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的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的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纸鸢、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 又去读小说了。（笑）

　　池田：哈哈，果然是“檀木一萌芽就香”（谓少年早慧），对吧！令尊与令堂所担忧的健康问题当然是一个前提。青年时期却是要好好读好书、读文学之书的。读书可以令人生更深邃，令眼界更开阔。读书中会发现人生的花、水、星、光，读书中也会有喜怒哀乐，有无尽的大海，有灿烂的世界。我在青年时代也读过许多书。恩师直至临终之前，总是问我：“今天读了什么书呢？”“现在在读什么书啊？” 这样严厉地加以熏陶。只有不断提供养分，树木才可长大，同样，灵魂也需要滋养。特别是十几岁、二十几岁时所读的书，就是一生的重要财富。我设想金庸先生也是以这样的途径去开发文学巨匠的创作力的。

　　金庸：说是“文学巨匠”，真惭愧得很。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在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

　　池田：“江浙为文人之渊薮”。先生您的故乡浙江省及邻近江苏省是文人辈出的有名地方，在历史上可说是文化、教育的先进地区。鲁迅、章炳麟、茅盾等中国近代现代的“笔的巨匠”，与您一样都是浙江省出身，令人感到这种传统的深厚。您在青年时代最爱读的作品是什么？全数列举或许太多，请不妨举出二三部。

　　金庸：我年轻时代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这部书是伍光建先生翻译的，译名是《侠隐记》、《续侠隐记》）。还有一部法国《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十五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池田：说来令人不敢相信，这些作品与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对我施教时所看的竟大致相同。至今仍记忆犹深，与《十五小豪杰》同收入一书的还有《鲁滨逊漂流记》，恩是时常将他自书被系狱的生活与那在无人岛上生活在的小说主人公比较，幽默地说道：“这是虚构的，不是没有写如何制盐的事吗？”

　　金庸：《十五小豪杰》译者是包天笑先生，可惜他用文言翻译，幸好我小时国文程度还可以，文言也读得懂。包先生于五十年代在香港仍继续撰文，年过百岁而逝世，我在香港和他见过面。另有一部科学幻想《陆沉》带了少年代的我进入一个浪漫的幻想天地。十多年前在安子介先生家中的一次聚会，谈到少年时的读书，才知这部书竟是安先生翻译的。我还记得书中各种细节，大喜之下和他谈论，才知故事中中国总理发挥作用的一节是安先生自行撰写加入。

　　 文学的想像力是从哪里发芽的

　　池田：话愈说愈投机。现在所举出的作品，大多是那些明显以情节曲折吸引的小说。我想关于文学，我们另在别的篇章中详尽探讨，我这里想讨论的还是“情节有趣”乃是十分重要的文学因素。在小说中有人认为有“凝聚力”和“连接力”。人与动物，人与宇宙，精神与身体，男性与女性，此世与彼世，过去与现在、未来等等――连结着这些关系，会形成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宇宙”（cosmology），但我认为那种力量的本质乃是“趣味性”的。将“趣味”改为“意味”也许更好些。那是在更深一层的立场上， 与大乘佛教中将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作为目的而提出的 “众生所游乐”的“游乐”相通的。因此，金庸先生是将情节的构合力、文学的想像力视作天性之物呢？又或者是环境和本人之后天的努力呢？

　　金庸：我自己以为，文学的想像力是天赋的，故事后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了、儿女、外孙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迈进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池田：领教，领教。另外，我也想到，“儿童时代听到什么”也是攸关重要的。的确，文学的想象力也许是天赋，但那种天赋的萌芽该是幼小心灵的一种体验吧，特别是“从认那里听到到什么样的话语”。歌德、普希金都一样，在还年幼的时候，每夜都听母亲或乳母讲述民间传说和童话，这个成长过程传为佳话。传说和童话的特征相信是在于由人的灵魂对灵魂、直接、继续说话之点吧！从“说的人”与“听的人”的心的沟通之中，那些栩栩如生的形象集结于一起，形成了意味的世界―― “听故事”这种活动不就比“读故事”更为有效吗？歌德以下的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所谓写作也许是一种语言的乱用吧！默读文字这件事也不外是活生生的对话的一种琐碎的代替品吧！因为人能借着“个体”把所有的可能性直接地传递与人呢！远古的故事，以及是传承这些故事的“声音的回响”在心中跃动，这份心灵的鼓动，才孕育出文豪们的浪漫的金色之苗。由于时代嬗变，现在却已渐渐失去了那种朴素心灵之交流了。
　

