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衫军1
莎士比亚日2变成了加里波第日3。这是历史制造的巧合，也只有历史才能把这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硬拉到一起。
人民聚集在樱草丘植树，纪念莎士比亚的三百周年诞辰，这以后仍留在那里，要谈谈加里波第提前离开的事。警察驱散了群众。五万人民（据警方的报告）听从三十名警察的支配，出于深刻的守法精神，把在露天举行集会的伟大权利放弃了一半，表现了在任何情况下支持政府的非法干预的决心。
……确实，某种莎士比亚式的幻境在英国灰蒙蒙的背景上展现在我们眼前：伟大和丑恶，激动心灵的呻吟和嘈杂的喧闹声并列在一起，这是纯粹莎士比亚的风格，既有崇高单纯的人，天真朴实的群众，也有墙背后的秘密策划，阴谋和欺诈。在另一些形象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影子：从哈姆雷特到李尔王，从高纳里尔和考狄利亚到“正直的”伊阿古。4那一切伊阿古多么渺小，可是数量那么多，又那么道貌岸然！
序幕。号声。群众作为偶像登场了，这是1848年以后形成的，人民成了本世纪唯一伟大的英雄，荣誉的光辉全部集中到他的身上。大家崇拜他，歌颂他，这鲜明地体现了卡莱尔5的“英雄崇拜”观念。礼炮声，钟声，轮船上长旒飘舞——只是没有音乐，因为英国的贵宾是在星期日到达，而星期日在这里是斋戒日……伦敦在恭候客人，人们站了七个钟头，而热烈的情绪每天在增长；穿红衬衫的人一出现在街上，便会引起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人们在深夜一时簇拥着他离开歌剧院，早上七时又聚集在斯塔福大厦6门口。工人和公爵，裁缝和显贵，银行家和高级教士，封建主义的残余德比7，二月革命留下的1848年的共和分子，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8和没有父母的光脚板的扫烟囱孩子，都争先恐后要与他握手，与他见面，与他谈话。苏格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格拉斯哥，曼彻斯特，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光临，可是他却消失了，从不透光的迷雾和蓝色的海洋中消失了。
正如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一样，贵宾退到了大臣们安排的布景后面消失了。他在哪儿？刚才好端端的，一下子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个黑点，一片正要驶进大海的帆影。
英国人民受到愚弄。正如诗人说的：“伟大而愚蠢的人民”。善良、有力、顽强，但颟顸、笨拙、迟钝的约翰牛9啊，他既可怜又可笑！牛摆出了狮子的威风，刚抖动了一下鬣毛，舒展了一下身子，准备迎接客人，那盛大的场面是任何一个国王，不论在位的还是退位的，都从未得到过的，可是一眨眼客人却给带走了。狮子牛气得直跺双趾蹄，拼命刨土……但是它关在笼子里，管笼子的控制着通向自由的路，掌握着铁锁和门闩，他们哄它，用废话骗它，却把钥匙揣在口袋里……黑点从海面上消失了。
可怜的狮子牛，做你的苦工，拖你的犁，打你的锤子吧。难道三位大臣，一位非大臣，一位公爵，一位医学教授，一位虔诚的勋爵，不已经在贵族院和下议院，在报纸上和客厅中，向公众证明，你昨天看到的那个健康的人，今天病了，病得很重，因此不得不用快艇送他沿着大西洋，穿过地中海吗？10……从前有一则寓言说，磨坊主告诉朋友，他的驴子不在，但朋友听见驴子叫，表示怀疑，于是磨坊主对他生气道：“你究竟相信谁，是相信我的驴子，还是相信我？”……
再说，难道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吗？岂但是朋友，还是人民的保护人和父母亲呢……
……报纸详细记载了舞会和宴会，演说和辩论，欢迎词和颂扬诗，奇齐克11和市政厅的活动。芭蕾和戏剧，哑剧和滑稽喜剧，这些“春夜之梦”，报上描写得够多了。我不打算与它们争奇斗胜，只想用我小小的照相机摄下从我卑微的一角看到的几个场面。它们正如照片一样，包含着许多偶然的东西，许多难看的皱纹和难看的姿态，过于显著的细节，以及人力所无法改变的轮廓和人力所无法掩饰的表情……
我不在的孩子们，我把这篇故事献给你们（它一部分也是为你们写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惋惜，因为你们不在这儿，不能与我们一起度过这4月17日。
1．在布鲁克大厦12
4月3日晚上，加里波第到达南安普敦。我打算在人们包围他、带走他、使他困倦以前，先看到他。
我要这么做的原因很多：首先，这只是因为我爱他，与他阔别已快十年了。从1848年起，我便注视着他的伟大事业的每一步发展；在1854年，他对我说来已完全像一个来自高尔奈利·内波斯或普卢塔克著作13中的人物……14从那时起，他又比那些人长高了一半，成了人民的“无冕帝王”，他们的希望和活传奇，他们的圣人——从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到安达卢西亚和苏格兰，从南美洲到北美合众国，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在望着他。从那时起，他带着不多几个人，战胜了一支军队，解放了一个国家，然后又被赶出了那里，像一个已把人们送到了驿站的马车夫一样。从那时起，他受了骗，挨了打15，但是正如胜利没有使他得到什么，战败也没有使他失去什么，只是使他在人民中的威望增加了一倍。他的本国人给他造成的创伤，用鲜血把他和人民牢牢结合到了一起。英雄的伟绩赢得的是受难者的荆冠。我希望看到，这是不是还是那个善良的水手，那个率领“共和号”从波士顿驶进西印度码头、幻想着建立海上流亡者共和国的水手，那个曾用从美洲带来的尼斯的别列牌酒招待过我的水手。
其次，我想与他谈谈这儿的一些阴谋和荒谬现象，谈谈那些善心人怎样一只手给他建造台座，另一只手却把马志尼绑在耻辱柱上。我要告诉他对斯坦斯菲尔德16的迫害，以及那些头脑不清的自由主义者怎样跟着反动派的鹰犬狺狺狂吠，不明白那些人至少怀着一个目的：借斯坦斯菲尔德的事推翻那个优柔寡断的杂色内阁，用自己的痛风症、破布头和褪色的旧纹章代替它。17
……在南安普敦，我没有找到加里波第。他刚离开这儿，前往怀特岛。街上还留下了庆祝的痕迹：旗子，人群，无数外国人……
我没有在南安普敦停留，立即前往考斯。轮船上，旅馆里，大家都在谈加里波第，谈对他的接待，其中包括一个个小故事：他在萨瑟兰公爵的搀扶下走上甲板，到了考斯，离开轮船时，水手们列队欢送他，加里波第向他们挥手致意，正想往前走，蓦地站住了，走到水手们面前，与每个人握手，而不是给他们几个钱，让他们买酒喝。
晚上九时，我到了考斯，知道布鲁克大厦很远，我定了一辆次日早上的马车便到海边去了。这是1864年第一个温暖的傍晚。海上风平浪静，水波在懒洋洋地嬉戏，滚动，有的地方闪动着时隐时现的磷光；我心旷神怡，呼吸着海水咸咸的蒸汽，它像干草的香味一样叫我喜悦。远处飘来了音乐声，不知在哪个俱乐部或酒吧间里有人跳舞，一切显得明朗，欢乐。
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打开窗户时，英国又让我想起了它原来的面貌：我看到的不再是海湾和天空、陆地和遥远的原野，而是一片深浅不一的灰蒙蒙的景色；雨正从灰色的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似乎带着英国人的顽强精神在向你宣称：“如果你以为我会停止，那么你错了，我不会停止。”七时，我便在这样的心情中前往布鲁克大厦。
英国的仆人头脑迟钝，缺乏礼貌，我不想跟他们多纠缠，写了一张条子给加里波第的秘书格尔卓尼18。格尔卓尼把我带进自己屋里，便去向加里波第通报。接着我听到了手杖打在地板上的笃笃声和说话声：“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跑进走廊。加里波第站在我面前，开朗、亲切地直视着我的眼睛，然后伸出双手，说道：“看到您太高兴了，您依旧精力饱满，身体健康，还在工作！”他拥抱了我，“您喜欢上哪儿？这是格尔卓尼的房间，您要上我屋里，还是留在这儿？”他一边问我，一边坐下了。
现在轮到我端详他了。
他的装束正像你从无数照片、画像和雕塑上看到的一样：穿一件红羊毛衫，上面罩一件外套，胸口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扣得紧紧的，他围着围巾，但不是围在脖子上，而是披在双肩上，与水手们一样，在胸前挽了个结。这一切对他非常合适，尤其是那件外套。
在这十年中，他的变化比我想象的少得多。他的画像和照片没有一张没有走样，在那里他显得老一些，黑一些，主要是都不能充分表现他脸上的神情。但正是这种神情流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这不仅在于他的脸色，而且来自他本人，他的力量，那吸引人的、献出了一切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周围的一切服从他的意志……不论那是什么，也不论那范围是大是小：是尼斯的一伙渔夫，海上的一群水手，蒙得维的亚的一支游击队，意大利的志愿军，还是各国的人民群众和地球上的整个区域。
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不规则的，与其说像意大利人，不如说带有斯拉夫色彩；它们生动，充满着无限的仁慈、爱和人们通常所说的bienveillance（我用了一个法文字，因为“善意”这个词在我们的前厅和衙门中用得太滥了，意义已遭到歪曲，变得庸俗了）。他的目光，他的声音，也带有这种意味，它们都显得这么单纯，这么出自内心，只要一个人不是别有用意，也没有从哪一个政府领取津贴，一般说来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那么他一定会喜欢他。
但是单单仁慈不足以概括他的性格，也不足以说明他的表情；除了善良和动人以外，还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和一种自我反省的活动，那种沉思的、无限悲伤的心理状态。这忧郁而凄凉的情绪是我以前在他身上没有看到过的。
谈话有时中断了；像乌云飘过海上一样，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些思索的阴影，那是由于他肩负着人们的命运，因而感到畏惧，还是由于人民对他的神化，他已无法制止，因而感到惶惑？或者是由于他看到了这么多的变节，这么多的堕落，这么多软弱的人以后，内心出现的怀疑？或者是对伟大的向往？但最后这一点我想不是的——他的个人早已融化在事业中。
