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伊·克利西耶夫
瓦·克利西耶夫最近已名誉扫地，众人皆知……内心的急剧转变和外表的迅速变化，悔改的成功，迫不及待的要求公开忏悔1，方式的离奇简捷，叙述的不讲策略，不恰当的诙谐口吻和有失体面的（对悔过者和被赦罪者而言）轻松态度，这一切在不习惯突然而公开转变的我们的社会上，引起了新闻界优秀部分的强烈反感。克利西耶夫不惜一切想得到公众的同情，结果成了众矢之的，人人毫不怜惜地向他扔着石子。我完全不想否定我国沉睡的文化界在这件事上所表现的严峻精神。这种愤怒证明，在我们中间，尽管道德的败坏和言论的无耻已构成了一片黑暗地带，但没有受到腐蚀的清新力量还保存着不少。投向克利西耶夫的愤怒，也就是当年为了一两首诗不能宽恕普希金2，为了《与友人书信集》不能宽恕果戈理的愤怒。
再向克利西耶夫扔石子是多余的了，已经向他扔过整整一条街的石子。我现在想告诉别人和提醒他自己的，是他在伦敦来找我们时，以及他第二次去土耳其时，他是怎么一个人。
让他把那时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与他今天向上爬的甜蜜日子作一个比较吧。
这篇东西是在他悔改和认罪以前，心灵和形态发生转变以前写的。我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增加了摘自书信中的几段话。在这则简略的速写中，我忠实地描写了克利西耶夫，在他坐了小船前往斯库利尼海关3，作为违禁的商品，要求予以没收，授予合法地位以前，他在我的记忆中便是这个样子。
克利西耶夫的信是从普利茅斯发出的。他搭北美公司的轮船到了那儿，打算到锡特卡岛或乌纳拉斯卡岛去工作4。在普利茅斯住了一些日子以后，他不想再前往阿留申群岛，便写信给我，问我是否能给他在伦敦找个职业。他已在普利茅斯结识了几个神学家，说他们对神的启示的出色解释引起了他的兴趣。我警告他不要上英国牧师的当，“如果他真想工作”，请他到伦敦来。
过了两星期，他来了。他还年轻，身材相当高，生得瘦瘦的，带些病态，脑袋是四方的，头发又浓又密，整个外形使我想起恩格尔松（除了头发，因为后者是秃顶），事实上他与他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地方显得不和谐，不稳定，但是毫无庸俗之处。显然，任何监督和约束对他都无能为力，他要自由，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和方向，也没有固定的目标。他比恩格尔松年轻得多，不过仍属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最年轻的一代，具有他们的一部分优点和一切缺点：世上的一切他都要学，但什么也没学透彻，什么书都要读，但对什么也没有真正融会贯通。由于对公认的一切总是采取批判态度，他摇摆于各种道德观念之间，没有建立任何行为准则。5
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克利西耶夫那种怀疑主义的探索精神中包含着一些神秘主义的幻想因素：他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虚无主义者，穿着助祭法衣的虚无主义者。在他的外形、谈吐和声调中，可以感到教会的特征、用语和作风，这使他的整个生活具有独特的气息，似乎他是由截然不同的几种金属熔铸而成的某种统一体。
克利西耶夫正处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再估价阶段，这种再估价是觉醒的俄国人几乎随时在心中进行的，也是西欧人由于事情太多、没有空闲而从未想到过的。我们的“长兄们”在各自的专业活动限制下，埋头在其他事务中，从未考虑要审查习以为常的事物，因此不论建设或破坏，奖励或惩罚，赐予桂冠或给予镣铐，都按照世代相传的准则进行，他们坚定地相信，事情就应该这样，他们已尽了责任。克利西耶夫却相反，他怀疑一切，不肯人云亦云，别人说好就好，别人说坏就坏。这种桀骜不驯的精神，否认以前奉行的道德原则和现成的真理，它在我们尼古拉斋期6的中间阶段特别强烈，每逢压在我们头顶的铁锤放松一分，它便上升一分。这种充满生命和活力的分析精神，遭到了形形色色保守主义文学的攻击，后来又受到了政府的压制。
