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在维亚特卡——秋法耶夫下台——调往弗拉基米尔——县长审案子
皇太子即将驾临维亚特卡！皇太子在周游俄国，他要看看俄国，也让俄国看看他！大家关心这消息，但最关心的当然是省长。他手忙脚乱，干了不少荒唐的蠢事：命令大路两旁的农夫都得穿节日的长袍，命令城市的围墙都要粉刷一新，人行道都要重新整修。奥尔洛夫城的一个穷寡妇有幢小房子，她向市长声明，她没钱修理人行道，市长报告了省长。省长命令拆掉她的地板（那里人行道是木板铺的），如果不够，由公款修理后向她索回费用，哪怕拍卖她的房子也成。后来没有拍卖，但寡妇的地板确实给拆掉了。
离维亚特卡五十来俄里有个地方，尼古拉·赫雷诺夫1的圣像曾在这里向诺夫哥罗德人显过灵。当初诺夫哥罗德移民迁居赫雷诺夫（维亚特卡）的时候，把圣像也带来了，但是它不见了，重又出现在离维亚特卡五十俄里的大河上；诺夫哥罗德人又把它请回来，同时许了愿：如果圣像留下，每年就举行盛大的仪式送它回大河一次，日期好像是5月23日。这成了维亚特卡夏季的主要节日。一昼夜间，富丽堂皇的平底船载了圣像，在河上航行，由主教和全体教士穿了法衣护送。几百条各色各样的小艇、平底船、划子，满载着男女农民、沃恰克人和市民，张灯结彩，跟在圣像船后面。最前面的尖头木帆船，舱顶蒙了红呢，是省长坐的。这幅原始的风俗画确实蔚为奇观。千千万万的人从远近各县汇集在大河岸边，恭候圣像。他们成群结队、吵吵闹闹，拥挤在一个小村子旁边。最奇怪的是没有领过洗礼的沃恰克人和车累米西人，甚至鞑靼人，也来朝拜圣像。这使节日带上了浓郁的异教色彩。修道院墙外，沃恰克人和俄罗斯人牵羊挈牛前来献祭，当场宰杀牲口，司祭作了祈祷，念了经文，把肉祝圣之后，从围墙内通过一个特设的窗洞，发给大家。肉是一块块发的，从前并不收费，现在修士每块收几个戈比。因此牵了整头小牛来祭献的农民，为了自己得到一块肉，还不得不付出一两个铜币。修道院的院子里坐着一群群乞丐，瘸腿的，瞎眼的，各种残废都有，他们发出了一片凄凉的哀号声。年轻的小教士和市民的孩子们，骑在教堂附近的墓碑上，拿了墨水瓶大喊：“谁要追荐亡魂，快来报名，谁要追荐亡魂？”村妇们和姑娘们围着他们报名字，报一个名，他们就挥起笔，刷刷地写到本子上，一边嘴里念叨：“玛丽亚，玛丽亚，阿库林娜，斯捷潘妮达，约安老爹，马特廖娜……喂，老大娘，你的，你的……瞧，你少一个铜板，至少要五个戈比，不行，加上，加上……伊万，瓦西里萨，约纳，玛丽亚，叶夫普拉克谢娅，小卡捷琳娜……”
教堂里熙熙攘攘，出现了奇怪的选择：一个婆娘把蜡烛交给邻人，叮嘱说这是献给“客人”的，另一个却要献给“主人”2。在护送圣像的整个过程中，修士和助祭们几乎酒不离口；他们每到一个大些的村庄便要逗留一下，于是农民只得端出酒菜，供他们大吃大喝。
就是这个民间节日，老百姓世世代代习惯了的风俗，现在省长却想改变它，供皇太子游乐；皇太子预定5月19日到达，然而尼古拉“客人”早三天去拜会“主人”，又有何不可呢？这必须得到主教的同意，幸而主教为人随和，他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对省长把5月23日的节日改在19日举行。
省长把接待皇太子的全部巧妙安排呈报了皇上，意思是：瞧，我怎么招待陛下的儿子。谁知皇上一看，勃然大怒，交代内务大臣：“省长和主教都是笨蛋，节日是不能改变的。”大臣把省长训了一顿，东正教总监把主教训了一顿，尼古拉“客人”才不必改变自己的习惯。
彼得堡发出的各项命令中，有一道指示，要各省筹办土特产和工艺品展览会，展出物品必须按大自然的三界陈列。这种三界分类法使省长办公厅束手无策，甚至秋法耶夫也有些为难。为了不出差错，他虽然讨厌我，仍只得把我请去商量。
“嗯，例如蜂蜜，”他说，“蜂蜜应该属于哪一界？镀金的镜框怎么定，放在哪一界？”
听了我的回答，发现我对大自然的三界有异常准确的知识，他提出要我安排展览品。
我正在陈列木制器皿和沃恰克服装，蜂蜜和生铁栅栏，秋法耶夫正在雷厉风行准备迎接“殿下”的时候，“殿下”到了奥尔洛夫。接着像晴天霹雳传来一个消息：奥尔洛夫市长被逮捕了。秋法耶夫吓得脸色蜡黄，半信半疑地直跺脚。
