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对谈中，金庸和池田各以《明报》及《圣教新闻》的办报理念，从宏观角度讨论了言论的职责与勇气，又畅论了师徒之道及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寄望。 池田：听说先生您是在1948年从大陆来到香港的。 金庸：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

　　池田： 我曾去过杭州一次， 那是在我第二次访华时的1974年去的，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盛贺杭州是“东方的威尼斯”，是美丽的水都。

　　金庸：因为有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考国际新闻的电讯翻译员时，我去投考，成绩相当不错而得到录取。《大公报》于1948年在香港复刊，我被派来香港。

　　池田：我曾听过先生您初入香港时的一个小插曲――您满怀高兴登上由上海飞香港的飞机之后，途中才记起自己身上竟然一分钱港币也没带，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潘公弼先生见您的样子有点异祥，忙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如实相告，潘先生立即借给您十块港市，才可以在抵港后能搭船过海，到报社去报到……（笑）这是令人会心一笑的小插曲，可说是与先生富有戏剧性经历的揭幕相配称的插曲吧。踏足香港，最初的印象如何了？

　　金庸：初到香港最鲜明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想不到在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达五十年，大半个人生都在这里度过。我在香港结婚、生儿育女、撰写小说、创办报纸，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和我曾久居过的上海相比较，那时的香港在经济上、生活上、文化上都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调不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些类似内地的中型城市。不过这种情形很快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而转变。

　　池田：我也十分喜欢香港人，在香港，时时有一种“温暖的人情”的感觉。您曾以“香港无宝，自由即宝！”来撰写《明报》的社评，文中指出：“我们之所以喜欢住在香港，就因为这里无疑是自由的地方。”您从小就热爱“自由”，具有对权力与权威的反叛精神，所以自由之港的香港，正与您作为“自由人”这种气质十分合适吧！


　　　 明报的创刊和编辑理念

　　池田：金庸先生所亲手创刊的《明报》，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已经成为 “言论的重镇” 而闻名遗迩。1959年5月，《明报》以只有四名员工而开始踏上征途，当时有人就认为，经营不可能顺利，甚至有人认为“办不了多久吧！”“一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等等。上回谈话时，我曾说及我曾在恩师所办的出版社工作，后又有与恩师－齐创办《圣教新闻》的经验。竞争激烈的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事业啊！况且，您一身二任地善处业务匀编辑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个中辛劳应有深刻的体会吧！

　　金庸：贵会的《圣教新闻》创办于1951年，比《明报》早了八年，但贵报如今已成为贵国的第三大报，每日的发行量以数百万份计。《明报》和贵报相比，销数是小巫见大巫了，即使再过八年，也决计追不上。（笑）不过两家报纸都是从零开始，经过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而逐步发展。香港人口过去三四十年间从二百多万人增到五百多万人，《明报》的销数通常也只是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池田：这是对我们的鼓励，铭感不尽！我的恩师谈判《圣教新闻》时常常说： “愿能在日本人中流传”。而我将心比心，今天更下定决心“要在全世界的人中流传’，您的这番话正给我们希望努力办好报纸这一目标以极大的鼓励。

　　金庸：我们两家报纸的信念倒十分接近。户田先生强调报纸的言论必须“有信用”，我非常同意，《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 “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 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

　　池田：我的恩师确实十分强调“言而有信”，这就与您上述的《明报》的编辑理念相通，可谓“殊途同归”。《圣教新闻》与《明报》是风格个向的机关报，我认为这份报纸与其被视为一份宗教团体的机关报。不如把它置于“人的组织”的机关报这一位置上。此前，我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曼庐轩（Y，Menuhin）先生作过对谈（l992年4月） 。他曾问我：“作为佛教的不出家成员的团体的创价学会，至今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其秘诀是什么？”我大致向他解释道：当然要严守教义， “无论身处何处也以‘人’为中心”。不是“为宗教的宗教”，而是要推进“为人的宗教”的运动！ 我曾说过， 以信仰为根本来扩入开放“人本上义” 的 网络，换言之，就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立统一吧！《圣教新闻》是“人的机关报”就是这个意思了。先生对《明报》制汀的“报训”是什么呢？金庸：我特别提出两句中国古代的名言成为报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报刊中可以容纳各种各样不同意见，编辑部不齐偏见，不排斥不同意的观点，同时报纸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不利用报纸来谋取自身不正当、不合理的利益，报纸必须永远光明磊落，为大多数读者（中国人、香港人）的利益服务。

