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案子
统治吧，英国！1
1.决斗2
1853年，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维利希3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巴黎工人巴泰勒米。他的名字我已听到过，那是由于六月事件的审问和对他的判决，最后也由于他从贝尔岛的潜逃。
他还年轻，个子不高，但体格强壮结实，漆黑卷曲的头发赋予了他一种南方人的气息；他的脸上有些麻点，但显得漂亮而粗犷。不断的斗争培养了他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克制自己的能力。巴泰勒米是我曾经遇见过的性格最完整的人中的一个。他没有进过学校，他的书本知识是从自学得到的，但他是个优秀的机械师——我顺便提一下，六月的街垒上最坚强的战士大多是机械师、司机、工程师和铁路员工。
他一生的思想，他的全部生活热情，具有斯巴达克思的色彩，那便是不倦地渴望工人阶级起来反对中等阶级。他的这个思想是与消灭资产阶级的强烈愿望不可分割的。
这个人对我说来无异是向我阐明了1793和1794年的恐怖时代，那些九月的日子4，那种使最亲密的派别互相仇杀的憎恨；在他的身上，我具体地看到了对血的渴望怎样可以与另一些场合表现的人道主义，甚至温柔体贴，结合在一起，看到了一个人怎样可以像圣茹斯特那样把几十个人送上断头台，却毫不感到良心的谴责。
巴泰勒米说：“不能让革命第十次从我们手里给偷走，必须从家里，从自己的亲人中把最凶恶的敌人处死。在柜台后面，在办公室内，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人——必须从自己的阵营中消灭他们！”在他的黑名单上几乎包括所有的流亡者：维克多·雨果，马志尼，维克多·舍尔歇5，科苏特。得到他宽恕的人很少，我记得，其中有路易·勃朗。
他心中特别仇恨的人是赖德律-洛兰。当巴泰勒米谈到“这资产阶级的独裁者”时，他的肌肉便会在那张活跃而激烈、同时又非常冷静而坚定的脸上不断抽搐。
他善于辞令，这种才能今天已越来越少了。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在巴黎，特别在英国，多得不可胜数。神父，律师，议员，推销丸药和廉价铅笔的商贩，世俗和教会雇用的在公园演讲的人——他们都具有异乎寻常的口才，但是能在室内跟人谈话的却不多。
巴泰勒米的逻辑是片面的，它总是针对着一点，像焊接吹管喷出的火焰。他讲话从容不迫，既不提高声音，也不挥动胳臂，他的句子和挑选的词语都很准确，干净利落，完全摆脱了当代法语中三个可诅咒的缺陷：革命口号，律师和法官的腔调，以及店员的放肆口气。
这个工人是在锻造和轧制铁条的沉闷车间里，在巴黎拥挤的小街上，在小酒店和锻铁炉、监狱和苦役劳动中间长大的，他怎么学会准确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轻重得当、优美动听的讲话方式的呢？法国资产阶级已丧失了这些优点。在咬文嚼字、侈谈革命词句的风气中，他又怎么能保持语言的自然本色呢？
这确实令人费解。
看来工场的空气大概比别处新鲜一些。不过他的一生是这样的。
他还不到二十岁，便卷进了路易·菲力普时代的政治骚乱中。宪兵叫住他，由于他大声讲了一句什么，宪兵朝他脸上揍了一拳。治安警察揪住了他，他挣脱了，但别的什么也不能干。那一拳打醒了一只老虎。到了第二天，巴泰勒米已以朝气蓬勃、年轻乐观的青年工人的面貌出现在人群中了。
应该指出，巴泰勒米被抓住后，警察释放他是因为发现他并未犯什么罪。但是谁也不想理会他所受到的侮辱。“为什么在骚乱中他要到街上乱跑！何况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个宪兵！”
于是事情发生了。巴泰勒米买了一支手枪，上了子弹，在那一带转悠。转了一天，两天，他突然看到那个宪兵站在拐角上。他背转身子，扣上了扳机。
“你认识我吗？”他问宪兵。
“怎么不呢。”
“那么你记得你做了什么？……”
“得啦，走开，别跟我纠缠。”宪兵说。
“可我得送你上天。”巴泰勒米说，开了枪。
宪兵倒在地上，巴泰勒米走了。宪兵受了致命伤，但当场没有死。
巴泰勒米以简单的杀人罪被判了刑。谁也不想考虑他受到的侮辱有多大，尤其是根据法国人的观念，工人不可能要求决斗，也不可能提出起诉。巴泰勒米被判服苦役。这是在工场和监狱之外，他进入的第三所学校。二月革命后，克雷米厄6任司法部长，重新审理案件时，巴泰勒米获得了释放。
6月的日子到了。巴泰勒米成了布朗基的热烈追随者，投身到运动中。在英勇保卫街垒时他被捕了，被送进了牢房。胜利者枪决了一批人，另一些人则关在杜伊勒里宫的地窖中，还有一些被送往要塞，那里也人满为患，有时为了腾出地方不得不枪毙一些人。
巴泰勒米没有死；在法庭上他根本没想为自己辩护，但利用被告席，把它变成了谴责国民自卫军的讲坛。我们得感谢他使我们了解了秩序保卫者大开杀戒的许多细节，这些勾当大多是暗中干的，有的还是关起门来干的。审判长几次命令他住口，最后打断了他的话，判了他苦役，我记得刑期是十五年或二十年（关于六月事件的审讯我手边没有材料）。
巴泰勒米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往贝尔岛。
过了两年，他从那儿越狱到了伦敦；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再回那里，帮助六个犯人逃跑。他需要一小笔钱（六七千法郎），讲定以后，他便穿上神父的服装，拿着祈祷书前往巴黎和贝尔岛安排了一切，然后再回到伦敦取钱。我听说，计划之所以没有执行，是因为对要不要搭救布朗基还有争论。巴尔贝斯一派和其他人宁可让几个朋友待在狱中，也不愿搭救一个敌人。
巴泰勒米去了瑞士。他与一切党派分道扬镳，割断了联系；赖德律-洛兰一派更成了他的冤家对头，但对自己一派他也并不友好。他太尖刻，锋芒毕露，他的偏激观点使领导人不快，也叫胆小的人害怕。在瑞士，他专心致志研究武器。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结构的手枪，一边打枪，一边子弹自动上膛，这样，手枪就能接连不断向同一目标射击。他打算用这种手枪暗杀拿破仑，但巴泰勒米的狂热性情两次挽救了波拿巴，使他从一个决心不比奥尔西尼差的人手下逃脱了性命。
在赖德律-洛兰一派中，有一个剽悍的人，这便是喜欢决斗、到处游荡、天不怕地不怕的库尔涅7。
