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洛温1
在六月斗争时期2，我遭到搜查，给抄走了信件等等以后，过了几天，伊·戈洛温第一次来看我；这以前，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写过一些不太高明的文章，而且为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名声非常不好。他去找过拉摩里西尔3，尽管我根本没有托他，他企图为我进行斡旋，但什么也没做成，却跑来向我索取我微不足道的感谢，利用这机会与我套交情。
他告诉我：“我对拉摩里西尔说；‘将军，跟俄国的共和主义分子作对，却对俄国政府的间谍不问不闻，这是可耻的。’拉库里西尔问我：‘您知道这些人吗？’‘谁不知道！’‘说说这些人的名字。’‘嗯，雅科夫·托尔斯泰4和若米尼将军5。’‘明天我会下令搜查他们。’‘但是若米尼像是俄国间谍吗？’我问他。‘哈哈哈，这点我们马上会看到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
卢比孔河越过了6。不论我怎样对戈洛温的友谊表示冷淡，尤其不欢迎他的光临，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一星期总要造访两三次，致使我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平也降低了——争吵、谣言、人身攻击开始了。过了五年，戈洛温为了挑起决斗，故意想惹怒我，说我怕他；他不知道，早在伦敦的争吵以前我已经怕他了。
我在俄国就听说，这个人行为不轨，在金钱方面有些不择手段。舍维廖夫7从巴黎回国后，谈到过戈洛温与仆人打架，以致涉讼公堂的事，还把这算在西欧派账上，因为戈洛温也属于这一派。我向舍维廖夫指出，对西方可以责备的只是打架，要是在东方，戈洛温可以干脆鞭打仆人，谁也不会讲一句话。
他那些如今已被忘记的关于俄国的大作，更使我不想认识他。那无非是些法文的华丽辞藻，罗特克派8的自由主义论调，连篇累牍的小道消息，陈词滥调式的道德说教，信口雌黄的人身攻击，既不合逻辑，没有观点，也没有任何联系。波戈金9是制作大杂烩式的文章，戈洛温是贩卖大杂烩的思想。
我尽可能避免与他认识。他与巴枯宁的争论帮了我的忙。戈洛温在一份报纸上登了一篇维护贵族自由权的文章10，其中提到了巴枯宁，巴枯宁当即宣称，他不论与俄国的贵族，还是与戈洛温都毫无共同之处。
大家已经看到，到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就无法保持对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了。
每一天都在向我证明，我是对的。在戈洛温身上，俄国军官和俄国地主所有的、令我厌恶的一切，与西欧人的无数小缺点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谈不到调和与折衷，谈不到互相补充，也不包含任何怪诞、才智或诙谐的成分。他的外表庸俗，傲慢，讨厌，与某一类人惟妙惟肖，这类人带着纸牌或者不带纸牌，在矿泉疗养地和大都市中游荡，整天吃喝玩乐，大家认识他们，也了解他们的一切，不了解的只是他们靠什么生活和为什么生活。戈洛温是俄国的官员，法国的花花公子和吹牛大王，英国的江湖骗子，德国的容克地主，我们祖国的诺兹德廖夫和来到异乡客地的赫列斯达科夫11。
他为什么离开俄国，在西欧要做什么？要知道，他在他所描写的那些官员中间本来如鱼得水，逍遥自在。离开了他所出生的环境，他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重心。在德尔普特大学毕业以后，戈洛温便在涅谢利罗德12的办公厅中任职。涅谢利罗德向他指出，他的字写得太糟，他一气之下便去了巴黎。通知他回来时，他答说他还不能回国，因为他的字还没有练好。接着他发表了他编写的《尼古拉治下的俄国》，其中使尼古拉最生气的一点是说他写错别字。戈洛温接到了回俄国的命令，但是他不回去。他的弟兄们13便趁机克扣他的供应，让他挨饿，把应该寄给他的钱减少了很多。整个过程便是这样。
这个人既没有艺术气质，也没有审美要求，对科学毫无兴趣，又不愿认真工作。他的诗意局限于他自己，他喜欢装模作样，保持体面的外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地主的习惯，一辈子没有从他身上消失，与半流亡者和半波希米亚人的游牧式生活习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有一次在都灵，我看到他拿着一根树条站在菲德饭店门口……他的面前站着一个扫烟囱的孩子，大约十二岁，衣衫褴褛，光着脚；戈洛温在给他丢铜子，丢一个便用树条抽一下他的脚，于是孩子蹦一下，表示很痛，又请他再打。戈洛温哈哈大笑，继续丢铜子。我不相信他打得很重，但这总是鞭打，难道他觉得很有趣吗？
在巴黎以后，我们起先在日内瓦，后来又在尼斯相遇。他也是被法国驱逐出境的，当时的境况很不好过。14他简直没法过日子，尽管那时尼斯的生活水平低得叫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常常巴望戈洛温得到一份遗产，或者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可以让我摆脱这个累赘。
