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8年
1846年底纳塔利娅写信给奥加辽夫道：“了解得这么多，却没有力量处理，没有勇气对苦的和甜的一视同仁，在苦的面前束手无策，这多么可怜！这一切我了解得再也清楚不过，但还是不能为自己赢得欢乐，也不能听其自然。我不能不明白什么是好的，我也能公正地对待它，但内心的反应却郁郁不乐，折磨着我。向我伸出手来吧，与我一起说，你也对什么都不满意，许多事叫你不痛快，然后教我怎么过得高兴，过得愉快，怎么领略生活的乐趣——我具备欢乐的一切条件，只要我能发挥这方面的能力就成了。”
这几行和我已附在别处的当时日记的一些片段，都是在莫斯科的争执1的影响下写的。
阴暗的一面重又抬头了——格拉诺夫斯基一家的离开使纳塔利娅害怕，她觉得整个圈子在瓦解，只剩了奥加辽夫还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差不多还是小孩的女子2，纳塔利娅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一般爱她，她却比别人更疏远我们。挣脱这种处境当时成了纳塔利娅梦寐以求的希望。
我们离开了俄国。
起先是新奇的事物，巴黎，后来是觉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国，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历史事件战胜了个人的考虑。这样我们一直生活到了六月的日子……
……早在这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5月15日3已举起镰刀割断了我们第二次萌发的希望……“2月24日过了还不满三个月，堆砌街垒时穿的鞋还没有破，可是筋疲力尽的法兰西已在要求屈服了。”4这一天没有流血，那是晴朗的天空中发出的闷雷，预示着可怕的风暴即将随之到来。这一天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资产者的灵魂，看到了工人的内心——我不禁大吃一惊。我看到了双方那疯狂的流血的愿望——工人方面那日积月累的憎恨，资产者方面那野蛮残忍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两个营垒不可能和平共处，站在一起，它们在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在家庭、街道、工场和市场中，每天都在互相碰撞、排挤。可怕的血腥战斗已迫在眉睫，它不会是什么吉兆。但是除了幸灾乐祸的保守派，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最接近的一些朋友对我这种忧心忡忡的悲观论调，只是一笑置之。他们可以拿起枪，在街垒上战死，却不敢正视现实；他们大多不愿理解事实，只想战胜敌人，认为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我离大家越来越远。空虚威胁着我，正在这时，战斗的鼓声突然敲响了——一天清早，嘈杂的人群在街上奔走汇合，宣告了一场灾难的开始。
六月这几天和那以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它们在我的生活中画下了一条界线。我这里重复一下我在一个月后写的几段话：
“妇女可以用哭泣减轻心头的痛苦，我们却不能哭。我要用写作代替眼泪——不是为了描写和说明流血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了我要谈谈它们，我要讲话，让我的眼泪、思想和愤怒倾吐在纸上。现在谈得到什么描写，什么收集材料，什么评论！——耳边还在响着枪弹声，骑兵飞驰的马蹄声，炮车轮子滚过死一般沉寂的街道的隆隆声；头脑中还不时闪过一个个零星的印象：伤员在担架上按住了腰，血一滴滴从手上淌下；马车上堆满尸体，俘虏给捆住了胳臂，巴士底广场上架起了大炮，从圣丹尼门到爱丽舍田园大街到处是兵营，黑夜中传来阴森的喊声：‘哨兵，多留点神！……’现在谈得到什么描写，头脑在膨胀，血在沸腾。
“抄起双手坐在屋里，不能出门，只听得你的身边，周围，近处，远处，都在打枪，开炮，呐喊，擂鼓，只知道你的身边就在流血，厮打，刺杀，人们就在附近死去——这已经可以使一个人憋死、发疯了。我没有死，但我变老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像大病了一场，刚才痊愈。
“然而这些日子却是庄严地开始的。23日四点钟，就餐之前，我沿着塞纳河向市政厅走去，店铺都关上了大门，一队队国民自卫军凶神恶煞似的正在奔向各处，天空布满了乌云，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纳夫桥上，一道强烈的电光从云层中闪出，雷声接连不断，在这一切中又传来了圣许尔比斯教堂钟楼迂缓而匀称的警钟声，这是受骗的无产阶级正在号召自己的弟兄们再一次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大教堂和岸边的一切建筑，被刚从乌云中射出的几道阳光照得异常明亮；鼓声从四面八方发出，炮队从卡卢塞尔广场奔赴各处。
“我听着雷声和警报声，依依不舍地环顾着巴黎的全景，仿佛在跟它告别。这个时刻我对巴黎充满热爱，这是我对这个大城市献上的最后一炷香，六月那几天以后，它便叫我讨厌了。
“在河对岸，所有的大街小巷都筑起了街垒。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浮动着那些阴沉的脸——人们在抬石头，儿童和妇女在帮助他们。综合工艺学校的一个年轻学生，登上显然刚才完成的街垒，插上了一面旗子，开始用悲怆的嗓音轻轻唱《马赛曲》；所有的工人都跟着唱了起来，这支雄伟歌曲的合唱声从街垒的石块后面发出，是激动人心的……警钟还在敲。然而与此同时，炮队正隆隆经过桥上，贝多将军5举起望远镜，从桥上眺望着敌人的阵地……
“这时还可以防止事态的恶化，这时还可以挽救共和国和全欧洲的自由，这时还可以和解。愚钝而笨拙的政府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议会又不愿做，反动分子却在伺机报复，希望流血，为2月24日索取补偿，而《国民报》的大掌柜们给他们提供了执行人。6
“6月26日晚上， 《国民报》战胜巴黎以后，我们听到，每隔不多时间便会响起一排枪声……我们面面相觑，大家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这是在枪毙俘虏。’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互相避开了眼睛。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为了这些时刻，人们可以憎恨十年，一辈子忘不了报仇。谁宽恕这几分钟，谁便应该受到诅咒！
“屠杀继续了四昼夜，然后出现了沉寂平静的戒严状态；街道依然封锁着，难得见到一辆马车；傲慢的国民自卫军杀气腾腾守卫着自己的店铺，用刺刀和枪托吓唬行人；别动队兴高采烈，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横冲直撞，大唱《为祖国而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双手沾满兄长们的鲜血，俨然成了英雄，市民阶层的女子跑出店堂，纷纷向他们投掷鲜花，作为对战胜者的欢呼。卡芬雅克7带着一个屠杀过几十个法国人的恶棍，坐了马车到处转悠。资产阶级大获全胜。圣安东郊区8的房屋还在冒烟，给炮弹打中的墙壁倒坍了，露出了屋内的累累弹痕，残破的家具仍在燃烧，镜子上的碎玻璃闪闪发光……可是主人呢，居民呢？这时谁也不会想起他们……有的地方撒了沙，然而血迹依然可见……先贤祠9给炮弹打坏了，不准行人通过，林荫道上搭起了帐篷，马啃食着爱丽舍田园大街平日小心保护的树木；协和广场上到处是干草、胸甲骑兵的甲胄和马鞍，士兵在杜伊勒里花园围墙旁边煮汤。这样的巴黎在1814年10也没见过。
“又过了几天，巴黎开始恢复平时的面貌，游荡的人群重又出现在林荫道上，盛装的夫人们坐在四轮马车或双轮马车上，浏览着断垣残壁和浴血战斗的痕迹……只有往来频繁的巡逻队和一群群俘虏使人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这时大家才明白那段经历意味着什么。拜伦描写过黑夜的战斗11：夜幕掩盖了血腥的场面，当战斗早已结束，曙光来临时，人们才看到了它的痕迹：刀剑和血迹斑斑的衣衫。现在正是这样的黎明在我们心头升起了，它照亮了一片骇人的废墟。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给埋葬了，否定和绝望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蠢动，生根。不可能想象，经过这么一场惨祸之后，受到现代怀疑精神深刻熏陶的我们的心灵，还剩下多少没受到这场浩劫的摧残。”12
纳塔利娅在这时期写信到莫斯科道：“我望着孩子们哭了，我觉得害怕，不敢再指望他们活下去，也许等待他们的也是这种可怕的命运。”
这些话是她经历的一切的反映——她这时想起的是载满尸体的马车，捆住双手的俘虏被人沿街咒骂，一个可怜的聋哑儿童由于没听到“走开！”的吆喝声，竟在离我们家门口几步远的地方被枪杀。
一个不幸对一切悲痛都有深刻理解的女人，心中怎么会不引起这样的反应呢？……在这种情况下，明朗的性格也会变得阴沉，充满怨恨，终于悲愤交集，为生育感到耻辱，为生命感到委屈。
在纳塔利娅心头升起的，不是对理想的不切实际的憧憬，也不是少女时代的眼泪和基督教的理想主义幻境，这是一种真实的、沉重的痛苦，是妇女所难以承受的重担。她对公共事务的热烈关心并未冷却，相反，它变成了现实的烦恼。这是一个姐妹的悲哀，一个母亲的啼泣，她们站在凄凉的战场上，凭吊刚刚结束的战斗。拉歇尔13在演唱《马赛曲》时虚假地表演的感情，在纳塔利娅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
我对没有结果的争论厌倦之后，便拿起笔，独自用内心的愤恨清除以前的各种梦想和希望，让折磨着我、使我痛苦的力量迸发为那些充满诅咒和屈辱的篇章，直到现在，我重读它们，还会感到血在沸腾，愤怒在不可克制地增长——这是我的出路。
但是她没有这样的出路。早上是孩子，晚上是我们那些愤激的、猛烈的论争——尸体检验人和江湖郎中之间的论争。她心里难过，可是我没有给她医治，我给她的是怀疑和嘲笑的苦杯。只要我对她患病的心灵的关心，有我后来对她患病的身体的关心一半那么多……我就不会听任那侵蚀她的病根发芽生长，深入到她的各个方面。我亲自姑息和培植了它们，从没想到她能否忍受和抵抗它们。
我们的生活本身也安排得很不合理。很少有安静的夜晚可以进行亲密的谈话，平静的休息。我们还不懂得闭门谢客。这年年底，从各国逃亡的人开始汇集到这里——那都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他们由于苦闷，由于孤独，需要寻找友好的庇护和温暖的接待。
她在信上写到过这一点：“我讨厌中国的皮影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见到这些人，见到的是谁，我只觉得我见到的人太多了；这都是好人，有时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应该高兴才是，只是次数太多了，生活像春天融雪的水滴，滴啊，滴啊，滴啊，滴个没完。整个早上我得照料萨沙和娜塔莎14，一天就这么忙忙碌碌，没有一分钟可以集中思想，心里这么乱，有时简直叫我觉得害怕和痛苦。到了晚上，孩子上床了，嗯，好像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不，那些好人又来了，而且正因为他们都是好人，更叫人受不了；要不，我可以一个人待着，现在我却不是一个人，可我又不感到他们的存在，仿佛只是烟雾在周围旋转，它刺激眼睛，使呼吸变得困难，等他们一走，又什么也没有……明天来了，仍是照旧，再一个明天来了，也还是照旧。这一切我不想对任何别人讲——他们会以为这是牢骚，是对生活不满。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换我的生活；这只是一时的怨恨，厌倦……一阵清新的空气就可以使我恢复全部力量……”（1848年11月21日）
“如果把头脑里想过的一切都讲出来，我得说，有时我看到孩子们会变得这么害怕……我们多么大胆，多么鲁莽，强迫这些新的生命来到世上，可是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幸福的东西，我们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提供——这太可怕了，有时我简直觉得这是犯罪；如果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也许对我们说来，剥夺生命会比给予生命更轻松。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人可以使我这么说：‘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能这样……’那就是说如果他的生活能这样……我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刚生下萨沙时，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后来我又希望他成为另一种人……最后我却希望……”
信写到这里断了，因为塔塔15长大了，正在生伤寒症，但是到了12月15日她又写道：“哦，我那时只是想说，现在我对孩子什么希望也没有，但求他们过得愉快，平安，其余都无关紧要……”
1849年1月24日：“有时我也但愿能像耗子一样东奔西跑，对这种忙碌发生兴趣，免得太闲，免得在这纷扰的世界上，在这不可避免的一切中显得太闲；可是要做我希望做的，却又办不到，总觉得自己与环境不能协调，这是多么大的痛苦，我谈的不是自己那个最亲密的圈子——是的，要是能安心待在这圈子里，那倒好了，但是不能。人应该有广阔的生活，不是一个小天地——像我们从前在意大利的时候，那多好。可是现在，这在哪儿？三十岁了，还是那些憧憬，那样的渴望，那样的不满——是的，我要高声讲出这一切。我正写到这里，娜塔莎来了，她紧紧地吻我……不满？——我太幸福了，生活那么美好……但是
为什么目光
要投向世界。
心灵要渴望
在那儿飞翔？16
我只有跟你才能这么讲话，因为你像我一样软弱，我跟别人，那些比我强或比我弱的人，我都不想这么讲，不希望他们听到我现在讲的话。对他们我会讲些别的。后来我的淡漠使我害怕，我感到兴趣的事，感到兴趣的人变得这么少……我需要大自然，不希望待在厨房里，需要有意义的活动，不希望待在斗室中；还有家庭，两三个朋友——这便是我要的一切。然而大家那么善良，关心我的健康，关心科利亚的耳聋……”
1月27日：“我终于没有力量注视这临终前的痉挛了，它们继续得太久了，而生命却这么短促；利己主义主宰了我，因为我觉得自我牺牲毫无意义，它无非只能证实一句谚语：‘与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但是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跑到美国去……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认为可能实现的，其实只是一种预言，一种过早的预言。多么痛苦，多么悲哀——我真想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什么是个人的幸福？……社会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这空气里充满的只是临终前的瘟疫的气息。”
2月1日：“N17……N……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在我们私人生活的大门外，一切是多么黑暗，多么悲惨！啊，如果能关起大门，待在屋里，除了这个狭小的圈子，忘记一切……
“那无法忍受的纷乱，它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几个世纪；我这人太懦弱了，无法超越这一片混乱，望见遥远的将来——我的生命在缩小，在消失。”
这封信的最后是：“我但愿我这么渺小，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感到它的时候，我便感到了一切存在的事物的不可调和……”
预 兆
反动胜利了；从苍白阴暗的共和国中升起了一些野心家的影子；国民自卫军到处搜捕劳动者，警察局长把爪牙派进了树林和地下避难所，缉拿逃亡者。军警以外的人员则负起了告密和侦探的责任。
秋天以前，我们还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我们用本国的语言生气和叹息：图奇科夫一家18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19也在我们这里，安年科夫20和屠格涅夫每天必到；但是大家都望着远方，我们的小圈子正在瓦解。血流遍地的巴黎已不值得留恋，虽然不是非走不可，但大家都打算离开21，也许这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摆脱六月的印象，然而这魅影笼罩在各人心头，再也不会消失了。
为什么我不一起走呢？那就可以避免不少灾难，我也不必把那么些生命，以及我自身的许多东西，呈献在残酷无情的神的祭台上了。
我们跟图奇科夫一家，跟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分离的日子，像乌鸦的叫声一样，成了我生活中一种不祥的预兆；可是它像其他千百个信号一样，没有引起我的警惕。
凡是经历过许多艰难挫折的人，都能想起一些日子和时刻，一些几乎难以觉察的细节，转折便是从那时开始，风向也是从那时改变的；这些先兆或警告完全不是偶然的，它们只是后果，是准备进入生活的事物的开始显现，正在暗中观望的、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初次暴露。我们却不理会这些心理预兆，嘲笑它们，仿佛看到别人撒落了盐碟或者弄熄了蜡烛，因为我们总是违背事实，夸大个人的独立性，骄傲地指望自己驾驭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的朋友们动身的前夕，他们和另外三四个亲密友人聚集在我们家里。他们要坐早上七点钟的火车走，睡觉太没意思了，大家希望在一起更好地度过这最后几个小时。起先大家很起劲，情绪显得激动，这是每当分离时必然会有的现象，但逐渐乌云笼罩了大家的心……谈话变得索然无味，大家有些不自在，杯中的酒也失去了香味，勉强说笑并不能带来欢乐。有人看到天色发亮，拉开窗帷，青白色的光线射在各人脸上，像库图尔22画中一群饮酒作乐的罗马人。
大家闷闷不乐，忧郁憋得我喘不出气。
我的妻坐在不大的沙发上，图奇科夫的小女儿跪在她前面，把脸埋在她的胸口——她把这个女孩子称作“我的心灵的康素埃洛”23。她热爱我的妻，离开她到偏僻的乡村去是出于无奈。她的姐姐忧郁地站在旁边。康素埃洛一边哭，一边小声说着什么；玛·费忧郁地坐在离她们两步远的地方，一言不发，她早已习惯了向命运屈服，她了解生活，在她的目光中只是简单的“别了”，而从两位少女的眼泪中透露的却是“再见”。
后来我们去送他们。高大空旷的石造车站里寒冷彻骨，门砰砰作响，猛烈地开关着，穿堂风从四面吹入。我们坐在墙角的一张长凳上，图奇科夫正忙着照看行李。突然门开了，两个喝醉的老汉吵吵闹闹走进候车室。他们的衣服沾满了污泥，脸上的肌肉扭歪了，给人一种粗野放荡的印象。他们进屋时边走边骂，一个想揍另一个，另一个闪开了，却挥起拳头，用尽全力，正打在那人脸上，老头子喝醉了，一个踉跄倒在地下，头撞在石板上，发出了尖厉刺耳的响声；他大喊一声，抬起了头，血流在花白的头发和石板上。警察和旅客大吃一惊，赶紧把另一个老人拦住。
从昨晚起我们一直情绪激动，心潮起伏，在紧张的状态中勉强支持着，现在大厅中头颅骨碰到地上的骇人声音，在大家身上引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应。我们的家和整个生活圈子一向平静安详，从来没有“哭叫吵闹的现象”，以致眼前的一切叫我们受不了，我感到浑身战栗，我的妻几乎昏厥，幸好这时铃声大作——“时间到了！赶快！”于是一眨眼，我们已孤零零地留在栅栏外面了。
对于告别的人，没有比法国警察在铁路沿线所实行的办法更不文明、更惹人生气的了；他们剥夺了送行者最后的两三分钟……他们人还在这儿，机车的汽笛还没有响，火车还没有开动，然而你们之间已被一道障碍，一个栅栏，一些警察的手隔开——尽管你希望看到他们怎么坐下，火车怎么开动，然后望着它怎么远去，变成一片尘土，一阵烟，一个黑点，你要注视着它，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默默地坐车回家。一路上我的妻轻轻哭着，为自己的康素埃洛的离开感到伤心，不时把围巾裹一裹紧，问我道：“你记得这声音吗？它还在我的耳边。”
到了家中，我劝她躺下休息，自己坐在那儿读报；我读了巴黎报纸的社论栏，还有小品文，杂文栏，看看表，还没到十二点，这么长的日子！我去看安年科夫，他日内也要动身了；我与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街上比读报更无聊，只觉得这么忧郁……仿佛良心的谴责在折磨着我。“到我家里吃饭吧。”我对他说，我们到了家。妻真的病了。
晚上凄凉寂寞，兴味索然。
“那么已经决定了，”分别时我问安年科夫，“您在本周末动身？”
“决定了。”
“您在俄国不会愉快。”
“有什么办法，我不能不走；我不会待在彼得堡，我要到乡下去。说真的，这儿怎么样也只有天知道，说不定您留在这儿也会后悔的。”
那时我还可以回国，船还没有被我烧毁，雷比勒奥和卡利埃还没有写秘密报告24，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决定了。尽管这样，安年科夫的话还是触痛了我敏感的神经，我想了想，答道：
“不，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留下，如果要后悔，也只能后悔那天在莫伯特广场的街垒上，一个工人把枪给我时，我没有接受。”
在绝望和软弱的时刻，当痛苦使我无法忍受，觉得我的一生只是继续不断的错误，当我怀疑自己，怀疑最后一线希望，怀疑所有的一切时，我的头脑里许多次闪过这样一些话：“为什么在街垒上，我不从工人手中接过武器来？”要是那时给流弹打死了，我至少还可以带着两三个信念走进坟墓……
时间又慢慢拖下去……过了一天又一天……忧郁，苦闷……有时来几个人，相处一两天，然后又走了，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到了冬天，各国的流亡者相继出现，这是从其他遇难船只上逃生的水手；他们还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认为在全欧洲掀起的反动浪潮，只是偶然吹过的一阵狂风，暂时的挫折，他们等待着明天，等待着一星期后东山再起……
我意识到他们错了，但是他们的错误叫我高兴，我尽量使自己糊涂一些，我与自己斗争，在烦躁不安中打发日子。这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就像生活在煤烟弥漫的屋子里……我苦闷得走投无路，我想从书本中寻求解脱……在喧哗中，在不问世事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会中寻找精神寄托，但是总觉得缺少什么，笑不能使我愉快，酒只能增加烦恼，音乐刺痛心灵，欢乐的谈天最后总是以忧郁的沉默结束。
内心的一切遭到了凌辱，一切都给推翻了，剩下的只是明显的矛盾，一片混乱；一再的幻灭，一再的失望。早已形成的精神生活的基础又成了问题；严峻的事实从四面八方升起，驳斥着它们。怀疑把自己沉重的脚踹到了最后的财富上；它要摧毁的不是教会的圣器室，不是学究的长袍，而是革命的旗帜……它从一般的观念渗入了生活。理论上的否定与变成行动的怀疑是截然不同的，那是跨前了一大步，因为思想是勇敢的，语言是大胆的，它可以轻易说出内心害怕的话；信仰和希望的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智慧已跑在前面摇头。心落后了，因为它恋恋不舍，当智慧在判决和惩罚时，它还在告别。
