维尔金斯卡娅叫道。
“那您干吗不举手呢？”
“我一直望着您，您不举手，我也不举手。”
“多蠢，我不举手是因为我是主持人。诸位，现在我提议重新表决，倒过来：谁希望开会，就坐在那里，不必举手，谁不希望开会，请举右手。”
“谁不希望开会？”那中学生反问道。
“您存心捣乱嘛，是不是？”Madame维尔金斯卡娅气得叫了起来。
“不，您哪，对不起，谁希望或者谁不希望的问题，应当弄得更清楚些，不是吗？”发出两三个人说话的声音。
“谁不希望，不希望。”
“可不是吗，如果不希望，到底应该举手还是不举手呢？”那军官叫道。
“唉，对宪法咱们还没有习惯。”少校说。
“利亚姆申先生，劳您大驾，您这么又敲又打的，谁也听不清。”那个瘸腿教员说道。
“可不是吗，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没有人会偷听的。”利亚姆申跳起来。“我本来就不想弹琴嘛！我是到你们家来做客的，而不是来敲打钢琴的！”
“诸位，”维尔金斯基提议，“请大家口头回答：我们开会还是不开会？”
“开会，开会！”从四面八方发出赞同的声音。
“既然这样，那就不用表决了，够了。诸位，你们都满意吧，还需要表决吗？”
“不用了，不用了，明白了！”
“也许，有人不希望开会吧？”
“不，不，大家都希望。”
“那开会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声音叫道。没人理他。
“应当先选一个主席。”四面八方又叫了起来。
“选主人，自然选主人啰！”
“诸位，既然这样，”被选为主席的维尔金斯基开口道，“那我就提一个我方才提过的最初的提议：如果有谁希望说点比较切合正题的话，或者有什么事需要宣布，那就抓紧时间说。”
全场沉默。所有人的目光又都转向斯塔夫罗金和韦尔霍文斯基。
“韦尔霍文斯基，您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宣布吗？”女主人直截了当地问道。
“什么事也没有。”他坐在椅子上，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不过我倒愿意来杯白兰地。”
“斯塔夫罗金，您不愿意吗？”
“谢谢，我不喝。”
“我是说您不愿意说点什么吗，而不是问白兰地。”
“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呢？不，我不想说。”
“一会儿就给您拿白兰地来。”她回答韦尔霍文斯基。
女大学生站了起来。她已经好几次蹿上又坐下地想站起来。
“我此来是想谈谈不幸的大学生们正在受苦受难，以及应如何到处唤醒他们起来抗争……”
但是她说了一半又说不下去了；在桌子另一头已经出现了另一个竞争者，于是所有的目光又都转到了他身上。长耳朵的希加廖夫带着一副忧郁的表情慢腾腾地从自己坐椅上站了起来，他神色忧郁地把一本厚厚的、写满了非常小的小字的稿纸放到桌子上。他没有坐下，但是一言不发。许多人都忸怩不安地望着他那沓稿纸，但是利普京、维尔金斯基和那个瘸腿教员却似乎对某种情况感到很满意。“我请求发言。”希加廖夫神态忧郁，但语气坚定地宣布。
“请讲。”维尔金斯基允许道。
这位要求发表演说的人坐了下来，沉默了大约半分钟，然后用俨乎其然的声音说道：
“诸位……”
“白兰地来啦！”负责给大家倒茶的那个女亲戚厌恶而又轻蔑地打断了他的话，她刚才去拿白兰地，现在她把一瓶白兰地连同高脚酒杯一起放在韦尔霍文斯基的面前，她既不用托盘，也不用盘子，而是将酒杯夹在手指缝里。
被打断话头的讲演者神态俨然地停顿了片刻。
“没什么，接着讲吧，您讲您的，我不听。”韦尔霍文斯基叫道，一面给自己倒满了酒杯。
“诸位，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希加廖夫重新开口道，“你们往下就会看到，为了在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上恳请诸位帮助，我必须先说几句开场白。”
“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您没有剪刀吗？”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忽然问道。
“您要剪刀干吗？”她瞪大两眼瞧着他。
“忘记剪指甲了，三天了，一直想剪而没有剪。”他说，一面旁若无人地端详着自己那又长又脏的指甲。
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蓦地涨红了脸，但那位年轻姑娘维尔金斯卡娅却似乎很喜欢他那股劲儿。
“方才，我好像在这里的窗台上看见一把剪刀。”她从桌旁站起来，走过去找剪刀，而且立刻拿了回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甚至连正眼也没瞧她，就拿起剪刀，动手剪了起来。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明白了，这是实际上应该做的事，不禁为自己的气量狭小而感到惭愧。与会者面面相觑，一言不发。那个瘸腿教员愤愤然又心怀嫉妒地观察着韦尔霍文斯基。希加廖夫开始接着发言：
