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但是，很明显，那时一切事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象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因为这种私有观念不是一下子在人类思想中形成的，它是由许多只能陆续产生的先行观念演变而来的。人类在达到自然状态的终点以前，需要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获得很多的技巧和知识，并把这些技巧和知识一代一代地传授下去，使它们不断增加起来。因此，我们不得不追溯到更为遥远的时代，竭力用同一观点，按照最自然的顺序，把那些缓慢递嬗的事件和陆续获得的知识综合起来。
人的最原始的感情就是对自己生存的感情；最原始的关怀就是对自我保存的关怀。土地的产品，供给他一切必要的东西；本能促使他去利用这些东西。饥饿以及种种欲望，使他反复地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其中之一促使他绵延他的种类；而这种绵延种类的盲目倾向，由于缺乏任何内心情感，因而只能产生一种纯动物性的行为。需要一经满足，两性便互不相识，而孩子本身，一旦能够离开母亲独立生存，也就与她毫无关系了。
原始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初仅局限于纯粹感觉、几乎不能利用自然的禀赋、也决想不到向自然有所索取的那种动物的生活就是这样。但是不久困难出现了；因而必须学会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树木的高大阻碍他采摘树上的果实；寻找食物的野兽和他争夺食物；还有一些凶猛的野兽甚至要伤害他的生命。这一切都使他不得不致力于身体的锻炼。他必须使自己变成一个灵巧的、奔跑迅速的和勇于战斗的人。树枝、石头等自然武器，不久就到了他的手里。他学会了克服自然的障碍，学会了于必要时战胜别的动物，学会了同其他的人争夺食物，或者也学会了补偿他前此不得不让给更强者的那些东西。
随着人类的繁衍，人们的痛苦也就随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土壤、气候和季节的差异，必然会使人们不得不把这种差异带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去。荒年、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炎热的夏季都能够毁灭一切，因而要求他们具有一种新的技巧。在沿海和沿河的地方，人们发明了钓线和钓钩而变成渔民和以鱼为食的人。在森林地带，人们创造了弓箭而变成猎者和善战的人。在寒带地方，人们就穿起被他们打死的野兽的皮。雷电的闪烁、火山的爆发或者某种侥幸的机会使他们认识了火。这是防御冬季严寒的一种新方法。他们学会了保持火的不灭，然后又学会了生火，最后并学会了用火来炮炙他们以前生吞的肉食。
由于人和其他动物以及人与人之间一再接触的结果，在人的心灵中自然会产生对于某些关系的知觉。这些关系，我们用大、小、强、弱、快、慢、勇敢、怯懦等字以及其他于必要时通过几乎无意识的对比而产生的类似观念来表示。这些关系，终于会使人产生了某种思考，或者可以说某种机械的谨慎，这种谨慎会指示他为保障自身的安全而采取最必要的手段。
从这种发展中所产生的新的知识，使人增加了他比别种动物的优越性，而且也使人认识了这种优越性。人试行对野兽设置陷阱，用千百种方法去诱骗它们。虽然有许多动物在战斗中力量比人大，奔跑得比人快，可是慢慢地，对那些能供人使用的动物，人变成了它们的主人；对那些对人有害的动物，人变成了它们的降灾者。这样，人第一次对自己作了一番观察以后，便产生了最初的自尊的感觉。这样，在他还不大会分别等级的时候，在他想把自己那一类看作第一等的时候，他老早就准备把他个人列为同类中的第一等了。
虽然他的同类对他的关系不象现今我们的同类对我们的关系一样，虽然他和他的同类并不比和其他禽兽有更多的来往，可是他也不会完全忽略对他的同类加以观察。时间一久，他就会看出在他的同类之间、在他的雌性和他自己之间有许多相同之点，他并能据此推断出另一些尚未被他发现的相同之点。当他发现在同样情形下，大家的行动和他自己的行动都一样的时候，他便可以推知大家的思想方法和对事物的感觉与他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也是完全相同的。这个重要的真理，一旦在他的心灵中得到证实，通过一种与推理方法同样确切而比推理方法更为直接的预感，便可以促使他在与他人交往时，遵循着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所应遵守的最好的行为规则。
经验告诉他，追求幸福乃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动力，因而他能够区分两种情况：一、由于共同利益，他可以指望同类的帮助，这是一种稀有的情况；二、由于彼此间的竞争，他不能信任他的同类，这是更稀有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和他的同类结合成群，或者至多也不过结合成某种自由的团体，这种团体并不拘束任何人，它的存续期间也不会超过促使该团体形成的那种临时需要的存在期间。在第二种情况下，每个人为了力求获取自己的利益，如果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便公开使用强力，如果觉得自己比较弱，便使用智巧。
人类就是这样于不知不觉中获得了对相互间的义务以及履行这些义务的好处的粗浅观念。但是，只有在目前的和显而易见的利害对他们有这样要求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观念，因为他们毫无预见，不用说遥远的将来，甚至连第二天的事情都不会想到。如果大家在捕一只鹿，每人都很知道应该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是如果有一只兔从其中一人的眼前跑过，这个人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去追捕这只免；当他捕到了兔以后，他的同伴们因此而没有捕到他们的猎获物这件事，他会不大在意，这是无须怀疑的。
我们不难理解，人们相互间的这种关系，并不需要比差不多同样结合成群的乌鸦或猴子的语言更为细致的语言。在很长时期内，人们普通的语言必定是由无音节的叫声、很多的手势和一些模拟的声音组成的。在各个地区对这种语言再加上一些有音节的和约定的声音（关于最初语言的制定，我前面曾经说过是不大容易解释的），于是人们便有了许多个别的语言，不过这种语言都是粗糙和不完备的，很象今天许多野蛮民族仍在使用着的语言一样。
由于时间的悠久，而我要说明的事物又过于繁复，同时，人类初期的进步几乎使人不易觉察，所以我不得不在转瞬之间跨过无数世纪。因为，事物的演变过程越缓慢，便越应当以简练的笔法来描写。
这些初期的进步，终于使人能够取得更快的进步。智慧越发达，技巧便越趋于完善。不久，人们就不再睡在随便哪一棵树下，或躲在洞穴里了。他们发明了几种坚硬而锋利的石斧，用来截断树木，挖掘土地，用树枝架成小棚；随后又想到把这小棚敷上一层泥土。这就是第一次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促进了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的区分，从此便出现了某种形式的私有制，许多的争执和战斗也就从而产生了。可是，首先建造住所的，似乎都是一些最强悍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觉得自己有力量保护它。我们可以断定，弱者必然会感到与其企图把强者从那些小屋里赶走，不如模仿他们来建造住所更为省事和可靠。至于已经有了小屋的人，谁也不会去占据邻人的小屋，这倒不是因为邻人的屋子不属于他所有，而是因为那小屋对他没什么用处，并且如果要占据它，难免要和居住那小屋的家庭作一场激烈的战斗。
