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回到屋里。屋子里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声音。这里有她的墨水瓶，羽毛笔，还有写到一半就中断了的诗稿，当时她正在赞颂永恒。巴斯科特和巴瑟罗缪进来收拾茶具的时候，她正要提笔写下“世间万物恒常不变”，然而，三秒钟后，一切都变了——她跌伤脚踝，坠入爱河，嫁给了谢尔默丁。
她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即是明证。没错，遇到谢尔默丁之前，她就自己戴上了它，但结果表明，那样做非但没用，反而更糟。现在，她带着一种迷信式的敬畏，一圈又一圈地转着那戒指，生怕它从指节上滑落。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才行。”她小心翼翼地说，俨然小孩背书一样。
她说得很大声，语气中的炫耀甚于平常，仿佛刻意说给某个人听似的，而那个人的意见她又极为看重。一可以理清思绪，她就立马关心起了自己行为对时代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她尤其想知道的是，自己遇见谢尔默丁并嫁给他这一过程，究竟能否得到它的认可。她显然感觉好多了。自荒野之夜后，她的手指就再没有，或几乎没有刺痛过，然而，她无法否认，她的心中仍有疑虑。她结婚了，没错。但如果她的丈夫总是在绕合恩角航行，这算婚姻么？如果她仅仅是喜欢他，这算婚姻么？如果她喜欢上了别人，这还算婚姻么？最后，如果她仍爱诗歌胜过世上其他一切，这算婚姻么？她的疑虑久久不能散去。
为此，她决定试验一下。她看看结婚戒指，又看看墨水瓶。她敢么？不，她不敢。但她必须。不，她不能。那她该怎么办呢？晕倒，如果可能的话。然而，她曾未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过。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她大喊道，又恢复了过去的那股精气神，“就这样！”
说罢，她拿起笔，狠狠地插进了墨水瓶里。令她大感诧异的是，墨水竟然没有四溅开来。她提起笔来，笔尖湿漉漉的，但却没有滴滴答答。她写了起来。文思来得有些迟滞，但终究还是来了。啊！但她写的东西有意义么？她忐忑不安，心烦意乱，唯恐手中的笔又不听使唤，弄出些什么恶作剧来。她读道：
我漫游到一片荒地，蔓生的野草
被累累贝母花压得似乎喘不过气来，
忧郁而诡异，那蛇一样的花朵，
看似带着暗紫头巾的埃及女郎：
她边写边觉得有个精灵（请记住，我们正在和人类精神最隐秘晦涩的部分打交道）在她身后窥视，当她写到“埃及女郎”的时候，那个精灵让她停下。“野草”这个词用得尚可，它似乎在说，拿了一把家庭女教师常用的尺子，从头打量着这几行诗；“累累贝母花”——很好；“蛇一样的花朵”——这话出自淑女笔下，恐怕有点过火，但想必华兹华斯会对此赞赏有加；但是——“女郎”？一定要用“女郎”这个词么？哦，你说你在合恩角有个丈夫？恩，那就没问题了。
于是，时代精神继续前行。
奥兰多现在打心里（因为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心里）深深地崇敬时代精神，就像——如果要举一个相较之下微不足道的例子来形容的话——一个知道自己在行李角落里私藏了大捆雪茄的旅行者，深深感激那个大度放行的海关官员一样。因为她此前非常害怕，如果时代精神细细检查过她的思想，定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严重违禁的物品，并重重地惩罚她。她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验，全属侥幸，靠的是一系列貌似顺从的表面文章，比如戴上戒指，在荒野里找了个男人，热爱自然，不反讽，不愤世，也不搞心理学家那一套——否则的话，一下就会被识破。她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作家的心灵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无限微妙，作品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在两者间找到恰切的平衡。奥兰多做了妥善的安排，使自己处在一个幸福的状态，既无需与时代精神搏斗，又不必完全驯服。她投入时代，但并未失去自我。因此，她现在可以尽情写作了，而且，她确实在写。她写啊，写啊，写啊。
现在是十一月。十一月过了是十二月。然后是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四月之后是五月。接下来是六月、七月和八月。再接下来是九月和十月，然后看啊，十一月又到了，就这样，一年又过。
这样写传记，自有其优点，但却不免干瘪、枯燥，而且长此以往，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自己也会背日历，何必按照霍佳思出版社[60]的定价掏腰包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传主偏要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就像奥兰多现在对我们所做的一样，笔者又有什么选择呢？凡值得请教之人想必都会认同，“生活”是小说家或者传记作家唯一适当的主题；另外，这些权威人士坚信，“生活”与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毫不沾边。思想和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于是——既然奥兰多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只不过是“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那么在她结束思考之前，我们也只能背日历，数念珠，擤鼻子，拨炉火，东张西望，直到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奥兰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要是真的有根针掉在地上就好了！那多少也算是“生活”之一种。要是有只蝴蝶飞进窗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能有点东西写写。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打死了一只黄蜂，我们也马上就可以拿起笔来写，因为会有流血，哪怕流的仅仅是一只黄蜂的血，因为，有流血，就有生活。虽然杀黄蜂与杀人比起来太过琐碎无趣，但对于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比起奥兰多这样每天坐在椅子里，只与香烟、纸墨相伴，也要有料得多。我们不禁要抱怨（因为我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被消磨掉），要是传主们能体贴点就好了！你已经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笔墨，而她却突然脱离了你的控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窝火的？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一会红一会白，目光时而炯炯有神，时而无精打采，你看着这出荒唐的感情戏码在她脸庞上演，而且知道引起这一切的原因——但这些却又只是无足轻重的思考和想象，而已！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屈辱的么？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这是帕摩尔森勋爵刚刚证实过的。而大家公认，描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叙行动，而代之以爱情。有位诗人曾说过，爱情是女人存在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一眼正在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她的确最适合承担这一使命。毋庸置疑，既然她是个漂亮女人，又正值盛年，她不久就会放弃假装热爱写作和思考，开始怀想哪怕某个猎场看守（只要一个女人想的是男人，就不会有人反对她思想）。然后，她就会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小纸条，也不会有人反对她写作），约他在星期天黄昏见面；星期天的黄昏到了，猎场看守就会来到她窗下吹口哨——这一切无疑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小说家唯一可能的素材。那么，奥兰多肯定会做这些事中的一件吧？唉，真是太可惜了，她一件也没有做。那么，我们不得不把她归为那些不懂爱情的怪胎？她喜欢猎狗，忠于朋友，接济饥肠辘辘的穷诗人，热爱诗歌。但爱情——男性诗人定义的那种爱情——说到底，谁能比他们更权威呢——与善良、忠诚、慷慨和诗歌毫不相干。爱情就是脱下衬裙，然后——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什么。那么，奥兰多做过那件事么？事实迫使我们说，没有，她没做过。而如果我们的传主既不爱人，也不杀人，只是思考和想象，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他或她不过是一具活死人，我们还是早点放弃为妙。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眺望窗外。麻雀、欧椋鸟、鸽子和一两只乌鸦，都自顾自地忙碌着，有的找虫子，有的找蜗牛，有的飞上枝头，有的在草地上走来跳去。一个腰上系着绿围裙的男仆穿过庭院，可能是去和厨房里的某个女佣幽会，不过既然在庭院里也没什么可靠的证据，我们就只好抱着最善意的希望，不继续追究了。流云掠过天空，时而丝丝缕缕，时而层层叠叠，把草地映得时明时暗，变化不定。日晷神秘莫测地记录着时间。面对这千年如一日的生活，我们的脑海里不禁慵懒、枉然地浮现出一两个关于“生活”的问题来。生活，它吟唱着，或者不如说是哼哼着，像炉子上的水壶一样。生活，生活，你究竟是什么？是光明还是黑暗，是仆人的围裙，还是草地上欧椋鸟掠过时的影子？
