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食品上的糖衣，还是信仰、酒店、想法、餐馆、电视上的“糖衣”，都与恶俗的本质很接近。的确，Ｔ．Ｓ．艾略特说过：“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而美国人对真实的承受能力还要再减半。
恶俗城市
某些城市为了避免破产，需要通过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旅游者，此类做法使那些过去只是糟糕的城市沦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恶俗典范。华盛顿特区过去往往通过强调它的纪念馆和政治色彩来吸引挥金如土的人，现在，它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处富有品味和教养的地方，尽管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剧院，只有少量的音乐会和一份充斥着占星术和笑话的二流报纸1（见“恶俗报纸”），而且根本没有文学生活。它似乎坚信，所有那些大使馆的存在，赋予了它一种令人兴奋的国际风情。但它不希望我们知道，全世界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占据者都是非常乏味的人，他们就是在各国军队校级军官中能找到的那类家伙，津津乐道于服从文化的安全性，完全缺乏原创性、智慧和魅力。
要明确指出在恶俗竞赛中遥遥领先的美国城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参赛者实在太多了。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一定榜上有名，尽管与其他一些城市相比，它们还不算太糟。更糟的还有一大把，比如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市、迈阿密市（一个全国闻名的暴力犯罪城市）和坦帕，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南达科他州的皮耶，阿拉斯加州的朱诺，加州的尤巴城，阿肯色州的松树断崖市，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阿拉巴马州的加兹登，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佛罗里达州的兰塔纳（《国民探秘者》的老家），以及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卡古拉。这些地方当然很糟糕，但它们并不装模作样，因此在恶俗阶梯中只是垫底者，只让人觉得可悲。比如西弗吉尼亚的一些地方，提供服务的女招待牙齿都快掉光了，还在向你兜售小煤块制成的首饰。
南卡罗来纳州很少有城市能鼓舞人，所以该州年轻人的 SAT 考试2分数居全国之末。在学术水准上，该州与阿肯色州不相上下，因为阿肯色州的教师工资水平居全国最低；如果你珍视自己的生命，最好不要光顾怀俄明州的任何城市，因为那儿的枪支无论公开还是隐蔽，都不受任何管制；也别在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生病，那儿的医疗设备很少，并且都老掉牙了，如果不幸病倒了，那你只能步行去医院，因为那儿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尽管它的人口超过十万；同样，如果你住在佐治亚州的雅典城或雅典城附近，或伊利诺伊州的布卢明顿，或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维尔，以及其他 28 个说得出名字的城市，你都别指望能吃到美味的食品。根据《美孚旅游指南》的记载，那些地方及其附近都没有像样的餐馆。很难想象，一个文明人能在摩门教的心脏地带——盐湖城做些什么。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在那儿，千万忍着别找酒喝，除非你已准备好要锻炼自己非凡的诡诈和机警3。
正如电影《罗杰和我》（Roger and Me）所揭示的那样，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公共服务相当糟糕。弗林特市通过焚烧《金钱》杂志（Money）等举动——该杂志曾指称弗林特是全美最差劲的地方，试图扭转其不好的名声。虽然这类举动根本没有改善这座城市的形象，但至少将它推向了恶俗。旅行作家们——一群玩世不恭但有见地的人，虽然已经习惯于为换取免费的住宿、食物和酒水而炮制虚情假意的吹捧之辞，但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了解美国哪些城市糟糕、哪些城市恶俗。他们为不得不粉饰恶俗城市的同行们取了一个名字：粪坑专家（shithole specialist），指的是那些不仅歌颂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也歌颂艾波卡特中心4的作家们，他们还可以接受委托，狂热歌颂机场和令人咋舌的多车道新高速公路。
有些城市还配不上恶俗的称号，因为它们没能成功吸引数量稳定的、富有而空虚的乌合之众，就像辛纳屈5、卡罗尔·钱宁6之流吸引他们那些低俗的崇拜者一样。不论大西洋城或拉斯维加斯是否是与东方的曼谷齐名的最大最好的妓院，它们是否恶俗这一点仍未有定论。但从其他方面看，拉斯维加斯可能更胜一筹。不论有多糟糕，还有哪个城市能像拉斯维加斯一样，拥有“珍藏”世界最大莱茵石7的黎伯拉奇博物馆8呢？
恶俗餐馆
不同餐馆等级各异，从高到低，可以分为好的、糟糕的和恶俗的。一旦到达恶俗的顶端，餐馆和假货就完全是同义词了。芭芭拉·艾伦莱彻9说：“在城里过夜，过去往往意味着吃顿晚餐，再看一场表演，如今却意味着一顿作秀般的晚餐。”
