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正如上面所说，我大概在一七三二年到达尚贝里，开始在土地登记处为国王工作。当时我的年龄已过二十，快到二十一岁了。拿我的岁数来说，我的智力已经相当发达，但判断力却很不够；我迫切需要有人能教我怎样为人处世。几年来的生活经验并没能使我把我的一些荒唐想法完全丢开，纵然我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是我对于世故人情还是了解不深，好象我没有从中取得什么教训。
我住在自己家里，也就是说在妈妈家里。但是，我再也住不到象在安讷西那样的房间了。这里没有花园，没有小河，没有美丽的田野风景。她住的这所房子既阴暗又凄凉，而我所住的房间又是其中最阴暗凄凉的一间。窗外是一堵高墙，窗户下面是一条死巷，屋里既憋闷，又缺少阳光，地方也很窄小，还有蟋蟀和老鼠，木板都已腐朽，这一切都不能使人住得舒服。但是，我到底是住在她这里，在她的身边。由于我经常不是在办事处就是在她的房间里，所以也就不太理会我自己房间的丑陋了，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它。人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她为什么特意住在尚贝里这所破房子里，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说明。她不愿意到都灵去，因为她觉得在新近发生的事变之后，宫廷还处在动乱状态，这时候到那里去不很相宜。但是，她的人事关系又需要她在那里露面：她害怕被人遗忘而被取消年金，特别是她知道财政总监圣劳朗伯爵平常是不大帮她忙的。这位伯爵在尚贝里有一所旧房子，建筑得很不讲究，地点又很偏僻，所以总是空着，妈妈便把它租下来，迁居到那里。这么一来，比亲身到都灵去所收的效果还大：不仅她的年金没有被取消，而且从那以后圣劳朗伯爵还成了她的朋友。
我觉得她家中的布置还是和从前差不多，忠实的克洛德·阿奈始终跟她在一起。我想我曾经谈起过他，他是蒙特勒地方的乡民，儿童时代就曾在汝拉山中采集草本植物来制作瑞士茶。由于她要配制各种药物，所以雇用了他，她认为在仆人中有个懂得药材的人比较方便。他特别喜欢研究植物，而她又极力鼓励他这种爱好，使他真正成了一个植物学家；如果他不是死得早，他一定会在植物学界出名的，正如他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已经赢得的名声一样。他是个一本正经的、甚至相当严肃的人，而我比他年轻，所以他仿佛就是我的一个监护人，常常使我避免掉不少蠢事。由于他在我面前有一定的尊严，我不敢在他面前得意忘形。他甚至于对他的女主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她了解他的卓越见解、他的正直以及他的始终不渝的忠心，而她也同样很好地报答了他。克洛德·阿东确实可以说是一个稀有的人物，象他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他的举止沉着、稳重、谨慎，态度冷静，谈话简洁得体。他的感情非常炽烈，却从不外露，但是在悄悄地啮啃着他的心灵，使他做了他一辈子唯—一件可怕的蠢事。有一天他服了毒。这场悲剧是在我到此以后不久发生的，通过这件事我才了解到这个人和他的女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不是她亲自告诉我，我永远也猜不到这上面去的。不错，如果说爱慕、热诚和忠实应该得到这样报答的话，他得到这种报答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行为足以证明他应该得到这种报答，因为他从不滥用这种报答。他们之间很少发生争吵，偶而发生，最后也总是言归于好。然而有一次结果很不好。她的女主人在生气的时候对他说了一句使他忍受不了的侮辱话，当时他正陷于绝望之中，看到手边有一小瓶鸦片剂，便吞了下去，然后就静静睡下，以为这一睡便永远醒不过来了。幸而华伦夫人由于心绪不宁和激动，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发现了那个小空瓶，其余一切，她也明白了。她一面跑去救他，一面大声喊叫起来，我也就随着跑过去了。她向我都坦白了，求我帮助她，我费了很大事，才使他把鸦片吐了出来。目睹这种情景，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她告诉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事先我竟一点影子都没有看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克洛德·阿奈的确是非常谨慎的，就是眼光比我更敏锐的人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和好如初是那样自然，使我为之十分感动。从这以后，我对他除钦佩以外又加上了尊敬。可以说我成了他的学徒。我觉得这样倒也不坏。
但是当我知道另一个人和她的关系比我和她的关系更亲密的时候，心里并非不感到痛苦。虽然我并不渴望这个位置，但是看到别人占有这个位置时我毕竟不能无动于衷，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对于夺走我这位置的人，我不但不心怀怨恨，反而实实在在觉得我把爱她之心也扩展到那个人的身上了。我把她的幸福置于一切之上，既然她为此需要阿奈，我愿意他也幸福。在他那方面，他也完全尊重自己女主人的心意，用真诚的友谊来对待她选中的朋友。他从不利用地位所赋予他的权威，但是他使用理智方面高出于我的优势。我不敢做一点可能受到他谴责的事，他对坏事是毫不留情的。这样一来，我们便过着和睦的日子，我们也都感到幸福，只有死亡才能破坏它。这个可爱的女人的高尚品格的证据之一，就是她能使所有爱她的人也彼此相爱。妒嫉以及争风吃醋的念头在她所唤起的高尚感情面前都得退避三舍，我从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人相互间怀有恶感。我希望读者读到这段赞美的话的时候，暂时停止读下去，请想一想，如果你们能找到另外一个值得这样称赞的女人，那么，为了使你们的生活得到安静，哪怕她是最下贱的女人，也应该去爱她。
从我来到尚贝里起，直到我于一七四一年到巴黎去为止，这一段八九年之久的时期便这样开始了。关于这段时期，没有好多可谈的事情，这段生活既单纯又愉快，这种变化特少的单纯生活正是彻底锤炼我的性格所需要的一个条件，由于经常不断的纷扰，我的性格一直未能成型。正是在这一段宝贵的期间。我那杂乱而无系统的教育，开始有了稳定的基础，我的性格才逐渐定型，使我在日后所遇到的种种风暴中，始终保持我的本色。这种发展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完成的，也没有多少值得记忆的事件。不过它毕竟是值得详细加以叙述的。
开始的时候，我差不多只埋头在我的工作中；办事处的繁忙事务不容许我去想别的事，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就在我那好妈妈的身边消磨过去了，没有一点看书的时间，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但是，当日常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熟套，也不那么需要脑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于是我又产生了读书的要求。这种癖好仿佛总是在它难以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被激起的，如果不是被其他癖好给打乱和转移开的话，它一定又要使我象在学徒的时候那样成为读书迷了。
我们的计算工作虽然不需要十分高深的算术，但有时也使我遇到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买了几本算术书，我学得很好，而且我是一个人自修的。实用算术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要做到十分精确的话，有时计算起来麻烦到极点，我有几次看到连优秀的几何学家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思考与实用结合，就能产生明确的概念，就能找到些简便方法，这些方法的发现激励着自尊心，而方法的准确性又能使智力得到满足，原来枯燥无味的工作，有了简便方法，就令人感到兴趣了。由于我大力钻研，凭数字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没有能难住我的了。现在，在我所熟悉的一切都逐渐从我记忆中消失的时候，唯独我所学到的那套算术知识，虽已荒废了三十年，仍然有一部分没有忘掉。前几天，我去达温浦作客，我的房东的孩子正在演算术题，我把一个最复杂的习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愉快中正确无误地演算出来了。我把得数写出来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在尚贝里时的那些快乐的日子。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测量员们绘图的彩色，使我对绘画恢复了兴趣。我买了些颜料，开始画起花卉和风景来。可惜，我对这种艺术没有多少天赋，但我又非常喜爱它。我可以在画笔和铅笔中间一连呆上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简直把我缠住了，必须强迫我把它放下才行。不管什么爱好，只要我一开始入了迷，都是这样的，爱好逐渐加深，直至变成狂热，不久，除了我所迷上的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我都看不见了。我这种毛病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变，甚至一点也没有减轻。就是现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虽然已经是个老糊涂了，却还热中于研究另一种无用的东西。这种学问我原是一窍不通的，就是那些在青年时代已经开始这种研究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也要被迫放弃的，而我却要在这个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正是应该研究那种学问的适当时期，机会很好，我不想放过。我看到阿奈带着许多新的植物回来，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的时候，我有两三次几乎要和他一起去采集植物了。我可以肯定，只要我和他去过一次，我就会被吸引住，今天我也许已经成了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了，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比研究植物更合乎我的天性的其他学问。我十年来的乡间生活，事实上就是不断地采集植物，不过说老实话，我采集植物既没有一定的目的，也没有什么成就。由于我当时对植物学完全不懂，我对它还有一种轻视，甚至可以说讨厌它。我只把它看作是药剂师应该研究的事。妈妈虽然很喜爱植物，也没有拿它作别的用途，仅仅采集那些常用植物来配制药品罢了。所以当时在我的思想上就把植物学，化学，解剖学混在一起，认为都属于医学，只能作为我常常打趣的笑料，并且有时还给自己招来拍几下脸蛋的奖赏。不过，另外一种与此不同、甚至相反的爱好正逐渐发展起来，并且不久就压倒了其他一切爱好。我说的就是音乐。我一定是为这种艺术而生的，因为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种艺术，而且我一生中唯一始终喜爱的艺术就是音乐。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可以说我是为这种艺术而生，可是学起来却是那么困难，进步得又那么缓慢，经过毕生的练习，也始终没有做到打开曲谱就能正确地唱出来。那时使我对这种爱好最感愉快的是，我可以和妈妈在一起进行练习。我们的趣味虽然十分不同，音乐却是使我们两人朝夕相处的一种纽带，这的确是我乐于利用的机会，而她也从不表示反对。那时，我在音乐上的进步，差不多已经赶上了她；一支歌曲练习两、三次，我们就能识谱并且能唱下来。有几次她正在药炉边忙来忙去，我对她说：“妈妈，这里有一只非常有趣的二部合唱曲，我看，你准会因它而把药熬糊了的。”“真的吗！”她对我说，“要是你让我把药熬糊了的话，我就叫你吃了它。”我就这样一边斗着嘴，一边把她拉到她的羽管键琴那里。我们一到那儿，就什么都忘了，杜松子和茵陈都变成黑炭了，她便拿起来抹了我一脸炭末，所有这一切都是滋味无穷的。
读者可以看见，我的空闲时间虽然极少，我却利用这极少的时间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我又有了一种新的娱乐，这比其他一切娱乐更加有趣。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太憋闷了，所以不得不常常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阿奈曾说服妈妈在郊外租了一处栽培植物的园子。这个园子有一个相当美丽的小屋，我们在那里酌情布置了必要的家具，并且放了一张床。我们常到那里去吃饭，夜晚我有时就睡在那里。我不知不觉地对这个小小的退隐所发生了浓厚的感情。我给那里预备了几本书和不少的版画，我用一部分时间把这个小屋装饰了一番，并做了一些新奇的布置，以便等妈妈到这里来散步时，使她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愉快。我特意离开她，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为的是更专心地来关怀她，以更大的乐趣来想念她。这是我的另一种怪癖，我既不想辩白，也不想多解释，我只把它说出来，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卢森堡公爵夫人对我打趣地说，有个人专为给情妇写信而离开自己的情妇。我对她说，我很可能也这样作，而且我应该进一步补充说，我已经这样作过几次了。然而，当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从未感到有为了更好地爱她而离开她的必要，因为不管是我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同样地感到无拘无束，这种情况是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时都没有过的，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我对他怀有怎样的深情厚谊。但是她往往被一些我实在看不惯的人们所包围，于是一种愤怒与厌烦的心情迫使我躲到我的隐室中去，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念她，丝毫不用担心那些令人讨厌的访问者。