人类情感最初的发展，乃是一种新的情况的结果，这种新的情况把丈夫、妻子、父母、子女结合在一个共同住所里。共同生活的习惯，使人产生了人类所有情感中最温柔的情感：夫妇的爱和父母的爱，每个家庭变成一个结合得更好的小社会，因为相互依恋和自由是联系这一小社会的唯一的纽带。于是，在男女两性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最初的差别，在此以前，男女两性本来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的。从此，妇女便经常家居，并习惯于看守小屋和孩子；男人则出去寻找共同的生活资料。由于得到了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两性都开始失去一部分强悍性和气力。虽然；每个人单独战胜野兽的力量不如以前，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比以前更便于集合起来共同抵御野兽了。
在这种新的状态中，人们过着简单的、很少来往的生活，他们的需要很有限，并且使用着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发明的一些工具，因此他们能够享有较多的闲暇，用来为自己安排他们的祖先所不知的各式各样的舒适的享受。这是人们于无意中给自己带上的第一个枷锁，同时这也就是给他们后代准备下的最初的痛苦的根源。因为，除了他们这样使身体和精神继续衰弱下去以外，这些舒适的享受一旦成为习惯，便使人几乎完全感觉不到乐趣，而变成了人的真正的需要。于是，得不到这些享受时的痛苦比得到这些享受时的快乐要大得多，而且有了这些享受不见得幸福，失掉了这些享受却真感到苦恼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语言的使用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或者它在各个家庭中是怎样不知不觉地趋于完善的。而且还可以揣测各种特殊的原因怎样使语言变得更为必要，从而扩大了它的使用并加速了它的发展。洪水泛滥或者地震使一些有人居住的地方被水或悬崖峭壁所包围；地球的变迁使大陆的某些部分割裂为岛屿。我们不难想象，这样接近起来而不得不营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比起在大陆森林中飘泊流浪着的人们之间，应当更容易形成一种共同的方言。因此，很可能是这样：岛上的居民经过最初的试航以后，便给我们大陆带来了使用语言的习惯；或者，至少也可能是这样：在大陆上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社会和语言之前，岛上已经建立了社会，产生了语言，而且这两者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于是一切都开始改变了面貌。那些一向在森林中飘泊的人们，由于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地区，渐渐地互相接近起来，结合成各种集团，并终于在各个地方形成了有共同风俗和性格的个别民族。这些人所以形成个别民族并不是由于规章和法律，而是由于过着同一方式的生活，以同样食物为生，并受着相同气候的影响。长期的毗邻难免不使各家庭之间发生某些联系。青年男女居住在毗邻的小屋里，基于自然的要求而发生的临时关系，继之以日益频繁的来往，不久就变成另一种同样亲密而更为持久的关系。人们逐渐习惯于考虑不同的对象并加以比较，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才能和美丽的观念，由此便产生出偏爱的感情。由于不断相见的结果，一不相见便怅然若有所失。一种温柔甜密的感情渗入心灵之中，这种感情因很小的冲突就会变成激烈的愤怒。嫉妒随着爱情而出现，一旦反目，最温柔的感情就会酿成人血的牺牲。
随着观念和感情的互相推动，精神和心灵的相互为用，人类便日益文明化。联系日多，关系也就日益紧密。人们习惯于聚集在小屋前面或大树周围，歌唱与舞蹈——爱情和闲暇的真实产物——变成了悠闲的、成群的男女们的娱乐，甚至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事项。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或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惭和羡慕。这些新因素所引起的紊乱，终于产生了对幸福和天真生活的不幸的后果。
人们一开始相互品评，尊重的观念一在他们心灵中形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被尊重的权利，而且一个人不为人尊重而不感到任何不便，已成为不可能的了。由此便产生了最初的礼让的义务，甚至在野蛮人之间也是如此。从此，一切有意的侵害都变成了凌辱，因为，除了由于损害所产生的损失之外，受害者还认为那是对他的人格的轻视，而这种轻视往往比损失本身还更难忍受。这样，由于每一个人对他所受到的轻视怎样予以惩罚，是按照他对自己的尊重程度来决定的，所以，报复就变成了可怕的事情，人也就变成了好杀而残忍的动物。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野蛮民族曾经进化到的程度正是这样。许多人没有把这些观念辨别清楚，没有注意到这些民族已经离开了最初的自然状态有多么远，竟草率地作出结论说，人天生是残忍的，需要文明制度来使他们变为温和。实际上，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那么温和的了，在那个时候，人被自然安排得距离野兽的愚钝和文明人的不幸的智慧都一样远，他为本能也同样为理性所限，只知道防备所面临的祸害的威胁，他为自然的怜悯心所制约，不会主动地加害于人，即使受到别人的侵害也不会那样去做。因为按照贤明的洛克的格言：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已经开始建立的社会和在人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要求人们所具有的性质，已不同于他们的原始体质中所禀赋的性质。由于道德观念已开始渗入人类行为之中，由于在没有法律以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所受侵害的唯一裁判者和报复者，因此适合于纯粹自然状态的善良已不适合于新产生的社会。随着互相侵害的机会日益增多，对侵害所施行的报复也就日益严酷。在那个时候，正是报复的恐怖代替了法律的制裁。这样，尽管人们已变得忍耐性不那么强了，尽管自然的怜悯心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变性，但是人类能力的这一发展阶段是恰恰处于介乎原始状态中的悠闲自在和我们今天自尊心的急剧活动之间的一个时期，这应该是最幸福而最持久的一个时期。对于这一点我们越加深思，便越觉得这种状态极不易发生变革，而且也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一种状态〔十六〕；除非由于某种不幸的偶然事件，人类是不会脱离这种状态的。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偶然事件最好是永不发生。我们所发现的野蛮人，几乎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从他们的事例中，似乎可以证实：人类生来就是为了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
当人们满足于自己的粗陋的小屋的时候；当人们还局限于用荆刺和鱼骨缝制兽皮衣服、用羽毛和贝壳来装饰自己、把身体涂上各种颜色、把弓箭制造得更为精良和美观、用石斧作渔船或某些粗糙的乐器的时候；总之，当他们仅从事于一个人能单独操作的工作和不需要许多人协助的手艺的时候，他们都还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但是，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起；自从人们觉察到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劳动就成为必要的了、广大的森林就变成了须用人的血汗来灌溉的欣欣向荣的田野；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