如果你很机警，而且事先没有喝太多的酒，在走进恶俗场所前，你一般就能发现恶俗的信号。到处都出现的“美食家”一词是个可靠的恶俗信号，即便写着“欧式小餐馆”，也不完全安全。另一个信号是餐馆前面或附近停放的汽车种类。如评论家霍莉·摩尔（Holly Moore）观察到的那样，停着许多“好车”（即昂贵的车）就是恶俗的标志之一。要是停着一大堆 10 年前出厂的旧雪佛兰或萨博车，甚至几辆小货车，就表明餐馆的食物也许还行。如果附近看不到什么车，却有一些没剃胡子的粗俗年轻人在餐馆前晃来晃去，并不时摸摸自己的裤裆，就表明那是一家提供代客泊车服务的恶俗餐馆。他们提供代客泊车服务，是为了满足那些傲慢自大、利己主义的人。如果这些人必须自己停车，然后往回走两个街区去餐馆吃饭，他们就会觉得自尊受辱。事实上，代客泊车服务不像餐馆说的那样，是“为了方便客人”，更像是为了方便餐馆——方便餐馆揩客人的油水。提供这项服务的目的是让你感到自己很重要（尤其在你的客人面前），并诱惑你走进餐馆大吃一顿，然后像个大富翁一样给侍者小费，而这么做又会引诱你在取回你的车时（要等很久）付给那些肮脏的小伙子一大笔小费。
各类事物都变得如此恶俗，以致代客泊车服务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项服务特别吸引那些爱炫耀并且没有安全感的人。那些人喜欢想象自己身上带着一种贵族的光环，以为除非自己一直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否则就有失去社会地位的危险。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大部分“服务”（酒店客房服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都是一种给人造成不便、令人讨厌的东西，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明显约束。刘易斯·H·拉帕姆偶然见到洛杉矶一家公司做的代客泊车服务手册，册子的内容体现了整个美国社会令人尴尬的现状。我们可以在册子上看到，代客泊车服务如今是“一种基本的停车服务”，不仅餐馆有，家庭晚会也有。“代客泊车不再是家庭晚会的奢侈服务，它已成为大家期待和欢迎的服务，它奠定了各种晚会的基调——当美好的夜晚结束，客人们被一一送走时，他们享受到的代客泊车服务能使他们感到自己很特殊、很有教养。”敏锐的读者应该能从以上论调推断出美国人无比恶俗的趋向——他们会花钱买尊重，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赢得尊重。
了解了上面这些，你决定自己停车，同时疑惑地注意到餐馆外面没人发菜单（发菜单是恶俗的又一标志）。这回你决定碰碰运气，便走了进去。这样，你就会迎面碰上更多的恶俗信号，比如一块“请衣着得体”的提示牌（见“恶俗标识”）和一个很好地集谄媚与轻蔑于一身的领班（即恶俗餐馆里的领座员）。他会将你领到一张桌子旁边，拉开椅子让你坐下。倘若这家餐馆极其恶俗，这位领班还会从桌上拿起餐巾（一半成分是涤纶），极尽卖弄地抖开，铺在你的膝盖上，让你以为这是只提供给你的特殊“服务”。
下一个恶俗信号是菜单。如果菜单很大、很沉、带有人造革封面和流苏装饰，你就要小心被骗了。真正让人感觉良好的餐馆，酒单会提前摆到桌子上，餐具和酒杯也一样。恶俗餐馆就不是这样，这些东西要等侍酒生——餐馆中毫无存在必要的恶俗雇员，到最后才炫耀般地拿给你。如果到这个时候酒单才被“奉送”上来，你就可以注意到恶俗餐馆喜欢省略葡萄酒的年份和酒商的名字，他们以为没有哪个顾客会知道或在意这些事情。于是，在一片含糊其辞和装模作样（“请衣着得体”）的气氛中，抬高价格就可以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蒙混过去了。反正这家餐馆知道，在有这么多恶俗信号的情况下还会走进来的人，不是傲慢自大的势利眼，就是笨蛋。他们极端无知，极端没有安全感，所以不会抱怨任何事情。对那些仍怀有一线希望的人来说，一旦红酒用篮子装着放到桌上，一切就太晚了，你不得不束手就擒。
判断恶俗菜单的一条普遍原则是内容越多越恶俗，这却恰好迎合了美国人的神圣信条：三流餐馆的大把“选择”优于一流餐馆的有限选择。除了菜单上跟就餐毫不相干的庞杂内容，菜单用词也是恶俗的主要表现。菜单就像餐馆的其他地方一样，会用隐喻和华丽的形容词来糊弄、欺骗顾客，也会用新奇的措辞来追求新潮，他们以为新潮是一件好事情。菜单上的一些菜可能会令顾客认为它们是“时尚”、“精品”的一部分，由厨房里某个大师“设计”或“炮制”而成。最后，在漫长的菜单的尽头，你将读到“我们的甜点将由您的侍者为您一一展示”。即便某种甜点被列在菜单上，也绝不只是简单地罗列，而是用对恶俗广告撰写人而言十分亲切的措辞歌颂出来：
在 Anglais 奶油制成的金色池塘上，漂着一个深色的宝箱，内装块状白巧克力慕斯和用新鲜水果做的珠宝，池塘上还零星点缀着碎榛子仁和鲜红的覆盆子。
（在恶俗餐馆里，肯定没有哪个食客敢冒着丢脸的风险问“Anglais 奶油是什么”，或冒着被毒打的风险告诉餐馆领班“Anglais是对Anglaise10的文盲式恶俗说法。”）
正如以上的例子所表明的，这类菜单想当然地以为顾客都是十足的白痴，因为恶俗是不可能在知识或勇气面前趾高气扬的。最著名的经典菜肴都是餐馆为恶俗的食客精心准备的（这个游戏需要双方一起玩），于是各式各样招揽生意的修饰词和名词就都被用上了，这类词同样适用于恶俗的抒情诗和广告。我从一份菜单上摘录了一些词，比如“雅致的”、“精美的”、“奶油般柔滑的”、“芳香的”、“艺术的”、“芬芳的”，还有“三只煮好的粉红色对虾愉快地舞动着，穿过甜柠檬汁做的清淡调味汁”。这类恶俗的语言极其巧妙地欺骗了毫无想象力、无知和轻信的人。事实上，这类菜肴是那些精明狡诈、毫无才华和信誉的厨子们无须刻意准备就能大量制造的东西。日益风行的做法是：餐馆从某个便利的餐厅食品供应商那儿大量采购完全加工好的冷冻主菜，然后由某个戴着花哨的无边厨师帽（见“恶俗物品”）的人用厨房的微波炉迅速热好。这个人与其说是厨师，不如说是一个机械工。这类餐馆的虚伪之处在于，他们在这么做的同时，还要让顾客以为这些菜是厨师们在餐厅后面真诚友好的厨房里充满爱心地做出来的。恶俗餐馆的菜单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些食物便于冷冻，比如去头龙虾和胡萝卜蛋糕，而不看哪些食物比较好吃。即便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自以为是的餐馆、少数族群餐馆，以及其他类型的餐馆，做法也一样，只要有人需要，他们甚至可以提供盲文菜单。