我相信，在历史的使命面前，奥尔良姑娘19的脸上，莱顿的约翰20的脸上，一定也出现过这种痛苦的表情——他们是属于人民的，尽管自然的感觉，或者不如说预感，在我们身上已濒于消失，但在人民中间仍很强大。他们的信念中含有宿命论因素，而宿命论本身便是无限忧伤的。“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西斯廷圣母21脸上的每一条线条都这么说。“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她的儿子22，那个平民和救主在橄榄山上忧郁地祈祷时也这么说。
……加里波第想起了1854年他在伦敦时，由于时间太迟不能回西印度码头，在我家中过夜的各种细节，我向他提起了这天他怎样与我的儿子一起散步，在卡尔德西那里拍了照给我留作纪念，我们怎样在美国领事馆与布坎南一起吃饭，这次宴会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23
“我必须向您表示忏悔，因为我这么匆匆忙忙赶来找您不是没有目的的，”我最后对他说，“我担心您周围的气氛太像英国，也就是说雾太重，使您看不清一出戏的幕后机关，而这出戏目前正在议会中演得有声有色……您越往前走，雾也会越浓。您想听我讲吗？”
“讲下去，讲下去，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向他谈了议会的辩论，报纸的叫嚣，对马志尼的荒谬攻击，以及斯坦斯菲尔德遭到的迫害。
“请注意，”我又说，“在斯坦斯菲尔德这件事中，托利党和它的同谋者要对付的不仅是革命（他们把马志尼与革命混为一谈），也不仅是帕默斯顿内阁，不仅这些，他们仇视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当上海军大臣的人，一个不是出身贵族，也与贵族没有联系的人24。对您，他们这时还不敢直接发动攻击，但是您不妨瞧瞧，他们谈论您的时候多么没有礼貌。昨天我在考斯买了一份刚出版的《旗帜晚报》，在到这儿的路上我看了一下，您瞧：‘我们相信，加里波第会了解，英国对他的热情款待使他承担了一种责任，那就是不再与他以前的同志发生联系，同时明白应该有一定分寸，不宜前往瑟洛广场35号25。’如果您不这么办，那么他们已有言在先，到时候可别怪他们不客气。”
“关于这阴谋，我也听到一点风声，”加里波第说，“当然，我要访问的第一批人中，就包括斯坦斯菲尔德在内。”
“您应该怎么做，您比我更清楚。我只是想让您透过迷雾看到这阴谋的丑恶面貌。”
加里波第站了起来，我想他希望结束会晤了，便准备与他告别。
“不，不，现在上我屋里去。”他说，我们一起走去。
他的脚相当跛，但总的说来，他的身体还是胜利地通过了精神上和外科手术上的种种考验。
他的衣服，我再说一遍，对他显得非常合适，非常优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职业军人或资产阶级的气息，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自然。他这种衣着上落落大方、毫不做作的样子，使客厅中的窃窃私议和委婉揶揄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在全欧洲，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么泰然自若地穿着红衬衫出入英国的客厅和宫廷。
然而这件衣服对他至关重要，人民看到红衬衫就知道这是自己人，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贵族以为，抓住他那匹马的辔头，就能要他上哪儿便上那儿，主要是可以使他离开人民；但是人民看到红衬衫，看到公爵、侯爵和勋爵走进马厩，侍候革命领袖，在这位穿平民服装的伟大公民身边担任大管家、书僮和听差的职务，便不由得心花怒放。
保守派报纸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使加里波第的衣服不致显得太不合规范，不成体统，因此提到这事总是说他穿着蒙得维的亚志愿军制服26。实际上从那时以后，加里波第已把两个王国授予了国王，而国王已把将军的头衔授予了他，27他怎么还会穿蒙得维的亚志愿军的军服呢？
何况他穿的衣服怎么称得上军服呢？
既称军装，就得携带某种杀人武器，具有某种权力标志或流血记录。加里波第却从来不携带武器，他不怕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怕他；加里波第不像军人，正如他也不像贵族和商人一样。他在水晶宫向献给他宝剑的意大利人说道：“我不是军人，也不喜欢军人的职业。我看见我的祖国到处盗贼横行，因此我拿起了武器，要赶走他们。”28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我是工人，出身于劳动人民，我为这点感到自豪。”29
尽管这样，不能不指出，加里波第丝毫没有平民的粗鲁习气，或者伪装的民主作风。他的态度温和得像女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站在文明世界的顶端，不仅代表忠于人民本质的平民，而且代表了忠于本民族审美观念的意大利人。
他的外套是在胸前扣住的，不大像军人的披风，倒像军队中的高级祭司，即先知的法衣。看到他举起手来，人们等待的是祝福和问候，不是作战的命令。
加里波第谈起了波兰事件30。他对波兰人的勇敢表示惊异。
“没有组织，没有武器，没有人员，没有公开的界线，没有任何支持，便站起来对抗一个军事强国，坚持了一年多，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其他民族也这么干，那就太好了。这样的英雄主义不应该、也不可能毫无结果；我想，加利西亚在准备起义吧？”
我没作声。
“匈牙利也是这样——您不信吗？”
“不，我只是不知道。”
“嗯，那么在俄国会不会发生什么运动？”
“不会。自从我去年11月给您写信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政府觉得它在波兰的一切为非作歹，都能得到支持，因此一意孤行，根本不把欧洲放在眼里；社会的堕落越来越深。人民保持着沉默，似乎波兰事件与他们无关——尽管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是共同的，但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何况我们面前有的是时间，而他们却没有。”
谈话就这么又继续了几分钟，门口出现了几张典型的英国人的脸，传来了妇女衣服的窸窣声……我站了起来。
“您忙着要上哪儿？”加里波第问。
“我不想再侵占您接近英国人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在伦敦再见，是吗？”
“我一定来拜访。您决定住在萨瑟兰公爵府上吗？”
“是的。”加里波第说，似乎为了解释，又补充道：“我无法拒绝。”
“那么我上那儿找您，还一定在头上扑些粉，让斯塔福大厦的仆人以为我也是扑发粉的听差。”
这时桂冠诗人丁尼生31偕同夫人到了——但我看不惯这种桂冠，因此仍冒着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回到了考斯。
布景换了，但还是同一场戏。从考斯到南安普敦的轮船刚刚开走，下一班得过三个小时才开，因此我走进附近一家餐厅，叫了酒菜，开始读《泰晤士报》。刚看几行，我便惊呆了。七十五岁的亚伯拉罕由于跟新夏甲勾勾搭搭，两个月前受到了审查，最后只得牺牲哈利法克斯的以撒。斯坦斯菲尔德的辞职被接受了32。这正是在加里波第开始对英国进行隆重访问的时候。跟加里波第谈话时我甚至没想到会这样。
斯坦斯菲尔德看到对他的迫害没有停止，第二次提出了辞呈，这是很自然的。他应该一开始就挺起腰板，抛弃大臣的职位。斯坦斯菲尔德做得对。但是帕默斯顿怎样对待自己的同僚呢？他后来在演说中胡诌什么啦？……他那么卑躬屈膝，甜言蜜语，赞扬了他的同盟者33的宽宏大量，衷心希望他长命百岁，幸福无量，永远健康。仿佛人们真的相信警察就格列戈和特拉布戈34等人制造的这出闹剧似的。
这也是一次马真塔战役35。
我要了一张纸，给格尔卓尼写了一封信，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所以请他把《泰晤士报》念给加里波第听；我指出，把加里波第奉为神明，同时却任意侮辱马志尼，这是无耻。
我写道：“我已五十二岁，但我得承认，想到这种不公正的事，愤怒的眼泪便不禁从我眼中夺眶而出……”
这次旅行前几天，我去拜访过马志尼。这个人历尽忧患，善于忍受一切，是个老战士，什么也不能使他困倦，什么也不能使他灰心。但这次我发现他非常伤心，因为敌人正是选中了他，要用他作手段，把他的朋友36打下马背。在我给格尔卓尼写信的时候，我仿佛看到那个清癯的、正直的老人闪动着明亮的眼睛便站在我面前。
信写完后，饭菜端来了，我突然发现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个身材不高、淡黄头发、留着唇髭、穿着水手的蓝上衣的年轻人坐在壁炉旁边，像美国人似的把脚巧妙地举得跟耳朵那么高。他口齿伶俐，讲话很快，带有明显的外省口音，以致我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话，这更使我相信，他是上岸来饮酒作乐的水手。我不再注意他，因为他没同我搭讪，只是跟堂倌在谈天。我们的交往只限于我给他递了盐，而他作为答谢向我点了点头。
不久又来了一个黑黑的年纪不轻的教士，与他坐在一起，这人穿一身黑衣服，纽扣一直扣到了下巴那儿，脸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癫狂神气，这是经常与上天打交道的结果——紧张的宗教狂热情绪在他身上已从习惯变成自然现象。
他与水手似乎很熟，到这儿来只是为了与他见面。谈了三四句话，他便不再说什么，开始讲道了。“我看到了马加比和基甸37……”他说道，“他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的剑，他的投石器……我望着他们，越看越感动，我含着眼泪反复道：‘上帝的剑，上帝的剑啊！’上帝挑选了软弱的大卫，可是他打败了歌利亚38。正因为这样，英国人民，上帝的选民，要去迎接他，像迎接黎巴嫩来的新娘一样……人民的心在上帝手里，它告诉大家，这是上帝的剑，上帝的工具，基甸！”
……门开了，进来的不是黎巴嫩的新娘，却一下子出现了十来个相貌堂堂的不列颠人，其中有沙夫茨伯里勋爵和林赛39。他们全都在桌旁坐下，要了些吃的，宣称马上得去布鲁克大厦。这是伦敦的正式代表团，是特地来迎接加里波第的。传教士闭上了嘴，但是水手在我眼中变得高大了，他露出不容置疑的厌恶表情，望着刚才进屋的代表团，以致我想起他的朋友刚才的讲道，不禁担心，如果他不是把他们当作魔鬼手中的剑和大刀，至少会当他们是削笔刀和刺血针。
我问他寄往布鲁克大厦的信该怎么写，单单写房子的名称成不成，是否还要加上附近的镇名。他说，什么也不必加。
代表团中一个头发花白、身体胖胖的老人问我，我写信到布鲁克大厦是寄给谁的？
“给格尔卓尼。”
“他好像是加里波第的秘书吧？”
“对。”
“那您不必费心，我们马上去那儿，我愿意为您捎信。”