我就是这样把工作、娱乐和学习都分配得非常合适，我的生活非常平静，而当时的欧洲却不象我那样平静。法国向皇帝宣战。撒丁国王也参加了战争。法国军队为了进入米兰省要从皮埃蒙特经过。其中有一个纵队路经尚贝里，特利姆耶公爵指挥的香槟团就是这个纵队的一部分。有人将我引见给他，他答应了我许多事情，当然，他事后也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当部队从郊区经过时，因为我们的小园子正处在郊区的高处，我饱享了观赏队伍从我眼前走过的眼福。我对这场战争的结果非常关心，好象战争的胜利和我有极大的关系似的；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关心国事的习惯，现在我才第一次看报了，我对法国是那么偏爱，它的小小的胜利也使我的心高兴得直跳，而一看到失利，就感到忧虑，好象这会对我自身有所不利一样。如果这种愚妄的感情只是昙花一现，我也就不屑于谈它了。哪知这种感情在我心里竟然根深蒂固，甚至当我日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时。对于这个我认为奴性十足的民族，对于我一贯非难的政府，我不由自主地总还觉得有一种内心的偏爱。可笑的是，由于我对自己心中竟有这样一种和自己的信念完全相反的倾向而感到可耻，因此我不但不敢向任何人说出来，甚至还为法国人的失败而嘲笑他们，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比所有的法国人都更难过。我确信，生活在一个自己受到厚待、并为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中间，却又装出一副看不起这个民族的神气，这种人只有我一个。最后，我心中的这种倾向是那么忘我。那么坚定而不可战胜，甚至在我离开法兰西王国以后，在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向我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在对我大加诬蔑和诽谤已成为一种风气，我这种愚妄的感情也没有改变过来。尽管他们对我不好，我仍是不由自主地爱他们。我在英国最繁荣时所预言的它的衰落刚开始露出苗头，我就又痴心妄想起来，认为法兰西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我曾用很长的时间寻找这种偏爱的根源，我只是在产生这种偏爱的环境里发现了这个根源。我对于文学日渐增长的爱好，使我对法国书籍、这些书的作者甚至这些作者的祖国产生了深切的感情。就在法国军队从我眼前经过的时候，我正读布朗多姆的《名将传》。我那时满脑袋都是克利松，贝亚尔，罗特莱克，哥里尼，蒙莫朗西，特利姆耶等人物，于是我便把从我眼前走过的兵士也当做这些名将的后裔，我十分喜欢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些名将的功勋和勇敢精神的继承者。每当一个联队走过，我就好象又看到了当年曾在皮埃蒙特立过赫赫战功的那些黑旗队。总之，我完全把从书本上得到的观念硬加在我看到的事情上。我不断地读书，而这些书经常又都是法国的，这就培养了我对法国的感情，最后这种感情变成了一种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盲目狂热。后来，我在旅行的时候发现。有这种感情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所有的国家中，凡是爱好读书和喜欢文学的那一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这种感情也就抵消了由于法国人的自高自大而引起的对法国的普遍嫌恶。法国的小说，要比法国的男人更能赢得其它国家女人的心；戏剧杰作也使年青人爱上了法国的戏剧。巴黎剧院的名声吸引大批外国人士纷纷前来，在他们离开剧院时，还为之赞叹不已。总之，法国文学的优美情趣。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折服，而且在那最后吃了败仗的战争期间，我发现法国的作家和哲学家一直在支撑着被军人玷污了的法国名字的荣誉。
所以，我已经是个充满激情的法国人了，而且成了一个喜欢打听新闻的人。我随着一群头脑简单的人跑到街上等候送报人的到来，甚至比拉封丹寓言里的那头驴子还要蠢，因为我急不可待地想知道将要荣幸地套上一个什么样的主人的鞍子。当时有传说我们就要属于法国了，萨瓦要和米兰对换。不过应该承认，我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要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利于同盟国，妈妈的年金就有危险了。但是，我对我的那些好友充满信心。这次虽然布洛勒伊元帅受到打击，幸赖撒丁国王给予了援助，使我的这种信心才没有落空，而撤丁王我却从来没有想到。
当战争正在意大利进行的时候，法国国内却在歌唱。拉莫的歌剧正开始名噪一时，他那些意义晦涩、一般人不了解的理论著作也引起注意。我在偶然中听到有人谈他的《和声学》，为了买到这本书，我忙了好一阵子。由于另一种意外，我病倒了。这是一种炎症，来势猛烈但时间不长，不过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出屋门。在这期间，我贪婪地读起《和声学》来，这本书不仅冗长，而且编写得不好，我觉得要把它研究和理解透彻，需要很多时间。于是我就不再往这方面下工夫，我练习起音乐来，好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下。我当时在练习的白尼耶的合唱曲始终索绕在我的脑际。其中有四、五个曲子我都背过来了，《睡爱神》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再看过，但是我差不多还完全记得。另外一支非常好听的克莱朗波的合唱曲《被蜜蜂螫了的爱神》，差不多也是同时学会的，现在也还记得。
此外，有一位名叫巴莱神父的年轻风琴家由瓦尔奥斯特来到这里。他是位优秀音乐家，为人和善，弹得一手好羽管键琴。我和他结识以后，马上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意大利的一位有名的风琴家和教士的学生。他和我谈了一些他的音乐原理；我把他的理论和拉莫的理论作了比较。我的脑袋里充满了伴奏、谐音、和声，对于这一切，首先需要训练听力。我向妈妈建议每月开一次小型音乐会，她答应了。于是我别的事情都不顾了，不分昼夜，全部精力放在这些音乐会上。实际上这类事也真够我忙的，而且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挑选乐谱、邀请演奏者，还要找乐器、分配音部等等。妈妈担任唱歌，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加东神父也担任唱歌，这位神父我在下面还要提一下；一位名叫罗舍的舞蹈教师和他的儿子拉小提琴；和我一起在土地登记处工作、以后在巴黎结了婚的皮埃蒙特音乐家卡纳瓦拉大提琴；巴莱神父弹羽管键琴；而拿着指挥棒担任音乐指挥的荣誉归我。大家不难想见，这是多么壮丽的场面啊！这虽然还比不上特雷托伦先生那里的音乐会，但她举行的小音乐会引起了一般信仰虔诚的人的不满，但是对于不少正直的人说来却是一种舒畅的娱乐。大家猜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让谁来作音乐会的主持人吧？一位教士，而且是一位有才能的、甚至可爱的教士，他以后的不幸使我感到十分悲痛，但是我一想起他来就想起我所过的幸福日子，所以至今我还怀念他。我所谈的就是加东神父。他是方济各会的会士，曾经和多尔当伯爵同谋在里昂扣留了可怜的“小猫”的乐谱，这在他的一生之中不是最光彩的一页。他是索尔朋神学院的学士，在巴黎住过很久，时常出入上流社会，与当时的撤丁王国的大使安特勒蒙侯爵来往十分密切。他身材高大，体格健美，面部丰腴，臌眼泡，黑黑的头发毫无修饰地鬈曲在额际；他的风度又高雅大方，又谦逊，表情坦率而优美，既没有教士那种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也没有时髦人物那种放荡不羁的态度，虽然他也是个时髦人物；他有正派人的那种素养，不以穿着黑袍为耻，而深自尊重，置身于上流人士之中能泰然自若。加东神父的学问虽然还够不上博士，但是以一个交际场中的人来说，他的知识是很丰富的了。他从来不急于卖弄自己的学识，而是表现得十分适时，所以显得更有学问。因为他经历过长期的社交生活，喜好有趣的技艺超过真实的学问。他很有才气，会作诗，谈吐好，唱得更好，他的嗓音很美，会弹一手风琴和羽管键琴。其实，要使人欢迎是用不着有这么多优点的，而当时他就是如此。但是，这丝毫没有使他忽略本身的职务，所以，尽管他的竞争者十分嫉妒，仍然被选为他那省教区的代表，就是说，他们会里的一个重要职位。
这位加东神父是在安特勒蒙侯爵家和妈妈认识的。他听到我们要举行音乐会的事，表示要参加；他参加了，并且使这个音乐会大放光彩。不久，我们就由于都爱好音乐而成了朋友；我们两个人都酷爱音乐，但是有所不同：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我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我和卡纳瓦，还有巴莱神父，常到他的房间去演奏音乐；节日里有时还在他教会的音乐堂里演奏音乐。我们常常分食他自己的一些吃食；拿一个教士来说，他很豪爽、大方，好享乐而不粗俗，这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在举行音乐会的日子，他便在妈妈那里吃晚饭。每逢他在妈妈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真是十分快活，大家随便谈天，唱几个二重唱，我也是谈笑风生的。那时的悠闲自在，我的才思也上来了，时常说些俏皮话或警句；加东神父和蔼可亲，妈妈更惹人喜欢，声音和牛叫一样的巴莱神父是大家嘲笑的对象。青年时代纵情欢笑的甜蜜时刻呀，你，离去已经多久了！
我既然对这位可怜的加东神父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就此用简单的几句话结束他的悲惨历史吧。其他的教士们看到他的博学多才、品行端正，丝毫没有教士们常有的那种腐化堕落的作风，就嫉妒他，更确切地说。对他怒不可遏，他们恨他，因为他不象其他教士那样可恨。有地位的教士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并且煽动那些以往不敢对他正视而又觊觎他那职位的年轻教士反对他。他们尽情辱骂诽谤了他以后，解除了他的职务，强占了他那虽然朴素然而却布置得别具风格的房间，把他驱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最后，这群恶徒对他的凌辱太厉害了，他那正直的、无可非议的高傲心灵实在忍受不住，于是，这个曾经给最诱人的社交界增添过不少光彩的人物，却在某个小监房或土牢里的肮脏的床上忧伤地死去了。凡是认识他的一切正直人士都为他惋惜，为他流泪，他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缺点，唯一能指出的，就是他不该当了教士。
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我不久就完全沉湎到音乐里，已经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事了。我十分勉强地到办事处去，按时上下班和工作中的麻烦对我简直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这终于使我起了辞职不干、一心专搞音乐的念头。可想而知，我这种荒谬的想法一定会遇到反对。放弃一个体面的职位和可靠的收入而到处瞎奔去教一些不牢靠的音乐课，简直是糊涂已极的打算，一定不会让妈妈高兴的。纵然我将来的成就能够象我想象的那样，但使自己一辈子就当个音乐家，未免把我的雄心限制得太狭窄了。妈妈过去总是喜欢设想一些辉煌的计划，而且也完全不理会奥博讷先生对我所下的评语，这次她看到我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种技艺上面，确实是很难过的。她常常对我说那句适用于外省、而不那么适用于巴黎的谚语；“能歌善舞，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她也看到我的爱好已经越陷越深，我的音乐癖已到了疯狂的程度，她也很怕我由于对工作不专心而遭到免职，与其被人家免职，还不如自己先行辞职为好。我还向她说，这个职务不能长久，我必须学会一种能维持生活的技能，现在最好是在实践中把自己所爱好的、也是妈妈为我选定的这一门技能搞到精通，这是比较有把握的，而靠保护，仰人鼻息，不是一个办法，另外作些新的尝试，结果也可能完全失败，等到过了学习的年龄，就会没有谋生之路了。总之，与其说我是用道理说服她使她欣然同意，不如说我是一再和她纠缠，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使她没办法不得不同意的。我立即跑到土地登记处处长果克赛里先生那儿，好象作一件最英勇的事业那样骄傲地向他辞了职，既无原因，又无理由，更没有借口就自愿离开了我的职务，其高兴的程度和我在两年前就职时一样，或者比那时更要高兴。
这个行动虽然十分愚蠢，但却给我在这个地方赢得了某些尊敬，并给我带来了好处。有的人认定我有财产，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另一些人看到我不顾牺牲一心投身于音乐，认为我的才能一定不小，看到我对于这种艺术既然这样爱好，就以为我一定在这方面造诣很深。那个地方原来只有几个无能的教师，因而我就成为佼佼者了，正所谓：瞎子国里，独眼称王。总之，由于我唱起来确实有点韵味，再加上我的年龄和容貌的有利条件，不久我就有了不少女学生，我教音乐挣的钱比我当秘书挣的薪金还要多。
的确，拿生活上的乐趣来说，这么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别人办不到的。在土地登记处每天干八小时讨厌的工作，而且还是和一些更讨厌的人一起整天关在给汗味和呼吸弄得难闻的办公室里，他们大部分都是头也不梳、澡也不洗的脏家伙，由于紧张、臭气、烦闷和厌倦，我真觉得头昏眼花。现在完全不同了，我突然置身于最高尚的社会中，在处处受到欢迎的最上等人家里，到处是殷切动人的款待，到处是节日气氛。服饰华丽的可爱的小姐们等候着我，殷勤地接待我。我所见的只有动人的事物，我所闻的只有玫瑰和桔花的芳香。唱歌，聊天，嬉笑，欢乐；我从这家出来到那家去，遇到的还是这样。即使两种工作的报酬都一样，人们也会同意在这两种工作的选择上是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因此，我对自己的抉择十分满意，从来没有后悔过，就是现在我已摆脱了曾经支配我一切行动的那些轻率的动机，当我以理性的天平来衡量我一生的行为时，我对此也从不后悔。
差不多只有这一次，在我完全听凭我的癖好支配的时候，我的期待没有落空。当地居民优渥的接待，和蔼的神情，平易的气质，使我感到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交往十分愉快，我当时养成的趣味使我相信，我现在所以不愿意和人们往来，过错主要在别人而不在我。