“我悉心钻研代替现行社会制度的未来社会的社会制度这个问题之后，得出结论，社会制度的所有创建者，从远古时代直到当前的一八七×年，都是一些幻想家、讲童话故事的人和蠢货，他们自相矛盾，对自然科学和对那个被称之为人的奇怪动物一窍不通。柏拉图、卢梭、傅立叶、铝制圆柱，这一切只适用于麻雀，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但是因为未来的社会形式正是在现在就必须预先设计好，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终于准备行动了，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再细加推敲了，因此我现在想提出我自己的世界制度体系。这体系就在这里！”他拍了拍那沓稿纸。“我想对与会者尽可能简要地谈谈我的这本书；但是我看还需要补充许多口头说明，因此全部叙述，就我这本书的章节算，至少需要十个晚上。（发出了笑声。）此外，我还要预先申明，我的体系还没有最后想好。（又听到了笑声。）我被自己的材料弄糊涂了，而且我的结论与我据以立论的我的初衷直接矛盾。我的初衷是实行无限自由，结论却必须实行无限专制。然而我还要补充一点，除了我这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以外，不可能有其他方案。”
笑声越来越大，但是发笑的多半是年轻人，可以说吧，都是那些不大懂行的客人。在女主人、利普京和瘸腿教员的脸上都流露出某种不胜遗憾的表情。
“如果说您自己都没法拼凑成自己的体系因而悲观失望的话，那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一位军官小心翼翼地指出。
“您说得对，现役军官先生，”希加廖夫向他忽地转过身来，“尤其是您使用了‘悲观失望’这几个字，是的，我感到悲观失望；然而在我这本书里所说的一切，是无法替代的，而且没有其他出路；任何人都想不出任何其他办法。因此我才抓紧时间邀请诸位来花上十个晚上的时间听一听拙著的内容，然后再请诸位讲一讲自己的看法。如果诸位组员不想听我讲，那还不如好说好散，咱们一开始就各走各的路——男人们去当差办事，处理公务，女人们则去下厨房，因为否定我的书以后，他们就找不到其他出路。任——何——出——路也找不到！错过了时机只会对自己有害，因为以后势必还得回到这上面来。”
开始了骚动，传来了七嘴八舌的声音：“他怎么啦，难道是疯子？”
“这说明，全部问题就在于希加廖夫的悲观失望，”利亚姆申最后道，“而关键在于他有没有资格悲观失望？”
“希加廖夫近乎悲观失望，这是他的个人问题。”那中学生说。
“我提议表决，希加廖夫的悲观失望与我们的共同事业有多大关系，与此同时，还应付诸表决的是，他的话值不值得听？”那军官快乐地认定。
“此言差矣，您哪。”那瘸子终于加入了谈话。一般说，他说话似乎总带着某种嘲弄的笑容，因而很难分清他是说真话呢，还是开玩笑。“诸位，此言差矣，您哪。希加廖夫先生对自己的任务非常严肃，非常忠实，而且非常谦虚。他的书我看过。他提议，作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可以把人区分为数目不等的两部分。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个人自由和统治其余十分之九的人的无限权利。这十分之九的人必须丧失自己的个性，变成一群类似畜生一样的东西，并在无限的服从中，通过一系列蜕变，达到一种原始天堂式的原始纯真，虽然，话又说回来，他们还必须劳动。作者为剥夺十分之九的人类的意志，以及用改造整整几代人的办法把他们变成畜生而提出的各项措施，是极其出色的，它们以自然界的状况为依据，而且十分合乎逻辑。你们尽可以不同意书中的某些结论，但是要怀疑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广博学识，那是困难的。可惜的是，要抽出十个晚上的时间，这与当前的情况完全不相容，要不然，我们倒能听到许多真知灼见。”
“难道您这话当真？”Madame维尔金斯卡娅甚至有点惊慌地问瘸子。“要是这人不知道，人多了应该怎么办，居然要把十分之九的人都变成奴隶？我早就在怀疑他。”
“就是说，您在说您兄弟？”瘸子问。
“亲属？您是不是在嘲笑我？”
“而且，除此以外，还得给贵族干活，把他们奉若神明，一切听命于他们——这太卑鄙了！”女大学生愤然指出。
“我向大家提出的不是卑鄙，而是天堂，人间的天堂，人世间再不可能有其他天堂了。”希加廖夫威严地总结道。
“我可不会让他们进天堂，”利亚姆申叫道，“如果这十分之九的人无处可去的话，我就把他们抓起来，一声爆炸，让他们灰飞烟灭，而只留下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让他们安安静静地活下去，做学问。”
