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和池田大作对邓小平的逝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随之忆述战争年代，回顾年轻时的岁月与志愿，以至日后的种种发展。

　　池田：跟金庸先生进行第四次对谈的四日后（1997年2月19日）建设中国重大发展基础的邓小平先生突然逝世了，享年九十三岁。早前听闻他近年来身体不很好，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不过九十几岁的老人家，年寿终究会有时而尽。我也很理解中国人民此刻都很伤心悲哀。

　　金庸：被誉为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离我们而去，那确是无比重大的损失。幸好整个完善的方案已设计完成，适当而能干的营造师、工程人才也都已选定，主要工程已顺利进行了一段时其，以后继续根据方案施工就是了。施工者千万不可混乱，自相争吵，任意改动方案和蓝图，只要稳定工作，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进行，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这个伟大的工程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设计及建造起来的，以前，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进展顺利，前途乐观。相信这就是邓先生的伟大之处。

　　池田： 我曾跟邓小平先生见过两次面（1974年12月、1975年4月），我不能忘记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邓先生谈及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他说：“中日之间有二千年以上的交流历史，不愉快的期间只有接近一百年。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的不单只是中国人民，也包括了日本人民。”他不是以“中国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本位来看待问题，而是本着不管任何国家，也站在该国人民一边的人民立场这份中国的睿智来看事情，真令我叹赏不已。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最后演说中呼吁“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被压迫的民族那一边！”我相信周、邓两位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和邓先生第二次见面中，交换了有关日中友好条约的意见。那时候，邓先生直率地说：“中日两国不单只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在任何地方也不该要求霸权。”换言之，大力要求加进“反对霸权条款”是中国的立场。在那数年之前，我在《人间革命》一书中曾主张：“日本应该与以中国为首的地球上所有国家缔结和平友好的条约。”两国人民都期待的友好条约的缔结，在我跟邓先生对话后的第三年才达成。 金庸先生第一次跟邓小平先生见面是1981年7 月的事吧。

　　 金庸：对。是1981年7月18日，我记得曾就中国经济建设的展望、“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

　　池田：尤其是；邓先生曾问：“新闻界对我们中国的领导人有什么意见呢？” 金庸先生直率地向他说：“希望中国目前的政策能长期维持，不要改变。”相信这是发自担心“香港未来”的发言吧！所在地为了消除大家对将来的不安才说：“不轻易改变政策。”是为了民众的将来，先生才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先生也回说： “确是这样。”文豪与大政治家迸发火花的对话，正是一幅名画般的场面。金庸先生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关于《基本法》的制定，邓小平先生也给了不少的指示吧？

　　

　　 邓小平十分重视《基本法》

　　金庸：我说“希望中国目前的政策能长期维持，不要改变”，主要是指中国当时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言，而不仅是指香港政策。邓先生对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十分重视。我们《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们第一次到北京开会，邓先生就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接见全体委员，并和大家共同照了相。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原则，就是邓先生设计和制定的，这原则具体地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之中，我们又根据这些原则而制定《基本法》。可以说，香港即将实施的《基本法》，是邓上平先生一手亲自制定的，我们这些起草委员，只不过将之写成法律条文，再加上一些具本内容和实施细则等等补充条款而已。

　　池田：可以说，香港《基本法》这座大楼也是建于邓小平亲手巩固的基础上的！然而刚才谈到《中英联合声明》，两国间的谈判虽然花费颇多时间，但邓先生所提出的原则，意外地被英国全盘接受了。

　　金庸：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谈判的确为期颇长，但所花的时间，主要是用在斟酌文章的字句、字眼等等方面。中国提出这样合情合理、顾全大局的各种原则，英国人听了不禁喜出望外，意想不到对方的提议居然比自己可能期望的还要好得多。