他从尼斯去了比利时，又从那儿给驱逐了，于是来到伦敦，取得了英国国籍，大胆地在自己的姓前加上了“霍夫拉公爵”的称号，这是毫无根据的。他以英王治下的臣民的资格回到都灵，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在报上他任意辱骂大臣们，以致又被驱逐出境。戈洛温想取得英国大使馆的庇护，但遭到了大使的拒绝，于是他重又渡海到了伦敦。在这里他自封为工业界的骑士，革命的闯将，徒劳无益地企图参加形形色色的政治圈子，与社会上所有的人拉关系，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1853年11月末，沃尔采尔来找我，请我在波兰起义的周年纪念会上讲几句话。戈洛温正好进来，发现了这是怎么回事，马上向沃尔采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能不能发表演说？
沃尔采尔有些不高兴，我更不必说，尽管这样，他还是作了答复：
“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参加，在会上发言，但会议是统一的，我们对每个人想讲的话，必须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要在某一天开会讨论这事，欢迎您来谈谈。”
戈洛温当然接受了邀请。沃尔采尔临走时在前厅中一边摇头一边对我说：
“真见鬼，怎么碰上了他！”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参加预备会议，我预感到非出乱子不可。会议开始后还不满五分钟，我的预感便应验了。在断断续续讲了几句泛泛之谈以后，戈洛温突然转向赖德律-洛兰，先是提到他们曾在哪里见过面，尽管赖德律-洛兰什么也不记得；接着，他忽然无缘无故向他证明，经常得罪拿破仑是错误的，从策略上看，为了波兰的事业，不如宽恕他……赖德律-洛兰的脸色变了，但是戈洛温继续说道，只有拿破仑可以拯救波兰等等。他还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马志尼和科苏特都理解了这一点，正竭尽全力要接近拿破仑呢。”
“您怎么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赖德律-洛兰激动得忘记了一切，问道。
“我听说……”
“谁说的？大概是什么间谍吧，正直的人不可能讲这种话。先生们，我并不认识科苏特，但我还是相信这不是事实。至于我的朋友马志尼，我敢为他担保，他从没有想过要作这种让步，这只能成为可怕的灾难，同时也是对他整个信仰的背叛。”
“是的……是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四面八方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戈洛温的话激怒了大家。赖德律-洛兰突然转向沃尔采尔，对他说道：
“现在您看到，我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参加你们大会的人太杂了，在会上不可能不出现我不能接受、甚至不愿听到的意见。请允许我退出，恕我不能在29日的大会上发言。”
他站了起来，但沃尔采尔拦住了他，对他说，负责大会工作的委员会选举他作自己的代表，根据这身份，他必须请赖德律-洛兰留下，以便让同志们决定，在发生这场争论以后，他们是允许戈洛温发言从而失去赖德律-洛兰的参加呢，还是与此相反。
然后沃尔采尔与领导小组的成员作了商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戈洛温看得很清楚，因此没有等到答复便站起身来，盛气凌人地对赖德律-洛兰说道：
“我把荣誉和席位让给您，我主动谢绝在11月29日大会上发言。”
说罢他便趾高气扬地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出了屋子。
为了一下子解决问题，沃尔采尔提议我念一下或谈一下我的发言提纲。
第二天便是大会，这是最后几次盛大的波兰起义纪念会之一，它成功了，人非常多，我在八时到达，会场已挤得满满的，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为委员会准备的讲台上。
“我正在到处找您呢，”达拉什医生对我说，“赖德律-洛兰在旁边的房间里等您，他希望无论如何在大会开始前与您谈一下。”
“出了什么事？”
“还不是为了那个二流子戈洛温。”
我去找赖德律-洛兰。他气呼呼的，这也难怪。
“您看看，”他对我说，“这混账东西在我到达前一刻钟送了这张条子给我。”
“我不能为他负责。”我说，一边打开了信。
“当然，但我希望让您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便条写得粗暴而愚蠢。他仍然企图用夸口来掩盖失败。他给赖德律-洛兰写道：如果他没有法国人的礼貌，至少应该表明，他并不缺乏法国人的勇气。
“我一向知道他是一个惹是生非、狂妄自大的人，但没料到这一点，”我说，交还了条子，“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给他一个让他永志不忘的教训。我要在这儿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撕下这个冒险家的假面具；我要公开我们的谈话，并请您作证，因为您是目击者，又是俄国人，我要念他的条子，然后看他怎么办……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没有这么好的修养。”
我想：“事情太糟了。戈洛温本来声名狼藉，现在非彻底完蛋不可。他只有一条出路，那便是要求决斗。但这样的决斗是不允许的，因为赖德律-洛兰毫无过错，没做什么侮辱人的事。何况他的地位不允许他与随便什么人决斗。不合适的只是在波兰人的大会上，把一个俄国流亡者踹在泥浆中，而由另一个俄国人做帮手。”
“这事不能以后再说吗？”