也许，在青年时期，一切还在燃烧，奔腾，一些信仰的丧失只是为另一些扫清道路；也许，在老年时期，由于厌倦，一切已变得漠不相干——对于这些人转折是轻松的，但是“在人生的中途”25，那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
最后，这难道是闹着玩的吗？那神圣的一切是我们所爱过的，向往过的，为之作出过牺牲的。生活欺骗了我们，历史欺骗了我们，为它自己的利益欺骗了我们；它需要疯狂的人作媒介，至于他们清醒以后怎么样，这与它无关，它只是利用他们，然后让他们在残废收容所里了结一生。这是耻辱，令人懊丧的耻辱！可是在你的身边，心地单纯的朋友们耸耸肩膀，对你的灰心，你的焦躁感到讶异，他们等待着明天，他们想望的、从事的永远是同一些事，他们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停止，他们一直在走——然而始终没有前进一步……他们批评你，安慰你，指责你——这多么无聊，多么叫人受不了！
他们自称是“信仰的人，爱的人”，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怀疑和否定的人”相对立；他们不明白，把一生抚育的希望连根拔除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为真理而痛苦，他们从未为任何珍宝“号啕大哭”，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
我从受伤的心里挖出了鲜血淋漓的它，
我号啕大哭，抛弃了它。26
这些永不清醒的疯人是幸福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内心斗争，他们的痛苦只来自外在的原因，来自凶恶的人和意外的事故；他们的内心始终是完整的，良知始终是平静的，他们对一切心安理得。正因为这样，咬啮别人的内心的苦闷，在他们看来只是奇谈怪论，只是思想闲得无聊的消遣，只是无病呻吟。他们看到伤员嘲笑自己的木足，便得出结论，认为手术对他算不得什么；他们从未想到，他为什么未老先衰，锯断的腿遇到天气变化，遇到刮风下雨，如何隐隐作痛。
我这场病的合乎逻辑的自白，我的病历——那些被侮辱的思想的流露，已写在一系列文章中，它们便是《来自彼岸》。我在那里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后的偶像，我为我的痛苦和受骗，用讽刺向它们作了报复；我嘲笑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但我再次受到了迷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于是我又摔了跤。我对言语和旗号，对奉为神明的人类，对西方文明的唯一拯救者——教会，失去了信仰，但我仍相信着几个人，相信我自己。
我看到一切都在崩溃，我希望得救，开始新的生活，随着两三个人一起离开，回避和不再接触那些多余的人和事……在最后一篇上，我高傲地写上了我的题目：“我之所有尽在我身”27！
在事变的深渊中，在公共事务的漩涡中，生活瓦解了，烧伤了，一半腐烂了，它变得无所作为，只得重又退回青年的抒情时期，可是那已是没有青春、没有信仰的青年时期。我把赌注押在自己身上，我的船终于碰到水底的礁石上，撞得粉碎。确实，我没有遇难，但我失去了一切……
伤寒症
1848年冬，我的小女儿28病了。她觉得不舒服已好久，接着开始发低烧，后来烧似乎退了。给她看病的是名医雷厄，他认为她应该坐车到外边兜兜风，尽管那是冬季。这天气候晴朗，但并不暖和。她回家时脸色异常苍白，要吃些东西，但没等汤煮好，已在我们旁边的沙发上睡熟了。过了几个小时，她还没醒。自然科学家福格特的弟弟是学医的，正好在我们家。他说：“你们瞧这孩子，这不是正常的睡眠。”她脸上死一般的苍白，有些发青，我感到害怕，把手按在她额上——额头冰凉的。我亲自跑去找雷厄，幸好他在家，我把他拉来了。孩子还没醒，雷厄抱起她，使劲摇晃，还要我大声呼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说了一两句话，又闭上眼睛，死一般地睡着了，几乎看不出她还在呼吸。她在这种状态中继续了几天，变化很小，不吃，也几乎不喝，嘴唇发黑，指甲发青，身上出现了皮疹——这是伤寒症。雷厄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等待，观察病情的变化，这不能给我们多大希望。
孩子的神情是骇人的，看来她随时可能死去。妻面色苍白，默不作声，日夜守在床边，眼睛上蒙着一层珍珠似的光泽，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经极度紧张的表现。一次，夜里一点多钟，我仿佛觉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饰心头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我的头脑发晕，”她对我说，“给我一点水。”
我把杯子给她时，她没有一点知觉。这时屠格涅夫在我们家，与我们一起分担这些悲伤的时刻，他赶往药房买阿摩尼亚水，我一动不动，站在两个失去知觉的人中间，望着她们，束手无策。使女给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阳穴。过了几分钟，她醒过来了。
“怎么样？”她问。
“塔塔好像睁开眼睛了。”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说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声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用干得裂开的发黑的嘴唇笑了笑。从这时起，她逐渐复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险，给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们，但最坏的还是那种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蚀你的精力，使你疲惫不堪，让你感到委屈，感到无能为力，只得扮演旁观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亲手搂抱过一个婴孩，感到过他怎样逐渐变冷，变重，变成石头的人，凡是听到过他最后的呻吟，意识到那虚弱的身子在祈求怜悯，祈求拯救，希望让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过放在桌上、裹在粉红缎子里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过镶花边的洁白外衣把蜡黄的脸色衬托得更加分明的人，只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会想：“恐怕又有一个小棺材要出现在桌上了吧？”
灾难是一所不祥的学校！当然，一个人经历的灾难多了，忍受能力也会增强，但这是由于他的心灵创伤多了，感觉迟钝了。一个历尽坎坷的人却不能不对他经历的一切心有余悸。他失去了对明天的信心，而没有这种信心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变得无动于衷，因为习惯了各种骇人的思想；终于他害怕灾祸，也就是害怕再度经历那一连串痛苦的煎熬，一连串心灵的刺激，那是不会随着乌云一起从记忆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这种内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克服这种纯粹神经质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过去后，第二天早上我第一次上街溜达；屋外很冷，人行道上结了薄薄一层霜，但是尽管天冷，尽管时间还早，林荫道上已到处是人，报童们在大声叫嚷——五百多万张选票已把绳索捆绑的法兰西放在路易-拿破仑的脚下。29
无依无靠的奴仆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在这多灾多难的紧张时刻，一个人进入了我们的圈子，带来了另一类的不幸，它们对私人生活造成的危害，比不祥的六月的日子对公众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这个人很快接近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已挤进了我们中间……在平时，我与人认识得快，但接近得慢，然而那时，我再说一遍，与平时不同。
神经全部暴露了，变得敏锐了，无关紧要的会面，无足轻重的回忆，也会引起身心的强烈震动。例如，我记得，炮轰以后三天，我在圣安东郊区一带漫步，一切还让人看到激烈的战斗刚刚过去，到处是断垣残壁，街垒还没拆除，女人和孩子胆战心惊，脸色苍白，在瓦砾中翻检，不知要寻找什么……我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口的椅子上，怀着沉痛的心情观看这一幅骇人的画面。过了一刻钟，有人轻轻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是杜维亚特30，一个年轻的鼓动者，从前在德国像卢格一样热心宣传一种新的天主教，于1847年去了美国。
他面色苍白，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装。
“我的天！”他说，“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您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我在纽约得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也知道了欧洲发生的一切，马上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凑了一笔钱，坐上了轮船，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喜悦。昨天在勒阿弗尔，我知道了最近的变化，但我的想象力不足，还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又彼此端详了一会儿，两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
“我不想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再待下去，一天也不成！”杜维亚特激动地说，样子真的像一个年轻的利未人31的先知。“我要离开这儿！马上就走！再见，我到德国去！”
他走了，但被关进了普鲁士的监狱，在那里蹲了六年多。
我还记得《喀提利纳》这出戏32，那是刚强果敢的大仲马在自己的历史剧院33中上演的……要塞里挤满了戴镣铐的犯人，容纳不了的便被一群群送往伊弗堡34关押，或者被流放，亲人们从一个警察局跑到另一个警察局，像幽灵似的哀求警察告诉他们谁死了，谁还活着，谁给枪毙了，但大仲马已把六月的日子用罗马人的衣衫搬上了舞台……我去看了戏。起先没什么。赖德律-洛兰是喀提利纳，西塞罗是拉马丁，讲的全是堆砌辞藻的典雅句子。叛乱被镇压了，拉马丁带着“死亡”走过舞台，场面换了。广场上遍地尸体，远处露出了曙光，垂死者躺在死人中间，还在抽搐，已死者的衣服浸透了鲜血……我感到窒息。不久前在这戏院的墙外，在周围的街上，我们看到的不正是这种情景吗？只是那些尸体不是纸板糊的，鲜血也不是用紫檀色颜料涂的，而是来自年轻的活人的血管……我在突然爆发的怒火中跑出了剧场，诅咒着那些疯狂鼓掌的市民们……
在这些烦躁不安的日子里，人们不能坐在酒店和戏院里，不能待在家中和书斋内，他们在疯狂中带着发热的头脑，苦闷的内心，走到街上，准备为自己受到的深刻侮辱，羞辱遇到的任何人——在这种时候，每一句同情的话，每一滴为共同的痛苦流下的眼泪，每一声为共同的憎恨发出的咒骂，都会发生骇人的力量。
共同的创伤使痛楚变得容易忍受了。
……在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本法国小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不曾再见到它，这小说名叫《亚米尼乌》。也许它没有多大的价值，但当时它对我的影响是强大的，它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大概。
我们从公元最初几世纪的历史中知道，两个不同的世界怎样相遇和冲突：一个是古老的正统世界，文化发达，但已腐朽和没落；另一个是野蛮世界，它像森林的野兽，但是充满着还没觉醒的力量和混乱的、还不明确的意愿——我这是说，我们知道这种接触的政治的、社会的影响，但不知道它在琐事上，在家庭生活的深处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知道群体的大事，但不了解直接受这些大事制约的个体的命运，那些在冲突中无声无息地消灭和死亡的生命。在这里，眼泪代替了血，毁灭的家庭代替了变成废墟的城市，被遗忘的坟墓代替了战场。《亚米尼乌》的作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企图重现的正是两个世界在家庭生活中相遇的情形——一个世界正从森林走进历史，另一个正从历史走进坟墓。
世界历史融化在故事中以后，对我们便变得较接近，较容易理解，也较生动了。《亚米尼乌》吸引了我，以致我在1833年前后也模仿它写了一些历史小说片断，它们却在1834年遭到了警察总监齐恩斯基的严厉批评。但是当然，我写它们时，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也会陷入这种冲突，我的家也会在两个世界的历史车轮的会合中给碾得粉碎。
不论别人的意见怎样，我认为我们与欧洲人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方面。我们的文明是表面的，腐败是无孔不入的，我们的胡子茬儿仍从香粉下突出，我们的黧黑皮肤仍在雪花膏下隐约可见，我们有的是野蛮人的狡猾，野兽的堕落，奴隶的机诈，我们这里到处可以看到拳头和金钱的威力，但是西方的腐朽作风，那种得自先天的、用文雅的外表掩盖丑恶行径的能耐，我们却是望尘莫及的。我们的智力发展35起着净化与保证的作用。例外很少。直到最近我们的教育构成了一条界线，许多丑事和罪恶还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西欧却不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只要有人谈到我们的神圣事物，了解我们内心的宝贵思想，敢于说出我们习惯于缄口不言，或者只在朋友耳边小声讲到的想法，我们便很容易拜倒在他面前。我们没有考虑到，那些使我们的心跳动，使我们的胸膛起伏不定的言语，对于欧洲人说来，大半已成了老生常谈和漂亮的空话；我们忘记，有多少别的腐朽的感情，那种虚伪的、衰老的情绪，已侵蚀了属于这垂死文化的现代人的心灵。他从小就想出人头地，利欲熏心，得了嫉妒病、自大病、永不满足的享乐病和卑鄙的利己病，在它们面前，一切关系、一切感情都不在话下，他需要的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表现一种姿态，只是不惜一切保持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这些草原之子挨到了一个打击，两个打击，还常常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给弄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于是像受伤的熊一样向前猛扑，捣毁周围的树木，大声怒吼，用脚爪刨起泥土乱扔——但是太迟了，这时连他的敌人都在指责他了……从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教育中，还会产生许多的恨，流出许多的血呢。
……有一个时候，我严厉地、猛烈地申斥了那个破坏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个时候，我曾真正希望杀死这个人……从那时起七年过去了；作为我们的世纪的真正儿子，我逐渐失去了复仇的欲望，我经过长期的不断的分析，头脑冷静了，不再感情用事。在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许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诅咒和辱骂，我要从心理病理学的观点来叙述我的故事。
二
1848年6月23日前几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发现屋里有一个陌生人，他带着忧郁的脸色，有些不好意思，迎着我走来。
“原来是您！”我终于说，笑着向他伸出了手。“真没想到！简直认不出您了……”
这是黑尔韦格36，他修了面剪了头发，唇髭和鬓髯都剃光了。
他的运气突然发生了大转变。两个月前，他还在崇拜者的簇拥下，在妻子的陪伴下，坐着舒适的轿式马车，由巴黎出发，前往巴登参加战斗，宣称要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37现在他从战场回来了，追随着他的却是一大堆漫画，敌人的嘲笑和自己人的责备……一下子什么都变了，什么都完了，不仅如此，从残缺不全的布景背后还露出了破产的征兆。
我离开俄国时，奥加辽夫给了我一封介绍黑尔韦格的信。他是在他声名最盛的时候认识他的。奥加辽夫在思想和艺术问题上很深刻，但从来不懂得识别人。任何人只要并不无聊和庸俗，都能得到他的好感，艺术家尤其如此。我见到黑尔韦格时，他与巴枯宁和萨佐诺夫都保持着深厚友谊，因此我与他很快熟悉了，但接触不多。1847年秋我前往意大利；回到巴黎后，我没有见到他——关于他的不幸经历，我是在报上看到的。几乎就在六月事件的前夕，他来到了巴黎；在巴登的错误之后，他是首先在我这里得到友好的接待的，以后他便时常到我家中来。
起先有许多原因妨碍了我与这个人的接近。他缺乏那种单纯、开朗的性格，那种凡是禀赋不凡、个性坚强的人无不具备的豁达爽直的气质，而在我们俄国，这几乎是与天才不可分割的。他不露声色，城府很深，与人落落寡合，喜欢偷偷享受一切；他带有一种男人所缺少的娇气，斤斤计较于日常的琐事，舒适的生活，自私心漫无边际，变得不顾一切，达到了幼稚的、厚颜无耻的地步。然而对这一切，我认为不应由他本人负责。
命运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女人，她用自己头脑里的全部爱情爱着他，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因而鼓舞了他的利己主义倾向，助长了他的弱点，使它们在他自己的眼中变得十分美好。结婚以前，他很穷苦——她给他带来了财富和舒适的环境，成了他的保姆、管家和护士，他一分钟也离不开的低级必需品。她在他面前只是一粒灰尘，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始终效忠于这位“歌德和海涅的继承者”。然而同时她又用资产阶级奢侈逸乐的鸭绒被褥侵蚀和扼杀了他的才华。
他心安理得地做一个靠妻子供养的丈夫，使我很生气；我承认，看到他们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我还是有些高兴的，因此当埃玛不得不把被我们称作“烫金精装本”的住所变卖，把那些“男女风流神”38（幸好这不是农奴，只是一些青铜制品）一个个半价出售时，老实说，我对她的啼哭简直无动于衷。
我得在这里停一下，先谈几句他们以前的生活和结婚，这件婚事带有非常明显的现代德国精神的印记。
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女人，有不少头脑里的热情，也就是虚构的、幻想的、不自然的、文学故事中的热情，一种夸大的、来自书本的、人为的、没有热情的热情，她们总是没有充足的原因便准备大惊小怪或者痛哭流涕——这倒不是弄虚作假，只是以假当真，一种心理上的失控状态，审美上的歇斯底里症，它没有什么害处，只是给她们带来了许多眼泪、欢乐和悲伤，许多消遣、感受和趣味！像贝蒂娜·阿尔尼姆39那样聪明的女人，尚且终生没有摆脱这种德国病。形式可能改变，内容可能不同，但是不妨说，对事物的心理处理方法却是一样的。它们无非是同一曲调的变奏，爱情泛神论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对大自然和对人的宗教式性爱关系和理论性钟情态度；不论大自然的世俗女祭司，还是隐修院的“基督的新娘”40，那些从祷告中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的女人，都是不排斥这种理想主义的贞洁和理论上的情欲的。她们全都希望真正成为有罪的妇女的结义姐妹呢。她们这么做是出于好奇，也是出于对堕落的同情，尽管她们自己从来不敢这么做，但别人的罪过，她们总是加以宽恕，哪怕别人并不要求她们宽恕。她们中间最热烈的，尽管不敢亲自尝试，但体会到了情欲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她们是在间接状态中“自觉自愿地”从别人的书本和自己的原稿中，经历了一切罪恶的诱惑。
狂热的德国女人的共同特色之一，是对天才和伟人的偶像崇拜，这种虔诚精神来自魏玛，开始于维兰德41、席勒和歌德的时代。由于天才不多，海涅远在巴黎，洪堡42又太老了，太实际了，她们只得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拜倒在一些较好的音乐家和不坏的美术家的脚下。李斯特像闪电一般射进每一个德国女人的心坎，在那儿烙上了一个高额角的、向后披着长头发的形象。
最后，由于没有全德国的伟人，她们只得降低要求，寻找小有名气的地方性天才；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对他们趋之若鹜，爱上了他们，所有的姑娘都为他们发狂，给他们绣背带和拖鞋，偷偷赠送各种纪念品，却不留下自己的姓名。
40年代的德国，思想界异常活跃。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个民族像浮士德一样在书斋中消磨了大半生，终于想走进市场，看一下花花世界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是枉费心机，新浮士德从欧白赫酒寮又返回了书斋。但当时还不是这样，尤其德国人，革命精神的每一次跳跃都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正是在这个时代的高潮中，黑尔韦格的政治诗发表了。我在那些诗中从未发现多大的才华，只有他的妻子才会把黑尔韦格与海涅相提并论。但海涅尖刻的怀疑精神已不合当时思想界的口味。40年代的德国人需要的不是歌德，也不是伏尔泰，而是贝朗瑞的诗歌和按照莱茵河那边的风格改编的《马赛曲》。黑尔韦格的诗有时结尾只是原封不动的法文口号：“共和国万岁！”这在1842年可以产生热烈的效果，但在1852年，谁也不会理会它们。要人反复诵读这些句子是不可能的。
黑尔韦格是民主主义的桂冠诗人，在德国每到一地都有宴会欢迎他，最后他到了柏林。大家竞相邀请他，为他举办晚宴和舞会，大家希望见到他，甚至国王本人43也产生了与他谈话的愿望，以致御医申莱恩认为必须引见黑尔韦格，满足这种愿望。
在柏林离王宫几步远的地方，住着一位银行家44。这个银行家的女儿早已倾心于黑尔韦格，尽管她还没见过他，也对他毫不理解，但是她读了他的诗，觉得她的天职便是使他得到幸福，给他的桂冠增添一朵美满家庭的玫瑰花。当她第一次在她父亲举行的晚会上见到他时，她终于相信这就是他，他也真的成了她的他。
一往情深、坚定不移的姑娘展开了大胆的进攻。起先，二十四岁的诗人听到结婚，尤其是跟容貌奇丑，作风像容克军官，讲话粗声粗气的女人结婚时，他吓得倒退了几步；未来已向他敞开了金碧辉煌的大门，舒适的家庭和妻子对他算得什么！……但是银行家的女儿向他敞开的却是现实的装满金币的钱袋，意大利和巴黎的旅行，斯特拉斯堡馅饼和沃若牌名酒……诗人是穷光蛋，像伊洛斯45一样。寄居在福伦46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动摇了，动摇的结果便是……接受了婚事，甚至忘了向福伦老人（福格特的外公）告辞和致谢。
