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后的莫斯科
我在弗拉基米尔的平静生活，不久就被莫斯科来的消息打乱了。它们现在从各个方面向我冲击，把我弄得忧心忡忡。为了说明这一切，必须追溯到1834年。
1834年我被捕后第二天是公爵夫人的命名日，因此纳塔利娅与我在墓园道别时，对我说：“明天见。”她等着我；到了几位亲戚，突然我的堂弟来了，把我被捕的详情全部告诉了大家。这消息完全出乎意料，使她吃了一惊，她站起身，想躲进另一间屋子，但走了两步，便晕倒在地上。公爵夫人一切都看到了，一切都明白了；她决心用所有的办法阻止这刚露头的爱情。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即我毕业之后，她待我非常好。但是我的被捕，关于我们的自由思想方式，关于我背叛正教教会，参加圣西门“教派”的种种传闻，激怒了她；从那时起，她总称我为“国事犯”或“伊万弟弟的不肖儿子”。多亏参政官的威望，她才允许纳塔利娅前往克鲁季茨兵营与我道别。
幸好我已流放外地，公爵夫人面前有的是时间。“这个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在哪里啊！他到了那里，自己不送掉性命，也准会给人害死，不过主要是他在那里会忘记她。”
但公爵夫人没有如愿以偿，我的记性很好。她与我的通信瞒了公爵夫人好久，最后暴露了，她严禁仆人和使女送信给年轻的姑娘，也不准替她寄信。过了两年，大家开始谈我回去的事了。“看来不定哪一天早上，弟弟的不肖儿子会打开门闯进屋子，不能再思前想后，迟疑不决，得赶快让她出嫁，从那个不信上帝、没有规矩的国事犯手里挽救她。”
从前公爵夫人谈到穷孤儿就唉声叹气，说她几乎一无所有，不能老是挑挑拣拣，但愿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给她好歹找个归宿。确实，她和她那些女寄生虫，曾替一个没有陪嫁的远亲好歹找过一门亲事，嫁给一个书吏。温柔善良的姑娘很有修养，为了安慰母亲，出嫁了。过了两年她死了，但书吏仍活着，出于感激，继续为公爵夫人奔走办事。现在恰恰相反，孤儿根本不是穷新娘了，公爵夫人答应把她当亲生女儿出嫁，单单现钱就有十万卢布陪嫁，此外还打算留给她一份遗产。具备了这些条件，岂但在莫斯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物色到未婚夫，何况还有公爵的头衔，以及女伴和云游四方的老虔婆们的帮忙呢。
公爵夫人关怀备至的情义，通过流言蜚语和窃窃私议，通过使女们，传进了不幸的牺牲者的耳中。她对女伴说，她绝对不接受任何人的求亲。于是不断的侮辱，毫不留情的粗暴迫害开始了；每一分钟，每做一件小事，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她都会遭到指责。
“……你想，恶劣的气候，可怕的寒冷，风，雨，无法形容的阴霾天空，非常讨厌的小房间——仿佛有个死人马上会从那里抬出来……”“这些孩子却在这里没有目的、甚至没有乐趣地唧唧喳喳，吵吵闹闹，破坏和侮辱周围的一切；如果可以单单作一个旁观者，那还好，可有时不得不参加她们的谈话。”这是她一封信上的话，那是夏季，她随公爵夫人到乡下去了。那封信继续道：“三个老太婆坐在这里，讲的都是她们的先夫怎样得了瘫痪症，她们怎样照料他们——可是没有这些也已经够冷的了。”1
现在除了这种处境，又出现了有计划的迫害。已经不仅是公爵夫人，连那些卑贱的老婆子都不断折磨纳塔利娅，劝她出嫁，辱骂我了。她对她忍受的许多不快，在信上大多不提，但有时痛苦、屈辱和寂寞占领了她。她写道：“我不知道，除了她们绞尽脑汁加给我的压力之外，还能使出什么其他花招？你知道吗，她们甚至不让我走出这间房子，甚至在这间房子里换个位置也不行。我已好久不弹钢琴，有时我要了一盏灯，走进客厅，心想，她们也许会发善心吧？不成，我给赶回房间结毛线。真的，哪怕坐在另一张桌边也好，在她们身边我受不了。然而这成吗？不成，一定得坐在那儿，坐在神父太太旁边，让你听，让你看，让你讲，可她们谈的无非是菲拉列特，另外就是议论你。一会儿我就厌烦了，气得脸色发红，沉重的忧郁蓦地压在我的心上，但这不是因为我必须对她们屈服，不……我非常可怜她们。”
正式开始说媒了。
“今天来了一位太太，她爱我，正因为这样，我不爱她……她竭力要替我安排终身大事，叫我太生气了，我在她后面唱道：
我宁可包上裹尸布躺进坟墓，
不愿没有爱情披上绣花头纱。”
