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老戈利岑——小戈利岑——斯塔阿尔将军——宣判——索科洛夫斯基
……然而闲话少说，我们的案子侦查得怎样，进行得怎样了呢？
新委员会像老委员会一样，对案件感到棘手。警察监视了我们很久，但操之过急，热心过头，等不及掌握确凿证据便下手捉人，结果干了傻事。他们派了个退伍军官斯卡里亚特卡来引诱我们上钩，搜集材料。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他几乎都认识了，但我们很快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疏远了他。其他青年，大多是大学生，不如我们谨慎，但这些人与我们没有任何重要联系。
一个学生为了庆祝自己大学毕业，在1834年6月24日设宴招待他的朋友。我们不仅没有一人参加，而且没有人被邀请。这些年轻人喝多了酒，便开始胡闹，跳玛祖卡舞，还一起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那首著名的歌曲1：
俄国大皇帝，
一命归西天；
医生动手术，
剥开他肚皮。
全国办丧事，
家家哭嚎啕；
接位是哪个？
康斯坦丁丑八怪。
皇帝想享福，
不管人间事；
奏折写上天，
要求禅帝位。
天主读奏折，
发了慈悲心；
送来尼古拉，
一个大坏蛋。
晚上，斯卡里亚特卡忽然想起，这天是他的命名日，又编了个故事，说他刚卖掉马，占了便宜，想请大家上他家喝酒，他答应开十二瓶香槟招待这些大学生。大家去了，香槟也开了，主人喝得摇摇晃晃，提议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唱到一半，门开了，齐恩斯基带着警察走进了屋子。这一切是粗鲁的，愚蠢的，笨拙的，同时也是失败的。
警察想捉我们，只得捕风捉影，捏造罪证，从五六个人的案子株连了二十个无辜的人。
俄国警察是不怕丢脸的。过了两个礼拜，我们被捕了，理由是跟宴会事件有关。在索科洛夫斯基家查到了萨京的信，在萨京家查到了奥加辽夫的信，在奥加辽夫家查到了我的信，然而事情还是不得要领。初审毫无结果。皇上对第二个委员会寄托了极大希望，从彼得堡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务之一亚·费·戈利岑来当审判官。
这号人物在俄国也是不多的。属于这一类的有第三厅的著名头子莫尔德维诺夫2，维尔诺大学校长佩利坎3，几个日耳曼族官员和卖身投靠的波兰人4。
但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异端审判庭，却派了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尔作它的首席法官。斯塔阿尔是心直口快的军人，勇敢的老将，他分析了案情，发现它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庆祝宴会的案件，有关人员应由警察给予惩处；但另一部分人，天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被捕的，他们的全部罪证不过是一些尚未明确表示过的意见，根据这些定罪是困难的，也是可笑的。
斯塔阿尔的观点遭到了小戈利岑的反驳。他们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老将军一怒之下，用军刀捶着地板，说道：
“我看您与其荼毒生灵，不如奏请皇上封闭所有的中学和大学，免得其他人继续受害。您可以随心所欲乱干，但我不能跟着您造孽，我的脚绝不再踏进委员会。”
说完，老头儿就匆匆离开了大厅。
这件事当天就有人报告了皇上。
早晨当司令去汇报时，皇上问他为什么不愿再涉足委员会？斯塔阿尔讲了理由。
“真是废话，”皇帝反驳道。“跟戈利岑吵嘴，不害羞吗？我希望你照旧到委员会去。”
“皇上，”斯塔阿尔回答，“请怜惜我的白发吧，我活到这年纪没有一个污点。我的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余年都属于陛下。但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我的良心反对委员会中所干的事。”