埃玛亲自告诉我，诗人为嫁妆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谈判。他甚至从苏黎世寄来了家具和窗帷之类的图样，要求在结婚之前运出这一切——这是他的条件。关于爱情，他什么也没考虑，因此必须用别的东西代替它。埃玛明白这一点，决心靠其他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苏黎世过了一段时间，她便把丈夫带到了意大利，然后又一起住在巴黎。她在这里给自己的“宝贝”布置了一间书房，里面有柔软的沙发，厚厚的天鹅绒窗帘，贵重的地毯，小小的青铜雕像，整个生活显得安闲而空虚；这对他是新鲜的，他喜欢这种生活。就这样，他的诗才暗淡了，创作的欲望消失了；她为此生气，设法鼓励他，但同时又日甚一日地把他拖进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泥坑。47
她本人其实并不愚蠢，而且精力充沛，比他能干得多。她受的教育是纯粹德国式的，读书很多，五花八门，但都不是必要的；她什么都学一点，又什么都不精通。她缺乏女性的优美风度，这常常给人不愉快的印象。从刺耳的声音到笨拙的举动和粗俗的容貌，从阴冷的眼光到爱谈轻薄话题的下流习惯——一切都带有男性的气质。她当着大家的面向丈夫讨好，就像上了年纪的男人向年轻姑娘献媚一样；她总是注意他的眼色，还示意别人看他，给他整理围巾和头发，不识时务地、不合分寸地夸奖他。在外人面前，他感到不好意思，但在自己朋友中间，他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仿佛主人一心在办事，毫不在乎他的狗正热心地舐他的皮鞋，向他献媚。有时客人走后，这也在他们中间引起一些小争执；但是第二天，一往情深的埃玛又故技重演，开始用爱情来惹人讨厌了，他也重又为了舒适的生活，为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忍受这一切了。
她把自己的宝贝惯坏到了什么程度，下面这件小事便是最好的说明。
一天饭后，屠格涅夫上他们家，发现黑尔韦格躺在沙发上，埃玛正替他揉脚。看到他进屋，她便住手了。
“你为什么停下？你揉你的。”诗人懒洋洋地说。
“您病了？”屠格涅夫问。
“没有，什么病也没有，我只是觉得这很舒服……嗯，有什么新闻？”
他们继续谈话，埃玛也继续揉脚。
她相信大家佩服她的丈夫，因此唠唠叨叨，老是谈他，既没发觉这些话叫人讨厌，也没注意到关于他如何神经过敏、喜怒无常的故事，对他实际上有害无益。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应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们是决不会引起别人反感的。
“我的格奥尔格太自私，太淘气了（我宠坏了他），”她常说，“但是谁比他更有权利淘气呢？一切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的孩子，他们全都给惯坏了……前几天他给我买了一束漂亮的山茶花，但到了家中他还舍不得给我，甚至不让我看到，把花藏在柜子里，一直放在那儿，结果全部枯死了——这么孩子气！”
这是她的话，一字不差。
埃玛的这种偶像崇拜把她的黑尔韦格带到了深渊边上，甚至他已掉进了深渊，即使还没死，至少已弄得丢尽脸皮，出尽洋相了。
二月革命像一声春雷，把德国惊醒了。从统一的、分割为三十九个部分的德意志祖国的四面八方传出了议论声，埋怨声，心跳声。在巴黎，德国工人组织了俱乐部，商量怎么办。临时政府鼓励他们——不是要他们起义，是要他们离开法国：他们在法国工人的影响下也变得不大安稳了。在弗洛孔48的欢送和祝福之后，在科西迪耶尔49致词猛烈抨击专制和暴政之后，当然想象得到，这些可怜虫回到德国难免遭到枪杀，上绞刑架，或者被投入监狱判二十年徒刑，但是这与他们已经无关了。
巴登的远征决定了，但是谁可以做救世主，这支由几百名和平的工人和手艺人组成的新莱茵军团50，由谁来率领呢？埃玛心想，除了伟大的诗人，还有谁？身上背着竖琴，手中拿着剑，骑在他在诗中幻想过的“战马”上，这不正是时候吗？他在战斗之后可以吟诗，在唱歌之后又可以去攻打敌人；他会被推举为执政者，站在一群国君中间，为自己的德国向他们宣布命令；在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会竖立起他的铜像，从银行家的故居便可以望见它；人们世世代代会讴歌他——在这些歌曲中……或许也不致忘记善良的、自我牺牲的埃玛，她充当过他的佩剑侍从、卫士和传令兵，“在进军中”保护过他。她在柏地尚新街尤曼的店里定制了一套黑、红、金三色的民族女式骑马军装51，还买了一顶黑天鹅绒帽子，帽徽也是那三种颜色。
埃玛通过朋友向工人们提出了诗人；他们正愁没有合适的人选，想起了黑尔韦格那些号召起义的诗歌，立刻推举他当了司令。埃玛说服他接受了这称号。
这个女人出于什么原因，要把自己心爱的人推上危险的位置？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件上表现过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那种镇静自若、随机应变的能力，那种敏捷的思考，那种远大的目光，最后，还有那种外科大夫做手术，游击队长指挥作战所不可缺少的勇气呢？这个萎靡不振的人有什么力量使一部分神经发挥加倍的作用，另一部分又被压制到毫无知觉呢？但坚决和镇定正来自这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她忘记了他听到一点响声便会心惊肉跳，遇到一点意外便会脸色发白，身体有一点痛楚便会灰心丧气，碰到一点危险便会手忙脚乱。为什么她要送他去接受可怕的考验呢？要知道，到了那里，是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靠散文或诗歌摆脱危险的；在那里，一方面是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桂冠，另一方面却是临阵脱逃和终生的耻辱。
她打的完全是另一种算盘——后来在谈话和通信中，她自己无意之间泄露过这一点。巴黎的共和国几乎未经战斗便宣告成立了，革命在意大利也占了优势，从柏林、甚至维也纳来的消息，都清楚地说明，这些王位已摇摇欲坠；很难想象，巴登大公和符腾堡国王抵挡得住革命思想的洪流。可以期待，自由的呼声一起，士兵就会丢下武器，人民就会伸开双臂迎接起义者，于是诗人宣布共和国成立，共和国又宣布诗人为独裁者——拉马丁不是做过独裁者吗？然后，作为独裁者的诗人带着头戴黑红金三色帽子的埃玛，在凯旋游行中走遍全德国，接受军队和公民的欢呼……
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巴登和士瓦本52的愚昧士兵不知道诗人，也不知道共和国，却非常熟悉军纪和自己的伍长，他们天生就是奴隶，因此喜欢军纪，盲目服从自己的校官和尉官。农民们毫无准备，看到自己的解放者突然闯了进来，却拿不出切实的计划，不禁大吃一惊。革命者中虽然有黑克尔53和维利希54那样英勇的人，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只是他们没有从战场上逃走，因为幸好……他们身边没有热恋的德国女人。
战斗开始后，埃玛看到自己的格奥尔格吓得脸色煞白，流下恐惧的眼泪，准备丢下军刀，找个地方躲藏，立刻大力相助，终于完成了他的毁灭。她冒着枪林弹雨，站在他面前，呼吁同志们快救救诗人。官兵胜利了……埃玛掩护丈夫逃跑，冒着受伤、被杀或者被俘，即先被鞭打，然后被送往施潘道或拉斯塔特55关押二十年的危险，总算把他救出了虎口。
战败之初，他躲在附近一个村子里56，然后逃进一个农民的家，苦苦哀求，要他把他藏起来。农民没有马上答应，他怕官兵，最后把他带进院子，向四周看看，然后把未来的独裁者藏在一只空木桶中，上面盖了干草，这是冒了房屋被烧毁，自己挨鞭打和坐牢的危险的。官兵来了，农民没有出卖他，等埃玛来找他时，才让她把丈夫转移到大车上，她也换了装束，坐上驾车座，把他送出国境。
“这个救您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们问他。
“我忘记问他。”黑尔韦格安详地回答。
同志们对他非常生气，现在纷纷攻击不幸的诗人，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因为他太富裕，住在“烫金精装本”式的房子里，过着贵族的舒适生活等等。可是他的妻子还毫不理解自己干的好事，过了四个月居然发表了一本替丈夫辩护的小册子，还大摆自己的功劳，忘记了单单这些事便足以使他大失人心了。
不久他受到的指责已不仅仅是临阵脱逃，还有挥霍公款和中饱私囊等等。我认为，他不至于侵吞公款，但我相信这些钱是乱七八糟挥霍掉的，其中一部分便满足了这对战地夫妇随心所欲的需要。安年科夫是见证人，他亲眼看见他们在谢韦店里大量购买香菇火鸡和鱼肉酥皮大馅饼，将军的旅行马车装满了各种名酒等等。钱是弗洛孔根据临时政府的命令付的；总数多少，说法千差万别：法国人说是三万法郎，黑尔韦格却要人相信，他拿到的连一半也没有，临时政府只是给了他乘火车的旅费。除了这些指责，回来的起义者还补充道，他们战败后没有一个钱，到达斯特拉斯堡时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只得找黑尔韦格要求帮助，可是遭到了拒绝，埃玛甚至不让他们进屋见他——但那时他却住在豪华的旅馆里……“穿着黄色摩洛哥皮拖鞋”。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奢侈的标志，我不知道。但关于黄拖鞋的话，我听到过十来次。
这一切像一场黄粱美梦。3月初，这些未来的祖国解放者还在巴黎设宴庆贺，到五月中旬，他们已一败涂地，逃过了法国边境。黑尔韦格回到巴黎清醒了些，他发现以前那条通向荣誉的花园小道原来遍地荆棘……严峻的现实使他想到了他的界限，他明白，作为自己的妻子的诗人和临阵脱逃的独裁者，他的地位实在不妙……他必须改弦易辙，否则只能彻底完蛋。我觉得（这正是我极大的错误），他性格中卑鄙的一面会得到改造。我还认为，在这方面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我比任何人更具备这条件。
这也难怪，我不能不这么想，因为这个人天天讲（后来还在信上写）：“……我知道我性格中可怜的弱点——你的性格比我的开朗，坚强，请你支持我，做我的兄长，父亲……我没有亲人——我把我的好感全部给了你；爱和友谊可以使我彻底改变，但不要太严厉，应该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请你不要缩回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它，我要抓住你……只有一点我不仅不会比你差，也许甚至超过你，那就是无限热爱我的知心好友。”
他没有撒谎，但这对他是毫无约束力的。要知道，他参加巴登起义之初，也没有打算在战斗的时刻抛弃自己的同志，但是看到危险，他却逃之夭夭。
在没有任何冲突和斗争的时候，在不需要努力和牺牲的时候，一切可以安然无恙——整整几年、整个一生都平安无事，但一旦路上遇到一点风波，灾难、罪恶或耻辱便会接踵而至。
为什么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呢！
到了1848年底，黑尔韦格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家里——他在自己家里感到无聊。确实，埃玛搞得他心烦意乱。她从远征巴登回来后依然故我，毫无改变，内心也从未反省过发生的事；她仍像过去那样沉浸在爱情中，志得意满，喋喋不休，仿佛他们是凯旋归来——至少身上毫无伤痕。她担心的只是钱不够，而且没有指望马上弄到钱。她帮了倒忙的革命，既未能使德国获得解放，也没给诗人带来桂冠，只是造成了她的父亲老银行家的终于破产。
她总是千方百计要让丈夫摆脱那些阴暗的思想，她从未想到只有这些忧郁的思想才能挽救他。
浅薄、轻浮的埃玛，从不感到需要这种深刻的内心活动，它给人带来的显然只是痛苦。她属于那种只有两种节拍的简单性格，遇到任何疑难问题都用“非此即彼”的办法解决，至于是此还是彼，这无所谓，只要能解开疙瘩，让生活重新前进，至于向哪里前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她喜欢在谈话中插嘴，有时讲个小故事，有时提出一些实际的意见，但那是一种最庸俗的实惠思想。她相信我们中间谁也不像她那么实际，这是她得天独厚的本领，因此非但不装模作样加以掩饰，还卖弄这套想法。不过应该说，她在任何方面都没表现过严肃的实际观念。她忙忙碌碌，唠唠叨叨，谈的无非是物价和厨娘，家具和衣料——这跟办事能力毫不相干。她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因为一切都处在她的偏执狂的支配下；她总是小心翼翼，看丈夫的眼色行事，家庭中一切必要的活动，甚至子女的健康和教育，都得服从他反复无常的想法。
黑尔韦格自然不愿待在家里，要在我们这儿寻找平静与和谐。他认为我们的家庭是理想的家庭，他喜欢这儿的一切，他崇拜这儿的每个人，包括孩子在内。他幻想着怎样跟我们一起跑得远远的，然后在那里安静地观看欧洲这台黑暗的戏剧，一直看到最后一幕。
尽管这样，除了对一般的事我们持有同样的或者非常接近的理解以外，我们很少共同之点。
黑尔韦格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他存在的；他专为自己打算，要求别人理解他；他既胆怯又自私，不相信自己，同时又自命不凡。这一切合在一起便使他装模作样，喜怒无常，有时故意做得忧心忡忡，悲天悯人，有时又冷若冰霜。他经常需要有人照料，有人做伴，需要那种既是奴仆又是朋友的人（就像埃玛充当的角色），这种人在他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忍受他的冷面孔和他的申斥，但当他一旦需要，他们又得马上为他奔走，装出笑脸，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
我也寻求爱和友谊，寻求同情，甚至鼓掌，希望引起这种效果，但我从来不会像女人和猫那样装出一副苦闷和委屈的媚态，也不会老是要别人理解自己，体贴自己。也许，我行为中的自然真诚、过度自信和健全纯朴，那种听其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自尊心的表现，尽管我会因此招来灾祸，也置之不顾。在欢笑和悲痛中，在爱和互相关心中，我的感情都是真诚的，我感到快乐和忧愁不是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我有强壮的肌肉和神经，我可以独立自主，不必依赖别人，我准备向别人伸出热情的手，但我不会像乞求施舍似的乞求别人的帮助和支持。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难想象，我和黑尔韦格之间有时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但是首先，他对我比对别人谨慎得多；其次，他承认错误的伤心自白总能使我完全解除武装。他不是申辩，而是在友谊的名义下请求我宽恕他的软弱性格，这是他自己也知道并且加以谴责的。我扮演着一种保护人的角色，在别人面前卫护他，同时批评他，他也总是马上认错。他的屈服使埃玛大为扫兴——她为此嫉妒，总要取笑他几句。
1849年到了。
三 心的迷乱
到了1849年，我在黑尔韦格身上逐渐发现了各种变化。他反复无常的性格显得更突出了。有时无法忍受的忧郁会突然袭击他，弄得他坐立不安，不知怎么办好。他的丈人终于破产了，勉强保留的一点钱还得养活家里的其他人，贫穷更加来势凶猛，叩击着诗人的门……他想到这一点便心惊胆战，失去了一切勇气。埃玛在使劲挣扎，东奔西跑借债，抵押和变卖物品……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看到他们的真实处境。她不仅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必需品，而且不给孩子添置衣服，而这只是为了让他可以在“普罗旺斯兄弟”57饱餐一顿，买些无用的小玩意儿。他向她要钱，不知钱是哪里来的，也不想知道。我为此与她争吵，说她会毁了他，也向他指出这一点，可是他坚决不听，她却生我的气，结果一切照旧。
虽然他害怕贫穷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的忧郁却另有原因。
他发牢骚的时候，反反复复讲的是同一套话，这终于使我厌烦了。我有些生气，听到他一再抱怨自己软弱，同时责备我不需要体贴和温存，可他却由于得不到亲人的安慰正在日益憔悴和死亡；说他这么孤独和不幸，恨不得一死了事，还说他非常尊重埃玛，但是他那颗柔弱的心与她的气质迥然不同，她的粗鲁庸俗，“甚至她的大声说话”都叫他受不了。然后他又唠叨说，他对我的友谊怀有热烈的信心……从这种神经质的狂热状态中，我慢慢发现了一种感情，它使我吃了一惊——为他也像为我一样。我觉得，他对纳塔利娅的友谊已超过了一般的程度……我无法可想，只得保持沉默，但我为此担忧，预见到这将使我们迅速走上一条灾难的道路，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一切都破灭了。
不断谈论失望，不断祈求别人理解，祈求温存体贴，说一切全赖于它，然后啼哭，抽泣——这些对一个女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何况这个女人刚失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状态，正为我们周围那带有深刻悲剧意义的环境忍受着痛苦。
纳塔利娅对我说：“有一个角落跟你是无缘的，这对你的性格非常合适：你不了解那种渴望得到母亲、朋友、姐妹的体贴关怀的心情，黑尔韦格目前的痛苦便是这样。我了解他，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他是个大孩子，而你是成年人，一点小事就可以使他伤心，也可以使他快活。他会为一句冷酷的话难过得要死，我们应该体谅他……然而一点小小的关心、温暖和同情，就能使他感激不尽……”
真的？……但是不，他在跟她谈以前应该先对我说……我会严格保守秘密，不泄露一句话，可惜的是他没有找我谈……
一个人可以保守秘密，不把它告诉任何人，不过这是任何人。如果他要谈自己的爱情，那么他不可能对一个在心灵上与他如此接近的人保持沉默，何况这秘密与这个人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这么说，他还没有谈。我这时忘记了以前读过的那本小说《亚米尼乌》！
……1849年底，我从苏黎世到了巴黎，为我母亲那笔被俄国政府扣留的钱奔走。在离开日内瓦时我与黑尔韦格分别了。现在我顺路到伯尔尼探望他。
我发现他正把《来自彼岸》的一部分校样念给特里尔的西蒙58听。他一见我便扑了上来，好像我们已好几个月不见。我当天晚上就走，他一分钟也不肯离开我，一再重复那些热情洋溢、表示友好的话。为什么那时他没有勇气直截了当把心里的话向我公开呢？……那时我的心情很温和，一切都会合乎人情地解决。
他送我到驿站，告别之后，驿车驶出了大门，他还把身子靠在大门上，站在那儿擦眼泪……这几乎是我还真正爱这个人的最后一分钟了……我想了一夜才想起了一个字，它老是不离开我的头脑：“灾害，灾害！……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的母亲不久离开了巴黎，我暂住在埃玛家，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冷清对于我是必要的，我需要独自一人考虑怎么办。纳塔利娅寄来的信谈到了她对黑尔韦格的同情，这给了我借口，我决定写信给她。我的信是悲伤的，但很冷静；我安详地要求她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心，坦率地对待自己和对待我；我提醒她，我们的过去和全部生活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谈的。
纳塔利娅回信道（这封信还保存着，其余的信在政变59时几乎全都销毁了）：“你九日的信收到了，我现在也坐着，总是在想：‘这是为什么？’我哭了又哭。也许一切全是我的错，也许我不配活在世上。但我觉得，我与以前晚上剩下一人后给你写信的时候并无不同。我在你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都问心无愧，我没有听到我的内心发出一声责备。我生活在对你的爱中，就像我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一样，没有它，我就失去了生存的地方。把我抛出这个世界——我能到哪儿去呢？除非重新投胎。它像自然界一样与我不可分割，我从它而来，仍回到它那里。我一分钟也不能有其他感觉。这世界是广阔的，丰富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内心世界更丰富的，它也许太广阔了，使我的整个身心和要求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在这样丰富的状态中，有一些时刻（那是从我们一起生活以来便出现的）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头发那么细的东西在搅乱我的心灵，但不久一切又归于平静了。”
在另一封信中，纳塔利娅又写道：“这不满足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它给撇在一边，它在寻找另一种同情，而在黑尔韦格的友谊中找到了它。”
我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给她写道：“不要回避对内心作深入坦率的考察，不要寻找托词，诡辩不能使你摆脱漩涡——它还是会把你卷走的。在你的信里有一种新的音调，它是我不熟悉的——不是忧郁的音调，是另一种……现在一切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有勇气彻底解决它。想想吧，在我们把困惑我们心灵的秘密形诸语言以后，黑尔韦格必然成为我们的和声中一个错误的音符，否则便是我。我准备带着萨沙前往美国，然后看看情况究竟怎样……我会难受，但我要尽量忍耐；在这儿我会更难受，而且无法忍耐。”
她用恐怖的号叫回答了这封信；与我分离的思想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你怎么啦！……怎么啦！……我，我与你分开，这怎么可能！不，不，我要来找你，马上来找你——让我收拾一下行李，过几天就带孩子们到巴黎来。”
从苏黎世动身那天，她又写信道：“正如在暴风雨中触礁之后，我又要回到你的身边了，我像回到我的祖国，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爱。但愿你的心情也像我现在一样！我会比什么时候都幸福。我还是那么爱你，但是对你的爱我已有了更深的认识；生活的账全部结清了——我不再期待什么，不再指望什么。那些误会！——我感谢它们，它们向我说明了不少事，而它们本身却会过去，像乌云一般消失。”
我们在巴黎的会面并不愉快，但是贯穿着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真诚而深刻地意识到，风暴不能真正拔起我们深入地底的树根，要我们分开是不容易的。
在当时漫长的谈话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它使我惊讶，我研究了几次，每次都相信我是对的。尽管还保留着对黑尔韦格的热烈同情，纳塔利娅对自己走出那不祥的蛊惑的圈子似乎感到轻松，呼吸也自由一些了。她怕他，觉得他的灵魂中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他那无边的利己心理也使她感到惶恐，她要在我这里寻找支持和保护。
我和纳塔利娅的通信谈些什么，黑尔韦格一无所知，但他明白我的信一定对他不利。确实，除了其他，我对他非常不满。埃玛在挣扎，啼哭，尽量向他讨好，替他弄钱，但他不是不回她的信，便是在信上挖苦她，索取更多的钱。他给我的信还保存着，它们倒像情人的歇斯底里的独白，不像友人的通信。他流着眼泪责备我对他冷淡，恳求我不要抛弃他，没有我，没有以前那种充实而明朗的同情，他便不能生活，他诅咒误会和“不明事理的女人”（那是指埃玛）的干预；他渴望开始新的生活——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在一起；他又称我是他的父亲，他的兄长，他的孪生弟兄。