过了几天，即1837年10月26日，她写道：“我的朋友，你不能想象，我今天怎样受了一天罪。我给打扮整齐，送往C太太家，她对我的亲热，我从小就受够了。з上校每星期二到她家打牌。想想我的处境：一边是围着牌桌的老婆子，另一边是一群丑恶的俗物和他。他们的谈话和外貌，对我都是这么陌生、荒谬、讨厌，这么阴暗、卑鄙；我自己与其说像一个活人，不如说像雕像；这儿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只是一场痛苦的噩梦，我像一个孩子，不断要求回家，但没有人理睬。主人和客人的关心使我窒息，他甚至拿起粉笔，用花体组合字写我的名字，写了一半，我的天，我再也忍耐不住，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让我依靠；我独自站在悬崖旁边，一大群鬼怪用尽力气，要把我推下深渊。有时我感到疲倦，缺乏力量，你又不在旁边，在看不到的远方；但一想起你，我的精神又振奋了，我穿上了爱情的盔甲，准备重新投入战斗。”
然而上校获得了所有的人的欢心，参政官喜爱他，我的父亲认为“这样好的未婚夫找不到第二个，应该知足了”。纳塔利娅写道：“甚至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2阁下对他也很满意。”公爵夫人没有直接对她说什么，但压力增加了，步伐加快了。纳塔利娅企图在他面前装成什么也不懂的“傻姑娘”，以为可以吓跑他。一点也不，他来得更勤了。
她写道：“昨天埃米利娅来看我，她这么对我说：‘如果我听到你死了，我会高兴得画十字，为你感谢上帝。’她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她心里只有悲伤，因此她完全理解我内心的痛苦，但是爱情给我心中带来的幸福，她却是无缘得知的。”
但是公爵夫人也不悲观。“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公爵夫人把з认识的神父请来，问他，违背我的意愿让我出嫁，是不是罪孽？神父说，为孤儿安排归宿，甚至是符合上帝的意旨的。我派人找我的忏悔神父，我要向他说出一切。”纳塔利娅最后写道。
10月30日。“这儿是外衣，明天的服饰，那儿是神像，戒指，大家忙于张罗，准备，可不对我讲一个字。纳萨金一家3和其他人都出动了。他们要给我准备意外的礼物——我也要给他们准备意外的礼物。”
晚上。“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参政官）也来了。你劝我坚强一些，这是不必要的，我会摆脱这些骇人的丑恶把戏，即使用铁链把我锁住也不成。你的形象照耀着我，不必为我担心，我的忧郁和痛苦是神圣的，它们有力地、紧紧地搂住了我的心，拉开它们只会造成更大的痛苦，使伤口裂开。”
然而不论他们怎样掩饰，怎样遮盖事实，上校不能不看到，新娘对他毫无好感；他推说有病，来得少了，甚至暗示要增加嫁妆，这使公爵夫人非常生气，但她居然委曲求全，又给了莫斯科附近的一片庄园。这让步大概连他也没料到，因为从此他就不再登门了。
两个月平静地过去。突然传出了我移居弗拉基米尔的消息，于是公爵夫人为亲事作了最后的绝望挣扎。她的一个熟人的儿子是个军官，刚从高加索回来；这人年轻有为，而且作风正直。公爵夫人撇开傲气，亲自托他的姐姐向弟弟“试探”，看他想不想求亲。他接受了姐姐的暗示。年轻的姑娘不愿再度扮演无聊的讨厌角色，看到事情发生严重的转折，便写信给他，直截了当地公开告诉他，对方爱着另一个人，信任那人的正直，要求别给她增添新的痛苦。
军官彬彬有礼地退了场。公爵夫人失败了，受了侮辱，决定调查事实真相。纳塔利娅亲自与军官的姐姐谈过，后者向弟弟保证，绝不向公爵夫人泄露半句话，但把一切告诉了女伴。当然，那个女人马上告发了。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差点没气死。她不知怎么办，命令年轻姑娘回楼上房间，不想再看见她。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吩咐锁上她的房门，还派了两名使女看守。然后她写信请几个弟弟和一个外甥去商量对策，说她太生气，太伤心了，没有心思对付她遭遇的不幸。我父亲拒绝了，说他自己事情繁忙，而且也不必这么大惊小怪，再说，他也不是婚姻纠纷的合适的法官。参政官和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第二天晚上应召去了。
他们商量了好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要见见被拘留的人。年轻的姑娘去了，但这已不是他们熟知的那个沉默寡言、羞羞答答的孤儿。她的脸色镇静高傲，透露了坚定不移和至死不渝的决心。这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在保卫我与她的婚姻自主权的妇女。
“被告”的态度使神圣的法庭无能为力。大家有些尴尬，最后，德米特里·帕夫格维奇作为“家族发言人”，长篇大论地说明了他们聚会的原因，公爵夫人的忧虑，她安排养女终身大事的心愿，以及养女方面的奇怪反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利益。参政官频频点头，伸出食指，表示赞成外甥的话。公爵夫人默默坐着，掉转了头闻嗅盐。