皇上皱起了眉头，斯塔阿尔告退了，从此没再踏进委员会。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不容丝毫怀疑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尼古拉的性格。他怎么会没有想到，如果一位他不否认是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勇敢的将军，功绩累累的老臣，这么不肯让步，要求顾全他的名誉，那么可想而知，案件不是毫无问题的。至少应该把戈利岑召来，命令斯塔阿尔当着他的面说清案情。他不这么做，却下令对我们严加看管。
斯塔阿尔一走，委员会里只剩了敌视被告的人，而碌碌无能的谢·米·戈利岑是它的主席。这个老头子在工作九个月之后，还是像九个月前开始的那天一样，对案情一无所知。他始终保持着庄严的沉默，极少提出意见，每次审问结束，照例问一声：
“可以让他走了吗？”
“可以。”小戈利岑回答，于是老先生就神气活现地对受审者说：“回去吧！”
我的第一次审问进行了四个小时。
问题分两类。一类的目的是要揭露我的思想方式，按照小戈利岑和奥兰斯基秘书的说法，就是那些“不符合政府精神的思想，那种贯穿着圣西门的危险学说的革命言论”。
这些问题是容易回答的，其实也不是问题。在查获的文件和信函上，我们的观点已和盘托出，因此问题无非是要确定一些具体的事实：这信是某人所写，或写的是这几行吗？但委员会却节外生枝，对摘录的每句话都要求作出说明：“您如何解释您信中如下一段话？”
当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的答复写得模棱两可，空空洞洞。在一封信中，秘书找出了这么一句话：“一切宪章都毫无用处，这是主人与奴隶订立的契约；问题不在于改善奴隶的处境，而在于应该没有奴隶。”我必须对这句话作出解释，于是我答道，我认为我没有责任要替立宪制政府辩护，如果我替它辩护，那才是应该受处分的。
“对立宪制的攻击可以来自两个方面，”小戈利岑用那种神经质的嘶哑嗓音说道，“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场上进行抨击，否则您就不会提到奴隶了。”
“那么在这方面，我是犯了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同样的错误，她也不准把她的臣民称作奴隶。”
小戈利岑听到这讽刺性的回答，气得暴跳如雷，对我说道：
“您大概以为，我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进行烦琐的辩论，以为您是在为您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吧？”
“那么您要我解释是为了什么呢？”
“您装得好像不明白要您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
“他们这些人全是顽固分子。”主席老戈利岑说，耸耸肩膀，看了一眼宪兵上校舒宾斯基。我笑了笑。“跟奥加辽夫一模一样。”庸碌无能的主席最后说。
审讯暂停了。委员会是在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藏书室中进行审问的，我回头看看书橱，正好看到其中有一部多卷本的圣西门公爵5的回忆录。
“瞧，”我转身对主席说，“多么不公平啊！我为了圣西门主义受审问，您公爵却藏着二十多卷他的著作！”
由于这位老好人从来不读书，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是小戈利岑用那对阴险的眼睛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难道没有看到，这是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他是路易十四的大臣。”
主席笑了，向我点点头，意思是“老弟，你弄错了吧？”然后说道：“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听到主席在问：
“您给我看的那篇关于彼得大帝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吗？”
“是他写的。”舒宾斯基回答。
我站住了。
“他还是有些才能的6。”主席说。
“那更坏。毒药在狡黠的人手里更危险，”小戈利岑接口道，“这是个非常有害的、不可救药的年轻人……”
对我的判决就包含在这句话中。