与熟练的、手法敏捷的骗子给毫无防备的人塞名片的做法如出一辙，一个老道的菜单设计者也能通过设计、布局和排印等视觉艺术手段塞给天真的顾客一道特定的菜（通常是原料廉价、制作简单但利润很高的菜）。只要就餐馆里最令人讨厌的菜写上一大堆字，他们就能创造这道菜的畅销奇迹。许多餐馆私底下承认，他们能引导不幸的顾客选择菜单上的第一道或最后一道主菜，这两个位置放的往往是他们处理的东西。考虑到劳动力成本，有经验的餐馆经理发现，除非提高菜价，否则精细的摆盘很不划算。最近，一位经理解释了把烤羊排从菜单上砍掉的原因。这道菜仍然很受欢迎，但他发现摆盘的人摆这道菜得花“一分多钟”。
悲惨的是，只有当你在餐馆中坐下来，决定在那儿就餐之后，你才会发现恶俗的信号俯拾皆是，比如现场烹调、在菜肴上浇酒点火、火焰冰淇淋，等等。最近有一段并非讥讽的文字出现在一份恶俗报纸的餐馆版块上：
曾几何时，现场烹调是酒店和餐馆的领班、总管甚至侍者的专有艺术。今天，我们却越来越难找到这种特色餐馆了。
这些字应该出现在“谢天谢地”版块，而不是餐馆版块。正如运动员上场比赛前应该在更衣室更衣，女演员应该在舞台幕布后化妆一样，做菜也应该在厨房进行。垃圾食品和外卖食品都好过满餐厅令人眼花缭乱的恶俗火焰。一贯敏锐的埃达·路易斯·赫克斯特布尔11观察到：“在美国，钟摆总是由廉价的方便摆向廉价的做作，比如快餐和愚蠢的餐厅火焰菜之间就没有任何区别。”
恶俗餐馆还有一个信号，遗憾的是你要等到自投罗网之后才能察觉。这个信号就是菜肴的“漂亮摆盘”，就像很有必要一样，每盘菜都必须模仿一幅画——通常是恶俗的抽象画，有时也会模仿多愁善感的陆地画或海景画。在真正顶尖的恶俗场所，视觉表现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这种地方吃饭，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顿饭满足的器官，是你的眼睛而不是嘴巴。与赫克斯特布尔一样，汤姆·沃尔夫12对于恶俗也有犀利的眼光，我们应该将对恶俗摆盘装饰最成功的批判之一归功于他。在汤姆·沃尔夫的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阿瑟·拉斯金请英国作家彼得·法洛在极受欢迎的恶俗餐馆 La Boue de Argent 吃饭：
法洛点的第一道菜是一道蔬菜面食。端上来的是一个粉色的小半圆形，周围呈放射状摆着食用大黄的叶柄。这堆东西位于盘子左上方的 1/4 圆周处。整个盘子看上去就像用一幅古怪的新艺术派13绘画——血红色大海上，一艘西班牙大帆船正驶向落日——上了一层釉。落日就是用食用大黄叶柄摆成的放射线，西班牙大帆船不用糖汁，而采用不同颜色的酱汁做成。这道菜就是一幅用酱汁绘成的画。
业内人士的确称这类菜为“酱汁画”，某些抢手的厨师尤擅此道。阿瑟·拉斯金的盘子也一样令人难忘，他的盘子里是（他本人并没有注意到）：
被精心编织成篮网状的一层扁平绿面条，上面点缀着一群蝴蝶，这些蝴蝶以成对的蘑菇片做翅膀，以甜椒、洋葱片、葱、刺山柑做躯干、眼睛和触须。
与此相似的恶俗做法，不是出于作画般的矫揉造作，而是出于一种不合时宜的对新奇的渴望，无论效果多么糟糕，只要是一盘烤牛排或烤羊排，就无一例外地会在四周码一些白葡萄，或在一份烤鲑鱼边上放几片罐装葡萄柚。在这类餐馆，你准保会碰上流动小贩向女士们兜售玫瑰、版画、雕版印刷品、炭笔素描、水彩画、珠宝首饰等等。大多数恶俗餐馆里还有到处走动的乐师（糟糕而不是恶俗），其职责就是用收钱来打断别人的谈话。
餐馆里男女侍者的类型也是导致恶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大多会直接告诉你他们的名字（“嗨！我是布拉德。今晚由我为您服务……”），接着就没完没了地背诵菜单“我们今晚的特色菜有……”，并尽量不报菜价。让侍者背菜单而不用一块大招牌直接公布有两层用意：首先可以诱使顾客点高价菜肴，很少有人会因为不清楚自己的消费金额，而无礼或勇敢地叫侍者回来报出每道菜的价格；再者，这么做也是为了一开始就在顾客与侍者之间建立一种类似“友好”的关系。一旦建立成功，就意味着即便侍者提供的服务很恶俗，顾客也不至于十分沮丧，还会原谅侍者的过失或疏忽。既然早前侍者就表明了友好的态度，那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男女侍者不仅被教导成服务员和端盘子的人，还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被教唆成了恶俗贩子。旧金山一家连锁餐厅的营销总监朱迪·拉迪斯曾表示：“我们需要让侍者去推销菜单。”按此要求，一位侍者不应该问“你要甜点吗？”，而应该问“我能竭诚为您奉上一份令人愉快的一流巧克力慕斯吗？”在顾客进餐期间，侍者在一边卖弄地使用特大号的胡椒碾磨器，也是为了制造侍者和客人之间亲密友好的幻觉。《纽约时报》餐馆评论家玛利亚·布洛斯（Marian Burros）说：“巨大的胡椒碾磨器对食客的侵犯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为什么不在每张餐桌上都放一个巨大的（以免被人顺手牵羊）胡椒碾磨器呢？这样，顾客就能像布洛斯说的那样“每吃完一口，就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放胡椒了”。倘若真能那样，你也就不必在侍者每上一道菜就冲着你说一声“慢用！”时，像还重债一样地向他道谢了。
大多数恶俗男女侍者迫于工作需要不得不用虚情假意代替职业尊严，这种情形被西里尔·康诺利14称为“心理学家的仙境”（Psychologist’s wonderland15）：“当我们看着那些毫不友善的人努力装出友善的样子，他们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就会轻易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要改变这种情形也许很困难，办法却也很明确，就是不要假装友善。唯有遵守这一点，才能终止形形色色的恶俗。