那么，在这个人人都叹赏繁花和蜂群的夏日清晨，让我们出去走走，探索一番吧。欧椋鸟扑闪着翅膀停在垃圾筒沿上，在草棍间啄食仆人们梳头时掉落的头发。我们不妨问问它（它比云雀更擅交际）的意见吧。生活是什么，我们靠在农舍的大门上问。生活，生活，生活！那鸟儿叫起来，仿佛听懂并完全理解了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有一种恼人的窥探习惯，即先在屋里提出问题，然后走到屋外面四处张望，掐几朵雏菊，就像作家不知道下面该写什么时所做的那样。那鸟儿说，然后，他们来到这里，问我生活是什么！噢，生活，生活，生活！
然后，我们沿着旷野小路继续前行，登上高高的、葡萄酒般暗紫的山脊，在那里躺下，做白日梦，看一只螳螂费力地将稻草背回家。它说（如果翅膀振动发声也配得上这个神圣而温柔的字眼的话），生活就是劳作——至少我们是这样解释它那呛了灰尘的喉管所发出的呼呼声的。蚂蚁也赞同这一点，还有蜜蜂，但如果我们在这里躺得再久一点，直到夜幕降临，再去问从灰白色的石楠花丛中悄然飞出的飞蛾这个问题，它们就会在我们耳边轻轻发出狂野的呓语，像暴风雪中电报线发出的声音一样：噫——嘻，呵——吼。生活就是笑声，笑声！飞蛾们说。
我们已经问过了人、鸟类和昆虫，至于鱼儿，据说有住在山野洞穴里，孤独经年的隐士曾经盼着它们能开口说话，但它们却从来不说，所以可能真的知道生活是什么——一路问过后，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聪明，而只是变得更老、更冷漠了（因为我们不是曾经以某种方式祈祷过，要写一本内容极其艰涩、极其罕见的书，好让看过的人迷惑，以至于发誓书里写着的就是生活的意义么？）算了，还是回去吧，对满怀期待的读者们直截了当地说——唉，生活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这时，奥兰多推开椅子，伸了伸胳膊，放下笔，走到窗前宣布，“大功告成！”——就这样，她在最后一刻挽回了这本传记行将夭折的命运。
窗前的非凡景象差点把她吓得跌倒在地。她看到了花园，花园里有几只鸟。世界还像以前一样运转着。在她闭关写作、不问世事的这么长时间里，一切都在继续。
“如果我死了，世界也不会有丝毫不同！”她惊叫。
她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有那么一个瞬间，她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也有可能，她当时确实感到了一阵眩晕。她怔怔地望着眼前一如往常的怡人景色，就在这时，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她放在怀里的手稿，突然像个活物一样剧烈地跳动起来，更惊人的是，她和它似乎能心意相通，奥兰多侧过头就能知道它在说什么。它想被阅读。它必须被阅读。如果无人阅读，它就会死在她的怀里。她平生第一次对自然心生怨恨。周围有猎麋犬和玫瑰花丛，但它们都无法阅读。这真是造物主可悲的疏忽，而她过去从未察觉。在阅读这方面，人类天赋异禀，因此不可或缺。她命令仆人备好马车，她要立刻去伦敦。
“您刚好能赶上11:45的火车，夫人。”巴斯科特说。在这之前，奥兰多对蒸汽机的发明全无概念，但被怀中手稿的痛苦驱使着——这手稿能否存活完全取决于她——她第一次看见了火车，坐进了车厢，并在膝盖上围了毯子，而在做这一切时她从未片刻想到过这“不可思议的伟大发明，它（历史学家们说）在过去二十年里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要比历史学家们以为的多得多哩）”，而只觉得它满身煤灰，发出可怕的轰鸣声，而且窗子打不开。她完全陷在自己的沉思里。不到一个小时，她就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到了伦敦，站在了查令十字车站的月台上，茫然不知向何处去。
十八世纪，她曾在布莱克法亚的老宅子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现在，那所老宅子被卖掉了，一部分卖给了救世军[61]，一部分卖给了一家雨伞厂。她在梅费尔区另外买了一幢新居，卫生，便利，地处时尚世界正中央。可是，梅费尔能让她的诗如愿么？感谢上帝，她记起了那些夫人们明亮的双眼和老爷们匀称的双腿，那个世界的人还没养成阅读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们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就太糟糕了。那里住着R夫人。她的客厅里一定还在继续同样的谈话，对此她毫无疑问。他们会谈论，将军的痛风或许已经从左腿转移到了右腿，L先生与R而不是T一起住了十天。然后蒲伯先生就会走进来。哦！蒲伯先生已经死了。她想知道，当今的智者都有谁——可你又不能去问门房这种问题，于是她继续往前走。街上车子来来往往，马颈上的铃铛响个不停。一队队奇怪的带轮子的小箱子靠在人行道边。她走上斯特兰德街，这里的喧嚣更甚。各式各样的大小车辆夹杂在一起，拉车的或是纯种马，或是杂种马，有的上面只坐了一位孤零零的贵妇，有的却从上到下挤满了戴着丝质礼帽、留八字胡的男人。她的眼睛看惯了朴素的大开本书页，很不适应眼前满目的马车、大车和公共汽车；她的耳朵听久了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不免觉得这里的声音嘈杂吵闹，刺耳至极。街上挤满了人。熙熙攘攘的人流灵活地绕过车辆，不停地向东西两个方向涌去。道边站着许多男人，举着一盘盘小玩意儿大声叫卖。男孩们在马鼻子前面穿梭奔跑，手里紧紧拿着一束束印满文字的纸，也在放声吆喝：号外！号外！一开始，奥兰多真地以为这个国家出了什么大事，但说不清是好事还是坏事。她急忙想从人们脸上找到答案，但却越看越迷惑。这边来了一个人，满脸哀戚，喃喃自语，像是遇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伤心事；可人群中迎面而来的一个胖子却满面春风，神采飞扬，仿佛全世界都在过节。于是，她最后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一切都乱七八糟，毫无规律或道理可循。男男女女都在自顾自地忙碌着。而她又该往哪里去呢？
她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走过一条街，又折向另一条街。街两旁的大橱窗里堆满了手提包、镜子、睡袍、鲜花、鱼竿、午餐篮……各种商品花样繁多，琳琅满目，四周环绕穿插着大堆大堆的缎带和气球。有时，她经过一条条大道，两旁是静悄悄的住宅，它们都郑重其事地编着号，“一”、“二”，一直到二三百。这些房屋全都一模一样，仿佛出自同一个模子，都是两根柱子，六级台阶，窗帘整齐地拉好，桌上摆着一家人的午餐，一扇窗里有只鹦鹉望向窗外，另一扇窗里则是个男仆。她被这种单调、整齐划一的风格搞得头晕目眩。后来，她又穿过了几个大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座座闪闪发光的黑色雕像，都是些体态臃肿的男人，纽扣绷得紧紧的，还有腾跃的战马、高耸的柱子、起起落落的喷泉和飞来飞去的鸽子。她沿着人行道走啊、走啊，直走得饥肠辘辘。突然，她的胸口有什么东西扑腾了起来，仿佛在责怪她竟然把它忘了。那是她的诗稿：《橡树》。
她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手足无措，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奇怪的是，这时街上一辆马车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位老绅士正向她走来。他走路的样子有点眼熟。他走近了一点。她肯定他们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在哪里呢？这位装扮整齐，手里拎着手杖，扣眼里别着朵鲜花，满面红光，大腹便便，白胡子梳得一丝不苟的老绅士，难道是他？哦，老天作证，真的是他！——她的老相识，很久很久以前的相识，尼克·格林！
同一时刻，他也看见、记起并认出了她。“奥兰多夫人！”他惊呼一声，挥帽致意，帽子差点掉到了地上。
“尼古拉斯爵士！”她也叫起来。从他的打扮、举止中，她凭直觉知道，此人如今想必发了迹，一定受封爵士了，而且无疑还顶着许多其他头衔。在伊丽莎白时代，他穷困潦倒，写一行字只能赚一便士，但言语却尖酸刻薄得很，曾对她自己和其他无数人大加挞伐。
他又鞠了一躬，表示承认她的结论完全正确；他不但是爵士，还是文学博士和教授，著作等身。简而言之，他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最负盛名的批评家。
遇到多年前曾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的人，奥兰多心里五味杂陈，难以名状。难道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疾病缠身、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家伙？把她的地毯烧出洞，在意大利壁炉上烤奶酪，夜夜给她大讲关于马洛和其他人的逸闻趣事，从日落讲到天明？现在，他却衣冠楚楚，身穿灰色日礼服，扣眼上别一朵粉红色的鲜花，手上还带着相配的灰色小山羊皮手套。正在她惊奇于这一变化的时候，他又鞠了一躬，问她可否赏光与他共进午餐？如此频繁鞠躬稍嫌过火，但总体而言，他对贵族做派的模仿仍然可圈可点。她一边想，一边跟着他走进了一家装潢豪华的餐馆。餐馆里清一色红地毯，白台布，银制调味瓶，和当年他经常光顾的那些小酒馆或咖啡店简直天差地别——那些地方都是沙地，木条凳，用大碗装潘趣酒和巧克力，到处散放着传单和痰盂。直到他把手套整整齐齐地放在桌边，她依然难以相信他和自己记忆里的格林是同一个人。过去足足有一英寸长的中指甲，现在修得整整齐齐。过去胡子拉碴的下巴，现在剃得光不溜湫。过去破破烂烂、总是浸到肉汤里的袖口，现在配上了金袖口。实际上，直到点酒的时候，他精挑细选的神态让她想起很久以前格林对马姆塞白葡萄酒的热衷，才终于让她确信这还是同一个人。“啊！”他轻叹了一声，姿态有点不自然，“啊，我亲爱的夫人，文学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喽。马洛、莎士比亚、本·琼森，这些人是巨人。德莱顿、蒲伯、艾迪生，这些人是英雄。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我们剩下了什么呢？丁尼生，勃朗宁[62]，卡莱尔！”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事实上，”他边说，边给自己倒了杯酒，“现在所有年轻作家都乞食于书商，并且粗制滥造大量可以换钱的文学垃圾，只求卖出好价钱，付裁缝的账单，”他吃了一口开胃小菜，接着说，“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矫揉造作的幻想和疯狂的猎奇求新——任何一点都不会被希腊人容忍片刻。”