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都是美洲野蛮人所不知道的，因此他们一直停留在未开化状态；其他民族，在还不能同时运用这两种技术的时候，好象也仍然停留在野蛮状态。欧洲的开化，与其他各洲相比，虽不算早，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它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较少间断，因此，文明化的程度也较高；其所以如此，最主要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欧洲不仅是产铁最多，同时也是产麦子最为丰富的地方。
很难猜测人类对铁的认识和使用是怎样开始的，在不能预知其结果以前，他们自己就能想出从矿藏中提炼某种物质以及为了熔炼这种物质所应做的各种准备，那是难以设想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发明归因于某些偶然火灾，因为矿藏只是在没有树木和其它植物的不毛之地逐渐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已经加了小心，不让我们发现这个不幸的秘密。只有在极不常见的情况下，某一火山突然爆发，喷出正在熔化中的金属物质，才会使看见的人想到模仿自然，从事冶炼金属。即使如此，我们还须假定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预见，来进行那么艰难的工作，并且那么早就能推想到可以从中获取利益。这类事情只有智慧比较发达的人才能想到，而那时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智慧的。
至于农业，远在实践开始以前，它的原理就被人认识了。人们既然不断从事由树木和其他植物上采取食物，对于自然为繁殖植物所用的方法，几乎不可能不很快地获得一种观念。但是他们也许很晚才把智巧使用到这方面来；其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树木和渔猎一样，可以供给他们食物，并用不着他们去照管，或者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谷物的用处，或者是因为没有种植谷物的工具，或者是因为不能预见到未来的需要，最后，或者是因为没有方法防止他人侵占他们的劳动成果。当他们变得更为智巧一些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就开始用锐利的石头和带尖的木棒，在他们的小屋周围种植一些蔬菜或根菜作物。这样，经过很长时期以后，他们才知道种植谷物，才能够获得从事大规模耕种所必要的工具。当然，还不必说，要从事农业这种技术，必须先肯于牺牲一些东西，然后才能收获更多的东西，野蛮人的脑筋是不会有这种远见的。因为他们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一样，连在早晨想到晚上的需要都很不容易。
因此，为使人类致力于农业，其他各种技术的发明就是必要的了。自从必须有一些人从事熔铁和打铁工作的时候起，就需要另外一些人来养活他们。工人的数目越增多，从事供给公共生活资料的人数就越减少，但是消费生活资料的人口并没有减少。而且，因为必须给某一些人若干生产品来换取他们的铁，另外一些人终于发明了利用铁来增多生产品的秘诀。
因此，一方面出现了耕耘法和农业；另方面出现了金属加工和推广金属用途的技术。
土地的耕种必然会导致土地的分配，而私有一旦被承认，也必然会产生最初的公正规则。因为，要把各个人的东西返还给各个人，是以每个人能有一些东西为前提的；由于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未来，同时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有些可以失掉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怕由于损害他人而使自己遭到报复。这种起源之所以是很合乎自然的，特别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撇开劳动去设想新生的私有观念。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人要把并非自己创造的东西据为己有，除了因为添加了自己的劳动以外，还能因为添加了什么别的东西？只有劳动才能给予耕种者对于他所耕种的土地的出产物的权利，因而也给予他对于土地本身的权利，至少是到收获时为止。这样年复一年地下去，连续占有就很容易转化为私有。格老秀斯说过，古代人曾给赛来斯女神以立法者的称号并把纪念她的节日命名为“黛丝摩福里”，他们的意思是：由于土地的分配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即所有权，这种权利和从自然法中所产生的权利是不相同的。
在这种状态中，一切事物可能始终是平等的，如果人们的才能是相等的话，例如，铁的使用与生产品的消费总能经常保持准确的平衡。但是，这种均衡，什么也维持不住，不久，就被打破了。强壮的人作的工作较多；灵巧的人可以从自己的劳作中获得较多的利益；聪明的人找到了一些缩短劳动的方法；或者农民需要更多的铁，或者铁匠需要更多的麦子。虽然彼此都同样地劳动，但有的人获得很多的报酬；有的人维持生活都有困难。这样，自然的不平等，不知不觉地随着“关系”的不平等而展开了。因此，由于情况不同而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效果上就更加显著，也更为持久，并且在同样的比例上开始影响着人们的命运。
事物发展到这种程度，其余的便不难想象了。我不必再费时间，来描写其他各种技术的相继发明、语言的发展、才能的试验和使用、财产的不平等、财富的利用或滥用；我也不必描写伴随着这些事物而来的一切详细情节，因为那是每个读者都不难自己加以补充的。我不过将要概括地观察一下处在这种新的事物顺序中的人类而已。
这时，人类的一切能力都发展了，记忆力和想象力展开了活动；自尊心加强了；理性活跃起来了；智慧已几乎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完善的程度。这时，一切天赋的性质都发挥了作用，每个人的等级和命运不仅是建立在财产的多寡以及每个人有利于人或有害于人的能力上，而且还建立在聪明、美丽、体力、技巧、功绩或才能等种种性质上。只有这些性质才能引起人的重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很快地具有这些性质或常常利用这些性质。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样子，但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显出另一种样子。于是，“实际是”和“看来是”变成迥然不同的两回事①。由于有了这种区别便产生了浮夸的排场；欺人的诡计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邪恶。另一方面，从前本是自由、自主的人，如今由于无数新的需要，可以说已不得不受整个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受他的同类的支配。纵使他变成了他的同类的主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却同时也变成了他的同类的奴隶：富有，他就需要他们的服侍；贫穷，他就需要他们的援助；不穷不富也决不能不需要他们。于是他必须不断地设法使他们关心他的命运，并使他们在实际上或在表面上感到为他的利益服务，便可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就使得他对一部分人变得奸诈和虚伪；对另一部分人变得专横和冷酷，并且，当他不能使一些人畏惧自己，或者当他认为服侍另一些人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欺骗他所需要的一切人。最后，永无止境的野心，与其说是出于真正需要，勿宁说是为了使自己高人一等的聚积财富的热狂，使所有的人都产生一种损害他人的陰险意图和一种隐蔽的嫉妒心。这种嫉妒心是特别陰险的，因为它为了便于达到目的，往往戴着伪善的面具。总而言之，一方面是竞争和倾轧，另一方面是利害冲突，人人都时时隐藏着损人利己之心。这一切灾祸，都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后果，同时也是新产生的不平等的必然产物。
