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的议论和将军的谈话——尴尬的地位——俄国百科全书派——苦闷——女仆和男仆的住所——两个德国人——上课和读书——教义问答和福音书
十岁以前，我没发觉我的处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很平常：我住在我父亲的家里，在他这半边屋子我总是循规蹈矩，而在我母亲那边，我可以喊叫，淘气，爱怎么就怎么；大法官宠我，给我玩具；卡洛抱我，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替我穿衣服，安排我睡觉，给我洗澡；普罗沃太太带我散步，跟我讲德语。一切都很正常，可就在这时，我开始了思索。
零星的议论，人们脱口而出的片言只语，引起了我的注意。老妇人普罗沃和全体仆役都毫无保留地敬重我的母亲，惧怕我的父亲，也根本不喜欢他。他们之间有时发生的家庭争执，往往成为普罗沃太太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议论的话题，她们总站在我母亲一边。
我母亲的烦恼确实够多的。她是非常善良的妇人，但缺乏坚强的意志，完全处在我父亲的压制下，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上做些无望的反抗，像生性懦弱的人常有的那样。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些小事上，我父亲往往是正确的，因此争执总是以他的胜利结束。
例如，普罗沃太太常常这么说：“真的，我要是太太的话，干脆一走了事，回斯图加特；老是闹意气，争争吵吵，厌烦死了，有什么乐趣。”
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便接着道：“话是这么说，可被这个缚住了手脚呢，”于是用织袜针指指我。“带走吧，上哪儿去？以后怎么办？丢他一个人在这儿吧，这个家又这副样子，旁人看了也不免心酸呢！”
孩子们的敏感往往是大人想象不到的。他们在惊讶之余立即释然，暂时忘记了，然而会一再想起它，特别是一切神秘或可怕的事，他们总会以惊人的毅力和机灵探听个水落石出。
自从引起注意之后，我在几星期内便了解到了父亲与母亲结识的一切细节，她怎样决心离开娘家，躲在卡塞尔的俄国大使馆中参政官那儿，然后女扮男装越过国境。我了解到了这一切，尽管从未向任何人提过一个问题。
这些发现的第一个后果是我疏远了父亲，这是由于我上面谈到的那些口角。以前我虽然看到他们争吵，却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家中所有的人，参政官也不例外，都怕我的父亲，对此我已经习惯，因此看见他训斥别人，也不以为怪。现在我对事情有了另一种看法，我觉得，一部分不幸是我造成的；这思想有时像浓密的乌云，笼罩了我童年明朗的想象力。
从那时起，另一个思想也在我头脑中扎了根，这就是我跟一般的儿童不同，与父亲很少瓜葛。这种我自己想象出来的独立性，使我感到扬扬自得。
又过了两三年，一天晚上，我父亲团里的两位老同事来看我父亲，一位是奥伦堡省省长彼·基·埃森，另一位是曾任比萨拉比亚总督的阿·尼·巴赫梅捷夫将军，他曾在波罗金诺战役中打断了一条大腿。他们坐在客厅里，我的房间就在客厅隔壁。闲谈中我的父亲顺便提到，他跟尤苏波夫公爵谈过，请他为我安排一份差事。
“不应再耽搁了，”他补充道，“你们明白，他得干上好几年才能捞到一官半职。”
“老兄，你要他去当一名小文书，这又何苦呢，”埃森好心地说，“你把这事交给我，我安排他在乌拉尔哥萨克中入伍，栽培他当一名军官——这是首要的，以后他就可以像我们大家一样逐步高升了。”
父亲不以为然，说所有的军职他都不中意，他希望我以后能在一个气候温和的地方当外交官，他也可以在那儿安度晚年。
巴赫梅捷夫很少插话，这时拄着拐棍儿站起来开口了：
“我认为彼得·基里洛维奇的劝告，值得您郑重考虑。您不肯让他去奥伦堡，那就在这儿入伍吧。我跟您是老朋友了，我不妨对您直说：当文官，念大学，对您这位少爷既一无好处，对社会也不利。不必讳言，他的处境有些尴尬，1只有军职可以一举为他打开仕途的大门，让他走上正常的道路。到他升任连长之前，一切危险思想都会烟消云散。军队的纪律是所大学校，此后的一切全凭他的努力了。您说他有才华，难道只有蠢货才当军官不成！我跟您，还有我们这些人，不全是这么过来的吗？您只有一点可以反对，这就是他要取得军官官衔，必须花更多时间。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助您。”
这场谈话跟普罗沃太太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的议论，发生了同样大的作用。我那时已经十三岁2，这堂课经过我在完全孤独的环境中多方面推敲琢磨，日复一日地反复思索，终于产生了它的后果。本来，我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幻想当军官，穿制服，为了父亲希望我当文官，我几乎痛哭流涕，现在，这场谈话之后，我对军队的向往突然冷却，那种对肩章、穗带和彩色镶条的仰慕和眷恋，尽管不是一下子，却终于逐渐淡漠了。当然，对军装的正在熄灭的热情仍复燃过一次。我家有一个亲戚，原本在莫斯科寄宿中学读书，每逢节日常上我家玩儿，后来他进了扬堡枪骑兵团。1825年他来莫斯科，成了枪骑兵士官，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看到他身上粗粗细细的各色带子，看到他的军刀和稍微歪戴、用一根带子系住的四角高筒军帽，心便怦怦跳动。他当时十七岁，身材矮小。第二天早晨，我穿起他的军装，挂上军刀，戴上军帽，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我的天哪，这套短小的蓝制服，配上红镶边，穿在我身上多么漂亮啊！还有帽穗，绒球，子弹带……我日常穿的那种粗呢上装和黄布裤子，相比之下实在太寒酸了！
亲戚的到来，几乎动摇了将军们谈话的作用，但是不久，环境又终于使我弃绝了对军官制服的羡慕心理。
关于“尴尬的处境的思考”，其内在结果和我从两位保姆的议论中所引出的结论，是相当接近的。我觉得我与这个社会更少关系了，虽然当时我对它还一无所知；我还觉得，实质上我的命运只能由我自己掌握。我怀着带一点孩子气的高傲感这么想：我要让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3这批家伙看看，我是怎样一个人。