“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我仍尽力劝阻，提出了诉诸法庭，公意审判等等，但是没有多大效果。
……于是我们来到讲台上，迎接我们的是热烈的掌声。大家知道，群众的掌声和欢呼会使人陶醉，我忘记了戈洛温，只在琢磨自己的演讲。关于这次演讲，我在别处谈过了。我在讲台上的出现本身，便得到了波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热烈响应。我讲完时，大会主席沃尔采尔走到我面前拥抱了我，一再用深深激动的声音说道：“谢谢您，谢谢您！”掌声和欢呼增加了十倍，我在这阵惊雷声中走回了自己的座位……这时我才又想起戈洛温，我感到害怕，那个时刻近了，1848年的鼓动家会把那个小丑抓在手里掐死。我掏出铅笔，在一片纸上写道：“请及早防备，别让戈洛温的丑事破坏您的大会。”讲台是半圆形的，我把条子交给坐在我前面的皮安乔尼，请他递给沃尔采尔。沃尔采尔看了条子，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又把它交给另一边的人，也就是请他递给坐在上一排的赖德律-洛兰。赖德律-洛兰把手伸到我肩上拍了拍，愉快地点点头，说道：
“为了您的演说，也为了您本人，我把事情推迟到明天再说。”这使我高兴得什么似的，会后马上跟卢格和坎宁汉15一起上美国商场吃饭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屋里已挤满了波兰人。他们是来向我道谢的，本来可以迟一些，但他们等不及了，主要是急于了结戈洛温挑起的这场争端。他成了众矢之的，大家对他怒不可遏。他们编了一份揭露戈洛温的材料，并致函赖德律-洛兰，宣称坚决不同意他参加决斗。十个人准备与戈洛温斗争。他们要求我也在材料和信上签名。
我看到，这一件事可能引起五六件事，便利用昨天的成功，也就是它给予我的威望，对他们说道：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在赖德律-洛兰满意的前提下，了结这件几乎破坏了你们的大会的不幸争执，还是为了要不惜一切惩罚戈洛温？如果是后者，先生们，恕我不能参加，请你们按照你们的认识行动吧。”
“当然，主要目的是了结这件事。”
“好。那么你们信任我吗？”
“自然信任……怎么会……”
“那就让我一个人去找戈洛温……如果我的调解成功，赖德律-洛兰满意了，事情就完了。”
“好，但如果调停不成呢？”
“我就在你们的抗议书和信上签名。”
“行。”
我找到了戈洛温，他愁眉不展、垂头丧气的，显然在等待着一场风暴，尽管事情是他挑起的，他恐怕并不满意自己。
我们的交谈很简单。我对他说，我让他避免了两次不愉快的事，现在愿意再度效劳，让他避免第三次，即调停他和赖德律-洛兰的关系。他其实也指望了结纠纷，但是傲慢的性格不允许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更何况是承认错误。
“我只是看您的面子才同意的。”他终于吞吞吐吐地说。
看我的面子也好，看别人的面子也好，事情终于和解了。我便找赖德律-洛兰，在阴冷的房间里等了两个小时，甚至感冒了。最后他来了，非常亲切和愉快。我从那些自由波兰捍卫者的来访谈起，讲到我们那位冒牌好汉的屈服为止，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赖德律-洛兰哈哈大笑，同意不咎既往，接待那位悔改的肇事者。于是我又去找他。
戈洛温正心神不定地等待着。听到一切都已顺利解决，他涨红了脸，把一叠叠纸塞满了大衣的各个口袋，便跟我走了。
赖德律-洛兰像真正的绅士一样接待了他，立即便谈不相干的事了。
“我来见您，”戈洛温开口道，“是要告诉您，我非常遗憾……”
赖德律-洛兰打断了他的话：
“不必再谈这事了……这是您的条子，把它丢在火中吧……”接着便毫不踌躇地继续刚才的谈话。当我们起身告辞时，戈洛温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小册子，递给赖德律-洛兰，说这是他最近发表的一些东西，请他笑纳，借以表示他对他的敬意。赖德律-洛兰连连道谢，客气地收下礼物放在桌上，不过，大概再也没有碰过它们。
坐上马车时，我对戈洛温说：“瞧，这是文学的时代。我听说，从前聪明人是带着螺旋拔塞钻去决斗的；用小册子武装自己，这的确是新现象！”
为什么我要从耻辱中挽救这个人？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后悔。这一切宽恕，容忍，掩饰，挽救，往往使我们自讨苦吃，这完全符合别林斯基提出的那条伟大规律：“坏人之所以能为非作歹，就因为他们把正直的人当作坏人来对待，而正直的人却把坏人当作正人君子。”16报界和政界的败类之所以危险和讨厌，便在于他们两面三刀、难以捉摸的作风。他们不会失去什么，却能赢得一切。挽救这些人，只能使他们故态复萌，重蹈覆辙。
我对这件事的叙述没有一句是夸大的。因此大家想想，十年以后，当我看到戈洛温在德国出版的一本书时多么吃惊，他说，赖德律-洛兰向他表示了歉意……尽管他知道，赖德律-洛兰和我都还活着，都还健在……难道这不是天才吗！
大会是在1853年11月29日召开的，1854年3月，我以“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17的名义发表了告驻波兰的俄国将士书，文章短短的，却引起了戈洛温的极大义愤，他给我送来一份抗议书要我发表，抗议书如下：
“我读到了您在报喜节18写的‘喜讯’。
“它是用‘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的名义写的，然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词句：‘我不记得，在俄国哪个省’。