在人们还没有发明代表财富的符号以前，财富的内容只包括土地和家畜，只包括人们能够占有的现实财产。而当不动产在数量和面积上增长到布满了整个地面并都互相毗连起来的时候，一个人只有损害他人才能扩大自己的财产。那些或因软弱或因懒惰错过了取得财产机会的人们，虽然没有失掉任何东西，却变成了穷人。因为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变了，只有他们自己没有变，于是他们不得不从富人手里接受或抢夺生活必需品。从此，由于富人和穷人彼此间各种不同的性格，开始产生了统治和奴役或者暴力和掠夺。在富人方面，他们一认识了统治的快乐，便立即鄙弃一切其他的快乐。并且，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旧奴隶来制服新奴隶，所以他们只想征服和奴役他们的邻人。他们好象饿狼一样，尝过一次人肉以后，便厌弃一切别的食物，而只想吃人了。
这样，因为最强者或最贫者把他们的力量或他们的需要视为一种对他人财产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按照他们的看法就等于所有权，所以平等一被破坏，继之而来的就是最可怕的混乱。这样，因为富人的豪夺、穷人的抢劫以及一切人毫无节制的情欲，扼杀了自然怜悯心和还很微弱的公正的声音①，于是使人变得悭吝、贪婪和邪恶。在最强者的权利和先占者的权利之间发生了无穷尽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以战斗和残杀而终结〔十七〕。新产生的社会让位于最可怕的战争状态：堕落而悲惨的人类，再也不能从已踏上的道路折回，再也不能抛弃已经获得的那些不幸的获得物，同时他们努力以赴的只不过是滥用使自己获得荣誉的种种能力，从而为自己招致恶果，并终于使自己走到了毁灭的边缘。
他被新发生的灾祸惊呆了，又有钱又可怜，
他只想逃避财富，
并憎恶他曾经馨香祝祷的东西了。
人们对于这样悲惨的境遇和压在他们身上的灾难始终不加考虑，毕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富人很快就会感觉到一切费用都由他们负担的长期战争对自己是多么不利；在战争中，生命上的冒险虽是大家共同的，而财产上的冒险，则只是富人自己的。此外，无论富人怎样掩饰自己巧取豪夺的行为，总觉得那只是建立在一种不确定的、不正当的权利之上，而且财富既是用暴力得来，也能被人用暴力夺去，他们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的。即使那些全凭自己的勤劳而致富的人们，也几乎不能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找到更好的根据。他们尽管说：“这道墙是我修建的，这块土地是凭我的劳动得来的。”人们可以反问：“请问，你占地的界限是谁指定的呢？我们并没有强使你劳动，你凭什么要我们来负担你劳动的报酬呢？有无数同胞，因为缺乏你所拥有的过多的东西而死亡、而受苦，难道你不知道吗？在人类公有的生活资料中，你把超过维持你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部分据为己有，就应该取得全人类明示的和一致的同意，难道你还不知道么？”富人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有力的理由和足以自卫的力量；他虽然很容易制服某一个人，却会被成群的前来抢劫他的财产的人们所制服。富人是以一人对抗全体的，由于富人与富人之间的相互嫉妒，因之他们不能联合起来对抗那些因抢劫的共同愿望而结合起来的敌人。为情势所迫，富人终于想出了一种最深谋远虑的计划，这种计划是前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就是：利用那些攻击自己的人们的力量来为自己服务，把自己原来的敌人变成自己的保卫者，并向他们灌输一些新的格言，为他们建立一些新的制度，这些制度对富人之有利正如同自然法对富人之有害是一样。
在这种目的下，富人向他的邻人们述说一种可怕的情势：如果所有的人彼此都武装起来相对抗，就会使某些人的富有和另一些人的贫穷，都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无论是在贫穷或在富有之中，任何人都得不到安宁。在述说了这种情势之后，富人就很容易地造出一些动听的理由，诱导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他们说：“咱们联合起来吧，好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占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的、人人都须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强者和弱者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齐。总之，不要用我们的力量来和我们自己作对，而要把我们的力量集结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根据明智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以保卫所有这一团体中的成员，防御共同的敌人，使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和睦之中。”
其实，无须说这么多话就足以诱惑那些容易受骗的粗野的人了，何况他们之间，有很多纠纷需要解决，不能没有评断是非的人；他们又有过大的贪婪和野心，也不能长期没有主人。于是大家都前去迎接他们的枷锁，相信它可以保障他们的自由。因为人们有足够的理智来觉察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处，却没有足够的经验来预见政治制度的危险。而最能预见弊窦的人，恰恰是指望从弊窦中获取利益的人；而且，就是那些明智的人，也认为应该决心牺牲他们的一部分自由，以保存另一部分自由，如同一个负伤的人把一只臂膀割掉，来保全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
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者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十八〕；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未，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社会的建立如何使其他一切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为了对抗联合起来的力量，其余的人们如何也必须联合起来。社会很快就增多了或扩大了，不久就布满了整个地面；在世界上，人们再也找不到一个角落，能够摆脱他们的枷锁，能够避开自己头上的利剑，这个利剑因为时常操纵不当而使每个人感到永远悬在自己的头上。市民法既已成为公民的共同规则，于是自然法仅只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之间。在各个社会之间，自然法被称为万民法，并由某些默认的协议加以调整，使社会间的交往成为可能，并使人类所失去的自然怜悯心得到补偿，因为自然怜悯心在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上几乎已经丧失了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所具有的全部力量，现在仅只存在于一些伟大的世界主义者的心灵之中，这些世界主义者超越了那些分离各民族的臆想的障碍，他们仿照创造他们的上帝的榜样，把整个人类都包容在他们的仁爱之中。