我父亲的家是一所特殊的修道院，我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多么单调而沉闷，看了上述一切就可了然。我得不到奖励，得不到欢乐，父亲对我几乎始终心怀不满，我只在十岁以前得到过他的宠爱。我没有同伴，教师来后便走了，我一送走他们，就悄悄溜进院子，跟仆人们的孩子玩儿，而这是严格禁止的。其余时间，我就在那些白天紧闭窗户，晚上很少点灯的黑暗的大房间里游荡，什么也不干，或者阅读五花八门的图书。
前室4和女仆房于是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乐园。在那里我无拘无束，赞成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与我的伙伴们一起商量和安排他们的事务；我了解他们的一切秘密，但从未在客厅中泄露过一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说几句。我是根本不回避节外生枝和插话的，因为一切谈话本来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
孩子们大多喜欢与仆人做伴，但父母禁止他们互相接近，特别在俄国。孩子们不听父母的训导，因为客厅中太枯燥，而女仆室却愉快活泼。这件事正如千百件别的事一样，叫父母束手无策。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前室对儿童有害，而“茶室”与“起居室”却不然。在前室，孩子们学会粗鲁的谈吐，沾染不良的习气，这诚然不错，但在客厅中，他们接受的却是污秽的思想和恶劣的感情。
强迫孩子们跟他们不断接触的人疏远，这要求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经常谈论仆人，特别是农奴的道德严重败坏。确实，严格地说，他们的行为不足为训，他们的精神堕落也很明显，只要看他们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很少反抗，就知道了。但问题不在这里。我倒想请教，俄国哪一个阶层比他们高尚？难道是贵族或官僚吗？或者是教士吗？
你们笑什么啊？
也许只有农民才有权利……
贵族与奴仆的区别如此微不足道，正如他们的名称之相似一样5。我憎恨（特别是在1848年的灾难6之后）花言巧语奉承群众，但贵族老爷们对人民的诬蔑，更令我发指。剥削者把仆人与奴隶描摹成放荡的野兽，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扼杀自己良心的呼声。我们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只是表现方式比较温和，更善于掩盖自己的私心杂念罢了。我们的欲望轻易就能得到满足，经常不受约束，因此看来才不那么粗野，那么刺目。我们不过因为有钱，度着温饱的生活，这才可以自命清高。阿勒马维华伯爵向塞维勒的理发师罗列过他对仆人的要求，费加罗听后，叹了口气，指出：“如果仆人必须具备这一切优良品质，老爷中间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配当仆人吧？”7
一般说来，俄国人的堕落并不深，与其说深，不如说是野蛮和猥亵，嚣张和粗俗，放肆和无耻。僧侣躲在家中与商人饮酒作乐，大吃大喝。贵族是公开喝酒，通宵打牌，殴打仆人，调戏使女，把家务搞得乱七八糟，家庭生活更弄得乌烟瘴气。官吏照此行事，只是更加下流，而且在上司面前奴颜婢膝，东偷西摸。贵族虽然较少偷盗行为，但他们是公然掠夺，一有机会决不放手。
所有这一切可爱的弱点，在第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身上，在不隶属沙皇，而隶属于地主的大臣们身上8，只是表现得更粗俗一些。但是作为一个阶层，我看不出他们比别的阶层究竟坏多少。
我不仅对我家和参政官家的仆人，也对两三户近亲家的仆役逐一作了回忆，我没有发现，在漫长的二十五年中，他们的行为有什么特别的罪恶。充其量不过是些小偷小摸……但在这场合，概念已因地位而改变，作为私有财产的人对同为私有财产的物不太客气，有时要顺手牵羊，捞些主人的财物，似乎未可厚非，当然，为公正起见，这里不应包括那些亲信，那些得宠的男女仆役、老爷的情妇和谗佞者在内。首先，这些人已属例外，他们是马厩里的克莱恩米赫尔9们，管地窖的本肯多夫10们，穿粗布衣服的彼列库西希娜11，光脚板的蓬巴杜尔12们。其次，他们循规蹈矩，只在夜间酗酒，也不必把衣服押在酒店里。
其他人的所谓堕落其实很单纯，无非是一杯浊酒，一瓶啤酒，几句戏谑的闲话和几筒烟而已，此外就是擅自外出，吵嘴，有时发展到打架，以及主人强迫他们干办不到的非人勾当时，跟主人耍花招等等。理所当然，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另一方面又不如农民那么忠厚，不能安于奴隶地位，他们的精神境界中含有不少变态的、畸形的东西。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像美国的黑人一样稚气十足，一点小事就足以使他们欣慰不已，一点小事也能使他们伤心落泪；他们的要求如此微小，与其说有碍道德，不如说天真无邪，合乎人情。
酒和茶，小酒店和小饭馆，这是俄国仆人两项固定的嗜好。他为它们偷盗，为它们贫困潦倒，也为了它们忍受迫害和责骂，以至使自己的家庭沦落到无衣无食的境地。从陶醉于戒酒运动的马修神父13的高度来谴责酗酒，是最简便不过的，他们端坐在茶桌后面，看见仆人去小饭店喝茶，便大惑不解，心想在家喝茶岂不价廉物美，何必多此一举。
酒使人沉醉，使人有可能忘却一切，造成虚假的欢乐，亢奋的情绪。一个人愈是不开化，愈是被迫过狭隘和空虚的生活，这种麻醉和刺激对他也愈是必要。仆人注定了永远在前室供使唤，永远贫穷、受奴役和被出卖，叫他怎么不嗜酒呢？也正因为他不能每天喝酒，他才一有机会，便要大喝特喝。早在十五年前，先科夫斯基14已在《读书文库》上指出过这一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所以没有酒徒，便因为那些地方酒很多。英国工人的疯狂纵酒，可以用同样的原因作解释。这些人与饥饿和贫困作着无望的、力量悬殊的搏斗，并被制服了。无论他们怎样挣扎，总是到处碰壁，无情的打击把他们抛到了社会生活阴暗的底层，毫无目标地终生从事着摧残身心的苦役。当一个人在杠杆、齿轮、弹簧和螺丝钉旁边操劳了六天之后，在星期六晚上，从工业劳动的枷锁下疯狂地冲出来，不满半个小时便喝得酩酊大醉，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何况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不胜酒力了。由此看来，那些正人君子不如安心喝自己的爱尔兰或苏格兰威士忌，免开尊口的好，否则，他们那种违反人情的博爱，那种苦口婆心，只能招来可怕的回答。