库尔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这种人在波兰的地主和俄国的军官，特别是退伍后住在乡下的骑兵少尉中，常常可以见到。属于这类人的有丹尼斯·达维多夫8和他的“酒友”布尔佐夫9，“骷髅头”加加林10和连斯基的决斗证人扎列茨基11。他们也以庸俗的形态出现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奥地利的军营伙伴中。英国没有这种人，但在法国他们却如鱼得水，而且鱼鳞洗得干干净净，显得光亮平滑。这些人勇敢，但冒冒失失，不顾死活，没有头脑，目光非常短浅。他们一辈子只是靠回忆两三件往事在过活，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曾出生入死，割下了某某人的耳朵，或者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有时他们还先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英勇行为，然后才真的实行，以便证实自己的大话。他们隐隐意识到，这种好斗精神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夸耀的唯一乐趣，而夸口对他们是比性命更重要的。然而他们往往是很好的朋友，尤其在兴高采烈的谈天中，在还没有发生口角的时候；为了朋友，他们可以拔刀相助，但一般说来，他们有的大多是匹夫之勇，不是崇高的公民精神。
这些人游手好闲，把生活也当作了狂热的赌博，他们是一切冒险活动的“浪斯开涅”12，尤其是如果可以因此而穿上绣金的将军制服，名利双收，领取十字勋章的话；这以后他们又可以安静几年，把光阴消磨在弹子房和咖啡馆中。至于是在斯特拉斯堡帮助拿破仑13，还是在布卢瓦帮助贝里公爵夫人14，或者在圣安东区帮助革命的共和派，这在他们眼中都一样。对他们和整个法国说来，勇敢和成功便是一切。
库尔涅的初露头角是在法国与葡萄牙的冲突中15，那时他在军舰上服役，与几个伙伴偷偷登上了葡萄牙的护航舰，制服了全体水兵，占领了军舰。这件事规定了、也总结了库尔涅未来的生活。整个法国都在谈论这个年轻的准尉，但是他没能再前进一步，他一生的功绩便是从接舷战开始，也以接舷战结束，因此可以说，他在这次战斗中已经阵亡了。后来他被海军开除了。死一般的沉寂统治着欧洲，库尔涅百无聊赖，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开始自己作战了。据他说，他决斗过二十来次，我们想，那大概是十次，但这已经够了，可以说明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红色共和分子。在法国的流亡者中，他没有起过特殊的作用。关于他有各种传说，例如在比利时，一个警察想逮捕他，他把他揍了一顿逃走了；其余大多也是这类勾当。他认为自己是“全法国最好的剑客之一”。
巴泰勒米那可怕的勇敢，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在无法约束的自尊心的驱使下形成的，它与库尔涅那目空一切的勇敢遭遇之后，必然产生不幸的后果。他们彼此嫉恨。不过既然属于不同的圈子，敌对的派别，他们本可以一辈子避不见面。但一些热心朋友却火上加油，促成了他们的对立。
巴泰勒米对库尔涅的仇恨一部分是由于别人托库尔涅从法国带给他的信，他始终未曾收到。很可能在这件事上库尔涅是无辜的；但不久又传来一些谣言。巴泰勒米在瑞士认识了一个女演员，她是意大利人，后来他与她同居了。库尔涅说：“多么可惜，这个社会主义者中的社会主义者居然要靠一个女戏子养活他。”巴泰勒米的朋友们马上写信告诉了他这事。他收到信后，立刻丢下设计武器的工作和女演员，风驰电掣般赶到了伦敦。
我已经说过，他认识维利希。维利希是心地纯洁、非常善良的普鲁士炮兵军官，他转向革命，成了共产主义者。在黑克尔16领导起义时期，他率领炮兵部队为人民战斗，当一切都给打败之后，他流亡到了英国。到达伦敦时他身无分文，试图教授数学和德语，但运气不佳。于是他丢下教科书，忘记了从前的军衔，英勇地当了工人。他与几个朋友合伙办了个制刷子的工场，但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维利希没有丧失在德国再度举行起义和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然而希望并未实现，他只得带着条顿共和国的理想去了纽约，在那儿的政府里谋得了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务。
维利希明白，跟库尔涅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此自愿担任中间人进行调停。巴泰勒米完全信任维利希，把事情交给了他。维利希去找库尔涅，他那坚定沉着的声调对“第一剑客”发生了作用，库尔涅说明了书信问题。维利希又问他：“您是否相信，巴泰勒米是靠女演员生活的？”库尔涅答道：“我只是在重复我听到的话，对此我表示遗憾。”
“这完全够了，”维利希说，“那么请您把您讲的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非常满意地回去了。”
“好吧。”库尔涅说，拿起了笔。
“那么您是打算向巴泰勒米这家伙认错了。”另一个流亡者插嘴道，这人是在谈话快结束时才进屋的。
“怎么是认错？您认为这是认错吗？”
“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听信了谣言，对此表示遗憾的意思。”维利希说。
“不，”库尔涅说，放下了笔，“这我办不到。”
“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不，不，请您原谅，但我不能这么做。请转告巴泰勒米：‘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要这么说。’”
“好极了！”另一个流亡者喊道。
“亲爱的先生，您得为未来的不幸承担全部责任。”维利希对他说，走出了屋子。
这是在傍晚；他在见到巴泰勒米以前先来找我。他忧心忡忡，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边说道：“现在决斗不可避免了！这太不幸了，那个流亡者突然闯了进来。”
我想：“现在已无法挽回，理性在疯狂的感情面前沉默了；何况法国人的血一旦燃烧，加上各派力量和各个合唱队之间的仇恨，灾祸便再也无法避免！……”
过了一天，我早上走过蓓尔美尔街，看到维利希匆匆忙忙不知要上哪儿，我喊住了他。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转身向我走来。
“怎么样？”
“当场打死了。”
“谁？”
“库尔涅。我现在去找路易·勃朗，请教他该怎么办？”
“巴泰勒米在哪儿？”
“他和他的一个决斗助手，还有库尔涅的两个决斗助手，都关进了监狱，只有一个助手没有被捕。根据英国的法律，巴泰勒米可能判处绞刑。”
维利希坐上公共马车走了。我独自在街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家。