这些政治组织，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既然还一直这样停留在自然状态之中，不久便感到种种不便，使得它们不能不摆脱这种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存在于这些庞大的政治组织之间，比以前存在于构成这些政治组织的各个人之间，对于人类还更为不幸。由此便产生了那些震撼自然和违反理性的民族战争、残杀和报复，以及那些竟把杀人流血的荣誉列为美德的可怕偏见。最正直的人也学会了把扼杀同类当作自己的一种义务。我们终于看到成千成万的人自相残杀，而他们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一天的战斗中所屠杀的人；在占领一座城市时所造成的恐怖，比在自然状态中，整个地球上许多世纪内所杀害的人和所造成的恐怖还要多得多。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人类分成许多不同的社会后的最初结果。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社会的成立问题。
我知道关于政治社会的起源，有许多作者还持有其他主张，例如认为起源于强者的征服，或弱者的联合；对于这些原因的选择，是与我所要证明的东西无关的。可是，我在上文所阐述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最合乎自然的，理由是：（一）在第一种情形下，所谓征服权并不是一种权利，所以不能据以创立任何其他权利；在征服者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关系上，除非被征服民族完全恢复了自由，自愿选择它的征服者作自己的首领，他们二者便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在此以前，无论订立了什么样的投降条约，这些条约既然仅以暴力为基础，这一事实本身就注定了这条约是无效的。所以在这种假定上，既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也不可能有政治组织，除强者的权力外，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法律。（二）在第二种情形下，强和弱这两个字的意义是暧昧不明的，在所有权或先占者的权利的设定与政治统治的建立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两个字的意义倒不如用·贫和·富两个字来表达更为恰当。因为，实际上，在有法律以前，一个人要想使他的同类服从，除了袭击他们的财产，或者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一部分以外，是没有任何（三）因为穷人除了他们的自由而外，没有什么可以失掉的东西，除非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绝不会毫无代价地自愿抛弃他们所仅存的唯一所有物。相反地，可以说富人对自己财产的每一部分都是敏感的，要使富人受损害，那是极其容易的事；因此，富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必须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总之，我们认为一种制度，与其说是对他有害的人所发明的，不如说是对他有利的人所发明的，这才是比较合理的。
新产生的统治机构毫无固定的和正规的形式。哲学和经验的缺乏，使人只能觉察到目前的不便；至于其他的不便，人们只在它们出现的时候，才会想到加以纠正。尽管有最贤明的立法者尽了一切努力，政治状态总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几乎是一种偶然的产物。而且因为它开始就不健全，时间虽能使人发现它的缺点而提出一些挽救方法，但却永远不能补救组织本身的缺陷。人们只是继续不断地加以改善，其实他们应当象来喀古士在斯巴达所作的那样，首先扫清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以便从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厦。社会起初不过是由一些一般公约组织起来的；所有成员对这些公约都约定遵守，并由共同体对每一个成员负保证之责。只有经验证明了这样一个组织是多么脆弱，以及违犯公约的人又多么容易逃避所犯过错的认定和惩罚——因为他的过错只有公众才能作证和加以裁判——的时候；只有人们千方百计地逃避法律的时候；只有不便和混乱继续不断地增多的时候，人们才终于想到把公共权力冒险地委托给私人，才把执行人民决议的任务委托给官吏。因为如果说人们在结盟以前，就已经选出了首领，如果说在有法律以前就已经有了法律执行者，这乃是一种无须认真加以辩驳的假设。
然而，如果认为人民一开始就会无条件地、永远地投入一个专制主人的怀抱，认为无所畏惧的和未经驯服的人们所想到的第一个维护公共安全的方法就是投身于奴隶制，那也是不大合理的。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防止受压迫，不是为了保护可以说构成他们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找出一个统治者呢？而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一个人所能遭到的最大不幸，就是看到自己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支配，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存他仅有的这些东西才需要首领的援助，他却一开始就自愿地放弃了这些仅有的东西而把它们交给一个首领，这岂不是违背常识吗？对于如此宝贵的权利的让与，首领能给他们以什么相等的代价呢？如果他以保护他们为借口，竟敢强求这种权利的让与，他们立刻就会以讽刺的口吻回答他说：“敌人对我们也不过如此吧！”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普林尼曾对图画真说：我们所以拥戴一个国王，为的是他能保证我们不作任何主人的奴隶。
我们的政治家们关于爱好自由所作的那些诡辩和哲学家们关于自然状态所作的那些诡辩是一样的。他们根据自己曾经见过的事物，判断他们未曾见过的极不相同的事物。他们因为看到一些人耐心忍受奴役，便认为人们有一种忍受奴役的天然倾向。他们没有想到，自由也和天真与美德一样，人们只有在亲自享受的时候才感觉到它们的价值，一旦丧失了它们，便也丧失了对于它们的兴趣。布拉西达斯对一位把波斯波里斯城的生活同斯巴达的生活相比较的波斯总督说：“我知道你的故乡的幸福，你却不会知道我的故乡的快乐。”
文明人毫无怨声地带着他的枷锁，野蛮人则决不肯向枷锁低头，而且，他宁愿在风暴中享自由，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正如一匹被驯服了的马，耐心地忍受着鞭策和踢马刺，而一匹未驯服的马则一接近马缰辔就竖起鬣毛，用蹄击地，激烈地抗拒。所以，不应当根据被奴役的人民的堕落状态，而应当根据一切自由民族为抵抗压迫而作出的惊人事迹来判断人的天性是倾向奴役或反对奴役。我知道前一种人只是不断地夸耀他们在枷锁下所享受的和平和安宁，其实他们是把最悲惨的奴隶状态称为和平。但是，当我看到后一种人宁肯牺牲快乐、安宁、财富、权力、甚至生命来保存他们这项唯一的财产——也就是丧失了这项财产的人那么藐视的财产——的时候；当我看到生来自由的一些野兽，因憎恨束缚向牢笼栏干撞坏了头的时候；当我看到成千成万的赤裸裸的野蛮人，鄙视欧洲人的婬逸生活，只为保存他们的独立自主而甘冒饥饿、炮火、刀剑和死亡的危险的时候，我感到讨论“自由”的问题，并不是奴隶们的事情。