对这一切，我回答他的是不同的调子：“想想吧，你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吗？可能脱胎换骨……战胜腐朽的文化带给你的邪病吗？”有两次我还提到了阿乐哥，老茨冈人对他说：“离开我们吧，骄傲的人，你要自由，只是为了你自己！”60
他用责备和眼泪回答我的信，但并未透露什么。他在1850年写的信和在尼斯的最初几次谈话，成了骇人的揭发材料……揭发什么？欺诈，狡猾，虚伪？……不，如果那样，那就不稀奇了——应该说，那是揭露了我多次谴责的西欧人那种精神退化的两面作风。我时常思考我们这出悲剧中的各个细节，总不免感到诧异，这个人怎么没有一次，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直接的内心活动，暴露过自己。他既然感到不可能与我坦诚相见，怎么还想方设法，要与我越来越接近，在谈话中接触到心灵中那些神圣的方面，那些只有彼此襟怀坦白、毫无隔阂才能接触到，不致引起亵渎感的方面？
他猜到我的怀疑后，不仅依然保持缄默，还变本加厉，要我确信他的友谊；与此同时，他又用他的绝望加紧了对那个给他弄得心乱如麻的女人的进攻；他一方面用消极的沉默继续欺骗我，另一方面又恳求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不要用不谨慎的言语使他失去我的友谊——这样，从这个时候起，他走上了罪恶的道路。
罪恶！……是的……后来的一切灾难不过是它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些灾难是不会由于死亡而了结，也不会由于悔恨而终止的，因为它们不是惩罚，只是后果；它们会传到下一代——已经做过的事是铁面无情，无法消灭的。惩罚可以赎罪，使一个人与自己、与别人和解，悔恨也能赎罪，但后果会沿着自己可怕的道路发展。为了避免它们，宗教发明了天堂和它的前室——修道院。
……我被驱逐出巴黎后，差不多同时埃玛也被驱逐了。我们打算在尼斯（当时它属于意大利）住一两年，埃玛也到了那里。过了一段时候，也就是将近冬天，我的母亲也不得不来到尼斯，黑尔韦格与她一起来了。
为什么我和纳塔利娅去的正好是那个城市？这问题在我和别人的头脑中都出现过，实际上它无足轻重。且不说无论我到哪里，黑尔韦格都会跟踪而至，即使不是这样，地理和其他外在措施有什么用，它们徒然使我感到屈辱而已。
黑尔韦格来了以后，两三个星期一直装出一副绝望到了极点的维特61的神气，而且那么明显，以致一个路过尼斯的俄国医生相信他马上要发疯了。他的妻子总是眼泪汪汪的——他对她的态度非常粗暴。她在纳塔利娅的房间里一哭就是几个钟头，两人都相信，他随时都会投海自尽，或者用手枪打死自己。纳塔利娅脸色苍白，神态惶惶不安，举止重又变得焦急烦躁，甚至在对孩子的态度上也表现了出来，这一切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内心的紧张活动。
还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从表面的平静中，一个不祥的怪物已在逐渐逼近，它像树林边上出现的两点亮光，一会儿消失，一会儿显现，这证明一只野兽正在走来。一切在迅速奔向结局。然而奥莉加的诞生推迟了它的到来。62
四 又是一年（1851年）
新年前夕，纳塔利娅给我看一幅水彩画，那是她向画家居约63定购的，画的是我家的平台，一部分房屋和院子，院子里孩子们在玩，塔塔的山羊躺在地上，纳塔利娅本人站在平台的远处。我以为这画是给我的，但纳塔利娅说，这是她想送给黑尔韦格的新年礼物。
我很不高兴。
“你喜欢它？”纳塔利娅问。
“我非常喜欢这幅水彩画，”我说，“如果黑尔韦格不介意，我要照样定购一幅。”
从我苍白的脸色和口气，纳塔利娅明白，这些话是挑战，也是内心强烈激动的证明。她瞧了我一眼，泪水涌上了眼睛。
“那么你就拿去吧！”她说。
“笑话，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没有再谈什么。
1851年的新年我们是在我母亲那儿度过的。我心里气呼呼的，坐在福格特旁边，一杯接一杯的替他和我自己斟酒，同时讲些尖酸刻薄的笑话。福格特哈哈大笑，黑尔韦格却闷闷不乐地望着我，皱起了眉头。他终于明白了。为新年祝酒后，他举起酒杯说道，但愿“未来的一年不致比过去的一年坏”，他全心全意希望这样，但没有把握，相反，他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在崩溃，毁灭”。
我没有作声。
第二天早上我拿起我以前写的小说《谁之罪》，读了柳边尼卡的日记和最后几章。难道这是我的命运的预言，正如奥涅金的决斗是普希金的命运的预兆？……但内心的声音对我说：“你算得什么克鲁采费尔斯基，他又怎么比得上别利托夫64——他身上哪里有一点高尚真诚的影子，我又怎么会含着眼泪牺牲自己？”我相信纳塔利娅只是一时受了迷惑，因此我更加认为，我应该与他周旋到底，我不能让他把我从她心中赶走。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纳塔利娅主动提出要和我谈谈。在水彩画事件，以及我母亲家的新年宴会以后，这再也不能拖延了。
谈话并不顺利。我们两人都不再像一年前那么站得高了。她有些为难，怕我出走，也怕他离开，想独自回俄国住一年，又迟疑不决。我看到了动摇，看到他的自私将会毁灭她——她没有力量反抗。我开始对他的沉默感到愤怒。
我复述了我的话：“我再一次把我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请你权衡一切，考虑一切。我还准备接受你的任何决定，准备等待一天，一个星期，只希望你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我觉得我的力量已到了最后限度；我还可以忍受一切，但我也感到，我已不能长期这么下去。”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她淌着眼泪说，“这叫我受不了。”这样的话她不是轻易说的。“应该走的是他。”
“纳塔利娅，不要急，不要急于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这必须是最后的决定……多考虑考虑吧，随你考虑多久都可以，但必须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无法忍受这样反复不定……我给弄糊涂了，变得束手无策，快发疯了……你要怎么办都可以向我提出，但是得干脆一些……”
这时我母亲带着科利亚来了，邀我们去芒通65玩。我们出去坐车，发现少一个座位。我向黑尔韦格指指座位。他平时从不客气，这时却不肯坐下。我看了看他，便关上了车门，吩咐车夫：“走！”
只剩了我们两人站在住宅前面的海岸上。我心上压着一块石板，他也没开口，脸色白得像纸，避免接触我的目光。为什么我不对他直说，也不从岩石上把他推进海里？我心神不定，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向我谈诗人的痛苦，说生活这么不合理，以致诗人到处给人带来不幸；自己痛苦，也使一切接近他的人痛苦……我问他读过乔治·桑的《荷拉斯》吗？66他说他不记得了，我劝他读一下。
他便上维斯康第的书店去买书了。我与他从此没再见面！
到六点多钟，大家准备用餐时，他没来。他的妻子走进屋子，眼睛哭得红红的。她说她的丈夫病了；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作声。我觉得我恨不得把手中的小刀扎进她的胸口。
他关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这是装模作样，自绝于人，我对他没有责任。最后，外人走了，孩子们也睡了，我们又剩了两人。纳塔利娅坐在窗口抽泣，我在屋里踱来踱去；我觉得头脑发涨，喘不出气。
“他要走了！”她终于说。
“照我看这完全没有必要——该走的是我……”
“我的天……”
“我走……”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你不怕后悔吗？听我说，救救我们大家。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他完了，精神彻底垮了——你自己明白，你对他意味着什么；他那失去理性的爱，失去理性的友谊，还有他意识到的他对你造成的痛苦……以至更坏的……因此他希望走，从我们面前消失……但完全没有必要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否则他离自杀就不远了。”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他自己这么说的？”
“是的，还有埃玛。他把枪都擦过了。”
我哈哈大笑，问道：
“是在巴登用的那支枪？他应该擦一下了，它大概已掉在污泥中弄脏了。不过你告诉埃玛，我可以担保他决不会死，我愿意接受他的人寿保险，多少数目都行。”
“当心，不要为你的取笑后悔。”纳塔利娅说，愁容满面地摇摇头。
“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劝他别走。”
“这一切还能有什么结果？”
“结果嘛，”我说，“很难预料，更难避免。”
“我的天！我的天！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办？”
“应该早些想到他们！”我说。
这当然是我说过的最残忍的话。我太气愤了，不能合乎情理地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我觉得胸口和头脑似乎在抽搐，也许我不仅能说出残忍的话，还能干出流血的行为呢。
她窘得无地自容。沉默降临了。
过了半小时67，我决心把苦杯喝干，向她提出了几个问题，她作了回答。我觉得再也忍耐不住；报复、嫉妒、被侮辱的自尊心，形成了一股疯狂的怒火，把我吞没了。审问和绞架变得不再可怕——我的生命在我眼里已分文不值，这是干出骇人听闻的疯狂行为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一言不发，站在客厅的大桌子前面，两手合抱在胸口……我的脸大概完全变形了。
沉默继续着——我蓦地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她的脸变得死一般苍白——白中带青，嘴唇没一点血色，嘴半张着，不断翕动；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暗淡的、迷惘的眼光望着我。这苦难重重的表情，这无声的悲痛，一下子使我那无法控制的感情镇静了，我变得可怜她，眼泪淌下了我的面颊，我准备跪在她的脚下，请求宽恕……我坐在沙发上，她的旁边，握起她的手，把头靠在她肩上，开始用轻轻的、亲昵的声音安慰她。
我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我觉得我成了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成了刽子手……这有必要吗？这是对一个朋友的帮助吗？这是同情吗？我的文明和人道精神到哪儿去了，居然可以一怒之下，为了嫉妒，这么折磨一个不幸的女人，变成了蓝胡子拉乌尔这样的角色！
过了几分钟，她才说了句什么，才能开口，然后她突然抽抽搭搭扑在我的脖子上；我让她在沙发上躺下，她已经精疲力竭；她能说的只是：“不要怕，我的朋友，这是有益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不，不，我永远不与你分开！”
由于激动，由于痉挛性的啼泣，她合上了眼睛——她晕过去了。我把花露水洒在她的头上，擦她的太阳穴，她安静了，睁开了眼睛，握住我的手，进入了半睡眠状态；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跪在她旁边。她睁开眼睛时，遇到了我那悲戚而平静的目光——眼泪仍在我的脸颊上滚动，她朝我笑了笑……
这是转机。从这时起，强大的魔力减弱了——毒药的作用开始变小了。
“亚历山大，”她好转一些以后说道，“让事情了结吧，你要向我起誓（我需要这样，否则我没法生活），向我起誓，一定要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一切，想想孩子吧……想想没有你和我，他们会变得怎样……”
“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力做到一切，防止各种冲突，作出巨大的牺牲，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他明天必须离开这儿，嗯，至少到热那亚去也好。”
“这可以办到。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一切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
我紧紧拥抱了她。
第二天早上，埃玛来找我。她披头散发，眼睛红肿，非常难看，身上穿一件罩衫，腰里束一根带子。她满脸伤心的样子，慢慢走到我跟前。换了别的时候，我对这种德国式闹剧表演会哈哈大笑。现在我没有心思笑。我让她站着，完全不想掩饰我不欢迎她的光临。
“您有什么贵干？”我问。
“是他要我来找您的。”
“如果有事，”我说，“您丈夫可以亲自来，难道他已经自杀了不成？”
她把双手合抱在胸前。
“您是他的朋友，居然讲这种话？想不到您会这样！难道您还不了解在您眼前演出的这场悲剧？……跟她的分手和跟您的决裂，都使他柔弱的身体支撑不住。是的，是的，跟您的决裂！……他为他带给您的烦恼整天啼哭，他要我向您转告，他的生命听候您的发落，他要求您杀死他。”
“好一出喜剧！”我说，打断了她的话，“嘿，谁会用这种方式请人杀死他，尤其是通过自己的妻子。这只是庸俗的闹剧中的玩意儿，我讨厌它们——我不是德国人……”
“赫尔岑先生……”
“黑尔韦格太太，为什么您要担任这么难办的差事？您可以料到，您不会从我这儿听到愉快的答复。”
“这是命中注定的灾难，”她停了一会儿说，“对您和我同样不幸……但是您瞧，您的愤怒和我的忠诚，这多么不同……”
“太太，”我说，“我们扮演的角色不同。请不要拿它们作比较，否则您难免会脸红的。”
“我永远不会脸红！”她发怒道。“您不知道您在说什么。”然后又道：“我要带他走，在这种状况中他已不适宜留下，您的愿望会得到满足。但是在我眼里，您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我非常尊敬的人，那个被我当作格奥尔格最好的朋友的人了。是的，如果您是那个人，那么您就应该跟纳塔利娅分开——放她走，也放他走，我可以留在这儿照料您和您的孩子。”
我大笑起来。
她的脸色和声音都气呼呼的，懊丧和愤怒使她不住哆嗦，她问我道：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您要在严肃的问题上开玩笑？”我对她说。“不过够了，这是我的最后通牒：您立刻亲自找纳塔利娅单独谈谈，如果她想走，就让她走，我不会妨碍任何人做任何事，除了一点（请您原谅），那就是您不必留在这儿；家里的事我自己会安排。但是听着：如果她不想走，那么我跟您的丈夫在同一幢房屋里居住，这已是最后一夜；我们不能同时活着待在这里，多一夜也不成！”
过了一小时，埃玛回来了，板起了脸通知我，那声音似乎想说：“这是你的粗暴压力造成的结果！”
“纳塔利娅不走，她出于自尊心，扼杀了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我会拯救他！”
“是吗？”
“是的，我们一两天就走。”
“怎么一两天？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明天早上，您忘记我的条件了吗？”
（我重复这些话，不是要改变我对纳塔利娅的诺言，只是我完全相信，埃玛会把他带走。）
“我想不到您会这样，我看错了人，真糟糕。”这个乖僻的女人说完就走了。
现在她的外交使命容易办了——过了二十分钟，她又来通知我，他一切都同意：同意走，也同意决斗，然而同时他吩咐她转告我：他起誓决不朝我的胸口开枪，只准备死在我的手下。
“您瞧，他总是跟我们开玩笑……要知道，法国国王68也只是由刽子手，不是由好朋友来行刑的。好吧，那么你们明天动身？”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还什么也没准备。”
“一夜工夫可以准备好一切。”
“护照还得办理签证。”
我按了铃，罗卡进屋了，我对他说，埃玛太太请他立刻替他们办一下去热那亚的签证。
“可我们还没预备好路费呢。”
“到热那亚要用多少钱？”
“六百法郎。”
“我会给你们的。”
“我们还欠了这儿店铺一点钱。”
“大约多少？”
“五百法郎。”
“您不用担心；好啦，一路平安！”
这样的口气叫她受不了。自尊心几乎是她最重要的感情。
“为什么您这么跟我讲话？”她说，“您没有权利恨我，也没有权利瞧不起我。”
“那么除了您，我是有这权利的？”
“不，”她说，又掉眼泪了，“不，我只是想说，我曾经像姐妹一样真心爱过您；我不希望离开的时候不跟您握握手，我尊敬您，也许您是对的——但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您知道，我吃了多少苦……”
“谁叫您甘心一辈子当奴隶呢？”我对她说，伸出了手；这个时刻我是不可能有同情心的。“您活该得到这样的命运。”
她一扭身走了，用手掩住了脸。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一辆长途马车装满了各种箱笼物品，载着诗人和他的老婆孩子前往热那亚了。我站在打开的窗口，可是他一下子溜进了车厢，我连他的影子也没看见。她跟厨子和使女握手告别后也上了马车，坐在他旁边。资产阶级的出门，我看恐怕没有比这次更丢脸的了。
纳塔利娅情绪很不好，我们两人一起坐车到城外散心，但并不愉快；创口还没愈合，仍在流血。回到家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黑尔韦格的儿子戈拉斯，孩子九岁，很淘气，还会偷东西。
“你从哪里来的？”
“从芒通来。”
“出了什么事？”
“这是妈妈给您的条子。”
她写道（好像我们中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亲爱的先生，我们得在芒通停两天，旅馆的房间太小，戈拉斯妨碍格奥尔格，请您允许他在您那儿待几天。”
这么不知趣实在叫我吃惊。同时埃玛还写信给卡·福格特，要他去商量事情——这样，她把局外人拉了进来。我请福格特把戈拉斯带走，告诉他们这儿没有地方住。
埃玛又通过福格特捎话给我道：“我们的房间还有整整三个月的租期，我可以支配它们。”
这完全不错，但房租是我付的。
确实，这出悲剧跟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除了惊心动魄的声音，除了随着生命的消失、最后一点火星的熄灭和思想的终止而来的呻吟以外，还有市场上的争吵声、粗俗的笑声和小贩的诈骗活动。
埃玛有个使女叫让妮特，是法国普罗旺斯省人，生得漂亮，也很正派，她还得在这儿留两天，以便带了他们的物品搭轮船去热那亚。第二天早上，让妮特轻轻推开门问我，她是不是可以进来跟我单独谈谈。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想她大概是要些钱，我准备给她。
这个善良的普罗旺斯女人把脸涨得通红，噙着眼泪，把埃玛在一些店铺里欠下的各种账单递给了我，又说道：
“太太还吩咐我办一件事，可我觉得不先问您一声，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事情是这样的，太太要我在店里采购各种物品，然后把它们统统加在这些账单上。我不跟您说一声，不敢这么做。”
“您这么办很对。她要您买什么呢？”
“这是单子。”
单子上开列着几匹麻布，几打手帕和大批小孩的内衣。
据说，恺撒可以同时读文件、写字和口授命令，这个女人一定也有同样充沛的精力：当家庭濒临毁灭，萨图恩69的镰刀的冰冷刀锋已快接触到人们的时候，她还能考虑怎样不费分文弄到麻布和孩子的袜子。德国人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五
我们又单独在一起了，但这已与以前不同——一切带上了暴风雨的痕迹。信任与怀疑，厌倦与焦躁，烦恼与愤怒折磨着心灵。特别令人痛苦的是生活的线断了，那种神圣的无牵无挂的心情消失了，生活不再显得轻松愉快，世上似乎已没有不可动摇的事物。既然发生了那一切，那么什么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回忆使我对未来不寒而栗。好几个晚上我们孤零零地走进餐室，可是什么也没吃，也没讲一句话，然后一边拭泪，一边离开餐桌，眼看着好心的罗卡板着脸，一边摇头，一边收拾菜盘。空闲的日子，失眠的夜……愁闷，烦恼。我变得什么酒都喝：威士忌，白兰地，老培勒；夜里我一个人喝，白天我与恩格尔松70一起喝，而这都是在尼斯那样的气候中。俄国人的借酒浇愁，确实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坏。酒后的酣睡，总比烦恼的失眠好，翌日早上酒醒后的头痛也比空着肚子愁眉不展好。
黑尔韦格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没看便丢开了。于是他一封接一封的给纳塔利娅写信，后来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把原信退回了。我为这事发愁。现在应该是深刻反省的时期，平静和避免一切外界干扰的时期。可是有了这些信，还谈得到什么平静，什么与外界隔绝？这个人装得疯疯癫癫的，不仅威胁要自杀，甚至说要不惜犯罪杀人。例如，他写道，有时他简直疯了，他想杀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的尸体丢出窗外，然后带着他们的血迹来见我们。在另一封信里又说，他要来当着我的面自杀，告诉我：“这都是你造成的，你把一个这么爱你的人逼上了绝路！”与此同时，他又恳求纳塔利娅设法使我与他和解，并作为自己的意见，建议请他担任萨沙的家庭教师。
他十多次提到了上膛的手枪，可是纳塔利娅却相信这一切。他说他只要求她为他的死祝福；我劝她写信告诉他，她终于同意了他的话，相信除了死没有其他出路。他回信道，她这些话来得太迟了，目前他已改变了主意，他觉得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这件事，但是既然大家抛弃他，他要远走埃及，离开大家。这封信使他在纳塔利娅眼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这以后，奥尔西尼从热那亚来了；他一边笑，一边讲这对夫妇打算自杀。奥尔西尼得悉黑尔韦格在热那亚以后便去拜访他们，正好遇到黑尔韦格在大理石堤岸上散步，后者告诉他，他的妻子在家，他便去看她。她一见面就对他说，他们决定用绝食的办法自杀，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方式，但她希望分担他的命运，她要求奥尔西尼照料戈拉斯和埃达。
奥尔西尼惊奇得愣住了。
“我们已有三十个小时没吃东西，”埃玛继续道，“请您劝他吃点什么吧，免得人类的伟大诗人夭折！”她抽抽搭搭地哭了。
奥尔西尼走到平台上瞧了一会儿，马上带回一个好消息：黑尔韦格正站在街角上吃萨拉米熏肠。埃玛高兴极了，立刻按铃，吩咐仆人给她端一钵子肉汤来。这时丈夫愁眉不展地回家了，一句没提萨拉米熏肠，但是桌上的肉汤却是无法掩饰的。
“格奥尔格，”埃玛说道，“我听奥尔西尼说，你在吃东西，我太高兴了，决定也叫仆人把肉汤端来。”
“我觉得恶心，便吃了一小块萨拉米熏肠；不过这实在没有意思，饿死太痛苦了，我还是服毒的好！”于是便开始喝汤了。
妻子抬头看看天空，又看看奥尔西尼，似乎在说：“您瞧，没有法子救他。”
奥尔西尼现在死了，但他讲的这件事，还有几个证人活着，例如，卡·福格特，莫尔蒂尼·卡尔·埃德蒙。
这些花招把纳塔利娅弄得很尴尬。她为他蒙受了耻辱，我也为他蒙受了耻辱，这使她感到很痛苦。
春天黑尔韦格前往苏黎世，把妻子打发到尼斯来（这又是没有礼貌、不合情理的行为）。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只想休息。我利用入瑞士国籍的机会与恩格尔松去了巴黎和瑞士。纳塔利娅写给我的信是平静的，心情仿佛轻松了一些。