过了两小时，维利希来了。当然，路易·勃朗对这件事采取了积极关心的态度，想先找几个著名的律师商量一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不让法院的侦查员知道，谁是开枪的，谁是证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双方的口供一致。大家相信，在决斗案件中，英国法庭不会使用警察的狡诈手段。
必须把这一点通知库尔涅的朋友们，但维利希的熟人中谁也不愿去找他们，也不愿去找赖德律-洛兰，因此维利希要我找一下马志尼。
我去时发现他正在大发脾气。
“您大概是为这件谋杀案来的吧？”他说。
我看了看他，故意停了一会儿才说：
“为巴泰勒米的案件。”
“您认识他，袒护他，这一切都很好，尽管我不明白……但是库尔涅，不幸的库尔涅，他也有朋友和同志……”
“这些人大概不会说他是暴徒，尽管他参加过二十来次决斗，因为打死的不是他。”
“现在不是谈这点的时候。”
“我是在回答您的话。”
“怎么，现在是要从绞刑架上搭救他吗？”
“像巴泰勒米那样在6月的街垒上战斗过的人如果被绞死了，我想，谁也不应该感到特别高兴。何况问题不在于他一个人，还涉及库尔涅的两个助手呢。”
“他不会被绞死的。”
“这很难说。”一个年轻的英国激进主义者插嘴道，他显得漠不关心，头发的式样有些像耶稣；他一直没有开口，对马志尼的话只是用头，用雪茄的烟，用难以捉摸的复合元音表示赞同，这种复合元音把五六个元音压缩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混合音。
“您好像对此毫不介意似的？”
“我们爱好并尊重法律。”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说，但尽量使自己保持温和的口气，“各国的人大多尊重英国，但并不爱英国人。”
“呃哦？”激进主义者问道，不过也许是答复。
“问题在哪里？”马志尼打断了他的话。
我告诉了他。
“他们自己已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巴泰勒米的案件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格很少表现得这么鲜明，在这么针锋相对、便于比较的场合出现。
从决斗的地点起，一切都显得很荒谬：那是在温莎附近进行的，他们为此必须从王国中心的边界坐几十英里火车（当时火车只通到温莎）才能赶到这里，而当时人们一般都在边界附近决斗，那里随时可以找到大小船只，逃之夭夭。再说，选择温莎，这本身就不够明智。它是王宫所在地，维多利亚女王心爱的住处，当然警备森严。据我看，选择这个地点非常简单，只是因为法国人对伦敦的郊区只知道里士满和温莎两个地方。
助手们为了防备万一，随身携带了锋利的决斗用轻剑，虽然他们知道决斗得用手枪进行。库尔涅倒下后，除了一个助手单独离开，因而平安到达比利时以外，其余的人都是一起走的，而且没有忘记随身带走轻剑。他们还未到达伦敦的滑铁卢车站，警察局已接到电报，据称“这四人留有胡须和唇髭，戴着大檐帽，讲法语，轻剑用布包着”。根据这些特点，警察不用搜寻，他们一下火车就给逮捕了。
这一切怎么会这样？看来用不着我们来教导法国人如何躲避警察。就凶恶、机灵、不道德和办事认真、不知疲倦而言，法国的警察在全世界可说首屈一指。在路易-菲力普时期，搜索者和被搜索者玩尽了各种手段，作过各种较量，每一步行动都得仔细考虑（现在这已没有必要，警察像俄国人那样有了必胜的把握）；今天离路易-菲力普的时代还不远，那么，像巴泰勒米那么聪明的人，像库尔涅的助手那么经验丰富的人，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呢？
原因只有一个：完全不了解英国和英国的法律。他们听说，没有逮捕证不能逮捕任何人；他们还听说有所谓《人身保护法》17，根据这法令，只要律师提出要求，就得把人释放；因此他们认为不妨回家换身衣服，然后前往比利时，到了第二天早上，被愚弄的警察（他们必然拿着警棍，像法国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来找他们时，已经人去楼空，只得骂道：“该死的家伙！”尽管警察其实并不拿警棍，英国人也不骂“该死的！”
这些人被捕后，关在萨里郡的监狱里。探望开始了，来的有夫人们，被杀死的库尔涅的朋友们。当然，警察马上了解到了事实真相，不过这不能说是他们的功绩，支持和反对巴泰勒米或库尔涅的人，都在酒楼饭店里大声嚷嚷，把决斗的详情细节透露无遗，自然还穿插了一些根本没有的事和不可能有的事。但是警察不愿公开承认了解这一切，因此当一些探望者要求会见助手“巴罗内”，另一些人要求会见巴泰勒米的助手时，警官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中间谁是助手，谁是罪犯，情况还没有全部调查清楚，还是请你们直接说明要会见的人的姓名吧。”这是第一堂课！
最后，巡回法庭到了萨里，指定了开庭的日期，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坎贝尔将就法国人库尔涅被不知何人杀害致死一案审讯与凶杀案有关的人员。
我当时住在樱草丘附近；在2月一个阴冷多雾的早晨七时，我出门走进摄政王公园，然后穿过它前去搭乘火车。
这一天的情形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从大雾弥漫的公园，公园里懒洋洋地在水中游动的白天鹅，以及笼罩在水面的微红的黄色烟雾，直到午夜之后很久，我与一位律师坐在摄政王街伟利饭店中喝香槟酒，为英国的富强干杯，一切都历历在目。
我以前从未见过英国的法庭；在中世纪的背景上展开的喜剧场面，令人想起的主要的是意大利的滑稽歌剧，不是庄严的传统，但是在这一天这可以撇开不谈。
将近十点钟，在坎贝尔勋爵寓居的旅馆门口，化装舞会的第一批扮演者出场了，那是拿着两只大喇叭的传令官，他们宣布，坎贝尔勋爵将于十时整公开审问某某案件。我们便拥向法庭门口，它只有几步远。这时坎贝尔勋爵本人正坐了金碧辉煌的马车经过广场，勋爵戴的假发又大又漂亮，只比他的车夫的差一些，车夫的假发上还戴了一顶三角形小帽。马车后面跟着二十来个步行的律师和辩护士，他们提起了长袍，没戴帽子，只戴羊毛假发，它们仿佛是特地做得尽量不像人的头发似的。在法庭门口，我简直好像不是要旁听首席法官坎贝尔对巴泰勒米的审问，而是来到了上帝审问库尔涅的法庭上。
大门口挤了不少人，警察从里边驱赶他们，后面的人却以超人的力量向前拥挤，人们在前后夹攻中动弹不得，无法前进一步，但后排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警察摆开阵势，手挽着手一起向前驱赶，我被前排的人挤得喘不出气，可是背后那些英勇的进攻者却毫不退让，我们被推着，挤着，终于突然发觉，已经被抛到了离门口十来步远的街上。
要不是一个认识的律师帮忙，我们根本进不了法庭，那儿已挤得水泄不通，但他领我们从一扇专用的门进入了大厅；最后我们总算坐下，一边擦汗，一边检查表和钱等等有没有丢失。