对于仆人，在小饭馆喝茶有不同的意义。在家中，对他说来，茶不是茶；一切都使他想起他是仆人。在家中，他住的是肮脏的下房，他必须自己煮茶炊，他用的是断了柄的茶杯，而且主人随时可能按铃召唤。在小饭馆里，他自由自在，他便是主人，茶室是为他开设的，灯是为他点的，伙计为他托盘送茶，茶碗闪闪发亮，茶壶熠熠生光，他可以支使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支使，也可以逍遥自在地喝茶，给自己叫一客爱吃的黑咸鱼子酱或大馅饼配茶。
所有这一切与其说违反道德，不如说是童心的流露。印象可以很快控制他们，但不能在他们心中生根，经常占有，或者不如说扰乱他们头脑的，是一些琐碎的事物、微小的心愿和无望的憧憬。对一切奇迹的孩子般的信仰，使这些成年人变得战战兢兢，但也正是这种信仰使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得到了安慰。我父亲的两三个仆人临终时，我曾经在场，我惊奇地发现，只有在这时才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自己度过的一生是心安理得的，他们良心清白，没有犯过大罪，即使有点过错，那也已随着临终的忏悔，由“神父老爷”了结了。
仆人和孩子相互之间的好感，便建立在这种近似上。孩子讨厌大人的老爷作风，那种高高在上、妄自尊大的态度，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明白，对于大人，他们只是孩子，而对于仆人，他们是人。正因为这样，他们宁可与侍女打纸牌，玩罗托15，却不愿与客人玩。客人是为他们打牌，因而迁就他们，对他们让步，逗他们，想停止便停止。侍女打牌通常是既为自己，也为孩子；这样打牌才有味道。
仆人非常喜欢跟孩子做伴，这完全不是奴性的奉承，这是弱者与普通人的互相依恋。
从前，地主与农奴之间存在过宗法制的、君臣式的爱，正如今天的土耳其一样。现在，俄国已没有忠于主子全家和几代人的所谓义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地主丧失了对自己权力的信念，不再相信在基督的最后审判面前，他能为仆人承担一切罪责，只是运用这权力为自己榨取利益。仆人也不相信自己天生应受人统治，他之忍受欺压并非因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一种考验，不过因为他是弱者；弱肉强食，如此而已。
那种奴隶制度的盲目崇拜者的典型，我年轻时还见过两三个。八十高龄的地主提到他们，总是感慨万端，说他们如何忠心耿耿，不辞辛劳地供主人驱使，却闭口不谈，这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祖祖辈辈，对这种自我牺牲是怎么酬谢的。
参政官的一座庄园里，住着一个名为安度晚年，实则苟延残喘的衰弱老头儿安德烈·斯捷潘诺夫。
他是参政官和我父亲在近卫军任职时的侍从，一个忠厚老实、从不喝酒的人。照我父亲和参政官的话说，他看到两位少爷的眼色，就猜得到他们的心思；我想这是不容易的。后来他去管理莫斯科近郊的庄园。起先，1812年的战争使他与我们失去了一切联系，随后村子烧毁了，成了一片废墟，他独自守在那里，没有一个钱，为了不致饿死，只能出卖一些木柴度日。参政官回到俄国后，着手整顿领地，最后，查出了木柴的事。老头儿受了处分，解除了职务，从此被打入冷宫。家庭负担使他度日如年，寄人篱下。我们有时路过安德烈·斯捷潘诺夫居住的村庄，就在那里逗留一两天。这个风烛残年、已经瘫痪的老头儿总要拄着拐棍，赶来向我父亲请安，问候。
他那种忠诚亲切的声调，那副不幸的外表，秃顶两旁那一绺绺微黄的白发，深深打动了我。
有一次他说：“老爷，我听说，三老爷又得到了一枚勋章。可惜我老啦，快见上帝去了，看来天父不会让我再看到三老爷戴上勋章的英姿啦，可我多想在临死前，看一眼他老系上绥带，戴上全部勋章的模样啊！”
我望望老头儿：他那充满稚气的坦率神情，那哈腰曲背的身子，那病得口眼斜的面容，那暗淡无光的眼睛，那微弱的声音，一切都不由得你不相信他的真诚；他不会撒谎，不会奉承拍马，他确实盼望临死前看一眼那位“挂满勋章和绶带”的老爷，而这位老爷却为了几根木柴，十五年来一直不肯宽恕他。这是什么？是神圣还是疯癫？然而，不正是疯癫才能使人达到神圣的境界吗？
这样的偶像崇拜，在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如果现在还有农奴不想得到自由，那么这只是出于懒惰和物质上的考虑。我不否认这更加可耻，然而离终点也更近了。假如他们也希望在老爷们的脖子上看到什么，那就决不会是弗拉基米尔绶带了。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我家仆人的一般状况。
参政官和我父亲对仆人的压迫不算特别严重，这就是说，并不对他们滥施体罚。参政官性子急躁，缺少耐性，因此往往显得粗暴，不讲道理。但是他与他们极少接触，也极少过问他们的事，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互不认识的。我父亲便不同了，他的乖戾任性弄得他们叫苦不迭，他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他都不放过，总是喋喋不休地教训他们。对于俄国人，这往往是比打骂更不好受的。
在我家，体罚几乎已经绝迹。只有两三次，参政官和我父亲利用过警察所的恶劣做法16，但这是很不寻常的，以致事后所有的仆人议论了整整几个月；并且这是由重大的过错引起的。