“因此我感到不解：这同盟是否只有您和恩格尔松两个人，或者只有您一个人？
“我不想在这里分析它的内容，您也没有把它的原稿给我看过。我只想提一下我的态度：我不能保证对于没有要求我提供意见的人，我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论是谦逊还是良心都不允许我说，我能把俄罗斯民族的名字与西方民族等同起来。
“因此我认为必须要求您在最快最短的时期内公布：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加过您的俄文印刷所印制的任何宣言书。
“我希望您不要迫使我寻求别的公布方式。
“向您问好。
伊万·戈洛温
1854年3月25日于伦敦
“又，至于是按原信形式发表，还是摘要公布它的内容，这可由您视情况裁夺。”
这抗议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看到它可以使我与这个无比讨厌的人脱离关系，公开宣告我们的分歧了。欧洲和波兰人往往从表面上看待俄国（尤其是在它既不攻打邻邦，也不在亚洲实行兼并的间歇时期），以致我必须努力十年才能使他们不致把我与这个臭名昭著的伊万·戈洛温混为一谈。
在抗议之后，戈洛温还寄来了一封杂乱无章的长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也许，我们分开对共同的事业更有利，只要不把我们的力量耗费在互相斗争上。”对此我答复他道：
“我认为我必须为昨天收到的大函感谢您，我充分赞赏它的善良意愿：减少在报上的公开争吵。
“我完全同意，我们分开更有利。至于您提到的斗争，我从未想到过。我从未首先发难，因为我没有什么要反对您的，尤其是我们每人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
“您应该记得，您现在公开说的话，我早已多次在私人间向您提出过。我们的态度、观点和好恶全然不同。我依然尊敬您，但请您把我们的分手看作既成事实，这样，无论您或我，都会感到更为自由。
“这信便是我的答复。它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因此我要求您不必再继续我们之间的通信，我们可以客客气气地分手，不使用任何粗暴的语言或采取任何仇恨的行动。
“祝您一切顺利。
写于3月30日星期四”
但戈洛温根本不想与我断绝来往，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只是想出出气，因为我们发表《告将士书》没有通过他，然后再与我和解，但是我已经不想错过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我的信发出后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寄了一包东西给我。我打开后发现，里边是一张加黑框的纸……我一看，那是1852年5月2日发出的邀请他参加葬礼19的请柬。这是他从都灵来信后我寄给他的，我还在请柬上写了几句话：“您的信使我很感动，我从不怀疑您有一颗善良的心……”现在就在这张纸上，他写道，他要求与我见面谈谈，还给了我一个新的地址，然后说：“这不是为了钱的事。”
我复信道，我不能去看他，因为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要找我，而且决裂是他引起的，不是我引起的，何况他已把这事闹得尽人皆知了。但我可以在家中接待他，他何时光临，悉听尊便。
第二天早上他来了，态度谦逊而温和。我一再向他声明，我不会对他采取任何敌对步骤，但是我们的观点和态度分歧如此之大，因此见面是不必要的。
“那么您怎么直到现在才发现这一点？……”
我没作声。
我们分手时十分冷淡，但很客气。
似乎不致再有什么事了吧？不，就在第二天，戈洛温又给了我下面这封信：20
“（请勿外传）
“今天的谈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您有成立同盟的权利！因此我不想再提出任何争论，希望您也避免可以导致这后果的一切行动。
“在您的新朋友背弃您的时候，您会发现，我始终是忠于您的。
“我的劝告是您应该写信给《广告晨报》，说您不想与他们打笔墨官司，只是因为您鄙视那种分不清爱国者和自由之友与间谍的不同，赞美布鲁诺夫21而诽谤巴枯宁的愚昧态度。
“我不想来找您，因为现在我得从事比争取同情更重要的工作。
“如果您想来看我，我随时欢迎，尤其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有话可以交谈。
伊·戈
1854年4月26日”
到夏季，我迁居里士满，有一段时间没再听到戈洛温的任何消息。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说，他听人说（他没有说出名字）我在自己家里“取笑他”……因此（像情人一样）要求我退还他在尼斯送给我的画像。尽管我翻箱倒柜忙了半天，还是没有在任何信件中找到这相片。
事情不好办……但没有法子，我只得告诉他，画像丢了。我请我们共同的朋友萨维奇转告他，我没找到，并向他重申，我对他毫无恶意，希望他不要再打扰我。
对此的答复便是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您对萨维奇说，如果我写信给您，您可以还给我十镑钱。我本来的安排是尽我所有付给您二十镑，因为您自己在信上说过，您从一百镑中只想接受二十镑。我曾指望我的情况很快好转，只是事实并非如此。但再过一星期，至多两星期，我就可以把这十镑钱还给您。您说您不是我的敌人，我也希望您不要把我的要求当作对朋友的恩惠，应把它看作正义的行为。如果您不这么想，便拒绝好了，但不必向您的崇拜者们大谈这事。