皇太子抵达奥尔洛夫前五六天，市长写信给秋法耶夫，那个被拆了地板的寡妇大吵大闹，不肯罢休，有个富商，是城里的知名人士，夸口要把一切报告皇太子。秋法耶夫灵机一动，命令市长怀疑商人是疯子（彼得罗夫斯基的先例已使他得意忘形），把他送往维亚特卡检查；不等检查结束，皇太子早已离开维亚特卡省，于是便可万事大吉。市长一切照办，商人进了维亚特卡医院。
最后，皇太子到了。他向秋法耶夫冷冷地点了点头，没有邀请他，却立即派御医叶诺欣大夫前往医院，给被捕的商人作检查。他一切都已知道。奥尔洛夫的寡妇告了状，其他商人和市民也把事情全部讲了。秋法耶夫的腰弯得更低了。情况不大妙。市长直说，他一切都有省长的书面指示为凭。
叶诺欣大夫证实，商人完全正常。秋法耶夫慌了手脚。
晚上七时许，皇太子带了随从人员参观展览会，秋法耶夫陪侍左右，但是他的讲解前后矛盾，颠三倒四，还谈到了一个什么托赫塔梅什沙皇3。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4发现错误百出，便请我讲解展览品。我带他们参观。
皇太子的外表与他的父亲不同，没有那种狭隘苛刻、冷酷残忍的表情；他的相貌不如说显得善良和困倦。他将近二十岁，但已经开始发胖了。
他对我讲过几句话，这些话是亲切的，他没有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5那种结结巴巴的嘶哑声调，也没有他父亲那种声色俱厉、要把听的人吓得晕头转向的习惯。
他离开时，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开始问我，我是怎么来到维亚特卡的，因为他们从维亚特卡省的一个官员口中听到了正直的谈吐，这使他们感到惊异。他们立即向我建议，把我的境遇禀告皇太子；确实，他们尽了他们的力量。皇太子要求皇上准我回彼得堡。皇上答复，这对其他流放者显得不公平，但考虑了皇太子的建议，下旨把我调往弗拉基米尔。这在地理上有了改进：缩短了七百俄里。但这事以后再谈。
晚上，贵族俱乐部举行舞会。乐师是特地从一家工厂召集的，他们到达时已喝得酩酊大醉。原来舞会前省长已下令把他们扣押在警察局关了一昼夜，然后从那里直接押送到俱乐部的大厅，直到舞会结束，不准放走一人。
舞会枯燥乏味，极不舒适，过于平淡，也过于花哨，反正越不出小城市的重大庆祝活动的窠臼。警察忙忙碌碌，官员穿了制服，靠墙肃立。太太们挤在皇太子周围，像野人包围着旅行者……顺便谈谈夫人们。有个城市在展览会后举行茶点招待会，但皇太子什么也没吃，只吃了一只桃子，把桃核丢在窗台上。突然从官员中走出一个灌饱了酒的大个子，这是地方缙绅陪审员，有名的捣蛋鬼，他迈着匀整的步子走到窗口，捡起桃核，放进了口袋。
舞会或者茶会后，陪审员走到一位显赫的夫人面前，把皇太子吃过的桃核赠送给她，夫人受宠若惊。接着他又找另一位夫人，然后是第三位——大家都如获至宝。
原来陪审员买了五只桃子，把桃核剥出，奉敬了六位夫人。谁拿到的是真的？大家以为自己的是真的……
皇太子走后，秋法耶夫心事重重，准备离开他的“独立王国”，到参政院去享清福了——谁知事情更坏。
过了三个礼拜，彼得堡的邮车带来了一封公函，是致“省政主管人”的。办公厅中慌成一团，省府收发官赶快报告，收到了“圣旨”，主任立即上报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托病没有上班。
过了一小时，我们知道他被免职了——简简单单，没有多余的话。
省长下台，皆大欢喜，他的统治散发着腐败肮脏的官僚臭气，使人感到窒息。尽管这样，看到官员们手舞足蹈，幸灾乐祸，我还是不免作呕。
是的，不只一头蠢驴用蹄子踢这只受伤的野猪。人心的卑鄙在这里暴露无遗，正如拿破仑垮台时一样，虽然两者的规模不同。最近这个时期，我与他公开不和，他不走，我非被他放逐到边远城镇卡伊不可。我与他本来格格不入，我对他的态度是一贯的，无可非议。但是其他人，他们昨天看到他的马车还脱帽致敬，还看他的眼色行事，还奉承他的狮子狗，还向他的听差敬烟，现在遇到他却连招呼也不打了，还大声指摘他的弊端，仿佛这一切不是他们与他一起干的。不过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方都曾反复搬演，以致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劣根性，不值得大惊小怪。