常用的办法是把仆人送去当兵，年轻人都害怕这种惩罚。尽管无家无室，他们还是宁可留下来当奴隶，不愿去做二十年的苦工17。这些可怕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地主一声召唤，两名警察便来了，他们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出其不意地捉住了指定的人；村长当即宣布，老爷昨晚已下令将该人送交征兵当局。这人含着眼泪，强作镇静，但妇女们哭哭啼啼，大家便纷纷赠送纪念品，我也拿出了我所有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二十戈比的钱币或者一条围巾。
我还记得，一个村长由于花掉了收到的代役金，我父亲下令要剃光他的胡髭。这样的惩罚我一点不懂，但是看了六十岁的老头儿的表现，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放声大哭，趴在地上叩头求饶，除了退还租金以外，他情愿再付一百卢布罚款，只要能免除这种耻辱。
当参政官和我们一起居住的时候，我家共有三十名男仆和大约同样多的女仆。不过已婚妇女并不担负任何工作，她们只管自己的家务；五六个女仆负责打扫屋子和洗衣服，是不准上楼的。此外还有一些男孩和女孩，他们名义上是学习干活，实际上是在培养游手好闲、懒惰、撒谎和喝酒等等恶习。
为了说明当时俄国生活的特点，谈几句仆役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多余的。起先一个人每月领五卢布纸币的伙食费，后来增为六卢布。妇女少一个卢布，十岁以上的孩子领一半。他们自己合办伙食，没有诉说过不足，由此可见当时的食物十分便宜。最高的工资是一年一百纸卢布，另一些人能拿到一半，也有些人只有三十卢布。十八岁以下的小厮没有工钱。除了工资，仆人还能领到衣服、外套、衬衫、床单、被子、毛巾和帆布褥子。不拿工资的孩子能领到一些钱，以便保持身体和精神的整洁，这是指洗澡和斋戒的费用。把一切计算在内，一个仆人一年大约需要三百纸卢布；如果加上每人吃药、看病的费用，以及有时从乡下运来大批食物，由于无处贮藏而分给大家的东西，也不致超过三百五十卢布。这数目不过相当于巴黎或伦敦的仆人工资的四分之一。
剥削阶级一般把奴隶制度的保险费也算在开支内，这就是地主得为奴仆的老婆孩子提供生活费，得为年老之后住在乡间的奴仆提供仅能糊口的伙食费。当然，这是应该计算在内的，但是跟体罚的恐怖、无从改变的地位和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相比，这些费用实在毫不足道。
身为农奴并意识到自己的农奴地位，这是可怕的；它如何扼杀和摧残仆役的一生，压制和麻痹他们的灵魂，我见得多了。农夫，特别是付代役租的佃农，对自己缺乏人身自由感受不深，他们虽然完全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却往往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但从早到晚坐在门厅肮脏的长板凳上，或者手托菜盘站在餐桌旁边，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当然，有的人在前室中生活，却如鱼得水。这些人，他们的灵魂从来没有苏醒过，他们爱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已善于别具匠心地行使自己的职务。
就这方面说，我家有一个仆人是非常有趣的，那便是老听差巴凯。这家伙体格强壮，身材高大，面部的线条粗犷而威严，带有一种高深莫测的神气。他活到很大年纪，一直认为听差是一项神圣的职务。
这位令人敬畏的老头儿，终日不是训人骂人，就是喝酒，或者一边喝酒一边骂人。他执行任务时总要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赋予它庄严神圣的性质；放下马车的踏镫时便把它弄得轧轧作响，声音很大，关车门也砰的一声，像开枪一样。一站上马车背后的脚镫，他就绷紧了脸，把身子挺得笔直。每逢车子在车辙上颠簸一下，他就用重浊的嗓音不满地吆喝车夫：“轻一些！”尽管那段坎坷不平的路面已落在五六步以外了。
除了随马车外出，他主要便是教训童仆，向他们灌输在贵族家庭当差的规矩，这是他自己主动干的。不喝醉的时候，他这么做还没什么，但一旦喝得晕头转向，他便变得像冬烘先生和暴君一样，叫人无法忍受。我有时不免袒护我的小朋友们，然而我的威望对巴凯的罗马气质不起多大作用，他给我打开客厅的门，说道：
“少爷，这不是您玩儿的地方，请您走开，要不，我把您抱走啦。”
童仆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眼里，他决不放过辱骂的机会。除了骂，还往往举拳殴打或“刮脑壳”，那就是用大拇指和小指像弹簧般熟练地、巧妙地弹脑瓜。
最后，他把所有的童仆都赶走了事，只剩下他一人，于是他的迫害转向了他唯一的朋友马克别特，这是由他饲养的一只高大的纽芬兰狗。他爱它，为它梳毛，照料它。巴凯独自坐了两三分钟，就会走进院子，把马克别特叫到长凳旁边，与它攀谈起来：
“傻瓜，你干吗待在院子里，怪冷的，不到暖和的屋子里来？这畜生！你瞪眼睛干吗——嗯？你回答啊！”
通常接着是一记耳光。马克别特有时不免对自己的恩人张牙舞爪，于是巴凯便责骂它，既不让步也不再表示温存。
“真的，你喂它吃，可狗总是狗，龇牙咧嘴的，也不想想这是对谁……没有我，跳蚤早把你咬死了！”
这位朋友的忘恩负义使他满肚子委屈，他气愤地吸了撮鼻烟，把手指上剩下的烟末扔在马克别特的鼻子上，弄得它连连打喷嚏，拼命用爪子笨拙地抓眼皮，想扒掉落在鼻子上的烟末儿，然后怒冲冲地离开长凳去抓门。巴凯替它开了门，一边直骂它“坏蛋”，一边又给了它一脚。这时，那些童仆往往都已回来，于是他又可以拿他们“刮脑壳”了。
马克别特之前，我家还养过一头猎狗别尔塔。它病得很厉害，巴凯把它抱在自己的褥子上，护理了两三个礼拜。一天一大清早，我走进门厅，巴凯想对我说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变了，大颗的泪珠流下面颊——狗死了。这又为研究人的心理提供了一件事实。我根本不认为他憎恨那些童仆；这不过是一种严峻的性格，经过烧酒强化之后，不自觉地给卷进了门厅的诗情画意中。
除了这些奴隶制度的无知宣扬者，还有一些阴沉的殉难者的形象，一些饱经忧患的绝望者的容貌，也在我的记忆中郁郁寡欢地浮动。
参政官有一个手艺出众的厨师，这人勤勤恳恳，从不喝酒，境况也蒸蒸日上。参政官亲自设法，把他安插进御膳房学习烹饪技艺——当时有一位法国名厨师在御膳房工作。从那儿学习之后，他被安排在英吉利俱乐部，挣了一份家私，结了婚，生活过得像老爷一样。但是农奴身份的绳索使他不能安睡，也无法享受自己的财富。