至于父权，许多学者认为专制政治和整个社会都是由父权派生出来的，我们用不着援引洛克和锡得尼相反的论证，只须指明以下几点就够了：世界上没有比父权的温和与专制政治的残暴更相径庭的了，因为父权的行使与其说是为了命令者的利益，毋宁说是为了服从者的利益。依照自然法，父亲只是在他的子女还需要他的扶助的时候，他才是子女的主人。过了这个时期，他们便处于同等的地位了，子女完全脱离父亲而独立，对父亲只有尊敬的义务而没有服从的义务，因为报恩只是一种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一种可以强求的权利。因此，我们不能说文明社会是从父权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却应该说父权是从文明社会汲取了它的主要的力量。一个人只是在子女们聚居在他的周围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是这些子女的父亲。父亲的财产——他仅只是他的财产的真正主人——乃是保持其子女对他的从属关系的纽带。他可以根据每个子女是否经常遵从他的意志克尽孝道来决定每人所应继承的部分。至于臣民对于暴君，则不能期待任何类似的恩惠，因为臣民自身及其一切都属于暴君所有，或者至少暴君自己认为是如此，所以当暴君把臣民自己的一些财产留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把它当作一种恩惠来接受。暴君剥夺臣民，算是公正；暴君让臣民活着，算是施恩。
如果我们这样从权利出发来继续研究这些事实，我们就会发现专制政治的建立出于人民自愿之说，既无可靠的根据，也缺乏真实性。如果一种契约只拘束当事人的一方，一切义务都由一方来负担，他方毫无负担，而受损害的恰恰是负担义务的人，那么，要证明这种契约的效力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即在今日的贤明善良的君主的制度，尤其是法兰西国王的制度，也远非如此。我们可以在他们颁布的敕令中许多地方看到这一点，特别是在！”６６７年用路易十四的名义并根据他的命令刊行的一部名著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因此，我们决不应当说君主可以不受他本国法律的支配，因为与此相反的命题乃是万民法上的一条真理，虽然这条真理有时为阿谀者所攻击，但贤明的国王总是象国家的保护神一样来保护这一真理。我们如果也象明智的柏拉图那样地说：一个王国的完美无缺的幸福在于臣民服从国王，国王服从法律，而法律是公正的，并且永远面向公众的幸福，那是多么更为合理啊！
我不想停下笔来研究这一问题：自由既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卢梭在巴尔贝拉克著作里找到这段引文。巴尔贝拉克是赞成普芬道夫而反对霍布斯的，他主张国王本人也应服从国家的根本法。高的能力，如果为了取媚于一个残暴的或疯狂的主人，竟毫无保留地抛弃他所有天赋中最宝贵的天赋，竟屈从主人的意旨去犯造物主禁止我们去犯的一切罪恶，这是不是使人类的天性堕落，把自己置于完全受本能支配的那些禽兽水平上？甚至是不是对自己的存在的创造者的一种侮辱？这个崇高的造物主看到他的最美的创造物遭到毁灭应当比看到他的最美的创造物受到侮辱更为愤怒。如果人们愿意，我就不详细论述巴尔贝拉克的权威说法。巴尔贝拉克根据洛克的看法，曾直截了当地表明：任何人不能出卖自己的自由，竟使自己受专制权力的任意支配。他接着说道：因为出卖自由就等于出卖自己的生命，而任何人都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所要知道的仅只是：不怕把自己贬低到这种程度的人们，有什么权利使他们的后裔也受同样的屈辱，并代替自己的后裔放弃那些并非由于他们的赐与而获得的幸福？对于一切理应享受这些幸福的人们来说，若是没有这些幸福，则生命本身就成为一种负担了。
普芬道夫说，人既可以根据协议与契约把自己的财产让与别人，同样也可以为了有利于某人而抛弃自己的自由。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拙劣的推理。因为，首先，我把财产让与别人以后，这项财产就变成完全与我无关的东西了，如果别人滥用它，也与我不相干；但是，人们要滥用我的自由，则不能与我无关，因为，我不能去冒那种使自己成为犯罪工具的危险，而又不使自己成为别人强迫我所犯罪恶的罪人。此外，所有权不过是一种协议和人为的制度，因此人人能够随意处分他所有的东西。但是，人类主要的天然禀赋，生命和自由，则不能与此相提并论，这些天赋人人可以享受，至于是否自己有权抛弃，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一个人抛弃了自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命，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因为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的。而且，纵使人们能象让与财产那样，把自由让与别人，但对子女们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子女们享受父亲的财产，只是由父亲的权利移转而来的；而自由乃是他们以人的资格从自然方面所获得的禀赋，父母没有任何权利剥夺他们这种天然禀赋。那么，为了建立奴隶制，就必须违犯自然，同样地，为了使这种权利永存下去，就必须变更自然。法学家们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
所以，我认为可以肯定：政府并不是从专制权力开始的。专制权力只不过是政府腐化的结果，是政府的终极点，它使政府又返回到最强者的权力上，而最初政府的建立乃是对最强者的权力的补救方法。不但如此，即使政府是从专制权力开始的，由于这种权力，按它的性质来说就是不合法的，所以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上的各种权利的基础，因之也不能把它作为人为的不平等的基础。
关于一切政府的基本契约的性质，本是尚待探讨的问题，但我们今天暂不深入研究。我只依照一般意见，把政治组织的建立视为人民和他们所选出的首领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契约，双方约定遵守其中规定的法律，这些法律构成了他们结合的纽带。人民在一切社会关系上，既已把他们每个人的意志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意志，所以一切表现这个意志的条款，同时也就成为对于国家全体成员无不具有拘束力的根本法。这些根本法之一并规定着负责监督执行其他各项法律的官员的选任和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包括维持宪法所需要的一切职权，但不能涉及宪法的变更。此外，人们还规定了一些 使 法 律和执行法律的官员受到尊重的有关荣誉的条款，并给他们本人一些特权以报偿他们为把国家管理好所需要从事的艰苦工作。在官员方面，他们则负有以下的义务：他们必须按照委托人的意思行使所受托的权力，必须维护每个人能以安全地享受他所有的一切，而且必须在任何情形下都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在经验还没有证明，或者说在人类的知识还没有使人预见到这样一种宪法不可避免的流弊以前，这一宪法应当是较好的宪法，因为负责维护这一宪法的人们自己就与宪法的保存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官职的设置和官员的权利既以根本法为唯一依据，因之，根本法一被破坏，官员们就丧失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人民就没有再服从他们的义务。而且因为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官员而是法律，所以每个人就当然恢复了他天赋的自由。
只要我们稍微仔细考虑一下，以上所说的这一点就可以被一些新的论剧所证实；而且就契约的性质而论，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契约并不是不可以取消的。因为，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力来保证缔约者的信守不渝，来强使他们履行相互间的允诺，缔约双方仍然是他们自己的讼争的唯一裁判者，那么，两造中的一造一旦发现对方违背了契约的条款或者那些条款对他不再适合的时候，他就随时有抛弃契约的权利。很可能，弃权的权利就是以这种原理为根据的。然而，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就是在于考察人类的制度，不难了解，假如掌握一切权力的并把契约的一切利益都据为己有的官员们有抛弃职权的权利，那么，因首长们的错误措施而受到损害的人民就更应当有抛弃从属关系的权利了。但是，这种危险的权利必然会引起可怕的纷争和无穷的混乱。这些纷争和混乱适足以说明：人类的政治组织是多么需要比单纯的理性更为坚固的基础；并且为了公共的安宁，是多么需要神意的参与，以便给予最高权力以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从而可以剥夺臣民对于最高权力这种不幸的自由处分的权利。宗教即便有它的弊端，只要对人们作这样一件有益的事情，便足以使人们热爱它而且皈依它，因为它节省下来的人类的血，多于因宗教狂热病而流出的血。但是我们还是沿着我们假定的线索继续探讨下去。