“不，我亲爱的夫人，”他一面接着说，一面对侍者端上来请他过目的烤鲽鱼点点头表示赞许，“那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年代。我们必须珍惜过去，崇拜那些继承了古典遗风的作家——这种作家，现在还是有几个的——他们效法古人，写作不为金钱，而是为了——”听到这里，奥兰多几乎要接着他的脱口而出：“永裕！”实际上，她敢发誓，他的这些话和三百年前几乎只字不差。虽然列举的名字变了，但实质没变。虽然受封了爵士，但他仍是当年那个尼克·格林。但与此同时，他身上还是有那么一点变化的。他喋喋不休地说，要追随艾迪生（以前是西塞罗，她想），早上躺在床上（她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做，全拜她按季度给付的年金所赐），翻来覆去地诵读最优秀的古代作品至少一小时，才开始动笔写作，这样作品才不会被这个粗俗的时代所玷污，或被我们母语如今可悲的境况（她相信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所拖累——他的这些言论，与三百年前的格林并无两样，她不禁问自己，他身上的变化究竟在何处？他的身材变肥胖了；但他已年近七十。他的穿着更光鲜了，因为文学显然已经变成了一门欣欣向荣的行业；然而不知怎的，他身上曾有过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活力消失了。虽然他的故事依然精彩，但却少了过去那种流畅自然。没错，他还是不停地提到“我亲爱的朋友蒲伯”或“我出色的朋友艾迪生”，但他的身上多了一种令人感到压抑的“体面”气质，而且比起其他诗人的丑闻八卦来，他如今似乎更乐于与奥兰多谈论她自己那些贵族亲戚的言谈举止。
奥兰多感到一股难以名状的失望。这些年来，文学在她心中（她与世隔绝的状态，她的阶级，她的性别都可以为这一点开脱），一直狂野如风，热烈如火，迅疾如闪电，行踪不定，不可捉摸，而现在，文学却成了一个穿灰色套装的老先生，嘴里还闲谈着某个公爵夫人的轶事。她的失望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把胸口的一颗纽扣都迸开了。于是，《橡树》的诗稿掉了出来，落在桌子上。
“一份手稿！”尼古拉斯爵士惊呼道，并戴上金边夹鼻眼镜，“有意思，真有意思！让我看看这份手稿。”在隔了三百年后，尼古拉斯·格林再次拿起奥兰多的诗稿，在咖啡杯和酒盅之间读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的评价与当年大相径庭。他一边翻读，一边说，这诗让他想到了艾迪生的《卡托》，又说，它可以和汤姆森的《四季》[63]相媲美。他很欣慰地发现，这首诗丝毫没有沾染现代精神的坏习气，纯粹地探索真理、自然与人性；在这个充满无耻的怪癖的时代里，这一点显得尤为可贵。当然，这诗稿应该立即出版。
奥兰多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她总是把诗稿揣在怀里四处走动，这做法让尼古拉斯爵士忍俊不禁。
“但，你对版税怎么看？”他问。
听闻此言，奥兰多立即联想到白金汉宫，以及碰巧住在里面的几位忧郁的君主。
尼古拉斯爵士笑得更开怀了。他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如果他给某某先生（这里他提到了几个知名出版社的名字）写一个便条，他们就会很乐意把这份诗稿列入出版名单。他或许能为她商定前两千册百分之十，两千册以后百分之十五的版税。至于评论么，他可以亲自联络一位先生，他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再写封信恭维一下——位编辑的妻子——比如略微称赞她的诗几句——总没什么坏处。他还可以给某某打个电话……就这样，他絮絮叨叨地说啊说啊。但奥兰多一句也没听懂，而且依照以往的经验，她也不大相信他有什么好心。然而，她却不得不屈服，因为这不仅是他的希望，更是诗稿本身的炽烈愿望。于是尼古拉斯爵士整理好这一束染了血迹的诗稿，小心翼翼地按平放到上衣口袋里，唯恐它弄皱了自己的衣服。又是一番客套后，两人告别了。
奥兰多又走在了大街上。胸口之前放诗稿的地方一下子空了，这让她觉得有点不适应。既然诗稿已经送了出去，她唯一可做的事也只有随意思考些什么——比方说，人类命运中难得的机缘巧合。她手戴结婚戒指，独自走在圣詹姆斯大街上。曾经是咖啡馆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酒店。现在正是下午三点半，阳光明媚，这里落着三只鸽子，那里有一只杂种小猎犬、两辆轻便马车和一辆带轿厢的马车。那么，“生活”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猝不及防地闯进了她的脑海，没有一点预兆（除非是因为遇见了老格林）。而每当遇到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拐进最近的邮局，给她的丈夫发个电报（他在合恩角）。至于这一行为究竟说明她与丈夫的关系如何，是好是坏，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旁边就有一个邮局。“我的天谢尔”，她写道，“生活文学格林谄媚——”她接下来的话全用他们两个发明的暗语写成，可以在寥寥数语中传达最复杂微妙的精神状态，但却让电报员看得一头雾水。电报以“拉提根，格鲁姆夫卜”结尾，给全部内容做了个漂亮的总结。因为这个上午发生的事情不但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读者也一定注意到，奥兰多经历了一次成长——但不一定长成了更好的人——而“拉提根，格鲁姆夫卜”就概括了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状况，读者如果非常非常用心的话，或许可以发现这种状况究竟为何。
电报发出去了，但最快也要几个小时才能有回复。而现在，她看着天上骤然飞旋的流云想道，合恩角很可能正刮着大风，所以，她的丈夫很可能正爬到桅杆顶上，或是砍掉船上朽烂了的圆木，甚至独自在一条小船上，身边只剩一块饼干。于是，她走出邮局，转进了另一家店铺，这种店铺如今遍地都是，自然无需特别描述，但在奥兰多眼里，它却神奇到了极点：这是一家书店。迄今为止，奥兰多见过的都是作品手稿；她曾手捧棕色的粗糙纸页，上面有斯宾塞潦草的字迹；也曾见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亲笔。实际上，她收藏了数目颇巨的四开本和对开本手稿，里面经常附着一首献给她的十四行诗，有时还夹了一绺头发。但这家店里数不胜数的书卷让她大感惊诧。它们鲜亮，整齐划一，而又注定不能长久，因为它们似乎都印在薄纸片上，用纸板装订。莎士比亚的全集只要半个克朗，而且可以装在口袋里带走。纸上的字小得难以辨认，但无论如何，这仍是一个奇迹。“著作”——她认识的、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许许多多作者的著作摆满了一个个书架。更多的“著作”乱糟糟地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她拿起来翻了几下，大多是尼古拉斯爵士或其他人评论他人著作的“著作”，这些书的作者，有很多奥兰多都没听说过，但她无知地认为，既然他们的作品得以印出来并装订成册，那他们一定也是些大作家了。于是她下了个惊人的命令，让书商把店里所有值得一看的书全部送到她家里。说罢，她走出了店门。
她来到了海德公园。她过去很熟悉这个公园（就在那棵被劈成两半的树下，汉密尔顿公爵曾被莫汉勋爵一剑刺穿）。她的嘴唇开始下意识地把刚才的电报内容编成毫无意义的旋律，唱出声来：生活格林谄媚，拉提根，格鲁姆夫卜。弄得几个公园管理人很疑虑地上下打量她，直到他们发现她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才断定她精神正常，没什么毛病。在一棵大树下，她摊开从书店带出来的一打报纸和评论期刊，趴在地上，双肘支起身子，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些文字大师们如何操练散文写作这门技艺。因为她还被一种古老的轻信主宰着，即认为铅字是神圣的，在她眼里，即使是一张周报上模糊的字迹也有几分不可亵渎的光彩。于是她侧躺在手肘上，开始读尼古拉斯爵士的一篇诗歌评论文章，被评论的诗集主人是她的老相识——约翰·邓恩[64]。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置离蟒湖很近。无数条狗的吠声在她耳边响起。马车轮子不断从她身边经过。头上的树叶沙沙作响，像在叹气一般。不时有镶了边的裙子和猩红色的紧身裤在她眼前几步远的地方穿过草坪。一个巨大的皮球砸在她的报纸上弹了起来。紫罗兰色、橙黄色、鲜红色、蓝色的光透过树叶的缝隙，一闪一闪地照在她的翡翠戒指上。她读完一句话，仰头看看天空；她仰头看看天空，又低头看看报纸。生活？文学？要把两者融为一体？可是那该有多么难啊！因为——又过来了一条猩红色的紧腿裤——艾迪生会怎么办呢？那边有两只狗立在后腿上跳舞，如果兰姆见到了会怎么形容？因为读尼古拉斯爵士和他的朋友们的评论文章（她一边四下张望，一边阅读），让她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时她站起来，走了几步——即人永远、永远也不应该说出自己真正所想的东西。（她站在蟒湖边。湖水是青铜色的，湖面穿梭着轻舟。）读这些文章让她有种极其不适的感觉，它们让人觉得，你必须一直模仿其他人的风格写作（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她用脚尖推开一只小船，想道，我没法这样（如同所有文章一样，尼古拉斯爵士的文章在隔了十分钟后，连同他房间的陈设、他的头颅、他的猫、他的书桌、他写作当天的具体时刻等等，一起浮现在她的脑海里），我想我做不到像他那样去看、去思考：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发了霉的起居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和漂亮的年轻人交谈，给他们讲些“绝对不要外传”的名人轶事——图珀尔如此这般评论斯迈尔斯[65]，诸如此类，然后——她伤心地啜泣了起来。他们都那么有男子气概，可是我真的很讨厌谈论公爵夫人，也不喜欢蛋糕，而且虽然我已经够恶毒了，但我永远都学不会像他们那样恶毒，那我又怎么成为一个批评家，写出我们时代最好的英语散文来呢？该死！她大叫着猛地发动了小汽船，差点让它倾覆在青铜色的湖面上。