一天，阿列克谢鼓足勇气，在伊维尔圣母大教堂做了祷告之后，去见参政官，要求以五千纸卢布的代价替自己赎身。参政官一向以他的厨师自豪，正如以他的画师自豪一样，因此金钱打不倒他；他对厨师说，他去世之后，厨师便可获得自由，不必付钱。
这对厨师无异是当头一棒；从此他闷闷不乐，脸色憔悴，头发也白了，并且……作为一个俄国人，他开始酗酒了；对自己的职务也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以致英吉利俱乐部辞退了他。后来公爵夫人特鲁别茨卡娅雇用了他，但公爵夫人视钱如命，使他受尽折磨。有一次，阿列克谢实在气不过，他一向喜欢表现口才，于是露出不可侮辱的神色，操着鼻音对她道：
“在您光辉灿烂的躯壳中隐藏着一颗多么阴暗的心灵啊！”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撵走了厨师，并以俄国贵族夫人的身份，写信向参政官诉说。参政官本不想怎样，但作为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只得把厨师叫来骂了一顿，命令他去向公爵夫人赔礼道歉。
厨师没有去见公爵夫人，却拐进了酒店。一年中间他任意挥霍，从准备赎身的那笔款子到最后一条围裙，都花光了。妻子尽力拦阻，与他争吵，最后只得出外当保姆，从此不知下落。以后过了好久，厨师杳无音讯，直到有一天，警察忽然把他送来了。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是在街上给找到的。他已经没有住所，只是在小酒店游荡。警察要求他的主人收留他。参政官感到痛心，也可能是良心发现，所以对他相当亲热，给了他一间屋子。阿列克谢继续酗酒，喝醉了吵吵闹闹，自以为在写诗——他确实具有一种想入非非的才能。那时我家住在瓦西里耶夫庄园，参政官对厨师束手无策，就把他送到我家，以为我父亲能开导他。然而这人已不可救药。在他身上，我看到农奴心坎中蕴积的对主人的憎恨和愤懑有多么深。他说话时咬牙切齿，这表情在一个厨子身上，可能特别可怕。他喜欢我，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讲，常常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把我称作“枯树上的一根健康的树枝”。
参政官故世后，父亲立即给了他自由证；但已经太迟，实际上等于是摆脱他。从此他就不知去向。
除了他，我不能不回忆起农奴制下另一位牺牲者。参政官有一个家仆，大约三十五岁，可能是他的文牍员。我的大伯父是1813年去世的，他生前曾打算创办一所乡村医院，当时这家仆还小，就给送到一个熟识的医师那儿学习医疗技术。医师为他申请到了上医科大学听课的许可。这青年很有才华，学会了拉丁文和德文，医术也还可以。到了二十五岁，他爱上一个军官的女儿，隐瞒了身份，与她结了婚。欺骗是不能持久的，老爷死后，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农奴，大吃一惊。参政官这位新主人待他们很和气，甚至还挺喜欢年轻的托洛恰诺夫。但他们夫妇仍不断口角，她不能宽恕他骗了她，跟人私奔了。托洛恰诺夫一定非常爱她，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似乎得了精神病，每到夜间就出外游荡。他没有积蓄，因此用光了主人的钱。当他发现不可能偿还这笔亏空时，便于1812年12月31日服毒自尽了。
那天，参政官不在家，我看见托洛恰诺夫上楼找我父亲，对他说，他是来向他告别的，请他转告参政官，那些短少的钱是他花掉的。
“你喝醉了，”我父亲对他说，“去睡吧。”
“我马上要长眠了，”医生说，“请老爷们宽恕我的过错。”
托洛恰诺夫的安详态度使我父亲害怕了，他仔细打量着他，问道：
“你怎么啦，在胡言乱语吧？”
“没什么，老爷，我只是喝了一小杯砒霜。”
我们马上去请医生，报告警察，给他灌催吐剂，喝牛奶……开始要呕吐的时候，他还强忍着，嘟哝道：
“别动，待在那儿，我可不是为了呕吐才吞下你的。”
后来毒性开始发作，我听到他哼哼哧哧，用痛苦的声音反复念叨：
“着火了，着火了！火！”
有人要为他请神父，他不肯，对卡洛说，死后不可能有生命，他是懂得解剖学的。午夜十二时，他用德语问军医几点钟，接着说道：“新年到了，祝大家愉快。”说完便死了。
早上我闯进小小的厢房，这原来是作洗澡间的，托洛恰诺夫的尸体已抬进那儿，放在桌上，与刚死的时候一样，穿着燕尾服，没系领结，胸口敞开着；但脸已经变形，有些发黑了，很可怕。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我几乎晕倒，立即逃出屋子。新年中我收到的礼物，无论是玩具还是画片，都不能使我快乐；发黑的托洛恰诺夫一直在我眼前浮动，耳边也一直响着他的声音：“着火了——火！”
在结束这悲惨的叙述之前，我只想再说一句话：前室没有对我产生任何真正的坏影响。相反，从我早年起，它就在我心头培植了对一切奴役和一切暴政的不可克制的憎恨。有一次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为了我调皮，想狠狠气我一下，对我说道：“等着吧，等您长大了，还不是跟别的老爷一样！”这句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老婆子可能满意了，最低限度，我没有变得“与别的老爷一样”。
除了前室和女仆房，还有一处地方可供我消遣的，在那里我至少不会受到干扰。我喜欢阅读，正如我不喜欢上课一样。热衷于没有系统的阅读，大概正是认真读书的主要障碍之一。例如，我从前和以后，都不能忍受语言的理论研究，但理解和讲话我却学得很快，总能勉强凑合。我也满足于这一点，因为对我的博览群书而言，这已经够了。
我父亲和参政官有一个共同的图书室，藏书相当丰富，大多是上世纪的法文书。它们堆在参政官家底层一间无人居住的潮湿屋子中，钥匙由卡洛保管。这个文学宝库，我可以任意出入，不受限制，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父亲认为这有双重好处：首先，我可以较快学会法文；其次，让我有事可干，就是说我可以安安静静坐在家里，不致出外胡闹。再说，我并不把所有的书放在案头，让人看见——有些书我是藏在小衣柜中的。