　　 十五岁时出了第一本畅销书

　　池田：您的少年时代相信是一个善感的时代。在晨昏的读书中渡过了青春岁月。听说您十五岁时，曾与两位同窗好友为准备报考初中的小学毕业生编辑并出版了一本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金庸：《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本书，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以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池田：我的恩师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年轻时曾为青少年写下教学参考书《推理式指算术》，数年间再版一在几十版，成为当时畅销日本一时的教科书，毕竟也是洞悉了读者的心理吧！我还听说先生在十七岁时因写文章而过早遭遇人生的困扰，有这样的事吗？听说江泽民总书记曾对先生提起这件往事。

　　金庸：是的。江总书记在一篇短文中看到这件事。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群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池田：此后在《明报》上大加发挥的“反叛”精神，原来在十几岁时已端倪。

　　金庸：“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明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不过在《明报》写社评、坚持编辑方针，是有意识的反抗不合理现象。高中壁报虚拟文章，只是少年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而已。先生少年时期正值大战，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但参加创价学会后，听到户田先生的讲解训诲，学问突飞猛进，同时在担任编辑少年杂志期间，一定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艰苦自学，努力吸收知识。


　　　 我们怎样当上编辑

　　池田：我在二十一岁那一年，在恩师的出版社里初次担任的工作就是编辑《冒险少年》（后更名为《少年日本》）杂志。由策划到找稿源、编版工作，以至校对全是我一个人承担。如果预约的稿件未合要求，杂志上的“空白”就要自己写了补上。迫不得已，真正开始学习怎样写文章。当时在户田先生严加训练下所获得的写作经验，成为我一生财富。无论如何，为了孩子们能读到好一些的作品，到处去拜访作家，而所谓的作家们大都是到了约定交稿日还在不断找借口，相当不守约的人（笑）。以至有时我这样想：“我已经够忙了，你还要我跑几趟催稿。”心中一股怒气。加之当时正在读夜校，每日忙忙碌碌，如果连自己内心也没有一点跃动，是不可能编出令孩子们感动的书的。所以就这样一直坚持读了很多书。

　　金庸：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减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视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吞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池田：的确，“需要是成功之母”。

　　金庸：您在青年时代读过什么书呢？请先生也谈谈做学问和读书的经验。

　　池田：在未投恩师门之前，主要是读文学和哲学，憧憬写诗，以自学来挑战之。战争刚结束之后，书都没有了，就找同年代的朋友结成读书小组互相借书来读，借到什么就读什么，毫无系统。如果要举出当时爱读的书，日本的有国木田独步、德富芦花、石川啄木、吉田弦二郎，还有西田几多郎、三木清等。西洋的有雨果、歌德、柏格森、艾默森等等！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都读过了，惠特曼的诗给我很大的影响。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毕竟是因为自己体弱多病，所以对“要怎样做人”、 “该怎样树立人生观”，更进一步，“如何度过生命”等题目具有强烈的关心。我想与其是否定的、悲观的看法，不如认为是对宇宙的生命观或者是把人的“生存” 大大地肯定下去，更加相信人的可能性吧！

　　金庸：看起来，那种读书经历，对于先生您的今日有着极大的影响。

　　池田：不，也许好的坏的（影响）都有。（笑）我初次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一九九一年九月），曾谈到惠特曼、艾默森、索罗等“美国文世复兴的旗手”，能者多劳的演讲进行评论的哈比・库兹克斯教授却说道：“今后，希望池田先生能够谈谈致病尔维尔等。”真的被他角到痛处了。（笑）有人说作家所拥有的一切都包含于他的处女作里，虽未如此，但人在青年时所学的东西广阔不定会决定他的一生。 　