伊·戈
8月16日”
我没有答复这封信。不用说，我根本不会托萨维奇谈到任何钱的事。戈洛温故意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使一个简单的要求变成了一种交易。萨维奇是俄国土壤上生长的、流落在异邦的最有趣的野花之一，关于他，我们在别的地方再谈。
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他猜到，没有复信便是拒绝，当然，他已发觉自己的行为不够谨慎。他有些怕，于是决定以攻为守，在信上对我说，我是“德国人或犹太人”，并退回了我的C信22，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您是胆小鬼。”
这以后又来了两封用伪装的笔迹写的信，信中充满了D信23那样的谩骂。可惜的是这些信一部分已经遗失，不过它们的语气是一致的。
他以为我收到他那封讲我是胆小鬼的信以后，我会派代理人去向他提出决斗，但我关于荣誉的观念确实有些奇怪，与他的截然不同。我觉得，杀死一个比塞塔24或感化院的候补者，固然没有意思，如果被这个疯子杀死，或成为残疾，他当然要因此坐牢，可是我却要丢下自己的全部工作，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我不怕他，这太荒唐了……难道既进行恐吓，又不致使被恐吓者丧失荣誉，这便是疯狗享有的特权？
又安静了一个时期，戈洛温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他在别人的餐桌上吃白食，对着别人大放厥词，向别人借钱。在这时期，他的名誉中仅有的几点光斑也暗淡了，老朋友离开了他，新朋友回避他。路易·勃朗只因朋友们在摄政王大街上看到他和戈洛温在一起，只得向大家表示歉意；米尔纳-吉布森25终于向他关上了大门；英国的“老好人”，那些全世界最愚蠢的人，也逐渐猜到他不是公爵，也不是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人，只有站在远处的德国佬，那些只凭书商的图书目录了解他的人，还把他当作“名流”。
1855年2月，一次著名的大会26准备在圣马丁会堂召开，会议隆重，但并不成功，它的目的是把各国流亡者中的社会主义者与宪章主义者联合起来。关于大会的结果，以及马克思派反对我当选的阴谋，我已在别处详细谈过。这里只谈谈戈洛温。
我不想发表演说，我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是为了向它表示感谢，并回绝它的邀请。这是晚上，我走出屋子时在楼梯上遇到一位宪章派人士，他问我，有没有看到戈洛温在《广告晨报》上的信？我没有看到。楼下是咖啡馆和酒店，而《广告晨报》在任何馆子都能找到，我们走进那里，芬伦27指给我看戈洛温的公开信，他写道，据他得到的消息，国际委员会选举我为委员，并要求我在大会上代表俄国人发表演讲，因此他出于对真理的热爱，不得不警告大会，我不是俄国人，而是德国的犹太人，只是出生在俄国，这是“得到尼古拉特别庇护的一个种族”。
读了这则诽谤，我回到委员会，向主席（厄·琼斯）声明，我收回我的拒绝。同时，我给他和委员们看了《广告晨报》，我说，戈洛温完全了解我的出身，他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在撒谎”。“况且犹太人出身不见得便能成为障碍，”我又道，“应该看到，世界创造以后，最早的放逐者便是犹太人——亚当和夏娃。”
委员们哈哈大笑，以主席为首，一致鼓掌接受了我的决定。
“至于你们选举我为委员，我应该表示感谢，但保卫你们的决定，这也是你们的责任。”
“对，对！”大家一致喊道。
琼斯第二天在自己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并写了封信给《每日新闻》：
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
有个低能的民主人士在《广告晨报》上写了一篇短文，对赫尔岑先生造谣中伤，这显然别有用心，企图破坏在圣马丁会堂举行的大会。这是幼稚拙劣的花招。大会是各民族根据一定的原则召开的，根本与任何参加的个人无关。但是为了公正地对待赫尔岑先生，我们有责任公开声明：宣称他不是俄国人，也不是给本国放逐的流亡者，这纯属可笑的谣言。至于说他是弗拉维·约瑟夫斯28和约书亚·挪文29的种族，这更是无稽之谈，尽管属于这个过去强大、至今仍不弱小的民族，也像属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根本不是可耻和丢脸的事。赫尔岑曾在乌拉尔度过五年流放生涯，从那里脱身后又被逐出了俄国——他自己的祖国。赫尔岑站在俄国民主派文学的最前列，他是俄国流亡者中最先进的，因而也是它千百万无产者的代表。他将参加圣马丁会堂的大会和示威，我们相信，他所得到的接待将向全世界证明，英国人可以同情俄国人民，同时决心与俄国暴君斗争到底。
赫尔岑先生（致《每日新闻》编者的信）
亲爱的先生：
贵报日前刊出了一封信，它不仅否定了著名的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有权在国际大会上代表俄国民主派的权利，甚至否定了他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权利。
赫尔岑先生已经答复了第二点的指责30。现在请允许我们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为赫尔岑先生的答复补充几点涉及第一点指责的事实，因为显而易见，赫尔岑先生的谦逊使他不便提出这些事实。