我取出名片，把它与信一起交给了他。在大陆上会有这样的事吗？你们想想，如果在法国，一个人在旅馆里问你要寄信给谁，当他知道信是寄给加里波第的秘书的，他还会给你捎信吗？
信送到了，第二天我在伦敦收到了回信。
《明星晨报》国外版的编辑认出了我，开始问我，我是怎么找到加里波第的，他的健康状况如何等等。与他谈了几分钟，我便走进了吸烟室。我发现，淡黄头发的水手和他那位黑皮肤神学家，正坐在那儿喝啤酒，吸烟斗。
“怎么，”他对我说，“您瞧见这些家伙啦？……真是妙极了：沙夫茨伯里勋爵、林赛作为代表来邀请加里波第。好一出喜剧！他们是不是知道，加里波第是什么人？”
“他是上帝的武器，他手中的剑和投石器……因此上帝才选拔他，让他永远显得神圣而单纯……”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些先生跑来做什么？我得问问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在‘亚拉巴马号’上投入了多少资金？40……还是让加里波第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走走吧，他在那里可以更接近人民，不致受到公爵和勋爵的干扰。”
这人不是水手，是造船工人，多年住在美国，了解南北之间的问题，认为那里的战争没有什么希望。为此，神学家安慰他道：
“如果上帝要叫这些人民分成两部分，让他们兄弟相斗，那么他是有自己的意图的，如果我们暂时不理解，便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哪怕这使我们感到痛苦。”
黑格尔那句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这里又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作了最后一次解释。
我与水手和他的牧师友好地握了手，便回南安普敦了。
在轮船上，我遇到了激进派记者霍利约克；他在我后面会见了加里波第，加里波第通过他向马志尼发出了邀请；他已经拍了电报，请他前来南安普敦；霍利约克打算与梅诺蒂·加里波第和他的弟弟41一起在那里等他。霍利约克急于在当天晚上把两封信送到伦敦（邮寄只能在次日早上送到）。我为他解决了这难题。
晚上十一点我到了伦敦，在滑铁卢车站附近的约克旅馆订了个房间，便去送信了，很奇怪，这时雨还没有停。在一点钟或一点多一些，我回到旅馆，它已关了门。我用力敲门……一个躺在酒店栅栏外过夜的醉汉告诉我：“别在这儿敲门，胡同里有夜间用的门铃。”我拐进胡同，找到门铃，打了铃。门没有开，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脑袋从地下室钻出来，恶狠狠地问我要做什么？
“住店。”
“已经客满了。”
“我已在十一点钟亲自预订了房间。”
“对你说已经客满了！”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地下室的门，甚至不等我骂他，这样，我的骂毫无作用，他早已听不到。
事情不好办，半夜两点要在伦敦，特别是这一带找到房间，谈何容易。我想起了一家不大的法国饭店，便朝那儿走去。
“有房间吗？”我问老板。
“有，不过不太好。”
“让我看看。”
确实，他讲的是真话：房间不仅不太好，而且非常脏。无法可想，我打开了窗，便到餐厅待一会儿。那儿还有些法国人在喝酒，叫嚷，玩扑克，打多米诺牌。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是我认识的，他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时间跟他单独谈谈，他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对我说。
“当然可以，我们到隔壁屋里去，那儿没有人。”
德国人在我对面坐下，开始伤心地向我诉说，他的主人，一个法国人，怎么欺骗他，怎么剥削了他三年，强迫他干三倍的活，答应让他当合伙人，可是突然连一句不满的话也没说便回了巴黎，在那儿另找了一个合作者。由于这样，他写信给他，他决定辞职不干了，可是主人还不回来……
“可是您为什么无条件相信他？”
“因为我是个愚蠢的德国人。”
“不过这是另一回事。”
“我想关闭铺子，离开这儿。”
“注意，他会控告您，您知道这儿的法律吗？”
德国人摇摇头。
“我得给他点厉害瞧瞧……您大概去见过加里波第吧？”
“是的。”
“嗯，他怎么样？这人是好样的！……您知道，要是多年来他不是老向我许愿，我不会这么卖力……这简直没想到，没想到……他的伤势怎么样？”
“我想，没什么。”
“这混蛋一直不作声，直到最后一天才对我说，他已经找到了合伙人……我这么啰唆，您不讨厌吧？”
“一点也不，只是我有些倦了，想睡觉，我六点钟就起身了，现在已经两点多。”
“我该怎么办呢？您进屋时我高兴极了，我心里想，这个人一定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那么不能让铺子歇业？”
“不成。既然他在巴黎流连忘返，您明天就写信通知他：‘店铺已经关闭，您何时可来接收？’这一定有效，他会马上丢下老婆和证券投机，赶回这儿，这才发现铺子没有关门。”
“就这么干！这主意好极了，简直再妙不过！我马上回信。”
“我得去睡了，晚安。”
“晚安，祝您睡得好。”
我要一支蜡烛。老板亲手递给了我，又向我说，他得跟我谈谈。我好像成了忏悔牧师。
“您有什么事？时间不早了，但我可以奉陪。”
“只有几句话。我想向您请教，如果明天我陈列一个加里波第的胸像，当然，披着鲜花，还有桂冠，您认为好不好？我已经想好了题词……用三色字母拼写：‘解放者加里波第！’”
“这没有什么，当然可以！只是法国大使馆会禁止法国人上您的饭店，可这饭店的主顾从早到晚都是法国人。”
“确实这样……可是有了胸像，我会多挣多少钱啊……反正以后谁也不会记得……”
“但是要注意，”我说，坚决打断了他的话，想快些走开，“别跟任何人讲，当心别人抢先实行这个别出心裁的主意。”
“我不告诉任何人。我希望您也别讲，我们的谈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您不用担心。”于是我回到了不干净的寝室。
我在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第一次会晤便到此结束。
2．在斯塔福大厦
加里波第到达伦敦的当天，我没能见到他，我见到的只是人民的海洋；大街上挤满了人，长达几英里，正在拥向各个广场，屋檐下，阳台上，楼窗口，到处是人。大家在等他，有的地方人们站了六小时……加里波第是在两点半钟抵达九榆树火车站的，但直到八点半才来到斯塔福大厦门口，萨瑟兰公爵夫妇在大门口迎接他。
英国的群众是粗鲁的，凡是人数众多的场合都难免发生打架、酗酒，以及其他种种丑恶现象，主要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盗窃活动。但是这一次却秩序井然，令人惊讶；人民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节日，他们欢迎的是自己人，他们在这里不仅仅是看热闹。你们不妨看看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栏，在威尔士亲王的新娘到达那天发生了多少起盗窃案，而加里波第经过时发生了多少起42，而且出动的警察也少得多。扒手们都上哪儿去了呢？
议会大厦附近威斯敏斯特桥一带，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慢得跟步行差不多的马车只得停下；长达一公里的队伍由旗帜和乐队等等开路，向前缓缓移动。“万岁”的欢呼声追随着马车，凡是能挤到车旁的人都向前伸出了手，或者亲吻加里波第的外套下摆，高喊：“欢迎！”大家兴高采烈地端详着这位伟大的平民，简直想解下那些马，自己来拖车，但被拦住了。他周围的公爵和勋爵却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已降低到了随从和听差的地位。这个热烈的场面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客人的马车在潮水般涌来的一批批人群中移动，刚前进几步，又被另一批挡住了。
大陆各国保守派的仇恨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加里波第受到的接待，不仅是对等级制度和宫廷贵族的侮辱，而且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为三个皇帝43和一个“王家”托利党效劳的报纸简直发了疯，忘记了一切分寸，首先是礼节上的分寸。它们的眼睛气糊涂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王家的英国，财阀的英国居然不顾体面，伙同工场的英国欢迎一个冒险家——一个捣乱分子，要不是他解放了西西里，他就得上断头台。《法兰西报》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佩利西耶元帅44的丰功伟绩无可非议，为什么伦敦从未这么欢迎过他？”然而它忘记了，这位元帅烧死过几百个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像我们烧死蟑螂一样。
很可惜，加里波第接受了萨瑟兰公爵的款待。公爵声望不高，政治上碌碌无能，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担当“消防队员”的任务，让斯塔福大厦成为加里波第的居留地……然而环境对此不利，在他到达伦敦以前策划的阴谋已在宫廷找到适当的土壤。它的目的在于不让加里波第接近人民，亦即工人，切断他与依然忠于从前的旗帜的朋友和熟人的联系，当然，首先是与马志尼的联系。这些障碍，由于加里波第光明磊落、爽朗豁达的天性，大半不能发挥作用，但另一半依然有效，那就是他无法在没有旁观者的场合下与别人谈话。如果加里波第不在早上五时起身，六时接待客人，那么那种意图就可能获得完全成功；幸好那些阴谋者尽管热心，无法在八时半以前起身；只有在他离开的一天，夫人们才提早一小时闯进他的卧室。有一天，莫尔蒂尼在整整一小时中无法与加里波第讲一句话，他笑着对我说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加里波第更容易见到，但要跟他谈话却比登天还难。”
公爵的待客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显得寒酸小气，与贵族的豪华排场并不相称。他只给加里波第和替他包扎腿伤的年轻人每人一间屋子，至于其他人，即加里波第的两个儿子，格尔卓尼和巴齐利奥45，主人打算在旅馆里包几个房间。他们当然谢绝了，自己出钱住在巴思饭店中。必须知道斯塔福大厦有多大，才能明白这件事的荒唐程度。公爵的父亲曾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但是哪怕把这些农民家庭统统安置在公馆中，也不致影响主人的舒适生活。