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声惊醒了我们，我们听到了国外的声音，许多明智之士开始复述那些话，他们说，西方的保守主义在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嫁接现象，我们匆匆忙忙奔向西方教育，不是为了分担他们传统的疾病和腐朽的成见，而是为了“与旧的相比较”，为了可以同步前进，不致落在他们后面……然而我们从实际中看到，在觉醒的思想中，在成熟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没有神圣的东西”，有的只是问题和任务，思想在探索，理论在否定，坏的和“众所公认的”善在一起摇晃，试验和怀疑的精神正把一切不加区分地带向深渊，而深渊边上的栏杆早已拆除，于是恐怖和惊慌的喊声凌空而起，头等车厢的旅客合上了眼睛，免得看到车厢飞出轨道，列车员们赶忙煞车，要使火车停止一切活动。
当然，害怕是没有道理的。正在兴起的力量还太软弱，不可能使六千万人的火车改变轨道。但是它有自己的纲领，可能还是预言。
克利西耶夫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最初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状态，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然而他已丧失了全部精神财富。他否定了旧的，抛弃了固定的一切，离开了海岸，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无边的海洋。他同样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信仰和反信仰，对待俄国的秩序和西方的秩序。只有一点在他心中扎了根，那就是他激烈而深刻地意识到了当代国家制度在经济上造成的不公正，这导致了对它的憎恨，对他认为可以指明出路的社会理论的模糊向往。
在理解之后感到不公正，感到憎恨，这是他不容剥夺的权利。
在伦敦他住在全城最偏僻的一个地区——富勒姆区的一条小胡同中，那里住的都是面色苍白、蓬头垢面的爱尔兰人和各种面黄肌瘦的工人。走进这些阴暗潮湿、没有屋顶的砖石走廊，只觉得沉寂得叫人害怕，那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光线，没有一点色彩：人，衣服，房屋，全都褪了颜色，暗淡无光，煤灰和烟灰又给一切披上了一层丧服似的黑纱。这里看不到店员运送食物的手推车，找不到出租马车，听不到狗吠声——狗在这儿是肯定找不到食物的。只是偶然有一只沾满煤灰的、瘦得皮包骨头的乱蓬蓬的猫跑出屋子，爬上屋顶，靠在烟囱旁边取暖，一边弓起了背，表示它在屋里实在冷得受不住了。
我第一次去看克利西耶夫时他不在家。一个非常年轻、又非常难看的女人，骨瘦如柴，瞪着哭肿的眼睛，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铺的一块草垫旁边，草垫上有个一两岁的孩子正发高烧，翻来覆去十分痛苦，似乎即将死了。我望着他的脸，想起了另一个孩子死前的面貌。那是同样的表情。过了几天，他死了，但另一个又出生了。
贫穷统治着这个家庭。那个消瘦的妇女，或者不如说嫁了丈夫的姑娘，英勇地、非常简单地忍受着一切。看着她患瘰疬病的虚弱憔悴的外形，简直不能想象，在这消瘦的身体里怎么会蕴藏着这样的力量和忠诚的意志。她对我们那些廉价小说的作者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她是，或者希望是，我们后来称作虚无主义者的那种女人，头发总是挽成古怪的式样，不注重衣衫，拼命吸烟，不怕大胆的思想，也不怕大胆的谈吐；她对家庭美德无动于衷，从来不讲神圣的责任，也不会说她每天所作的牺牲如何甜蜜，压在她年轻的肩上的十字架如何轻松。她从不炫耀自己与贫困所作的斗争，只是默默地从事一切：缝补，洗濯，养孩子，煮菜，打扫房间。她对丈夫说来是一个坚定的同志，跟着他到处流浪，东奔西走，一下子失去了最后两个婴孩，然后作为一个伟大的殉难者，在遥远的东欧献出了生命。7
……起先我跟克利西耶夫辩论，努力说服他，在对流亡者的生活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不要马上切断返回祖国的道路。我对他说，首先必须对生活在异乡客地的困难，对英国，尤其是伦敦的艰苦条件，有所了解；我说，如今在俄国，一切力量都是宝贵的。
“您在这儿预备做什么？”我问他。克利西耶夫说他想学习，什么都学，也什么都写，但首先打算就妇女问题和家庭结构写些东西。
“首先应该写的是农民解放必须获得土地，”我对他说，“这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但是克利西耶夫的兴趣不在这方面。他真的给我拿来了一篇谈妇女问题的文章。它写得非常糟，我没有刊登，克利西耶夫很生气，直到过了两年，他才为此向我表示感谢。
他不希望回国。