回来的路上，我在日内瓦遇到了萨佐诺夫。他与我一起喝酒时忽然用心平气和的态度问我，我家里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
“要知道我了解全部事实，我问你只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
我吃了一惊，有些哆嗦，默默望着他，但他什么也没发觉。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这是秘密呢，可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在跟我喝酒时谈起了它，仿佛这是一件十分平常、无关紧要的事。
“你听到什么，从哪里听到的？”
“全部事情都是黑尔韦格本人告诉我的。老实对你说，我认为你做得根本不对。为什么你不放你的妻子走，或者为什么你自己不离开她？请原谅，这是软弱，你应该振作精神，开始新的生活。”
“可你为什么认为她想走呢？难道你相信我可以放他或不放她吗？”
“你对她施加压力——当然不是在肉体上，是在精神上。不过我很高兴，我发现你比我预料的平静得多，因此我愿意与你开诚布公谈谈。黑尔韦格离开了你们的家，这是因为，第一，他是胆小鬼，他怕你像怕火一样；第二，你的妻子向他保证，等你平静一些，她就到瑞士来。”
“这是最无耻的谎言！”我喊道。
“这是他的原话，我可以用名誉向你担保。”
回到旅馆以后，我仿佛病了，心烦意乱，没脱衣服便倒在床上，有些像精神错乱或者快死了。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我不知道，但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相信萨佐诺夫的话。
我反复自言自语道：“好得很，我的诗意生活就这么给断送了——断送在欺骗中，半路上断送在欧洲人的流言蜚语中了……哈哈哈！……这是他们可怜我，爱惜我，是他们的恻隐之心，好让我有个喘息的机会，就像鞭打士兵时，发现他脉搏微弱，便赶紧把他送进医院，认真医治，以便等他痊愈后继续执行另一半的鞭打。”我受了欺负，感到委屈和羞耻。
在这样的心情中，我连夜写了一封信，这信一定带有疯狂、绝望和猜疑的痕迹。现在我为我在背后对她所作的侮辱，为我写的这封恶劣的信，感到后悔，深深的后悔。
纳塔利娅的回信是非常悲伤的。
她说：“我还是死了的好，你的信心动摇了，现在每句话只能使你想起过去的一切。这叫我怎么办，怎么向你证明呀？我除了哭还能怎样！”
黑尔韦格说了谎。
后来她的信都是温顺而悲痛的，她可怜我，想医治我的创伤，可是她自己忍受着多大的委屈啊……
为什么有人要向我复述这个诽谤呢？为什么我在罪恶的狂热中写了那封信，却没有人来阻止我发出这信呢？
六 海洋之夜71（1851年）
172
……7月7日至8日的夜里一点多钟，我坐在都灵的卡里尼亚诺宫的台阶上，广场上空空荡荡，离我不远有一个乞丐在打瞌睡，一个哨兵慢慢地踱来踱去，一边哼着什么歌剧里的一支曲子，枪不时铿锵作响……夜是炎热的，空气暖和，充满着西洛可风73的气息。
我的心情非常好，这已经很久没有了——我又感到我还年轻，浑身是劲，我有朋友，也有信仰，我充满着爱，就像十三年前一样。我的心跳动着，这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已丧失了的感觉。1838年3月的那一天，我裹着大衣，站在波瓦尔大街的路灯柱子旁边等待凯切尔时，我的心跳个不住，今天它还是这么跳跃着。
现在我也在等待一次约会，要会面的也还是那个女人，我等待着，也许还怀着更热烈的爱情，虽然这爱中已掺杂了忧伤的、阴郁的调子，但在这个夜里，我听不到它的声音。我路过日内瓦时袭击过我的悲哀和绝望，经历了疯狂的危机以后，现在变得好一些了。纳塔利娅那些亲切的信充满着哀怨、眼泪、痛苦和爱，使我恢复了健康。她写信说，她要从尼斯到都灵来接我，打算在都灵住几天。她是对的，我们必须再一次互相认识，互相洗净伤口的血迹，拭干眼泪，最后明确地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共同的幸福——为了这一切必须单独在一起，甚至离开孩子们，而且得在另一个地点，不是在那个环境中，因为那里的家具、墙壁都可能不合时宜地勾起我们的回忆，在我们耳边提起已快忘记的话……
驿车应该在一两点钟从滕达山口方向驶来，我在阴森的卡里尼亚诺宫门口便是等它，车子到了离此不远的地方一拐弯便可看到了。
这天上午我才从巴黎经过塞尼山到达这里；我在费德尔旅馆借了一套宽敞高大、陈设相当漂亮的房间，包括起居室和卧室。我喜欢这种节日的华丽外表，它很合适。我预定了简单的晚餐，便出外闲逛，等待天黑了。
马车驶近驿站时，纳塔利娅认出了我。
“你在这里！”她说，从窗口向我点头。我拉开车门，她扑到了我的脖子上，情绪这么兴奋、愉快，流露了对我的爱和感激，我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了她信中的一些话：“我这次回来，像轮船经历了暴风雨、触礁和灾祸以后，回到自己亲切的海港中——船虽然百孔千疮，但得救了。”
一个眼神，两三句话便完全够了……一切都明白了，解释清楚了；我拿起她不大的旅行袋，用手杖把它挂在背上，一只手挽了她，我们便沿着冷清的街道愉快地走回旅馆。那儿除了门房，全都睡了。桌上铺好了台布，放着两支还没点火的蜡烛，还有面包、水果和一瓶酒。我不想叫醒谁，我们点亮蜡烛，坐在空桌旁边，彼此瞧着，蓦地想起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
她穿的是白薄纱连衫裙或短衫，这是在路上穿的，因为天气非常热——我流放回来与她第一次见面时，她也穿一身白衣衫，她的结婚礼服也是白色的。甚至她的脸也流露出提心吊胆、忧虑、沉思和痛苦的明显痕迹，使我想起她那时的面容。
我们还是原来的两个人，只是现在我们握手时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以为是，充满自信，也彼此信任，相信我们的命运会与众不同了，我们像两个在生活的洪流中考验过自己的力量，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的历尽坎坷的老兵……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沉重的打击和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要重新踏上旅途，不咎既往，共同挑起过去的悲惨重担。在这重担下，我们的步子不得不更谨慎，但是疮痍满目的心灵中仍蕴藏着成熟而稳定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由于那可怕的一页，那内心的痛苦，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岁月、环境、异乡客地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已把我们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了。
一切通过这次会见结束了，裂开的伤口又愈合了，不是没有疤痕，但已变得比以前更牢固——有时断裂的骨头便是这么重又结合在一起的。悲痛的泪水在眼睛里还没有干，但它们成了联结我们的新的纽带——一种互相怜惜的深刻感情。我看到了她的挣扎，她的磨难，看到她多么衰弱困倦。她也看到我多么软弱，不幸，受了侮辱，也侮辱了别人，准备牺牲，也准备犯罪。
我们彼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不能不明白，我们彼此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1852年初我写道：“在都灵的那些日子是我们的第二次婚礼，它的意义也许比第一次更深刻，更重要，我们终于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全部责任，把它重又贯彻到了相互的关系中，而这是通过那些痛苦的经历完成的……”
爱情奇迹般经受住了这次本可以毁灭它的打击。
最后几朵乌云也逐渐消散了。我们谈得很多，很久……仿佛阔别多年之后的重新相逢。当我们从空桌子后起立时，一缕缕曙光早已透过关闭的百叶窗射进屋里了……
三天后我们一起经过里维埃拉返回尼斯——热那亚一闪而过，芒通一闪而过，那是我们时常怀着不同的心情游览的地点，最后，摩纳哥也过去了，它那天鹅绒似的草坪，天鹅绒似的沙滩突入了海中。一切在我们眼中都那么亲切，像口角后重又见面的老朋友，这里到处是葡萄园，玫瑰树丛，酸橙林，大海就铺展在屋前，孩子们在海滨玩耍……瞧，他们认出了我们，奔了过来。我们到家了。
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些日子，给了我以后的四个月光阴——它们以庄严的光辉照耀了我家庭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感谢命运，这个永恒的巫婆把秋季绚丽多彩的花环献给了注定要作牺牲的人……尽管时间不长，但她把自己的罂粟花和香气散布到了他们的周围！
隔开我们的深渊不见了，大地已连成一片。难道这不就是那只终生握在我手中的手吗，难道这不就是一度被泪水弄得浑浊的目光吗？“安心吧，妹妹、朋友和同志，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依然是那些年轻、神圣、光辉的岁月中的我们！”
她给俄国的一位女友写道：“……你也许知道那场灾难的深度，现在它终于过去了，充满幸福的另一些时刻来临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全部信念不仅依然完好，而且战胜了可怕的考验，没有丧失新鲜和香味，而且以新的光辉、新的力量开出了花朵。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
当然，过去也留下了残渣，触动它不能不受到惩罚，这是内心的某种创伤，一种敏感的睡着了的惶恐和苦楚。
过去不是一张可以修改的校样，它是断头台上的斫刀，它一落下，许多东西便再也不能接合，不是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的。刀痕像金属铸成的，形状分明，不可改变，像青铜那么黑黝黝的。通常人们忘记的只是不值得记住，或者不理解的东西。一个人只要忘记两三件事，某些细节，某个日子，某些话，他便可以保持青春、勇气和力量，而有了它们，他便会像一把钥匙一样沉入底。不必像麦克白那样非遇到班柯的鬼魂不可74，鬼魂不是刑庭法官，不是良心的谴责，唯有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事件才能起那样的作用。
而且也不需要忘记；这是软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欺骗。过去有自己的权利，它是事实，应该面对它，而不是忘记它——我们便以一致的步伐朝这目标走去。
……有时，局外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眼中偶然瞥见的一件事物，会像刀子一样划过心头，于是流出了血，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但同时我也遇到了惊慌的眼光，它带着无限的悲痛在向我说：“是的，你是对的，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于是我尽力驱散汇集的乌云。
和解的时刻是神圣的，我透过眼泪回忆着它……
……不，这不是和解，这个词不贴切。文字像现成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所有同样身材的人，然而并不能对每一个人完全合身。
我们不需要和解，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使彼此痛苦，但并没有分开。在最阴暗的时刻，两人都毫不怀疑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彼此的深刻尊重，都依然保持着。我们与其说像和解的人，不如说像两个大病之后刚才清醒的人：昏迷状态过去了，我们睁开有些虚弱而模糊的眼睛互相望着。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困倦还能感到，但是我们知道，噩梦已经过去，我们又平安无事了。
……以前偶尔在纳塔利娅心头出现的思想，现在逐渐占有了她。她希望写下她的自白书。她对它的开头不满，烧毁了那几页，只保存了一封长长的信和一小页纸。75从它们可以看出，销毁的部分多么重要……读了它们，我觉得不寒而栗，仿佛我的手接触到了一颗痛苦而温暖的心，听到了那些无声的秘密的声音，它们一直隐藏在深处，只是在意识中刚刚苏醒。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琢磨到，那艰苦的挣扎怎样转化成新的意志，悲痛怎样转化成思想。如果这作品没有突然中断，它可以成为一件珍贵的记录，一切便不致湮没在女人含糊其词的缄默和男人自以为是的保护人态度中。但是最不可理喻的打击已朝我们的头顶打来，终于什么都完了。
2
在无底的海中，在无月的夜里，永埋在丧失理性的海水之下……76
雨果
1851年的夏季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又几乎单独在一起了。我的母亲带着科利亚和斯彼尔曼77前往巴黎，在马·卡78家做客。我们跟孩子们安静地过着日子。仿佛暴风雨完全过去了。
到了11月，我们收到了母亲的信，她即将离开那里，后来又接到她寄自马赛的信，信上说，第二天，即11月15日，他们搭轮船回来。在她外出期间，我们搬了家，新住所也在海边，属于圣海伦娜郊区。这幢房子有一个大花园，我们已给母亲安排了住处，现在用鲜花布置了一下，我们的厨子和萨沙买了些中国灯笼。把它们挂在墙上和树上。一切准备好了，孩子们从三时起就没有离开阳台，到了五点多钟，一缕黑烟终于从遥远的海面上升起，过了几分钟已可看到轮船，像一动不动的黑点，但在逐渐扩大。一家人开始忙碌了，弗朗索瓦79飞也似的跑往码头，我坐上马车，也向那儿驶去。
我抵达码头时，轮船已经到达，几只小船靠在它周围，等待检疫官员允许旅客下船。一只小船驶回了浮码头，弗朗索瓦站在船上。
“怎么，”我问，“你已经回来了？”
他没有回答；我瞧了他一眼，愣住了，他脸色发青，整个身子都在哆嗦。
“怎么回事？”我问，“你病了不成？”
“不，”他答道，避开了我的目光，“只是我们家的人没有到。”
“怎么没有到？”
“轮船在那儿出了点事，因此旅客没有全部到达。”
我跳上小船，命令马上开船。
轮船上鸦雀无声，迎接我的是一种不祥的哀痛气氛。船长亲自在等我，这完全不合常情，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船长对我说，轮船经过耶尔岛和大陆之间的海面时，跟另一艘船相撞，沉进海底了，我的母亲便在那船上，他这艘船和另一艘路过的轮船救出了大部分旅客，“我这船上只有两个年轻姑娘是你们家的。”他说，带我走向前面甲板，大家在阴森的沉默中让开了路。我跟着他，毫无知觉，甚至没问一句话。在我母亲那里做客的她的侄女，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躺在甲板上，披散的头发湿湿漉漉的；她的旁边是照料科利亚的使女。年轻姑娘看见我，想坐起身子说什么，但办不到，便别转了头，嘤嘤啜泣。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在哪儿？”我问，发疯似的握住了使女的手。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她答道，“轮船沉了，我们给捞出水面时已昏迷不醒。一位英国太太拿衣服给我们换了。”
船长伤心地望着我，握着我的手说道：
“不要绝望，您不妨到耶尔问问，也许还能在那儿找到您家的人。”
我托恩格尔松和弗朗索瓦照料病人，自己丧魂落魄似的坐车赶回家中；我的头脑乱极了，心在发抖，我但愿我的家在千里之外。但是树木中间出现了亮光，它越来越多，这是孩子们把灯笼点亮了。门口站着仆人们，纳塔利娅带着塔塔，抱着奥莉加也在那儿。
“怎么你一个人？”纳塔利娅平静地问我。“你至少应该把科利亚先带来。”
“他们不在，”我说，“他们的轮船出了点事，只得换乘另一条船，那船载不下所有的旅客。路易莎到了。”
“他们不在！”纳塔利娅喊道。“现在我才看清了你的脸色，你的眼睛暗淡，整个脸都变形了。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就上耶尔找他们。”
她摇摇头，接着又道：“他们不在！他们不在！”然后默默把额头扑在我的肩上。我们沿花园小径走去，没有讲一句话；我送她到饭厅，遇见罗卡时小声对他道：“行行好，那些灯笼。”他明白我的意思，赶快跑去把它们吹灭了。
饭厅内一切都准备好了，一瓶葡萄酒放在冰里，我母亲的座位前面放着一束花，科利亚的座位前面是一些新玩具。
可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不少朋友纷纷赶到我们家里，福格特，泰西埃80，霍耶茨基，奥尔西尼，甚至完全陌生的人都来了，有的想打听出事的情形，另一些是表示同情，还有一些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劝告，不过大多只是废话。但我不是毫无心肝的，那时我在尼斯得到的同情确实深深感动了我。在命运这种不可理喻的打击面前，人们清醒了，感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我决定当夜赶往耶尔。纳塔利娅要求跟我同行，我劝她留下了，何况气候突然变坏，吹起了密史脱拉风81，它冷得像冰，还带来了暴雨。我得领取法国的入境许可证才能通过瓦尔桥，因此先得找法国领事雷昂·皮勒；他正在看歌剧，我与霍耶茨基上包厢见他，这以前皮勒已听到一些消息，他对我说：
“我无权同意您的要求，但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意味着犯罪，因此我愿意自行负责，给您签发一张需要通过边境的证明，请您过半小时到领事馆来领取。”
到过我们家里的十来个人在戏院门口等我，我告诉他们，雷昂·皮勒已答应发给证件。
“您可以回家了，不必再为什么事奔忙。”他们异口同声说，“其余的事我们会办，等拿到证明后，我们给您办理护照的签证，同时预定几匹驿马。”
我的房东也在这儿，他跑去找马车；旅馆老板愿意免费把马车借给我用。
到了午夜十一点钟，我在大雨滂沱中出发了。这是可怕的一夜，有时风力这么大，马也只得停下；不久以前刚把人们埋葬的海洋，在一片漆黑中几乎看不见了，但它仍在奔腾和咆哮。我们上了爱斯特勒山，雨变成了雪，马磕磕绊绊地行走，几乎在冰上滑倒。赶车的筋疲力尽，几次冷得支撑不住，我把我带的一瓶白兰地给了他，答应给他双倍驿马费，只要求他快走。
这是为什么？我真相信我能找到他们中间哪一个，或者哪一个还活着吗？从听到的一切推测，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到出事地点找一下，看一下，搜寻一下残留的物品，会见一下目击者，这才能死心……是的，我需要证实的确已经没有指望，需要做点什么，而不是待在家里，我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爱斯特勒山上换马的时候，我走下马车，我的心收缩了，我望着周围的一切，几乎失声痛哭，这旁边不就是1847年我们住过一夜的那家小客店吗？我想起了它周围那些绿叶成荫的大树，现在铺展在它前面的景色依然如故，只是那时一切笼罩在升起的阳光中，而现在天空中有的只是非意大利的铅灰色云层，下面则是白雪皑皑的大地。
那时的情景，那一切细节，仿佛还在眼前，我想起老板娘用兔肉款待我们，里边加了大量葱蒜，冲淡它的臭味，蝙蝠在卧室中飞来飞去，我在路易莎的帮助下用一块毛巾驱赶它们，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暖湿气流……
那时我写道：“从阿维尼翁起，南方的感觉便明显了。对于一个长期住在北方的人，第一次与南方大自然的接触洋溢着庄严的欢乐感——你觉得年轻了，想唱歌、跳舞、痛哭；一切这么明朗，光亮，愉快，富饶。过了阿维尼翁，便得翻越滨海阿尔卑斯山了。我们在月夜登上爱斯特勒峰，下山时太阳已开始升起，绵延不断的山峦从清晨的雾气中逐渐显露，阳光染红了白得耀眼的积雪的山顶，周围是一片明朗的绿色，还有鲜花，轮廓鲜明的阴影，参天古木和悬崖峭壁，峭壁上覆盖着一层稀疏而粗硬的植物；空气清澈异常，令人陶醉，显得光彩夺目，铮铮有声，以致我们的话音，鸟的歌唱也比平时响亮。蓦地路一拐，从不大的转角处露出了山麓下一条发亮的缘饰，那便是银光闪闪的地中海。”82
现在已过了四年，我又登上了那地方！……
天黑以后，我们才赶到耶尔，我立即去找警察局长，然后与他和宪兵队长一起找港务专员。他那儿放着各种捞起的物品，我没有找到他们的东西。于是我们又上医院，一个落水的人快死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他们看到一个老妇人，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还有一个年轻人，淡黄头发，络腮胡子……但看到他们时已到了最后一刻，大概他们像别人一样也沉入海底了。但这时又出现了问题：这些讲话的人虽然也像路易莎和那个使女一样，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得救的，但他们终究还是活着。
捞起的尸体停放在修道院的地下墓穴中，我们从医院去到那里，护士们用教堂的蜡烛给我们照路。地窖里放着一排新钉成的木箱，每只箱子里有一具尸体。专员命人把木箱打开，但它们好像都钉紧了。宪兵队长派宪兵找来了凿子，然后命令他撬开一只只盖子。
这么检查尸体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专员拿着本子，每只箱盖打开时，他便操起庄严的官腔问一声：“您能当着我们的面证明您不认识这尸体吗？”我点点头，他便用铅笔勾一下，吩咐宪兵重新盖上。我们又检查下一只箱子。宪兵撬开盖子，我怀着一种恐惧感瞧了死者一眼，发现这是不认识的面貌时才松一口气，但实际上更可怕的是我想到那三个人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就这么长埋在海底，听凭波浪的冲击。尸体没有棺木，没有坟墓，已经比任何埋葬方式更可怕，何况现在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
我什么也没找到。一具尸体给了我难忘的印象，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很漂亮，穿着华丽的普罗旺斯服装，胸部裸露着（她怀里本来有个孩子，可想而知是被海浪卷走了），乳汁还滴在胸口。她的脸一点没有变，那晒黑的皮肤使她显得像活着一样。
宪兵队长不禁说道：“啊，多么漂亮！”专员没有搭腔，宪兵关上盖子后，对队长说道：“我认识她，这是本地郊区的一个农妇，要上格拉斯找她丈夫的。让他等着吧！”
我的母亲，我的科利亚和我那善良的斯彼尔曼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没留下。捞起的物品中没有一块布是属于他们的；然而不相信他们已死又是不可能的。所有救起的人不是在耶尔，便是在路易莎搭乘的那艘轮船上。船长是为了安慰我才那么说的。
在耶尔我听到有一个老人一家人都死了，他不愿留在医院里，便步行走了，身边没有一个钱，神气像发疯似的；还有两个英国少女去找英国领事，她们失去了父母和兄弟！
这时天快亮了，我吩咐套车。临走前，侍者带我到海边一块突出的礁石上，指给我看轮船出事的地点。海水仍在奔腾，咆哮，显得白茫茫的，还没从昨夜的风暴中平静下来；远处有一个地方似乎特别污浊，像一泓亮晶晶的、较浓的液体。
“轮船载了一批油，您瞧，它还浮在水面上，这便是出事的地点。”这片漂浮在水面的污迹便是一切。
“这儿的水深吗？”
“大约一百八十米。”
我站了一会儿，早晨非常冷，特别在海边。密史脱拉风还像昨天一样刮着，天空布满了俄国那种秋天的云。再见！……一百八十米，水面上的一片油迹！
谁也不知道你们的命运，可怜的死难者们！
你们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漂荡，
暗礁碰伤了你们的额角……83
我带着可怕的确切消息回到了家中。刚有点起色的纳塔利娅受不了这个打击。从我母亲和科利亚遇难的那一天起，她再也没有复原。惊恐和痛苦淹留在心中，深入了血液。有时在晚上或深夜，她好像要求我帮助，会对我说：