英国人是拙劣的演员，这应该说是他们最大的优点。我第一次上斯塔福大厦找加里波第时，当局对他的监视已一目了然。形形色色的费加罗46和代理人，小工友和侦察员川流不息。一个意大利人担当了警察长，典礼官，司务长，大管家，舞台监督和节目主持人47。说真的，谁不愿意担任这种体面的角色，与王公贵族平起平坐，共同采取措施，防止和阻挠加里波第与人民的一切来往，和公爵夫人们一起编织蛛网，把意大利人的领袖束缚在网里，尽管这位瘸腿将军我行我素，每天都在挣脱这张网。
例如，加里波第去拜望了马志尼。这怎么办？如何掩盖真相？舞台监督和代理人立即出动，找到了办法。第二天早上，伦敦各报登出了消息：“昨天某时某刻，加里波第在昂斯洛街访问了约翰·弗朗斯。”你以为这是捏造的名字吗？不，这是马志尼的房东的姓名。
加里波第不想放弃与马志尼的联系，但他可以避开这个漩涡，不当着众人的面与他会见，也不公布这事。然而加里波第住在斯塔福大厦，马志尼拒绝上那儿找他。他们最好在人不多的场合见面，但是谁也没有主动提出这一点。我考虑了一下，写信给马志尼，问他加里波第肯不肯接受邀请，到特丁顿48这么远的地方来，如果不，那么我就不请他，事情便这么了结，但如果他肯来，那么我非常希望他们两人一起光临。马志尼第二天给我回信说，加里波第非常愿意，如果没有什么事妨碍他，他们可在星期日一时前来。最后马志尼还加了一句，说加里波第很希望也能在我家中见到赖德律-洛兰。
星期六上午我去找加里波第，他不在家，我留在那儿，与萨斐、格尔卓尼等人一起等他。他回来后，一群等在前厅和走廊中的访问者便向他拥去。一个勇敢的英国人夺下他的手杖，把另一根塞在他手里，一边热情洋溢地说道：
“将军，这根好一些，请您收下，您瞧，这根是好一些。”
“可这是为什么呢？”加里波第笑着问道，“我已用惯了我的手杖。”
但是看到不经过斗争英国人不会还给他手杖，他只得稍微耸耸肩膀走过去了。
在客厅里，我听见背后有人在郑重其事地争论。我本来毫不在意，但忽然听到了一再重复的几句话：
“您要明白，特丁顿离汉普顿宫只两步路。请原谅，这不可能，确实不可能……离汉普顿宫只两步路，而且离这儿有十六至十八英里。”
我转身一看，这个如此关心伦敦至特丁顿的距离的人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于是我对他说道：
“不，这是十二或十三英里。”
争论者马上对我说道：
“十三英里已经够了。将军在三点钟必须在伦敦……特丁顿的事无论如何只能延期再说。”
格尔卓尼再一次告诉他，加里波第希望去，一定得去。
除了这位意大利保护人，又有一个英国人出来帮腔了，他认为应邀前往这么远的地方，会成为一个有害的先例……为了提醒他们，当着我的面争论这问题是不礼貌的，我向他们说：
“先生们，请不必再争了。”我当即走到加里波第面前，对他说：“在我说来，您的访问是非常宝贵的，目前尤其这样，因为俄国正处在黑暗时期，您的访问具有特殊的意义，您访问的不仅是我，也是我们的朋友们，那些关在监狱里和流放在苦役地的人们。我知道您多么忙，因此不敢邀请您。但是据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您吩咐他转告我，您愿意去。这对我是双倍的荣誉。我相信您是希望去的，但是我不想强迫您，因为据这位我不认识的先生说，”我用手指了指那个人，“这事会牵涉到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
“什么困难？”加里波第问。
节目主持人走到前面，匆匆忙忙向他罗列了种种理由，说明如果次日十一点钟前往特丁顿，三点钟便赶不回伦敦。
“这很容易解决，”加里波第说，“那就是说，我们不应在十一点，而应在十点动身，这不是很清楚吗？”
节目主持人走了。
“既然这样，为了免得浪费时间，互相等待，发生新的困难，”我说道，“请允许我在明晨十时到这儿来接您。”
“这太好了，我等着您。”
离开加里波第，我便去找赖德律-洛兰。我与他已有两年不见。这不是因为我们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只是因为我们很少共同的事。何况伦敦的生活，尤其是居住在郊区，往往使人们不知不觉疏远了。最近这段时间，他独自住着，很少活动，虽然依旧相信法国不久又会爆发革命，而且对它的关心并不比1849年6月14日差。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几乎也有这么久了，而且至今仍不相信。
赖德律-洛兰对我非常客气，但拒绝了邀请。他说，与加里波第再次会面，他衷心感到高兴，按理说，他应该上我家去，但是他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作为曾为罗马而蒙难的人（1849年6月13日）49，他与加里波第的首次会面只能在他自己家里，不能在别处。
他说：“如果加里波第的政治观点不允许他向法兰西共和国正式表示好感（不论是以我为代表，还是以路易·勃朗或我们中的任何人为代表都一样），我不会责怪他50。但我拒绝与他会面，不论这是在什么地方。作为个人，我希望见到他，尽管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找他。法兰西共和国不是妓女，需要暗中指定一个会面的地点。您不妨暂时把您的邀请搁在一边，坦率告诉我，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考虑。”
“我认为您是对的，我想，您不致反对我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加里波第吧？”
“恰恰相反。”
接着我们便谈别的了。二月革命和1848年又从坟墓中走了出来，通过当时的这位保民官的形象呈现在我眼前，只是这位保民官脸上的皱纹增多了，白发增加了。但他还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态度，主要是仍抱着同样的希望。
“形势非常好。帝国已束手无策。它走进了死胡同。今天我还得到消息：舆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不过已经够了；谁能想到，这种荒唐的局面会维持到1864年。”
我没有反驳他，我们在彼此相当满意的情况下分手了。
第二天我到了伦敦，先雇了一辆由两匹强壮的马拉的马车，然后上斯塔福大厦。
我到加里波第屋里找他，他不在。那位热心的意大利人还不罢休，仍在宣传特丁顿之行是完全不可能的。
“难道您以为，”他对格尔卓尼说，“公爵的马受得了十二英里或十三英里的来回奔波吗？他们肯定不同意给马的。”
“不用他们的马，我有马车。”
“但回来的马呢，还是原来的吗？”
“这不必您操心，如果马累了，可以换马。”
格尔卓尼气呼呼地对我说：
“这种折磨什么时候才结束！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他们管，也得听他们的。”
“您这是在讲我吗？”意大利人气得脸色煞白，嚷道，“亲爱的先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像对仆人一样讲话！”他从桌上抓起一支铅笔，一折两段，扔在地上，“既然这样，我可以什么也不管，马上就走！”
“您能这样，太感谢了。”
热心的意大利人匆匆走到门口，但在那里遇到了加里波第，他平静地看看他们，又看看我，然后说道：
“时间到了吗？现在我可以跟您走了，只是请您在两点半或三点送我回伦敦，现在让我接待一下我的老朋友，他刚到这儿，您大概也认识他，这是莫尔蒂尼。”
“岂但认识，我与他还是好朋友呢。如果您不反对，我可以邀请他。”
“好吧，我们一起去。”
莫尔蒂尼来了，我与萨斐走到窗口。突然那位代理人改变了主意，跑到我跟前，勇敢地问我道：
“对不起，我什么也不了解，您雇了马车，预备坐车去，可请您点一下人数：将军，您，梅诺蒂，格尔卓尼，萨斐，还有莫尔蒂尼……这怎么坐得下？”
“如果必要，可以再雇一辆车，两……”
“但来不及雇车了……”
我看看他，转身对莫尔蒂尼说道：
“莫尔蒂尼，我有个要求，请您和萨斐叫一辆街车，立即上滑铁卢车站，从那儿搭火车走，免得这位先生担心我们的马车坐不下，又没时间再雇一辆。要是昨天我早知道有这么多困难，我就会请加里波第坐火车走，可现在来不及了，因为我不能保证在特丁顿车站能雇到街车或者马车。我不能要他步行前往我的住处。”
“很好，我们这就动身。”萨斐和莫尔蒂尼回答。
“我们也可以走了。”加里波第说，站了起来。
我们走到屋外。斯塔福大厦前面已挤满了群众，响亮的“万岁”声继续不断地追随着我们的马车。
梅诺蒂不能和我们同行，他得与他的弟弟上温莎宫。我听说，女王很想见见加里波第，但是在整个不列颠王国，她是唯一无权见他的人，于是她突然想起，她得见见他的两个儿子。在这种分配方面，女王是得不到最好的一份的……
3.在我们中间
那一天51收获非常大，这是碧空无云的一天，是最近十五年中最光明、最美丽的日子之一。它光辉灿烂，丰富多彩，它所包含的审美价值和完美程度是无与伦比的。迟一天的话，我们的节日就不可能具有那样的性质。除了意大利人，多一个的话，气氛便会不同，至少要担心它会中途恶化。这样的日子像山顶一样耸峙着……仿佛嘹亮的歌声，盛开的花朵，再没有比它更高、更远、更丰满的东西了。
从离开斯塔福大厦门口的台阶，离开萨瑟兰公爵的那些代理人、仆人和门房的时刻起，从群众向加里波第欢呼“万岁”的时候起，大家的心情便那么轻松，仿佛进入了自由的王国，这一直持续到加里波第重又在群众的簇拥下、包围下，在人们的亲吻肩膀和亲吻下摆中，坐进马车，返回伦敦为止。
一路上，大家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事。加里波第觉得奇怪，为什么德国人不明白，在丹麦战胜的不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统一，只是专制王国的两支军队52，今后他们将无法对付它们。53
“如果丹麦在斗争中得到支持，”他说，“如果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受到牵制，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北面的海岸上开辟了另一条战线。”
我对他说，德国人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人们给他们贴上世界主义的标签，只是因为对他们的了解都来自书本。他们的爱国精神不比法国人差，但是法国人比较冷静，知道大家怕他们。德国人却明白，别国人民对自己抱着不利的看法，因此千方百计想提高自己的威信。
我接着又道：“难道您以为，德国人会愿意放弃威尼斯和四要塞防御区吗？也许，威尼斯还可以——这个问题太明显了，它的不合理一目了然，贵族的体面对他们还是重要的；但是提到的里雅斯特，那么为了经商，他们需要它，至于加利西亚或波兹南，他们也需要，据说这是为了使它们变成文明的地区。”
在这次谈话中，我也把赖德律-洛兰与我的谈话转告了加里波第，并且说，据我看，赖德律-洛兰是对的。
“毫无疑问，他是完全对的，”加里波第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明天我去找他和路易·勃朗。可是现在不能去吗？”他又问。