“说这话的只有小丑！”女大学生刷地满脸涨得通红。
“他是小丑，但他有用。”Madame维尔金斯卡娅对她悄声道。
“说不定这倒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希加廖夫热烈地转向利亚姆申，“乐天派先生，当然，您还不知道您说出了一个多么深刻的思想。但是因为您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现在还只能限于进人间天堂，既然大家都这么叫它。”
“不过简直是胡说八道！”韦尔霍文斯基仿佛脱口而出。不过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冷淡，眼睛也不抬，继续剪他的指甲。
“为什么是胡说八道呢，您哪？”瘸子立刻接茬道，倒像就等他开口好抓住他不放似的。“为什么偏偏是胡说八道呢？希加廖夫先生起码是个宅心仁厚的狂热者；但是您想想，傅立叶，尤其是卡贝，甚至还有蒲鲁东本人，他们都提出过许多最专制、最狂热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希加廖夫先生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起他们来也许要清醒得多。我敢向您保证，看过他的书以后，几乎不可能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他也许比任何人都较少脱离现实，至于他所说的人间天堂，几乎是真正的天堂，也就是人类因失去它而望洋兴叹的那个天堂，假如这天堂过去确实存在过的话。”
“哼，我早知道我会碰一鼻子灰的。”韦尔霍文斯基又嘟囔道。
“对不起，您哪，”那瘸子越来越激动了，“谈论未来的社会制度，几乎是一切正在思考着的当代人的迫切的必须。赫尔岑毕生最关心的就是这事。我确切地知道，别林斯基整晚整晚地与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和先行解决未来社会制度中的甚至最琐屑，可以说甚至最俗不可耐的种种小事。”
“有些人甚至都想疯了。”少校突然说。
“这毕竟能谈出点结果来，总比有些人摆出一副独裁者的架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要好。”利普京压低了声音咕哝道，似乎他终于壮大胆子要发动进攻了。
“我说胡说八道并不是说希加廖夫。”韦尔霍文斯基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瞧，诸位，”他微微抬起眼睛，“我看，所有这些书呀，傅立叶呀，卡贝呀，所有这些‘劳动权’呀，希加廖夫理论呀——这一切就像是可以写出的成千上万部小说。这就像是一种消磨时间的美学散步。我明白，你们在这座小城里感到很无聊，因此看到几张写满了字的稿纸，就饥不择食地扑过去，狼吞虎咽。”
“对不起，您哪，”瘸子在椅子上坐不住了，“我们虽然是外省人，当然，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值得人们深表惋惜，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暂时还没有出现任何因为我们疏忽，没有看到而应当痛哭流涕的事。可是现在却有人利用各种在外国炮制的、偷偷散发的传单向我们提出建议，让我们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字当头，借口是这世界不管怎样医治反正医治不好了，还不如采取治本的办法，砍掉一亿颗脑袋，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倒可以更有把握地跳过那些沟沟坎坎。这想法无疑好极了，但是它起码不符合现实，就像您刚才那么轻蔑地谈到的‘希加廖夫理论’一样。”
“好啦，我也不是来参加讨论的。”韦尔霍文斯基无意中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可是却好像根本没有发觉自己失言似的——他把蜡烛往身边移了移，让光线更亮些。
“可惜呀，您哪，很可惜您不是来参加讨论的，很可惜您现在这么关心自己的仪表。”
“我的仪表关您什么事？”
“砍掉一亿颗脑袋，如同想用宣传来改造世界一样，是同样困难的。甚至，也许，更困难，尤其在俄国。”利普京又冒险说道。
“现在人们寄予希望的正是俄国。”军官说。
“我们也曾听说人们寄希望于俄国。”瘸子接茬道，“我们知道，那个神秘的index正指向我们美丽的祖国，而它是一个最有能力完成伟大任务的国家。不过有这样的情况，您哪：倘若用宣传来逐步解决问题，我个人恐怕还能多少捞到点好处，起码可以愉快地神侃一通，而且还可能因为为社会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从上司那里谋得一官半职。而第二种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即砍掉一亿颗脑袋的办法，说实在的，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奖赏呢？你一开始宣传，说不定，就有人会割掉你的舌头。”