在恶俗餐馆交学费的食客们很早就从他们的经历中学会了一条重要的准则，这一准则可以称为“布莱恩·米勒准则”，因为就是这位纽约美食评论家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准则的：海拔越高的餐馆，越有可能是恶俗的餐馆。最好的例子是雄踞世博会建筑顶层的那类餐馆，它们的主要兴趣不在食物，而在于旋转16。一旦理解了餐馆的高海拔准则，航空餐饮服务和其他服务就不再令人困惑了。这类服务的难度在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成功供应食物的地点，比如树屋、小船或猛烈的炮火下，这也是所有“惊险条件下供应食物”的难度所在。在这类情形中，我们应该惊讶于食品供应者克服的困难的级别，而不应该挑剔食物。航空餐饮服务就是一个纯正的恶俗案例。既然能提供一份很好的金枪鱼沙拉，为什么非要供应 法式酥皮三文鱼呢？最好还是给旅客提供纯正的三明治，再来一份雪糕。唯有如此，恶俗才会因羞耻而消失。
恶俗酒店
在凯悦酒店（Hyatt）、假日酒店（Holiday Inn）、万豪国际酒店（Marriott）、霍华德·约翰逊酒店（Howard Johnson）、华美达酒店（Ramada Inn）等酒店的时代到来之前，美国的酒店级别还只有糟糕或一般。现在，它们几乎是清一色的恶俗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夸张、喜好吹嘘它们根本没有的东西。
比如“夜床服务”。酒店希望通过宣传这种服务，吸引人们蜂拥而至。其实，所谓的夜床服务就是在下午 6 点到晚上 10 点之间，由一名服务员帮你打开并铺好客房中的床单和毛毯，此外，他还会放两到三粒亲手包好的糖果到铺好的床单上，这就是酒店广告中“豪华”一词（酒店最喜爱的魔力词语）的确切含意。
当唐纳德·特朗普17夸口说他要把纽约广场酒店变成“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时，我们知道他所谓的“豪华”主要是指无关紧要的夜床服务和人们就寝时根本不想要的糖果。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酒店用语和计划，专门用来引诱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酒店的室内陈设必定是豪华的，酒必定是高级的，食物必定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服务必定是亲切的，环境必定是优美的。为了避免那些在社会地位上没有安全感的人对不熟悉的“优雅”感到神经紧张、受到刺激，一家酒店特意声明它的餐厅是“优雅的休闲风格”（见“恶俗语言”），就像火奴鲁鲁一家酒店说他们那里着装都很随意，“只有在晚餐餐厅里，才会穿休闲式的优雅便装（男士）和晚礼服（女士）”。
华盛顿一家著名酒店的装腔作势可谓登峰造极，这家酒店着力强调其社会势力和“正确”举止。它说：“本酒店的贵宾来自世界各地，都是异国显贵或政界、商界、科学界等各领域的领袖人物。这些男士和女士习惯了本酒店提供的一切优雅、周到服务（比如夜床服务）。”显然，住在这家酒店的全体显贵及同等阶层的人士，都需要举止和着装方面的指导，因为这家酒店做了一本名言小册子，上面罗列了“若干着装规范”。这些小册子被分送到战战兢兢担心自己举止不正确（依据酒店的标准）的客人手中。能住进这家酒店，就意味着客人“具有以高贵举止优雅生活的优先权和能力”，（这难道不让你觉得想吐吗？）酒店管理部门为了帮助客人实现“优雅生活”这一目标，“要求客人装扮高雅”。假借建立一套“正确举止规范”的名义，酒店强调，客人只要入住酒店，就能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更容易从华盛顿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比如在一家恶俗酒吧的恶俗酒会后拿到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一份订单：10 万把活动扳手，每把 75 美元。
美国的酒店过去还满足于由以雇员姿态出现的人经营，现在却由那些俨然比我们上等，能指导我们正确着装、正确举止的人来经营，即便他们打理出的酒店比三教九流出入的汽车旅馆好不了多少——每个楼层都设有制冰机和自动售货机一类的丑陋物品，每天早晨都在客人门口放一份免费的《今日美国》报（USA Today）（见“恶俗报纸”），还持续播放最俗套的唱片音乐。
当代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根本没有酒店评论。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像 H．L．门肯一样，水平足够可靠，鄙视金钱骗局，还不会被虚张声势所威吓，从而能够公正地评论酒店。1946 年，他谈到华盛顿一家著名的酒店，一家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满意而且豪华的酒店时说：“××酒店可能是世界上最差的酒店了，即便它只是最虚张声势的酒店之一。酒店里到处都是贴着‘为了保护您的安全’的小玩意儿，从饮料杯套，到马桶上方的卷纸器，不一而足，舒适度却极差。”自门肯的时代之后，情形已经变得更加糟糕了。他会如何评论代客泊车服务（见“恶俗餐馆”）呢？如果他在未被告知价钱的情况下，被邀请乘坐酒店提供的大型豪华轿车而不是出租车，等到了目的地才被要求支付 30 美元，他会作何反应呢？他又会如何评价要等上 45 分钟才会送达房间的早餐服务呢？酒店餐厅的酒水服务中精心策划的把戏呢？结账台前长长的排队大军呢？书报摊没有文明读物呢？（据说摩门教徒经营的一家恶俗连锁酒店，书报摊上根本见不到《大西洋月刊》、《新共和》杂志和《哈泼斯杂志》的影子。）再者，如果一个女服务员在晚上八点半贸然闯进门肯的房间，铺好床单和毛毯后再留下几颗亲手包好的小糖果，他又会如何评价呢？