我们正在旺兹沃思公路上，而赖德律-洛兰住在圣约翰园林，即相距八英里。这使我不得不也像那位节目主持人一样，说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加里波第又考虑了几分钟，没再开口，脸上再度出现了我提到过的那种深沉的忧郁。他望着远处，似乎在地平线上寻找什么。我没有打扰他，只是望着他，心想：“他是上帝手中的剑吗？”不过看来他不是职业军官，不是将军。他说他不是军人，只是拿起武器保卫被践踏的家园的平民，这是神圣的真理。作为战斗的使徒，他准备鼓吹和带领十字军进行讨伐，准备为了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子弟，发动和承受可怕的打击，诛灭敌人，彻底打败他们……然后忘记自己的胜利，把染血的剑和剑鞘一起丢进海底……
这一切，人民正是这么理解的，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劳苦大众也是这么理解的——古罗马的奴隶便曾在同样的憧憬、同样的启示下，理解基督降生这一不可理解的秘密，苦难深重的群众、妇女和老人，因而跪在受难者的十字架前祈祷。对他们说来，理解便意味着信仰，信仰便意味着虔敬和祈祷。
正因为这样，特丁顿的全体平民从早上起就聚集在我们家的栅栏外面，等待加里波第的到来。我们的马车到达时，群众发狂似的拥到车前欢迎他，与他握手，高喊：“上帝保佑您，加里波第！”妇女拉住他的手亲吻，或者吻他的斗篷边（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流着眼泪，把自己的孩子举到他面前……他像在自己家中一样笑着与大家握手，鞠躬，好不容易才走到门口。他进屋以后，呐喊声增加了一倍，于是他又走到屋前，把双手合抱在胸前，朝四面八方鞠躬。人们不再叫喊，但没有走，直到加里波第离开以前一直站在那里。
凡是没有见过这类场面的人，凡是在衙门、军营和前厅中长大的人，都不会理解这样的现象：一个“海盗”，尼斯水手的儿子54，海员，反叛者……受到了帝王般的接待！他为英国人民做了什么啦？……善良的人们在头脑里寻找答案，寻找那个秘密的根源。“英国是很奇怪的，政府不知通过什么手法组织了群众活动……但是这骗不了我们，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读过格奈斯特55的书！”
一个那不勒斯船夫说，加里波第的像章与圣母像章一样，可以在暴风雨中保护人民，56恐怕他也是受到了西卡蒂之流和韦诺斯塔大臣57的收买吧！
虽然新闻界的维多克58们，尤其是他们在莫斯科的同行们，是否能完全了解帕默斯顿和格莱斯顿这些大师玩的花招，还值得怀疑，但是出于小蜘蛛对大蜘蛛的天然共鸣，他们还是容易理解这种花招的，不像加里波第受到的欢迎那么始终是个秘密。不过这对他们还是大有好处的——如果他们了解这个秘密，他们就别无出路，只好在附近找一棵山杨树上吊了。臭虫能够过得很幸福，完全靠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臭味。一旦臭虫有了人的嗅觉，那就不好过了……
……加里波第刚到，马志尼也来了，我们全都到大门口迎接他。人民听到这是谁，便向他大声欢呼；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什么不满。老太婆般的对阴谋家、煽动家的恐怖，只出现于店铺老板和小业主中间。
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谈话，有些已在《警钟》上发表过59，我想没有重复的必要了。
加里波第谈到马志尼的那些话，讲话时那真诚的声音，讲话中流露的充沛的感情，以及一系列历史往事所赋予它们的庄严色彩，使在场的人都深为震动，以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只有马志尼伸出手讲了两次：“不敢当。”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连仆人也不例外，不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也没有一个人因意识到这些伟大的话和这个时刻都应该载入史册而不感到激动。
……在加里波第谈到俄罗斯的时候，我举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道，他的祝愿也将为我那些待在牢房和矿井中的朋友们所听到，我代表他们向他致谢。
我们走进另一间屋子。走廊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突然一个意大利老汉（他已流亡多年，生活困苦，靠出售冰淇淋为生）抓住加里波第的上衣下摆，拦住他，泪流满面地说：
“啊，现在我死而无憾了！我看见他了，看见他了！”
加里波第拥抱和亲吻了老人。这时老人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用非常快的意大利老百姓口语向加里波第诉说自己的遭遇，但是讲到最后，他那南方口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变得流利了：
“我现在可以死而无憾了，但是您，愿上帝保佑您长命百岁，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您要一直活着，活到我从坟墓里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他捧住加里波第的手拼命亲吻，临走的时候还哭个不停。
尽管加里波第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但是显然他也很激动。他坐在不大的沙发上，夫人们围住了他，我站在沙发旁边，痛苦的思想像乌云一样掠过他的脸孔——这一次他终于忍不住了，说道：
“有时我也会觉得害怕，觉得痛苦，我怕我会忘乎所以……一切都太好了。我记得，当我作为一个被放逐的人从美国回到尼斯的时候，当我重又见到父母的房子，找到自己的家和亲人，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朋友时，幸福使我几乎感到窒息……您知道，”他又转身对我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连串怎样的不幸。英国人民对我的接待超过了我的预料……但今后会怎样，前途又如何呢？”
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的心在战栗，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今后会怎样，前途又如何呢？
……到走的时侯了。加里波第站起来，紧紧拥抱我，与所有的人友好地告别。接着又是呐喊，又是“万岁”，又是两个胖警察与我们一起露出笑脸，要求大家让路，又是“愿上帝永远保佑您，加里波第！”于是马车驶走了。
大家处在兴奋状态，心情安详而庄严。仿佛刚经历了节日的祈祷，参加过洗礼仪式，或者刚送走了一位新娘，每人心中都那么丰满，每人都在回忆各个细节，同时也在思考着那个可怕的无法回答的问题：“今后会怎样呢？”
彼·弗·多尔戈鲁基公爵60首先想到拿起纸记下两篇祝酒词。他忠实地记录，别人补充。我们拿给马志尼和其他人看后，写成了那篇文章（作了一些细小而无关紧要的修改），它像闪电一样飞过全欧洲，引起了兴奋的欢呼和愤怒的叫嚣……
然后马志尼走了，客人们也走了。只剩了两三个亲密朋友，黄昏悄悄地到来了。
真的，我深深感到遗憾，孩子们，你们这天不在这里，这样的日子是应该好好记住，永远记住的，它们可以给心灵带来清新的气息，防止生活的阴暗面的侵袭。它们是非常少的……
4.王子门26号61
“未来怎样呢？”……最近的未来没有要我们等多久。
在古老的史诗中，正当英雄安详地躺在桂冠上饮酒庆功或者睡大觉时，争吵、报复和嫉妒已穿上豪华的服装，在某种乌云的掩蔽下汇集到一起，报复和嫉妒煎熬着毒药，锻造着匕首，争吵在烧旺炉子，磨快刀锋。现在也是这样，只是为了适应我们的作风，一切都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么做的已不是寓言中的角色，而是真正的人了；他们不是在“黑暗的深夜”，而是在灯烛辉煌的客厅中活动；这里没有披头散发的复仇女神，只有头上扑粉的仆役；没有古典诗歌和儿童哑剧中的机关布景和恐怖情节，只有用标了暗号的纸牌进行的简单而平静的游戏；没有妖术，只有普通生意人的花招，就像号称“货真价实”的商店把醋栗汁掺入伏特加冒充葡萄酒，还说这是“多年的陈葡萄酒”，明知谁也不会相信，反正不致因此坐牢，如果有人真的提出控告，那也只能自讨没趣，毫无下文。
就在加里波第称马志尼为自己的“朋友和导师”，说他是在周围所有的人都沉睡时最早觉醒的、独自行走在田野中的播种者，说他是给这个向往着为祖国而战，后来成为意大利人民的领袖的年轻战士指明道路的人的时候；就在他在朋友们的簇拥下望着那个贫苦的流亡者，听他一边啼哭一边反复说着“现在我可以死了”，同时自己也几乎啼哭的时候；就在他向我们诉说在未来面前自己内心的惶恐的时候；一些阴谋家已决定要不惜一切摆脱这位不易对付的客人了。尽管参加这阴谋的人都在外交活动和阴谋诡计中混了一辈子，在狡猾和虚伪中头发变白了，身体变衰弱了，他们玩弄的花招并不比“正直的”老板在漂亮的言语下用醋栗汁冒充“多年陈酒”的花招高明多少。
英国政府从来没有邀请过加里波第，也没给他写过信，这一切全是大陆上别有用心的新闻记者捏造的谣言。邀请加里波第的英国人与英国内阁毫无关系。把它当作政府的计划是荒谬的，正如我们那些蠢货编造的怪论一样，这些蠢货说，帕默斯顿之所以任命斯坦斯菲尔德为海军大臣，就因为他是马志尼的朋友。但是请注意，尽管斯坦斯菲尔德和帕默斯顿受到了疯狂的攻击，在议会和英国报纸上却从未提过这件事。这种卑鄙的谣言与厄克特62对帕默斯顿的攻击一样可笑，厄克特说，帕默斯顿从俄国领取了津贴。钱伯斯63等人曾问帕默斯顿，加里波第的到来是不是使政府感到不快？帕默斯顿回答道，他应该回答的是：政府不可能由于加里波第将军前来英国感到不快，它从自己的立场说，既不反对他来，也不欢迎他来。
加里波第同意前来，目的是要在英国重新提出意大利问题，募集捐款，以便在亚得里亚海发动进攻，用既成事实迫使维克多·厄马努埃尔同意这么做。64
这便是一切。
加里波第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邀请他的人和一切希望他来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人民的反应如此强烈，这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英国人民听到那个给意大利子弹打伤过的65、“红衬衫”的人要来访问，立刻群情振奋，把多年来被沉重的劳动压得失去了韧性的、已不习惯飞翔的翅膀拍动起来了。这种激昂的情绪不仅是欢乐，也不仅是爱戴的表现，它也包含着不满、怨恨和呻吟——对一个人的歌颂，正是对另一些人的贬责。