不论怎么说，必须为他寻找工作。我们便是这么做的。他的神学怪癖帮助了我们。伦敦圣经公会要出版俄文《圣经》，我们推荐他当了校对员。后来我们又把在各个时期收到的关于旧礼仪派的一叠文件交给了他。为了整理和出版它们，克利西耶夫废寝忘食，花了不少力气。他所憧憬和向往的东西，现在以事实展开在他眼前了：他从分裂派中看到了披着福音外衣的粗糙而幼稚的社会主义。8这是克利西耶夫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他陶醉在工作中，有时晚上还跑来找我，向我谈反正教仪式派信徒和莫罗勘派教徒9的社会思想，或者费多谢耶夫派10教徒纯洁的共产主义学说；他对他们在森林中的漂泊生涯赞不绝口，以致觉得他的生活理想便是与他们一起过流浪生活，或者在别洛克里采11和俄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分裂派中当教师。
确实，克利西耶夫生着一颗“流浪汉”的心，在精神和实际方面都是个流浪汉：变化不定的思想和苦闷折磨着他。他无法老待在一个地方。他找到了工作、职业、小康的生活条件，但他没有找到可以使他永不安静的精神得到安静的事业。他准备丢下一切去寻找它，不仅为此跑遍天涯海角，而且成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修士和没有神父职位的神父。
克利西耶夫作为名副其实的俄国人，每个月都要拟定一份新的工作提纲，制订一些计划，旧的尚未完成，便开始了新的活动。他有时猛干一阵，有时又什么也不干。他往往轻易着手一件事，马上又厌烦了，一下子从一切中得出了最后的结论，甚至走得更远。
分裂派的文集获得了成功；他出版了六册，很快便销售一空。政府看到这情形，同意了公布旧礼仪派教徒的材料。《圣经》的翻译也是这样。翻译希伯来文并不容易，克利西耶夫试图完成这艰巨的工作，“逐字”迻译，尽管闪米特语言的语法结构与斯拉夫语言完全不同。然而它分册出版时，立刻售罄了。东正教主教公会对俄文《旧约全书》在国外的发行大感恐慌，马上向它表示了祝福。这些从反面来的成功，从来没有被任何人算作我们印刷所的功绩。
1861年底，克利西耶夫前往莫斯科，目的是与分裂派教徒建立巩固的联系。以后应该由他自己来讲这次旅行。这样的旅行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但是它却真的实现了。它的大胆几乎接近于荒谬，它的冒失几乎是犯罪，但是当然，我不想为此指责他。在国外谈论这事，稍不谨慎，便可造成许多危害。何况这并非问题所在，也不涉及对旅行本身的评价。
回到伦敦后，他应特鲁布南的要求，开始为英国人编写俄语语法，并翻译一本金融方面的书；但前者和后者都没有完成：旅行破坏了他伏案工作的习惯，写作变得使他苦恼，他忧郁，消沉；然而他必须工作：身边已无分文。可是新的欲望这时开始折磨他了。旅行的成功，不容争辩的勇敢，秘密会谈，战胜危险的行动，使他心中本来十分强烈的自尊心益发不可收拾；与恺撒、唐·卡洛斯和瓦季姆·帕谢克相反，克利西耶夫把手伸进浓密的头发，忧郁地摇摇头，说道：
“还不到三十岁，可是我已担负了这么重大的责任！”12
根据这一切很容易明白，他没有编完语法书便走了。他去了土耳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进一步接近分裂派教徒，与他们建立新的联系，如果可能，就留在那儿，开始传播自由教会和村社生活的福音。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竭力劝他别走，继续工作。但对流浪生活的向往，对伟大事业和闪耀在他眼前的伟大前景的渴望，比我更加有力，他终于走了。
他与马尔季亚诺夫几乎是同时离开的。一个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和考验，终于在雅西和加拉茨之间埋葬了亲人，自己也消失在那儿了；另一个则是在苦役劳动中葬送了自己——沙皇骇人听闻的顽固和地主官僚报复成性的残暴把他送到了西伯利亚。13
在他们之后，另一种气质的人登上了舞台。我们的社会蜕变往往并不深刻，只涉及浅浅的一层，因此演变迅速，形态和色泽也不断更改。
在恩格尔松和克利西耶夫之间，正如在我们和恩格尔松之间一样，相隔了整整一个发展阶段。恩格尔松是一个受损害、受侮辱的人；整个环境给他的危害，他从小呼吸的污浊空气，都使他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掠过他身上的一线光明，使他在死前得到了三年的温暖，然而那时不治之症已在咬啮他的胸膛。克利西耶夫也遭到了环境的摧残和蹂躏，然而他没有绝望和屈服；他留在国外，不仅是为了平安，也不仅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压迫，他是要奔向一个地方。至于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这正是他这一代最显著的特点），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在寻找，而目前只是在四面张望，要把在学校、书本和生活中取得的大量观念理出一个头绪，但也可能永远理不出头绪。他的内心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断裂层，它对他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他怀着它在等待可以吸引他整个生命的事业，或者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思想。