当人处在某种心理状态时（用护士们的话说）——而此时眼泪仍在奥兰多的眼里打转——其视力就会扭曲变形，一样东西在他眼里会变成另一样，更大，更重要，但形态还与原来一样的东西。如果你在这种心境下看蟒湖，在你眼中湖水很快就会变得如大西洋般波涛汹涌；玩具船也与远洋邮轮毫无二致。因此奥兰多把玩具船当成了她丈夫的双桅帆船，把自己脚尖激起的涟漪当成了合恩角的惊涛骇浪。她看着小船爬上浪尖，以为自己目睹的是邦斯洛普的船沿着山一般的巨浪上行，上行，突然一个白色的浪头挟千钧之力朝它拍了下去，它在浪头下消失了——“船沉了！”她痛苦地大叫一声——可是，看啊，它又出现了，正在和一群鸭子一起，稳稳行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太好了！”她连连惊叹，“太好了！邮局在哪里？”她想知道，“因为我得马上拍个电报给谢尔，告诉他……”嘴里交替嘀咕着“蟒湖上的玩具船”和“太好了”（这两个词的意思完全相同，因而可以互换），她匆匆起身往公园街赶去。
“玩具船，玩具船，玩具船。”她不断重复着这几个字，借以说服自己，重要的不是什么尼克·格林评论约翰·邓恩的文章，也不是八小时法案、国际公约或工厂法，而是一种无用、骤然、激烈、能要人命的东西……红色、蓝色、紫色……无拘无束的精灵、喷溅而起的水花……就像这些风信子（她正经过一大片花圃），既不被人性的污秽所沾染，又没有“关心同类”的负担，一种荒唐而不顾一切的东西，就像我的风信子，我是说，就像我的丈夫邦斯洛普一样，像蟒湖上的玩具船一样——太好了！只有这种狂喜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她在斯坦霍普门等着过马路的时候自言自语，因为除了无风的季节以外，她多数时候都与自己的丈夫分居，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她会在公园街和自己大声地胡言乱语。要是她整年都和他住在一起，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所建议的那样，事情无疑会大不相同。但有时她会突然想到他，并感到必须马上和他说话，刻不容缓。她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可能说些没有意义的话，或者打乱了叙事的节奏。尼克·格林的文章让她坠入了绝望的深渊；玩具船将她托上了狂喜的峰顶。于是，边她嘴里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边等着过马路。
但那天下午的车子碰巧特别多，她被堵在了原地，口中不断重复着“太好了”和“蟒湖上的玩具船”。在她面前，英格兰的富豪权贵，正头戴礼帽，身穿斗篷，雕像般一动不动地坐在四架马车、维多利亚马车和敞篷马车里，招摇过市，仿佛一条金河凝固了，沿着公园街结成了一块大金条。贵妇们用手指拈着名片盒；绅士们把镶金的手杖夹在膝间。奥兰多站在那里，惊奇艳羡，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一切。只有一个想法让她不安，一个凡是见过巨象或鲸鱼的人都不会陌生的想法，那就是：他们怎么繁殖？显然任何压力、变化或活动都会让这些庞然大物心生反感。说不定，奥兰多看着那些庄重严肃的面孔想道，他们的繁殖季节已经结束；这是繁殖过后的结果，是最终的目的。她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胜利。他们雍容大度，踌躇满志地坐在那里。不过这时警察举起了手，金河又开始流动了，这个光辉灿烂的巨大凝结物移动着，渐渐散开，最后消失在皮卡迪利大街上。
于是，她穿过公园街，回到科松街的家。在那里，每当绣线菊盛开、满街飘香的时候，她就会想起麻鹬的叫声和一位带枪的老人。
她跨过门槛时，想起了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经说过……可是具体说了什么，却不大想得起来了。就在这朴素的十八世纪大厅里，她曾领略过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迷人风度：他把帽子放在这里，大衣挂在那边，其举止之优雅，对一旁观看的人来说是种享受。而现在，大厅却堆满了包裹。她坐在海德公园时，书商已经把她的订货悉数送到。整个房子都堆满了书——楼梯上还有包裹往下滑——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这里了，用灰纸和细绳整整齐齐地捆着。她自己抱了几包进房间，然后又叫男仆把其他的都搬进来，然后切断无数细绳。转眼间，她就被包围在了书山之中。
奥兰多习惯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作品的规模，此时不禁对这一购买行为的后果感到震惊。因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当代文学”当然不仅意味着四个独特的伟人的名字，而是四个伟大的名字浮现在一大堆亚历山大·史密斯、迪克森、布莱克、米尔曼、巴克、谭恩、佩恩、杜柏、詹姆森之中。这些人全都能言善辩，吵吵嚷嚷，当仁不让，而且处处要求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注意。奥兰多对铅字的崇拜面临了严重考验，但她还是把椅子拉到窗前，借着梅费尔区高大建筑之间漏下来的光线，打开这些书，读了起来，试图得到一个结论。
显而易见，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得出结论，只有两个方法——一种是八开本的著作写个六十卷，另一种是把它压缩成六行文字。既然时间有限，就让我们选择后一种快捷经济的方法吧。奥兰多在翻看了半打书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书没有一本是题献给某个贵族的，这很奇怪；其次（翻开一大堆回忆录），没几个作者像她自己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再次，如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66]小姐来喝下午茶的话，拿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卷住糖夹子是极不妥当的行为；再次（这里有半打庆祝某某成立一百周年的请帖），如果文学赴了这么多场宴会，它一定吃得红光满面了；再次（她被邀请去参加一系列讲座，都是关于“什么影响了什么”、古典主义的复兴、浪漫主义的幸存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诱人题目），如果文学听了这许多讲座，它一定变得很枯燥无味了；再次（她去参加了一个贵妇的招待会），如果文学穿上了这么多毛皮披肩，它一定变得十分尊贵了；再次（她拜访了卡莱尔位于切尔西、隔音极好的房间），如果天才需要这般小心养护，那它一定娇贵异常；最后，她得出了最终的、无比重要的结论，但既然我们已经超出了六行的字数限制，就必须将它略过不谈了。
得出了这一结论之后，奥兰多站在窗前，向外凝望了很久。因为，一旦你有了一个结论，就如同把球扔过了网，必须等待对面那无形的对手将其打回来。她想知道，那片笼罩在切斯特菲尔德宅子上的、无色透明的天空，接下来将怎样回应她？她双手紧扣，站在窗前思索良久。她突然一跃而起——这里我们只能希望，像上次纯洁、贞洁和谦恭三女神闯进门来时一样，至少可以给我们传记作者留一点喘息的空间，让我们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想想，如何把这件必须小心处理的事情讲得尽量委婉一点。但是，啊，这次她们没有这样做。自从上次她们把白色衣裙扔到赤裸的奥兰多身上，却发现差了几英寸之后，这几位女神多年来早已放弃了与她交流的尝试，另找对象去了。那么，在这个阴沉的三月早晨，就没有其他事情能够缓和、遮盖、掩饰这一无可否认的真相了吗？因为，在猛地跳起来之后，奥兰多——感谢老天，就在这个时刻，窗外响起了微弱、尖细、流畅、断断续续的音乐声，是那种老式的手摇风琴的声音，这种乐器直到现在还会有意大利的风琴师在窄街上演奏。尽管它很不上档次，吱吱呀呀的，但我们还是接受这种干预吧，就当它是仙乐来聆听，以填满书页，直到那不可避免的一刻最后来临。连男女仆人们都料到了这件事。读者们也一定料到了。因为奥兰多本人显然再也不能忽视它了——让风琴声继续吧，带着我们的思绪飘远，因为音乐响起时，思绪不过是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笨拙、最不可控制的一种，它漂过屋顶，漂进晾着衣服的后院，漂进——这又是哪里？你能否认出这树林，和林丛中间的尖顶，以及两旁各蹲了一头狮子的大门？哦，是的，这是邱园[67]！那么，就邱园吧。现在，我们在这里，在邱园，然后我今天（三月二日）要指给你看，在那棵李子树下，有一株麝香兰，一株番红花，还有一个花苞在杏树上；所以在那里散步，就意味着要想到球茎，多毛的红色球茎，十月份埋到地里；现在开出了花；还要想到那些接下来会发生的，不适宜被说出来的事情，要从烟盒里拿一根香烟甚至雪茄，要把斗篷平铺在橡树之下（为了押韵），然后坐下来，等着那只翠鸟，据说有人曾见到它在夜里横穿湖面。
等等！等等！翠鸟来了；翠鸟没来。
看，工厂的烟囱在冒烟；看，那些市政文员正乘着小船在湖上漂过；看，那个老妇人在遛狗；看，那边的小女佣第一次戴上新帽子，帽檐有点歪。看看他们。尽管依照自然仁慈的安排，我们无从知晓人们心中埋藏着的秘密，却永远受到诱惑想去猜度那些或许并不存在的东西。但透过袅袅升起的烟圈，我们还是能清楚地看到那些对一顶帽子、一条小船、阴沟里的一只老鼠燃起的欲望，就像当年我们看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尖塔边的田野里燃起的火焰一般——当思绪被风琴声牵动着，泼洒到调色盘上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种离奇愚蠢的联想——让我们向欲望实现之辉煌致敬。
自然的欲望万岁！幸福万岁！神圣的幸福万岁！以及形形色色的欢娱、鲜花与美酒，虽然前者凋谢，后者令人醉生梦死；星期日花半个克郎买张票就可以离开伦敦，去昏暗的小教堂里唱赞美诗，关于死亡或者其他，无论什么，只要能中断那些譬如敲打字机、信件归档、打造链条、把帝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之类的勾当就好。甚至要赞美女店员嘴上那粗糙、鲜红的弧线（仿佛朱庇特笨拙地用拇指蘸了红墨水，草草涂写的一个标志）。幸福万岁！翠鸟横穿湖面，一切自然的愿望都得以实现，无论男性小说家怎么说；或祈祷；或否认；幸福万岁！无论它以什么形式来，越多种多样、越奇怪越好，因为黑暗的溪流涌动着——假如它真像韵脚所暗示的，“仿佛梦境”——但我们通常的命运连这都不如，更糟糕，更无趣；没有梦，只有“活着”，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因循守旧，仿佛生活在橄榄绿色的巨大树冠之下，茂密的枝叶遮蔽了翠鸟横穿湖面时翅膀上闪过的蓝光。