不妨回忆一下我跟纽卡斯尔来的船长66的会见；回忆一下，伦敦的工人是首先在欢迎词67中有意识地把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
英国贵族阶级目前还毫不害怕自己那位强大而受尽折磨的小朋友，不仅如此，它的心腹大患也根本不是欧洲的革命。但事情的这种发展还是使它很不愉快。这些人民的牧人之所以对工人的和平骚动忧心忡忡，主要在于它使他们脱离了应该遵循的轨道，忘记了安分守己、循规蹈矩、永不停息地解决生计问题的必要性，放松了必须终生从事的艰苦劳动，何况这种劳动不是他们牧人规定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大老板，我们的造物主，沙夫茨伯里的上帝，德比的上帝，萨瑟兰们和德文希尔们68的上帝，按照他不可理解的智慧和广阔无边的恩惠所规定的。
当然，英国贵族是现实的，他们压根儿没想过要驱逐加里波第，相反，他们想拉拢他，用一层金碧辉煌的云雾把他与人民隔开，就像大眼睛的赫拉与宙斯调情时也得躲开众神的耳目一样。他们只想讨好他，给他吃好的，喝好的，不让他安静下来，清醒过来，也不让他离开一分钟。加里波第想筹集款子，但是由我们仁慈的“大老板”，由沙夫茨伯里、德比和德文希尔的大老板规定得过安分守己的、幸福美满的贫苦生活的那些人，能掏出多少钱呢？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给他五十万、一百万法郎，我们用埃普索姆赛马场上的一半赌注，就可以给他买
庄园、别墅和公馆，
另加十万白花花的银子。
我们可以给他买下卡普雷拉岛69的其余部分，买一只精致的游艇，因为他喜欢在海上航行；但是为了免得他把钱浪费在没意思的事上（所谓没意思的事是指意大利的解放事业），我们可以让他收租享福，但地产不能出售，只能由长子继承。70
所有这些计划都以光彩夺目的方式搬上了舞台，但是收效甚微。加里波第像阴天夜里的月亮，不论云朵怎么来来去去，匆匆忙忙，轮番出现，明亮的月光还是不断射向我们下界。
贵人们开始感到不好办了。于是生意人出来帮忙。他们考虑的只是眼前的利益，骚动的精神后果不在他们话下，他们需要控制眼前，而眼前，一位皇帝似乎已皱紧了眉头，另一位也似乎闷闷不乐，这种情形可不能给托利党人利用……斯坦斯菲尔德事件已是前车之鉴。
幸好就在这时，克拉伦登71必须上杜伊勒里宫朝拜。事情本身不大，他很快就回来了。拿破仑向他谈到了加里波第，对英国人民给予伟人的礼遇表示赞赏。德律安·德·吕72则说……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不过如果他开口，他就得说：
我出生在高加索附近73，
但我是罗马的公民74！
奥地利大使甚至没有为欢迎革命将军的事表示赞赏。一切都十分美满。然而大家心情不好……总觉得不是味儿。
内阁睡不安稳；于是“第一个人”悄悄对第二个人说，“第二个人”又悄悄对加里波第的一个朋友说，加里波第的朋友又跟帕默斯顿的一个亲戚说，跟沙夫茨伯里勋爵说，跟他的又一个伟大朋友西利说。西利又悄悄跟外科医生弗格森商量……从来不为朋友担心什么的弗格森，突然为朋友担心了，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谈加里波第的病。格莱斯顿读了这些信，比外科医生更加担心。谁能想到，财政大臣的心里有时还蕴藏着这么丰富的爱和同情？……
……我们的节日的下一天，我前往伦敦。在火车上我买了一份晚报，看到了大字标题：“加里波第将军患病”，然后是消息，说他日内即将返回卡普雷拉，不再前往任何一个城市。我并不像沙夫茨伯里那么神经过敏，也不像格莱斯顿那么为朋友的健康忧虑重重，我对报上的消息丝毫不以为意，因为我昨天还见过这个人，他一点病也没有。当然，疾病有时会突然降临，例如保罗一世皇帝就曾忽然一病不起，但是加里波第还不至于一下子中风，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共同的朋友会马上通知我。因此不难猜测，这只是一场骗局，一个圈套。
探望加里波第已太迟了。我立即找马志尼，他不在家，于是又找一位夫人，从她那里得知了内阁大臣为伟大的疾病担心的大体轮廓。马志尼也来了，他的样子是我从未看见过的：脸色和声音中都含包着眼泪。
在樱草丘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75，谢恩讲了话，从这篇讲话可以大体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对他所说的“阴谋家”和当时的状况作了相当忠实的描写。沙夫茨伯里跑去跟西利商量，西利是一个能干的人，马上说，这必须有弗格森的信；弗格森一向唯命是从，不可能拒绝写信。4月17日星期日晚上，一些阴谋家和他一起来到斯塔福大厦，加里波第当时正平静地坐在屋里吃葡萄，既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医生要来。那些人在旁边屋里商量怎么办，最后，勇敢的格莱斯顿负起了艰巨的任务，在沙夫茨伯里和西利的陪伴下，走进了加里波第的屋子。格莱斯顿能够说服整个议会、大学、会社和代表团，当然可以说服加里波第，何况他用的是意大利语，这大有好处，因为尽管在场的有四个人，却没有一个可以充当证人。加里波第先是回答他，他很健康，但是财政大臣认为，他身体健康是偶然现象，不足为据，按照弗格森的证明，他是病了，他手中还拿着诊断证明。最后，加里波第猜到了，关心和体贴下面隐藏着别的东西，于是问格莱斯顿：“这是不是表示他们希望他快走？”格莱斯顿没有向他掩饰，加里波第的访问使英国本来困难的处境变得大大复杂化了。
“既然这样，我走就是了。”
轻而易举的成功反而使格莱斯顿有些不好意思，他惊慌失措，提议他再访问两三个城市，然后回卡普雷拉。
“我不能在城市中进行挑选，”加里波第生气地答道，“我保证两天后动身。”
……星期一，议会提出了质询。看风使舵的老人帕默斯顿在一个议院中，马不停蹄的朝圣者克拉伦登在另一个议院中，都凭自己纯洁的良心作了解释。克拉伦登向贵族们作证，拿破仑根本没有要求驱逐加里波第。帕默斯顿也证实，他本人根本不希望他离开，他只是为他的健康担忧……随即开始陈述各个细节，那是只有相依为命的妻子或保险公司派出的医生才会知道的，如睡眠和饮食的时间，伤口的反应，营养状况，烦躁的心情，年龄等等。议会开会变成了医生的会诊。首相援引的不是查塔姆76和坎贝尔77的言论，而是医学常识和弗格森的诊断——弗格森为这次困难的手术帮了他的大忙。
立法机关决定，加里波第病了。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郡镇和银行，享有按照自己的认识处理一切的权利。政府竭力避免任何干涉的嫌疑，以致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现在却突然变成了医院的护士和保姆。国务大臣们丢下了大轮船的舵，叽叽咕咕商量一个没有要求他们看病的人的病情，给他开了没有要求他们开的药方：大西洋和萨瑟兰的“水神号”游艇。财政大臣忘记了国家预算，所得税，借方和贷方，当起了会诊大夫。首相向议会报告了这份病理分析。那么难道胃和腿的自治权，不像把人送进坟墓的慈善机关的自治权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吗？
斯坦斯菲尔德不明白，为女王服务就必须与马志尼反目这个道理，不久就为此吃到了苦头。现在身居高位的大臣们不再写欢迎词，只要开药方了，他们也许还在为延长另一位革命家马志尼的寿命而殚思竭虑吧？
所有的朋友都劝加里波第留下，认为他对那些过分热心的君子向他转达的政府的愿望，不必信以为真。他们说：“难道可以怀疑内阁首相向英国议会表示的态度吗？”
“帕默斯顿的话不能使我违背我的保证。”加里波第回答，吩咐准备行装。
这是一次索尔费里诺战役！78
别林斯基早已指出，外交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把我们也当作外交家，而我们与外交家打交道时却把他们当作人。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如果迟一天就不可能有我们的节日和加里波第的讲话，他关于马志尼的话也不会具有那样的意义了。
……第二天我上斯塔福大厦，得知加里波第已迁居王子门街26号西利家，它在肯辛顿花园旁边。我赶往王子门，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机会与加里波第谈话，他的身边随时有人；客厅和书房里待着二十来个客人，有的坐着，有的走着，有的讲话，有的默不作声。
“您要走吗？”我拉住他的手说。
加里波第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伤心的声音回答道：
“我只能服从不可避免的事实。”
他还得出门；我离开他，下楼遇到了萨斐、格尔卓尼、莫尔蒂尼、理查逊等人，大家都为加里波第的离开感到气愤。西利夫人走进屋子，后面跟着一个瘦瘦的机灵的法国老妇人，她能说会道，正在向主妇表示，她能认识这么一个杰出人物是她的幸福。西利夫人转向斯坦斯菲尔德，请他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法国女人继续道：
“啊，我的天，我多么高兴！这是您的公子吗？请给我介绍一下。”
斯坦斯菲尔德只得让法国女人大失所望，她没有注意到，他与西利夫人年纪相仿，于是他问她，她还有何贵干？她看了我一眼（这时萨斐等人已经走了），说道：
“我们不是单独在这儿。”
斯坦斯菲尔德报了我的名字。她马上跟我搭讪，请我留下，但我宁可让她跟斯坦斯菲尔德单独谈话，重又上了楼。过了一会儿，斯坦斯菲尔德拿着一个铁钩或扳手来了。这是法国女人的丈夫发明的，她希望得到加里波第的赞赏。
最后两天是混乱而忧郁的。加里波第避免谈到自己的离开，只字不提他的健康……在他左右的人中，他看到了伤心的指责的目光。他的心情很不好，但他保持着沉默。
离开的前一天两点钟，我坐在他那里，有人来报告，会客厅已挤满了。这一天，他要接见议员和他们的家属，各种贵人和绅士，据《泰晤士报》说，总数达到两千人，这真是盛大的接见仪式，皇帝的上朝，场面之大，不仅符腾堡的国王，连普鲁士的国王要是没有教授和下级军官凑数，恐怕也难以办到。
加里波第站起来问道：
“难道时间到了？”
斯坦斯菲尔德正好在场，看了看表说道：
“离预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加里波第叹了口气，愉快地坐回了椅子。但这时一个办事员跑了进来，开始安排，沙发放在哪里，从哪个门进，从哪个门出。
“我走了。”我对加里波第说。
“为什么？再待一会儿。”
“我在这儿做什么？”
“在我接见这么多不认识的人时，”他笑道，“我至少可以留下一个熟人。”