　　池田：“永远光明磊落，不谋私利。”这是言易行难的言论的王道，您的话语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这种王道，也反映出一种“言论重镇”的呼喊！我也曾对《圣教新闻》的记者、特派员提出这样的希望――对于所有的读者，在他们喜悦时要表明共同欢乐之感，悲哀时要予以激励的勇气，如果他们思想迟钝时要给以智慧的帮助，然后提供新知识，一旦越轨时给予指示（正确之位线），如果混乱时就帮助理出头绪来，困弱时要施以援手，头脑发热时要使之冷静，对那些不闻不问的人慢慢地予以开导――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临机应变，（佛法中有）对机说法，意即纵横无尽的活跃。不仅是对创价学会的会员负责，而是要对所有的读者担起“作为言论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平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难，永远永远要与他们在一起――这个信念至今未变。您作为言论界的勇者，长年以笔为生，《明报》最值得肯定的是哪一方面，请也向大家谈谈。
　　

　　　 与权势战斗是言论者的使命与责任

　　金庸：《明报》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我们都坚持固定的主张。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和苏联及印度发生争执，甚至兵戎相见，《明报》支持中国的立场；我们又反对大跃进，反对强迫人民作过分的体力劳动。六十年代中期，中共当局试制原子弹，《明报》强烈反对，以致受到左翼报纸的猛烈围攻；六十年代后期及七十年代，中共进行“文化大革命”，《明报》反对毛泽东、林彪和 “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反对极左派在香港搞动乱，受到暗杀和炸弹对付的威胁，我们主张保护中国文化，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合理路线。

　　池田：都是难以磨灭的“笔之斗争”的记录啊！

　　金庸：七十年代后期，《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个人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接见；八十年代，《明报》赞成香港回归中国，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我个人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池田：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就反对。听完先生的这一席话，使我终于明白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一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那就是先生您以“是否符合民众的利益”作为您发表言论的基础而贯彻始终。关于“文化大革命”，还在其真相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您就一语道破：“这是权力斗争！”早就揭穿了其本质。您这种慧眼独识也就是一向与“民众站在一起”才可能具有的禀质，离开“民众”这块“大地”，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也只是空洞的理论，毫无实际的价值。唯有“民众的利益”才是各种判断的基准，那才能洞明世事。

　　金庸：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

　　池田：对于那些为了坚持信念而惨遭迫害、面对压迫而大无畏斗争的人，我向来十分敬重。有了迫害，方显出“正义”的存在，没有受过迫害的人易于妥协，也容易上当受骗。现在，像金庸先生这样的“言论斗士”可以在哪里找得到？更遑论日本了。何谓“言论的自由”呢？您在《明报》社评中曾指出：“所谓‘言论的自由’，即人民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政府不能对此横加干涉或予以惩罚。” 亦即从权势的压迫下保护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这就是它的本义。与权势斗争的是言论者，保卫权势斗争的民众是言论者的根本使命。同时，先生在谈到言论者时又作出这样的劝诫：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论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权利时，不能妨碍旁人的自由。传播媒价不得侮辱、诽谤、造谣、歪曲事实。因为：损害旁人的权益或人身的尊严。我想这些论点可称得上是所有言论界不灭的“指针”。

　　金庸：是，我一直都抱有这个信念。池田：十七世纪中国文人顾炎武曾说过：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已，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集释》 卷十九） 言论对社会负有重大的责任，相对来说就需自觉，既然身为“言论者”，胸中就必须具有在社会上创造“善的价值”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