“科利亚，我忘不了科利亚，可怜的科利亚，他一定多么害怕，他一定多么冷，那么多的鱼，还有大螯虾！”
她拿出他的一只小手套，那是留在使女的口袋中的——于是沉默降临了，生命便在这中间流逝，像水从打开的闸门流走一样。看到她的烦恼在向神经衰弱症发展，看到她那发亮的眼睛和一天天消瘦的面庞，我第一次对能否挽救她产生了怀疑……日子在这种失去信心的痛苦中过去，有些像判了死刑的人在等待行刑，尽管有时还抱着希望，但确实知道死亡已万难避免！
七 1852年
新年又到了。我们是在纳塔利娅的床边迎接它的，她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只得躺下了。
恩格尔松夫妇、福格特和两三个亲密朋友在我们家里。大家愁眉不展。巴黎的“12月2日”像铅一样压在心上。公事，私事——一切都在奔向深渊，都已滚下山坡，再也阻挡不住，改变不了，只能在痛苦中等待，听其自然，任凭一切脱离轨道，掉进茫茫的黑暗中。
十二点钟照例喝了庆贺的酒，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心里却只有死亡和恐怖，谁也不好意思为新年说一句祝愿的话。展望未来比回顾过去更可怕。
症状已很明显——左边肋膜发炎。
她在生与死之间度过了十五个可怕的日子，但这一次生命战胜了。在最危急的时刻我问邦费斯大夫，病人能度过这一夜吗？
“毫无疑问。”邦费斯说。
“您谈的是真话？请您千万别骗我！”
“我向您保证，这是真话……”他停了一下，“我保证三天内没有问题，如果不信，您问福格特好了。”
这违反赫德逊·洛84的意愿的复原太好了。
病逐渐痊愈，随着她的好转，我们惊慌不安的生活中隐隐出现了一线希望。她的精神力量首先恢复……有一些时刻是令人惊奇的，那是乐曲完全沉寂前的最后几个和音……
在病情出现转机的几天以后，一天清早我回到书房，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大概我睡得很熟，因此没听到有人进屋。醒来时，我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那是黑尔韦格的笔迹。他为什么写信，在发生了那一切以后他怎么还敢写信给我？我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于是拿起信，预备原件退回，但看到背面写着：“内为挑战书”，我拆开了信。
信是卑鄙无耻的。他说，我对他的诽谤扰乱了纳塔利娅的思想，我利用她的软弱和我对她的影响，使她背叛了他。最后，他把责任推在她身上，又说命运已在我和他之间作了判决，“它在大海里淹死了您的后代和您的家人。在我认为这件事可以合乎人情地了结的时候，您曾希望用流血来解决。现在我准备好了，我要求决斗。”85
这封信是我出生以来受到的最大侮辱。我像受伤的野兽跳了起来，气得发疯似的。为什么这个混蛋不在尼斯？为什么一个垂死的女人偏在这时躺在走廊对面！
我用凉水冲了两三次头……我下楼找恩格尔松（我母亲去世后，他住在她的房间里），等他的妻子出去后，对他说我收到了黑尔韦格的信。
“那么他真的给您写信了？”恩格尔松问。
“难道您知道他要写信？”
“是的，”他说，“这是昨天听到的。”
“什么人说的？”
“卡·福格特。”
我捧住了头，觉得快发疯了。我们对这件事始终保持绝对的沉默，连我的母亲和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也从不向我提起一个字。恩格尔松与我比别人更接近，但我也只对他讲过一次，那是在巴黎郊外散步时，他问起我跟黑尔韦格决裂的原因，我才简单说了一下。在日内瓦，我听到萨佐诺夫谈起这混蛋讲的胡话时还十分吃惊。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身边，在周围，我们的房门外面，大家都知道这事，还在窃窃议论，我却以为这是秘密，只有几个人了解……但是人们不仅知道，还知道我即将收到的信！我们去找福格特。福格特告诉我，两天以前埃玛给他看了她丈夫的信，他在信上说，他要给我一封可怕的信，要把我从纳塔利娅给予我的崇高位置上推下去，要叫我“丢尽脸皮，哪怕为此必须从孩子们的尸体上跨过去，使我们大家和他自己走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也在所不惜”。
最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道（她把这一切全给福格特、卡尔·埃德蒙和奥尔西尼看了！）：“只有你一个人是清白的，无罪的，你应该做惩罚的天使”，那就是说，应该杀死我们大家。
有些人说，他由于热恋，由于与我的决裂，由于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已经发疯了，这全是胡诌。这家伙从未采取过一个危险的或者不谨慎的行动，他的疯狂只限于言语，他的失去理智只表现在文字上。他的虚荣心受了损伤，对于他，沉默比任何丢脸的事更不好受，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这是他万难容忍的。小市民正如乔治·桑笔下的荷拉斯，要喋喋不休地向他所爱的女人，向他称作兄长和父亲的人报仇；于是他作为德国的小市民，便用假冒席勒风格的闹剧台词对你进行恐吓。
但在他给我写那封信，给他的妻子写那些发疯的信时，他却在靠路易-拿破仑抛弃的从前的情妇，一个在苏黎世无人不知的荡妇86养活，他跟她日日夜夜混在一起，用她的钱摆阔气，坐她的马车兜风，一起出入大饭店寻欢作乐……不，这不是疯狂。
“您打算怎么办？”最后恩格尔松问我。
“用枪把他像狗一样打死。他是个胆小鬼，这大家知道，您也知道……我有成功的把握。”
“可是您怎么能去？……”
“问题也正在这里。请您先写封信给他，对他说，现在不是他向我要求决斗，而是我要制裁他，我会选择制裁的方式和时间，但我不会为此丢下生病的女人，他的无礼不值得我理会。”
我照这意思写信给萨佐诺夫，问他在这件事上肯不肯帮忙。恩格尔松、萨佐诺夫和福格特都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的信铸成了大错，它给了他借口，使他后来可以说我接受了挑战，后来又拒绝决斗。
拒绝决斗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非常的懦弱。封建时代的决斗观念在新时代中仍牢不可破，这暴露了我们的时代根本不新，新只是表面的。为了维护贵族的荣誉观和好战的虚荣心而树立起来的这个神圣法则，很少人敢于触犯，也很少人具有充分的独立精神，能够不受惩罚地蔑视这个血淋淋的偶像，不怕承受胆怯的指责。
决斗的荒谬是不用证明的；在理论上，除了某些暴徒和剑术教师，谁也不认为这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大家都向它屈服，以便证明（天知道向谁证明）自己的勇敢。决斗最坏的方面在于它可以为一切坏蛋恢复名誉——它使他得到光荣的死，或者成为一个光荣的杀人犯。一个人被人怀疑在赌博中舞弊，于是他要求决斗，仿佛他不怕手枪就不会舞弊。把指责者和赌棍等量齐观，这是对人的极大侮辱！
决斗有时可以成为逃避绞刑架或断头台的手段，但在这方面道理也是说不清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怕断头台的斫刀，但必须不怕敌人的剑锋，否则便应该受到大家的蔑视。
死刑有个优点，在判刑前必须经过审问，法庭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但不能剥夺他揭露死的或活的敌人的权利……决斗却是严格保密的——它属于那个好斗成性的时代的法则，那时手上的血是不大会干的，以致佩戴杀人武器被认为是高贵的标志，练习杀人技术也被当作应尽的职责。
只要还是军人统治着世界，决斗就不会绝迹；但是我们应该勇敢地提出，让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向我们所不相信的偶像低头，还是作为完全自由的人站在世界上，不仅敢于与上帝和当权者斗争，还敢于向中世纪靠流血决定是非的办法挑战。
……多少人带着自豪而庄严的面容，忍受了生活中的种种灾难，监狱和贫穷，牺牲和劳苦，宗教裁判所和我不知道的一切，最后却由于一个不务正业或卑鄙无耻的小人的狂妄挑衅，死于非命。
这些人牺牲得太不值得了。一个人应该根据一定的原则行事，但这原则必须符合他的理性，如果不符合，那么不论他怎么勇敢，他只是这个原则的奴隶。我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决斗。对我说来，对黑尔韦格的制裁是精神上必要的，也是肉体上必要的——我在头脑中搜索报复的可靠方式，但必须是不致提高他的荣誉的。至于是用决斗，还是干脆用刀子达到这目的，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他自己提醒了我。他给他的妻子写信道（她照例把它给朋友们看了），尽管发生了那一切，他认为，我还是比我周围那些笨蛋高出一头，我只是给福格特、恩格尔松、戈洛温87那班人带坏了，只要他能够与我单独见面，一下子可以解释清楚一切；他说：“只有他（也就是我）一个人了解我。”可这封信却是在他给了我那封信以后写的！诗人最后道：“因此我最希望的是赫尔岑接受没有证人的决斗。我相信我们一开始谈话就会互相拥抱，把一切抛到九霄云外。”想不到决斗竟是烟幕，它隐藏着一个戏剧性的和解方法。
如果我当时可以走开五天或一个星期，我一定会前往苏黎世，按照他的要求独自去找他——那么他就活不到现在了。
在那封信以后，过了几天，早上九点奥尔西尼来找我。他不知出于什么生理上的荒唐原因，正热恋着埃玛；我始终不能理解，在这个热情、纯洁、年轻的南欧美男子与那位丑陋而毫无生气的德国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的清早到来使我大感惊奇。他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黑尔韦格的信传出后，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普遍不满，双方认识的许多熟人提议对他成立荣誉法庭。同时他替埃玛辩护，说她完全没有过错，除了埃玛一味宠爱丈夫，对他百依百顺，惯坏了他。他说他是证人，可以证明这一切使她多么痛苦。他说：“您应该向她伸出手去；您可以惩罚有罪的人，但也必须给无辜的女人洗刷冤屈。”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奥尔西尼很精明，自然明白我不会改变主意，因此不再坚持。
奥尔西尼谈到荣誉法庭88时还对我说，他已写信把整个事件告诉马志尼，征求他的意见。这不又是咄咄怪事？互相串联，草拟判决书，写信给马志尼——一切都背着我，可是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一星期前还没一个人敢当着我的面吭一声呢！
送走奥尔西尼后，我便拿起信纸，给马志尼写信。我现在遇到了一种独特的韦默法庭89，它自己硬要干预我的事。我给马志尼写道，奥尔西尼告诉了我他的信，我怕他没有完全如实反映情况，因为他从未直接听我谈过这事，我想亲自向马志尼谈谈，请他提出他的看法。
马志尼立即回了信。他写道：“最好保持沉默，不再声张，但现在您恐怕办不到了，那么还是勇敢地站在原告席上，由我们来裁决吧。”
当时我还相信成立这样的法庭是可能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幻想。但我错了，我为这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收到马志尼的信时，我也收到了豪格的信，因为马志尼（他知道我与豪格很熟）把我和奥尔西尼的信通知了他。自从在巴黎与我初次见面后，豪格一直在加里波第手下当差，在罗马城外英勇地战斗过90。这个人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不少幼稚和荒谬的地方。他一直在兵营中做着奥国中尉的好梦，匈牙利人的起义和维也纳的街垒从梦中惊醒了他。他拿起了武器，但不是攻打人民，而是站在人民一边。这转变太突然了，显得有些不自然和不成熟。他富于幻想，又有些孟浪，然而光明磊落，忠诚不渝，自尊心强烈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他既是大学生，又是军官学校学生，还是陆军中尉。他真心实意地爱着我。
豪格在信上说，他马上到尼斯来，要求在他来以前我什么也别干。“您抛弃祖国，像弟兄一样来到我们中间；不要以为我们会允许我们的任何人在用诽谤干了一系列背叛行为以后会不受惩罚，允许他用狂妄的挑衅掩盖那一切。不，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包庇。够了，俄国已经有一个诗人倒在西欧冒险家的枪弹下91，我们不会让俄国的革命家也这么倒下！”
我给豪格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是我的第一篇自白，我向他讲了发生的一切，准备等他到来。
……与此同时，在卧室中，一个伟大的生命经历了与病魔，与可怕的预感的生死搏斗，已剩了奄奄一息，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我白天黑夜都是在病床旁边度过的——她喜欢我给她服药，替她调制橙汁饮料。夜里我生起了壁炉，当她平静地入睡后，我又萌发了救活她的希望。
但是有的时候苦恼是无法忍受的……我感到她的手又烫又瘦，我看到她的目光忧郁而消沉，带着祈求和希望瞧着我……我听到的是可怕的话：“我只得丢下孩子了，他们会成为孤儿，一切都完了，你别指望了……为了孩子，你把一切丢开吧，不要再为受到的侮辱操心，让我来，我来保护你——给你洗刷得清清白白，只要我的身体能好一点……但是不成，不成了，我不会复原了。不要丢下孩子们！”于是我一再向她重复我的保证。
在一次这样的谈话中，纳塔利娅突然对我说：
“他写信给你了？”92
“是的。”
“把信给我看。”
“为什么？”
“我想知道他还会对你怎么说。”
她提到了信，我几乎有些高兴——我极想知道，他讲她的话有几分是真的。我永远无法提出这问题，但现在她自己谈到了信，我再也不能克制自己，因为每逢我想到，一旦她的嘴闭上了，我的怀疑还是存在，也许还会增加，便不寒而栗……
“我不想给你看信，不过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是他写的。”
“我简直不能想象，他会亲笔写出这种话。”
我把信折起一只角，露出那一段给她看……她看了一眼，停了一会儿才伤心地说道：“卑鄙！”
从这时起，她的蔑视变成了憎恨，以后她再没说过一句宽恕他的话，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原谅他的意思。
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她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您的迫害和您的卑鄙行径，使我不得不再一次当着证人的面，把已向您写过多次的话重复一遍。是的，我受到的迷惑很深，以致看不清一切，但是您离开以后，您那种背信弃义的性格，那种犹太人的卑鄙性格，那种肆无忌惮的自私心理，已露出了全部丑恶的面目，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亚历山大的正直和忠诚却在与日俱增。我那不幸的迷恋只是成了一个新的台座，使我对他的爱在那上面变得更高了。您想朝这台座扔污泥，但是您什么也做不到，我们的结合是牢不可破的，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不可动摇。您的诬蔑，您对一个女人的诽谤，只能引起亚历山大更大的鄙视。您这些卑鄙的做法只是玷污了您自己。您那种信誓旦旦的所谓对我的意愿的无条件尊重，对孩子们的热爱，都到哪儿去了？曾几何时，您不是还在说，您宁可从地面上消失，也不愿给亚历山大带来一分钟的痛苦吗？我不是经常对您说，我一天也不会与他分开，如果他丢下我，甚至死了，我也会一人度过这一生吗？……至于我允诺过什么时候再与您见面（确实，我这么讲过），那只是出于当时对您的怜悯，我希望合乎人情地与您分手，现在您的作为使我无法履行这诺言了。
“从您离开的一天起，您就开始折磨我，一会儿要我允诺这个，一会儿要我允诺那个。您说只要能给您最微弱的希望，您愿意走开几年，到埃及去。当您看到不能如愿时，又提出了一连串荒谬的、不可能实现的、可笑的要求，最后甚至用公开一切威胁我，指望我与亚历山大终于闹翻，指望迫使他动手杀您，与您决斗，最后还威胁要不惜一切，甚至犯法也不怕！这些威胁对我已不起作用，因为您讲得太多了。
“我向您再说一遍我最后一封信上的话：‘我仍要留在我的家里，我的家就是亚历山大和我的孩子们’，如果我不能留在这里作母亲和妻子，我也要作为保姆，作为仆人留在这里。‘我与您之间没有任何桥梁’。您使我甚至对过去也厌恶了。
纳·赫
1852年2月18日于尼斯”
过了几天信从苏黎世退回了，黑尔韦格没有拆阅便原件退回，它是挂号的，盖了三个戳子，现在只是信封上多了几个退信的字。
纳塔利娅说：“既然这样，应该念给他听。”
她把豪格、泰西埃、恩格尔松、奥尔西尼和福格特请来，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多么希望为亚历山大辩白，但我不能起床，怎么办得到呢？也许我这病不会好了，请你们让我安心死去，相信你们会完成我的遗愿。这个人把信退回了，我希望你们中间谁能在有证人的场合把信念给他听。”
豪格握住她的手，说道：
“只要我还活着，您的信一定会念给他听。”
这个简单而强烈的行为感动了所有的人，连怀疑分子福格特离开时也像狂热分子奥尔西尼一样激动。奥尔西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始终保持着对她的尊敬。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57年末他动身去巴黎前，他怀念地想起了纳塔利娅，也许还隐藏着一点责备的意思。其实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批评过奥尔西尼道德败坏，言行不一致……
……一天很晚了，或者不如说深夜，我和恩格尔松闷闷不乐地讨论了很久。最后他回他的房间，我上了楼。纳塔利娅睡得很安静，我在卧室里坐了几分钟，走进了花园。恩格尔松屋里的窗子还开着，他心里烦闷，坐在窗口吸雪茄。
“看来，命运就是这样！”他说，向我走来。
“为什么您不睡，要到这儿来？”他问，声音有些激动、发抖。然后他拿起我的手，继续道：“您相信我无限爱您，相信我在世上没有比您更亲近的人吗？把黑尔韦格交给我，用不着什么法庭，也用不着豪格——豪格是德国人。把为您报仇的权利交给我——我是俄国人……我考虑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但我需要您的信任，您的委托。”
他站在我面前，合抱着手，脸色苍白，刚出现的朝霞把他照得亮亮的。我非常感动，差一点含着眼泪扑在他的脖子上。
“您也许不信，但我宁可死，宁可从地面上消失，也不能让这件与我的神圣事业有关的事遭到玷污，只是我不能没有您的信托。请您坦率告诉我，成还是不成。如果不成，那么再见吧，让一切见鬼去，我和您也一刀两断！我明天就走，从此不再来往。”
“我相信您的友谊，您的真诚，但我担心您幻想太多，容易冲动；您能不能实事求是，我不放心。在这儿您跟我比谁都接近，但是我向您承认，我觉得您会惹出事端，害了您自己。”
“那么照您看，豪格将军就有实际的才干啦？”
“我没有这么说，但我想，豪格比您实际一些，就像我认为奥尔西尼比豪格实际一些一样。”
恩格尔松不想再听什么，一边用一只脚跳舞，一边唱歌，最后他冷静了一些，对我说：
“这回您可没有猜到点子上！”
他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压低了嗓音说道：
“告诉您，这全部计划还是您那位全世界最实际的人奥尔西尼跟我一起商量的。好啦，天上的父，祝福我们吧！”
“您能向我保证，没同我讲以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吗？”
“我保证。”
“现在把您的计划告诉我。”
“这办不到，至少现在不成……”
沉默降临了。他想怎么办，这是不难明白的……
“再见，让我想想，”我说，但不由自主又说道：“为什么您要跟我谈这事？”
恩格尔松明白我的意思。
“该死的软弱啊！不过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向您讲过这事。”
“可是我知道。”我答道，我们便分开了。
我为恩格尔松担心，生怕出什么乱子，这一定会使病人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不得不制止他把他的计划付诸实行。奥尔西尼看到这情形便直摇头，表示惋惜……这样，我非但没有制裁黑尔韦格，还救了他，但当然，这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这里谈不到温情，也谈不到宽容……
确实，对这个反派英雄谈得到什么宽容或同情呢？埃玛却吓坏了，跟福格特吵了一架，因为他谈起她的格奥尔格时很不客气；她又要求卡尔·埃德蒙写信给黑尔韦格，劝他安静地待在苏黎世，不要惹是生非，否则会自讨苦吃。我不知道卡尔·埃德蒙写了什么——这事不好办，但是黑尔韦格的答复非常妙。首先他说，他“不想责怪福格特，也不想责怪卡尔·埃德蒙”，然后又道，他和我之间的纽带是被我掐断的，因此一切都应该由我负责。他谈到了所有的事，甚至还为他的两面派作风辩护，最后他这么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可以称作背叛？这些无赖还谈什么钱——为了永远结束这种无聊的指责，我不妨公开声明，赫尔岑为了我们在这个苦闷的时期里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而欢乐的时刻花费几千法郎，这是不能算贵的！”卡尔·埃德蒙说道：“讲得天花乱坠，漂亮极了，不过这是卑鄙无耻！”
卡尔·埃德蒙给他回了信，他说，对这样的信应该用棍子回答，只要他遇到他，就得这么办。
黑尔韦格不再作声了。
八
春天一到，病人好了一些。她大部分时间已经坐在安乐椅上，可以自己梳头了——自从生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最后，她还可以听我念书，不觉得吃力了。我们打算，等她再好一些，便到塞维利亚或加的斯旅行一次。她但愿自己快些痊愈，她要活，要到西班牙去。
自从信被退回，一切都沉寂了，仿佛那对夫妻的良心也已发觉，他们已走到人们很少到达的极端，超过了界限，因此不敢再往前走了。
纳塔利娅还没有，也不急于下楼，她打算等3月25日我生日那天第一次下楼。她做了一件白美利奴羊毛衫准备这一天穿，我又在巴黎给她定购了一件银鼠皮斗篷。两三天前，纳塔利娅亲自写或由我代写了她要邀请的客人名单，除了恩格尔松夫妇，这便是奥尔西尼、福格特、莫尔蒂尼和帕切利夫妇93。
我生日前两天，奥莉加开始伤风和咳嗽了。城内发现了流行性感冒。夜间纳塔利娅两次起床，穿过卧室到育儿室去。这是温暖的夜，但起了风暴。早晨醒来，她自己也患了重感冒，咳嗽很厉害，到了傍晚便发烧了。
第二天她本想起身，但办不到：夜里发烧以后，她变得非常虚弱，病情恶化了。一切刚才露头的、微弱而可靠的希望都破灭了。不自然的咳嗽声向我们发出了不祥的预告。
纳塔利娅怎么也不肯通知客人取消宴会。到了两点钟，我们只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地在餐桌边坐下，她没有参加。
帕切利夫人带来了她丈夫为我作的咏叹调独唱曲。这是一个忧郁、沉默、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仿佛有一种悲伤压在她的心头，也许那是对贫穷的诅咒，或者她觉得生活许诺给她的应该不仅仅是没完没了地教些音乐课，得到一个平凡、软弱、承认自己不如她的丈夫的爱。
在我们家中，她觉得比在其他朋友家中更自在，更温暖。她以南欧人的热情爱着纳塔利娅。
便宴结束后，她在病人身边坐了一会儿，出来时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客人们请她唱她带来的咏叹调。她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和音，刚开始唱，突然惊恐地瞧了我一眼，流下了眼泪。她把头扑在琴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生日便这么结束了。客人们告别时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我回到楼上，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那可怕的咳嗽仍在继续。