　　香港会像解放初的上海吗

　　池田：英方最初是怎样想的呢？

　　金庸：他们想像，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接管香港之后， 当然会像对上海、天津、广州那样的治理，从北京派来“港督”和全部政府官司吏，将香港的在小企业都收归国有，由政府管理，废除原有的全部英国法律，改采中国法律。法院、法官、律师等等司法制度全部改为中国式。宣布港币无效，改用人民币。英国人投资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银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国泰航空公司等，都归中国国家所有及经营，市场经济变成计划经济，居民的言论自由、出入境自由等都将受到限制。哪知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后，在香港继续实施资本主义制度，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同时由本地居民自行选举而产生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即使交由英国去提议，英国也决计不敢提出这样高的要求。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主要的谈判别是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中国提议这些原则列入《中英联合声明》，并不是中英双方谈判的结果，只不过将中国政府的政策非常明确地列入一项国际条约之中，好使香港人放心，也使全世界人士对香港的将来怀有信心。

　　池田：我明白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对于香港的将来也花过很大的气力。

　　

　　　 如果没有邓小平

　　金庸：对。若要评价邓先生对香港作过怎样的贡献，带给香港怎样的幸福的话，我们不是可以这样想吗？如果中国没有邓小平，没有他对香港的前途提出这许多设计，没有他以个人的威望、魄力和见识来加以充分推行，以至实现，那么到七月一日以后，香港将是怎么一个样子，完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实上，不用等到1997 年7月1日，在此之前的几年，香港早就已经乱成一团糟，已不量个可以正常运作、平安居住的国际性大都市了。

　　池田：从这个意义来说，邓小平先生是如何期待香港回归这“一天”呢？他曾经希望“九七之后能到香港看看”，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刚才就香港与邓先生的关系已向您请教过了。 我想就近看来 中国发展中邓先生的存在与角色，再向您请教，您的看法如何？

　　金庸：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肯定不会如今天这样富强。1989年6月，在“六四”事件之后不久，我曾在《明报》上写过一篇社评：题目是《大家斗命长，仍盼邓能赢》。主要的意思是说，中共党内，仍有不少思想保守的当权人士，不赞成改革开放。只要邓先生坚持改革开放，就能把中国带上一条光明的大路。反对这条路线的人，年纪都很大了，只要邓先生身体健康，头脑清楚，反对派就不能为害国家。所以我热切盼望邓先生健康长寿，比反对派的老人们活得更久。中国古语形容一位重要人物说他：“一身系天下安危。”当时所说的天下，其实就是中国。（我看日本在战国时代也是这样，当时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口中所谓“天下” 如何，就是说日本全国如何。）邓先生在过去二十年中，真是“一身系天下安危”。 1978年之后，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全体中国人都会不幸得多。

　　池田：这是世界各地人们都想知道的事，关于“邓小平之一的中国”，中国怎么办？香港怎么办？

　　金庸：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曾譬喻他是一位“大旗手”，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带领中国前进。听说他不喜允这个譬喻，说：“江青才自称大旗手。我不做大旗手。”我想，“大旗手”摇旗呐喊，带领人马列冲锋陷阵，既不合统帅的身份，同时过于鲁莽急进，缺乏稳所稳打、战则必胜的名将风度。“总设计师”的比喻就好得多，而且更加现代化，目标在建设而非破坏。

　　池田：确是如此。

　　金庸：那是事先精密构思和计算，画出整个大建筑的内外面貌、建构式样，规定了所用材料、施工程序和计划等等。设计完成之后，自己缜密检查修改，再和在家讨论，接受多方面意见，所有缺点和这安全的因素全部除去，直于尽善尽美。设计方案既定，就交给营造者去执行，总设计师则监督和检查工程进程序和规格、标准，而主要的营造者也是总设计师亲自指定推荐的。这一条路线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池田：中国今后仍然继承这条路线的话，对香港也会有好的影响。

　　金庸：对。对香港的设计固然重要，但在全中国而言，这只是一个小小地区，只要中国这座大厦建造得坚固完美，香港这个小房间也一定不会太差。

　　池田：您曾会见邓先生，而与他作了长谈，您长期关注世界及中国、香港的政治经济局势，您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请从这些观点对邓小平先生作一个公正的评价。

　　金庸：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先生回日后，我再给先生写信，要翻查资料，摘录一些当年我会见邓先生的谈话记录，说明他的见识和胸襟。

　　（编者按：金庸写给池田的信，附于本单章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