令人费解的是：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口比伦敦更多，更稠密，更骇人听闻，可是英国人偏偏在任何场合都不肯排队，宁可发挥顽强的拼搏精神，向前挤上两个小时，哪怕压坏了身体的某一部位也在所不惜。我已多次领教过剧场门口的拥挤情况，如果大家遵守秩序一个一个进去，大概半小时就走完了，但是由于他们一下子拥向门口，许多前排的人便被挤到了门的右边和左边，弄得他们火冒三丈，拼命从两侧向缓缓移动的中间部分挤压，尽管这对他们本人并无好处，但多少为他们肋部受到的痛楚报了仇。
有人在敲门。一位穿着假面舞会服装的先生喝道：“外面是谁？”门外边答道：“法官。”于是门开了，坎贝尔穿着皮大氅和女人睡衣似的大褂走进了屋子；他向四面鞠了躬，宣布审问开始。
对巴泰勒米案的看法，法庭，也就是坎贝尔，早已胸有成竹，它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尽管法国人千方百计要打乱他的思想，把他引入歧途，他还是坚持不渝。发生了一次决斗。一个人被打死了。双方都是法国人，都是流亡者，对荣誉抱着与我们不同的观念。难于弄清他们中间谁是对的，谁有罪。一个来自街垒，另一个好斗成性。我们不能让这事不受到惩罚，但不应该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打击外国人，何况他们都是纯洁的人，虽然愚蠢，但行为是高尚的。因此，谁是凶手，我们不想追究，说不定凶手是那个已经逃到比利时的人。对现在的被告，我们要指责的是他们参与了这件事，我们要求陪审团作出裁决：他们在杀人事件中是否有罪？如果陪审团裁决有罪，他们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判处他们最轻的刑罚，了结这件案子。如果陪审团裁定他们无罪，那么上帝保佑他们，他们可以无罪开释。
这对双方的法国人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支持库尔涅的一方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巴泰勒米身败名裂，得不到法庭的好感，因此虽不直接指名道姓，却把他当作杀害库尔涅的凶手加以指责。
巴泰勒米的几个朋友和他本人则尽量想使库尔涅和他的伙伴们出丑，声誉扫地，因为在警察侦查期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决斗用的手枪是向一个制枪工匠租的，决斗后手枪便送还了工匠。一支手枪中还装着弹药。审案开始时，工匠呈交的手枪证实，子弹和火药下多了一块破布，因此手枪无法射击。
决斗的情形是这样：库尔涅向巴泰勒米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巴泰勒米的雷管正常地打响了，但没有射出子弹；他换了一个雷管，情形还是照旧。这时巴泰勒米丢下手枪，向库尔涅提议用轻剑决斗。库尔涅不同意，大家决定再打一次枪，但巴泰勒米要求换一支枪，库尔涅当即同意了。巴泰勒米拿到手枪，开了一枪，库尔涅应声倒地。
由此看来，还给制枪工匠的那支装有弹药的枪，便是巴泰勒米原先使用过的。那块破布从哪儿来的呢？手枪是库尔涅的朋友帕迪冈经手借的，此人参加过《人民之声报》的工作，在六月事件中受了重伤，成了残疾。18
如果能够证明破布是故意塞在里边的，也就是对方蓄意杀死巴泰勒米，那么巴泰勒米的敌人们就会蒙受耻辱，永远抬不起头。
对于这个结果，巴泰勒米当然求之不得，哪怕为此判十年苦役或流放他也情愿。
在侦查中发现，从手枪中取出的破布确实属于帕迪冈，那是从他擦漆皮靴的布条上扯下的。帕迪冈说，他用那块布绕在铅笔上擦枪，也许转动时破布掉了一块在枪膛里，但是巴泰勒米的朋友们质问他，为什么破布是整齐的椭圆形，为什么没有折叠的皱纹？
巴泰勒米的对方准备了一大批证人，要替巴罗内和他的伙伴们辩护。
他们的策略是：巴罗内一边的辩护律师向他们询问库尔涅及其他人从前的经历，他们便趁机竭力歌颂这些人，但对巴泰勒米和他的助手则保持沉默。他们认为，本国人和“同一政治主张者”的普遍沉默，就足以在坎贝尔和旁听者眼中，大大抬高一方和降低另一方的威信。搜罗证人需要花钱，何况巴泰勒米没有这么多朋友可以听他指挥，要他们讲什么便讲什么。
库尔涅的朋友们在侦查中已表演过这种沉默的雄辩术。
侦查员问一个被捕的证人巴罗内，他是否知道库尔涅是谁杀死的，或者他怀疑是谁？巴罗内答道，任何威胁，任何刑罚都不能迫使他说出杀死库尔涅的人，尽管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得戴上铁链在密不通风的牢房里待十年，我也不说。”
律师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您的权利，不过您的话说明您知道罪犯是谁。”
他们认为靠这一切便能骗过……骗过谁？骗过坎贝尔勋爵。我希望补充一下他的肖像，以便说明这种企图异常荒谬。坎贝尔勋爵老了，他是在法官的位置上头发变白、皮肤变皱的，哪怕念最可怕的证词，他那带一点苏格兰口音的声调也很平静，哪怕最复杂的案情，他也可以分析得有条不紊，现在巴黎几个夸夸其谈的俱乐部成员却想欺骗他……坎贝尔勋爵从来不会提高嗓音，从来不生气，也从来不笑，在最可笑或最激动的时刻也只是擤一下鼻子……坎贝尔勋爵生着爱唠叨的老太婆的脸，可是你仔细一瞧，就会清楚地看到某种变形现象，那种使小红帽姑娘19大吃一惊的变化：原来这根本不是老奶奶，只是一只戴着假发、穿着女人的睡衣和镶皮边披风的狼。
然而勋爵大人毫不含糊地回敬了他们。
关于破布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帕迪冈也作了说明，于是巴罗内的辩护人开始向证人提问。
首先出场的是一个老流亡者，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的朋友。他先是有些不大愿意似的拿起《圣经》，然后做了个手势，表示这是无可奈何的；宣誓后，他伸直了脖子。
“您认识库尔涅很久了吗？”一个辩护人问。
“公民们，”流亡者用法语答道，“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抱定宗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由和平等的神圣事业……”他这么往下讲。
但辩护律师制止了他，对翻译说道：“看来证人没有理解问题，请您用法语译给他听。”
接着是另一个证人。五六个法国人，有的胡子长得可以浸到酒杯里，有的秃顶，有的头发又浓又密，式样有些像尼古拉，还留着长长的唇髭，也有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围着红领巾，他们一个接一个用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同一类话：“库尔涅这个人优点超过品德，而品德可以与优点匹敌，他是流亡者中的佼佼者，他这一派的荣誉，他的死使他的妻子悲痛欲绝，可以安慰他的朋友们的也只是巴罗内和其他同志依然健在。”