这是葬礼的前奏曲。
而且是两次葬礼！
我的生日过后两个月，帕切利夫人也安葬了。她骑驴前往芒通或洛卡布隆。驴子在意大利习惯于夜间爬山，不会失足；这次在大白天，驴子却摔倒了，不幸的女人掉下驴背，撞到一些尖利的岩石上，当场便在骇人的痛苦中死了……
我是在卢加诺得到这消息的。那么她也消失了……跟着来吧——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呢？
……后来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中——阴森、迷茫的黑夜降临了，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什么也不记得，也无从叙述；这是悲痛、焦躁、失眠的时期，感觉迟钝了，不再意识到恐怖、精神的崩溃和体力的可怕挣扎。
家里一切都变了样子，显得特别混乱，没有秩序，仆人东奔西走，忙乱不堪，而且随着死亡的即将到来，也出现了新的谣言，新的丑事。命运不再给我的苦丸涂上糖衣，人们也不再怜惜我——据说，好在我的肩膀硬实，让我挑起这副担子吧！
在纳塔利娅去世前三天，奥尔西尼捎来了埃玛给她的一张条子。埃玛要求她“宽恕一切对不起她的事，宽恕所有的人”。我对奥尔西尼说，这条子不能交给病人，但我完全尊重促使她写这些字的感情，我接受她的好意。
不仅如此，我还在最后一些平静时刻小声告诉纳塔利娅：
“埃玛请求你的宽恕。”
她露出了讥讽的笑，没有回答一句话。她比我更了解这个女人。
晚上，我听到弹子房里有人高声谈话——熟悉的朋友通常在那里聊天。我走进屋里，发现大家争得很热烈。福格特在叫嚷，奥尔西尼作着解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我一去，争论便停止了。
“你们在做什么？”我问，相信出了什么新的问题。
“这样，”恩格尔松接口道，“谈不到什么秘密，这件事太妙了，简直像一朵德国的鲜花，我敢打赌，要是哪里还有这样的事，我可以用脑袋走路……女骑士埃玛委托奥尔西尼转告您，既然您宽恕了她，为了证明这一点，希望您把她写给您的一万法郎借据退还她，就是您替他们还债的那笔款子……这价钱太贵了，太贵了！”
奥尔西尼有些不好意思，补充道：
“我认为她发疯了。”
我取出她的借条，交给奥尔西尼，对他说道：
“请您告诉这个女人，她要的代价太高了；尽管我尊重她悔改的感情，但它不值一万法郎！”
奥尔西尼没有收下借条。
在通往丧事的途中，我还不得不踩过这一片肮脏的污泥。那是什么，是疯狂还是罪恶，是堕落还是愚昧？
这是很难回答的，正如你很难回答，这家人是从疯人院中逃走的，还是挣脱了拘束衣出来的。
4月29日晚上，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到了。纳塔利娅每天都在等她，写了几次信请她来，她怕抚养孩子的责任落到恩格尔松太太手里。她每小时都在等她，我们收到信后，她便打发豪格和萨沙到瓦尔桥接她。尽管这样，与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会面使她非常激动。我记得她的声音多么虚弱，她哼哼哧哧地喊了声：“玛莎！”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
纳塔利娅发病时已经怀孕几个月。邦费斯和福格特都认为，这种特殊情况对治愈肋膜炎是有利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到来加速了分娩期。分娩比预料的好，孩子活着生了下来，但体力消耗完了，出现了可怕的虚脱。
孩子是早上生的。到晚上，她吩咐把婴孩抱给她，还想召集别的孩子。医生叮嘱过，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我劝她别这么做。
“亚历山大，你也听他们的话？”她说。“当心，你剥夺了我这个时刻，以后不要后悔；我现在好一些了，我希望亲自把婴儿介绍给孩子们。”
我把孩子都叫来了。
她没有力气抱婴儿，把他放在身边，露出明朗而愉快的脸色，对萨沙和塔塔说道：
“你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你们要爱他。”
孩子们高兴地扑上去吻她和婴孩。我不禁想起不久前纳塔利娅望着孩子们背诵的诗句：
但愿有年轻的生命
欢笑在我的墓门之前……94
我望着临终的母亲这庄严的一幕，心头充满了忧郁。孩子们走后，我请她别再讲话，休息一会儿。她想休息，但是不能，眼泪夺眶而出，淌下了面颊。
“记住你的保证……啊，想起他们即将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没有母亲，又在异乡客地，多么可怕……难道我没有救了？……”
她用祈求和绝望的目光注视着我。
这种从可怕的绝望到希望的反复变化，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难以形容地撕裂着我的心……正是在那些我逐渐失去信心的时刻，她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
“不，亚历山大，不可能这样，这太没意思了——我们还要活下去，但愿虚弱只是暂时的。”
但希望之光一掠而过，又自行暗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比忧郁而平静的绝望。95
“到了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自会走上轨道的。”她说。“现在我不能想象，你们没有我怎么过活，孩子们好像少不了我，可是你想，其实他们没有我也会长大，一切都会照常进行，仿佛向来就是这样。”
她又说了几句，谈到了孩子们和萨沙的身体；她很高兴，他在尼斯强壮一些了，福格特也同意这一点。
“要爱护塔塔，对她必须特别谨慎，她的性格深沉含蓄，又比较孤僻。”接着又道：“唉，但愿我能活到我的纳塔利娅96到达的一天……孩子们睡了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睡了。”我说。
从远处传来了孩子的声音。
“这是奥莉加，”她说，笑了笑（这是最后一次），“你去看看她怎么样。”
到夜里，她变得非常烦躁，向我默默示意，她的枕头摆得不好，但不论我怎么放，她还是觉得不舒服，露出烦恼、甚至不满的神色，改变头部的姿势。后来她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她做了个手势，似乎想喝水；我用茶匙喂她喝橙子汁，里边掺了糖和水，但是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这时她已不省人事。我害怕得呆住了；天亮后，我拉开了窗帷，头脑乱极了，我带着绝望的心情端详她的脸，发现在几小时内她不仅嘴唇，连牙齿也发黑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可怕的昏迷意味着什么，那黑色又是为什么？
邦费斯医师和卡·福格特整夜坐在客厅中。我下了楼，向福格特谈了我看到的情形，他避开我的目光，没讲一句话便上楼了。回答是不必要的，病人的脉搏差不多已停止跳动。
将近中午，她恢复了知觉，又要孩子们来，但没说一句话。她觉得屋里太暗，这已是第二次了；明明是白天，她问我为什么不点蜡烛（两支蜡烛已点在桌上），我又点了一支，但她还是看不到，说房里太暗。
“唉，我的朋友，头多么痛。”她说，还说了两三句什么。
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已像死的一般），把它覆在她脸上。我向她说话，她的回答含糊不清；她又失去了知觉，从此再没恢复……
啊，再说一句话吧……一句话……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这种弥留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从5月1日正午或一点钟到5月2日早上七点。多么残酷、多么可怕的十九个钟头啊！
有时她处在半昏迷状态，明确地表示，她要脱下那件法兰绒衣服，那件短上衣，要换连衫裙，但以后便不作声了。
我几次开口对她说话，她似乎听到了，但讲不出一个字，痛苦的表情仿佛掠过了她的脸。她两次攥紧我的手，这不是痉挛性的，是有意识的——我深深相信这一点。到了早上六点，我问医生还剩多少时候？“不到一小时。”
我走到花园中叫萨沙。我希望他母亲的最后几分钟能在他脑海里留下永恒的印象。他随我走上楼梯时，我告诉他什么不幸在等待着我们——他从未想到情况有这么严重。他脸色苍白，几乎晕倒，跟我一起走进了房间。
“让我们并排跪下吧。”我说，指指床头的地毯。
她满脸都是临死前的汗珠，手拉住上衣在抽搐，仿佛想把它脱下。几声痛苦的呻吟，几个不连贯的嗓音，使我想起了瓦季姆97的临终状态；接着一切沉寂了。医生拿起她的手又放下，它像物品似的掉下了。
孩子在抽泣，我记不清开头发生了什么。我冲出屋子，进了大厅，遇见卡尔·埃德蒙，我想对他说话，但从我的胸口发出的是一种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站在窗前，注视着那一望无际的闪光的海水，我感到迷惘，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明白。
后来我想起了那句话：“要爱护塔塔！”我觉得害怕，孩子一定吓坏了。起先我不让告诉她什么，但是这怎么成呢？我吩咐把她找来，与她关在书房里，把她抱在膝上，我一步步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最后才告诉她，“妈妈”死了。她浑身哆嗦，脸上涌起了红晕，眼泪滚滚而下……
我带她上楼。那儿的一切都已变了。死者像活着一样，躺在堆满鲜花的床上，她的旁边便是同一天夜里死去的婴孩。房间蒙了白布，到处是鲜花，一切带有意大利人的优雅风味，它给撕裂人心的死亡的悲痛蒙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
这优美的环境感染了受惊的孩子。
“妈妈在这儿呢！”她说，但是当我抱起她，她的嘴唇接触到那冰冷的脸时，她发疯似的哭了。我再也忍受不住，走出了屋子。
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又独自坐在那个窗口，又漫无目的地望着海洋和天空。门开了，塔塔一个人走进屋子来到我面前，偎在我身上，害怕地小声对我说道：
“爸爸，我懂事了，我没有多哭。”
我无限心酸地望着这个孤儿。“是的，你应该懂事了。你不能再得到母亲的抚慰，母亲的宠爱了。它们是什么也不能代替的；你的心上会留下一块空白。你不会再感受到人间最美好最纯洁的、唯一无私的感情了。你将来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谁也不会给你这种感情了，父亲的爱怎么能与母亲痛苦的爱相比呢？……”
她完全给鲜花覆盖着，百叶窗放下了，我坐在椅上，那张坐惯的床边的椅子上。周围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海水在潺潺低语。脸上的黑纱似乎随着微弱的、非常微弱的呼吸在轻轻起伏……悲哀和烦恼温顺地平息了——痛苦仿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无忧无虑的、自己也不知道代表谁的纪念像。我依然望着，整夜望着，是的，要是她果真醒来呢？她没醒。这不是梦，这是死。
那么这是真的！……
……地板上，楼梯上，到处撒满了橘红色的天竺葵。这香气到现在还会使我像触电似的发抖……我想起了一切细节，那每一分钟，我又看到了挂着白布幔的房间，罩上黑纱的镜子，她身旁那同样埋在花丛中的婴儿的蜡黄身体，他也睡着了，不会醒了，她的额头冷了，可怕地冷了……我无意地、无目的地快步走进花园，只见我们的弗朗索瓦躺在草地上，像孩子一般哭着，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是讲不出话，我又跑回那儿。一个不认识的太太全身穿着黑衣服，带着两个孩子，轻轻推开了门。她要求允许她念一段天主教的祈祷文，但我甚至准备与她一起祷告呢。她跪在地上，背诵拉丁文的祷词，孩子们轻轻跟着她念。然后她对我说：
“他们也没有母亲，而父亲在遥远的地方。您参加过他们的祖母的葬礼……”98
这是加里波第的孩子。
……过了一昼夜，一群群流亡者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花园中，他们是来送葬的。福格特和我把她放进棺材。棺材抬走了。我紧紧跟在后面，牵着萨沙的手，心里在想：“人们给送上绞刑架时也会看到这么些群众吧。”
两个法国人（一个我还记得，那是沃盖伯爵99）带着憎恨和嘲笑在街上向我们指指点点，因为我们没有神父。泰西埃便吆喝他们，我怕闹事，赶紧做手势制止他：肃静是必要的。
棺材上放着一个大花圈，那是用小小的红玫瑰花编成的。我们每人摘了一朵花，它像一滴血，滴在各人身上。我们走上山岗时，月亮升起了，海面上水波粼粼——它也参与过对她的杀害。她的墓在突入海中的小山坡上，一边可以望见爱斯特勒，另一边可以望见科尔尼舍。墓周围是个花园，它代替了那一床鲜花。
过了大约两周，豪格想起了她的最后意愿和他的保证，打算和泰西埃一起前往苏黎世。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要回巴黎。大家主张我把塔塔和奥莉加交她带走，我自己带了萨沙去热那亚。我不忍与孩子们分开，但不知怎么办，心想也许这真的好一些，既然好一些，那就这么办吧。我只要求不要在5月9日（公历21日）前带走孩子们，我希望与他们一起庆贺我们结婚的十四周年纪念日。
纪念日过后的翌日，我送她们到了瓦尔桥。豪格陪她们上巴黎。我们望着海关官员、宪兵和各种警察盘问旅客。豪格丢了我送给他的手杖，气呼呼地到处寻找。塔塔哭了。售票员穿着制服，坐到了赶车的旁边。驿车朝着德拉吉尼扬方向驶走了，我与泰西埃和萨沙走回桥这边，坐上马车，返回我居住的地方。
我不再有家了。随着孩子们的离开，家庭生活的最后痕迹也消失了——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恩格尔松夫妇过两天也走了。一半房间空关着。泰西埃和卡尔·埃德蒙住到了我这里。全家没有一个女人。只有萨沙以他的年龄和容貌使我想起，这儿还住过一个人……想起有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附记
……葬礼后过了五天，黑尔韦格写信给他的妻子道：“这消息使我深为悲伤，心中充满了阴郁的思想；请你马上把乌戈·福斯科洛100的《塚》寄给我。”
在下一封信中他又写道101：“现在到了与赫尔岑和解的时候了——我们不和的原因已经消失……只要我见到他，我们面对面站着——他是唯一能够了解我的人！”
我确实了解他！
增补
豪格
一天早上在苏黎世，豪格和泰西埃来到了黑尔韦格住的旅馆。他们问他在不在，茶房回说在，他们便命令他立刻带他们上他的房间，不必通报。
黑尔韦格一见他们，脸色顿时白得像纸，浑身哆嗦，他站起身子，默默地靠在椅背上。
“他的样子真难看——恐惧的表情把他的脸扭歪了。”后来泰西埃这么对我说。
“我们是为了实现亡友的意愿来找您的，”豪格对他说，“她生前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您，您借口它是被迫写的，不代表她的本意，没有拆阅便把它退回了。这位故世的朋友委托我和泰西埃·迪莫丹向您证明，这信是她自愿写的，并向您宣读这信。”
“我不想听……不想听……”
“请坐下，听我念！”豪格说，提高了嗓音。
豪格拆开信，取出了……黑尔韦格亲手写的一张字条。
原来我寄信时特地挂了号，信退回后，我把它交给恩格尔松保管。恩格尔松向我指出，两个邮戳是重叠的。
“您可以相信，这坏蛋已读过信，正因为这样才把它退回。”他说。
他把信举在蜡烛光前照给我看，信封内有两张纸，不是一张。
“谁封的信？”
“我。”
“除了信，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于是恩格尔松取了同样的纸，同样的信封，盖了三个火漆印，跑到药房，把两封信称了一下，发出的信比另一封重一半。回到家里，他手舞足蹈地对我嚷道：“我猜对了，猜对了！”
豪格取出字条，大声念了信，然后看看字条，那是用谩骂和指责开头的。他把它拿给泰西埃，问黑尔韦格道：
“这是您的笔迹吧？”
“是的，这是我写的。”
“那么，是您把信重新封上的？”
“我没有义务向您作出说明。”
豪格撕碎字条，扔在他的脸上，又道：
“您多么卑鄙无耻！”
黑尔韦格吓坏了，抓住打铃的绳子，使劲打铃。
“怎么，您疯了不成？”豪格说，拉住了他的手。
黑尔韦格挣脱了手，奔到门口，开门大喊：
“救命！救命！”
听到猛烈的铃声和喊叫声，许多人奔上楼梯，跑进他的房间，其中有茶房和住在这条走廊两边房间中的旅客。
“快叫宪兵！宪兵！他们要杀人了！”黑尔韦格在走廊上大喊。
豪格走到他面前，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对他说道：
“听着，混蛋，这是你叫宪兵的报应！”
泰西埃回到房里，写了姓名和住址，一句话不说，交给了他。楼梯上挤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豪格向老板表示了歉意，便与泰西埃一起走了。
黑尔韦格赶到警察局，要求法律保护，因为仇人派了两个凶手企图杀害他。他问，他是否可以为这一记耳光提出控诉。
局长当着旅馆老板的面查问了各个细节，说两个人这样在大白天来到旅馆，又没有隐瞒姓名和住址，他们是不是派来的凶手，他表示怀疑。至于提出控诉，他认为这很容易，他确实相信，豪格会被判罪，罚几个钱，在牢里关几天。“但您的案件有点麻烦，”他又道，“因为要给这位先生判罪，您必须当众证明，他确实打了您一记耳光……我觉得，为您考虑，这种事还是不必计较的好，天知道这会牵涉什么别的内情……”
局长这一席合情合理的话起了作用。
我当时在卢加诺。我考虑了一下这件事，有些担心：我相信黑尔韦格不会要豪格或泰西埃与他决斗，但豪格是否会就此罢休，安静地离开苏黎世，我却没有把握。如果豪格提出决斗102，这在性质上显然违反我希望采取的办法。泰西埃的聪明正直，我是完全信任的，但这人又太多法国人的气质。
豪格固执到了任性的程度，又像小孩那样意气用事。他老是跟别人吵吵闹闹，霍耶茨基，恩格尔松，奥尔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都和他闹过别扭，最后还真的反目了。奥尔西尼谈到他总要摇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滑稽地说道：
“啊，他是将军，豪格将军呢！”
能左右豪格的只有卡尔·福格特，他的观点一向鲜明而实际；他对他寸步不让，挖苦他，骂他，但豪格听他的话。
“您掌握了什么秘诀，居然能征服我们这位孟加拉将军？”有一次我问福格特。
“您也知道这秘诀，”福格特答道，“您已提到了这一点。我能制服他，是因为他是将军，而且相信自己是将军。将军必须懂得纪律，不能违抗长官的命令：您不该忘记，我是帝国的摄政呢。”
福格特说得完全对。过了几天，恩格尔松毫不在意，也没想到有谁在场，便脱口而出道：
“这么混账的事只有德国人才干得出。”
豪格生气了。恩格尔松要他相信他这是随口讲的，这种蠢话根本不值得当一回事。豪格却指出，重要的不在于他当他的面讲这话，而在于他对德国人抱着这样的偏见，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福格特，后者还没起床，他叫醒了他，把德国遭到的侮辱告诉他，要求他作决斗的证人，向恩格尔松下战书。
“您怎么啦，以为我也像您一样发了疯不成？”福格特答道。
“我受不惯这种侮辱。”
“他没有侮辱您。他不过是讲错了话，而且已向您道歉了。”
“他侮辱了德国……应该让他看到，当着我的面侮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不受到惩罚。”
“难道只有您才是德国的代表吗？”福格特朝着他大叫道。“难道我不是德国人？难道我不是像您一样，甚至比您更有权利干预这件事？”
“毫无疑问，如果您肯负责，我就把它交给您。”
“好，但是既然您信任我，我希望您不要再插手。请您安心坐在这儿，我去了解一下，恩格尔松的意见是否真的这样，还是仅仅无意之间讲错了话。就这样，我把您的挑战书撕了。”
过了半小时，福格特来找我，我还一点不知道昨天的事。他走进屋子，照例大笑不止，对我说道：
“您那位恩格尔松还在到处闯祸吗？我把我那位将军锁在家里了。您想想看，他居然因为恩格尔松讲了那些肮脏的德国人的坏话，要与他决斗呢。我说服了他，让我来处置他。事情解决了一半。现在该您来说服恩格尔松了，免得他再发高烧。”
恩格尔松根本没想到，豪格会气成那个样子；起先他打算亲自向豪格作些解释，还准备接受他的挑战，但后来让步了，我们便派人把豪格找来。这天早上，帝国摄政丢下了水母和纽鳃鳟，一直坐在那里等候豪格和恩格尔松握手言欢，一起喝酒，吃米兰式肉丸。
我从卢加诺到达卢塞恩以后，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我到达的当天，泰西埃便告诉我，豪格写了一篇回忆录，把打耳光的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预备在报上发表，泰西埃好不容易劝住了他，对他说这种文章不能不得到我的同意。豪格相信我没有不同意的理由，这才决定等我。
“您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让这个不幸的插曲登在报上。”泰西埃对我说。“它会把事情弄糟，使您和您所悼念的亲人，以及我们大家，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给我。泰西埃说得对。这样的打击会弄得无法收场。一切都是出于对我、对亡故者的热烈而真诚的友情，可一切又那么可笑——哪怕在这个流泪和绝望的时期，仍使我觉得那么可笑。整篇文章是用唐·卡洛斯103的语调写的——只是用了散文。一个能够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一定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了不起，不经过斗争，他是不会让步的。我的任务并不轻。文章全是为我写的，是出于对我的友谊，充满了善意、真诚和正义，可是我非但不感激他，反而要彻底铲除他头脑里那个他自鸣得意的牢固想法。
我不能退让。我考虑了好久，决定给他写一封长信，感谢他的友谊，但请他不要发表这篇回忆录。“如果非把这件骇人的事公诸报端不可，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伤心的权利。”
我把信封好后，在早上七时送给豪格。豪格复信道：“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给您和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我把您放在不可企及的高处，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得封住他的嘴巴。但既然这是您的事，您有权决定一切，如果您要写，理所当然，我就让您写。”
他整天闷闷不乐，心烦意乱。到了晚上，一个可怕的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万一我死了，他仍会把那个纪念碑树立起来，因此告别时我拥抱他以后说道：
“豪格，不要生我的气，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比我更好的法官。”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痛心。”
“好吧，既然您不生气，那么把您的原稿留在这儿送给我吧。”
“完全可以。”
想不到从那时起豪格便在文风问题上对我产生了不满，后来到了伦敦，有一次我提到他给洪堡和麦奇生104写的信文字过于雕琢，过于华丽。豪格听后笑笑道：
“我知道您是辩证学家，您的文体充满犀利的智慧，但是感情和诗需要另一种语言。”
我得再一次感谢命运：我不仅拿走了他的稿件，在动身去英国时还把它销毁了。