赫尔岑先生二十岁时，由于反对沙皇专制统治被判了刑，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边境，在那里以流放犯的身份生活了七年。第一次流放被赦免后，过了不久，他又遭到了第二次流放。
在那个时期，他的政治小册子、哲学论文和小说作品，为他赢得了俄国文学中第一流的地位。若要说明赫尔岑先生在他祖国的政治和文学生活中占有什么位置，我们只需提出发表在《雅典娜神庙》31上的文章就可以了，该刊的公正立场是谁也不能怀疑的。
赫尔岑先生于1847年到达西欧后，便在进步人士中占有了一个显著位置，这些进步人士的名字都是与1848年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时起，他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它的目的便是最有利地对沙皇尼古拉和俄国专制政府进行誓死不屈的斗争。
鉴于这些事实，为了使一切民主力量统一在共同的总的路线下，我们不相信，也不能指望，在俄国的革命者中还会找到比赫尔岑先生更正直、更真诚的代表者了。
兹代表国际委员会向您问好。
国际委员会主席
书记处：罗伯特·查普曼
康拉特·杜姆布罗夫斯基
阿尔弗雷德·塔朗迪埃32
戈洛温沉默了，去了美国。
我想：“我们总算摆脱了他。他消失在那个充满各种骗子、淘金者和冒险家的汪洋大海中了，在那里他可能成为拓荒者或采金人，赌棍或奴隶主；至于他是发大财，还是死在私刑下，这都与我们无关，只要他不再回来就是了。”但根本不然，过了一年，戈洛温又在伦敦露面了，奥加辽夫遇到了他，没有招呼他，但他走到面前，说道：“怎么，是别人不准您跟我打招呼吧？”说完便走了。奥加辽夫追上他，说道：“不，我是自己主动不想招呼您的。”说完也掉头走了。不言而喻，这立即引起了下面这个照会33：
“我正在筹备出版《鞭子》，因此不想与我的敌人们握手言欢，但我也不希望他们制造关于我的各种废话。
“我可以用两句话向您说明我与赫尔岑之间发生的事。我到他的住处去，要求不再争吵。他说：‘不成，我对您毫无好感，请您只管争论好了。’我没有这么做，直到他把我的信原件退还，不肯拆阅时，我才称他德国人。这就像布里斯康为了博得士兵们的一笑，称多尔戈鲁基为德国人一样34。但是赫尔岑偏要答复，大事渲染，然后不是责备自己，却生我的气。其实这件事根本谈不到什么侮辱。就算我对他的态度不够好，而您对我很好，你们终究不是孪生兄弟，您大可不必如此怒气冲冲，摆出打架的姿态。
戈洛温
1857年1月12日”
我们决定绝对保持沉默。对夸夸其谈、大叫大闹的人，最好的惩罚便是置之不理，表示不屑一顾的冷漠和鄙视。戈洛温又给奥加辽夫写过两次试探性的信，内容既像讽刺又像说笑，这里附的第二封信便是例子，它们毫无意义，只能使人觉得他真的疯了：
“我见到了
俄国书报审查的上帝
我向他保持沉默。35
“我与布德伯格36吵了两个钟头，他像小牛一样直淌眼泪。
“您希望战斗，您得到了它。
“我与赫尔岑成为仇人已经两三年。这有什么结果？对谁也没有好处！他想决一雌雄！我的‘箭’37已准备好了！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还是握手好得多！
8月20日于柏林维多利亚旅馆
“又，您在出版您的全集。它们是不是带有死尸的味道，像在丹麦38一样？”
我们没有理睬他。
不过他真的快疯了。不论精神上、物质上，他的力量逐渐枯竭了；维持他生计的文学买卖已经无利可图。他从事着各种不明不白的活动，但到处碰壁，一无所获，终于到了穷途末路，不择手段的地步。
一天早上，大概由于已找不到吃白食的地方（戈洛温非常好吃），他写了一封信给帕默斯顿，自我推荐，要为他效犬马之劳（这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前不久）；给英国政府当密探，他具备各种有利条件，因为他在彼得堡还保持着从前的种种关系，又十分熟悉俄国。帕默斯顿讨厌这个人，命令秘书回答他，子爵对戈洛温先生的建议表示感谢，但目前还不需要他的帮助。这封由帕默斯顿签字的信，戈洛温一直带在口袋里，亲自拿给别人看过。
尼古拉死后，他在一份报上用化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辱骂新皇后，过了一天，又在同一份报上发表了一篇反驳的文章，用的是真名。我们的朋友考夫曼39编着一份《石印通讯稿》，揭露了这个花招，于是十多份报刊群起而攻之。接着他向俄国驻伦敦大使馆建议发行一份政府公报。但是布鲁诺夫像帕默斯顿一样，目前还不需要他效劳。
这时他直截了当提出了赦罪的请求，而且马上获得了批准，条件是在政府中任职。他有些害怕，开始为职务讨价还价，要求苏沃洛夫40任用他，后者当时是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总督。苏沃洛夫同意了，但戈洛温没有上任，却写信给戈尔恰科夫公爵，说他做了个梦，梦见沙皇请他进国务会议襄赞国事，他勤勉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但是梦不一定都会实现，我们这个头发花白的老顽童非但没有跨进沙皇的国务会议，而且差点被关进感化院。戈洛温遇到了一个商业经纪人斯特恩，尽管他不名一文，却跟后者一起干起了投机勾当，忘记了早在1846年，他的大名已在巴黎证券市场上作为一个作弊的骗子公布过。他想欺骗斯特恩，却被斯特恩骗了。戈洛温便故伎重演，在一家报纸上登了一篇关于斯特恩的文章，还涉及了他的家庭生活。斯特恩勃然大怒，向法院提出控告。戈洛温接到传票，大惊失色，便找律师商量，他怕坐牢，怕大笔罚金，也怕张扬出去。律师建议他在和解书上签字，表示全部收回说过的话。律师也签了字，证明无误，谁知斯特恩用石印复制调解书后，分发给了自己的和戈洛温的朋友。我也拿到了一份：