“您认识巴泰勒米吗？”
“认识，他是法国的流亡者……我们见过面，但对他一无所知。”说到这里，证人便按照法国人的方式咂咂嘴巴。
“某某证人……”辩护律师又说。
“好啦，”坎贝尔老奶奶操起温和同情的声调开口了，“不必再麻烦他们了，这么多人为死者库尔涅和被告巴罗内作证，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我们没有说死者和被告是坏人，因而必须郑重其事地证明他们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再说，库尔涅死了，我们完全不必过问他的一切，我们要审理的只是他被杀这件事，唯有与这罪行有关的一切对我们才是重要的。关于被告，我们同样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的先生，我们也不需要了解他过去生活中的事件。从我来说，我对巴罗内先生的品行没有任何怀疑。”
“那么，老奶奶，你为什么要生这么一对狡猾而含笑的眼睛呢？”
“这是因为我的官职使我不能用嘴巴嘲笑你们，因此只得用眼睛嘲笑。”
理所当然，这以后，那些头发朝下梳的，头发朝上梳的，穿军装的，围七色彩虹颈巾的证人，统统给打发走了，不必再听取他们的证词。
这样一来，案件的审理就加快了。
一个辩护士向陪审员们提出，被告都是外国人，全不理解英国的法律，因此有权得到一切宽容，然后又道：“陪审员先生们，请各位想想，巴罗内先生对英国法律一无所知，以致对‘您可知道是谁杀死了库尔涅？’这问题，回答说，哪怕把他锁上铁链，在牢房里关上十年，他也不愿讲出这人的姓名。各位看到，巴罗内先生对英国还抱着某种中世纪的观念，他可能认为，他的沉默会使他因而被锁上铁链，在监狱里蹲上十年。我希望，”他忍不住笑了笑，又道，“这件导致巴罗内先生失去几个月自由的不幸事件，可以使他相信，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的监狱已有所改进，不致比其他某些国家差。我们要向被告们证明，我们的法庭也是公正的，符合人道的。”等等。
陪审员一半是外国人，他们认为被告“有罪”。
这时，坎贝尔转向被告，提醒他们，英国的法律是严厉的，还提醒他们，外国人一旦踏上英国的国土，便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权利，因此在法律面前也必须承担同样的责任。接着他谈到了风土人情的不同，最后说道，按照法律对他们毫无保留地作出严厉的惩罚，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他判处他们两个月的监禁。
听众、人民、律师和我们，大家都很满意，因为大家都在等待严厉的惩罚，认为最低限度会判徒刑三至四年。
谁不满意呢？
被告们。
我走到巴泰勒米面前，他闷闷不乐地与我握了手，说道：
“帕迪冈依然清白无辜，巴罗内……”他耸耸肩膀。
我走出大厅，遇到了我认识的律师，他跟巴罗内在一起。
“我宁可判一年徒刑，”巴罗内说，“也不愿跟这个坏蛋巴泰勒米关在一起。”
审问是在晚上十时左右结束的。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在月台上看到了一群群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吵吵闹闹大声议论这案件。大部分法国人对判决是满意的，虽然也感到，这对海峡彼岸的人说来算不得是胜利。在车厢内，法国人唱起了《马赛曲》。
“先生们，”我说，“公正先于一切；这一次让我们唱《统治吧，英国》！”
于是响起了《统治吧，英国》的歌声！
2.巴泰勒米
过了两年……巴泰勒米又站在坎贝尔勋爵面前了，这一次，严峻的老人戴了一顶黑毡帽，对他作出了另一种判决。
那是1854年，巴泰勒米与大家已越来越疏远，不知在忙什么，他很少露面，似乎在暗中筹备什么——与他住在一起的人也不比别人知道得多。我和他难得见面；他一向十分同情和信任我，但也没谈过什么特别的事。
突然传来了消息，说巴泰勒米犯了双重杀人罪20：他先是杀死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小商人，继而又杀死了企图逮捕他的警察。原因和线索都没有。在法庭上，巴泰勒米守口如瓶，在新门监狱也默不作声。他一开始就承认杀死了警察，为此他可能被判处死刑，因此他只限于承认这一点，似乎表示他为这事已有权上绞刑架，不必再提前一件凶杀案了。
这里谈的情况是我们后来逐渐知道的。巴泰勒米打算去荷兰，换了旅行装束，一只口袋里揣着经过签证的护照，另一只口袋里装着手枪，同伴是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女人。晚上九时，巴泰勒米去找一个开汽水厂的英国人；他敲了门，女用人带他进屋，主人在会客室接见了他，然后又与他一起走进了卧室。
女用人听到他们的谈话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了咒骂，随后主人开了门，把巴泰勒米推出房间，这时巴泰勒米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向他开了枪。商人倒下死了。巴泰勒米夺门而走——那个法国女人吓坏了，早已溜之大吉，因此没事。警察听到枪声，在街上拦住巴泰勒米，他便用手枪恐吓他，警察不放他走。巴泰勒米开了枪，这一次应该说他并不想打死警察，只是吓唬他一下，但是他一只手还没挣脱，已用另一只手开了枪，以致距离这么近，警察受了致命伤。巴泰勒米赶紧逃跑，但几个警察已一拥而上，他被捕了。
巴泰勒米的仇人并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说这完全是强盗行径，巴泰勒米是企图抢劫。但是那个英国人其实并不富裕。如果不是完全疯了，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在伦敦公然抢劫，何况是在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在一个认识他的人家，晚上九时，又带着一个女人；这一切说明他决不是为了抢劫一百来镑钱（在被害者的柜子里只找到这么多钱）。
这以前几个月，巴泰勒米办了一个作坊，制造彩色玻璃，用特殊的方法在玻璃上绘制图案、阿拉伯花纹和题词等。他得为此付六十镑专利费，还缺十五镑，便向我告贷，后来准时归还了。很清楚，那件事包含着比普通抢劫更重要的原因……巴泰勒米的思想状况，他的情绪，他的偏执狂，一切都照旧。他去荷兰只是为了要从那里前往巴黎——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在这次流血事件面前，几乎只有三四个人肯好好思考一下，其余的人都在吃惊之余拼命攻击巴泰勒米。在英国被处以绞刑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与一个杀人犯有过关系也是丢脸的；最亲近的朋友离开了他……