“被告”听完这一席话，简单地问，现在对她有何指教？
“我们根本不想强迫您接受什么，”外甥答道，“我们应姨母的邀请来到这儿，是为了向您提出真挚的劝告。您的对方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
“我不能接受这婚事。”
“请问原因何在？”
“您自己知道。”
家族发言人有些脸红了，嗅了嗅鼻烟，眯缝起眼睛，继续道：
“这件事有不少方面是可以反对的，我得请您注意，您的希望并不可靠。您与我们的亚历山大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他这么年轻，偏激，您能信任他吗？……”
“我信任。而且不论他的心愿怎样，我不会改变我的心愿。”
外甥用尽了自己的口才，最后只得站起来说道：
“但愿上帝保佑您，不致后悔莫及！我非常为您的前途担忧。”
参政官皱紧了眉头；现在不幸的姑娘对他说话了。
“您一直是对我表示同情的，”她说，“我要求您救我，随您怎么办，但是不要让我再过这种生活。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也没有耍过任何手段，我只是不愿欺骗别人，毁灭自己，只是不愿嫁给他。我因此受的苦是无法想象的；我很抱歉，只能当着公爵夫人的面这么说。我不能忍受她的女伴的侮辱，那些气人的话和暗示。我不能，也不应该允许别人因我而侮辱他……”
她控制不住，眼泪潮水般涌出了眼眶；参政官坐不住了，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动。
这时女伴恨得无名火三丈高，按捺不住，对着公爵夫人说道：
“好一个大家闺秀——这就是她对您的报答！”
“她在讲谁？”参政官厉声说。“啊？姐姐，鬼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东西，您怎么能让她当着您的面这么讲您兄弟的女儿？再说，这个婆娘为什么要在这里？她也是您请来的？她与您是什么亲戚？”
“亲爱的兄弟，”惊慌失措的公爵夫人回答，“你知道她是我的什么人，是给我做什么的。”
“对，对，这很好，那么让她侍候您服药，替您办事好了；问题不在这里，姐姐，我是问您，为什么我们商量家庭事务，要她在场，而且她居然可以信口胡诌？由此可见，一切都是她在捣鬼，然后您却向我们诉苦。喂，吩咐套车！”
女伴哭哭啼啼，涨红了脸，跑出了屋子。
“为什么您让她这么放肆？”愤怒的参政官继续说道。“她以为她是在兹韦尼哥罗德的小酒店当掌柜呢，您怎么不觉得她讨厌？”
“别说啦，我的朋友，请别说啦，我的神经都快炸裂了——唉！……你可以上楼待着了。”她转身对侄女说。
“这种巴士底狱应该消灭了。这一切统统没有用，不会见效。”参政官说，拿起了帽子。
临走时，他上楼去了一次；纳塔利娅正为发生的事悲愤异常，坐在安乐椅上，掩住了脸痛哭。老人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一切都会解决的。你要尽量克制，让姐姐不再生你的气；她有病，应该让她几分，要知道，她总还是为了你好；哦，我们不会强迫你出嫁的，这我可以担保。”
“不如进修道院，住寄宿学校，到坦波夫省找我哥哥，上彼得堡，什么都比忍受这种生活好！”她答道。
“噢，算了，算了，尽量安慰安慰姐姐，那个蠢婆娘给我教训了一顿，她不敢对你无礼了。”
参政官走过大厅时，遇到了女伴。他竖起一根手指吓唬她，厉声说道：“记住，不要得意忘形！”她一边哭，一边走进卧室，公爵夫人已躺到床上，四个使女正在给她揉手脚，用醋擦太阳穴，往糖上滴霍夫曼滴剂。
家族会议就这么收场了。
很清楚，年轻姑娘的处境不可能好转。女伴变得谨慎了，但现在怀了私仇，要为自己受到的呵斥和侮辱向她报复，用种种琐碎的、间接的方法陷害她。不言而喻，公爵夫人参与了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共同虐待无力自卫的姑娘。
这一切必须结束。我决定直接出面，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信写得心平气和，真诚坦率。我向他谈了我的爱情，我料到他会怎么答复，因此又说，我根本无意催他，他可以慢慢观察，看看这是不是一时冲动，我只要求他与参政官设身处地为不幸的姑娘想一想，希望他们记住，他们对她的事是与公爵夫人同样有权干预的。
父亲回信说，他不能干涉别人的事，公爵夫人在自己家中做什么，与他无关；他劝我丢掉这些荒唐的想法，它们是“闲散无聊之流放生活所造成”，最好还是准备出国旅行一次。从前我常常要求他让我出国游历，他知道我决心很大，便提出了种种困难，最后总是说：“你不如先让我闭上眼睛，然后随你要到哪里都成。”流放后，我丧失了立即出国的一切希望，知道不易获得批准，何况在被迫离家之后，再坚持自动离家，未免太不近人情。我还记得，当我动身去彼尔姆时，在老人的眼睑上颤抖的泪珠……现在父亲却主动提出要我出国旅行！