虽然现在很少酒店评论，但还是有一些的，其中就有可敬的埃达·路易斯·赫克斯特布尔的评论。“现代的酒店和汽车旅馆”，她观察到，“几乎都是美国产品的象征。”依据平庸的标准设计的“糟糕的色彩、糟糕的建筑、糟糕的印刷品、糟糕的装饰画、糟糕的家具、糟糕的灯具、糟糕的冰桶、糟糕的废纸篓，所有陈设都完全符合酒店经营者单调而廉价的品味和粗制滥造的风格……”这类单调的糟糕（不，是恶俗）事物遍布全国，充分表明了个人选择权的丧失，这是对备受吹捧的美国式自由的一个嘲讽。
由“好客工业”（酒店业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提供的欺骗性选择幻觉与电视业中的情形十分相似（见“恶俗电视”）。赫克斯特布尔进一步挖出了这些可怕的酒店所效仿的顶级“奢华”模本，她指出，模本源自“每一部曾风靡银幕的、描绘神话般的高级生活的电影”。但到了酒店策划师、建筑师、设计师、室内装潢师和雇员那里，就统统降级为“塑料、镜子和仿制品”，变成了“审美盲与矫揉造作者”的产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全都成为了恶俗的精华，并且“几乎都是美国产品的象征”。（见“恶俗建筑”）
另一个不为酒店的虚张声势所左右的人是作家马克·兰达尔（Mark Randall），激怒他的是服务员那套油腔滑调的奉承话。他极其厌烦恶俗酒店服务员的这类话语：
“晚上好，先生。今晚过得还好吗？……需要给您从酒吧拿些喝的吗？……我很乐意这么做，先生……还需要别的什么吗？……我马上就去把您的酒拿来。”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会想说，”兰达尔写道，“‘行了，快去把我的酒拿来，然后闭上你的嘴吧！’”兰达尔总结道：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服务风格是设计出来的，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顾客，而是为了将顾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本应察觉的、服务员富有教化意味的文雅举止上来。这个机构借由这种方式，沾沾自喜地提醒你，你正身处高档场所……事实上，人们在这里既没有得到礼貌的对待，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服务。这种服务只是彬彬有礼的炫耀，是一种阿谀逢迎。
如果日常生活中的粗鲁只是很糟糕，那这类东西就是恶俗了，而且“几乎都是美国产品的象征”。
恶俗食品
在美国，食品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如果糟糕食品——比如芜菁甘蓝和吉露果子冻——与恶俗食品分得很清楚，食品问题就还比较容易控制。
美食作家科勒曼·麦卡锡（Coleman McCarthy）帮人们给恶俗食品下了定义。他在《美国的基本食物》（Basic American Diet，为了方便起见，他将书名缩写为 B.A.D.）一书中讲到蔬菜和水果时，强调食物的“好看”已经取代了其实际功用、纯正和安全，他指的是那种将食物包装打扮一番，以吸引无知者的丑陋行径，比如将桔子染成橙色，或人工种植苹果、樱桃、草莓，使其惊人地硕大但食之无味。现在，人类已经违背了所有的自然法则，“苹果成了没有斑点、不长虫、大红大绿的东西。葡萄柚奇圆，像棒球一样坚硬，像连翘花一样金黄”。所有这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象，都是由无数奇特且未经测试的物质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存在于用以制造看上去很完美的植物怪胎的化学品中。
这一恶俗表现符合美国人不愿接受令人不快的事实的倾向，比如这类残酷的事实：桔子本来是黄绿色的，且通常是卵圆形的；不长虫的苹果其实是反常的东西，正常的苹果如果不染色、不打蜡，就会很难看。食品的本来面目与其他事物的本来面目一样，反而难以被人接受。恶俗不仅已经出现，美国人对此还很坚持。他们选择“加工”奶酪，是因为天然奶酪会发酵、逐渐裂开，从而产生超市经理们所谓的保质期问题。如果没有人反对，甚至没有人会注意，那为什么不提供加工奶酪，以代替天然奶酪呢？经过高温消毒的加工奶酪可以保存好几个月。如果再把它加工成鲜亮的橙色，味道像油灰或某种可能会在手术室遇到的东西，又会怎么样呢？如果用加工奶酪冒充天然奶酪，还大受欢迎，恶俗的危害就不言而喻了。
美国人对于水果要好看、要修饰、要令人喜爱的坚持，也同样体现在对花生一类传统食品的美国式新加工方法中。花生原本就很好，只是太简单太纯正，不合乎当今的恶俗口味。非得将它们变得辛辣，加糖使它们变甜，好像我们终生都生活在托儿所里，无力克服对 Cracker Jack 牌玉米花生糖18孩子般的热爱。如今最受青睐的品种是“蜂蜜烤花生”，这种零食看上去就像一件由朱红色棉绒制成、上面系着镀金青蛙的男式晚宴服。椒盐脆饼的主要优点曾经是它的咸味，如今也开始有糖衣了，这的确使椒盐脆饼成为了美式甜啤酒最好的下酒菜，这一组合很快就跟寻常的姜汁啤酒没有区别了。“不甜”的口味和酸的口味都早已过时，现在，中国餐馆唯恐客人不来，也不得不用“甜辣肉”（Sweet and Pungent Pork）来代替“糖醋肉”（Sweet and Sour Pork）了（见“恶俗语言”）。过去，人们服用阿司匹林药片时，对不甜的口味还有大约半秒钟的忍耐力，现在，就连阿司匹林也有糖衣了。
事实上，无论食品上的糖衣，还是信仰、酒店、想法、餐馆、电视上的“糖衣”，都与恶俗的本质很接近。的确，Ｔ．Ｓ．艾略特19说过：“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而美国人对真实的承受能力还要再减半。
恶俗的公共雕塑