附带讲一下圣西门。警察局长搜查奥加辽夫的信件和书籍时，把梯也尔7的《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边，后来又发现了一本……又发现了第三本……第八本。他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我的天！这么多革命的书……瞧，又是一本。”一边说，一边把居维叶的《地球表面灾变论》8交给警官。
另一类问题比较复杂。在这里他们施展了警察的各种阴谋诡计，侦查机关的欺诈伎俩，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矛盾；或者暗示别人已经招认，进行各种精神折磨。这些情形不值得细谈，只需说明，我们共四个人9，尽管他们耍尽花招，还是没找到一个当面对质的题目。
拿到最后一个问题后，我独自坐在我们写供词的小房间中。突然门开了，小戈利岑走了进来，装出一副心事重重、悲天悯人的脸色。
“在您写完自己的供词以前，我想跟您谈一下，”他说，“先父与令尊相识多年，我们可算得世交了，我不得不对您特别关心。您还年轻，前程远大；因此您必须摆脱这个案件……幸好这全在于您。您被捕后，令尊万分惦念，如今仍抱着希望，但愿您能获得释放。我刚才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商量过，他也极愿成全您；请您为我们的帮助创造一些条件。”
我看出了他这番话的意图，不觉心头火起，恨恨地咬我的笔。
他继续道：
“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后只能是当兵或者坐牢，同时也会害死令尊，他看到您穿上灰大衣，会一天也活不成的。”
我想开口，可他拦住了我。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请您耐心一些。您有反对政府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让皇上的仁慈降临到您的身上，我们需要有您真心悔改的证据。您拒不承认一切，回避答复问题，出于虚伪的正义感保护别人，但是这些人我们知道得比您清楚，他们可不像您那么忠厚10；您帮助他们，他们只会拖住您同归于尽。您向委员会写封信，简简单单，直截了当，说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罪，说您是由于年轻无知才受骗的，把那些骗您上当的、走上邪路的不幸的人交代出来……您愿意用这轻微的代价换取您的前途吗？换取令尊的生命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关于我的供词，我没有一个字需要补充。”我回答他。
戈利岑站了起来，用枯涩的嗓音说道：
“既然您不愿意，就不能怪我们了！”
审问到此全部结束。
到了1835年1月或2月，委员会最后一次传见我，这是为了让我重读一下我写过的答词，如果有什么补充，可以写上。只有舒宾斯基一人在场。我看完后对他说：
“我想请问一下，根据这些问题和这些回答，可以给一个人定什么罪？你们可以引用法典中哪一条给我判刑？”
“法典是为另一类罪行制订的。”穿蓝制服的上校回答。
“问题不在这里。我重读一遍这些作文练习，不能相信我坐六个多月牢就是为了这点事。”
“您真的以为，”舒宾斯基反问道，“我们就这么信任您，认为您没有组织秘密团体吗？”
“这团体在哪儿啊？”我问。
“我们没有找到它的踪迹，你们也没有干成什么，这是你们的幸运。我们及时制止了你们，简单说就是我们挽救了你们。”
这与《钦差大臣》中铁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11，何等相似！
我签字时，舒宾斯基打铃吩咐叫神父来。神父进屋，在我的签字下写了几句，说明我的全部供词均出于自愿，并无强迫情事。不用说，我受审时，他并不在场，现在甚至也没做做样子，问我一声当时的情形。这又是一个关在门外的见证人！
随着审问的结束，监狱的管理有些放松了。家属可以在城防司令部打条子来探望。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3月中旬，我们的判决书批准了；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一些人说我们将给送往高加索，另一些人说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也有些人指望我们会无罪开释（斯塔阿尔便是其中一个，他曾专门给皇上写过一个奏折，建议就把在押时期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最后，到了3月20日，我们给全部叫去，听戈利岑公爵宣读判决书。这一天真是喜上加喜，我们被捕后还是第一次见面。