我是坦率的，写信时怜惜老人，提出的要求这么低，他却用嘲笑和诡计回答我。我对自己说：“他什么也不愿为我做，他像基佐4一样，宣扬不干涉政策5；好，那我自己干，现在——一切让步再见吧。”我从未考虑过如何安排自己的前途；我相信，也知道，它属于我，属于我们，但把其他细节全都委诸命运；我们只要对爱情保持信念就够了，最大的希望不过是片刻的会见。父亲的信迫使我把未来握在自己手中。等待没有用——先下手为强！我的父亲不是感情脆弱的人，至于公爵夫人——
让她哭她的吧……
何必为她操心！6
这时候，我的哥哥和凯切尔到弗拉基米尔看我。我与凯切尔通宵不眠，回顾往事，谈到了天明；我们含着眼泪笑，笑得流下眼泪。他是我离开莫斯科后见到的第一个自己人。我从他那里听到了我们小组这几年的变化，正在研究的问题，有些什么人参加，离开莫斯科的那些人又在哪里等等。一切谈完之后，我把我的意图告诉了他。他考虑了一会儿应该做什么，怎么办，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它的荒谬我事后才发觉。原来他希望尽量采取和平办法，找我父亲（他与他几乎还不认识）认真谈一下。我同意了。
凯切尔这个人好事坏事都会干，唯独不擅长外交谈判，尤其不是我父亲的对手。一切足以最后坏事的条件，他无不具备。他只要一露面，就势必引起一切保守派的忧虑和猜忌。他身材魁梧，头发杂乱无章，没有统一的梳法，脸上棱角分明，使人想起93年7国民议会的那些委员，尤其是马拉8，嘴那么大，嘴唇上那蔑视一切的线条那么刺眼，脸上也是一副充满仇恨的悲愤表情；此外，还有眼镜，宽边呢帽，非常暴躁的脾气，响亮的嗓音，而且不知道克制自己，火气一来，眉毛便越竖越高。他像乔治·桑的精彩小说《荷拉斯》中的拉腊维尼叶9，杂有一点“探路人”10和鲁滨孙11的气质，然而带有纯粹莫斯科人的特征。光明磊落的天性使他从小就与周围的世界直接发生冲突；他从不掩饰这种敌对态度，已习以为常。他比我们大几岁，却不断与我们吵架，对一切都不满，动不动训人骂人，只是他那孩子般的忠厚抵偿了这一切。他说话粗率，但感情温和，我们对他从不计较什么。
你们想象一下吧，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最后的莫希干人12，面孔像“人民之友”马拉，居然登门拜访我的父亲。后来我多次逼他讲过他们会见的细节，因为我的想象力不够，无法勾勒这幅外交干涉的画面。原来，由于事情来得突然，老头儿起先莫名其妙，便向这位不速之客说明他的一切深谋远虑，为何反对我的婚事，但后来想明白了，立刻改变声调，问凯切尔，是何道理要劳驾他过问跟他毫不相干的事。谈话带上了怄气的性质。外交家看到事态恶化，试图用我的健康吓唬老人，但已经太迟；可想而知，会见的最后结局只能是我父亲方面的一连串尖刻讽刺和凯切尔方面的粗暴咒骂。
凯切尔写信给我道：“不要对老人抱任何希望。”这是必然的。但怎么办，如何着手呢？我一天中考虑了十来个不同的方案，决不定哪个好。正在这时，我的哥哥打算回莫斯科了。
这是1838年3月1日。
1 这些话以及后面所有的话，均引自1837年1月至10月纳塔利娅写给赫尔岑的信。
2 赫尔岑的表兄，即第一章中提到的赫尔岑的姑夫的儿子，1831年起曾先后任莫斯科学区副总监和总监。
3 公爵夫人的女儿的夫家，在她女儿死后，仍与她保持着来往。
4 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的著名外交家，1848年二月革命后下台。
5 原文是法文。
6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遗言》，引文与原文不尽符合。
7 指1793年的法国，当时的国民议会由激进的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控制。
8 马拉（1743—1793），法国革命的左翼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
9 《荷拉斯》中的一个革命家。
10 指美国小说家库珀（1789—1851）的小说《探路人》的主人公。
11 英国小说家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
12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原居住在新英格兰一带，因白人到来而逐渐消失。《最后的莫希干人》是库珀的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