让我们歌唱幸福，但幸福过后的梦境不再值得歌颂：在那些梦境里，一切都膨胀变形，如同乡下小酒馆的店堂里污迹斑斑的镜子映出的人脸。在那些梦境里，我们被撕扯开来，伤痕累累，却依然沉睡着，沉睡着，睡到所有形状都被碾碎成轻柔的灰尘和粉末，黑暗的水面神秘莫测，在那里，折叠着，层层包裹着，木乃伊一般，飞蛾一般，我们躺在最深的睡梦的沙滩上。
不过且慢！且慢！这次我们并不打算造访那黑暗的国度。蓝光一闪，恰似有人在我们头脑中划了根火柴，翠鸟飞了起来，像一团火焰，冲破了睡眠的封印；于是，洪水冲开闸门，重新涌入，鲜红的、浓稠的生命之流，涓涓，汩汩；我们起身，目光落在——（风琴声戛然而止）
“是个男孩，漂亮极了，夫人。”助产妇邦汀说道，将奥兰多的头生子放到她怀里。换言之，三月二十日星期四凌晨三点整，奥兰多平安产下一子。
奥兰多再次站到窗前，不过读者们大可放心；今天不会再有同类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无论如何，这也不是同一天了。因为，如果我们和奥兰多一道看向窗外，就会发现公园街已变面目全非。现在，一个人可以在那里站上十来分钟，就像奥兰多正在做的那样，却见不到一辆敞篷马车经过。“看那边！”几天后，她看到一辆截短了的马车，没有马拉，孤零零地在街上滑行，不禁惊叫了起来。一辆马车，却没有套马！说罢，她就被人叫走了，过了一会才回来，又看了一眼窗外。近来天气变得很奇怪。她不由自主地想道，天空变了，变得不像原来那么阴沉、水淋淋、五颜六色了。看，那里是爱德华国王，他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位子，现在正从他那神气的四轮轿式马车上下来，去拜访对街住着的一位女士。现在，云朵仿佛缩成了一层薄纱，天空仿佛由金属制成似的，热天时光泽全无，成了铜绿或橙黄色，像金属着了雾一般。这种缩小了的感觉看上去有点不对头。似乎所有东西都缩小了。前一天晚上，她从白金汉宫前驾车经过，发现那个拔地而起，她曾以为会永世长存的俗艳玩意儿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些高顶礼帽、寡妇的丧服、喇叭、望远镜、花环……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人行道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连个水坑都没有。但变化最大的还是——又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回到窗前自己最喜爱的驻足的地方——现在又到了傍晚，她看到了最为惊人的变化。看那些房子里的灯光！只需碰一下开关，整个屋子就全亮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是如此，处处灯火通明。一个个四方盒样的小房间，内部一览无余，没有隐私可言；不见了以前那些久久逗留的身影和隐秘的角落；也不见了那些身穿围裙、手提油灯的女人，她们把油灯小心翼翼地放在这张或那张桌子上。只需碰一下就亮起来了！现在天空彻夜明亮，街道也是彻夜明亮；一切都是明亮的。第二天中午，她又回到窗边。女人们近来变得多么颀长啊！她们看上去像玉米杆子，腰背挺直，闪闪发光，所有人看上去都一模一样。男人们的脸像手掌般光洁。干燥的空气让色彩变得更加鲜艳，似乎也让人们面颊上的肌肉变得僵硬，哭泣越发难了。两秒钟就能把水烧得滚热。常春藤或是干枯脱落，或是从墙面上被铲了下去。植物长得不那么茂盛了，家庭也越变越小。帘子和台布收起来了，露出了墙面，挂上了色彩明丽、镶着框子的静物油画或木版画，画的是街道、雨伞、苹果一类的东西。这个时代有一种确定、独特的特质，让她想起十八世纪，但同时也有种旁逸斜出、铤而走险的东西在里面——她正这样想着，仿佛自己这几百年一直走在一条漫长的隧道里，隧道到这里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有光照进来；她的思绪骤然一紧，全身都警觉起来，好似有个钢琴调音师正把琴键插入她的背脊，然后旋紧了神经；与此同时她的听力变得更敏锐，可以听到此时屋子里每一个细微的声音，壁炉架上的座钟滴答在她耳中有如重锤落下。就这样过了几秒钟，灯光变得越来越亮，她看到一切越来越清晰，钟表的滴答声也越来越响，直至变成巨大的雷暴响在她耳畔。奥兰多一跃而起，好似头部受到重击了一般。她被重重地打了十下。现在是1928年，10月11日，上午10点，也就是此时此刻。
奥兰多跳了起来，手按胸口，面色苍白，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还有什么，能比“身处此时此刻”这一启示更可怕呢？我们能避过这一惊吓，全仗前有“过去”、后有“未来”的庇护。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一问题，因为奥兰多已经迟到了。她跑下楼，跳进小汽车，按下自动启动装置开走了。巨大的蓝色建筑高耸入云；红色的烟囱通风帽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天空上；马路像银光闪闪的钉子；公交车由表情呆滞的司机们开着，朝她的方向直冲过来；她注意到海绵、鸟笼、一箱箱美国绿绒布。但是，在驶过“当下”这一独木桥时，她不允许这些景象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象，唯恐一不留神，就会跌进桥下汹涌的湍流。“你就不能看着自己要去的地方？……把手伸出来，不行么？”——这些话完全是冲口而出。因为街道无比拥挤，行人又根本不看要去的方向，全都吵吵嚷嚷地围着商店的玻璃橱窗看个不停，橱窗里面流光溢彩，琳琅满目。好大一群蜜蜂啊，奥兰多想——然而这念头倏尔闪过，随即就被截断，她眨了眨眼，眼前的景象恢复到了正常的比例，发现那些是人。“你就不能长眼睛看看路么？”她厉声喊道。
她终于来到马歇尔与斯奈格夫百货商店。她下车，走了进去，各种色彩和气味扑面而来。“当下”像灼热的水珠般，从她的身上挥发殆尽。灯光上下摇曳，如轻薄的衣料飘荡在夏日的和风里。她从手袋里拿出一张单子，念了起来，声音起初有点生涩僵硬，仿佛她正在一个流出五色水的水龙头下举着这些字眼：男孩的靴子、浴盐、沙丁鱼……她看见，这些东西在灯光之下变形。“浴盐”和“靴子”变得笨重迟钝；“沙丁鱼”长出了锯齿。她站在马歇尔与斯奈格夫百货商店的底层，东瞧瞧、西看看，闻闻这个、嗅嗅那个，耽误了几秒钟。随后，她走进电梯，只因为电梯门开着。电梯平稳地向上升。她站在里面，禁不住想，如今生活的本质是一种魔术。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现在我被举上空中，听到来自美国的声音，看到有人飞上了天——但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我连猜测都无从猜测起。我又相信魔术了。电梯顿了顿，停在了一楼。她看到各种琳琅满目、流光溢彩的商品在微风中摇曳，空气中还飘荡着种种独特而奇异的气味。电梯在每一层停下，电梯门打开时，都会现出一个新的小世界，带着这个世界所有的气味扑面而来。这让她想起伊丽莎白时代，泰晤士河流经沃平区的那个河段，满载珍宝和货物的船全都停在那里。它们的气味多么丰富，多么奇特啊！她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把手伸进装宝物的袋子，未经打磨的红宝石从她的指尖滑过时的触感。然后和苏琪——或是什么名字类似的姑娘——躺在一起，坎伯兰的灯笼从他们身上一闪而过！坎伯兰现在有幢房子在波特兰街，某天她去那里赴午宴时，还试着拿希恩路的救济院和那老头子开了个玩笑，他眨了眨眼作为回应。这时，电梯已升到顶层，她必须下来了——走进了天知道他们叫做什么“部”的地方。她站在那里，查询着手中的购物单，却哪里也找不到上面写的“浴盐”或“男孩靴子”。正当她一无所获，打算往楼下走的时候，却福至心灵，不由自主地念出了清单上的最后一样东西，而它碰巧是“双人床单”。
“双人床单，”她对柜台后面的男人说道，似乎是出于天意，那男人碰巧也是卖床单的。因为格里姆斯迪奇，不，格里姆斯迪奇已经死了；是巴瑟罗缪，不，巴瑟罗缪也死了，那么是路易斯——那天路易斯气鼓鼓地找到她，因为她在君王卧榻的床单底下发现了一个洞。许多君主都在这张床上睡过——伊丽莎白、詹姆斯、查理、乔治、维多利亚、爱德华——也难怪床单会磨出洞来了。但路易斯说她清楚这是谁干的。是康索特王子。
“讨厌的德国佬！”她说道（因为又发生过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
“双人床单，”奥兰多梦呓似地重复了一遍。一张铺着银色床罩的双人床，她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房间的格调有点粗俗——到处都是银色，但当年装修的时候，她恰好钟爱那种金属。趁那男人去取双人床单的空档，她掏出小镜子和粉扑，一边漫不经心地补妆，一边想，现在女人的举止可没那么优雅了，可不像当年她刚刚变成女人，躺在“痴情女郎”号甲板上时一样了。她轻轻往鼻子两边拍了几下粉，但从来不碰脸颊。实话讲，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但她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老，还像少年时一样任性、忧郁、俊俏、青春（像一棵燃烧着无数蜡烛的圣诞树，萨沙说过），当时泰晤士河结冻了，他们在河上溜冰——
“最好的爱尔兰亚麻制品，夫人，”那个店员说着，把拿来的床单摊开在柜台上——当时，他们还遇到了一个捡柴火的老妇人——她正心不在焉地摸着床单，分隔两个部的弹簧门突然打开了，或许是从饰品部那边，飘来一股好像是粉红色蜡烛的香气，香气缭绕着，渐渐现出一个人影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年轻，苗条，充满魅力——啊，是个姑娘！上帝啊！毛皮、珍珠、俄罗斯裤子，但背信弃义，背信弃义！
“背信弃义！”奥兰多叫出声来（那个男人已经走开），整个商店仿佛汹涌翻腾着黄色的河水，她看见远方那正扬帆出海的俄罗斯船高高的桅杆。然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可能是那扇门又开了），那香气的形状渐渐变成了一个台子，从上面走下一个肥胖的女人，遍身裘皮，保养得很好，性感魅惑，头戴冠冕，是一位公爵的情妇，曾经斜靠在伏尔加河畔吃三明治，也曾亲眼看着很多人淹死，而现在她踏下商店的台阶，正向奥兰多走来。
“哦，萨沙！”奥兰多惊呼。她万分震惊，从没想过她竟会变成这样，变得如此臃肿，动作迟缓。她连忙把头埋在亚麻床单里，好让所有这些幽灵，灰色的遍身裘皮的女人和穿俄罗斯裤子的姑娘，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些蜡烛、白花和旧船的气味全都从她身后过去，别再给她看见。