在宪兵队和警备部队军官的包围警戒下，我们彼此握手拥抱，兴高采烈，吵吵闹闹。会面鼓舞了大家，我们互相探听情况，交换消息，没有个完。
索科洛夫斯基也在场，他瘦了一些，脸色苍白，但幽默不减往日。
他写过《宇宙》《赫维里》及其他一些相当好的诗歌，天生具有诗才，但缺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必须前进一步，然而又修养不够，无法继续前进。他好玩，可爱，生活在诗情画意中，却根本不是政治人物。他谈笑风生，待人亲切，是及时行乐的好伙伴，一个乐天随和的人，喜欢吃吃喝喝——正如我们大家……也许更甚一些。
索科洛夫斯基是从酒筵上无意之间落进监狱的，但他能正确对待一切，在监狱中他成熟了。委员会的秘书，那位道学先生、虔诚的信徒和密探，在嫉妒、贪欲和谗言中逐渐消瘦、白了头发的家伙，出自忠君思想和宗教精神，不敢照字面理解最后两行诗的意义，问索科洛夫斯基：
“诗歌最后那些大逆不道的话是针对谁的？”
“请您放心，”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这不是针对皇上的，而且我要特别提请您注意这个可以从轻发落的细节。”
秘书耸耸肩膀，把两眼朝上一翻，一声不作，瞪了索科洛夫斯基好久，嗅了一撮鼻烟。
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彼得堡被捕的，警察没跟他说一声，便把他送到了莫斯科。我们的警察经常喜欢开这种玩笑，其实毫无必要。世界上任何职业都不如警察那么枯燥、讨厌，对自己毫无艺术要求，也不希罕任何装潢和粉饰。索科洛夫斯基直接给送进了监狱，关在一间黑黑的储藏室中。为什么要把他关在监牢里，我们却关在兵营中？
他随身只带着两三件衬衣，其他一无所有。在英国，每个犯人一进监牢，就给请去洗澡，我们这里却唯恐犯人太清洁。
要不是哈兹大夫12把自己一包内衣送给他，他身上非长满虱子不可。
哈兹大夫是个叫人捉摸不透的怪物。这位傻头傻脑、受尽损害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他的一生比墓志铭上那种官样文章式的溢美之词好得多，它们只是为两个上层阶级歌功颂德，可惜这些德行直到身体开始腐烂时才被发现。
老头儿皮肤蜡黄，骨瘦如柴，平时穿件黑燕尾服，短短的裤子，黑丝袜，带扣的鞋子，仿佛刚从18世纪的舞台上走下来。他便穿了这身“大礼服”参加婚丧喜庆，也穿了它在北纬五十九度的惬意天气中，每星期到麻雀山的羁押站访问一次，探望即将出发的流放犯人。他凭监狱医师的身份可以接近他们，为他们检查身体，而且每次都要带一筐糖果食品，如核桃、蜜糖饼干、橙子和苹果，分给女犯人。这引起了慈悲为怀的太太们的不满和愤慨，她们怕善举太多，使犯人得意忘形，又怕施舍太多，超过了免于冻死饿死的需要。
但哈兹是不容易说服的，他温顺地听完了对“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的谴责，搓搓手说：“亲爱的太太，您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会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从您的话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
哈兹住在医院里。饭前，有个病人来找他看病。看完病，哈兹进诊室去开药方，回来时发现病人走了，放在桌上的银餐具已不翼而飞。他把看门的兵叫来，问他除了病人，有没有别人来过？看门的猜到出了什么事，马上奔到外面，过一会儿带了餐具和病人回来了。这是他在医院的另一个卫兵帮助下抓到的。小偷跪在地上，求医师饶恕。哈兹有些不好意思了。
“去叫警察。”他对一个看门的讲。“你呢，马上把文书叫来。”
看门的抓到了小偷，扬扬得意，马上兴冲冲走了。哈兹趁他们不在，对小偷说：
“你是个虚伪的人，你骗了我，想偷东西，上帝会惩罚你……但是现在，你赶快从后门逃走，趁卫兵还没回来……喂，等一下，可能你没有钱，这是半个卢布；今后你要弃恶从善，你可以逃过警察，但不能逃过上帝！”
这件事连他的家人也群起反对，但不可救药的大夫有他自己的理由：