不幸的是，萨瓦人都不太有钱；或者也可以说，如果他们太有钱的话，那才不幸呢。因为他们不穷不富，倒正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最可交往的人。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能够在愉快而安全的交往中享受生活之乐的小小城市，那就一定是尚贝里。聚集在那里的外省贵族，他们的财产只够维持生活；他们没有飞黄腾达的财力，既然不能有什么更高的幻想，他们就不得不顺从西尼阿斯的劝告。年轻的时候去从军，年老的时候回家安享余年。在这种生活中，光荣与理智各得其所。女人们都很美，其实很可以用不着那么美，她们有办法增加自己的魅力和弥补缺陷。奇怪的是，我由于职业的关系，见到过许多少女，在尚贝里就没有见到一个不是妍媚动人的。或者有人会说，我认为她们如此是我当时的主观看法，这样说也可能是对的；不过，我当时并不需要给她们的美丽加上什么主观成分。说真的，我一想起我那些年轻的女学生来，就不能不感到愉快。我在这里提到她们当中最可爱的几个人的时候，我真恨不得把她们和我全都拉回到我们幸福的年龄，我跟她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纯洁而甜蜜的时刻！第一个是我的邻居麦拉赖德小姐，她是盖姆先生的学生的妹妹，是一位非常活泼的棕发姑娘，活泼得十分可爱，娇媚而不轻佻。她有点面瘦，她那年龄的姑娘大部分如此；但是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再加上她那苗条的身材和动人的风度用不着再有丰腴的体态就够吸引人的了。我总是早上到她家里去，那时候她往往还穿着便装，头发也是随便往上一拢，除了知道我来才戴上、等我走后梳妆时就摘下去的一朵花之外，没有其他的头饰。我最害怕看到穿着便装的漂亮女人，如果她修饰打扮完毕以后，我的惧怕就不知要减少多少了。我午后到孟顿小姐家去，她总是打扮得很齐整，也同样使我感到愉快，但情况有所不同。她长着一头稍带灰色的金发，是一个十分娇小、十分腼腆、十分白皙的姑娘。语声清脆、准确，象银笛一般，但她不敢放开嗓音讲话。她胸间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蓝色的项巾并不能完全盖住。这块疤痕有时引起我的注意，但是很快我的注意力就不是集中在她那块疤痕上了。还有我的一个邻居莎乐小姐，她已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少女了，身材高大，肩胛美丽，体态丰腴；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但不能算是美人，不过娇媚、平和的气质和温厚的天性，还是值得一提。她的姐姐莎丽夫人是尚贝里最漂亮的女人，已经不学音乐了，但是她叫她的十分年幼的女儿学，她那正在成长的美可以令人预料她将来一定不会亚于她的母亲，如果不是头发不幸有点红黄色的话。在圣母访问会女修道院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小姐，也是我的学生，她的名字我忘记了，但她应该算是我心爱的学生之一。她说起话来，学会了修女们那种慢条斯理的派头，但是用这种声调说出的非常俏皮的话，似乎和她的仪态很不相称。另外，她还相当懒惰，轻易不肯费点力气把她的才智表现出来，而且，远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享受到她的这种恩惠。我教了她一两个月，总是不能得心应手，以后，她才逐渐发挥了她的才智，使我的教学也比以前快了一些，如果单凭我自己，我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在教课时很高兴教，但是我不喜欢被迫去教课，更不喜欢受时间的约束。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约束、屈从都是我不能忍受的，约束和屈从甚至会使我厌恶欢乐。据说，在穆斯林中间，黎明的时候，有人要从大街上走过，命令丈夫们尽自己对妻子应尽的义务；要是我在这种时候，一定不会是个服从命令的好土耳其人。
我在中产阶级中间也有几个女学生，其中有一个对我的某种关系的变化有间接影响。既然我应该什么都说出来，这点我也是要谈的。她是一个香料商的女儿，名叫腊尔小姐。她是希腊雕像的真正模特儿；如果世界上存在无生命、无灵魂的真正美人，那我一定要把她看成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了。她那种淡漠、冰冷和毫无感情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论是让她高兴，或是惹她生气，都同样是办不到的。我确信要是有个男人对她采取什么无理行动，她也会任凭摆布的，这当然不是由于她心里愿意，而是由于麻木不仁。她的母亲唯恐她碰到这种危险，一步也不离开她。她母亲叫她学唱歌，还给她请了一个年轻教师，她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引起她的乐趣，但也毫无效果。在教师挑逗小姐时，母亲挑逗教师，二者都同样毫无效果。腊尔太太除了天生的活泼以外，还有一种轻佻劲儿，也是她女儿应该有而没有的。她是个活泼、漂亮的小个子女人，脸上有儿点麻子，一双热情的小眼睛，稍稍有点红，因为她差不多总是害眼。每天上午我来到她家的时候，给我预备的奶油咖啡早就摆在那里了，母亲总是忘不了以紧紧贴住嘴唇的亲吻来迎接我，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真想对她的女儿回敬同样的一吻，看看她到底有什么表示。说真的，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自然，就是腊尔先生在场，也照样是爱抚和亲吻。丈夫确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不愧是她女儿的父亲，他的妻子并不欺骗他，因为没有欺骗的必要。
我对于这些爱抚毫不介意，仍按照我素日那种愚蠢的看法，认为这只是纯粹友谊的表示。然而，我也有时感到不耐烦，因为活泼的腊尔太太的要求越来越苛了，要是我白天从她的店铺前面经过而不进去一会儿的话，就免不了一场麻烦，所以，我有急事的时候，就不得不绕远儿走另一条街，因为我知道她那里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
腊尔太太对我太关心了，因此不能使我对她毫不动情，她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我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就对妈妈说了。其实就是我感到有什么神秘的成分，我也是会跟她谈的，因为不论什么事情，要我对她保守秘密是办不到的；我的心赤裸裸地摆在她的面前，如同摆在上帝的面前一样。她对于这件事并不象我看得那样单纯。我认为只不过是友谊，她却认为这是另有所图的一种表示。她断定腊尔太太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也要把我变成不象我在她面前表现的那样呆头呆脑，迟早会用种种方法让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认为由另一个女人来开导她的学生是不应该的，而且她还有更正当的理由来保护我，不让我陷入我的年龄和我的地位可能使我遇到的陷阱。就在当时，我曾面临着一个更危险的陷阱的诱惑，虽然我总算逃脱了，但是这使她看出了还有其他危险在不断地威胁着我，她认为必须采取她力所能及的一切预防措施。
孟顿伯爵夫人是我的一个女学生的母亲，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但是名声很坏。据说她曾使许多家庭不和，并曾给安特勒蒙家带来了悲惨的后果。妈妈和她交往相当密切，所以了解她的性格。妈妈无意之中引起了孟顿夫人的某个意中人的注意，虽然妈妈后来既没有去找他也没有接受过他的约请，孟顿夫人却把这作为一种罪名加在妈妈的身上。自此以后，孟顿夫人就使出了种种手段来对付她的对手，但是一次也没有得逞。我来说一件最可笑的例子吧。她们俩和附近的几位绅士一同到野外去了，其中也有我刚才提过的那位先生。某一天，孟顿夫人向这些先生中的一个人说，华伦夫人只会矫揉造作，毫无情趣，衣饰不整，而且象个老板娘似的，总盖着自己的胸部。那位先生喜欢打趣，回答她说：“至于后一点，她有她的理由，据我了解，她的胸上有一块象一个令人讨厌的大老鼠那样的病，真是象极了，而且象是在跑动似的。”恨和爱一样。是容易使人轻信的。孟顿夫人决心要利用这个发现。有一天，妈妈正和孟顿夫人的那位不领情的情人一块玩纸牌，孟顿夫人抓住了这机会跑到妈妈的背后，把她的椅子弄个半倒，巧妙地揭开了她的项巾，但是，那位先生并没有看到大老鼠，却见到了完令不同的情形，想忘掉要比想看到还困难。这是使那位夫人大失所望的一件事。
我并不是一个值得孟顿夫人关心的人物，因为她需要自己身边有一些出名的人士。不过，她对我也多少有点注意，这并不是由于我的容貌——对此她无疑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的——而是由于人们认为我所有的那点才华，这点才华对于她的喜好或许有些用处。她对于讽刺有一种相当强烈的爱好。她好用一些歌曲或诗句来讽刺不合她心意的人，如果她真的发现我相当有才可以帮助她写几句美妙的讽刺诗，而且我也十分乐意把它写下来，我们俩可能会把尚贝里闹得天翻地覆的。要是人们追究起这些诽谤文字的作者的时候，孟顿夫人就可以把我牺牲掉，自己完全不负责任，而我则可能被囚禁终生，来领受在贵妇人面前充当才子的教训。
所幸，这些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孟顿夫人为了和我谈话留我吃了两三次饭，她发现我不过是个傻瓜。我也感觉到这一点，并为此而自怨自艾，恨自己没有我的朋友汪杜尔的才华；其实，我倒该感谢自己的愚蠢，因为它使我避免了许多危险。我在孟顿夫人跟前只有仍旧做她女儿的音乐教师，但是我在尚贝里的生活却相当平静，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比我在她跟前成为一个才子，而在当地其他人面前成为一个毒蛇，要强得多了。
尽管如此，为了使我摆脱青年时代的危险，妈妈认为已经到了该把我当作成年人来对待的时候了。她立刻这样做了，但她所采取的方式非常奇特，是任何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想不出来的。我发觉她的态度比往常严肃了，她的谈话也比平日更有教训气味了。在她素日的教导中经常夹杂的玩笑话突然没有了，换上了十分沉着的口气，既不亲切也不严厉，似乎是在准备要作一番说明。她这种突然的改变，我寻思了好久也清不透其中的原因，于是我就直接向她提了出来，而这正是她所期待的。她向我提议第二天到郊外的小园子里去作一次散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了。她事先作好了安排，整天时间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没有任何人来打搅；她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使我能够接受她要给我的恩情，但是她不象别的女人那样用巧计和调情来达到目的，而是用充满感情和良知的谈话。她说的那些话，与其说是对我的诱惑，不如说是对我的开导，刺激感官者少，感动心灵者多。但是，无论她那番既不冰冷也不忧伤的话说得如何出色，如何有益，我都没有以应有的注意去倾听，也没有象从前那样把她的话深深地铭刻在心上。谈话一开始，她那种预作准备的神态已使我精神不安了，因此，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就心不在焉地沉思起来。我并没怎样专心听她所说的话，而只是琢磨她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寻思了半天才明白她的用意所在，这对我说来的确是不容易的。我刚一明白她的意思，她这种新奇的主意——自从我和她生活在一起以来，一次也没有这样想过—一就把我完全给吸引住了，再也不容我去想她所说的话。我心里只顾想她了，她说什么我也没有注意听。
为了让年轻人注意听取要对他们说的话，先给他们暗示一下他们非常感兴趣的目标，是教师们常犯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适得其反。我在《爱弥儿》一书中也未能避免这种错误。年轻人都是这样：受到向他们提出的目标吸引以后，他们就专门去想这个目标，就象要飞似地直奔目标而去，不再去听你为了使他们达到这个目标所作的序幕式的谈话了，因为你那种慢条斯理的讲法不合他们的心意。如果要让他们注意听话，就不要让他们事先知道你最终要说什么，这一点妈妈可做得拙笨了。她那种喜欢一切事情都要有系统的奇怪性格，使得她总是耗费心思地来说明她的条件。可是我一看出好处，连什么条件都不听，就急着满口答应了。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哪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能有讨价还价的直爽的勇气，如果他这样作了，也不会得到哪个女人的原谅。由于同样古怪的天性，她在这种协议上还用了最郑重的手续，给了我八天的考虑期限，而我又故意向她说我不需要这个期限。其实，这更是怪到极点的——我倒是非常乐意有些考虑的日子，她这些新奇想法使我很激动，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思想也非常混乱，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一下。
大家一定会以为这八天对我真象八个世纪之久。恰恰相反，我倒希望这八天真能成为八个世纪。我不知道怎样描写我当时的心境，心里充满了杂有急躁情绪的恐惧，既在渴望又生怕渴望的事情真的来到，以至有时心里真想找个什么妥当办法避开这种已经允诺的幸福。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那热情奔放和贪恋异性的气质，燃烧的血液，痴情的心，我的精力，我的强壮的体质，我的年龄。再想想我当时渴望得到女人却还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女人的情况，想象、需要、虚荣、好奇，全都交织在一起，使我欲火中烧，急切地要作一个男人，表现为一个男人。加之，大家尤其要想到，因为这是不应忽略的，我对她那种热烈而情致缠绵的依恋不但始终没有冷淡下来，而且一天比一天加深了，我只有在她身旁才感到快乐，只是为了想她才离开她。我这颗心完全被她占据了，不仅是她的恩情和她的可爱性格，乃至她的女性、她的容貌、她的身体，一句话，就是整个的她，不管是哪一方面，凡是可以使我感到她可爱的一切都占据了我的心。虽然她比我大十到十二岁，大家不要以为她年纪大了，或是我觉得她是如此。自从五、六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着迷以来，她实际改变得很少，甚至在我看来她丝毫也没有改变。对我说来，她始终是迷人的，而当时大家也都认为她这样。只是她的身体稍稍发胖了。其他方面。完全和过去一样，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肤色，同样的胸部，同样的容貌，同样美丽的淡黄色头发，同样的快乐活泼，甚至声音也是同样的声音。她青春时代的那种清脆语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刻，直到今天，我每次听到一个少女的悦耳嗓音，还不能不为之动心。