政府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是由政府成立时存在于个人之间或大或小的差异而产生的。如果有一个人在能力、道德、财富或声望上都是卓越的，而他独自被选为长官，那么，这个国家便成为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果有一些彼此不相上下的人，他们都高出别人一等，而一齐被选，那么，这个国家便成为贵族政体的国家。如果人们的财产或才能并不是那么不平均，而他们距离自然状态又并不很远，那么，他们便共同保持着最高的行政而组成民主政体的国家。时间已经证明了各种政体中哪一种政体是最有利于人类的。某一些人始终仅只服从于法律；而另一些人不久便听命于主人。公民们希望保持他们的自由；而臣民们由于不能容忍别人享受他们自己已经享受不到的幸福，所以他们只想剥夺他们邻人的自由。总之，一方面是财富和征服，另一方面则是幸福和美德。
在上述各种不同的政体中，一切官员最初都是由选举产生的。当一个人的财产条件不比别人优越时，人们所以选举他，是根据他的功绩，因为功绩给人以自然的威望；同时也根据他的年龄，因为年长的人处理事务富有经验，议决事情头脑冷静。希伯来人的“长者”，斯巴达的“元老”，罗马的“元老院”，甚至我们所谓领主一词的字源上的意义，都指明在从前年老是如何受人尊敬。越是老年人当选，选举就越频繁，也就越使人觉得麻烦。于是陰谋发生了、派系形成了、党派的冲突尖锐化了、内战的火焰燃起了；公民的生命终于为所谓国家的幸福而牺牲。人们于是又处于从前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前夕。有野心的权贵们，往往利用这种情况，把职位永远把持在自己家族之手。人民已经习惯于依附、安宁、和生活的安乐，再也不能摆脱身上的枷锁；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宁，他们甘愿让人加重对自己的奴役。这样，已经成为世袭的首领们，就逐渐习惯于把官爵看作自己的家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所有主，而起初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官史。这样，他们也就习惯于把他们的同胞叫作奴隶，把这些奴隶当牲畜一样算在他们的财产的数目之内，而自称是与神齐等的王中之王。
如果我们从这些各种不同的变革中观察不平等的进展，我们便会发现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因此，富人和穷人的状态是为第一个时期所认可的；强者和弱者的状态是为第二个时期所认可的；主人和奴隶的状态是为第三个时期所认可的。这后一状态乃是不平等的顶点，也是其他各个阶段所终于要达到的阶段，直到新的变革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它再接近于合法的制度为止。
为要了解这种进展的必然性，与其说应当考察设立政治组织的动机，不如说应当考察它在实际上所采取的形式，和那些随之而来的种种不便。因为使社会制度成为必要的那些缺点，同时也就是使社会制度的滥用成为不可避免的那些缺点。姑且不谈斯巴达这唯一的例外情形——在斯巴达，法律所关切的主要是儿童教育，来喀古士在那里并树立了无须用法律来辅助的道德风气——因为法律一般说来是弱于情欲，只能约束人而不能改变人，所以不难证明：任何一个政府，假如它不腐化、不败坏，总是严格遵循着它所负的使命前进，那末，这个政府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任何人都不规避法律，任何官员都不滥用职权，那末，这个国家就既不需要官员也不需要法律。
政治上的差别，必然会引起社会上人民间的差别。在人民与其首长之间日益增长着的不平等，不久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显示出来了，并且因欲望、才能和境遇的不同而形成千百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当权的官员若不安置一群肖小，并把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就不可能篡夺非法的权力。而且，公民们也只是在一种盲目的贪心引诱之下，才会受人压迫。他们宁向下看，而不往上看，因此，在他们看来，统治别人比不依附于人更为可贵。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很难强使一个决不好命令他人的人去服从别人；最有智谋的政治家也不能使那些以自由为唯一愿望的人们屈服。但是不平等是很容易伸展到野心家和怯懦者之间的，因为他们随时都在准备着冒风险，准备着依时运的顺逆，或者去统治人，或者去侍奉人，这二者对他们说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此，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人民竟被眩惑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要统治者对一个最渺小的人说：“让你和你的族人，都作显贵人物吧”，他立刻就在众人面前显得尊贵起来，而且自己也觉得尊贵起来了。他的后裔和他相隔的世代愈远，便愈显得尊贵。使他们成为显贵的原因越久远和越估不透，其效果也就起大；一个家庭里无所事事的人数越多，这个家庭也就越煊赫。
如果这里是应当研究细节的地方，我就不难说明这一问题：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声望和权威的不平等，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十九〕，因为人们一结成社会，就不得不互相比较，并从他们继续不断的互相利用中注意到所发现的彼此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分为许多种类。但是，由于通常人们主要是根据财富、爵位或等级、权势和个人功绩等方面的差异来互相评价，因此我可以证明这种种力量的协和或冲突，是一个国家组织得好坏的最可靠的标志。我可以指明，在这四种不平等中，个人的身分是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根源，财富则是最后的一个。而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余的一切。通过这种观察，我们能够确切地判断每个民族距离其原始制度的远近和走向腐败的顶点的进程。我可以指出，毁灭着我们全体的那种热衷于声望、荣誉和特权的普遍愿望，是如何在锻炼着、并使我们互相较量着我们的才能和力量；是如何在刺激着我们的欲望，并使欲望日益增多，以及如何使所有的人都相互竞争、对抗，或者勿宁说都成为仇敌，使无数有野心的人追逐于同一竞赛场上，因而每天都造成许多失败、成功和种种灾祸。我可以说明，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渴望别人颂扬自己，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几乎终日如疯似狂地想出人头地，才产生了人间最好和最坏的事物：我们的美德和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谬误；我们的征服者和我们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在极少数的好事物之中有无数的坏事物。最后，我可以证明，人们所以会看见一小摄有钱有势的人达到了富贵的顶点，而群众却匍匐呻吟于黑暗和贫困之中，乃是因为前者对于他们所享有的一切，越是别人被剥夺了的东西，他们才越觉得可贵，如果情况并没有改变，只要人民不再是贫困的人，他们也就不再是幸福的人了。