“偷窃是很大的罪恶，但我了解警察，知道他们怎么折磨犯人——逼供拷打，无所不为。把别人送去鞭打，这是更大得多的罪恶。况且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行为会感动他的心灵！”
家人们摇摇头说：“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13”；慈悲为怀的太太们说：“这人正直无私，但是这儿有些毛病14”，说着指指头脑。可是哈兹搓搓手，仍我行我素。
……索科洛夫斯基刚讲完他那些小故事，其他人又一下子开始了，仿佛我们刚从各地旅行回来，有着说不完的新闻、笑料和俏皮话。
萨京肉体上受的苦比别人多，他瘦了，头发脱落了一部分。我们被捕时他正在坦波夫省母亲的农庄上，听到消息，他赶紧回莫斯科，免得宪兵光临，吓坏他的母亲。半路上他患了感冒，抵家时正发高烧。警察来找他，他在床上昏迷不醒，没法带往警察局，他就被拘禁在家中，卧室门内站了一名警察，卧榻旁边又坐了一个警官，既像狱卒，又像护士。因此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的不是这个人窥探的目光，便是那个人喝醉的嘴脸。
冬天开始后，他被送进了列福特军医院，然而犯人住的秘密病房已没有一间空的，但是这种事是不值得多费周折的，病人便被安置在没有炉火的南面露台上，在那儿隔出了一个角落，派了岗哨。石板棚里冬季的气温是可想而知的，连哨兵也在夜里着凉病了，只得躲在走廊的炉边取暖，要求萨京别把这事告诉值日的军官。
医院当局也终于发现，在这么靠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于是给萨京换了房间——在给冻僵的病人擦热身体的屋子旁边。
我们还没把各人的经历讲完一半，听完一半，副官们突然忙乱起来，警备队的军官个个挺直了身子，警官们也整装肃立；门庄重地开了，矮小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身穿大礼服，肩披绶带，走进了屋子；齐恩斯基穿上了侍卫官制服，甚至奥兰斯基秘书也为今天的盛会穿了一套浅绿色军便服。城防司令当然没有到场。
这时嘻嘻哈哈的谈笑声正响成一片，秘书只得板起面孔，走到大厅中央宣称，高声谈话，特别是笑闹，这对我们即将恭听的圣上旨意，是大不敬的行为。
门都打开了。军官们把我们互相隔开，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索科洛夫斯基，画家乌特金15和军官伊巴耶夫16；第二部分是我们；第三部分是其他人。
判决首先是针对第一类人——它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在侮辱皇上的罪名下被判处送往施吕瑟尔堡终身监禁。
三个人都英勇地听完了这野蛮的判决。
奥兰斯基装模作样、一板一眼地读着，读到因侮辱皇上及至高无上的皇室……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向他指出：
“且慢，我从来没有侮辱过皇室。”
在他的文稿中，除了诗歌，还发现了几个乱涂的字，是模仿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17的笔迹写的批示，故意把拼法写错了。这也成了他的罪行。
齐恩斯基为了表示，他也可能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人，宣判之后，对索科洛夫斯基说道：
“您以前进过施吕瑟尔堡吧？”
“那是去年的事，”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回答他，“仿佛我已经有了预兆，我在那儿喝了一瓶马德拉酒。”
两年以后，乌特金瘐死在牢房中了。索科洛夫斯基给送往高加索时已奄奄一息，他死在皮亚季戈尔斯克。仅剩的一点羞耻心和良心使政府在两人死后把第三个人送往了彼尔姆县。伊巴耶夫是病死的，他成了神秘主义者。
乌特金在审讯记录上的签名是“囚禁狱中的自由画家”。他已四十来岁，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是有正义感，容易冲动，在委员会中说话不知检点，对各位委员老爷态度生硬、粗暴。因此他被关在潮湿的地窖中，受尽折磨，那儿的墙壁是经常滴水的。
伊巴耶夫判刑比别人重，只是因为他戴着肩章。如果他不是军官，他绝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个人偶然参加了酒宴，看来也像别人一样喝了酒，唱了歌，但应该不比别人唱得多，也不比别人唱得响。
