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起一张纸，最初想写下明年的义务表和日程表。需要在纸上画线。但是因为找不到尺子，我就拿拉丁语字典来代替。用钢笔沿着字典的边画了线再把字典移开，结果是，不但线没有画成，反而在纸上留下长长一道墨迹，字典不够纸的长度，画到字典的软角上，线就弯了。我又拿了一张纸，挪动着字典，将就着画好一道线。我把义务分成三类：对自己的义务，对别人的义务和对上帝的义务。我先写第一类，哪知道它们有那么多项目和那么多种类，非先写出“生活准则”，然后再列表不可。我拿起六张纸，订成本子，在封皮上写了“生活准则”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写得歪歪斜斜，很不整齐，我考虑了好半天，要不要重新写过？望着这份撕破了的表格和这么难看的标题，我苦恼了好久。为什么在我心灵里，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清晰，而当我想要把我所计划的任何东西付诸实行的时候，结果写在纸上和在生活中竟是那么不像样呢？……
“神父来了，请下楼听训诫吧。”尼古拉来通报说。
我把本子放到桌子抽屉里，照了照镜子，把头发梳上去，我认为，这样能使我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走进起居室，那里已经摆好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面放着圣像，点着几支蜡烛。爸爸从另外一扇门与我同时走进来。神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修道士，板着老脸，向爸爸祝福。爸爸吻了吻他那又短又宽的、枯干的小手，我也照样做了。
“叫弗拉基米尔来，”爸爸说，“他在哪儿？不，不要找他了，他一定是在大学里斋戒。”
“他正在招待公爵呢。”卡坚卡说，瞥了柳博奇卡一眼。不知为什么柳博奇卡突然脸红了，皱起眉头，假装有些不舒服，走出屋去。我跟着她走出去。她在客厅站住，又用铅笔在纸上记什么。
“怎么，你又犯错误了吗？”我问。
“不，没什么，没什么……”她回答说，满面红晕。
这时，前厅里传来德米特里向沃洛佳告别的声音。
“唉呀，一切对你都是诱惑。”卡坚卡走进屋里对柳博奇卡说。
我不明白姐姐出了什么事：她羞愧得眼泪汪汪，窘迫到了极点，不但生自己的气，也生卡坚卡的气，因为卡坚卡分明在嘲弄她。
“哦，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个外国女人（再也没有比叫卡坚卡外国女人更让她难过的了，因此柳博奇卡就用这个字眼）。在这样的圣礼之前，”她用庄严的语气接着说，“你是存心叫我难过的……你要明白……这可不是儿戏……”
“你知道，尼古连卡，她写了什么？”卡坚卡说，因为叫她外国女人而非常生气，“她写了……”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坏，”柳博奇卡说，她大哭着离开了我们，“在这种时候，总是故意引人犯罪。我并没有老没完没了地提你的感情和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