“肯定会割掉您的舌头。”韦尔霍文斯基说。
“您瞧。因为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要完成这样的屠杀也非得有五十年，起码要三十年不可，因为那些人不是绵羊，他们不让你杀也说不定，倒不如收拾起自己的盆盆罐罐，漂洋过海，移居到某个平静的群岛，并在那儿心平气和地阖上自己的双眼，不闻不问，岂不更好？请相信，您哪，”他别有深意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通过这样的宣传，您只会让人逃亡国外，别无其他！”
他显然自鸣得意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他是省里的一位有识之士。利普京阴险地微笑着。维尔金斯基则略带闷闷不乐地听着，其余的人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场争论，尤其是女士们和军官们。大家都明白，鼓吹砍掉一亿颗脑袋的那人被逼到了墙角，大家都在等待这场争论如何了局。
“话又说回来，您说得很好，”韦尔霍文斯基比方才更加冷淡，甚至似乎感到很无聊似的慢条斯理地说道，“逃亡国外——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尽管您预感到许多明显的不利，愿为共同事业奋斗的战士毕竟在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由此可见，没有您也行。我说哥们儿，这是一个取代旧宗教的新宗教，因此才会出现这么多战士，这是一件大事业。可是您却想逃亡国外！听我说，我建议您去德累斯登，而不是到那些平静的群岛去。第一，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传染病的城市，因为您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定怕死；第二，离俄国近，因而您可以较快地从亲爱的祖国得到收入；第三，该城拥有众多的所谓艺术宝库，而您是一位很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好像还当过文学教师；最后，它在它的区域内还拥有一个它自己的袖珍瑞士——这就有利于激发诗的灵感，因为您肯定常常写诗。总之，这是一个藏在鼻烟壶里的瑰宝！”
发生了一阵骚动，尤其是军官们都活跃起来。再过片刻，说不定所有的人就会同时开口。但是那瘸子却恼怒地上了他的钩：
“不，您哪，也许我们还不想走哩，我们还不想离开共同事业！这，您应该明白……”
“怎么，难道您想加入五人小组，倘若我向您建议？”韦尔霍文斯基蓦地脱口道，把剪刀放到桌上。
大家似乎都打了个寒噤。这个谜一般的人太突然地暴露了自己。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五人小组”。
“任何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人君子，绝不会离开共同事业，”瘸子在找台阶下，“但是……”
“不，您哪，这里的问题不是但是。”韦尔霍文斯基威严而又不客气地打断道，“诸位，我宣布，我需要直截了当的回答。我太明白了，我到这里来，又亲自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我就有义务向你们说清楚（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自我暴露），但是在我还没有弄清楚你们的思想方式以前，我是不会向你们说明任何问题的。先别说空话——因为迄今为止已空谈了三十年，总不能再空谈三十年吧——我请问诸位，你们究竟喜欢哪一种办法：一种是慢慢来，那就是先写社会小说和纸上谈兵，在办公室里规划人类今后数千年的命运，可与此同时，专制政权却会把本来自动飞到你们嘴里的煎饼一口吞掉，可你们却把就在嘴边的东西放了过去，或者你们想采取另一种快的办法，先不管这办法是什么吧，反正这办法最终将给你们松绑，让人类在广阔的天地自行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而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身体力行，说到做到了。有人叫嚷：‘要砍掉一亿颗脑袋。’——这也许不过是隐喻，但是他们这样说又有什么可怕呢？因为倘若采取纸上谈兵的慢办法，专制制度在某个一百年中吃掉的不是一亿颗，而是五亿颗脑袋也说不定。还要请你们注意，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人，不管在纸上给他开什么药方，反正是治不好了，而且相反，倘若拖延下去，他就会腐烂发臭，把我们传染上，甚至把我们现在尚可以指望的一切新生力量糟践尽净，因而使我们大家最后完蛋。我完全同意，发表一些自由主义的、能言善辩的空谈，的确非常开心，可是真要行动起来却难免有点儿棘手……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这人不会说话；我到这儿来是有事通知你们的，因此我恳求可敬的诸位同道，现在不是来表决，而是直接而又干脆地回答，你们到底喜欢哪一种办法：在沼泽地像乌龟似的爬行呢，还是开足马力飞过沼泽？”