“夫人，今天还需要什么吗？手帕，毛巾，扫帚一类？”店员追问。多亏了这购物单，才能让奥兰多镇定自若地回答，现在这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她需要的，那就是浴盐，要到另一个部门才买得到。
再次乘坐电梯——任何景象的重复都会让人觉得有点怪——她再次下沉，远离当下。当电梯砰的一声降到地面上时，她仿佛听到一只罐子摔碎在河岸上。至于找到正确的商品部，无论是哪一个，她若有所思地站在各式手提包中间，对所有店员的建议充耳不闻。这些店员个个彬彬有礼、身穿黑衣、头发整齐，生气勃勃。他们一概是什么人的后裔，可能有些人也像她一样，自豪地来自久远的过去，但他们选择降下“现时”这道防护屏，于是，今天他们不过是马歇尔与斯奈格夫的店员。奥兰多犹豫不决地站在原地。透过巨大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牛津街上的车流。公共汽车似乎堆到了一起又分开，就像那天泰晤士河上的冰块一样涌动。一个老贵族脚穿毛皮拖鞋，横跨在两块冰中间。他就那么沉下去了——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样子——嘴里咒骂着爱尔兰的乱党。他沉下去的地方，现在正停着她的车。
“时光弃我而去了，”她边想，边试图理清杂乱的心绪，“这是中年来临的征兆。多奇怪啊！一件事情总会勾起另一件。我拿起一个手提包，就想起了那个被冻在冰里的老妇人。有人点燃粉红蜡烛，我就看见穿俄罗斯裤子的姑娘。当我踏出门外——就像现在这样。”她走到牛津街的人行道上，“我嘴里尝到的是什么味道？香草。我听到山羊颈上的铃声。我看到山峦起伏。土耳其？印度？波斯？”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
读者或许会觉得，奥兰多离“当下”有点儿太远了，他们看到她正准备钻进自己的汽车，却满眼都是泪水和波斯山峦的幻象。此外，实际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最擅长生活这门艺术的人——他们往往是些无名之辈——能够把六十或七十个同时在正常人体中跳动着的时刻协调在一起，这样当钟声敲响十一点时，所有其他的时刻也会随之震动，这样“当下”就既不会突兀断裂，也不会完全迷失于“过去”。关于他们，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活得不多不少，恰好是墓碑上写着的那个岁数：68或72。另外有些人虽仍然行走于人世间，但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有些人尽管过完了一辈子，却还没有出生；有些人说自己只有36岁，但实际上他们已度过了几百年。无论《国家传记辞典》上怎么说，一个人究竟活了多久，永远是一个可以争论的话题。因为这种计时非常困难；转眼就能扰乱它的，莫过于接触艺术。或许是因为迷恋诗歌，奥兰多丢了购物单，没买沙丁鱼、浴盐和靴子就回了家。现在她站在汽车旁边，一只手扶在车门上，“当下”再次狠狠敲击她的脑袋。这次敲了十一下。
“真讨厌！”她大叫。因为钟声对神经系统震动很大，有好一会儿她都没太回过神来，只是皱起眉头，熟练地换挡，像之前一样朝着行人大喊大叫：“看看路啊！”“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同时开着车子飞驰，转弯，钻来钻去（她是个熟练的司机），驶过摄政街、草市街、诺桑波兰大道，穿过威斯敏斯特桥，左转，前行，再右转，再前行……
1928年10月11日，星期四，老肯特街上热闹非凡，许多人甚至被挤到了人行道外面。妇女们手里提着购物袋。孩子们四下奔跑。布店大减价。街道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眼前的景象在远处渐渐缩成一条线。这里有个集市，那边在办葬礼。游行的人群打着横幅，上面有 'Ra -- Un'的字样，可中间的字是什么呢？肉的颜色鲜红。肉店老板站在门口。女人们的鞋跟都快磨平了。门廊上写着“爱战——”（原文Amor Vin——，拉丁谚语“爱战胜一切”的前半部分）。一个女人从卧室窗口向外凝望，一动不动，若有所思。艾珀约翰和艾珀贝德，殡仪……没什么东西能让人从头到尾读完，看到了什么事情的开端——比方说，两个好朋友在街上偶遇——就肯定看不到结局。二十分钟后，人的身体和心灵就成了撕碎的纸片，从麻袋里颠簸出来，而且驱车离开伦敦的过程，恰好与失去知觉或死亡之前，身份被切碎成小块的那种感觉类似，因此，奥兰多现在究竟可否算得上还活着，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几乎以为她已经彻底分崩离析了，但这时终于从右侧伸出了一道绿色的帷幕，减缓了纸片飘落的速度；然后另一道帷幕从左边升起，我们可以看到纸片在空中不停翻转飘舞；帷幕在她周围不断伸展着，最后她的意识重新获得了“把事物聚合成整体”这一幻觉：她看见一个村舍，四头牛，都与实际一样大小。
奥兰多这才松了口气，默默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吸了一两分钟。然后，她试探着叫了一声“奥兰多？”仿佛她叫的那个人可能不在一样。“奥兰多？”因为如果76个（我们随便说个数字）不同的时间能够同时在人的头脑中滴答作响，那么老天保佑，该有多少个人格同时停驻在一个身体里呀？有人说是2052个。于是，独处时，直接开口唤“奥兰多”（如果这是你的名字的话）就是天下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它意味着“唉！唉！我已经厌倦死这个自我了。我想换一个。”这就能解释我们在朋友身上目睹的那些惊人的变化了。但这也并非每次都能如愿，因为你可以像奥兰多现在这样（她来到了乡间，于是需要另一个自我），唤出自己的名字，可她想要的那个自我却很可能不出现。我们把这许多自我建立起来，一个摞在另一个上面，像侍者手里高高堆起的盘子一样，而其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情感倾向，自己小小的宪法和权利，随便你怎么称呼（其中很多事物并没有固定的名字），所以，可能某个人格只在下雨时出现，另一个只进有绿窗帘的房间；一个只有琼斯太太不在的时候才肯光顾；还有一个必须得给她倒杯酒，她才答应前来……如此这般，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他与这些不同的自我究竟达成了哪些协议，其中有些协议过于荒诞，根本无法在这里提及。
于是，奥兰多站在谷仓边的转弯处，呼唤“奥兰多？”语气中有点质询的意味。她等了一会，奥兰多没有来。
“那好吧。”她好脾气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都只能这样。她又试着呼唤另一个，因为她有许多个自我可以召唤，远超出我们的篇幅所能允许的限度。因为一部传记如果能记录六七个自我，就可以算得上完整了，而一个人实际拥有的自我数量可能成千上万。那么，选择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奥兰多现在可能在呼唤那个挥剑斩下摩尔人头颅的少年、重新把它又挂回去的少年、坐在山上沉思的少年、见到了诗人的少年、向女王呈上玫瑰水碗的少年，也可能是那个爱上了萨沙的年轻人、宫廷侍从、大使、军人、旅者，又或许她想呼唤的是一个女人，比方说那个吉卜赛姑娘、贵族小姐、隐士、热爱生活的女人、诗人们的庇护人，抑或是那个会喊马尔（意味着热水澡和傍晚的炉火）、谢尔默丁（意味着秋天树林里的番红花）、邦斯洛普（意味着我们每天都要死去）或是三个名字一起喊——其含义过于丰富，这里写不下——的女人。这些人格彼此迥然相异，而她可能在呼唤其中的任何一个。
或许如此。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我们现在身处“或许”和“似乎”的领域之内)，她最需要的那个自我却游离在外，因为听她说话，她变换自我的速度就像开车一样快——每转一个弯，就有一个新的自我出现——这种情况表明，出于某种还不明朗的原因，她显意识中的那个自我（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有欲望的能力）现在只想保持原状。这个就是某些人所谓的“真我”，人们说，它集中了人身所有的自我，由它作为船长来加以指挥，它把它们锁起来，它就是钥匙，将所有这些自我合并在一起加以控制。她在寻找的正是这个自我，这一点读者从她开车时嘴里的自言自语就可以判断（如果这些话零散琐碎，杂乱无章，让人提不起兴趣，那也是读者们的错，谁叫你们去听一位女士的自言自语呢；我们只是如实记录这些话，并且把我们猜可能在发言的那个人格用括号标出，但我们也很可能猜错）。
“那么，我是什么？是谁？”她说，一个女人，36岁，坐在汽车里。是的，但同时其他一百万种描述也同样适用。我势利么？府邸里悬挂嘉德勋章？豹子盾徽？祖先？为他们感到骄傲？是的！我贪婪、奢侈、邪恶么？（另一个自我出现了）是又怎样？我才不在乎呢。诚实？我想是的。慷慨？哦，不过那也不算什么（又是一个自我）。上午躺在铺着上好亚麻被单的床上，听鸽子咕咕叫；银餐具、葡萄酒、男女仆人们。我被宠坏了么？可能是吧。锦衣玉食却又一事无成。所以我的作品也（这里她提到50个充满古典气息的标题；我们猜这些可能是她全部撕掉的那些早年的浪漫作品）肤浅，油滑，多愁善感。不过（又换了一个自我）我真是笨手笨脚啊，再没见过比我更笨拙的人了。而且——而且——（她迟疑了一下，想找个恰当的词儿，“爱情”可能不大合适，但最后还是大笑着，红着脸叫了出来——）绿宝石镶嵌的癞蛤蟆！哈利大公！天花板上的蓝酒瓶！（另一个自我）可是奈尔、基蒂、萨沙她们呢？（她情绪低落下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她早已放弃了哭泣）树，她说道。（另一个自我）我喜欢在这里生长了两千年的树（她经过树丛）。还有谷仓（她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已经破旧不堪了）。还有牧羊犬（有一只从她前方的路上跑过来，她小心地避开了），还有夜晚。但是人，（另一个自我）人呢？（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发问）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人类。他们饶舌，恶毒，总是不说真话。（在这里她拐进了家乡小镇中心的那条街，今天是赶集的日子，街上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农夫、牧人和用篮子提着母鸡的老妇人）我喜欢农民。我懂庄稼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是另一个自我跳进她的脑海，像从灯塔上照过来的一束光），名望！（她笑起来）名望！前后印刷了七版。得了一个奖。照片上了晚报（这里她指的是《橡树》以及她获得的“柏德特·库茨纪念奖”；这里我们必须占用点篇幅交代：她只这么笑了一下，就把这个本来应该作为这本书的高潮，和前面所有叙事的终点的内容，用一句话轻轻带过去了，但事实是我们的传主是个女人，而当你写一个女人的时候，所有的结构和比例都乱了套——她人生的什么高潮啊，重点啦，都和男人的大不一样）。名望！她又重复了一遍。诗人——江湖骗子；两者都像早晨的邮件一样，每天准时出现。宴请，聚会；聚会，宴请；名望——名望！（她放慢了车速，穿过集市上拥挤的人群。但是没人注意到她。鱼店里的海豚要比获过奖的女士引人注目得多了，就算她在头顶戴上三重冠冕，也是一样。）现在她慢慢开着车，嘴里哼唱一首老歌的旋律，“花几个基尼，买上几棵开花的树，走在我的花树间，告诉儿子们，名望到底是什么”……渐渐地，歌词开始这里缩一点，那里瘪一块，像用大而不均匀的珠子串起来的一条项链。“走在我的花树间，”她唱着，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看月亮升起，马车开走了……”唱到这里她突然停住，使劲盯着汽车的引擎罩，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他坐在杜希德的桌子旁，”她琢磨着，“戴着个脏兮兮的皱领……是来量木材的老贝克？还是——莎——比亚？（因为我们在提到自己深深崇拜的人时，从来不说全名。）她停下汽车，两眼盯着前方，发了十分钟的呆。