轮到我们了。奥兰斯基擦了擦眼镜，清了清嗓门，诚惶诚恐地开始宣读圣旨。它是这么表达的：皇上审阅了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注意到罪犯们的年轻无知，下旨免除对我们的法庭审理，向我们宣告：我们唱了叛逆的诗歌，凌辱了皇上，按法应予处死，即使从轻发落，也应终生流放从事苦役。但皇上宽宏大量，慈悲为怀，决定对大部分罪犯不加追究，允其在原地居住，由警察看管。对罪情较重者则采取感化办法，无限期送往边远省份担任文职工作，由当地长官管教。
这所谓罪情较重者一共六人：奥加辽夫，萨京，拉赫京18，奥博连斯基，索罗金19和我。指定我去彼尔姆。在这些判罪者中，拉赫京其实并未被捕。他接到通知来听宣判，以为是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看到别人受罚而痛改前非。据说，戈利岑公爵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因为恨他的妻子，才照顾他沾了这个光。他身体虚弱，过了三年便死在流放中了。
奥兰斯基宣读完毕，舒宾斯基上校讲话了。他字斟句酌，用罗蒙诺索夫的章法向我们宣告，多亏委员会主席，那位心地慈祥的贵人替我们说情，皇上的仁慈才降临到我们身上。
舒宾斯基认为我们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对公爵感恩戴德，谁知我们毫无反应。
几个免除处分的人点了点头，然而仍偷偷望了望我们。
我们站着，抄起了手，对仁慈的皇上和公爵毫无感激的表示。
于是舒宾斯基想出了另一个花招，对奥加辽夫说道：
“您去奔萨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令尊瘫痪了，躺在奔萨，公爵奏请皇上，把您派在这个城市，使您可以留在令尊身边，让他多少减轻一点因您流放所受到的打击。难道您不应该感谢公爵吗？”
没有办法，奥加辽夫只得微微鞠躬。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
这使那位头脑简单的老人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他接着叫了我的名字。我走前两步，抱定神圣的宗旨，不论他和舒宾斯基怎么花言巧语，我决不道谢。何况我流放的地点比谁都远，又是一个最糟糕的城市。
“您是去彼尔姆。”公爵说。
我没睬他。公爵有些尴尬，但总得说点什么，于是又道：
“我在那里有个庄园。”
“您有话托我转告您的管家吗？”我笑了笑，问他道。
“我不会托您这样的人办任何事情的，您是烧炭党20人呐。”公爵俏皮地加上一句。
“那您要我干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好像是您叫我出来的吧？”
“现在您可以走了。”舒宾斯基插口道。
“对不起，”我反对道，“趁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得提醒您，上校先生，上次在委员会里，您对我说，我与酒宴的案子无关，现在判决书却把我定为这案子的罪犯之一。这大概搞错了。”
“您想推翻圣上的决定吗？”舒宾斯基着重说。“当心，别从彼尔姆给调到另一个更坏的地方。我要吩咐把您的话记录在案。”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判决书上说：根据委员会的报告，因此我反对的是各位的报告，不是皇上的旨意。我请公爵作证，委员会从未向我查询过酒宴和诗歌的事。”
“仿佛您不知道，”舒宾斯基说，气得脸色都白了，“您的罪比那些参加酒宴的人大十倍。瞧他，”他指指一个被宽恕的人，“他喝醉酒，唱了不堪入耳的歌，可后来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求宽恕。您呢，离一切悔改的表现还远得很。”
上校所指的那位先生不吭一声，耷拉着脑袋，脸涨得通红……这教训很好。干坏事应该得到报应。
“对不起，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罪，罪大不大，”我继续说，“如果我是杀人凶手，我不希望把我当作小偷办罪。哪怕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责，我也不希望把我干某事说成是‘因为喝醉了酒’，像您刚才讲的那样。”