“亲爱的先生：由于您根据我口头或书面发表的一些玷污您人格的话，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了申诉，同时由于您通过我们一些共同的朋友表示愿意撤销诉讼，只要我能支付诉讼费，否定上面提到的那些话，并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表示悔改——总之，我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只要求您相信，如果我所说的或所写的东西有哪里得罪了您，那么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对我做的这些事非常后悔，并保证今后决不重犯。此致
斯特恩先生
证人：H·恩普森律师
伊·戈洛温
1857年5月29日
在伦敦埃格蒙特广场4号”
这以后，他在伦敦再也混不下去了……他离开了这里，还带走了一大包没有付清的账单——裁缝账，鞋匠账，酒馆账，房饭钱……他去了德国，突然在那里结了婚。他在当天就用电报把这件意料不到的事报告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他靠妻子的嫁妆过了两年，一面在报上写些小文章，大谈天才娶了个平凡的女人如何不幸，因为她一点也不了解他。
后来我有五年多没再听到他的消息。
波兰起义开始时，他又作了一次和解的尝试：“波兰和俄国的朋友们要求我们这么做，他们等待着！”我没有回答。
到了1865年初，我在巴黎遇见了一个弯腰曲背的老人，他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帽子破旧……天刮风，非常冷……我是去大仲马家参加朗诵会……朗诵会也阴沉沉的没有生气。老头子把头缩在衣领中，走过我身边时没有看我，只是低声叨咕：“一切结束了！”然后又朝前走去。我站住了……戈洛温依然迈着沉重的步子走着，没有回头，我也走了。后来我又在伦敦街头遇到过他两次，我总是站下来看他，有一次他嘟哝道：“多么可恶！”另一次似乎在自言自语，大概是咒骂什么，但我没有听清；他没有回头看我，我也懒得在街上跟他打交道。后来他对萨维奇和萨瓦什凯维奇41说道，他遇到了我，骂了我一顿。我听后没有作声。
“戈洛温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我问我以前提到过一次的戈雷斯基42。
“他的境况不妙，在做旧货生意，兑换外币，收购一些蹩脚画卖给傻瓜骗钱，不过大多是他自己受骗……他老了，喜欢唠叨，有时写写文章，但哪里也不肯登；您的成功使他不能宽恕您……常常肆无忌惮地骂您。”
此后我们已没有任何来往。但这几年中，往往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候会突然收到他一封信……有时是根据某些波兰人的劝告，提议与我和解，有时却把我骂上几句。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不论多么索然无味，我还是打算写下我们交往的经过；为此我又打开了保存下来的他的一些信。正当我提起笔来写了开头几行，我又收到了他一封信，这是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的：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我很少来打扰您，但是我听说您‘洗手不干了’，走下了您的钟楼。
“可是我认为，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就应该干到底。
“您的财力使您可以出版《警钟》，不怕亏本。如果可以，请发表附在这里的信。
戈洛温”
致《莫斯科新闻》编者卡特科夫先生
亲爱的先生：
请原谅我既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您的父名，我只知道您对波兰人充满着盲目的仇恨，您不承认他们是人，也不承认他们是斯拉夫人；我还知道，您对欧洲问题一无所知。
人们对我说，您的刊物上有一句话：“德尔普特的笔杆子怜悯俄国，因此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怜悯俄国，怜悯它的军警统治和倒行逆施，怜悯它的贵族——他们不得不制造假钞票，假彩票，以致目前出现了三张可以兑换十万卢布的中彩奖券，谁也不能认出哪一张是真的——我怜悯酗酒的农民，营私舞弊的官员，胡言乱语的教士。但是我知道，在俄国生活并不美好。
皇上可以不准把我在大学里得到的愚蠢学衔写在护照上，但是他不能不准我把“光明磊落”这个称号写进我的履历表中，它会一直留在那里，因为笔写的东西是连斧头也砍不掉的。
我的祖国被当作政治财产给剥夺了；但是我明白，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俄国人，而为人类服务，比为国家服务范围广泛得多，后者只是强加给我的任务。
在我的眼睛中，我不是堕落，而是上升了。我听说，如果我回国，就要把我关进疯人院；但是必须把我的血放干，我的头脑才会丧失作用——尽管在北纬五十三度以外的地方，对有头脑可以丧失的人，是经常采用这种手术的。
冒渎之处万望鉴谅。
伊万·戈洛温
1866年2月1日于巴黎
1 戈洛温从大学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841年出国，写了一些揭露沙皇专制统治的文章，引起了尼古拉一世的不满，被剥夺了贵族称号，并在缺席审判中被判处服苦役。从1848至1853年，赫尔岑与他尽管思想上有严重分歧，赫尔岑仍认为他是揭露专制暴政的同路人。但从1855年起，戈洛温开始向俄国政府献媚，要求它允许他回国，并与第三厅有了接触。
2 指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