“我被迷住了！”她大叫一声，一脚踩在油门上，“被迷住了！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有只大雁飞了过去。大雁从窗前飞过，飞向大海。我跳起来想够到它（她抓紧方向盘），可是它飞得太快了。我看到它了，在这里——那里——在英格兰，在波斯，在意大利。它总是飞向大海，而我跟在后面，向它撒出文字织成的网（她双手挥出，做了个撒网的动作），然而我收回网的时候它总是皱缩成一团，就像撒向海里的网，拉上来的却只是水草一样。有时网底会有一寸银子——六个字——但从未捕到过珊瑚礁里的大鱼。”她低下头，苦苦思索着。
就在她已经放弃了呼唤“奥兰多”，而一心想着其他事情的时候，那个她想召唤的奥兰多却自己出现了。这一点从她身上的新变化就看得出来（她已驶过了看门人的小屋，进入了庄园）。
她全身都沉静下来，就好像添了衬托物之后，整体更稳定、更浑和了，于是浅的变成深的，切近变为辽远，一切都被包含在轮廓之内，如井壁环抱着井水。这个奥兰多到来之后，她变得宁静多了，成为了所谓唯一、真实的自我，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经得起推敲。她开始沉默。因为很可能当人们大声喧哗之时，那些自我（可能有两千多个）意识到他们彼此分裂，于是试图交流，而一旦有了交流之后，却全都变得沉默了。
她娴熟而迅速地驱车驶过弯弯曲曲的车道，穿过一大片榆树和橡树，穿过园中起伏的草地，那起伏十分平缓，仿佛碧绿宁静的潮水漫上河滩。肃穆地一丛丛立在那里的，是橡树和榉树，两只鹿在树林里徜徉着，一只洁白如雪，另一只歪着头，原来是角被铁丝网挂住了。她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一切，这树林、这鹿、这草地，仿佛她的心化成了水，在它们四周流淌，将它们包围在里面。很快，她就来到了庭院，几百年前她来这里都是骑着马，或乘坐着六匹马拉的车子，被众多侍从簇拥着的，这里曾经羽饰飞舞，火把闪动，花团锦簇，而现在她却是孤身一人，在萧萧而下的落叶之中。看门人来开门了。“早安，詹姆斯，”她说道，“车里有些东西。把它们拿进来吧？”我们得承认，这些字眼本身既不美好，也无趣味，更不重要；但它们现在却突然变得意味深长，仿佛熟透的坚果从树上坠落，这证明，如果日常事物瘪缩的表皮因意义而鼓胀，也可以奇特地使人的感官得到满足。现在对于每个平平常常的行为来说，都是如此。看着奥兰多脱掉裙子，换上马裤和皮夹克，全过程不到三分钟，但她的每一个动作却充满了至高的美感，如同拉普科娃夫人在表演她那炉火纯青的艺术。然后，她走进宴会厅，见到她的老朋友德莱顿、蒲伯、斯威夫特、艾迪生，他们一开始有点羞怯地看着她，像是在调侃，“我们的获奖者来啦！”但当他们发现涉及到的是两百基尼的时候，就赞许地点点头。两百基尼，他们仿佛在说，两百基尼可不是个小数目。她给自己切了面包和火腿，夹在一起吃了起来，在屋子里上下踱步，不知不觉间忘了自己正和其他人在一起。走了五六个来回之后，她拿起一杯西班牙红酒，一饮而尽，又另外倒了一杯，拿着它大步走过长长的走廊，穿过一打起居室，开始巡视大宅，几只猎麋犬和长毛垂耳小狗跟在她身后。
这也是这天的例行公事之一。回到家却不巡视大宅，就像出门前不与祖母吻别一样不可理喻。她想象，她一进来，房间就会一下子明亮起来，兴奋地睁开眼睛，仿佛她不在的这么长时间里，它们一直在沉睡一样。她也想象，虽然她已看了这些屋子千百万次，但每次看到的都不一样，仿佛在如此漫长的生命里，它们体内贮存了无数种心境，随着季节、天气、她本人的运气和来访客人的性格而变化。对陌生人，它们总是彬彬有礼，却无精打采；而和她在一起，它们可以全然放松，敞开心怀。为什么不呢？他们已经认识了四个世纪，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了。她知道它们的喜怒哀乐、年龄以及小秘密——比方说，一个隐蔽的抽屉，一个秘密的橱柜；也知道它们都有些什么毛病，例如有些部分曾经修过，有些是后添上去的。她所有的情绪变化，它们也通通知晓。在它们面前，她从未掩饰过什么；无论身为少年还是女人，她都会来到这里，哭泣或舞蹈，沉思或欢笑。在那边靠窗的座位上，她曾提笔写下第一行诗句；在这里的小礼拜堂，她与谢尔默丁结了婚。我将来也会葬在这里，她想着，跪在长廊的窗台上，小口地喝着西班牙红酒。尽管很难想象，有一天她也将长眠于祖先中间，棺木落下时，她纹章上的豹子会映在地板上，形成一个个黄色的光点。她不相信永生，但却禁不住觉得自己的灵魂也将和护墙板的红色、沙发的绿绒一样长存于世。因为，这间屋子——她举步踱进了大使的卧房——这间屋子就如同在海底沉睡了几百年的一只贝壳，已被微生物层层覆盖，被海水涂上了千万种色调，玫瑰色、黄色、绿色、沙棕色……这屋子如贝壳般脆弱，光彩照眼，却又腹内空空。再不会有大使住在里面了。啊，但她知道这大宅的心还在某处跳动。轻轻推开门，她站在门槛上，不想被房间发现（她是这么想的）。她看着壁毯在永不停息的微风中起伏，猎人仍在追赶，达芙妮仍在奔逃。那颗心仍在跳动，她想，无论多么微弱，多么与世隔绝，这大宅的那颗柔弱却不屈的心仍在跳动。
她呼唤狗群和她一起走过长廊。地面都是用一整棵橡树锯开铺成的。一排排椅子沿着墙面排列，天鹅绒椅面已经褪色，仿佛在等待迎接伊丽莎白、詹姆斯、莎士比亚或是塞西尔，但后者从来没有光临过。这景象让她心里难受。她解下拦住它们的绳子，坐到女王的座椅上；翻开躺在贝蒂小姐桌子上的手抄本；用手指搅动旧日留下来的玫瑰叶；用詹姆斯国王的银质发梳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又在他的床上跳了几下（即使路易斯换了新床单，也不会再有君王来这里下榻了），然后把面颊紧紧贴在那张银色的旧床罩上。不过，宅子里到处都放着用来防虫的薰衣草小香袋，还有印出来的告示，“请勿触摸”，尽管这些告示都是她亲自贴上的，但她还是有种被拒绝的感觉。这宅子不再完全属于她，她叹道。现在它属于时间，属于历史，已经不在活着的人的触摸和掌控之内了。再也不会有人把啤酒洒在这地上，她想（她正身处老格林住过的卧房），也不会有人在地毯上烧出洞来了。再也不会有两百个仆人同时在走廊里进进出出，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锅，或是为大壁炉准备的柴火。再不会有人在宅子外的作坊酿大麦酒、制蜡烛、打造马鞍或打磨石料，榔头和大头锤的声音都已消失。椅子和床全都空空荡荡。金杯、银杯被锁进了玻璃柜。寂静在空旷的宅子里四处翻飞。
她坐在走廊尽头伊丽莎白女王的那把硬木扶手椅上，狗群在她的脚边蜷缩着。走廊很长，向前伸展，直到光线几乎消失的那一点。它像是一条通往过去岁月的隧道。向走廊的深处望去，可以看到人们有说有笑，那些她所认识的大人物：德莱顿、斯威夫特和蒲伯，政治家们开着讨论会，调情的恋人们坐在窗边。人们围在长桌旁吃饭喝酒，被壁炉里冒出的烟呛得咳嗽不断，喷嚏连连。更远处，她看到衣着华丽的人们成双成对，准备跳方阵舞。一阵悠扬、微弱却又庄严的音乐传来。风琴低低地轰鸣着。一口棺材抬进礼拜堂。结婚的队伍走出来。头戴盔甲的男人们奔赴战场。他们把从弗劳顿和普瓦捷带回的旗帜插在墙上。长长的走廊中渐渐现出这些图景，而再往前看，她觉得在走廊的尽头，在那些伊丽莎白时代和都铎王朝的人们身后，依稀可以辨认出一个更老、更远、更暗的人影，一个头戴兜帽、面容严厉的僧侣，双手紧紧握住一本书，口中低声诵读着什么——突然间，如平地惊雷乍起，大座钟敲了四下。像经历了一场能毁灭整个镇子的大地震般，长廊和长廊里的一切瞬间灰飞烟灭。她的面色本是阴沉、严肃的，此时却好似被火药的爆炸所照亮。同时，她眼前的一切也都极其清晰地显现出来。她看到两只苍蝇在空中盘旋，注意到了它们翅膀上有一抹蓝色；她看到脚下的地板有个木瘤，狗的耳朵抽动着。与此同时，她还听到花园里树枝折断的声音，庭院中羊的咩叫声，窗外一闪而过的燕子的尖叫。她整个身体颤抖着，皮肤微微刺痛，仿佛一下子赤身裸体站在了寒霜之中。然而，她没有像伦敦大钟敲响十下时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保持了完全的镇静 （因为她现在是一个整体了，或许能分散时间震动的表面也变大了些）。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把狗群叫到身边，步伐坚定却谨慎地走下阶梯，来到了花园里。这里植物的影子奇迹般地分外清晰。她能够看清每一粒泥土，仿佛眼前挂了一个显微镜。她看到树上的嫩枝缠绕。青草的叶片，花瓣和叶脉也根根分明。园丁斯塔布斯沿着小径走来，绑腿上的每颗纽扣，她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看着拉车的两匹马，贝蒂和“王子”，觉得自己从来没这么仔细地注意过贝蒂前额有颗白色的星星，“王子”尾巴里有三根鬃毛，比其他毛都要长一些。屋外的方庭里，房屋灰扑扑的旧墙面看上去好似表面划花了的照片；她听到平台上的扬声器放着的舞曲，是人们在维也纳铺着红色天鹅绒的歌剧院里欣赏过的一段。她全身心沉浸在此时此刻里，但又有点莫名地担心，好像只要时间的深渊裂开一个罅隙，让一秒钟溜过去，未知的危险就会接踵而至。这种精神上的紧张让人感到精疲力竭，无法长时间忍耐下去。她不由自主，步履飞快地穿过花园，走进庭院，好像腿在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推动着似的。她花了好大力气，逼迫自己停在木工房旁，一动不动地看乔·斯塔布斯在做一个车轮。她两眼紧盯着他的手，这时四点一刻的钟声响了。钟声如流星穿透她的身体，炙热灼人。她清楚地看到乔的右手大拇指没有指甲，只有一块圆圆的、粉红色凸起的肉。看上去真让人反胃，有一刻她觉得自己昏了过去，但就在眼睑合上这瞬间的黑暗中，她摆脱了“现时”的压迫。在她眼睑眨动时的阴影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看天空来验证），有某种奇异的，“现时”永远缺少的东西——所以，它令人恐怖，却又无法具体加以描述——某种人们急于要用某个名称固定下来、称之为美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个实体，而像个影子，没有自己的实存或特性，但它的力量却足以令它所依附的任何物体改观。当她在木工店里晕眩眨眼时，这个影子偷偷溜了出来，依附在她看到的无数景象之上，让这些景象变得可以接受，容易理解。她的思绪如海水般翻滚。她从木工店里出来，爬上小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想道——是的，我又可以开始生活了。我在蟒湖边，小船正爬上惊涛骇浪的白色波峰。我开始懂了……