我读了些什么呢？长篇小说和喜剧是不用说的。我还读了五十来册法国的《剧目》和俄国的《戏剧》18，每册有三个或四个剧本。除了法国作品，我母亲还有拉方登19的小说和科策布20的喜剧，这些书我都读过两遍。长篇小说对我的影响不能说很大，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找那些含有轻薄意味的、不正经的场面看，然而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兴趣。有一个剧本使我着了迷，它对我的影响大得多，我曾反复读过二十来遍，不过我读的是《戏剧》中的俄译本，这就是《费加罗的婚礼》21。我爱上了薛侣班和伯爵夫人，不仅如此，我自己就成了薛侣班；阅读时，我的心都收缩了，我感到了一种新的体验，虽然我还不清楚这是什么。这位少年侍从男扮女装的场面，叫我多么陶醉，我真想把那位夫人的丝带也藏在怀里，偷偷吻它。实际上，在这样的年纪，我跟一切女性社会还离得很远。
我只记得，到了星期日，Б22家两个小姐有时会从寄宿学校到我家来玩。小的那个十六岁，生得花容月貌。她一进屋，我便慌了手脚，从来不敢对她讲一句话，只是偷偷窥视她那对美丽的黑眼睛，那一绺绺深色鬈发。这事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爱情的第一次消息便这么过去了，没有谁知道，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
几年之后，我又遇到她，我的心还是跳个不住，我记起了十二岁时怎样拜倒在她的美貌面前。
我忘记提到《维特》23，它也像《费加罗的婚礼》一样，使我沉醉。这小说有一半我不能理解，跳过去了，急着看那可怕的结局，看完，我发疯似的哭了。1839年，我无意之中又看到了《维特》，这是在弗拉基米尔。我告诉我的妻，我小时候如何为它哭泣，并把最后几封信念给她听……念到那个地方，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只得停止诵读。
我十四岁以前，父亲对我的管教不能说十分严厉，只不过我家的整个气氛，一个活泼的孩子是万难忍受的。对身体健康的固执而不必要的关心，加上对精神健康的完全忽视，叫我万分厌恶。老是提防感冒，怕吃的东西不消化，有了一点伤风咳嗽便小题大做。到了冬季，整整几个星期不准我外出，有时侥幸出门一次，也得穿厚皮靴，裹大围巾等等。家中的炉火总是烧得热气腾腾，叫人受不了。如果我的母亲没有遗传给我战胜一切的健康体魄，这种环境必然使我成为娇生惯养、弱不禁风的孩子。不过我的母亲完全没有那些偏见，我在她屋中，可以做在我父亲屋中不能做的一切。
我书念得不好，没有人跟我竞赛，也没有人鼓励我，表扬我。我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单凭强记和活跃的想象力代替辛勤的劳动，没有系统，也无人督促。不言而喻，也没有任何人去督促我的教师们；薪水讲定以后，只要他们按时上课，按时下课，就可以接连几年这么干下去，不必对教学情况做任何汇报。
我当时的学习中，最奇怪的一件事，便是请了一个法国演员达勒斯来教我朗诵。
“如今大家不重视这个，”父亲对我说道，“但我的二哥亚历山大每晚跟奥弗莱纳24念特拉梅的叙述25，念了六个月，还是没有念好，不符合奥弗莱纳的要求。”
“达勒斯先生，”有一次我父亲问他，“我想，您可能会教舞蹈吧？”
达勒斯是六十开外的胖老头儿，听了这话，露出明知自己多才多艺，但又完全懂得谦逊的必要性的神色，回答说：“他不能判断自己的才能，但大歌剧院26经常请他为芭蕾舞的演出提供意见！”
“我也这么想。”父亲说，把打开的鼻烟壶送到了他面前，这是俄籍教师或德籍教师从未得到过的荣誉。“如果在朗诵课后，您能让他稍微轻松一下27，教他一点舞蹈，我看是很好的。”
“我听凭伯爵的支配。”28
我父亲非常留恋巴黎，他开始回忆1810年歌剧院的休息室，回忆乔治的青年时代和马尔丝的晚年时期29，详细探询咖啡馆和戏院的消息。
现在读者可以想象我那小小的书房，那冬日的凄凉夜晚了：窗户紧闭着，水一行行从窗上往下挂，桌上点着两支油脂蜡烛，而我与达勒斯就在这儿“促膝谈心”。达勒斯在舞台上讲话是相当自然的，但在教课时他却认为，他的责任是把说白念得越不自然越好。他念拉辛的台词跟唱歌似的，把每行诗的停顿弄得像英国人后脑勺上的分缝那么泾渭分明，结果诗句变得与折断的手杖差不多。
他念的时候挥舞着手，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水里。每行诗他都要我重念几遍，但还是直摇头。
“不对，根本不对！注意！‘我怕上帝，亲爱的阿布奈尔’，这里是一顿，”他闭上眼睛，微微摇着头，一边用手向前轻轻推开水波，又说道：“‘别的我什么也不怕’30。”
接着，这位“除了上帝什么也不怕”的老头儿看了看表，合上书本，给了我一把椅子——这便是我的舞伴。
由此可见，我之从来不会跳舞，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样的课没有继续多久，大约两个星期以后，便悲剧式地结束了。
一天我随参政官去看法国歌剧，序曲奏了一遍又一遍，幕仍没有升起。前座观众想表示他们懂得自己的巴黎，开始啸叫，像巴黎的后座观众一样。这时一位导演走到台口，向右一鞠躬，向左一鞠躬，又向前一鞠躬，说道：
“请各位观众原谅，我们发生了一件万分不幸的事：我们的同事达勒斯……”说到这里，导演的嗓音真的被眼泪打断了，“刚才发现，已因煤气中毒，在卧室中去世了。”
就这样，俄国的煤气以自己强有力的手段，使我脱离了苦海，与朗诵，独白，以及那位有四条硬木细腿的女舞伴分手了。
十二岁时，我从女人手中给转到了男人手中。那时前后，父亲曾打算配备一个德国人照顾我，试了两次都未能成功。
带孩子的德国人既不像老师，又不像仆人，这完全是一项特殊的职业。他不教孩子读书，也不给他们穿衣服，但是要监督他们的学习和衣着，关心他们的健康，陪他们散步，与他们谈天，谈什么废话都成，只要是德语。如果有家庭教师，德国人得服从家庭教师；如果只有照管孩子的老家人，老家人便得服从德国人。教师无非虚应故事，有时由于意外原因难免迟到，又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有时需要早退，他们不得不讨好德国人，德国人虽然不学无术，便因此以大学者自居。至于家庭女教师，她们往往要利用德国人替她们跑腿，买这买那，不过，除非身体有严重缺陷，又无别人拜倒在她们面前，她们才会允许德国人追求她们。十三四岁的小学生背着父母，溜进德国人的房间吸烟，他也不加干预，因为他要留在公馆里，就得掌握一些有力的辅助手段。确实，大部分带孩子的德国人这时都受到主人的恩宠，离职时还能拿到钟表等等礼物。一旦他厌倦了这种生涯，不想再陪孩子在街上溜达，为他们的伤风和衣帽上的污迹接受申斥，那么带孩子的德国人便可以成为普通的德国人，开一家小铺子，把琥珀烟嘴、花露水、雪茄烟等等出售给自己从前培育的人，为他们作另一种秘密服务了。31
