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第二次乡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常别致的事，把它略而不提未免太可惜了，虽然我和纳塔利娅与它的关系都不大。这故事不妨称之为“阿尔曼斯与巴济尔1（温文尔雅的哲学家，彬彬有礼的基督徒，乔治·桑的雅克2，后来变成了定命论者雅克3）的爱情史”。
它是在法国式的假面舞会上开始的。
这是1843年冬，我到了舞会上。人很多，我记得有四五千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认识的。巴济尔跟一个假面女郎正跳得起劲，他顾不到我。只见他摇头摆脑，眯缝着眼睛，像嗜酒的人尝到了美酒，打猎的人发现了一只漂亮的田鹬。
舞会在贵族俱乐部的大厅举行。我到那儿坐了一会儿，看那些俄国贵族穿了各种小丑衣服，拼命模仿巴黎的生意人，跳疯狂的康康舞……后来我上楼吃夜宵。巴济尔在那儿找到了我。他的神色很不正常，仿佛初恋的热情正在他心中燃烧，这显得很不相称，因为他那时已快四十岁，头发已开始从高耸的前额上脱落了。他颠三倒四地讲给我听，有一个法国“迷娘，像克蕾尔欣一样单纯4，又像轻佻活泼的巴黎姑娘一样妩媚动人……”
起先我想，这不过是那种只有一章长的爱情故事，它的第一页便是成功，但最后一页不是目录5，却是账单。但后来我终于相信，它并非如此。
巴济尔与自己的巴黎姑娘又见过两三次，他采取了迂回战术，没有立即发动进攻。我经他介绍，认识了她。阿尔曼斯确实是活泼可爱的巴黎孩子，完全像这个城市。从谈吐到举止，以及某种独立精神和勇气——她的一切都显出这个大都会中正直的平民的特色。而且她是工人，不是小市民。这种人我们中间还从未有过。她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快活，自由，调皮，但在这一切中没有丧失自我保卫的本能，对危险和荣誉的敏锐感觉。这些女孩子往往从十岁起就得与贫穷和诱惑搏斗，得不到保护，但在巴黎这个大陷阱和各种罗网的包围中，她们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保持独立的人格。她们可能会轻易献出自己，但不会轻易上当，落进别人的手掌。她们中间有的人也许会出卖灵魂，但这些人决不会走进女工的行列，因为她们已经不必出卖劳力，可以过放荡的生活，醉生梦死，然后消失在另一种生活的漩涡中——有时是永远消失，有时是为了在五六年后坐了自己的马车走进跑马场，或者戴上满身的珠宝坐在歌剧院的头等包厢中。
巴济尔陷入了情网。这个音乐中的理论家，美术中的哲学家，是莫斯科超黑格尔派最全面的代表之一。他一辈子翱翔于美的天空，哲学和评论的世界。他对待生活像勒瑟尔6对待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把一切都提高到哲学的意义上，使一切活的变成了死的，一切新鲜的变成了陈腐的，总之，不给纯粹的心灵活动留下一点余地。不过这样的观点那时在整个小组中几乎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靠天才，也有的人靠活跃的天性摆脱了它，但总的说来，它的影响还存在了很久——有的人表现为一些习惯用语，另一些人则保留着它的实质。40年代初，巴枯宁在柏林对屠格涅夫说：“走，让我们到真实生活的漩涡中去，投身在它的波浪中。”他们去找瓦恩哈根·冯·恩泽7，要这位情场老手作向导，带他们到花花世界走一遭，最好给他们介绍一位红女伶。可想而知，这样胸有成竹，不仅谈不到在“折磨心灵”的爱情中遨游，连任何行动也不可能。德国人也不懂得行动，然而他们并不想行动，他们宁可心如死水。我们的性格却相反，我们受不了这种斋戒生活——安享理论之乐，只得破戒，跳进红尘，结果不是发生危险，而是弄得啼笑皆非。