“如果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这么顽固不化，我也会奏请皇上，把他流放西伯利亚。”
这时警察总监插进来，讲了一通废话，前言不对后语。可惜小戈利岑不在，要不，倒是与他展开辩论的绝好机会。
这一切当然没有什么结果。
拉赫京走到戈利岑公爵面前，要求迟一些动身。
“我的妻子怀孕了。”他说。
“这与我无关。”戈利岑回答。
野兽和疯狗咬人时，尚且要装出一本正经的脸色，夹起尾巴，可是这位装疯卖傻的御前大臣，贵族，而且拥有老好人的名声……却恬不知耻，开了这么一个卑鄙的玩笑。
……我们又在大厅中逗留了一刻钟，不顾宪兵和警察们苦口婆心的规劝，在久别之前，彼此紧紧拥抱着，互道珍重。除了奥博连斯基，在我从维亚特卡回来以前，我没有与任何人见过面。
我们准备动身了。
监狱仍然是过去的生活的继续，但是随着向边远省份的转移，它被切断了。
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充满友谊的峥嵘岁月，都结束了。
流放势必要继续多年。我们何日才能相逢，在何处相逢，又能不能再相逢呢？……
从前的生活叫人怀恋，可是不得不一下子把它抛开……不能互相道别。与奥加辽夫见面已毫无指望。出发前几天，两位朋友好不容易见到了我，但这对我是不够的。
我多么想再见一眼那安慰过我的少女，像在墓园中一样与她握手聚谈……我要以她的名义与过去告别，迎接未来……
1835年4月9日，我们终于会见了几分钟，这已是动身的前夕。
我的记忆中一直珍藏着这神圣的一天，我一生中几个最幸福的瞬间之一。
……为什么这一天和我过去一切幸福的日子，每当我回想起来，便不觉潸然泪下？……我想起了坟墓，暗红的玫瑰花圈，两个拉着我的手的孩子，火炬，一群流亡者，月亮，山麓下温暖的海洋，我所不理解的、使我心如刀割的那些话……
一切都过去了！21
1 索科洛夫斯基是俄国诗人，但这首歌并不是索科洛夫斯基写的；当时一位被捕者供认，他是从亚·伊·波列扎耶夫那里听到这首歌的，因此它的作者可能就是波列扎耶夫。
2 特务机关“沙皇办公厅第三厅”的办公室主任，本肯多夫的得力助手。
3 佩利坎（1790—1873），波兰维尔诺大学教授和校长，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1830年的波兰起义。
4 这类杰出天才中的新秀便是知名人士利普兰季，他提出了创办暗探研究院的建议（1858年）。——作者注（按：利普兰季是沙皇的警察和暗探头子。）
5 这是另一个圣西门：路易·德·鲁弗雷·圣西门公爵（1675—1755），法国政治活动家，所写《回忆录》记载了路易十四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且文笔流畅，读者极广。
6 原文是法文。
7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曾任内阁总理等职。《法国革命史》是他的重要著作，共十卷。
8 《地球表面灾变论》的“灾变”在法文中与“革命”是同一个词。
9 这四个人是：赫尔岑，奥加辽夫，萨京，伊万·奥博连斯基。
10 不言而喻，这是无耻的谎言，卑鄙的警察伎俩。——作者注
11 见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第四幕第十一场：市长把铁匠抓去当兵，铁匠老婆认为按照法律，轮不到铁匠当兵。在她的一再追问下，市长最后说，铁匠“是贼，虽然他现在没有偷，以后总有一天会偷，这次不当兵，反正明年也得当兵”。
12 哈兹（1780—1853），当时莫斯科监狱医院的医师，一个以自己的慈善行为著称于世的人物。
13 原文是德文。
14 原文是法文。
15 乌特金（1796—1836），平民出身的画家，后死在狱中。
16 伊巴耶夫（约生于1804年），被捕前是陆军中尉，后被流放至彼尔姆。
17 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兄弟。
18 拉赫京（1808—1838），赫尔岑的同学，他的小组的成员，被流放至萨拉托夫省，死在那里。
19 索罗金，画家，与赫尔岑同时被捕，后被流放至科斯特罗马省，1842年回莫斯科。
20 19世纪初意大利的秘密革命组织，宗旨是争取民族解放，消灭外国封建专制统治，后为“青年意大利”所代替。
21 这是赫尔岑回忆1852年他的妻子在尼斯安葬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