新省长6到了，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他高大，肥胖，肌肉有些松弛和苍白，年纪近五十岁，脸上带着偷快的笑容，举止文雅。他讲话完全符合语法规则，句子冗长周密，详尽无遗，以致有时反而把最简单的事物弄模糊了。他是皇村学校学生，普希金的同学，曾在近卫军任职，经常买新出的法文书，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到任的第二天就送了我一本托克维尔7的《论美国的民主》。
变化很大。房间照旧，家具照旧，但是在带有通古斯人外表和西伯利亚习惯的鞑靼长官的位置上坐上了一个书生，有些迂腐，但不失为正人君子。新省长是聪明的，然而他的智慧能发光，却不能放热，像明朗的冬天使人愉快，却不能使果木生长。何况他是一个死板的形式主义者，不过又与官场的文牍主义者不同，这该称作什么呢？……这种形式主义比其他各种好一些，但同样叫人讨厌。
由于新省长是真有妻室的，省长官邸失去了自己超独身主义和杂交主义的性质。理所当然，这使一切局长都回到了局长太太身边；秃顶老头子们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情场艳事”，相反，谈起自己满脸皱纹、枯槁干瘪的，或者长满肥肉、胖得无法放血的夫人们，都变得温情脉脉了。
到维亚特卡的前几年，科尔尼洛夫刚离开谢苗诺夫团或伊斯梅洛夫团8，到某省担任文职省长9；上任时，他对官场还一窍不通。起先，他像一切生手一样事必躬亲。一天，突然从另一省送来一件公文，他读了两遍，三遍，还是不得要领。
他把秘书叫来，给他看。秘书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把这公文交到办公厅，您怎么处理呢？”科尔尼洛夫问他。
“我交给第三科办理，这是第三科管的。”
“那么第三科科长懂得该怎么办？”
“大人，他怎么会不懂得，他担任科长都快七年啦。”
“您叫他来见我。”
科长来了。科尔尼洛夫把公文给他，问他该怎么办。科长很快看了一遍，回答说应该向税务局发函查询，向县长发个命令。
“命令什么呢？”
科长有些为难，最后承认这不容易说清楚，但写起来很容易。
“这儿有椅子，请您坐下写吧。”
科长拿起笔，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满了两张纸。
省长拿起公文，看了两三遍，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但我看到，这确实是对那封公文的答复。”他笑笑说，于是道了谢，签了字。这件事以后再没人提起，可见已经解决了。
关于我调往弗拉基米尔的通知，是圣诞节前收到的。我马上收拾行李动身了。
维亚特卡人与我热情地告别。在这偏远城市的商人中，我找到了两三个真诚的朋友。
大家争先恐后向一个放逐者表示关怀和友谊。几辆雪橇伴送我到达第一个驿站，不论我怎么辞谢，我的车上还是堆满了各种食物和酒。第二天我到了亚兰斯克。
过了亚兰斯克，一路上都是漫无尽头的松林。夜间月光皎洁，非常寒冷，小雪橇在树林中狭窄的道路上飞驰。这样的树林我以后再没见到过，它们就这么接连不断，一直伸展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有时鹿会从树林闯进维亚特卡省境。树林中大多是建筑木材。松树直挺挺的，雪橇驶过，仿佛路旁站着一个个高大的哨兵；树顶飘满了雪，黑黑的松针硬毛似的从雪下伸出。你躺在雪橇上，一觉醒来，仍只见一根根松木迅速地向后奔驰，偶尔从树枝上落下一些雪片。换马是在小小的林间空地上，房屋隐没在树木后面，马缚在柱子上，铃声叮叮当当，两三个车累米西小孩穿着绣花衬衫，睡眼惺松地跑出屋子，驿站的沃恰克车夫用干哑的中音与伙伴们吵嘴，大喊：“赶快，赶快”，一边忽高忽低地哼着曲子……然后又是松林，雪—雪，松林……