以上都是她本人的话，字字句句一清二楚，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对于眼前这一切来说，她只是一个毫无干系的旁观者，很容易就把羊看成牛，把叫史密斯的老人当作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琼斯。因为那没有指甲的大拇指带来的晕眩感投下的阴影，在她的脑后部（距视线最远的部位）逐渐加深了，进入了事物栖息其中的那潭幽暗的池水，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她现在正凝视这潭池水，或是海洋，一切事物都在它的表面映照出投影——实际上，有人说我们所有激烈的感情，艺术或是宗教，都是在可见世界变得模糊时，我们从大脑后部那个黑洞中看到的映像。她深深地、长久地朝里面望去，于是她上山时走过的，长满羊齿蕨的小路不再是一条完整的小路，而是有一部分变成了蟒湖；荆棘丛有一部分变成了指夹名片盒的女士和手拿金头手杖的先生；羊群部分变成了梅费尔高高的房子；每种东西都有一部分变成了另一种，仿佛她的意识变成了森林，里面杂乱地散布着一些空地；景象时而靠近，时而远离，时而交杂在一起，时而分开，随着光影的变化，形成最奇异的联结和组合。她忘却了时间，直到猎犬卡努特去追一只兔子时，她才想起，现在一定已经4:30了，可实际上已是五5:37。
长着羊齿蕨的小径弯弯曲曲，一路延伸到山顶那棵大橡树下。比起她1588年初见这棵树时的样子，它现在更高大，更结实，也长出了更多树瘤，但仍然蓬勃茂盛，细小而带有锯齿的叶子依旧浓密，在枝头随风轻摆。她扑在地面上，感觉到树的筋骨像脊椎伸出的肋条，在她身下四处伸展。她乐于想象自己骑在整个世界的背脊上，喜欢把自己和坚实的土地联结在一起。她俯下身子时，一本四四方方、用红布包裹着的小册子从皮夹克胸前的口袋掉了出来，是她的诗作《橡树》。“我要是带把铲子来就好了。”她想。树根处的泥土只有薄薄一层，她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按计划把书埋在这儿。另外，它还可能会狗翻出来。这类符号性质的纪念仪式从来都凶多吉少，她想，可能还是不要这个仪式为好。她原来还想着在埋书的时候发表一个小小的演讲（这是本有作者签名的初版书），“我把它埋在这里，”她本打算说，“以回报这片土地所给予我的一切。”但是，天哪，这些话一旦出了口，就显得好傻啊！她记起来，那天老格林走上讲台，将她与弥尔顿相比（除了他是盲人这一点），然后递给她一张两百基尼的支票。当时她想到了山上的这棵大橡树，可是这一切与它又有何相干？赞美和名望，与诗歌有何相干？印刷了七版（没错，她的书已经印了这么多）与这首诗的价值又有何相干？难道写诗不应该是一种秘密的交流，是一个声音对另一个声音的回应么？那么，这些喧哗、赞美与指摘，以及会见那些喜欢你和不喜欢你的人，与这件事本身，即一个声音回应另一个声音也是互相不搭界的了。她想，所有这些年，对树林古老的低吟，对农庄和门边交颈而立的枣红马，对铁匠铺、厨房、辛辛苦苦孕育出麦子、芜菁和青草的田野，对盛放着鸢尾和百合的花园，她试着做出了迟疑的回应，还有什么能比这回应更私密，更慢，更似恋人之间的絮语呢?
于是，她任自己的书散落在地上，欣赏起了眼前开阔的景色来。天色忽明忽暗，变幻多端，一如时有日光照射的海底。远方的村庄，露出榆树掩映的教堂尖顶；庭园中有一座灰色拱顶的庄园大屋；温室中灯火闪烁；农家场院里堆着黄色的玉米秸垛。原野里星星点点散布着黑色的树丛，原野后面更远处，是狭长的林地和闪着银光的河流，再后面又是起伏的山峰了，能看见斯诺登山高耸入云的白色崖壁。目光尽处，是苏格兰的山峦和赫布里底群岛周围那片漩涡密布的海域。她侧耳倾听海面上隐约传来的炮击声，却发现那仅仅是海风的低鸣。现在没有人在打仗。德雷克们和纳尔逊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里，”她想道，把视线从远方收回，看着脚下这片土地，“曾经是我的领地：丘陵之间的那个城堡，一直蔓延到海边的那片荒原，都曾经是我的财产。”此时四周的风景（一定是因为天光逐渐暗了下去）开始晃动，叠加，于是，所有房屋、城堡和树林都从帐篷状的四壁上滑落，眼前现出了土耳其光秃秃的群山。正值中午阳光最烈的时候，她视线无遮无挡地朝焦炙的山坡看去，山羊伏在她脚旁的沙地上吃草。雄鹰直冲天际。吉卜赛老人拉斯多姆粗哑的声音在她耳旁响起：“你那古老的族裔和家系，你那些引以为豪的财产，和这个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建造四百个卧室，饭菜盖着银盖子端上来，雇许多女仆打扫灰尘，又有什么用呢？”这时，峡谷中某个教堂的钟声响起，帐篷状的风景坍塌了，“此刻”再次劈头盖脸地落在她身上。然而现在光线已趋幽暗，温柔了起来，不再映出栩栩如生的细小景象，而是看见雾气蒙蒙的原野、灯光闪闪的农舍、沉沉睡去的树林，以及一束扇形的灯光，沿小路向前推移着，拨开前方的黑暗。钟敲的是九下，十下，还是十一下，她说不清。黑夜降临了——这是她一天中最喜爱的时刻，黑夜里，意识如一潭深邃的池水，倒映出的景象总比白昼时清晰。现在，不必晕眩，就能看到黑暗中形成的事物，凝神向池水深处望去，渐次出现了莎士比亚，穿俄国裤子的女孩，蟒湖上的玩具船，然后现出来的是大西洋本身，正在合恩角附近掀起滔天风浪。她往那黑暗的中心深深望去。那是她丈夫的双桅帆船，正被推上风口浪尖！它在海浪上爬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一千次毁灭的白色波峰在它前方升起。哦，鲁莽的，荒唐的男人们，总是要去做顶风绕过合恩角这种无用功！然而那帆船越过了波峰，从另一边出现了：他成功了！
“好极了！”她大喊道，“好极了！”而后，风渐渐小了，海水平静下来；她看到海浪在月光下平静地泛着涟漪。
“马默多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她站在大橡树旁呼喊着。
那美妙、闪烁着光芒的名字，犹如一根铁青色的翎毛，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她看着它飘落，翻转，旋舞，像一支缓缓飞落的箭，姿态优美地划过长空。像往常一样，他又在一个死寂的时刻来到了；河水泛起清波，红黄相间的秋叶飘落在她脚面时；豹子一动不动，月影倒映水中，天地万物无不陷入静寂时，他来了。
一切都无比安静。时近午夜，原野上缓缓升起了月亮，月光下现出一座幻影般的城堡。大宅依然矗立着，所有的窗子都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没有围墙，没有实体，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是死寂，所有的灯都亮着，像是在迎接某个女王的魂灵。奥兰多向下望去，看到暗色的羽毛在庭院里飞舞，火炬闪烁着点点光亮，人影跪在地上。一位女王再度跨出銮舆。
“我们全都听您调遣，夫人，”她叫出来，深深行了一个屈膝礼。“什么都没有变，已故的勋爵，我的父亲，将为您引路。”她话音刚落，午夜的钟声就响了起来。“当下”的丝丝凉风轻拂她的面颊，她没来由地有点恐惧。她焦急地仰望天空。天很黑，阴云密布，风在她耳边咆哮。但在风的咆哮中，她听到一架飞机渐行渐近的轰鸣声。
“这里！谢尔，我在这里！”她拼命喊着，向月亮（月亮已升到半空）敞开前襟，露出一大串闪烁着光彩的珍珠项链——像是巨大的月蜘蛛的卵。飞机冲破云层，在她的头顶盘旋。在黑暗中，她的珍珠炽亮得像一团白色的火。
此时已是一名优秀海船长的谢尔默丁，容光焕发，敏捷地跳到地上，就在此时，一只野鸟忽然飞起，掠过他的头顶。
“是那只雁！”奥兰多叫道，“那只大雁……”
午夜的第十二声钟声敲响了。现在是星期四，10月11日，1928年。
[60] 霍佳思出版社，是伍尔夫和她的丈夫伦纳德一起创办的出版社。伍尔夫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此出版社所推岀。（译注）
[61] 救世军 (The Salvation Army)，是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译注）
[62] 勃朗宁，即罗伯特·勃朗宁（Rober Browning，1812—1889），他与丁尼生齐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之一。他以精细入微的心理探索而独步诗坛，对英美20世纪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译注）
[63] 《四季》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834-1882）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四季》相当成功地描述一年四季的多变，以及风景中的细微变化。（译注）
[64] 约翰·邓恩 (John Donne，1572－1631)，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他通过使用一种更注重智力的比喻，将激情与推理融为一体，给英国诗歌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译注）
[65] 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作家。（译注）
[66]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1830－1894），英国诗人，她在题材范围和作品质量方面均为最重要的英国女诗人之一。（译注）
[67] 邱园（Kew Gardens），英国皇家植物园林，坐落在伦敦三区的西南角。（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