　　 年轻时想过当外交官

　　池田：领教了先生青春时代的经历，但先生本来的志愿是什么呢，是文学家吗？

　　金庸：不是。我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曾有做外交官司的志愿，高中毕业后，到重庆升大学，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学的外交系，其后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战后到上海入东吴法学院读国际法，继续研读同一门学科。一九五零年，我到北京去，想入外交部工作，是当时外交部顾问梅汝（王敖）先生邀我去的。梅先生是国际法学家，曾任审判日本战犯的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司，看到了一些我所发表的国际法论文（其中若干曾译成日文），邀我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由于我的出身临其境家庭背景关系，当时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先生主张我先去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乔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又回到得到香港，仍入《大公报》做新闻工作。其中情节有部分被误传。（香港和大陆、台湾出版的《金庸传》，作者态度十分草率，只不负责任地抄录一些已发表了的二手资料，拉杂成文，成书之前并没有来访问我本人或我的朋友、同事，该书内容错误极多，关于这件事以及其他不少记叙都十分靠不住。）

　　池田：成为外交官梦断之事也许是青春的一个挫折，但是，贵国不是有“赛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吗？戈尔巴乔夫曾与我谈过，他大学毕业后的去向本来内定在莫斯科的苏联检察院主职，但是却突然被取消聘用而落寞地返回故乡，戈氏因而大受打击，对将来的期望一瞬间就崩塌了。但是，那时倘若如他所愿留在首都的大舞台――就与此后的人生大不相同了。金庸先生的情况不也与他一样吗？克服青春的挫折的您，今天却成为望亚洲、对香港和中国的将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物。这比起您年轻时的梦想，不是更加辉煌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吗？

　　金庸：说有极大影响，决不敢当。现在回想，这个外交官之梦虽然破灭，却未尝不是好事。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不少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驻外大使、总领事等高职，后来一个个的失却职务，失意闲居，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自己的生活也十潦倒。在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产及此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筹备委员产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闻的许多高级官司员共事或来往，包括副部长、司长、驻外大使等等，听他们谈到外交官的经历、现在的工作、生活各种情况，我并无羡慕的心理。如果有可能将我作为小说家、报人、学者的经历和分们交换，我肯定一定会拒绝。（笑）池田先生，这决不是说我现在的成就比他们大。

　　池田：对您的谦逊之心，我甚为理解。

　　金庸：我只说我自己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挥和官司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不敢说心理具备业个“新闻工作者和平共处不受拘束的小说家”，在报纸上撰述评论，鼓吹维护民族主权和尊严，鼓吹世界和平，创作浪漫小说，比做外交官的贡献更在更意义，只是说，外我官司的行动受到各种严格规限，很不适宜于我这样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司，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司，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创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金庸传》的作者一再写文章说，我想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司，全无事实根据，对我个性半点也不了解之人，居然来写我的传记，目的只是想利用我的名字而已。

　　附：金庸致池田大作的信

　　池田先生大鉴：上次谈话时，您要我从世界、中国、香港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中国的历史观点，对邓小平等我生作一个公正的评价。我说等先生回日后，我再给先生写信，要翻查资料，摘录一些我当年会见邓先生的谈话记录，说明他的见识和胸襟。邓小平先生在谈到世界事务时，一贯从全世界多国人民的立场来考虑，并非只顾到中国本国，这一点上次先生已经谈过了。邓先生考虑中日问题，既重视中国人发的利益，也照顾到日本人民的利益，这在古往今来的各国大领袖中，真正说得上是绝无仅有（邓先生曾长期指挥中共军队，对日本军队血战）。他在1981年接见我时，强调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危险，是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扩张。当时的霸权主义者是美国与苏联，这两大国如果重视和平合作，不去干预和侵略别国，全世界就太平得很。中国不会向美国或苏联威胁或哀求什么，但也不会轻易屈服。那天的谈话记录是这样的（发表于1981年《明报月刊》九月号，原文一字不改，下同。旧文可以核对查证）：

　　查：在反对霸权主义一事上，中国是很坚持的。现在世界各国对于霸权主义侵略者的危险性，越来越有更明确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