当然，在我等待占有自己非常爱慕的一个女人的期间，我本应害怕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我的欲望和想象，约束不了自己，竟想将时间提前。大家以后会看到，等我年岁稍大的时候，只要一想到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正在等候我，尽管她并不能给我多大的慰藉，我的血液也会立刻沸腾起来，虽然我和她相隔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段路程，可是要叫我心里坦然地走这段路，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正当我年轻力壮时期，到底是出于什么不可思议的理由，对于青春的初次欢乐，竟如此毫无兴奋之感呢？我为什么在期待那瞬间临近的时候，反而感到痛苦多于快乐呢？我为什么对于本应陶醉的欢乐竟会感到有点反感和恐惧呢？毫无疑问，如果我能够很得体地避开这种幸福的话，我一定心甘情愿放弃这种幸福。我曾经说过，在我对她的爱情中有许多离奇古怪的东西，无疑，这就是一件大家想象不到的古怪事。
已经气愤的读者也许认为，她已经委身于另一个男人，现在她又要在两个人之间平分自己的宠爱，在我的心目中她的身分一定降低了，可能有一种鄙视的心情削弱了我对她的爱慕。读者要这样想那就错了。这种平分的情况的确使我非常痛苦，因为这种敏感很自然，再说，我也确实觉得这种事对她对我都是不体面的；但是，我对她的感情不会因为这种关系而受到丝毫动摇，而且我可以发誓，我对她的爱从来也没有象我不大想占有她的时候那样更为情意绵绵的了。我非常了解她那纯洁的心和冷漠的气质，用不着怎么想也能明白，她之所以献身自荐是和肉欲的快乐没有丝毫关系的。我完全确信，她只是由于想使我摆脱掉那些几乎不可避免的危险，使我能够保全自己和守住本分，才不惜违背了她自己所应遵守的本分。而对于这一点，她的看法和其他女人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这我在下面将要说到。我既怜悯她，也怜悯我自己。我恨不得对她说：“不，妈妈，不必这样，不这样，我也保证不会辜负你的。”但是，我不敢这样说。首先，这是一件不该说的事，其次，说实在的，我感到这也不真实，事实上，只有她一个女人能使我抵挡住其他的女人，使我经得起诱惑。我虽然不想占有她，却很高兴她能使我免去占有其他女人的欲望，因为我把一切能使我和她疏远的事情都看作是一种不幸。
长期同她一起过着天真无邪的共同生活，这个习惯绝没有削弱我对她的感情，而是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但同时也扭转了它的方向，可以说这种感情更加亲切、更加温柔了，而性的成分也更加少了。由于张口妈妈闭口妈妈叫得太多了，而且总是以儿子的态度对待她，日久天长，我就真把自己看作她的儿子了。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虽然那样爱她，却不怎么想占有她的真正原因。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初对她的感情虽不十分强烈，却是十分淫秽的。在安讷西的时候，我曾处于如醉如痴的状态；到了尚贝里，我却不那样了。我对她的爱可以说要多么强烈就有多么强烈，可是我爱她主要是为了她而不是为了我，至少我在她身边所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享受。她对我来说，胜似姐姐，胜似母亲，胜似朋友，甚至胜似情妇，正因为这样，她才不是我的一个情妇。总之，我太爱她了，不能别有所图，这在我思想里是最清楚的。
与其说渴望不如说是畏惧的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我既然什么都应许了，也就不能说了不算。我的心实践了我的诺言，并不希求报偿。不过，我却得到了报偿。于是，我便第一次投入了一个女人——我所崇拜的一个女人的怀抱。我幸福吗？不，我只是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忧伤毒化了它的魅力。我觉得我好象犯下了一桩乱伦罪似的。有两三次，我激动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我的眼泪浸湿了她的胸脯。她呢，既不显得忧伤，也不显得兴奋，只有温存和平静。因为她根本不是一个喜欢纵欲的女人，没有追求过这方面的满足，所以她既没感到性的快乐，也不为此而懊悔。
我再说一遍，她的一切过失都在于她缺乏判断能力，决不是出自她的情欲。她是上等家庭出身，心地纯洁，她喜欢正派的行为，她的性情是正直和善良的，趣味也相当高雅。她生来就是为了做一个具有完美品德的女人，她也喜欢这样做，但是她没有能遵守这种品德，因为她一向所听从的不是把她引向正路的感情，而是把她引入迷途的理性。当许多错误的道理引她走入迷途的时候，她的正确的感情一直在抵抗。可惜的是，她喜欢炫耀自己的哲学，因而她凭自己的见解所创立的道德原则，往往破坏了她的心灵启示的持身之道。
她的第一个情人达维尔先生是她的哲学教师，他灌输给她的一些理论都是以诱惑她为目的的。他发现她非常忠于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职责，始终保持冷淡，理智很强，不是从感情方面所能攻破的，于是就用一些诡辩之词来向她进攻，结果达到了目的。他向她证明她所遵守的妇道完全是教理问答中哄小孩一类的胡说八道，两性的结合——这个行动的本身是最无关紧要的；夫妻之间的忠实只是为了顾全外表，它的道德意义只涉及公众舆论；做妻子的唯一责任就是使丈夫安心，因此，不为人所知的不忠行为，对于她所欺骗的丈夫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是一样。总而言之，他说服了她，使她相信不忠行为的本身实在算不了什么，只是因为别人知道了不好看才成了问题，所以任何一个女人，只要能表现得象个贞洁的女人，她事实上也就是个贞洁的女人。这个坏蛋就这样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败坏了一个年轻女人的理智，他没有能败坏她的心灵。他受到了最猛烈的嫉妒心的惩罚，因为他认定她在按照他教她对待自己丈夫那样来对待他本人。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弄错了。贝莱牧师被认为是他的后继人。就我所知，这个年轻女人的冷漠天性本应保护她不接受这套理论，但恰巧妨碍她日后抛弃这套理论。她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于她认为毫无意义的小事那么重视，她从来也没有把在她看来毫不费事的节欲当成美德。
为她自己，她并没有怎样滥用这个错误的理论，但是她却为了别人而滥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相信另外一条差不多是同样错误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又和她善良的心灵正相吻合。她始终相信，没有任何力量比“占有”更能使一个男人依恋一个女人的了，虽然她对她的朋友的感情只是出于纯粹的友谊——这是一种十分缠绵的友谊，她用她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使他们更紧紧地依恋她。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她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她确实非常可爱，和她相处得越密切，发现她的可爱之处也就越多。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她第一次失足之后，她差不多只是宠爱不幸的人，显贵人物在她跟前都是枉费心机。如果她已经对一个男人产生了同情，最后却又没有爱上他，那一定是因为他太不可爱了。如果她选择的对象配不上她，这决不是出于她那高尚的心灵向来十分陌生的某些卑鄙动机，而完全是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慷慨，过于善良，过于同情，过于敏感的缘故，她的明辨能力往往不足以驾驭这种性格。
尽管几项错误的原则把她引入了歧途，可是有多少值得赞美的原则她曾始终不渝地在遵守啊！如果这些错误能够称作弱点的话，她已用多少美德弥补了这些弱点啊？何况其中肉欲的成份又是那么微乎其微！固然，那个人在一点上欺骗了她，然而也是那个人在其他许多方面出色地指导了她。她那殊少冲动的情欲常常使她能够遵循明睿的见解，只要她的诡辩哲学未能使她走入迷途时，她的行动也是正确的。即使她做了错事，她的动机也值得赞赏；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她做了错事，但决没有任何坏心眼。她对于口是心非和弄虚作假是深恶痛绝的。她为人正直，真诚，仁慈，无私；她信守诺言，忠于朋友，忠于自己认为应该遵守的责任。她既不会对人进行报复，也不会憎恨别人，她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宽恕竟然算作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最后，就拿她那最不可原谅的行为来说，她很不看重她给予别人的宠爱，也从来不把她的宠爱当作进行交易的手段；她滥用自己的宠爱，但是决不出卖宠爱，虽然她不断采用种种权宜之计来维持生活。我敢大胆地说，苏格拉底既然能够尊敬阿斯帕西雅，他也一定能够尊敬华伦夫人。
我早料到，说她既具有多情的性格又具有冷漠的气质，人们一定会和往常一样毫无根据地指责我自相矛盾。也许这是大自然的过错，这种结合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我只知道她确实是这样的人。认识华伦夫人的人今天还有不少人健在，他们都能证明她就是这样的人。此外，我甚至敢说，她只知道生活中有一种真正的快乐，那就是让她所爱的人快乐。人们尽可以对此任意评论，用高明的论断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我的责任就是说明真实情况，并不一定要人们相信。
我方才所说的，都是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关系以后的交谈中渐渐领会到的，我只是在这些交谈中才感到我们这种亲密关系的快乐。她原来希望她对我的宠爱会给我带来好处，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她的恩情对于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在这以前，她对我只是象对一个孩子似的，单单谈我的事。现在，她开始把我当作一个成年男子而向我谈她自己的事了。她和我所谈的一切，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使我非常感动，我不能不深自反省，我从她所说的知心话中得到的益处比从她的教导中所得的还要多。当你真正感到对方的话是肺腑之言的时候，自己的心灵也一定会敞开来接受一个陌生心灵的真情的流露；一个教育家的全部箴言也赶不上你所爱恋的一个聪明女人的情意缠绵的话语。
我和她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她对我有了比以前更高的评价。虽然我的样儿有些拙笨，她认定我经过一番教育后可以到上流社会里走动，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在交际场中站稳脚跟，我是可以自奔前程的。根据这种看法，她认为不仅要培养我的智力，也要整顿我的外表和我的举止，她要使我变成一个既和蔼可亲又令人尊敬的人。如果说在上流社会中得到成功是和品德可以结合起来的话（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那么至少我确信除了她所采取的并且也要教给我的那个途径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华伦夫人深明人情世故，在待人接物上有一套湛深的艺术；她与人交往既不虚伪，又不疏忽，既不欺骗人，也不刺激人。但是，这种艺术是她的性格所固有的，也是传授不了的；她自己运用这套艺术要比她讲解这套艺术高明得多，而我又是世界上最不能学会这种艺术的人。因此，她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都差不多等于徒劳，就连她请教师教给我跳舞和剑术也是一样，我的身体虽然轻巧灵便，却连一个小步舞都没学会。由于我脚上有脚鸡眼，我用脚后跟走路已经成了习惯，即使用罗谢尔盐治疗，也没法改过来。虽然我的样子很灵便，可是我从来没能跳过一个小沟。在剑术练习室就更糟糕了，学了三个月，我还是在学习如何档开击来的剑，始终不会突刺。而且我的手腕不够灵活，胳膊没有劲，当我的教师要击落我的剑时，我总是握不紧。此外，我对这种运动和教我剑术的教师极端厌恶。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人对于杀人的技术会有那么大的自豪感。他为了使我能接受他的大天才，就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作比方，他认为剑术中的第三和第四姿势和音乐中的第三和第四音程有很显然的相似之处。如果他要作一次虚攻，他告诉我要注意这个升半音符号，因为在古代音乐中的升半音符号和剑术中的虚攻是同一个字。当他把我手中的实习剑打掉的时候，就笑着对我说，这是一个休止符号。总之，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象他这样一个帽子上插着羽毛、胸前带着护胸甲的自以为多才多艺的家伙，他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所以，我的剑术进步很小，不久我就纯粹由于厌恶而把剑术放弃了。但是，我在一种比较有用的艺术方面却有了显著的进步，那就是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再希望更显赫的地位，而且我开始觉得我没有这种天分。我一心希望妈妈生活得愉快，我喜欢总呆在她的身边，在我不得不进城教音乐而离开她的时候，尽管我对音乐那样爱好，我开始觉得这是件麻烦事。