现在我们回头再谈克利西耶夫。在土耳其游荡了一阵，他决定在图尔恰定居；他想在那儿建立一个宣传中心，在分裂派教徒中开展活动，为哥萨克孩子办一个学校，并进行公社生活的实验；在公社中，收益和损失由全体社员分摊，细活和粗活，轻活和重活，也由全体社员共同承担。住房和食物的廉价供应，为实验创造了条件。他结识了涅克拉索夫哥萨克14的老首领冈察尔15，起先把他捧上了天。1863年夏，他的弟弟伊万16来到了他这儿，这是一个漂亮的、很有才干的小伙子。他因为在大学里参加学潮，从莫斯科被放逐到彼尔姆，在那儿遇到一个为非作歹的省长，老是挑他的岔子。后来他又被叫回莫斯科，要为什么事作证；他面临着危险，可能会流放到比彼尔姆更远的地方。于是他逃出警察局，经过君士坦丁堡，到了图尔恰。他的到来使哥哥非常高兴，他正在物色志同道合的人；最后，他把想念他的妻子也叫去了——她一直在我们的照料下住在特丁顿。在我们为她置办行装时，冈察尔到伦敦来了。
狡猾的老头儿嗅到了骚乱和战争的气息，于是走出自己的山洞，想打听消息，摸摸情况，看自己应该与谁联合，反对谁。除了俄语和土耳其语，他什么话也不会讲；他先是到了马赛，又从那儿去了巴黎。在巴黎，他拜访了恰尔托雷日斯基17和扎莫伊斯基18，据传说，他还被带去会见过拿破仑，不过这事他自己没向我讲。这些会谈毫无结果，于是白发苍苍的老哥萨克摇摇头，眯缝着狡猾的眼睛，用17世纪的笔法写了封信给我，在信上称我为“伯爵”，还问可不可以来看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我们。
那时我们住在特丁顿，不懂英语是很难找到那个地方的，我特地坐火车到伦敦去接他。一个俄国乡下佬走下了车厢，样子像个土财主，穿一件灰色长袍，留着俄国式胡髭，人不胖，但身体结实健壮，生得相当高，皮肤晒得黑黑的，手里提着一个花布包裹。
“您是奥西普·谢苗诺维奇吧？”我问。
“对，老兄，我就是。”他向我伸出了手。外衣敞开了，我瞥见里边衣服上挂着一颗大星形勋章，那当然是土耳其的，俄国的星形勋章不会赐给农民。那件紧身上衣是青色的，镶了阔阔的花边——这在俄国我从未见过。
“我是赫尔岑，特地来接您上我们家的。”
“太对不起了，伯爵大人，劳您亲自……您派个人来就成了……”
“这是因为我不是伯爵。奥西普·谢苗诺维奇，那是怎么回事，您怎么会以为我是伯爵呢？”
“基督才知道怎么称呼您，不过您在自己的事业中是个头头。至于我，我可是个大老粗……嗯，我说伯爵，那就是指大人物，指头头。”
不仅谈话的口气，那声音也说明，冈察尔是大俄罗斯的农民。这些人住在偏僻的山沟里，周围尽是外族人，怎么还能讲纯粹的俄语，要是没有旧礼仪派内部的团结，这是不可理解的。分裂派保持着严格的界线，任何外来影响无法跨越这道樊篱。
冈察尔在我们那儿住了三天。头两天他什么也不吃，只吃自己带来的干粮，喝一点水。第三天是星期日，他允许自己喝一杯牛奶，吃一碗清水煮的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喝了一盅雪利酒。
俄国人天生的智慧，东方人的狡猾，猎人的机警，从小处在无权地位，必须与强大的敌人和邻人周旋而养成的克制精神，在斗争中、在艰苦的劳动和危险中度过的漫长生涯——这一切都在白发老哥萨克的身上，透过表面显得纯朴的外貌和简单的谈吐反映了出来。他总是不断修正自己讲的话，运用模棱两可的句子，从《圣经》中寻章摘句，在有意识地夸耀自己的成就时也要装出谦逊的表情；如果说他有时谈到过去难免有些得意，讲得过多，那么对他想保持秘密的事，他是从来不会泄露一句的。
这种百折不挠的性格在西方几乎不存在。它不需要这样的人，正如那里的刀剑不需要用大马士革钢一样……在欧洲，一切都靠群众，靠人多势众，个人的力量和谨慎并不这么重要。
他对波兰事业的胜利已不抱希望，谈到自己在巴黎的会谈便频频摇头。
“当然，这种事我们没法猜想，我们是小人物，没有知识，他们可不同，那都是大人物，应该由他们考虑，只是他们未免看得太容易……他们对我说：‘冈察尔，不要怀疑，我们就这么办，例如这件事或那件事，你放心，我们都会替你办好。明白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当然，他们都是好人，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办好……这个巴勒斯坦19可不是好对付的。”