就这样，堕入情网的四十岁的哲学家，眯起眼睛，开始集中全力，对“爱的魔力”作哲理探讨了：为什么它会使赫拉克勒斯和软弱的少年同样拜倒在欧姆珐勒的脚下8？他开始向自己和别人阐明家庭的道德观念，婚姻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中论道德一章），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偶然性和“假象”的虚幻世界，尚未从传统观念中获得解放的精神世界，却不是这么容易说服。巴济尔的父亲彼得·科诺内奇是个老吝啬鬼，财主，他自己接连娶了三个女人，每人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但听说他的儿子，而且是长子，想娶一个天主教徒，这女人既贫穷，又是法国人，还来自铁匠桥，他就坚决不予同意。没有父亲的祝福，以怀疑主义作标榜的巴济尔也许还能应付，问题是老头儿不仅把他的祝福与天上的幸福联结在一起，还把它与地上的幸福连在一起，就是说要剥夺儿子的继承权。
老人的阻挠总是对事情起推进作用，巴济尔开始考虑最快的解决办法：一声不吭，自管自结婚，然后迫使老人接受既成事实，或者把婚事瞒着他，一直瞒到他既不能赐福，也不能诅咒，又不能支配遗产的那一天，反正快了。
但是在这里，不可理喻的传统世界也布置了重重埋伏。在莫斯科偷偷结婚是不容易的，费用太大，而且马上会通过助祭、祭司、诵经员、烤圣饼女人、媒婆、掌柜、店员和各种下流女人，传进父亲耳中。最后只得找我们波克罗夫村的约翰神父，怂恿他承办这门亲事，各位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我们谈过他在酒醉中偷了诵经士的“银表和首饰匣”。
约翰神父听说不孝顺的儿子快四十岁了，新娘不是俄国人，父母不在这里，又听说除了我，还有一位大学教授9签字证婚，马上感谢我的照顾，大概以为我要巴济尔结婚是为了让他赚两百卢布酬金。他起劲地对着隔壁房间大喊：“神父太太，神父太太，拿两个鸡蛋给我！”又从柜里取出半瓶酒，瓶口是用纸塞住的，要招待我喝几杯。
一切顺利。
结婚的日子等还没有确定。阿尔曼斯先得到我们波克罗夫村暂住，巴济尔想送她来，然后返回莫斯科，把一切料理停当，这才从父亲的诅咒下跑到醉醺醺的约翰神父那儿接受祝福。
……为了迎接约婚夫妇10，我们准备了夜宵，恭候他们。谁知左等右等，钟打了十二下，还是不见人影……一点了，还是毫无动静。夫人们都睡了，我和格拉诺夫斯基及凯切尔开始吃夜宵。
时钟每一刻钟打一下，
一， 二， 三……
但……他们还是没到。
……最后，听到了铃铛声……愈来愈近；马车从桥上辘辘驶过。我们奔向前室。三匹马拉了一辆车子，飞快地驶进院子停下了。巴济尔下了马车。我走上前去扶阿尔曼斯；谁知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臂，力气那么大，使我差点叫出声音，接着她突然扑到我的脖子上，哈哈大笑道：“赫尔岑先生……”原来这不是别人，而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他老人家本人。
马车里没有别人了。我们惊得面面相觑，唯独别林斯基笑得咳嗽不止，巴济尔却哭丧着脸。我们所以觉得特别惊讶，是因为两天前在莫斯科根本没听说别林斯基要来。
“让我先吃点东西，”别林斯基最后说，“然后把这个奇迹告诉你们；必须救救倒霉的巴济尔，他怕你们超过怕阿尔曼斯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看到一切即将大功告成，巴济尔害怕了，开始反省起来，心里七上八下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根据《主导法典》和黑格尔的著作，对婚姻这不可抗拒的命运，它的不可破坏性，作了反复思考。他关起房门，对自己进行痛苦的分析，无情的解剖。他越想越怕，特别因为退路也困难重重，无论是结婚还是回头，几乎需要同样大的勇气。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别林斯基来敲门了，他从彼得堡一到就上了他的家。巴济尔把他在迎接幸福的道路上感知的一切恐怖，从恋爱跨向结婚时产生的一切厌恶，统统告诉了别林斯基，要求他指导和帮助。
别林斯基回答他，既然明知这会引起什么后果，仍把这条锁链套上脖子，难道他是疯子不成。