我不知道克洛德·阿奈是不是看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亲密性质，但是我有理由相信这事未能瞒过他。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审慎的小伙子；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但也并不总是把心里所想的都谈出来。他一点也没显出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情，只是从他的行动上看，他象是知道了。他的这种谨慎态度当然不是出于心灵的卑贱，而是因为他赞成他的女主人的见解，所以他不能非难她按照这些见解所采成的行动。虽然他和她一样年轻，但他非常老成，非常庄重，甚至把我们俩看成两个应该宽容的孩子，而我们则把他看成一个可敬的人，我们也应该对他保持相当的尊重。我只是在他的女主人对他不忠实以后，才了解到她对他的爱是如何深沉。由于她知道我的思想、我的感情以至我的生命都受她的支配，所以向我说明了她是如何爱他，以便让我也能同样爱他；她在这点上所要强调的，与其说是她对他的爱，不如说是她对他的尊敬，因为后者是我最能和她分享的一种感情。她常说。我们俩对她的幸福都是不可缺少的，当她说这样话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两个人都感动得拥抱着流下眼泪啊！希望读这段叙述的女士们不要恶意地笑她。既然她是这样的气质，这种需要并无暧昧的成分；这纯粹是她心灵的需要。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组成了一个世界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集体。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心灵都是共同的，一点没有越出我们的小圈子。我们三个人共同地、排他地生活在一起已成了习惯，如果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三个人中缺了一个或者有外人参加，就好象一切秩序都乱了；尽管妈妈和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个别的亲密关系，我们总觉得仅有两个人在一起不如三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那样愉快。在我们之间之所以不致产生苦恼，是由于相互间的极大信赖，之所以不会感到厌烦。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忙。妈妈不断计划这个，打算那个，整日活动奔忙，也轻易不让我们两人闲着没事干，再加上我们都有点自己的事要做，也就把时间都占满了。在我看来，闲暇无事和孤独一样，也是社会上的苦难的根源。长时间面对面地待在屋子里，什么事也没有，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这是最能使人的思想变得狭隘，最能惹是生非、钩心斗角、造谣中伤的了。当大家都在忙着的时候，除非有事要说，谁也不说话，可是当大家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话就不得不一个劲儿地说下去，这是最厌烦最危险的事情。我还敢进一步说，为了使一个小的集体有真正的快乐，我主张每个人不仅都应当做点什么事，而且要做点多少需要用心的事。例如，打花结就等于没事做。打花结的女人和闲着没事的女人一样需要谈话消遣。可是她要是做刺绣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专心刺绣，别人说话时她简直就没有答话的工夫。特别感到讨厌和可笑的是，要是这时候在她眼前有十多个闲人，起来坐下，走来走去，闲得没事用脚后跟来回打转，把壁炉上的瓷菩萨转来转去看个不住，并且还不断搅动他们的脑子，以便来维持他们没完没了的闲谈。不用多说，这真是一桩美妙的事！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总是要给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我在莫蒂埃的时候，常到女邻居家去编丝带，如果我回到社交场中，我会经常在口袋里装上一个小转球，整天地拿来转着玩，省得没话说时说废话。要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人们就不会变得那么坏，他们的互相交往也就更信实可靠了，而且我认为，也会更愉快些。总之，谁要是觉得这可笑，那就让他们笑吧，我却认为，适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唯一道德，就是小转球的道德。
再说，我们也几乎用不着为了摆脱厌烦而自己去找事做，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总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事情，除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空闲。这些客人从前使我产生的那种不耐烦的情绪并没有减低，所不同的只是我闹这种情绪的时间减少了。可怜的妈妈丝毫没有放弃她那好对自己的事业和方案作种种幻想的老毛病。相反，家庭的生计越困难，她就愈在她所憧憬的事情上用心思。眼前的生活来源越减少，她就越对将来充满幻想。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这种老毛病愈来愈甚，当她渐渐失去社交的乐趣和青春的乐趣的时候，她就用寻求秘方和制订计划的乐趣来代替她所失去的乐趣。家里总不断有一些江湖医生、制药商、术士以及形形色色喜欢搞空洞计划的人，他们吹嘘将来他们会有百万钱财，而当前他们连一块银币也不会放过。没有一个人是从她家里空手出去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在那么长的时间，她用什么方法来应付那么多的开销，既没有耗尽她的财源，也没有使她的债主感到头疼。
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期，她最热中的计划——在她所拟定的计划中，这并不能算作最不合理的一个计划——是在尚贝里创设一所皇家植物园，还要聘请一位享有薪金待遇的技师，不用说就可以知道，这个位置是要派给谁的。这座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中部，很适于进行植物学研究，妈妈总是用一个计划来促进另一个计划的实现，因此她在制定成立植物园的计划时就又拟定了创设一个药剂研究所的计划；在这个地方，药剂师也就是仅有的那几位医生，成立一个药剂研究所实际上倒是很有用的。国王维克多逝世以后，太医格洛希退居尚贝里，她认为这是对这个计划很有利的条件，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想出了这个计划。不管怎么样吧，她开始拉拢起格洛希来，但拉拢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是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刻薄最粗鲁的人。现在举两三个例子由读者去判断吧。
有一天，他和其他的医生会诊一个病人，其中有一位青年医生是从安讷西请来的，是经常给那个病人看病的医生。这位青年人对他们医生这个圈子的规矩还不够熟悉，居然敢不同意太医的意见。太医对他的话不作回答，却只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路过什么地方，乘哪班马车。年轻的医生—一作答后，反过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托他代办，格洛希说：“没事，没事，我只是想在你走的时候，我很乐意到楼上的窗户旁看看一个蠢驴在马车里是个什么样儿。”他吝啬的程度是和他的富有与冷酷完全一样的。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向他借钱，并提出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却紧握着他朋友的手，咬着牙说：“朋友，就是圣彼得从天上下来，用三位一体担保向我借一百法郎，我也不借给他。”有一天，萨瓦地方的长官，一位非常虔诚的伯爵比贡先生请他吃饭，他提前很早就到了，那位长官大人正在作祈祷，就请他一同作，他不知怎样回答，只作了一个可怕的鬼脸后也跪下了，但是，刚刚念了两句“万福玛利亚”，他就忍不住了，猛地站起来，拿起手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比贡伯爵追着对他说：“格洛希先生！格洛希先生！您别走呀，厨房里正在给您烤一只美味的鹧鸪呢！”他回过头来回答伯爵说。“伯爵先生！您就是给我一个烤天使我也不等了。”妈妈想拉拢而终于拉拢上的太医格洛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非常忙，但也常常来看她，和阿奈很要好，很重视他的知识，并且怀着景仰的心情谈论他。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象他这样一个粗鲁无礼的人，为了消除过去的印象，竟向阿奈表示特别尊重。虽然阿奈早已不是仆人了，但大家知道他过去是仆人，也许还是同样需要由太医的威望和示范来使人对他采取另眼看待的态度。克洛德·阿奈身穿黑色上衣，假发梳得整整齐齐，风度端庄，彬彬有礼，行动明智谨慎，医学和植物学的知识相当渊博，再加上医学界领袖人物的关照，依理而论，如果成立皇家植物园的计划能够实现，他很有希望担任皇家技师之职而受到一致的推崇。实际上格洛希很欣赏这项计划，也采纳了这个计划，只等和平局面一出现，开始考虑一些有关公益的事并能筹出一笔经费的时候，再向宫廷提出。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我一定会投身到植物学上去，因为我生来就象是要干这门学科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使这个计划落了空，无论计划怎样周密，遇到这样的意外。也是要被推翻的。我是注定了要逐步变成苦命人的典型。可以说，上帝特意要叫我经受种种严酷考验，把所有能防碍我做苦命人的一切，都用手拨开了。有一次阿奈到山顶上去寻找一种白蒿。这是只有在阿尔卑斯山上才生长的一种稀有植物，格洛希先生当时正需要它，这个可怜的青年竟在这次上山采药的时候跑得太热了，得了胁膜炎；据说，他所采的药材正是治这种病的特效药，但也救不了他的命。尽管有医道高明的名医格洛希的医治，尽管有他的善良的女主人和我的尽心照顾，他在我们终归无效的救护之下，经过一番临终前的异常痛苦的挣扎，终于与世长辞了，这是得病后的第五天。在他死前只有我劝慰过他，我的心情是那样痛苦和热诚，如果他当时神智清醒，能够了解我的意思，一定会得到一些安慰的。我就这样失去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一个最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位罕见的、值得尊敬的人物，天赋的才能补足了他不曾受到的教育，出身低贱，却具有伟大人物的一切品德。如果他有较长的生命和适当的职位，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第二天，我怀着异常真挚的沉痛心情向妈妈谈起了他；在谈话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卑贱的不应有的念头：我想接收他生前穿过的几件衣服，特别是那件曾引起我注意的漂亮的黑上衣。我既然这样想，也就这样说出来了，因为在她跟前，我总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这句卑鄙而难听的话更能使她感到刚刚死去的那个人对她的损失是多么大的了，因为无私与心地高尚正是死者生前所具有的最优秀的品质。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扭过头去哭了起来。可爱而又可贵的眼泪啊！我明白这些眼泪的意义，每颗泪珠都流到我的心里了，它们把我心里所有卑鄙肮脏的东西一点痕迹不留地完全冲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阿奈的死亡不但给妈妈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损失。从此以后，她的事情一天不如一天了。阿奈是一个精明而谨慎的青年，他维持着他女主人家里的一切秩序。大家怕他那双机警的眼睛而不敢过于浪费。就是妈妈本人也因为怕他的指责而竭力克制自己那喜欢挥霍的习性。对她来说，单单他的爱是不够的，她还要保持住他的尊敬和避免他的正当的指责，因为在她滥用别人钱财或是浪费自己钱财的时候，他有时是敢于责备她的。我和他有同样看法，甚至也提出同样的忠告，但是，我在她身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的话不如他的话那样有作用。他既然不在了，必须由我来代替，可是我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兴趣，所以不能胜任。我本来就不很细心，性情又怯懦，虽然我也暗自滴咕几句，却还是一切听其自流。再说，固然我获得了和阿奈同样的信任，却不能具有同样的权威，看见家里杂乱无章，我也叹息，我也抱怨，但是，我说的话谁也不听。我还太年轻、太浮躁，我还不能凭理办事，当我要干预时，妈妈总是亲热地轻轻拍拍我的脸蛋，叫声“我的小监督”，迫使我仍旧扮演起适合于我的角色。
我平素就深感到她那种毫无节制的花费早晚要把她置于穷困的境地，现在我作了监督，亲眼看到帐本上的收支不平衡，这种感觉就越发深刻了。我内心里一直存在的吝啬倾向，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固然，我除了一时的发作外，从来不曾真正浪费过金钱，就是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为钱而操过多么大的心。现在我却开始注意这件事，而且也关心起自己的小钱袋来了。由于一种崇高的动机，我竟变成了爱钱的人；实际上，因为我已预见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所以我一心只想给妈妈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担心的是她的债权人可能请求扣押她的年金，或者是她的年金完全被取消，因此，在我那幼稚的眼光看来，我认为我那一点儿积蓄倒可能帮她很大的忙。但是，为了攒点钱，特别是为了把其保存住，必须瞒着她，因为在她东挪西借的时候，叫她知道我还存有体已钱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到处找严密的地方藏上几个金路易，并且准备不断地添加点，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如数当面交给她为止。但是，我太笨了，凡是我所选择的地方总会被她发现的，后来，她为了暗示我她已发觉这个秘密，就把我所藏的金币拿走，换上了更多一些别的钱币。于是我只得难为情地把我那一点体已钱送到公用的钱袋中来。而她总是又用这些钱为我购置一些衣服或其它用的东西，例如银剑、怀表等等。
我确信攒钱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了，而且对她说来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我觉得为了预防我所担心的不幸发生，在她无力供给我饭吃而她自己也要断炊的时候，我必须学会由我来供给她的生活需要，此外，没有其他途径。不幸的是，我竟只从爱好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疯狂而顽固地想在音乐中寻求财运，我觉得我的脑袋室充满了主题和歌曲，我认为只要我能善于利用，我就会立刻成为一个名家，一个当代的俄耳浦斯，我那优美的歌声可以把全秘鲁的银子都吸引过来。对我来说，识谱的能力固然已经不错了，重要的却是要学会作曲。困难就是找不到教我作曲的人，只拿拉莫所著的那本《和声学》来自学，是没希望达到目的的，而且自从勒·麦特尔先生走了以后，在萨瓦便没有懂和声学的人了。
在这里，大家又要看到我这一生中不断出现的和我的目的适得其反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在我认为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候，却使我走到和我的目的正相反的地方去了。汪杜尔时常和我谈起关于布朗沙尔神父的事，他是教他作曲的老师，是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有名人物，当时他在伯臧松大教堂担任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的小礼拜堂当音乐指挥。于是我便打算到伯臧松去跟布朗沙尔神父学音乐，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以至还说服了妈妈，让她也认为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于是她就以她那好铺张的习惯给我准备起行装来了。这样，我的计划是想防止她破产，是想将来能够弥补上由于她的浪费而欠下的亏空，可是在着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却又使她花费了八百法郎，我为了防止她将来破产反而加速了她的破产。虽然这种举动是很荒唐的，我的心中和妈妈的心中却都充满了幻想，我确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她是有好处的。她则深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我是不无裨益的。