他想打听，我们与分裂派教徒联系得怎样，在边区得到了什么人的支持；他急于知道，旧礼仪派与我们联合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对他说来，采取什么途径都一样——他可以跟波兰和奥地利联合，也可以跟我们和希腊人，跟俄国或土耳其联合，只要这对他的涅克拉索夫哥萨克有利就成。他离开我们时，也是摇着头走的。后来他写过两三封信给我们，信中除了其他，还抱怨克利西耶夫，并且不听我们的劝告，上书给了沙皇。20
1864年初，两个俄国军官到了图尔恰，他们都是流亡者，名叫克拉斯诺彼夫采夫和瓦西里耶夫（？）21。起先这不多几个移民还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他们教孩子读书，腌黄瓜，补衣服，种菜园。克利西耶夫的妻子煮饭，给他们缝衣服。克利西耶夫很满意这个开端，对哥萨克和分裂派教徒，对同志们和土耳其人也很满意。22
克利西耶夫还给我们写过一些幽默故事，谈他们在那儿定居的情形，可是就在这时，命运的黑手已伸到了图尔恰这个小团体的上空。1864年6月，伊万·克利西耶夫在到达后刚满一年，便因恶性伤寒症死于哥哥的怀中，年仅二十三岁。他的死对哥哥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自己也得了病，但总算逐渐痊愈了。他那时的信是骇人的。支持这些隐修士的精神瓦解了……忧郁和烦恼主宰了他们……摩擦和争吵开始出现了。冈察尔在信上说，克利西耶夫拼命喝酒，克拉斯诺彼夫采夫终于自杀，瓦西里耶夫走了。克利西耶夫再也不能忍耐，带着妻子儿女（他那时又生了一个孩子）离开了那里，他既没有钱，也没有目的，起先到了君士坦丁堡，后来前往多瑙河两公国。他与所有的人断绝了一切联系，甚至我们一时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不再与土耳其的波兰流亡者保持任何来往。他找不到糊口之计，无可奈何地望着瘦弱不堪的妻子儿女。有时我们寄些钱给他，这不足以解决他的问题。他的妻子死前不久在信上说：“我们有时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最后几经周折，克利西耶夫总算在加拉茨找到了职业：“修建公路的监工员”。苦闷折磨着他，咬啮着他……他不能不为家庭的处境责备自己。愚昧粗野的东方世界使他感到委屈，绝望，他想跳出这个世界。他丧失了对分裂派教徒的信心，对波兰人的信心……对人、对科学、对革命的信心也摇摇欲坠，可以预言，它不久就会彻底崩溃……他唯一盼望的便是尽一切努力脱离那个环境，回到我们这儿，但他惊惶不安，不能抛开他的家庭。他几次在信上说：“如果我是单身一人，我可以背起一只照相机或者一架手摇风琴，在世上漂泊，步行到日内瓦。”
救星出现了。
“米卢莎”（大家这么叫他的大女儿）躺下睡觉时还好好的……半夜醒来突然病了，到早晨便因霍乱死去。过了几天，二女儿也死了；母亲被送进医院，发现她的肺病已到了晚期。
她对他说：“你可记得，你答应过我，在我快死时，告诉我这便是死。现在这是死吗？”
“是的，我的朋友，这是死。”
她又笑了笑，便昏迷不醒，终于死了。23
1 克利西耶夫自首后写了回忆录《经历和反省》，它在经过审查后以《忏悔录》的名义发表。
2 指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和《致俄罗斯的诽谤者们》等诗，在这些诗中，诗人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因而被认为背离了热爱自由的立场。
3 在俄国和罗马尼亚边境，1867年5月，克利西耶夫便是坐了小船在这儿向俄国的边防检查站自首的。
4 锡特卡和乌纳拉斯卡都是阿留申群岛的小岛，当时属于俄国。
5 我国最用功的青年人最后往往成为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追随者，他们可以说是俄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最年轻的一代。——作者注
6 指尼古拉一世的严酷统治时期（1825—1855）。
7 克利西耶夫的妻子跟随丈夫到了君士坦丁堡，子女都死了，她也于1865年死在罗马尼亚的加拉茨，至死仍相信她的丈夫是忠于革命思想的。赫尔岑显然很同情她，为她写了悼念文章。