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临时赞礼官，他拿着名单开始大声念官员的姓名：某某爵爷阁下，某某伯爵，某某侯爵和侯爵夫人，某某勋爵和勋爵夫人，某某小姐，某某侯爵，某某议员大人，没完没了。随着每个名字，一个个人安详地挤进了屋子，年轻的、年老的穿钟式裙的夫人小姐们也像气球似的飘了进来，这些人有的白发苍苍，有的秃顶，有的矮小，有的肥胖结实，有的瘦得像没有后腿的长颈鹿，脖子伸得高高的，还想伸高，好像要把又大又黄的牙齿顶住上半部脑袋……每个人身边都有三位、四位或五位女士，这非常好，因为她们占据了五十个人的空间，使大家不致因此挤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依次走到加里波第面前，男的便握手，还拼命摇动，好像他的手指刚在开水里烫了一下，有的一边握手一边讲话，但大部分人只是咕哝几句便闭上嘴巴，鞠躬告退。夫人们也默默无语，但目不转睛、一眼不眨地注视着加里波第，以致今年伦敦出生的婴孩一定有不少相貌像他，但由于现在孩子们都已穿上了红衬衫，再要模仿就除非穿上披风了。
行完礼的人从对面通客厅的门退出，然后下楼离去；胆大些的却不急于离开，尽量待在屋里。
加里波第起先站着，后来坐下了又站起来，最后就干脆坐着了。他的腿不允许他长时间站立，而接见似乎还没有尽头……马车不断驶来，赞礼官还在念名单。
近卫骑兵的乐队在奏乐，我这儿站站，那儿站站，起先走进客厅，然后随着钟形裙的潮水涌到瀑布那儿，给它卷过一个门口，进入了萨斐和莫尔蒂尼平时歇息的房间。屋里没有一个人；我感到惶惑和厌恶，这是什么名堂，把放逐装扮得冠冕堂皇还不够，又演出这一场朝见国王似的喜剧？我累极了，朝沙发上一坐；乐队在奏《路克雷齐亚》79，演奏是出色的，我静静听着。是的，是的，“我们何必为不可知的明天操心”。
从窗口可以望见排成长龙的马车，它们还在驶来，一辆刚到，又来了第二辆，又有一辆停下了。我想象着加里波第带着他那条受伤的胳臂，怎样坐在那儿，既疲倦又伤心，脸上掠过一层谁也不注意的阴影，而那些钟形裙还在飘进屋子，那些大人，白发的、秃顶的、高颧骨的、长脖子的大人们还在走进屋子……
……乐声不断，马车还在驶来……我不知怎么终于睡着了，有人开门，惊醒了我……音乐还在响，马车还在驶来，简直没完没了……他们真的非把他累死不可！
我回家了。
第二天，就是动身的那天，我早上七时便到了加里波第那里，我特地为此在伦敦过了夜。他闷闷不乐，心神不定；只有这时你才可以看出他习惯于指挥别人，不论在战场上还是海洋上，他都是钢铁般的领袖。
一位先生抓住他，给他带来一个靴匠，靴匠为加里波第发明了一种带有特殊铁框装置的靴子。加里波第无可奈何地坐在安乐椅上，靴匠汗流满面，给他穿上他发明的铁鞋，然后叫他站起来走路；一切似乎很好。
“应该付他多少钱？”加里波第问。
“不用，”那位先生回答，“您肯穿这双鞋已经是他的光荣了。”
他们告辞走了。
“过几天这事就会出现在他的招牌上。”有人说。这时加里波第已露出恳求的神情，对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行行好吧，给我脱下这玩意儿，我痛得受不了啦。”
这件事非常有趣。
接着来了一些贵族夫人——地位较低的则聚集在客厅里等待。
我和奥加辽夫走到他面前。
“再见，”我说，“在卡普雷拉再见。”
他拥抱了我便坐下了，向我们伸出了双手，那声音像刀一样划过我的心头：
“请原谅我，原谅我吧；我有些头晕，欢迎您到卡普雷拉来。”
他又一次拥抱了我们。
接见之后，加里波第还得上斯塔福大厦与威尔士亲王告别。
我们走到大门口，便分手了。奥加辽夫去看马志尼，我去找罗特希尔德。罗特希尔德的办公室里还没有人。我走进圣保罗饭店，那儿也没有人……我叫了一客牛排，孤零零地坐在桌旁，反复琢磨着这“春夜之楚”的各个细节……
“走吧，伟大的孩子，伟大的力量，伟大的疯狂，伟大的憨直！走你崎岖的道路吧，穿红衬衫的平民！走吧，李尔王！高纳里尔把你赶走，就离开她吧，你还有可怜的考狄利亚，她不会不爱你，她是不死的！”
第四幕结束了……
第五幕会出现什么呢？
1864年5月15日。
1 本文预定在《北极星》上发表，但今年《北极星》未能出版，而恐怖使我们的不少通讯员闭上了嘴，以致《警钟》的文章少了，多余的篇幅在登载本文之后，还可以容纳两三篇文章。——作者注按：本文发表在1864年的《警钟》上。红衫军是加里波第组织的一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志愿部队，1836至1848年，它在南美一带活动，支援当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乌拉圭的民主和独立斗争。1848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中，它回到意大利为建立罗马共和国斗争，在1860年后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中尤其发挥了重大作用。
2 1864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伦敦人民在樱草丘公园种树纪念这位文化名人。
3 加里波第为了宣传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当时威尼斯地区和罗马还没有解放），争取英国人民的支持，于1864年4月访问了英国。英国人民热情欢迎他，准备为他举行各种集会，但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害怕人民与他接近，也害怕法国和奥地利等国的抗议，对他设置了种种障碍。就在莎士比亚纪念日这一天，伦敦各报登出了加里波第的《告英国人民书》，他在信中除了对英国人民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外，并说明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取消原来约定的一些会见，并提早离开英国。这样，就发生了下面讲的樱草丘事件。
4 高纳里尔和考狄利亚都是李尔王的女儿。伊阿占是奥瑟罗的旗官，一个阴险的小人。
5 英国作家和历史家，他写有《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衰老的民族失去了英雄，也就不再有历史。
6 英国外交官乔治·萨瑟兰公爵的公馆，1864年4月11日至20日加里波第在伦敦期间住在这里。
7 英国保守派领袖。
8 威尔士亲王艾伯特·爱德华1901年继位后称爱德华七世。
9 英国人的别号。
10 1864年4月19日和21日在上、下两院，有人就加里波第提前离开的事提出了质问。三位大臣指乔治·克拉伦登伯爵、首相帕默斯顿和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一位非大臣指罗伯特·西利，他是作家，也是议员。一位公爵指乔治·萨瑟兰公爵。一位医学教授指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弗格森教授。一位虔诚的勋爵指沙夫茨伯里伯爵，英国社会活动家，圣公会福音派领袖。加里波第是由萨瑟兰公爵用自己的游艇“水神号”送往马耳他岛的。
11 在伦敦郊区，在这里的德文希尔公爵的别墅中举行过欢迎加里波第的盛大宴会。
12 作家罗伯特·西利在怀特岛的住所，1864年4月4日至11日加里波第住在这里。
13 指内波斯的《名人传》和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14 见《北极星》第五集，《往事与随想》。——作者注按：指第五卷第三十七章的部分篇幅，这一段提到的许多事均见该章。
15 1860年意大利解放后，建立了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成了意大利王国的国王。1862年8月为了解放罗马（它当时在法国人的控制下），加里波第与法军展开了战斗，但维克多·厄马努埃尔慑于拿破仑的威力，竭力阻止加里波第的行动，致使加里波第负伤被俘，落进了意大利王国军队手中。
16 斯坦斯菲尔德（1820—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即第九章提到的比格斯夫人的父亲。斯坦斯菲尔德是英国议员，曾参加帕默斯顿政府工作，英国保守派为了推翻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帕默斯顿内阁，制造了一起假案，指责四个意大利人在伦敦策划了行刺拿破仑三世的阴谋，而马志尼和斯坦斯菲尔德参与了这活动，这样议会就提出了斯坦斯菲尔德是否适合在政府工作的质问，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迫使帕默斯顿内阁辞职。
17 指帕默斯顿内阁为德比的保守党内阁所取代。
18 格尔卓尼（1835—1886），意大利作家，追随加里波第参加了意大利历次民族解放战争。
19 即法国民族英雄贞德（1412—1431），她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以奥尔良为据点，多次率军出击打败英军。
20 指约翰·伯克尔逊（1509—153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因出生在荷兰莱顿，故名。他属于再洗礼派，于1535年统治闵斯特，称该地为新耶路撒冷，并自称大卫王，后被消灭。
21 西斯廷教堂系梵蒂冈的教皇礼拜堂，其中有拉斐尔所作名画《西斯廷圣母》。
22 即耶稣。耶稣死前一周经过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
23 在《往事与随想》尚未发表的部分已谈过这次宴会。——作者注按：所谓“尚未发表的部分”指本卷第七章。
24 指斯坦斯菲尔德，他当时在帕默斯顿内阁中任海军副大臣。
25 斯坦斯菲尔德的住处。——作者注
26 蒙得维的亚是乌拉圭首都，这里是指红衫军在那里作战时穿的军服。
27 1859年撒丁王国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授予加里波第少将军衔。1860年，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解放了两西西里王国，推翻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在那里的统治。这年底，两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成立了意大利王国，由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任国王，这时除罗马和威尼斯两地区以外，意大利已基本统一。
28 1864年4月16日伦敦的意大利侨民在水晶宫召开大会，欢迎加里波第，这是加里波第在会上发表的演说中的话。
29 1864年4月11日加里波第到达伦敦时，英国工人委员会向他致了欢迎词，这是加里波第的答词中的话。
30 指1863至1864年的波兰起义，它开始于1863年1月，直至1864年4月后才逐渐平息。
31 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王朝最享有盛誉的诗人。1850年继华兹华斯之后成为桂冠诗人。