打耳光的消息传开了， 《苏黎世报》上突然登出了黑尔韦格自己署名的文章。他写道，那记“著名的耳光”纯属向壁虚构，相反，他“把豪格一推，豪格撞在墙上，背部还沾了一身白粉”；关于这一点，别的姑且不论，凡是知道豪格身强力壮、手脚灵活，巴登那位军事首长却笨手笨脚、身体虚弱的人，无不心中有数。接着他又说，这一切都是赫尔岑男爵用俄国金钱策划的大阴谋，找他闹事的两个人便是我雇用的。
豪格和泰西埃当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严正声明，讲了事实的经过，文字简短扼要、心平气和。
我在文章后面附了一个说明，我说我从来没有雇用任何人，除了我的仆人和黑尔韦格，因为后者这两年都在靠我养活，我在欧洲认识的人中，也只有他欠了我一大笔债。这种手段本来与我无缘，但为了保护两个被诬蔑的朋友，我只得使用了它。
黑尔韦格又在同一报纸上对此作了反驳，说按照他的境况，他从来不必向我借钱，也从来不欠我一个戈比。确实，钱都是他妻子替他借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一个医生写信通知我，黑尔韦格委托他向我提出决斗。
我通过豪格答复道，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认为黑尔韦格不配提出这要求，对他的制裁已经开始，我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在此我不得不指出，站在黑尔韦格一边的只有两个人（除埃玛外）：这个医生和理查·瓦格纳105，一个未来的音乐家。这两人对黑尔韦格的为人其实并无好感；医生在发出挑战书时附带写道：“至于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不知道，也完全不想知道。”他在苏黎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想，他恐怕不会真的决斗，只想借此机会造造声势。不过我不会让他捉弄我，跟我开玩笑。我对他说，我的口袋里也有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这是为他准备的！”……
至于瓦格纳，那么他向我写信埋怨道，这都怪豪格太没有礼貌；他说，他不能对一个“他所爱和所怜悯”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个人需要的是关心；也许他还能重整旗鼓，摆脱萎靡不振的生活，从放浪不羁的落拓境况中恢复力量，成为一个新人。”106
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我多么不愿再对钱的问题旧事重提，我还是明白，只有它才能打中要害，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也就是瑞士和德国的整个舆论界，唯一能理解和重视的。
一万法郎的借据还在我手里，这是黑尔韦格太太写给我，后来又想用几句说得太迟的后悔的话收回的。我把它拿给了公证人。
公证人一手拿着报纸，另一手拿着借据，找到黑尔韦格，要他作出解释。
黑尔韦格说：“您瞧，这不是我的签名。”
于是公证人取出他妻子的信，她在信上说，钱是为他借的，并得到了他的同意。
“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也从未要她借钱，您不妨写信向我的妻子查问，她在尼斯，这事与我无关。”
“那么您绝对不记得，您曾委托您的妻子办这件事？”
“不记得。”
“非常抱歉，这么一来，这件普通的债务诉讼就完全改变了性质，您的对方可以控告您的妻子犯了诈骗罪。”
诗人听后毫不气馁，仍勇敢地答道，这与他无关。公证人把他的答复通知了埃玛。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他们当然也没有付钱。
“怎么，”豪格说，“现在到伦敦去！……不能让这个混蛋就此逍遥自在……”
过了几天，我们已站在莫利旅馆四楼窗口眺望伦敦的大雾了。107
1852年秋季的迁居伦敦，结束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我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
（1858年写毕）
……今天是1863年5月2日……她的11周年忌辰。当年站在墓边的人在哪里呢？一个也不在这儿……有的完全消失了，有的已距我非常遥远——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
奥尔西尼的头鲜血淋漓地滚下了断头台……108
恩格尔松作为我的仇人死了，遗体安葬在拉芒什海峡109的一个岛上。
化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泰西埃·迪莫丹依然那么亲切和善良，但在干招魂和扶乩之类的迷信活动。
卡尔·埃德蒙成了拿破仑亲王的朋友，卢森堡宫的图书馆馆长。110
依然故我、忠于自己的只有卡·福格特。
我在一年前见过豪格。1854年，他为一些小事跟我闹翻了，后来不辞而别，离开伦敦，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我偶然得悉，他到了伦敦便托人转告：“她安葬已过了十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生气是可耻的；神圣的记忆把我们连在一起，如果他忘记了，那么我还记得，他曾经随时准备向我伸出友谊之手。”
我了解他的性格，因此跨出了第一步，向他靠拢。他很高兴，感动了，然而这次会见比任何分离更令人伤心。
起先我们谈到了一些人和事，回忆了一些细节，后来便沉默了。显然，我们彼此已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变得完全陌生了。我尽量搜寻话题，豪格也竭力这么做，他在小亚细亚旅行的各种见闻打破了僵局。讲完它们以后又开始冷场了。
“啊，我的天，”我掏出怀表突然说，“五点了，我还有个约会，只得走了。”
我撒谎——其实什么约会也没有。豪格好像也丢下了思想包袱。
“真的五点了吗？我今天还得上克拉彭参加一个宴会呢。”
“上那儿得一个小时，那么我不再留您了。再见。”
走到街上，我真想……哈哈大笑？不，我真想哭。
过了两天，他来我家吃早饭。情形还是一样。他说，明天他得走了；其实他还待了好几天。但我们都很满意，从此不想再见面。
出发之前
在诺夫哥罗德时期，奥加辽夫常常唱：“亲爱的地方，我又见到你们了。”111现在我也又要见到它们了，我想起要见到它们便觉得害怕。
我循着原路，经过爱斯特勒前往尼斯。那是我们1847年走过的地方，从那儿下山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意大利。1851年我又经过那里前往耶尔，寻找我母亲和儿子的踪迹，但什么也没找到。
不易衰老的大自然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人变了，这是有原因的。我第一次跨越滨海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还在寻找生活和乐趣……留在我后面的是几片不大的乌云，凄惨的青色笼罩着祖国，但是前面碧空无云——我还年轻，三十五岁，无忧无虑，只觉得精力旺盛。
第二次经过那里时，我的心上蒙了一层雾，精神恍惚，我要寻找尸体，沉没的轮船——不仅可怕的阴影在后面追逐着我，前面也是一片黑暗。
第三次……我为了探望孩子，为了扫墓又得经过那里——现在我的要求已经不高，我只想让头脑得到一点休息，只希望周围多一点和谐的气氛，我要寻找安宁，我感到疲倦和衰老，只想说：“不要碰我。”112
1863年8月于特丁顿113
到达之后
9月22日我来到墓前。周围静悄悄的，大海也一样，只有风在整条路上吹起一阵阵灰土。那沉寂的墓石，那柏树轻微的簌簌声，都使我感到可怕，陌生。她不在这儿，这里没有她——她活在我的心里。
我离开墓地，走进两所住宅——苏家的房子和杜伊斯家的房子114。它们都空关着。为什么我又要找这些无声的证人发出我的控诉呢？……那是屋前的平台，我曾怀着悲痛在那儿的葡萄园和玫瑰丛中徘徊，望着那荒凉的远方，疯狂地、胆怯地期待着安慰和帮助，我在人们中找不到它们，只得在酒中寻找……
沙发上现在盖满了灰尘，堆着一些镜框——在那个坦率交谈的可怕的夜晚，她便是疲惫不堪地坐在这沙发上失去了知觉。
我拉开杜伊斯的房子中那间卧室的百叶窗——瞧，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转过身来，这是床，床垫取下了，放在地板上，仿佛出殡才几天……这屋子已变得多么暗淡，凄凉！可怜的受难者——尽管我多么爱她，她的死我也是有责任的！
1·指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人的分歧。
2·指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格丹诺维奇，她当时还很年轻。
3·1848年5月15日巴黎十五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制宪议会的一系列反动措施。示威被国民自卫军驱散，领导人被逮捕。
4·引自《法意书简》第九信。——作者注
5·贝多（1804—1863），法国将军，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指挥政府军镇压六月起义。
6·指《国民报》作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在六月起义中充当了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指挥这次镇压的人不少来自《国民报》这一派。
7·1848年镇压六月起义的指挥者。
8·巴黎的工人居住区，六月起义的主要根据地。
9·巴黎的著名建筑，法国革命后作伟人的纪念堂。
10·指拿破仑一世战败后俄普联军占领巴黎的时期。
11·指拜伦的叙事长诗《阿比杜斯的新娘》（1813），见该诗第二章第二十六节。
12·以上几段均引自作者的《来自彼岸》第二篇《暴风雨之后》，但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13·拉歇尔（1820—1858），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14·赫尔岑的长子和长女。
15·即娜塔莎，赫尔岑的长女。
16·引自俄国著名诗人科利佐夫的诗《鹰之歌》。
17·这是指纳塔利娅·图奇科娃（1829—1913），她是赫尔岑夫人的好友，1850年与奥加辽夫结婚，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以上几段也都摘自赫尔岑夫人给她的信。
18·指前面提到的图奇科娃和她的父亲、姐姐等。她的姐姐是尼古拉·萨京的妻子。
19·即玛丽亚·科尔什，叶·科尔什的姐姐，与赫尔岑一家一起出国。
20·俄国文学评论家。
21·指返回俄国。
22·库图尔（1815—1879），法国著名画家，这里指他的代表作《帝国末期的罗马人》。
23·乔治·桑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温柔善良、心灵纯洁的少女，她的爱人称她“康素埃洛”，这是意大利文，意思是“安慰”，即他的心灵的安慰。
24·雷比勒奥和卡利埃都当过巴黎警察局长。
25·但丁的《神曲》第一行，指人生的中年。
26·引自席勒的诗《舍弃》。
27·原文是拉丁文。这是《来自彼岸》中第七篇的题目。
28·即赫尔岑的长女娜塔莎，她当时四岁。
29·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以五百四十三万票的压倒多数当选为法国总统，实现了他在法国恢复帝制的野心计划的第一步。
30·当时德国的革命家，曾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1848年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31·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支，主要从事宗教职业，在基督教的仪式中具有重要地位。
32·《喀提利纳》是大仲马的历史剧，写古罗马贵族喀提利纳发动叛乱的事。当时西塞罗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对叛乱实行了血腥的镇压。但西塞罗是在捍卫共和国的名义下进行的，赫尔岑在这里只是把历史上的两次屠杀作了对比。
33·大仲马于1847年在巴黎建立的剧院。
34·在马赛，这里都是写六月起义被镇压后的情形。
35·写于1857年。——作者注（按：这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已死，赫尔岑对俄国重又燃起了希望。）
36·黑尔韦格（1817—1875），德国革命诗人，他的诗歌始终充满着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在人民中获得广泛流传。但赫尔岑的家庭悲剧主要是他所造成，因此赫尔岑对他抱着一定的偏见，在指责他破坏他的家庭幸福的同时，也否定了他对革命民主运动的向往和贡献。
37·1848年3月黑尔韦格在巴黎组织了一支由德国和法国工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入德国巴登地区，并于4月在那里发动了起义，但起义立即遭到了镇压，参加的人大部被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府军所俘虏。这次冒险行动曾遭到马克思的坚决反对。
38·引自喜剧《聪明误》第二幕第二场，原来是指从事演剧活动的男女农奴。
39·一个热恋歌德的浪漫女作家。
40·即修女。
41·维兰德（1733—1813），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
42·德国科学界的权威人士。
43·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44·黑尔韦格未来的丈人齐格蒙德是富裕的绸布商，不是银行家。
45·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的乞丐，在奥德修斯回到家中后，被后者打败。
46·指奥格斯特·福伦（1794—1855），德国诗人，黑尔韦格曾长期住在他家中（在苏黎世），并得到他的资助。
47·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她对他的关心达到了什么程度。一次在意大利，黑尔韦格抱怨他用的香水不好。他的妻子马上写信给让-玛丽·法利纳，托她买一盒最上等的香水寄往罗马。然而过了不久，他们离开了罗马，交代邮局把信件和包裹转寄那不勒斯；但就在这时，他们又离开了那不勒斯。这样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在巴黎收到了这个装着香水的邮包，然而由于长途转寄，他们不得不为它付出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作者注
48·弗洛孔（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年革命后成为法国临时政府成员，支持黑尔韦格的这次巴登行动。
49·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也支持了黑尔韦格的行动。
50·1789至1794年法国革命政府派驻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支军队。
51·黑红金三色是德国大学生协会和1848至1849年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标志。
52·德国巴登和符腾堡一带的古代名称。
53·黑克尔（1811—1881），德国共和派革命家，参加了巴登起义，失败后逃亡瑞士及美国。
54·维利希（1810—1878），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3年流亡美国。
55·德国的许多革命家都被囚禁在这两个地方的监狱中。
56·这里讲的一些事在黑尔韦格的各种传记中都没有找到根据。
57·巴黎的一家高级餐厅。
58·西蒙（1810—1872），德国革命家，1849年后流亡瑞士。特里尔是德国南方城市，西蒙的家乡。
59·指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60·见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
61·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
62·赫尔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于1850年11月。
63·居约（1810—1876），意大利画家。
64·克鲁采费尔斯基和别利托夫都是《谁之罪》中的人物，前者是柳边尼卡的丈夫，后者是她后来爱上的第三者，她为此痛苦，她的日记表现了她内心的斗争，后来别利托夫走了，克鲁采费尔斯基消沉了，柳边尼卡生活在绝望中。
65·尼斯附近的海边游览区。
66·《荷拉斯》的主人公荷拉斯是一个夸夸其谈、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利己者。赫尔岑曾说：“荷拉斯是给欧洲带来灾祸的主要罪人。”
67·这里有些话是从我1852年3月给豪格的信中摘录的。——作者注豪格，德国革命家，1848年维也纳起义的参加者，流亡后与赫尔岑有密切交往。赫尔岑在给他的信中主要承认有过杀死妻子的冲动。
68·指1793年被处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69·罗马神话中的播种和收割之神，以镰刀为象征，因而这里以他作为死神的代表。
70·恩格尔松（1821—1857），俄国流亡者，与赫尔岑曾有密切来往。
71·原文为拉丁文，系雨果的诗集《光与影》中一首诗的篇名，雨果则是借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原文。
72·这一段（它还从未发表过）属于《往事与随想》中我打算很久以后才发表的那个部分，尽管我写其他部分还是由它引起的。但是奥尔西尼在《回忆录》中提到了1851年11月15日发生的骇人事件，他对我这意外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最热烈的同情，这促使我把第二节在1859年的《北极星》上发表了。——作者注按：所谓“打算很久以后才发表的”部分，即指《家庭悲剧》。《家庭悲剧》在赫尔岑生前并未全部发表，直至1919至1925年苏联出版《赫尔岑作品及书信全集》时，才根据赫尔岑的长女纳塔利娅提供的手抄本予以编入。奥尔西尼的《回忆录》出版于1857年，其中记述了赫尔岑的母亲及儿子在海上遇难的事。原注中所说第二节，即指本章的第二节。
73·从北非沙漠吹往欧洲南部的一种带沙土或带雨的热风。
74·见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三幕第四场，麦克白派人杀死班柯后，班柯向他显灵，从此弄得麦克白神魂不定。
75·一封信是写给马·卡·雷海尔的，一小页纸是赫尔岑夫人打算写的自传的提纲。
76·引自雨果的诗《海洋之夜》。
77·科利亚的家庭教师。
78·即马·卡·雷海尔。
79·赫尔岑家的厨子。
80·法国革命者，后来做过赫尔岑家的家庭教师。
81·从罗讷河谷吹往法国南部的一种干冷强风，风速极大。
82·引自《法意书简》第五信，文字略有改动和删节。
83·引自雨果的《海洋之夜》。
84·赫德逊·洛（1769—1844），英国将军，在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时任该岛总督，对拿破仑实行严格管制，在其病重期间，仍不允许改善其生活条件，以致后来拿破仑的医生奥马拉指责这种管理妨碍了对拿破仑的治疗。这里只是说这次病情的好转是出乎意料的。
85·这信我只看了一遍，以后也只打开过一次。1853年旧历10月23日纳塔利娅诞辰纪念那天，我没有读它便把它烧毁了。——作者注
86·路易·波拿巴流亡瑞士时的情妇，据赫尔岑在一封信中说，这是一个名叫“科赫太太”的女人。
87·戈洛温（1816—1890），俄国流亡者，政论家。
88·荣誉法庭没有组成，但我后来收到了一封信，它具有裁决黑尔韦格有罪的意义。在信上署名的有我所尊敬的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勇的殉难者皮扎卡尼，莫尔蒂尼，奥尔西尼，贝尔塔尼，梅佐卡帕，梅迪契，科森兹。——作者注贝尔塔尼（1812—1886），意大利医师，一直参加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按：所谓荣誉法庭是在同志之间对某人的道德品行作出公意裁决。
89·德国中世纪的一种秘密刑事法庭，往往采取暗杀等手段执行它的判决。
90·指1849年罗马共和国的保卫战。
91·指普希金的死。
92·关于发生的一切，已传进了她的耳中，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在给她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信，而她是在巴黎从尼·亚·梅利古诺夫那儿听到的。——作者注梅利古诺夫（1804—1867），俄国作家及评论家，在国外时与赫尔岑等常有接触。
93·当地的一对意大利夫妇。
94·引自普希金的诗《每当我在喧闹的大街上漫步》。
95·这部分原稿是三年前写的。——作者注
96·指纳塔利娅·图奇科娃，据说赫尔岑夫人拟把孩子们托付给她，因此一直在等她到来。
97·指帕谢克，他是赫尔岑的好友，又是“柯尔切瓦的表姐”的丈夫，因此也是赫尔岑的亲戚。
98·赫尔岑参加过加里波第的母亲的葬礼，她于1851年死在尼斯。加里波第的妻子是在行军途中去世的。
99·法国正统派政治活动家。
100·福斯科洛（1778—182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塚》是他为抗议拿破仑禁止刻写墓碑而作的一首诗，全诗充满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的代表作。
101·这两封信都在尼斯流传过。——作者注
102·豪格确实这么做了，当然，黑尔韦格没有应战。——作者注
103·席勒的同名剧本的主人公，一个反抗专制暴政的人物。
104·麦奇生（1792—1871），苏格兰的著名地质学家，英国地质学会主席。
105·即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他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乐队指挥，因参加1848至1849年的德国革命运动，逃亡在外，住在苏黎世，他的许多著名歌剧都是在这以后写的。
106·见附录中瓦格纳的信。——作者注按：瓦格纳的信写于1852年6月30日，赫尔岑本想把它附在《家庭悲剧》后面，作为证件之一。但大概由于这部分稿件在赫尔岑生前未正式发表，因此迄未附入。
107·赫尔岑于1852年8月中旬离开瑞士，8月24日到达伦敦。
108·奥尔西尼于1858年因行刺拿破仑三世被处死。
109·法国人称英吉利海峡为拉芒什海峡。
110·拿破仑亲王（1822—1891），拿破仑一世之弟日洛姆·波拿巴之子，1851年被拿破仑三世承认为他的继承人，但由于拿破仑亲王的自由主义思想，引起了拿破仑三世的不满。卢森堡宫在巴黎，藏有各种艺术珍品及文献。
111·意大利歌曲的歌词，原文为意大利文。
112·原为耶稣复活后对人讲的话，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这里是借用，只是“别打搅我”的意思。
113·离伦敦不远的一个地方，当时赫尔岑移居这里。
114·这是赫尔岑在尼斯住过的两幢房子，苏和杜伊斯是它们的房主，赫尔岑先住在苏的房子里，后来住在杜伊斯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即死于这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