第一个雇来照管我的德国人，出生在西里西亚，大家叫他约基希；单凭这个古里古怪的姓，我认为就不该雇他。这人身材高大，秃顶，非常腌臜。他自称懂得园艺，我想，父亲正是因此才看上了他。这位西里西亚巨人，我一点不喜欢，我之所以容忍他，只因他陪我在杰维奇广场和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会给我讲各种猥亵的故事，让我搬到前室中去传播。他在我家干了不满一年，把庄园上的花草糟蹋得不像个样子，园丁要用镰刀砍死他，父亲这才叫他滚蛋。
接替他的是一个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人，他当过兵（多半是逃兵），名叫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这人擅长书法，但头脑极端迟钝。他曾在两家公馆照料过孩子，有一些经验，就是说能装出一副家庭教师的样子。此外，他讲法语带“咝”音，总是把重音念颠倒。32
我根本瞧不起这个家伙，也不让他得到片刻的安静。特别是后来，我发现有两件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还是不明白，这就是小数和三重法则，从此我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儿童的心大抵是无情甚至残忍的。我追根究底，问他比例是怎么回事，弄得这个沃尔芬比特尔猎骑兵走投无路。这事使我很得意，我就把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不学无术，正式向父亲提出，而以前我是很少与他进行这类谈话的。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还向我吹嘘，说他有一件崭新的燕尾服，天蓝颜色，金纽扣。有一次，我的确看见他穿了一件燕尾服去参加婚礼，衣服虽然大一些，但纽扣真是金的。侍候他的小厮偷偷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化妆品商店的掌柜，这件燕尾服便是向他借的。于是我毫不放松地追问这个可怜虫：你说清楚，燕尾服在哪儿？
“您家中蛾子太多，我把它交给一个熟识的裁缝保管了。”
“这个裁缝住在哪儿？”
“您问这干吗？”
“为什么你不敢回答？”
“不要过问与己无关的事。”
“好吧，这件事就算了，不过一星期后是我的命名日，你要从裁缝那儿把蓝燕尾服拿来穿上，让我高兴一下。”
“不成，我不穿，您不配，因为您太没有礼貌。”
我便伸出一根手指恐吓他。
对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最后一击，应该说还是这么回事：有一次他当着法国教师布肖的面吹牛，说他是滑铁卢战役33前夕应征入伍的，那时法国人给德国人打得狼狈不堪。布肖只是瞪了他一眼，狠狠嗅了一撮鼻烟，使这个拿破仑的战胜者有些不好意思。布肖气呼呼的，拄着多节的拐棍走了，从此不叫他的名字，只称他le soldat deVilain-ton34。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双关语来自贝朗瑞，因此对布肖的发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布吕歇尔35的部下与我父亲发生了争执，离开了我的家。这以后，父亲再没有用德国人来管束我。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战士有个朋友，也在一家公馆担任“德国人”的职务，我常跟他去找他，与那家的孩子一起上远处游玩。他走后，我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我百无聊赖，竭力想摆脱这种处境，但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力量战胜父亲的意志，因此很可能就此葬送在这样的环境中，然而不久，新的思想活动和我将在下一章中叙述的两次会晤，挽救了我。我相信，我父亲从未想过，他为我安排的是怎么一种生活，要不，他应该是不致拒绝我那些最无辜的愿望，那些最自然的要求的。
有时他让我随参政官上法国剧院看戏，这对我是最大的享受。我非常爱好戏剧演出，但即使这种娱乐，它带给我的痛苦也不比喜悦少。参政官带我到达剧院时，戏已演了一半，而且他每晚都有应酬，总是不到剧终又把我带走了。剧院在阿尔巴特门附近，阿普拉克辛36的房子里，我家在马厩街，两处近在咫尺，但父亲还是严格禁止我单独回家。
我将近十五岁时，父亲聘请了一位教士教我神学，这是为了应付进大学的需要。于是在伏尔泰37之后， 《教义问答》出现在我面前了。宗教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在任何国家都不如在俄国那么低，这无疑是我们的一大幸运。教士教神学总是只能领到半薪，而且这同一位教士，如果他也能教拉丁文，他为这门课得到的报酬，就比教《教义问答》多。
我的父亲认为，宗教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必须无条件信仰《圣经》，因为人的理智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一切推理徒然把问题弄得更加糊涂；对生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奉行它的仪式，然而不能陷入多余的迷信，那只对老太婆才合适，对男子是不相称的。他自己信教吗？我认为他有些信，这是习惯，也是考虑到体面，为了防备万一。但是教会的任何规定，他以健康欠佳为借口，从不履行。他几乎从不接待神父，至多请他在没有人的客厅里唱些圣诗，然后用一张五卢布的钞票打发他。冬天他推说神父和教堂执事会带来大量寒气，每次都使他因而感冒。在乡下，他上教堂，也接见神父，但这主要是出于世俗的目的，为了管理庄园的需要，不是真正敬畏上帝。