我原以为汪杜尔还在安讷西，可以求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布朗沙尔神艾，但他已不在那里了。我所有的可做证明的东西就是汪杜尔留给我的一篇四声部的弥撒曲，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亲笔抄写的。我就拿着这件代替介绍信的东西到伯臧松去，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看望了几位亲戚，经过尼翁的时候，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并且答应把我的行李寄到伯减松，因为我骑着马，行李随后才能到达。我终于来到了伯臧松，布朗沙尔神父很好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音乐，并且表示愿意尽量照拂我。在我们正要开始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的行李在瑞士边境的鲁斯被法国关卡扣留并没收了。这消息把我吓坏了，我就尽量托我在伯臧松刚认识的几个熟人打听一下没收的原因，因为我确信里面没有一点违禁品，我想象不出我的行李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没收的。最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必须介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在尚贝里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里昂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名叫杜维叶。他在摄政时代的签证局做过事，由于赋闲便来到这里的土地登记处工作。他和上流社会人士交往过，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学问，为人温和有礼，他也懂得音乐，我们两人当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些粗俗不堪的人们中间，我们格外显得亲近。他和巴黎方面有一些通讯关系，常供给他一些无谓的小品文，一些昙花一现的新奇作品，这些作品也不知为什么就传播起来，也不知怎样就无声无息了，要是没有人提起，永远不会有人再想到它们。我曾带他到妈妈这里来吃过几次饭，可以说他是有意和我要好，为了博得我的欢心，他想设法使我也爱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一向就讨厌这种无聊的文章，我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谈这类东西的。为了不使他扫兴，我只好收下这些宝贵的纸片，顺手就把它们装进衣袋里，除了找手纸用时，我再也不会想起它们来，因为这是它们唯一的用途。真不巧，这些可恶的文章有一篇丢在我只穿过两三次的新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了，那身礼服是我和同事们应酬时穿的。这篇东西是让塞尼优斯教派作家模拟拉辛的悲剧《密特里达德》里最优美的一幕而写的一篇游戏诗文，文字索然寡味，我连十行也没有读，由于不慎就把它丢在衣袋里了，因而造成了我的行李被扣押的原因。关卡的官吏们把我的行李开列了一个清单，清单前面加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检验书，检验书上首先断定这个文件来自日内瓦，是准备到法国印刷和散发的，于是他们就借题发挥。对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大加责难，对他们自己的虔诚警惕则大加颂扬，说正是由于警惕性高才制止了这个万恶阴谋的实现。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我的衬衣也有异教气味，因为他们根据这张可怕的小纸片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由于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始终也没得到我那可怜的行李如何处理的消息。去找那些税务机关里的官吏们时，他们向我要这个说明，那个单据，这个证明，那个记录，手续十分复杂，简直叫我堕入迷魂阵中，我只好干脆把行李全都不要了。我非常后悔没有把鲁斯关卡的那分检验书留下来，要是把它收集到准备随同本书一并出版的资料集里，一定会显得特别引人注意。
这项损失使我在布朗沙尔神父那里还没学到什么就不得不立刻返回尚贝里。看到我无论干什么都不走运，经过全盘考虑以后，我决定一心一意地和妈妈待在一起，听凭她的命运的支配，和她苦乐相共，也决不再为自己无能为力的将来枉费心机了。她就象我给她带来宝贝一样地欢迎了我，又慢慢地把我的衣物添置起来；我的不幸对她对我都是相当大的，但是差不多和事情的发生一样快，不久我们就把它忘掉了。
这次的不幸虽然给我对音乐所抱的热望泼了冷水，我却始终不遗余力地在研究拉莫的那本书，由于苦心钻研，终于对它有了理解，并且试写了几支小曲，成绩倒还不错，因而又增加了我的勇气。安特勒蒙侯爵的儿子贝勒加德伯爵在奥古斯特王逝世以后就从德累斯顿回来了。他在巴黎住过很久，非常喜爱音乐，对于拉莫的音乐更是爱之若狂。他的兄弟南济伯爵会拉小提琴，他们的妹妹拉尔杜尔伯爵夫人会唱歌。这一切便使音乐在尚贝里盛行起来。他们举办了一个公开的音乐会，最初曾打算请我担任指挥，然而不久就看出我不胜任，于是另做了安排。我仍然把我作的几支小曲拿去演奏，其中有一支合唱曲大受人们的欢迎，这当然还不能算作很成熟的作品，不过其中却充满着新的曲调和引人入胜的音节，人们决想不到作者就是我。这些先生们不相信我这个连乐谱还读不好的人竟能作出相当不错的曲子来，他们怀疑我可能是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充当自己的。为了证明真伪，有一天早晨，南济伯爵拿着克莱朗波的一支合唱曲来找我；他说，为了使这个曲子便于演唱，他已经给它变了调，但是由于一变调，克莱朗波写的伴奏部分就不能演奏了，要我给它另配个伴奏低音部。我回答说，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不能马上做到。他以为我是在寻找脱身的借口，就逼着我至少要写一个宣叙调的低音部。我答应了，当然作得不甚好，因为我不论作什么事，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但这次我作的至少合乎规则，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作的，这样他就不能怀疑我不懂作曲的基本原理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那些女学生才没退学，不过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有些冷淡了，因为举行一个音乐会，人们竟没把我放在眼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六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六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都跳到另一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托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 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过去的生活开始从这里过渡到现在的生活。从那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友谊关系，对我说来都成为非常宝贵的了。这些友谊往往使我对那个愉快的、默默无闻的时期感到留恋，那时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们，都是爱我这个人而跟我交朋友，他们对我的友情纯粹出于至诚，而不是出于和一个名人来往的虚荣心，也不是居心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损害他。我和老友果弗古尔的相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有人用种种手段离间我们，他却永远是我的好友。永远！可惜的是，唉！他最近去世了。但是，他只是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才停止了对我的友爱，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去世才告结束。果弗古尔先生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和他一同生活，就不能不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比他更磊落爽朗，更和蔼可亲，更恬静淡泊，显出更多的感情和智慧，博得人们更多的信赖。不管是怎样拘谨的人和他都会一见如故，就象相交有二十年之久那样亲密。连我这样一个见到生人就侷促不安的人，和他初次见面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风度，他的声调，他的言谈和他的仪表完全谐调。他的嗓音清脆、饱满、响亮，是一种雄壮有力的优美低音，能充满你的耳鼓，响到你的心房。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和蔼，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真诚朴实的风度，也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既有纯朴的才华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的心，而且是一颗过分多情的心。他有一种为人帮忙不大选择对象的性格，热心帮助朋友，更确切地说。他能帮助谁就做谁的朋友。他能满腔热情地办别人的事，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事。果弗古尔是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儿子，他本人也做过钟表匠。但是，他的风度和他的才干召唤他走向另一个社会圈子，而他不久就进入了。他和当时驻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结识以后，两人十分要好。克洛苏尔在巴黎给他介绍了一些对他有用的朋友。他通过这些人获得了供应瓦莱州食盐的职务，每年可有两万利物儿的收入。他的运气总算不错了，在男人方面就到此为止，但在女人方面，则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不能不加以选择，并且做到了如愿以偿。最稀奇、最值得敬佩的是，尽管他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有交往，可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爱他，都欢迎他，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嫉妒和憎恨，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遇到过一个仇人。幸福的人啊！他每年都要到埃克司温泉浴场来，附近一带的上流社会的人全聚集在那里。他和萨瓦的所有贵族都有来往，他从埃克司到尚贝里来探望贝勒加德伯爵和伯爵的父亲安特勒蒙侯爵。妈妈就是在这位候爵家和他相识并将我介绍给他的。这种一面之交似乎谈不上什么友谊，其间又中断了多年，但是在我以后要叙述的场合中我们又见面了，并且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我就满可以谈谈这位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我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害关系而追念他，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得天独厚的人。我认为，为了人类的荣誉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这个十分可爱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读者以后可以看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些缺点。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可爱了。为了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也应该有些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情。