我那时住在特威克南。一天晚上回到家中，两个流亡者在等我。他们说：“我们找您是为了向您保证，我们丝毫没有参与巴泰勒米干的这件可怕的事——我们与他有过共同的活动，因为一个人总得与别人一起干点什么。现在人们会说……会以为……”
“难道两位是专为这事从伦敦来到特威克南的吗？！”我问。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意见。”
“算了，先生们，我自己也认识巴泰勒米，而且比两位更坏，因为我与他虽然没有共同的活动，但还没打算与他绝交。我不了解这案子，审问和判决是坎贝尔勋爵的事，我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年轻充沛的力量，这样的人才，这个在艰苦的斗争和生活环境中成长的人，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却不得不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结束自己的一生。”
他在狱中的表现使英国人震惊；他泰然自若，十分平静，悲伤但并不绝望，坚定但并不狂妄。他知道，对他说来，一切都完了，然而他以毫不动摇的镇静态度听完了对他的判决，正如从前坚定地、镇静地站在街垒上，站在枪林弹雨中一样。
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心爱的姑娘写了信。我看到了他给父亲的信，信上没有一句空话，非常朴实自然，他只是简单地安慰了父亲，仿佛这不是在谈他自己。
一个天主教神父为了履行职责，到狱中探望他，这个聪明而慈祥的人极其同情他，甚至向帕默斯顿21请求改变处分，但帕默斯顿拒绝了。神父与巴泰勒米的谈话是平静的，双方都充满了人道精神。巴泰勒米写信给他道：“非常非常感谢您那些仁慈的话，那对我的安慰。如果我可以成为您的信徒（当然，只有您可能使我成为信徒），但是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宗教信仰！”在他死后，神父写信给我认识的一位夫人22道：“这个不幸的巴泰勒米是个多么好的人啊，如果他可以活下去，他的心是有权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现在我为他的灵魂祈祷！”
《泰晤士报》怀着恶意谈到了巴泰勒米对郡长的嘲笑，正因为这样，我得在这里谈谈这件事。
在行刑前几小时，一位郡长得知巴泰勒米拒绝临终忏悔，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走上拯救之路，开始向他喋喋不休地说教，把英国的廉价传道书和街头免费赠阅的小册子上讲的一切，统统搬给他听，弄得巴泰勒米厌烦透了。这位戴着金链子的使徒看到这一点，便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说道：“想一想吧，年轻人，再过几个小时，您就不是回答我，而是要回答上帝了。”
“那么，”巴泰勒米问他道，“上帝会讲法语吗？……否则我就无法回答他……”
郡长气得脸色发白，所有的郡长、市长和市参议员坐在豪华的客厅中听到这事，也都气得脸色发白，又是叹气，又是冷笑，最后，这事便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大幅版面上。
但是不仅郡长的使徒式说教干扰了巴泰勒米，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在严肃的、精神高昂的状态中死去——这是每个人临终时天然会有的愿望。
判决宣读后，巴泰勒米向一个朋友提出，如果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宁可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安静地死在狱中，不愿在广场上当着众人的面死在刽子手的手下。“这再容易不过，明后天我就给你拿些士的宁来。”一个人还不够，两个人作了这担保。这时他已关进死刑牢房，受到严密监视，尽管这样，过了几天朋友们还是给他弄到了士的宁，藏在内衣中交给了他，然后等在外面，看他是否发现。最后看见他找到了……
其中一个怕负责任，怕因此遭到怀疑，想暂时离开英国。他向我借几镑路费，我答应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但我要讲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是为了说明，法国人的一切秘密意图是怎么暴露的，他们怎么喜欢小题大做，为了一件简单的事，把许多局外人牵涉进去。
每逢星期日晚上，我家中总有几个客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其他各国的流亡者。这天在座的还有几位妇女。我们很迟才吃饭，已经八点钟。到了九点，来了一个很熟的朋友。他是经常来的，因此他的出现没引起我的注意，但他的全部脸色都清楚地表示：“我现在不讲！”以致客人们互相使了个眼色。
“您想吃点什么或者喝杯酒吗？”我问。
“不。”客人说，坐在椅上，好像心头的秘密压得他有些喘不出气似的。
饭后，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对我说，巴泰勒米弄到了毒药（这对我已不是新闻），然后转告我，离开的人要向我借些钱。
“完全可以。现在要吗？”我问，“我马上去取。”
“不，今天我在特威克南过夜，明天早上我还会与您见面。我想这是不用说的，希望您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我笑了笑。
当我重又回到餐室时，一个年轻姑娘问我：“他一定是谈巴泰勒米吧？”
第二天早上八时，弗朗索瓦进来通报道，一个他以前没见过的法国人要求立即见我。
这就是巴泰勒米的朋友，那个希望偷偷离开的人。他在花园里等我，我披上大衣前去见他。这是一个满面病容、非常消瘦的黑头发法国人（后来我知道，他在贝尔岛关过几年，最后在伦敦几乎是名副其实地饿死的）。他穿一件破大衣，那是谁也不会注意的，但帽子是旅行用的，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大大的旅行围巾，它们在莫斯科，在巴黎或那不勒斯，都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出了什么事？”
“某某人来找过您吗？”
“他现在还在这儿。”
“他讲过钱的事吗？”
“一切已讲定——钱准备好了。”
“真的，我非常感谢您。”
“您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或者明天。”
谈话结束时我们共同的朋友赶来了。旅客走后，只剩了我们两人，我便问他：
“您说，他为什么要来？”
“来拿钱。”
“可是您会把钱交给他。”
“不错，但他希望跟您见见面，他问过我，您是否乐意见他，我能怎么说呢？”