“我举双手赞成开足马力！”那中学生兴高采烈地叫道。
“我也赞成。”利亚姆申响应道。
“如果要选择，自然，毫无疑问。”一位军官嘀咕道，在他之后又有一个人表示赞成，而在这人之后还有一些什么人。使大家感到吃惊的主要一点是，韦尔霍文斯基居然有事通知，而且还亲口应允立刻宣布。
“诸位，我看，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按传单精神办。”他环视着在座诸公，说道。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传来了多数人的声音。
“不瞒你们说，我还是比较赞成人道的解决办法，”少校说，“但是既然大家同意，我也只好随大流。”
“那么说，您也不反对？”韦尔霍文斯基问瘸子。
“我倒不是赞成……”他稍许有点脸红，“即使我现在同意大家的意见，也仅仅是为了不破坏……”
“你们这帮人呀都这样！为了显示他的自由主义和能言善辩，本来准备用半年时间来争论，可是到要表决的时候却又随大流了！诸位，不过请大家考虑一下，你们是不是全都准备好了？”（什么准备好了——这问题很不明确，但却极富诱惑力。）
“当然，全准备好了……”大家都表了态。不过又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
“啊，也许，这么快就表示同意，以后又反悔了？要知道，你们几乎一向这样。”
大家情况各不相同地激动起来，十分激动。瘸子向韦尔霍文斯基首先发难。
“不过请允许我向您指出，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是有条件的。即使我们作出了决定，也请您注意，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提出的问题，毕竟……
“什么奇怪的方式？”
“奇怪就奇怪在这类问题不应当这么提。”
“请足下可以教我。要知道，我早就相信，首先发难的一定是您。”
“您硬要我们作出回答。让我们同意立即行动，不过，您又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您又有什么资格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您早就应该想到问这问题了嘛！那您干吗要回答呢？同意了又发现不妥。”
“我看呀，您提到那个主要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不加掩饰的轻率，让我想到您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权利提这样的问题，您不过是自己感到好奇罢了。”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韦尔霍文斯基叫道，仿佛开始感到很惊慌。
“我是说入会问题，不管怎么说，至少应当是两人单独进行，而不应当当着二十个不相识的人的面！”瘸子贸然道。他把要说的话全说了出来，但已怒不可遏。韦尔霍文斯基像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惊慌不安的样子向大家迅速转过身来。
“诸位，我认为我有责任向大家宣布，这一切都是愚蠢的，我们的谈话也太离谱了。我还不曾吸收过任何人入会，任何人也无权说我在发展新会员，我们不过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是这样吗？不管是不是这样，您让我感到很不安，”他又向瘸子转过身去，“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这种几乎极其普通的问题也需要两人单独面谈。您该不是害怕告密吧？难道在我们中间现在有可能潜伏着告密者？”
群情哗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
“诸位，既然这样，”韦尔霍文斯基继续道，“首当其冲，身受其害的应当是我，因此我提议大家都来回答一个问题，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回答的话。悉听尊便。”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大家喧闹起来。