8 俄国正教会中的分裂派是在反对官方教会的斗争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反对教会最高当局规定的仪式，因此又称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在偏远地区和下层群众中特别流行，而且往往与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结合在一起，因此旧礼仪派中的不少派别带有原始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但总的说来它还是落后和反动的。
9 反正教仪式派和莫罗勘派都属于分裂派，兴起于18世纪，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官方教会的礼仪和教会等级制度。
10 旧礼仪派中的一派，兴起于18世纪，主要流行于俄国西北地区。
11 当时属于奥地利的布科维纳地区的一个地方，俄国分裂派教徒聚居之处。
12 恺撒曾把自己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比较，说道：“亚历山大在我这年纪已统治着这么多民族，可是我至今还没有完成辉煌的业绩！”唐·卡洛斯也曾慨叹道：“我已二十三岁，可是为不朽的业绩作出了什么？”瓦季姆·帕谢克也发出过类似的叹息。现在克利西耶夫却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年纪虽轻，已负起了重大的责任，与恺撒等正好相反。这是赫尔岑对克利西耶夫的讽刺，显然，赫尔岑认为，克利西耶夫正是在这种自不量力的野心驱使下走上歧途的。
13 马尔季亚诺夫（1835—1865）是一个农奴出身的知识分子。1862年他来到伦敦，在《警钟》上发表了《致亚历山大二世的信》，又在特鲁布南的书店里出版了《人民与国家》的小册子。马尔季亚诺夫对贵族地主和官僚充满仇恨，但对沙皇抱有幻想，希望沙皇能励精图治，改革政治。正因这样，他于1863年4月自动返回俄国，随即被捕，由最高法院判处五年苦役，终生流放西伯利亚。1865年9月，他病死于伊尔库茨克的监狱中。
14 顿河哥萨克的一支，由分裂派教徒组成。
15 正式名字是：奥西普·谢苗诺维奇·冈察洛夫（1796—1880），哥萨克人，聚居在土耳其的分裂派教徒的领导人之一。他为了反对俄国，与土耳其、波兰流亡者和法国外交界都保持着一定联系，但后来又与俄国政府建立了秘密联系。
16 伊万·克利西耶夫（1840—1864），俄国革命家，赫尔岑和奥加辽夫都十分器重他。他与他的哥哥不同，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成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17 波兰流亡者的领导人。
18 波兰流亡者，伯爵，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曾企图在土耳其组织志愿军。
19 巴勒斯坦在古代是一个广大的地区，这里是指俄国。
20 克利西耶夫出于个人的动机，夸大了旧礼仪派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土耳其之行便是由此而来。赫尔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与冈察尔谈话之后，更不相信旧礼仪派可以成为革命的可靠同盟者。后来克利西耶夫企图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也遭到了旧礼仪派上层的拒绝，这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时旧礼仪派还向沙皇写了请愿书，表现了与沙皇妥协的意图。这一切使克利西耶夫逐步接受了赫尔岑的观点，但他在对旧礼仪派失望之后，也对整个革命事业失去了信心，这导致了他最后的自首投敌。
21 这是两个在驻波兰的俄国军队中服役的军官，克拉斯诺彼夫采夫参加了1863年波兰人的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国外；瓦西里耶夫则因不愿参与镇压波兰起义而出走。
22 这就是那个可怕的“图尔恰叛乱集团”，据说它与全世界的革命保持着联系，从马志尼的金库中领取了经费，放火焚烧俄国的乡村。它消失之后过了两年，据说它仍在进行恐怖活动……直至今日，密探们的文件和卡特科夫的《警察公报》还不断提到它。——作者注
23 在赫尔岑的原稿后附有一段剪报，它来自1867年6月11日的《莫斯科新闻》，内容如下：“据本报彼得堡消息，目前斯库利尼海关负责人收到了一封署名‘瓦·克利西耶夫’的信，信上说，一个持有正式土耳其护照，护照上姓名为伊万·热卢德科夫之旅客并非别人，即他克利西耶夫本人；他即将前来海关，向俄国政府投诚，希望该官员届时逮捕他，并将他移送至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