我的母亲是路德派教徒，因而虔信程度较深。她每月上自己的教堂，或者如巴凯所固执地说的，“上自己的德国教会”做一两次礼拜。我因为无事可做，也随她一起去。我在那里学会了模仿德国牧师的姿态，他们的朗诵和废话，我的模仿惟妙惟肖——这种才能我一直保持到了成年。
每年复活节，父亲都要命我守斋。我怕忏悔，一般说来，教堂的表演38使我感到迷惘和畏惧；我走去领圣餐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但我不认为这是宗教的虔诚感，那只是一切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特别是当人们赋予它以庄严肃穆的气氛时，所引起的一种恐惧感。占卜符咒之类就是这样。复活节一过，做了晨祷，开了戒，吃了红蛋、甜奶渣糕和圆柱面包以后，我就整整一年不会再想到宗教了。
然而福音书39我却百读不厌，斯拉夫文本和路德的译本我都读。我没有人指导，也不完全理解，但读过的一切都引起我由衷的、深刻的敬意。青年时代初期，我常为伏尔泰主义所吸引，喜爱讽刺和嘲笑，但我不记得我曾经用冷漠的态度对待过福音书，终我的一生莫不如此。尽管年龄增长，境况变化不定，我仍时常重读福音书，每次它的内容都给我的心灵带来和平与温煦。
教士一开始给我上课便大为惊讶，他发现，我不但具备了福音书的一般知识，而且能逐字逐句引用经文。然而他说：“上帝打开了你的智慧，还没有打开你的灵魂。”我的神学家耸耸肩膀，为我的“两重性”啧啧称奇，不过他对我还是满意的，认为我可以通过捷尔诺夫斯基40的考查。
不久另一种宗教便占领了我的心灵。
1 赫尔岑的父母回国后没有办理正式结婚手续（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父亲疏懒成性，不愿找这些“麻烦”，而他的母亲又生性懦弱，处处迁就他的父亲），因此赫尔岑在家庭中身份不明，往往被当作“私生子”，父亲又用赫尔岑（德文：心）称呼他，后来便成为他的姓，不用他父亲的姓雅科夫列夫。这里所谓“尴尬的处境”即指那种容易造成误解的、暖昧的身份。
2 其实这时作者至多八岁，这里可能是记忆错误。
3 即巴赫梅捷夫。
4 即男仆们居住的房间，因它们一般位于屋子前部，与位于屋子后部的女仆室互相隔绝。
5 在俄语中，“贵族”与“奴仆”两字发音相近。
6 指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人民的种种欺骗和镇压。
7 见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著名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一幕第二场。
8 俄国文宫共分十四等，因此所谓“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隶属于地主的大臣们”，均指地主贵族的家仆而言。
9 克莱恩米赫尔（1793—1869），俄国反动官僚，阿拉克切耶夫的亲信，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任交通大臣。
10 本肯多夫（1783—1844），伯爵，俄国最反动的大官僚之一，尼古拉一世的亲信，曾任宪兵司令和第三厅长官等要职。
11 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心腹和宫中女官。
12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曾在宫中掌握大权，左右朝政。
13 马修（1798—1873），爱尔兰天主教神父，终生提倡戒酒。
14 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批评家，《读书文库》的编者。《读书文库》是一份带有保守色彩的大型月刊，在当时十分畅销。
15 一种赌博游戏。
16 指鞭打，当时在俄国，农奴有了过错，地主可以把他们送往警察所受鞭打。
17 当时服兵役的期限是二十五年。
18 指《法国上演剧目大全》和《俄国戏剧剧本全集》。
19 拉方登（1758—1831），德国感伤主义作家。
20 科策布（1761—1819），德国剧作家，擅长喜剧。
21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著名剧本。下面提到的薛侣班是伯爵的少年侍从，他曾乔装改扮，帮助费加罗。
22 据说是指巴赫梅捷夫。
23 指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24 法国演员，1785年后住在俄国。
25 原文是法文。这是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诗体悲剧《费德尔》中一段著名的台词。
26 原文为法文，指巴黎大歌剧院。
27 原文是法文。
28 原文是法文。
29 乔治和马尔丝是当时两个法国女演员的艺名，前者擅演悲剧，后者擅演喜剧。
30 原文是法文。这是拉辛的悲剧《阿达莉》中的台词。
31 《一个青年人的笔记》中提到的风琴师和音乐教师伊·伊·埃克，除了教音乐，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作者注
32 英国人讲法语不如德国人，但他们只是歪曲了语音，德国人却使它变得不堪入耳。——作者注
33 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战胜了拿破仑军队。
34 法文：下流人的士兵。法国诗人贝朗瑞曾在一首诗中把威灵顿讽刺地称为“维兰顿”（Vilain-ton），即“下流人”。这里借用此词，把“威灵顿的士兵”故意说成“下流人的士兵”。
35 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普鲁士军队，对战胜拿破仑发挥了重要作用。
36 当时莫斯科的一个大官僚。
37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终身反对宗教偏见。
38 原文是法文。
39 指《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40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神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