所谓“公共”，是指设计给大量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在室外观看的东西。期望这些人具有品味或批判性，是不公平的。恶俗的公共雕塑指的是寻常的三流作品和矫揉造作之作，也指平民当成社区或州政府赏赐的大恩惠毕恭毕敬接受下来的有问题的东西。最好的例子是自由女神像，这个雕塑是全体美国国民仰慕庸俗作品的典型表现。那把切实点燃了的火炬带着伪写实主义的新奇特征，总能令恶俗爱好者们欢欣鼓舞。约翰·古岑·博格勒姆在拉什莫尔山的雕塑20，因炫耀的尺寸、不恰当，以及整组作品粗劣的新埃及式臃肿，轻松成为仅次于粗俗的自由女神小姐的东西（见“恶俗语言”）。
除了为美国的巨大化作风——没有质量，至少要有数量（见“恶俗酒店”、“恶俗工程”和“恶俗大学”）——作了一次贡献，博格勒姆昂贵无用的作品那毫无想象力的表象，还颂扬了公众艺术鉴赏力向俗不可耐的倒退（见“恶俗物品”）。无论从哪个角度、隔多远的距离看，那四颗巨大的头颅都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打倒现代主义！”，这受到了没受过文化教育、忿忿不平的人们的欢迎。虽然这一信息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viet Realism）的地道说法，但似乎也是针对我们国家的土包子们说的。
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那尊硕大的约翰·Ｆ·肯尼迪“镀金”头像（见“恶俗建筑”），尽管并不摆在室外（因为头像所在的大厅大得夸张，才使它看上去像在室外），也属于恶俗的公共雕塑，它们都企图凭借巨大的尺寸轻易赢得公众的敬畏（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纽约世贸中心）。无论从尺寸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看，那尊硕大的肯尼迪头像都能媲美于坐落在费城一个消防站外、10 英尺21高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头像。最有趣的是，砸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数以万计的硬币都是由天真的学童们捐赠的22。
若非十足愚蠢，我们就不会在欣赏完这些巨大的人工制品后，又去欣赏更逼真的、真人大小的雕塑。我脑海里浮现出 J·苏华德·约翰逊23这个名字，他专门创作与蜡像馆蜡像相似的青铜人像，人像的着装风格完全是 20 年前的。“逼真”就是他的目标。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人坐在长凳上读青铜报纸，或举着青铜雨伞招手叫出租车，约翰逊希望他们看上去就像真人一样。说到自己创造这些空虚的模拟物的意图，约翰逊说：“我喜欢听到人们说‘多真实的人啊！……’”问题在于约翰逊指的“人”是哪些人。是真正的文明人，还是六岁的愚钝孩童？
是粗俗的具象主义还是肤浅的抽象主义造就了最拙劣的公共雕塑，这是个问题。抽象雕塑作品矫揉造作的名称常常表明了恶俗那不容忽视的存在，这些名称会令活泼的年轻人做出粗鲁的模仿。某所大学的校园里屹立着两根高达 50 英尺的倾斜的管子，管子的直径有 10 英尺，上面涂着浓淡不一的红色和橙色，这两种颜色的冲突很明显。创作者将其命名为“盟约”，学生们则聪明地称之为“决斗的（月经用）卫生棉条”；在纽约，雕塑家巴纳德·罗森塔尔（Barnard Rosenthal）的“五合一”雕塑（Five in One）从当地人那儿赢得了“一大堆生锈的帽子”的“美名”；而理查德·塞拉24的“倾斜的弧”（Tilted Arc）则被说成是“那堵操他妈的丑墙”。看了这些恶俗的雕塑，比较智慧的观众就会产生一个与以上现象紧密相关的道德问题，即：虽然这种汪达尔人作风25很不恰当，但公共雕塑并不属于公众的职责。据说一群既有品味又有判断力的人自称为“艺术突击队员”，他们的使命是破坏他们看不顺眼的东西，可能的话就将其彻底毁灭。一位考虑加入该团体的人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决定不加入了，他这么做并非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出于艺术考虑。他说：“汪达尔人作风解决不了问题，糟糕的雕塑损坏后只会更糟糕。”
一名当地的观察者如此描绘他所在的城市：
尽管导游手册总喜欢指出费城比美国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公共艺术作品，他们却很少提及这个更重要的信息：费城的很多公共艺术作品不仅糟糕，而且绝对是令人难以忍受地糟糕。
（如果这位观察者能再加把力，眼看就要抓住恶俗的精髓了。）费城市自豪地展出的一件展示品被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为“20 世纪独一无二的最差劲雕塑”，真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直到那时，那堆恶俗公共垃圾的一位制造者才坦白道：“雕塑是我上学时学得最差的科目之一，我对它一点感觉都没有。”
大学、公司和市政当局制造、安放公共雕塑，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想比美第奇家族26还要美第奇。但有一样东西注定会消失，那就是品味，就像雕塑家身上注定会消失的才华一样。公众身上也有一样东西正在消失——嘲讽和反对的勇气。
恶俗银行
既然所有银行都已经拿自己的尊严换取了名声，并像恶俗世界的所有创造者一样热衷于吵吵嚷嚷的虚假广告，那他们就都是恶俗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很少有人能抵挡银行近乎于欺骗的赢利建议，比如万事达信用卡的账单会告诉客户只要偿还一部分欠款就可以了，以及银行多么喜欢你云云。容易轻信的人，以及在准确阅读艰深文本方面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因此就会不知不觉被拖进 18% 利息率的大阴谋中。