如果我们仅就以上各点详细地加以论述，便可以写成一部巨著。在这一著作里，我们可以与自然状态中的权利相对比，权衡一下各种政府的利弊。我们还可以把迄今所呈现的和在未来世纪中由于政府的性质以及时间所必然引起的变革而会呈现的不平等的各种不同形态揭露出来。我们会看到人民大众为了防御国外的威胁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他们在国内却被同样的措施所压迫；我们会看到这种压迫继续不断地在增长，而被压迫者永远不知道这种压迫有无尽期，也不知道为了制止这种压迫，他们还剩有什么合法的方法；我们会看到公民的权利和民族的自由逐渐在消灭，弱者的要求被看作是叛乱的怨言；我们会看到一种政策把保卫公共利益的荣誉，只限于一小部分的受雇佣的人；我们会看到，从此产生了征税的必要，在重税压迫下意志沮丧的农民即在太平年月，也甘愿离开田地，为了佩剑而放下锄头；我们会看到那些离奇的、不幸的、荣誉法规的出现；我们会看到祖国的保卫者迟早会变成祖国的敌人，不断地拿起武器指向自己的同胞；最后，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可以听到他们向国内的压迫者说：
如果你命令我把利剑刺入我父亲的胸膛，
刺入我的怀孕的妻子的脏腑，
我终于要完成你的命令，尽管我的臂膀在反抗。
从财产和社会地位的极端不平等中；从多种多样的欲望和才能、无益或有害的技术和肤浅的科学中，产生出无数的偏见。这些偏见都是同样地违反理性、幸福和道德的。我们可以看到：凡是足以离间已经结合起来的人们，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的那种事件；凡是足以给社会一种和睦的假象，而实际上是在散布分裂种籽的那种事件；凡是足以使各等级的人们因权利、利益的矛盾而相互猜疑和憎恨，因而有利于制服一切人并加强统治者的权力的那种事件，首领们无不在那里蓄意加以制造或煽动的。
正是在这种混乱和这些变革之中，暴君政治逐渐抬起它的丑恶的头，吞没它在国家各部门中所发现的一切善良和健全的东西，终于达到了蹂躏法律和人民并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它的统治的目的。在这最后一次变化以前的时期，必然是一个騷乱和灾难的时期。但是最后，一切都被这恶魔吞没殆尽，人民既不再有首领，也不再有法律，而只有暴君。从这个时候起，无所谓品行和美德的问题了。因为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
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封闭一个园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别的规则。这样，善的观念，正义的原则，又重新消失了。在这里一切又都回到最强者的唯一权力上来，因而也就是回到一个新的自然状态。然而这种新的自然状态并不同于我们曾由之出发的那种自然状态，因为后者是纯洁的自然状态，而前者乃是过度腐化的结果。但是，这两种状态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差别则是那么小，而且政府契约已被专制政治破坏到这种程度，以致暴君只在他是最强者的时候，才是主子；当他被驱逐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
曾把人类从自然状态引向文明状态的那些道路已经被人遗忘和迷失了，如果细心的读者这样地去发现和追溯这些道路，并根据我刚才指出的那些中间状况，将我因时间匆促而省略了的、或者因想象力所不及而没有想到的那些状况一一用思考把它恢复起来，他们一定会惊讶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正是在事物的这种缓慢递嬗中，他们将可以找到哲学家们所不能解决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无数问题的答案。他们一定会感觉到：此一时代的人类，不同于彼一时代的人类，狄欧若恩之所以找不到人，是因为他想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也一定会这样说：加东之所以与罗马和自由同归于尽，是因为生错了时代。假使他在五百年前掌握了统治权，这位最伟大的人恐怕是会震惊世界的。总之，读者们将会说明，人类的心灵和情欲是如何在不知不觉的变坏中，变更了它们的本性。也就是说，为什么时间一久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乐趣的对象都有了改变；为什么在原始人逐渐消逝的时候，社会，在贤者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失去纯朴本性的人和人为的情欲的集合体，而这样的人和情欲乃是所有新生关系的产物，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天然基础。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由思考而知道的东西，已完全被观察所证实。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内心和意向的深处是如此的不同，以致造成文明人至高幸福的东西，反而会使野蛮人陷于绝望。野蛮人仅只喜爱安宁和自由；他只愿自由自在地过着闲散的生活，即使斯多葛派的恬静②也比不上他对身外一切事物的那样淡漠。相反地，社会中的公民则终日勤劳，而且他们往往为了寻求更加勤劳的工作而不断地流汗、奔波和焦虑。他们一直劳苦到死，甚至有时宁愿去冒死亡的危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或者舍弃生命以求永生。他们逢迎自己所憎恶的显贵人物和自己所鄙视的富人，不遗余力地去博得为那些人服务的荣幸；他们骄傲地夸耀自己的卑贱，夸耀那些人对他们的保护；他们以充当奴隶为荣，言谈之间，反而轻视那些未能分享这种荣幸的人们。一位欧洲大臣那种繁重而令人羡慕的工作，在一个加拉伊波人看来会作何感想呢？这种悠闲的野蛮人宁愿意多少种残酷的死亡，也不愿过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之可怕，纵然有施展其抱负的快乐，也往往不能得到缓和！而且那个悠闲的野蛮人要了解如此劳神的目的何在，在他的头脑中就必须先具有权势和名望这些词汇的意义；就必须知道有一种人相当重视世界上所有其余的人对他们的看法，而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与其说是根据自己的证明，毋宁说是根据别人的证明。实际上，野蛮人和社会的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①。至于从这样一种倾向中，为什么会产生对善恶的漠不关心，纵然我们有许多谈论道德的卓越文章；为什么在一切都归结为现象的时候，一切都变为人为的和造作的：荣誉、友谊、美德，甚至恶行也不例外，从这一切中，我们终于发现了炫耀自己的秘诀。总之，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哲学、仁义、礼仪和崇高的格言，为什么我们总问别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而从不敢拿这一题目来问自己。因此我们只有一种浮华的欺人的外表：缺乏道德的荣誉，缺乏智慧的理性以及缺乏幸福的快乐，要说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主题范围以内。我认为既已证明下列两点也就够了，即：上述情况决不是人类的原始状态；使我们一切天然倾向改变并败坏到这种程度的乃是社会的精神和由社会而产生的不平等。
我已叙述了不平等的起源和进展、政治社会的建立和流弊。我所论述的这些事物，是尽量以仅凭理性的知识就可以从人类本性中推究出来的为限，并未借助于那些对最高权力予以神法上认可的神圣教义。根据我的说明，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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