3 法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成员。
4 雅·托尔斯泰（1791—1867），俄国官员，后来出国，拒绝返回俄国。1837年为了取得沙皇政府的宽恕，与第三厅建立了联系，在巴黎从事间谍活动。
5 若米尼（1779—1869），法国将军，1813年后为俄军服务，后居住巴黎，但无法证明他为俄国政府从事间谍工作。
6 卢比孔河是古代意大利与高卢的分界线。公元前49年，恺撒驻军高卢，罗马元老院禁止他渡过卢比扎河，恺撒不顾禁令，依然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引起了与罗马元老院之间的内战。因此所谓越过卢比孔河，即跨出决定性的第一步。
7 斯拉夫派理论家。
8 罗特克（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30至1840年德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9 俄国反动政论家。
10 戈洛温于1845年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俄国贵族享有特殊权利，因此沙皇政府对他和巴枯宁的缺席审判是非法的。
11 《钦差大臣》中的假钦差。
12 俄国当时的外交大臣。
13 顺便谈一下他的弟兄们。其中一个是骑兵将军，曾得到过尼古拉的特别青睐，因为在12月14日他表现不坏。他去找杜贝尔特，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我的母亲快死了，她给她的儿子伊万……就是那个不幸的人……写了几句告别的话。信在这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杜贝尔特笑了笑，亲切地对他说：“把信送到邮局去就是了。”——作者注
14 法国警察不能宽恕他玩的一个花招。1849年初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示威活动。总统，即拿破仑三世，骑了马巡视各林荫道。突然戈洛温冲到他面前喊道：“共和国万岁！”“打倒内阁！”拿破仑咕哝道：“共和国万岁！但内阁怎么办呢？”“撤换他们！”戈洛温说，向他伸出了手。过了五天，内阁没有撤换，戈洛温在《改革报》上发表了自己与总统会见的经过，接着说，由于总统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得收回自己与总统的握手。警察没有作声，过了几个月，在6月13日找到了把柄，便驱逐了他。——作者注
15 英国激进主义者，支持波兰解放运动。
16 这是别林斯基1846年2月给赫尔岑的信中的话。
17 指“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
18 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3月25日，天使在这一天报知耶稣将诞生的喜讯。赫尔岑的《告俄国将士书》后面记有“写于3月25日报喜节”等字。
19 指赫尔岑的妻子的葬礼。
20 《广告晨报》正是在那个时候落进了卡·布林德和马克思之流的德国民主派手中，它登出了一篇愚不可及的文章，企图证明我宣传的观点与俄国政府是一致的。戈洛温提出了这些美好的劝告，可惜他自己后来也采用了这种手法，而且也是发表在《广告晨报》上。——作者注按：《广告晨报》于1854年4月24日发表了署名“民主者”的文章，对赫尔岑的文章《旧世界与俄国》作了猛烈抨击，认为它宣扬了泛斯拉夫主义观点。
21 俄国驻英国的大使。
22 这是赫尔岑准备写这部分时对一些信的编号，但后来这些信没有完全采用。A信即前面戈洛温8月16日的信（在这信中，戈洛温故意把相片的事与钱混在一起，似乎成了赔偿，实际却是讹诈），B和C信是赫尔岑写给戈洛温的。在C信中，赫尔岑指出，戈洛温一面声称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一面又向他借钱，由于得不到答复，便老羞成怒，无理取闹，企图惹怒赫尔岑，提出与戈洛温决斗。
23 指1854年8月12日戈洛温给赫尔岑的信。
24 巴黎的疯人院。
25 英国内阁大臣。
26 这是一次纪念二月革命的大会。
27 英国宪章主义者。
28 约瑟夫斯（约37—约100），犹太著名历史学家。
29 《圣经》中的传说人物，据说他继摩西之后成为犹太人的首领，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方，见《约书亚记》。
30 指赫尔岑给《广告晨报》的信，这信驳斥了戈洛温的诬蔑。
31 英国一份著名的文学评论周刊，该刊于1855年1月发表了评论赫尔岑的作品的文章。
32 查普曼是英国宪章主义者，杜姆布罗夫斯基是波兰流亡者，塔朗迪埃是法国流亡者。
33 下面是戈洛温给奥加辽夫的信。
34 布里斯康和多尔戈鲁基都是俄国的官员，曾先后主持陆军部工作。
35 这是仿照俄国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的诗《俄国的上帝》中的诗句改写的。
36 布德伯格（1817—1881），俄国驻巴黎大使。
37 指戈洛温准备出版的杂志《箭》。
38 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丹麦。
39 德国新闻记者，他的通讯稿专为各报提供稿件。
40 苏沃洛夫（1804—1882），俄国将军。
41 波兰流亡者。
42 波兰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