恶俗银行喜欢像对待无产者、被赞助者或动物那样对待他们的顾客，强迫他们进入一个标明“入口在这里”，并用绳子隔开的空间。这些人在里头乱成一团，直到排在队伍前面的人终于挤到柜员的窗口，拥挤才会结束。即便你的钱在他们那儿存了 50 年，恶俗银行也从不知道你是谁，每次都还要费力地放大缩微胶片27来检查你的签名，以此侮辱你一把。过去的银行看起来像大理石神殿，或宏伟的圣公会28教堂。现在，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由假装友好的家庭妇女们经营的中下等汽车旅馆办公室，对于你究竟是何许人，他们仍然一无所知。最上乘的恶俗银行能让你听到亨德尔或莫扎特的音乐，最下等的则让你听《让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29，或者《一步登天》30（见“恶俗音乐”）。恶俗银行从不兑换外汇，并抗拒所有略微超出常规的业务，不论国际业务还是国内业务。
恶俗物品
一些物品恶俗得如此明显，以致它们立刻就被中产阶级拥抱住了。那些仅仅只是糟糕的物品（比如摆放在电视机上的大力水手石膏像），就只能博得下层人士的欢心。要想拥有恶俗物品，你就必须将自己看成相当特别且富有魅力的人。一件能令此类人兴奋的物品是希腊渔夫帽。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男士钟爱这种帽子，他们总想打扮得年轻、有教养且潇洒。如果直率的无产者钟爱那种前面印着“老屁”、后面的带子可以手动调节宽窄、帽檐是塑料的帽子，那希腊渔夫帽就是会受《纽约客》的主张和广告影响的人的贫民帽。小罗伊·布朗特31曾就穿戴这件恶俗物品的假模假式作了极其美妙的评判：
不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人不该戴希腊渔夫帽：
1.他是希腊人。
2.他是渔夫。
话说回来，男人戴任何一种帽子都会冒恶俗的风险，尤其是想摆脱平庸的帽子，比如四面下垂的超大号贝雷帽、网状帽或学院派人士戴的方形便帽，他们以为这种帽子能让学位帽重见天日（见“恶俗大学”）。工人在建筑工地戴硬壳帽无可厚非，但市长、州长或总统在短暂访问工地期间戴着，其效果就是恶俗了。
一切物品都带有艺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意味，一个人使用的每一件物品都可能暴露其糟糕或恶俗。在富人和名人中，总有一些可怕的人会买最丑陋的物品，这些物品除了价格值得炫耀外一无是处。事实上，你对富人和名人了解得越多，对他们的嫉妒就会越少。钻石既卖弄又矫揉造作，糟糕得只适合被那些爱卖弄的废物拿去炫耀，比如戴钻石的丽尔32、钻石吉姆·布雷迪33等。如果你想再糟糕一些，可以将钻石镶在戒指、项链或手表上，让钻石得以在“自由移动的底座”上展示。这样，你一动，这些珠宝就会在小铰链上来回晃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示它们的光彩夺目，这想必会令那些愚钝的旁观者印象深刻。这个创新的设计令那些穿细高跟鞋和李维斯牛仔裤（Levi’s）、钟爱金线织成的泳装的女人们兴奋不已，据说是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创意。这位设计者的广告表明，他为自己以一种新的方式达到恶俗水平感到自豪，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设计要归功于他的“独特理念”：
十年前，我设计了第一块镶有自由移动的钻石的专利手表。基于这一奇特的创意，一系列的手表和珠宝才得以问世。
顺便提醒一下各位，这个人使用的“基于”（based in）一词很受恶俗人物的喜爱，这类人也会把“和”（and）说成“加”（plus），就好比无耻的商贩会用假冒的词语“收藏品”（collection），将他们那些粗俗的破烂描绘成“艺术品”（见“恶俗广告”）。
事实上，“一级”珠宝必定恶俗，尤其是来自或自称来自日内瓦的珠宝。那里有家手表公司打出“手表制造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34的广告：
本公司自豪地向您推荐附万年历、带有自动骨架和特别编号的陀飞轮三问表。
很显然，“骨架”一词意味着“透视”，就是很容易看清时间。如果你垂涎于真正的恶俗，要买一块那样的手表，那将花掉你 25 万美元。这当然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想想戴那种手表会给周围的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吧。这类恶俗手表总会显示一些你不想要的信息：月、星期、日、月相、星象、万年历等等。如果 25 万美元对你来说贵了点儿，或者你日常出入的场所没那位珠宝商想象的那么恶俗，那你可以在 Tiffany 礼品店花 2.15 万美元买这种透视手表的简化版。
如果不是众所周知地富有，会购买“定制 14K 金刻字首饰”的人显然也是为了达到类似的恶俗水平。这种首饰会强调你的名字，唯恐你或别人（那些人会忍不住叫你“××先生”，无视自己作为友好的美国人，应该尽可能地直呼别人的名字）把它给忘了。你的名字（“手工雕刻的”）占据着男式金手链或女式金项链、金手链的中心位置，每一件都参与创造了“您极其特别的时尚品质”（见“恶俗广告”）。
由于只能刻 8 个字母，如果是为“Katherine”女士设计的手链，这个名字就会被粗鲁地压缩成狗屁不通的、粗俗的“Kathryn”，使之更具好莱坞味道和恶俗之气。这类物品的广告向你承诺，只要戴上它，你就能获得“豪华的教养”，当然，这类物品会放在珠宝商自制的礼盒中“展示”（见“恶俗语言”）。如果一些人顾及体面、谦虚或品味，不愿展示自己的全名，也有折中的办法——将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刻在戒指的钻石上（还能是哪儿呢？）。对这一做法，广告会这么说：“能让您看上去与众不同”，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对极其符合这一理念的这类措词感到吃惊：“可接受定制戴在无名指或小拇指上，刻有姓名首字母缩写的大方的男士钻戒。”将一枚这样的戒指视若珍宝的男人，显然也有望成为折叠式单刃安全剃须刀的主顾。这种剃须刀带有正宗的沃特福德水晶35把手，并“庄重地饰有楔形物和钻石一样的切割面”。将剃须刀放在一个“用缎子作衬里的礼盒”中呈献给顾客，就为一位男士提供了“他所能拥有的最优雅的剃须方式”。问题在于，除非你能找这样那样的借口，邀请你的客人到你的洗手间去看你剃胡子，否则没人能瞻仰到你这件恶俗的宝贝。