“毫无疑问，我很乐意见他。只是我不知道，他选择的时间是否合适。”
“难道您不方便吗？”
“不，我只是担心他不方便——警察会发现他的行踪……”
幸好没发生什么事。他走后，一个朋友有些怀疑他们弄到的毒药，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剩下的一点给他的狗吃。过了一天，狗还活着，又过了一天，狗依然活着，这时他急了，马上赶到新门监狱，设法见到了巴泰勒米（隔着铁丝网），找个机会偷偷对他说：
“你拿到了？”
“是的，是的。”
“不过，告诉你，我很怀疑。你最好别吃它了，我已用狗作过试验，一点作用也没有！”
巴泰勒米垂下了脑袋，然后又抬起头，噙着眼泪说道：
“唉，你们为什么要捉弄我！”
“我们另外给你搞一些。”
“不必了，”巴泰勒米回答，“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吧。”
从这时起他开始为死作准备，不再想到毒药；他写了一篇回忆录，这是打算留给那个朋友的（就是那个逃离伦敦的人），但他死后，人们没有把它交给他。
1月19日星期六，我们得悉了神父会见帕默斯顿遭到拒绝的事。
接着便是那个心情沉痛的星期日……晚上，一小群客人闷闷不乐地走了。只剩了我一人。我上床睡下，立刻又惊醒了。那么，再过七小时，六小时，五小时，那个充满活力的热情的年轻人，那个还非常强壮的人，就要被带到广场上处死了，毫不怜悯地处死了，对他的死既没有人高兴，也没有人愤恨，只有一些人表现了虚伪的同情！……教堂的钟楼开始打七点钟。现在，队列出发了，卡尔克拉夫特23也到场了……可怜的巴泰勒米，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这时还管用吗？我的牙齿在打战。
上午十一点钟，多芒热24来了。
“结束了吗？”我问。
“结束了。”
“您去了？”
“去了。”
其余《泰晤士报》上都有了。25
据《泰晤士报》记载，一切准备完毕后，他要那个曾与他通信的姑娘的信，大概信里有她的一绺头发，或别的纪念品；刽子手向他走去时，他把信握在手中……当协助执行绞刑的人从绞刑架上解下他的尸体时，发现他僵硬的手指仍把它握得紧紧的。《泰晤士报》说：“人类的正义胜利了！”我想，是的，连魔鬼也可以满足了！
到此可以搁笔了。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正如生活一样，在巨人的足迹旁边，也会留下……驴和猪的蹄印。
巴泰勒米被捕时，他没有足够的钱请律师，而且他也不想请。这时有一个还没有名气的律师赫林自愿为他辩护，很清楚，这是为了使自己成名。他的辩护很不得力——但是不应忘记，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巴泰勒米始终保持沉默，不让赫林接触到主要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赫林出了力气，花了时间，忙了一阵。当刑期确定后，赫林到监狱告别。巴泰勒米很感动，向他道谢，顺便对他说：
“我什么也没有，无法为您的劳动酬谢您……我只能说一句感谢……我愿意至少留点什么给您作纪念，但我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留给您。除非是我的大衣？”
“那我真太感谢了，我本来想问您要呢。”
“这使我很高兴，”巴泰勒米说，“但是它已经破了……”
“哦，我不想穿它……坦白对您说，我已为它找到了买主，价钱很不错。”
“谁会要买它？”巴泰勒米惊奇地问。
“有人需要，杜莎夫人26……她的特种陈列馆。”
巴泰勒米吃了一惊。
他被带往刑场时突然想起这事，对郡长说道：
“啊，我完全忘记提出了，我希望无论如何不要把我的大衣交给赫林！”
1 英国国歌中的歌词。
2 这故事与登载在《北极星》第六集上的片断有关。——作者注按：这里的所谓片断指第三章的片断。
3 德国革命者。
4 指1793年9月4、5日，巴黎工人、贫民和手工业者，手拿武器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事，它推动革命政府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从而形成了革命高潮。
5 舍尔歇（1804—1893），法国记者和政治家，1848年革命后任制宪议会议员，海军部次长。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流亡在英国。
6 克雷米厄（1796—1880），法国政治家，犹太人领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
7 库尔涅（1808—1852），1848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51年政变后流亡在伦敦。
8 俄国诗人和将领。
9 布尔佐夫（死于1813年），俄国骠骑兵军官，达维多夫的战友。
10 加加林（1787—1863），俄国军人，公爵，骑兵军官。“骷髅头”是死亡的象征。
11 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12 15至16世纪的德国雇佣兵，后成为赌徒或赌博爱好者的代称。
13 路易·波拿巴在流亡时期为了夺取王位，曾于1836年10月试图在斯特拉斯堡发动叛乱，推翻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力普，没有成功。
14 贝里公爵夫人（1798—1870），法王查理十世之子贝里公爵之妻。1830年查理十世被推翻时，她为自己的儿子尚博尔伯爵争取王位未成，逃亡国外，1832年又乔装进入国内，在旺代发动叛乱，结果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
15 指1831年法国舰队驶进葡萄牙领海，侵入塔古斯河一事。
16 德国革命家，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17 英国于1679年颁布的法令，其中规定没有法庭拘捕令不得捕人等。
18 帕迪冈在六月事件中被捕后，关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那里关的人多达五千，其中有霍乱病患者，也有受伤和垂危的人。当政府派科尔梅宁视察那儿的情况时，他和医生一开门，便闻到一股触鼻的臭气，吓得倒退了一步。但禁止关在里边的犯人靠近气窗口。帕迪冈闷得几乎喘不出气，仰起了头，想吸口空气，这事给国民自卫军的哨兵看到了，便吆喝他走开，否则就要开枪。帕迪冈拖延了一下，那位可敬的资产者马上对准他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一部分面颊和下颌，他倒下了。晚上，一部分犯人被送往堡垒，其中包括受伤的帕迪冈，他被捆住了胳臂。这时卡卢塞尔广场上发生了著名的骚乱，国民自卫军惊慌失措，开始互相混战；受伤的帕迪冈筋疲力尽，倒在地上，结果他就被丢在警卫室里。他的手还给捆着，他只得仰天躺在那儿，把伤口的血咽下肚里。最后，一个技术学校学生发现了他，便大骂那些人野蛮残忍，强迫他们把病人送进了医院。我记得我在《法意书简》中讲过这件事……但不妨重复一下，免得人们忘记巴黎那些有教养的资产者是什么货色。——作者注科尔梅宁（1788—1868），法国法学家。1848年制宪议会的副议长。