快出维亚特卡省境时，我不得不再一次与官僚世界告别，它向我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我们停在站上，驿站的马夫正要卸马，一个大汉来到雪橇旁边问道：
“车上是谁？”
“你问这干吗？”
“我奉县长命令前来查问，我是县法院的收发员。”
“哦，那么请你进驿站查看，我的驿马使用证在那里。”
大汉走后，过不一会儿又来了，对车夫说：
“不准给他套马。”
这欺人太甚了。我跳下雪橇，走进驿站。半醉半醒的县长坐在长凳上，向半醉半醒的文书口授书写内容。墙角的另一张长凳上坐着，或者不如说躺着一个人，上了脚镣手铐。桌上杂乱地放着几只酒瓶和玻璃杯，还有烟灰和几叠文件。
“县长在哪里？”我一进屋就高声问。
“县长在这里呢。”半醉半醒的拉扎列夫回答，这人我在维亚特卡见过。他粗鲁无礼地瞪了我一会儿，冷不防张开两臂要跟我拥抱。
这里得补充一下，自从秋法耶夫免职后，官员们看见我与新省长关系融洽，开始有些怕我了。
我用手挡开他，严厉地责问道：
“您怎么可以命令不给我套马？在大路上拦阻旅客，这是什么道理？”
“哦，我是开玩笑，您别生气——为这点事生气，您不难为情吗？”于是向收发员嚷道：“马，吩咐套马，你站在这里干吗，你这土匪！”于是又对我说：“请您赏脸，跟我一起用杯茶，喝点罗姆酒。”
“承情承情。”
“我们还有没有香槟酒？”他扑到桌上查看酒瓶，“全都空了。”
“您在这里做什么？”
“审案子呢。瞧，这小子用斧头杀死了父亲和亲妹妹，起因是吵架，也是争风吃醋。”
“于是你们就在这里拼命喝酒？”
县长哑口无言。我瞧了一眼车累米西人，他大约二十岁，脸上没一点凶相，完全是东方型，眼睛小小的，闪闪发光，头发乌黑。
这一切叫人多么讨厌，我退回了院子。县长追到门外，一只手拿着杯子，另一只手拿了一瓶罗姆酒，纠缠着要我赏脸。
为了摆脱他，我喝了一杯。他拉住我的手，说道：
“我错了，是的，错了！但请您千万不要告诉省长大人，不要害苦了一个好人。”
县长一边说，一边拉住我的手亲吻，反复了十来遍：
“真的，不要害一个高尚的人。”
我很厌恶，挣脱了手，对他说：
“您干您的，我才不想管这种闲事呢。”
“那我应该怎么报答您才好啊？”
“叫他们快些给我套马就成了。”
“对，赶快，”他大嚷道，“赶快！”还亲自动手，帮忙解绳子和马具的皮带。
这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1864年，我最后一次去彼得堡，到内务部办理护照手续。我正跟科长谈话，一位绅士从旁边走过……他同办公厅的大人物一一亲切握手，对科长们只是倨傲地点点头。我心里想：“嘿，鬼知道，这难道是他？”
“这是谁？”我问科长。
“拉扎列夫，内务部专员，大臣身边的红人。”
“他当过维亚特卡省的县长吧？”
“当过。”
“恭喜你们，各位先生，九年前他吻过我的手呢。”
佩罗夫斯基10确实善于选拔人才！
1 东正教传说中的圣徒。
2 “客人”和“主人”指外来圣像和本地圣像。
3 托赫塔梅什（约死于1406年）是中世纪金帐汗国的一个可汗，不是沙皇。
4 阿尔谢尼耶夫（1789—1865），当时俄国的著名学者，与茹科夫斯基同为亚历山大二世（皇太子）的教师。
5 尼古拉一世的哥哥，即让位的康斯坦丁皇太子。
6 即第十五章中提到过的省长科尔尼洛夫。
7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31年游历美国，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论美国的民主》。
8 俄国近卫军中的两个团。
9 当时俄国省长有文职和武职之分，文职管理民政，武职管理军政。
10 佩罗夫斯基（1792—1856），1841至1852年间俄国的内务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