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醒了好几次，怕睡误了事，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窗外天色刚泛白。我穿上衣服和靴子（衣服皱成一团，靴子也没有擦，都摆在床边，因为尼古拉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它们），没有祷告上帝，也没有梳洗，就平生第一次独自出门了。[11]
在对面一幢大房子的绿屋顶后面，晨曦透过寒雾泛出红光。春晨的严寒冻硬了泥土，冻结了小溪，冻疼了我的脚、脸和手。我们那条巷子里还没有一辆马车，我盼望能找到一辆，好快去快回。只有几辆货车在阿尔巴特街上行驶着，两个泥水匠一边聊天，一边从人行道上走过去。我走了一千来步，才遇见一些男人和提着篮子去市场的女人；我遇见去汲水的水车；在十字路口出现一个卖油炸包子的小贩；有一家面包房正在开门。在阿尔巴特门附近，我碰见一个年老的车夫，坐在他那辆外皮剥落、满是补丁的淡蓝色破马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着盹。他一定还没睡醒，到修道院往返路程，只向我要二十个戈比。但是，他突然清醒过来，我刚要上车，他便用缰绳梢打马，索性从我身边赶走了。“得喂马啦！不行，先生！”他嘟囔说。
我好容易才劝说他停下来，答应给他四十个戈比。他叫马站住，注意地望望我说：“上车吧，老爷。”我承认我有些害怕，怕他把我带到僻静的小巷里，抢劫我的东西。我揪住他的破外套的领子（这样一来，他那大驼背上布满皱纹的脖颈就可怜地露了出来），爬上高低不平、摇摇晃晃、淡蓝色的车座。于是，我们就一路颠簸沿着沃兹德威仁卡街驶下去。路上，我注意到马车背后盖着一块和车夫的外套料子一样的绿布，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使我平静下来，我不再怕他会把我带到偏僻的小巷里抢劫我了。
我们到修道院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把教堂的圆顶镀成辉煌的金色。阴影里还很冷，但是整个路面上却流淌着混浊的急流，马在融雪的泥浆中啪嗒啪嗒地蹚着。我走进修道院围墙，遇到第一个人，就问他怎样找到神父。
“那就是他的修道室。”那个过路的修道士说，站了一会儿，指着有台阶的小屋。
“多谢。”我说……
那些从教堂里鱼贯走出来的修道士都打量着我，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不是成人，又不是个孩子；头发没有梳，脸也没有洗，衣服上沾着毛，靴子没有擦，还沾着泥。打量我的那些修道士在心目中会把我归为哪一类人呢？他们注视着我。但是，我还是按照那个年轻修道士所指的方向走去。
一个穿黑衣服、长着两道白色浓眉的老头儿，在通往修道室的小路上和我相遇，问我有什么事？
一时之间，我想说“没有什么事”，然后跑回去，坐上马车回家；不过，尽管那老头儿双眉紧锁，他的脸相却让人信任。我说我要见忏悔神父，并且说出他的名字。
“来吧，少爷，我给您领路，”说着，他就折回去，显然立刻猜到我的情况，“神父在做早祷；过一会儿就会来的。”
他打开门，领我穿过整洁的过道和前厅，沿着干净的麻布地毯，走进修道室。
“您就在这儿等着吧。”他带着和善的、使人安心的神情说了这话就走出去。
我待的那个房间很小，拾掇得井井有条。全部家具是：一张摆在两扇小窗中间的、铺着漆布的小桌，窗台上摆着两盆天竺葵，一只圣像架，悬在圣像前的一盏灯，一把安乐椅和两把椅子。角落里挂着一只表盘上画着花卉的钟，链子上悬着两个铜锤；隔断顶上有刷了白灰的小木板连接着天花板，钉子上挂着两件长袍。隔断后面大概摆着一张床。
窗户外面两俄尺远有一堵白墙。窗户和墙之间长着一丛矮小的丁香树。外面没有一点声音传进来，因此，钟摆愉快而有节奏的嘀嗒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响亮。我单独待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里，我头脑里以前的种种思想和回忆马上都飞逝了，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完全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沉思中。那件衬里破了的发黄的土布法衣，那些书籍的破烂的黑皮面和铜扣，那些叶子冲洗过、泥土也仔细浇过的深绿色盆花，特别是那钟摆单调的断断续续的响声，都清楚地向我说明了一种我至今还不晓得的新生活，一种孤独、祈祷、宁静、平安幸福的生活……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心里想，“而他总是孤单单一个人，总是心情平静，在上帝面前总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他的祈祷上帝已经听到了。”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极力不动身子，不大声喘气，唯恐破坏了对我有着很多启示的和谐声音。钟摆依旧嘀嘀嗒嗒地响着，往右边摆时响些，往左边摆时声音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