“你瞧，”他说，“赫尔岑也结婚，也把妻子带走，而且是从流放中偷跑回来的；你不妨问问他。他从未犹豫过，从未怀疑要不要这么做，或者会产生什么后果。我相信，他觉得非这么办不可。所以他成功了。你呢，也想那么做，可是在思考哲理，自我反省。”
这正是巴济尔所需要的。他当夜就给阿尔曼斯写了一篇论文，谈到婚姻，他的不幸的反省，以及普通的幸福与求知精神如何不相适应等，列举了他们结合的一切害处和危险，问阿尔曼斯有何看法，他们现在怎么办？
他带来了阿尔曼斯的复信。
从别林斯基的叙述和阿尔曼斯的回信看，她与巴济尔两人性格不同是一目了然的。确实，这样截然相反的人结合在一起，简直不可思议。阿尔曼斯的信是忧郁的；她感到既吃惊又委屈，不理解他的反省，认为这是借口，是感情冷了；她说，既然这样，已谈不到结婚，她同意解除婚约，最后并说，在这一切之后，他们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写道：“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您，决不责怪您：我知道您非常善良，但是更加懦弱！再会吧，祝您幸福！”
收到这样的信应该是不很愉快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力的，坚定的，也有些高傲。这个光荣而刚毅的平民的孩子，没有辱没她的出身。如果换了英国女人，她一定会把巴济尔的信紧紧攥在手里，露出又怒又羞的神色，通过德高望重的律师的嘴，大讲第一次的握手，第一次的接吻……她的辩护士又会含着眼泪，戴着扑粉的假发，向陪审员提出，应该给被侮辱的童贞赔偿一千或两千英镑……
这个穷苦的法国女裁缝却根本没想到这些。
他们在波克罗夫村住了两三天，这对于那位前未婚夫是忧郁的两三天。他像一个学生在教室里干了坏事，既怕老师又怕同学，好不容易挨过两天便回莫斯科了。
不久我们听说，博特金要出国了。他写给我一封含糊其辞的信，表示对自己不满，要求在走前见我一面。八月初，我从波克罗夫到了莫斯科；同时，一篇新的论文从莫斯科寄到了波克罗夫，那是给纳塔利娅的。我去找博特金，正赶上告别宴会。在喝香槟，互相敬酒和祝愿中间，似乎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息。
“真的，你不知道，”巴济尔在我耳边说，“我……那个……”接着更小声道：“真的，阿尔曼斯跟我一起走。这姑娘！我到现在才了解她。”于是摇了摇头。
可惜别林斯基不在。
在给纳塔利娅的信中，博特金向她详尽地说明，对婚姻的思考和反省，使他陷入了犹豫和绝望，他怀疑自己对阿尔曼斯的爱，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适应能力；这样，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必须抛开一切到巴黎去，他正是在这种情绪中出现在波克罗夫，显得既可笑又可怜……这么决定之后，他重读阿尔曼斯的信，获得了新的启示，即他非常爱阿尔曼斯，因此要求与她会面，重新向她求婚。他又想到了波克罗夫的神父，但迈科夫的工厂近在咫尺使他害怕11。他打算在彼得堡结婚，然后立即前往法国。“阿尔曼斯快活得像孩子一样”。
在彼得堡，巴济尔想上喀山大教堂结婚。为了表示对哲学和科学的尊重，他邀请西东斯基大司祭12给他主持婚礼。西东斯基是个学者，著有《哲学科学导论》，早已拜读过巴济尔的文章，知道他是世俗的自由思想家和德国哲学研究者。在经历各种奇遇之后，阿尔曼斯获得了罕见的荣誉：两位势不两立的仇敌——宗教和科学，为她的婚礼进行了一次充满喜剧性的会晤。
在婚礼前，西东斯基畅谈新出的一些哲学小册子，表示他对世俗学问无所不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诵经员把法衣长巾递给他，他吻了它，开始穿法衣，一边垂下眼皮，对博特金说：
“请原谅，这是例行公事……我完全知道，基督教的仪式过时了……”
“哦，不，不！”巴济尔赶紧说，声音中充满了同情和谅解。“基督教是永恒的，它的本质，它的实体是不会过时的。”