19 法国著名童话作家佩罗的童话《小红帽》中的人物。这个小姑娘有一天给她的老奶奶送食物，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狼，狼得知一切后，便赶在前面，把老奶奶吃了，自己变作老奶奶，等小红帽一到，也把小红帽吃了，后来她的父亲杀死了狼，老奶奶和小红帽又从狼腹中跳出来活了。
20 这次杀人事件于1854年10月8日发生在伦敦。
21 英国著名政治领袖。
22 这位夫人是当时流亡在英国的德国女作家迈森布格。她写有回忆录，其中详细谈到了巴泰勒米事件，据说那个与巴泰勒米住在一起、最后逃走的法国女人，是法国政府的间谍，她窃走了巴泰勒米的许多重要文件，她的任务是暗杀流亡在外的法国革命家。
23 伦敦的刽子手。
24 在赫尔岑家当家庭教师的法国人。
25 针对《泰晤士报》的文章，鲁神父发表了《杀人犯巴泰勒米》一文：《泰晤士报》编辑先生：我刚读过今天的贵报，它记载了不幸的巴泰勒米最后几分钟的情形，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不少细节，指出许多奇怪的错误。但是，编辑先生，您明白，我作为天主教的神父和罪犯的忏悔师，在这些事上必须保持沉默。因此我决定不再触及报上就这位不幸者的最后时刻所登载的一切（我也确实曾拒绝回答各种倾向的报纸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但是我不能对涉及我的指责保持沉默，这种指责是通过可怜的犯人的嘴巧妙地表达的，仿佛他说过，我“相当有教养，没有用宗教问题去麻烦他”。我不知道，巴泰勒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这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如果这里讲的是我对他的头三次访问，那么他讲的是实情。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因此我不想在取得他的信任以前，一开始就跟他讨论宗教问题，否则我势必与在我以前拜访过他的每一位天主教神父遭到同一命运，他会不想再见到我。但是从第四次访问开始，宗教已成了我们经常谈论的题目。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愿意指出我们之间一次生动的谈话，这是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的，它涉及永罚问题，这是我们的教理，或者不如说，也是他的教理，一个经常使他苦恼的问题。他与伏尔泰一样，不愿相信“那位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赐予了那么多恩惠的上帝，会在这些日子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受到永罚的痛苦”。我还可以引用一些话，这是他在走上绞刑架前一刻钟向我提出的，但是由于这些话除了我自己的叙述以外没有其他证明，我宁可引用下面这封信，那是在他就刑的当天早上六时，也就是根据您的记者的话，他正在蒙头大睡的时候写的：“亲爱的神父先生：在我的心停止跳动以前，我觉得必须向您表示感谢，因为在我生命的最后日子中，您出于福音的仁慈精神，给予了我温情的关怀。如果我的转变是可能的，那么这完全应归功于您；我对您说过：‘我什么都不相信！’请您相信，我的不相信完全不是出于骄傲所造成的对抗的结果；我根据您的仁慈的劝导，真心在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不幸，信心始终没有在我身上出现，而命中注定的时刻却已迫在眉睫……再过两小时，我就可以了解死亡的秘密了。如果我错了，如果等待着我的未来可以证明您是对的，那么，尽管有这人间的审问，我不怕站在上帝面前，他以他无限的仁慈当然会宽恕我在这世上所犯的罪孽。“是的，我希望分享您的信仰，因为我明白，在宗教中找到避难所的人，临终之时，能从对来世的憧憬中汲取力量，可是像我这样只相信永恒的消亡的人，到了最后的时刻，只能从哲学思考（它也可能是虚假的）和人的勇气中汲取力量。“再一次感谢您，再见！埃·巴泰勒米1855年1月22日晨6时于新门监狱“又，请您向克利福德先生转达我对他的感谢。”对这封信，我还得讲几句话：可怜的巴泰勒米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或者不如说，是想欺骗我，他讲的那几句话只是向人的骄傲情绪所作的最后让步。但是毫无疑问，如果这信再迟一小时写，这些话就不致出现了。不，巴泰勒米不是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死去的，他委托我在他死的时候宣布，他宽恕了他的一切敌人，还要求我待在他的身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如果说我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站在绞刑架的最下面一级上，那么当局是明白这原因的。归根结底，我按照宗教精神履行了我不幸的同胞的最后意志。他与我诀别的时候向我露出的表情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无异是说：“请您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我全心全意地为他热烈祈祷，希望那个宣称他出生时是天主教徒，死时也希望是天主教徒的人，真的在最后的时刻体验到了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悔改心情，这悔改将净化他的灵魂，为他打开通往永生的大门。编辑先生，请接受我最深刻的敬意。鲁神父1月24日于卡多根教堂——作者注按：鲁神父即正文中提到的那个法国神父，这封信发表于1855年1月25日的《泰晤士报》。信中提到的克利福德先生是英国上议院议员。
26 杜莎夫人（1761—1851），原为法国人，后定居英国，创办了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陈列馆，其中有一个馆专门陈列江洋大盗和犯罪的蜡像，据说有的是根据死人面模复制的，形态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