32 亚伯拉罕是《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始祖，夏甲是他的妻子，以撒是他的儿子，这些人物均见《创世记》。在这里亚伯拉罕是指帕默斯顿，他的内阁执行了自由主义的政策，遭到英国保守派的攻击，但同时他在外交上执行亲法国的路线，与拿破仑三世（新夏甲）勾勾搭搭，因而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指责。以撒在这里是指斯坦斯菲尔德，他出生在哈利法克斯。帕默斯顿为了挽救自己的内阁，并讨好拿破仑三世，便把斯坦斯菲尔德作牺牲品让他提出辞职。英国议会于1864年4月4日通过了他的辞职问题。这是斯坦斯菲尔德在这场风波发生后第二次提出辞职。
33 指拿破仑三世。帕默斯顿在议会发表演说，表示由于斯坦斯菲尔德的坚持，他不得不同意他的辞职请求，然后便大肆吹捧拿破仑三世，说他是英国忠诚的朋友和可靠的同盟者。
34 格列戈和特拉布戈都是意大利人，马志尼的战友，本来流亡在伦敦，1863年在巴黎与另外两个意大利人一起以谋刺拿破仑三世的罪名被捕。法方认为他们的阴谋是在伦敦策划的，因而向英国提出了抗议。英国保守派趁机把斯坦斯菲尔德和马志尼牵涉进了这案件中，以打击帕默斯顿内阁和进步力量。
35 这里是把帕默斯顿这次的失败比作奥地利军队在马真塔战役中的失败，甚至不得不牺牲斯坦斯菲尔德，以讨好拿破仑三世和英国保守派。
36 指斯坦斯菲尔德，他支持和同情马志尼，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37 马加比是公元前一二世纪为争取民族自由而战的犹太人领袖，基督教外经中有《马加比传》。基甸是以色列的士师，奉耶和华之命，从米甸人的压迫下解救以色列人，见《旧约·士师记》。
38 《圣经》传说，年轻的孩子大卫用投石器打死了非利士大力士歌利亚，见《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39 林赛（1816—1877），英国议员，船舶公司老板。
40 “亚拉巴马号”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英国船商为南军制造的一艘巡洋舰，本来南军海军力量十分薄弱，自从有了“亚拉巴马号”便不断袭击北军，两三年内消灭了北军六十八艘舰艇，这在当时轰动一时，美国也向英国提出了抗议，要英国承担责任，赔偿损失（这事直到1872年才解决，由日内瓦国际法庭裁决英国赔偿美国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
41 梅诺蒂和他的弟弟里奇奥蒂都是加里波第的儿子。
42 我只记得那天发生了一起偷窃案，还有两三件与爱尔兰人打架的事。——作者注
43 指法国、奥地利和俄国三国皇帝。
44 佩利西耶（1794—1864），法国元帅，1852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54年在对当地阿拉伯人的围剿中，曾用烟活活闷死躲在山洞中的阿拉伯居民。
45 随加里波第访问英国的医生。
46 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一个仆役。
47 这是一个名叫涅格里蒂的意大利流亡者，名义上是照料加里波第的饮食起居，实际上是监督他的行动。
48 在伦敦郊外，汉普顿宫旁边，1863年6月至1864年6月赫尔岑住在这里。
49 1849年6月13日，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巴黎组织示威游行，抗议路易·波拿巴公然出兵意大利，镇压罗马共和国。示威失败，赖德律-洛兰逃往英国，开始了流亡生涯。但加里波第在意大利民族解放问题上，却于1860年同意先建立意大利王国，暂时放弃了建立共和国的目标，因此赖德律-洛兰才有这些话。
50 1859至1860年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是按照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的路线进行的：意大利与拿破仑三世结成了同盟，以奥地利为主要对手，最后建立了意大利王国，而罗马教皇地区仍控制在法国手中。加里波第接受了这条路线，因而与马志尼以至欧洲的民主派流亡者之间出现了分歧。
51 这是在1864年4月17日，这次聚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冲破了英国保守派对加里波第的包围，以致伦敦各报第二天便登出了加里波第“生病”的消息，为他的提前离开作了舆论准备，而对这天的活动只三言两语，甚至没有提到赫尔岑的名字。
52 1863年丹麦颁布新宪法，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列入丹麦王国的领土，这引起了当地日耳曼居民的反抗，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便以此为理由，于1864年向丹麦宣战，这就是所谓“丹麦战争”。战争从1月开始，4月丹麦便遭到惨败，石勒苏益格正式并入普鲁士版图，荷尔斯泰因并入奥地利版图。丹麦战争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一步行动，因此德国人认为这是自由和统一的胜利，而加里波第作为意大利人，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扩张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
53 加里波第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问题的观点与卡·福格特一致，这不是奇怪吗？——作者注按：福格特当时对俾斯麦的政策也持反对态度。
54 加里波第是尼斯（当时属于意大利）的渔民的儿子，后来当过水手和船员。
55 格奈斯特（1816—1895），德国法学家，鼓吹英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它保证了贵族对人民的统治和在舆论中的主导作用。俄国反动政论家卡特科夫等也在俄国宣传这些观点，赫尔岑在这里是模仿卡特科夫的口气这么讲的。
56 见《警钟》第177期（1864）。——作者注
57 西卡蒂（1804—1857）和韦诺斯塔（1829—1914），都是意大利自由派政治家。韦诺斯塔在任外交大臣期间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法国从罗马地区撤出军队。
58 法国著名暗探和警察头子。
59 赫尔岑为加里波第的这次访问，写了《1864年4月17日》一文，发表在《警钟》第184期上，文章中记载了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祝酒词。加里波第热情洋溢地谈到马志尼对他的影响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等等。但是赫尔岑正如在这里一样，夸大了这次会见的意义，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并未因此而消失。
60 多尔戈鲁基（1816—1868），俄国政论家和记者1859年后流亡在英国，参加了《警钟》的编辑工作。
61 作家罗伯特·西利在伦敦的住处，加里波第离开斯塔福大厦后，于4月20日至28日住在这里。
62 厄克特为了反对俄国和帕默斯顿，曾造谣说，帕默斯顿拿了俄国政府的钱，已被俄国收买。
63 钱伯斯（1802—1871），英国著名出版商和作家，与加里波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1864年他到卡普雷拉岛访问了加里波第，并邀请加里波第访问英国，后来两人便一起坐船于4月3月到达南安普顿。就加里波第的访问向帕默斯顿提出询问的是一个叫理查逊的新闻记者，他是组织对加里波第的接待的委员会的主席。
64 意大利王国成立时，威尼斯仍在奥地利人手中，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不敢乘胜追击，彻底驱逐奥地利军队，因此加里波第企图在英国募款，建立一支船队，取道亚得里亚海，在威尼斯和巴尔干发动起义，用事实来回答维克多·厄马努埃尔。
65 加里波第是在1862年进攻罗马时被意大利王国的军队打伤的（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为了阻挠加里波第解放罗马的战斗，制造了这次事故）。
66 即加里波第。关于这次会见，见第五卷第三十七章。
67 指伦敦工人委员会的欢迎词。
68 德文希尔是英国著名的贵族世家。
69 撒丁岛东北角的一个小岛，1856年起加里波第在此定居，他有一个小小的庄园。1860年他向意大利王国交出军权后也一直住在这里，最后他便葬在这里。
70 好像加里波第要钱是为了他自己。当然，他不能接受英国贵族的这些荒谬条件，拒绝了这份嫁妆，这使那些充当警察的报纸大为伤心，它们曾一个钱一个钱的计算过，他可以带多少钱回卡普雷拉。——作者注
71 克拉伦登（1800—1870），英国政治家，多次出任外交要职。1864年他是帕默斯顿内阁的外交副大臣，负责协调英法关系，这年4月中旬前往法国，为加里波第访英的事在杜伊勒里宫与拿破仑三世密谈。
72 德律安·德·吕（1805—1881），法国外交官，当时任外交大臣。作为一位精明的外交官，他当然知道不能公开干预英国的事，因此“欲言又止”。
73 普希金的南方叙事诗《巴赫奇萨赖的喷泉》中的诗句。
74 原文为拉丁文，是西塞罗的名句，意思是罗马的公民有权统治整个世界。帕默斯顿在一次演说中引用了这句话，意思是英国臣民有权统治世界。这句话与上一句合在一起，意思便是不论我出生在哪里，我都有权统治世界。
75 第一次大会即本章开头写的那次被警察驱散的群众集会。第二次大会于5月7日举行，这次大会为加里波第的被迫提前离开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谢恩是英国律师，马志尼的好友，他的讲话后来登在《泰晤士报》上，赫尔岑对这件事的叙述，有些便根据这篇讲话。
76 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18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首相。
77 英国著名大法官。
78 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奥地利军队在此大败。这里是指加里波第战胜了英法政府的阴谋，揭穿了帕默斯顿的两面派作风。
79 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1797—1848）所作的著名歌剧《路克雷齐亚·波契亚》，下面一句即它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