西东斯基以真挚的目光向这位不失骑士风度的对手表示了谢意，便转向教士们，唱了起来：“我们的上帝至高至尊……现在，永远，直至千秋万代”。教士们齐声高喊：“阿门！”一切按规定进行，巴济尔和阿尔曼斯戴上了婚礼冠，由西东斯基率领，绕读经台一周……连以赛亚13见了也会赞美不止。
巴济尔带了阿尔曼斯回到家中，把她留在那儿，便去参加克拉耶夫斯基14的文学晚会了。两天后，别林斯基把这对新人送上了轮船……大家会想，现在故事大概完了。
差得远呢。
到达卡特加特海峡以前，一切都太平无事，但一到这里，乔治·桑那本该死的《雅克》蓦地跳了出来。
“你认为雅克怎么样？”巴济尔问阿尔曼斯，后者刚看完这小说。
阿尔曼斯讲了自己的意见。
巴济尔向她宣称：这看法完全错误，她的见解侮辱了他精神中最深刻的方面，他的世界观与她的毫无共同之处。
刚强的阿尔曼斯不想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这样过了大小贝尔特海峡。
船到了德国海面，博特金的心情舒畅一些了，他又作了一次努力，想改变阿尔曼斯的世界观，说服她对雅克采取不同的看法。
因晕船难过得要死的阿尔曼斯，用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回答他：她不能改变对雅克的看法。
“那么我们怎么在一起过活？”非常激动的博特金提出。
“没关系，”阿尔曼斯回答，“如果您想吵架，不如一上岸就干脆分手。”
“您决定这么办？”博特金说，气得要打架似的，“您宁可分手？”
“世界上什么都比跟您在一起强；您简直叫人受不了——既懦弱又专横。”
“夫人！”
“先生！”
她进了船舱；他留在甲板上。阿尔曼斯没有失信：一到勒阿弗尔，她就去找父亲了，过了一年她单独回到俄国，然后去了西伯利亚。
这一次，这件断断续续的婚姻大事可能真的完了。
但是巴雷尔说过：“只有死人才不会回来！”15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 巴济尔即瓦西里·博特金，阿尔曼斯是他的妻子。
2 指乔治·桑的小说《雅克》的主人公，他为了让妻子获得自由而自杀。
3 指狄德罗的哲理小说《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雅克，一个相信万事均由上天注定的宿命论者。
4 迷娘是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一个少女，克蕾尔欣是歌德的剧本《埃格蒙特》中一个纯洁的少女。
5 俄国的书籍，目录一般都在最后。
6 勒瑟尔（1803—1871），德国戏剧理论家，黑格尔主义者。
7 瓦恩哈根·冯·恩泽（1785—1858），德国自由派文学批评家，二三流作家，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妻子拉埃尔。
8 据古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是力大无穷的英雄，后来爱上了吕狄亚女王欧姆珐勒，拜倒在她的美貌下，以致荒废了武艺。
9 指格拉诺夫斯基。
10 原文是意大利文。这原是意大利著名作家曼佐尼的小说的名称。《约婚夫妇》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订了婚约，为了结婚逃亡外出，历尽艰苦的故事，这里只是借用这个名称。
11 波克罗夫村的邻村是属于迈科夫家的，那里有一家呢绒厂。工厂老板是莫斯科的商人，博特金的父亲也是莫斯科的大商人，因此博特金怕这位商人会把他结婚的事告诉他的父亲。
12 西东斯基（1805—1873），东正教大司祭，又是哲学和神学教授。
13 希伯来先知， 《圣经》中的四大先知之一，传说《以赛亚书》即他所著。
14 《祖国纪事》的主编。
15 巴雷尔（1755—184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党人。他在1794年5月国民议会开会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号召法国人民与外国敌人，特别是英国占领军展开彻底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