这个时期，我和另一个人也有过来往；这一来往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还不断地以追求世俗的幸福——这种追求在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难以混灭啊？——诱惑我。这个人就是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当时既年轻又可爱，一时高兴想学音乐，更确切地说，要结识我这个教音乐的人。他除了具有艺术的天才与爱好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可亲的温柔性格，我十分看重有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不久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正在我头脑中开始滋长着的那种文学与哲学的萌芽，只要稍一培养和激励就能完全发育起来，这时候，我在同他的交往中正遇到了这种培养和激励。孔济埃先生对音乐没有多大天赋，这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好事，教课的时间完全消磨在练习音阶以外的事情上了。我们吃早点，闲谈，阅读新的出版物，对音乐则只字不提。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皇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我们常常谈论这两位著名人物。后者不久就登基了，当时已经部分地显露出他日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位，当时所受的诋毁正如现在所受到的赞美，这使我们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这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当时仿佛专钉住他似的。普鲁士皇太子年轻时很少幸福，而伏尔泰生来就象是一辈子不能享福的人。由于我们关心这两个人，于是也关心起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把伏尔泰所写的文章都读了，一篇也没有漏掉。我对他的作品所发生的兴趣，引起我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我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他的作品的优美文笔已经使我入了迷。过了不久，他的《哲学书简》出版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然而正是这些书信有力地吸引我去探求知识，这种新产生的兴趣。从此就一直没有息灭。
但是，我真正完全献身于知识的时机尚未到来。我的性情始终还有些轻浮，那种想东奔西跑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一有所减少，而且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还助长了这种癖好。对于我那喜欢孤独的性情说来，她这里可真是太乱了。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处到她这里来，我确信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各按自己的方式来欺骗她，这种情况使我日益感到住在这里真是一种苦刑。我自从在妈妈的信赖中接替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以后，我对于她的景况知道得更清楚了，那种每况愈下的情形使我感到恐慌。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央求，恳请，发誓许愿，结果一概无效。我曾跪在她的脚下，再三向她说明正在威胁着她的灾难，竭力劝她紧缩开支，并提议首先从我身上开始，我向她说，在年轻的时候忍受点艰难，要比欠下很多债，到了老年陷入困境，受到债主们的逼迫强得多。她体会到我的满腔热诚，也和我抱有同感，她满口答应了我，说得恳切动人。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便立刻都忘掉了。在千百次证明我的忠告无效以后，除了闭眼不看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看守不住家门，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愁苦，但同时又由于我的花费而增加了产生愁苦的根由。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节省开支真能使妈妈得到好处的话，我是情愿不花一文钱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省下来的钱也要溜到那些骗子的手里去，所以我便利用她有求必应的弱点来和他们分享了。我就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出门旅行是不难找到借口的；单单妈妈的事也就有的是借口。她和各处都有来往，都有要接治或办理的事，这就需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办。她只愿意派我去，我也正希望出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过着一种东奔西跑的生活。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在里昂认识的佩里雄先生，就他对我表示的好感说来，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来往。至于我和好心的巴里索结识的经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谈。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以及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如果我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发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往事仍在他心头索回。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动荡期间，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党派中去：儿子参加了平民党，父亲加入了政府党。当人们于一七三七年拿起武器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都全副武装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往市政厅方面走去，儿子则前往自己的集会地点，两人明明知道，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并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既不用个人行动支持，也不用言论支持。我能够证明，我曾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情况下遵守了这个誓言，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那时候，我还没感到武装起来的日内瓦在我心里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热情。由于一件应该由我负责的十分严重的事件，读者可以看出我离这种爱国热情还远着呢，这个事件我当时忘了谈它，现在却不该略而不谈了。
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几年为领导建筑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前往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捐躯，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丧夫折子的损失，使她对我这样一个仅存的近亲增加了几分亲热。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就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著作和别人料想不到的书信。我的舅母对于这堆破烂旧书是不太重视的，我愿意拿走什么就可以拿走什么。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罗霍尔特的四开本的“遗著”，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非常精湛的注解，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爱好。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藏书之中，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保藏下来。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唯一的一个印刷本，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性情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官员们极为残酷的迫害，最近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了，据说是因为他曾参预了伯尔尼的阴谋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日内瓦大而无当的筑城计划的一个相当正确的批评。该计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秘密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因不赞成这个计划，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不用说自己是二百人议会中的议员，就是以公民的资格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虽然并未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此项印刷品完全被邮局根据小议会的命令扣留了。我在舅父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答辩书，我把这份文件与答辩书都拿走了。我作的这次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担任处长的果克赛里律师仍保持相当的交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请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简直使我晕头转向，我对同这位律师有了如此亲近的关系感到自豪，为了要显示自己能够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誉，我一定要装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样子。
由于这种想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拿给他看，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很可以拿来向他证明我是属于知道政府机密的日内瓦的名人之列。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谨慎动机，我没有把我舅父对这份文件的答辩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律师先生所需要的只是印刷品。然而，他非常了解我愚蠢地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的宝贵价值。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再费多大力气也要不回来了，使索性做了个人情，把他所强占的东西变成了给他的赠品。毫无疑问，他一定拿着这份十分稀奇而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件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去了，并且还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按照这个文件可能的售价来索取一大笔钱。所幸在未来的一切不测风云之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一件可能性最小的事。可是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由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要塞的最大缺点透露给它的资格最老的敌人，这就成为一件应该永远自责的憾事了。
我就这样在音乐与医药，以及在制定种种计划和到各处旅行之间消磨了两三年，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然而，我对学问也渐渐发生了爱好，常去拜访作家，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也插上几句，但我与其说是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不如说是在玩弄书上的佶屈聋牙的词语。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有时顺便去探望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由于他把他从巴耶或从哥罗米埃斯那里所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使我增高了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也常常和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见面，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教士，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常常作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我曾打算学他的办法制造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寨子紧紧塞好，差不多就在同时瓶内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瓶子象颗炸弹似的爆炸了，溅了我一脸。我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结果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以后，我当了六个星期的瞎子，从此我明白了，不懂物理实验的原理就不能乱动手。