“是这样一个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事情也就清楚了：我们一起留下来呢，还是一言不发地拿起我们的帽子，各奔东西？”
“问题呢？问题呢？”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正在预谋中的政治谋杀案，他预见到全部后果，他是去告密呢，还是留在家里，等候事态发展？对这事的看法可能各不相同。对这问题的回答就会清楚地说明——我们应该各奔东西呢，还是一起留下来，那就远不是留今天一个晚上了。我首先请问阁下。”他转过身去问瘸子。
“干吗先问我呢？”
“因为您是始作俑者。劳驾了，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在这里巧言令色是帮不了您忙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随您便；完全随您的便。”
“对不起，但是，这样的问题甚至有点气人。”
“不，不能再说明确点吗。”
“我从来没有做过秘密警察的密探，您哪。”瘸子的嘴撇得更厉害了。
“劳驾，说得明确点，别耽误时间。”
瘸子气得够呛，甚至闭上了嘴不予回答。他一声不吭，在眼镜底下恶狠狠地瞪大了两眼，看着这个死乞白赖地折磨他的人。
“是或者否？您会不会去告密？”韦尔霍文斯基喝问。
“当然不会去告密！”瘸子也叫道，声音比他大一倍。
“没有人会去告密的，当然不会去告密。”传来许多人的声音。
“请问，少校先生，您会不会去告密？”韦尔霍文斯基继续道。“请注意，我是故意问您的。”
“不会去告密，您哪。”
“好吧，假如您知道，一个人想要杀死和洗劫另一个普通人，您不是会去告密，会去检举吗？”
“那当然，您哪，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民事问题，而现在谈的是政治告密。我从来没有做过秘密警察的密探，您哪。”
“这里也没有人做过。”又响起了许多人的声音。“这是一个用不着问的问题。大家的回答都一样。这里没有人会去告密！”
“这位先生干吗站起来？”女大学生叫道。
“他叫沙托夫。您干吗站起来，沙托夫？”女主人叫道。
沙托夫真的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韦尔霍文斯基。似乎，他有什么话想对他说，但又犹豫不决。他脸色苍白，恶狠狠的，但是他忍住了，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向门外走去。
“沙托夫，要知道，这样对您是不利的！”韦尔霍文斯基冲他的背影令人不解地喝道。
“然而对您有利，你是个密探和无耻小人！”沙托夫在门口向他喝道，彻底走了出去。
又是一片大呼小叫和长吁短叹。
“这就是考验！”有一个人叫道。
“还真管用！”另一个声音叫道。
“管用倒管用，是不是晚了点呢？”第三个人说。
“谁请他来的？”“谁让他进来的？”“他是什么人？”“沙托夫是干什么的？”“他会不会去告密？”大家纷纷提出问题。
“如果是个告密者，他就会装腔作势，可是他根本不在乎，扭头就走。”有人说。
“瞧，斯塔夫罗金也站起来了，斯塔夫罗金也没有回答问题。”女大学生叫道。
斯塔夫罗金果真站了起来，在桌子另一头跟他一起站起来的还有基里洛夫。
“对不起，斯塔夫罗金先生，”女主人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在这里全回答了问题，您却一声不吭地想走？”
“我看不出有必要回答这个使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斯塔夫罗金咕哝道。
“可是我们的名誉受到了牵连，您却没有。”有几个声音一齐叫起来。
“你们受牵连跟我有什么关系？”斯塔夫罗金笑道，但是他的眼睛却在闪闪发光。
“怎么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响起了一片大呼小叫声。
许多人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对不起，诸位，对不起，”瘸子叫道，“韦尔霍文斯基不是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吗，他只是提出问题。”
这意见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大家面面相觑。斯塔夫罗金冲着瘸子的脸放声大笑，接着便走出了房间，跟在他后面走出去的是基里洛夫。韦尔霍文斯基跟在他俩后面追了出去，一直追到外屋。
“您这不是使我难堪吗？”他嗫嚅道，抓住斯塔夫罗金的一只手，用力握了握。斯塔夫罗金默默地抽出了手。
“您立刻到基里洛夫家去，我说话就来……我有要事，必须这样！”
“我没有必要。”斯塔夫罗金断然拒绝。
“斯塔夫罗金会去的，”基里洛夫最后道，“斯塔夫罗金，您有这个必要。回去后我就向您说明一切。”他俩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