这个意外事件对我的健康说来可真不是时候，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坏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很好，又没有任何过分的嗜好，为什么现在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的体格相当魁梧，胸部也很宽，我的呼吸本应是舒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气短，有时觉得很憋闷，不由地就发起喘来，而且有时心跳，有时吐血；后来，我开始经常发烧，而且一直没有痊癒过。我的内脏没有任何毛病，又没有作过任何有伤身体的事，为什么在青春时期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呢？
俗话说：“创毁剑鞘”。我的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激情给我以生命力，同时也伤害了我。或许有人问：哪些激情呢？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一些极端幼稚的事，但这些事却使我就象是要占有海伦，或者要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那样激动起来。首先是关于女人的事。当我占有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的感官虽然安定了，但我的心却依旧不能平静。在炽烈的肉欲的快感中，爱的需求在吞食着我。我有了一个温情的妈妈，一个亲爱的女友；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情妇。于是我就将一个想象中情妇放在妈妈的位置上，为了哄骗我自己，我千百次地变换她的形象。当我拥抱着她的时候，如果我意识到躺在自己怀里的是妈妈，即使我拥抱得同样有力，我的欲望也会息灭；虽然我为妈妈的温存而落泪，我却享受不到快乐。肉欲的快乐啊！这是男人命中注定的一部分吗？唉！即使我这一生中只有一次尝到了爱的全部欢乐，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孱弱的身体能够经受得住，我可能当场死去的。
因此，我终日受着这种没有对象的爱情的煎熬，也许正是这种爱情才更消耗精力。想到可怜的妈妈的境遇每况愈下，想到她那种不审慎的行为不久就必然要使她彻底破产，我忧心忡仲，焦灼万分。我那可怕的想象总是走在不幸事件的前面，不断向我描绘出那个极可怕的不幸的情景及其后果。我预见到，我将要为穷困所迫而必须离开我已为之献出生命、而且缺了她我就不能享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个女人。我所以总是心神不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欲望和担忧互相交替地侵蚀着我。
音乐对我说来是另一种激情，虽然不十分炽烈，但也同样耗费我的精力，因为我对它也入了迷。我拚命钻研拉莫的那些难懂的著作，虽然我的记忆力已不听我使唤，我还是固执地加重它的负担。为了教音乐课我不断地东奔西跑；此外我还编写了一大堆乐曲，时常要通宵抄写乐谱。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呢？在我这轻佻的头脑中所想的一切蠢事，那些为时短暂、只占一天时光的爱好：一次旅行，一次音乐会，一顿晚餐，一次散步，读一本小说，看一出喜剧，所有这一切无须事先考虑安排就可以享受到的快乐或办得到的事情，对我说来都同样可以成为十分强烈的激情，当它们变得热烈可笑的时候，都能把我折腾得够呛。克利弗兰的虚构的不幸，（我曾疯狂地阅读《克利弗兰》一书，而且屡次中断、又屡次拾起来，）我敢说，比我自己的不幸更叫我难过。
有一个曾在俄国彼得大帝的宫廷里做过事的名叫巴格莱的日内瓦人，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耻最荒唐的人。他经常装着一脑袋和他一样荒唐的计划，他把百万巨款说得易如反掌，而一无所有他也毫不在意。他有件纠纷要在元老院解决，所以到尚贝里来了，一来就把妈妈笼络住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慷慨地给妈妈拿出了他那许多一本万利的宝贵计划，而把妈妈仅有的那点银币一块一块地骗走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他也看得出来；对于我这样的人，看出我的心意当然是不难的。他不惜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巴结我。他会走几步棋，便提议教我下棋。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试了一试；刚刚学会了一点走法，我的进步就非常之快，第一局快完时，我就用他开始时让我的堡垒将了他的军。只这一下，我就变成了棋迷。我买棋盘棋子，买加拉布来的棋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再也不出门了。我日日夜夜进行钻研，努力把所有的布局都记在心里，不管好歹一个劲儿往脑子里装，自己跟自己片刻不停、没完没了地下起棋来。经过两三个月的苦练和不可想象的努力，我就到咖啡馆去了。那时我面黄肌瘦，差不多象一个傻子。我要试一试手，就和巴格莱先生再杀一场；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又输了，一直输到二十盘；我脑袋里的那些走法全乱套了，我的想象力也完全迟钝了，眼前的一切仿佛在云雾中一样。每逢我拿起菲里多尔或斯达马的棋谱，练习和研究各种布局时，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由于极度疲劳而造成的精力衰竭，我的棋下得比以前更糟了。而且，就是我把棋暂时放下一个时期或者努力继续钻研，也总是和那第一次下棋一样，一点进步也没有。我的程度，始终是第一次下棋终局时那个程度。我就是再练习千百年，也不过是拿堡垒将巴格莱的军的水平而已，其他一点进展也不会有。大家一定会说，这个时间消磨得真好！不错！我的确用去了不少时间。我只是到了精力实在难以继续的时候，才放下了这最初的尝试。我从房间里出来时，简直象个从墓穴里出来的人，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也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不难想见，象我这样气质的一个人，而且是在青年时期，要想保持健康确实是困难的啊！
身体的衰弱，也影响了我的情绪，使我那好作奇思异想的热情冷淡了一些。由于感到体力衰退，我变得比较安定了，一心只想旅行的热望也有所减低。我比以前喜欢呆在家里了，我感到的不是烦恼，而是忧郁。病态的敏感代替了激情，沮丧变成了悲伤；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叹息落泪，我觉得还没享受到人生的乐趣，生命就要逝去。想到我那可怜的妈妈行将陷入破产的凄惨境地，我心中十分难过；我敢说，我唯一悲伤的，就是我要离开她，使她处于一种凄凉的境地。最后，我完全病倒了。她用远胜过母亲对儿女的心肠来照料我，这对她本人说来，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不仅使她不再去关心她那各式各样的计划，同时还可以避开那些给她乱出主意的人。如果死亡在那时来临的话，那该是多么甜蜜呀！虽说我没享受到多少人生的幸福，但我也没有遭遇到多少人生的不幸。我那恬静的灵魂，可以在尚未痛感人间的不公正之前安然离去，这种不公正使生与死都受到了毒害。我堪以自慰的是，在我的同命者身上还保持着我的存在，这也就是虽死犹生啊。如果我对她的命运没有什么忧虑的话，我死的时候就会象安然入睡一样；而且这些忧虑的本身又由于有一个温柔多情的对象，痛苦也就减轻了。我常对她说：“你是我整个身心的保护者，你要让我感到幸福啊。”有两三次，在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夜里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有病的身子摸到她的房里，向她提出一些劝告，这些劝告，我敢说，都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而最突出的一点还是我对她的命运的关切。眼泪好象是我的营养品和药物，我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握着她的双手，和她一同洒下的眼泪，使我的精神又恢复起来了。这种夜间谈话有时长达几小时，当我回到自己屋子的时候，我觉得比去的时候好了许多。她对我许下的诺言，给我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一切烦恼都消失了，于是我就怀着听凭上帝安排的宁静心情安然地入睡了。假如我在这个时候死去，我是不会感到死亡是多么痛苦的。上帝呀，我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人间恨事，经历了使我生活动荡不安的多少风暴，以致生命对我说来简直成了一种负担，但愿结束这一切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会象当年一样，不会让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吧！
由于她的百般照顾、细心看护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关怀，她终于把我救活了，而且，的确也只有她能够这样做。我不太相信医生们的医疗，却非常相信一个挚友的照顾：同我们的幸福休戚相关的事情总是要比任何其他事情做得更好些。如果说生活中真有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感到的两人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我们相互间的爱恋并未因此而日益增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这种极质朴的爱恋中，却产生了一种令人说不出来的更亲密、更动人心弦的关系。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完全变成了她的孩子，她比我的生身母亲还亲。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我们的生命也仿佛糅合在一起了，我们不仅感到谁都需要谁，而且还觉得只要两人在一起就什么都满足了。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再考虑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而把我们的幸福和一切愿望完全寄托在两人的互相占有中。我们的这种占有可能是人世上绝无仅有的占有；这不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一般爱情上的占有，而是某种更本质的占有，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
这一如此可贵的转折，为什么没有为她和我的此后余生带来长久的幸福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深信这一点，我对此感到宽慰。这也决不是她的过错，至少她不是故意的。但是事情注定了：人的不可制服的本性又占了上风。不过，那不幸的结局也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感谢上天的安排，曾有过一个间隔期间：短暂而宝贵的间隔期间啊！它不是由于我的过错而终止的，我也不能怪自己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虽然我的大病痊癒了，但精力并未复原，我的胸部还在发疼，余留的微烧始终未退，一直软弱无力。我只想在我所喜爱的女人身边度我的余生，使她永不放弃她所下的决心，叫她知道幸福生活的真正所在，并尽我的力量使她成为幸福的人，除此以外，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但是我不仅认为而且也感觉到在一所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两人寂寞无聊地终日对坐，最后也会感到愁闷的。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不用找，自已就来了。妈妈认为我应该喝牛奶，并且要我到乡下去喝。我表示，只要她和我一块儿去，我就同意。这一要求她马上就答应了，问题只在于选择什么地点。郊外的那个园子谈不上真正的乡下，四周又有别人家的房子和花园，没有一点儿可作乡居之所的吸引力。再说，自从阿奈去世以后，为了节约，我们已经不要这个园子了，我们也无心去照顾园中的植物。由于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放弃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并不使我们感到惋惜。
现在，我趁她对城市生活发生厌倦的时机，建议她索性离开城市，搬到幽静的地方去住，在那里找一所离城较远的小房子，使那些讨厌鬼再也找不到我们。如果她这样做了的话，则由她的守护天使和我的守护天使启示给我的这个主意，很可能使我们一直到死过着幸福安静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注定要享的福分。妈妈过惯了豪华生活，她注定要遭受的穷困和不幸带来的种种痛苦，使她不致过分留恋人生。至于我，这个各种灾难的牺牲品，注定要留在社会上，以便有一天能给任何热爱公众幸福，热爱正义，不靠同伙支持，不靠党派庇护，单凭自己的正直而敢于公开向人类说真话的人做个榜样。
一种不幸的顾虑把她抱住了。她怕得罪房主人，不敢离开她那所破房子。她对我说：“你的隐居计划非常好，也很合我的心意，不过，过隐居生活也需要钱呀，放弃我这所监牢般的房子，就有失去饭碗的危险，当我们在树林里找不到饭吃的时候，还得到城里来找。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我们最好不要完全离开城市。我们就继续给圣劳朗伯爵那点房租吧！这样他就不致停止我的年金。我们要设法找所小房子，它离城的距离可以使你享受生活的安静，又在必要时可以随时回城里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找了一些时候，我们就决定居住在沙尔麦特村属于孔济埃先生的一段土地上；这个地方就在尚贝里旁边，但是很僻静，仿佛离城有百里之遥。在两座相当高的山丘之间，有一个南北向的小山谷，山谷底部的乱石和灌木丛中有一道溪水，沿着这个山谷，在半山腰间疏疏落落地座落着几所房子，任何一个喜欢在比较偏僻比较荒野的地方过隐居生活的人，对这里都会非常满意。我们看了两三处房子，最后选择了最漂亮的一所，这所房子的所有人是一位正在服役的贵族，名叫诺厄莱。房子很适于居住。前面是一座高合式的花园，上面是一片葡萄园。下面是果树，对面是一个小小的栗树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泉水；再上一些，山上有作牧场用的草地，总之，对我们所要建立田园生活必要的一切应有尽有。据我记忆所及，我们大概是在一七三六年的夏末住到那里去的。我们第一夜在那里睡下的时候，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欣喜若狂，激动得睁着泪汪汪的双眼对她说道：“哦，妈妈，这真是幸福和纯洁的住所啊。我们要是在这里找不到幸福和纯洁，那就别到其他地方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