上面所说的都是小号的恶俗物品，还有许多大号的，比如加长型豪华轿车。如今这种汽车已经十分常见了，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它有多么恶俗，即使它保持黑色的样子，没有漆成白色（见“恶俗行为”）。这种车越是设计得让那些无知的人惊讶得张大嘴巴，就越是恶俗。住在纽约的一位叫泰德·亚布拉姆森（Tedd Abramson，看看“Tedd”那恶俗的拼法）的男子，经法律允许创造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辆最长的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一般的豪华轿车长 23 英尺，他这辆竟长达 35 英尺。记者马克·希尔（Mark Seal）指出了当此恶俗奇观出现时可能发生的一切：
在绕西 46 街百老汇的转角处行驶时，纽约市最长的豪华轿车差点引起骚乱。食客们从座位上蹦起来，挤到餐馆的玻璃窗前，眼神狂热的流浪汉和尖叫的街童沿大马路追着车跑，漂亮的女人们从乔治·M·科汉36的雕像那儿小跑过来看个究竟，游客们努力猜测坐在车里的人是谁——特朗普？卡森37？艾迪·墨菲38？……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下巴都快掉了。成百只食指对着车指指点点，整打相机“喀嚓喀嚓”地按着快门。
这件引起人们强烈兴趣和欲望的物品是一辆带六个轮子的林肯城市轿车，带有“3 个月亮天窗39、10 扇贴膜车窗……3 部电话、2 台电视、一台盒式录像机、一套立体声音响、3 张酒红色皮面（见‘恶俗广告’）躺椅……车的后部还有一个极可意（Jacuzzi）按摩浴缸（使用浴缸要另付 500 美元）”。车厢内壁装饰着黑檀木镶板，“跟唐纳德·特朗普的豪华轿车里用的木头一样”，泰德说。拥有这种怪物的人只有一个吗？不！“在加利福尼亚还有类似的加长豪华轿车”，希尔先生确定地说。你可以以每小时 160 美元（至少得租 4 个小时）的价格租用泰德的豪华轿车，如果你租了，却没有告诉你的乘客花了多少钱，那你就犯了一种有悖于恶俗的罪过了。毫不奇怪，泰德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由街道那么长的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并在夏威夷拥有一幢避暑‘别墅’40（见‘恶俗语言’）”。
不论这种加长型豪华轿车有多长，至少它没有许多恶俗物品带有的记号，比如可耻的人造代用品。在南加州及类似的地方，“房屋”41内外的装饰很流行用一种叫“文化石”的材料。这种材料由看上去很完美的假石头构成，是真的石头粉碎后再重组而成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石头塑料。这种恶俗物品往往有一面很平整，这样你就能用粘合剂将它们贴到墙上、壁炉上欺骗观众。这种人造材料与“粘合在一起的大理石”相似，适合用于大批量复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古典雕塑。切割的大理石价钱昂贵，切割者还必须有才能。用粘结剂将大理石粉铸压成形，既廉价又制作简单。米开朗基罗《大卫像》原作有 16.5 英尺，小复制品却可以轻易做出 12～48 英寸42的多种规格。“这座人物雕塑真是一件著作啊！”某份广告对这种恶俗物品惊讶不已，他们希望那些明智的人不会注意到，将原作拙劣地压缩成小尺寸的做法，既贬低了雕塑作品表现的那个人，也贬低了雕塑者。然而，一旦你学会欣赏这类廉价、制作简单、龌龊的东西，并装作赞赏它们的高贵和经典，这种贬低对你而言也就见怪不怪了。
男式晚礼服的某些新配件也体现出了类似的恶俗，比如“白领带”。过去，人们常用提花43背心搭配燕尾服。现在，你会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穿缎子背心甚至腈纶仿缎背心搭配燕尾服，并系上白色腰带，这种背心显然是高中生为增添班级舞会服装的风采而租用的花马夹的仿制品。
某些人造代用品还更恶俗，比如可以买来装饰书架的带“学问”气息的墙纸，这样，你就能审慎地使书架上书籍的名称不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了。一位室内装潢师指出：“这种墙纸是专门为那些喜欢图书馆氛围却不想要书的人设计的。”用金属而非木头制造老人和残疾人使用的手杖，也是一种贬低的做法。稍有品味且不愿完全被恶俗物品引诱的人，也可能会用讲究的木制手杖甚至古董手杖，也许手杖上还会带一些不标准的、迷人或古怪的设计或雕刻，这也比那种金属的劳什子要强得多。只要懂得这些，他们就可以赞美并实践格调与价值的两条准则了：
· 用有机材料制成的物品比用无机材料制成的物品要好；
· 所有传统物品都尽量选择式样古老的。
人造代用品可怜的受骗者却坚持要使用金属手杖，据我推测，这可能是没有品味的医生规定的，似乎这种手杖更合适，甚至更好看。
还有一些恶俗物品虽然逃脱了人造代用品的耻辱，却屈服于豪华的诱惑或自暴自弃的花哨。看看这件经典的恶俗物品吧：带有两个“翼”的镀铬蝶形开瓶器，很受中产阶级的喜爱。这个东西一点儿也没学到法国侍者的开瓶技巧。看看人家，镇定而有效地将软木塞拔出来，塞子丝毫未损，手指也不会被夹痛，还用不着跟一件装有尽可能多的活动零件的器械纠缠，这么啰嗦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出差错。这件花哨恶俗的美国开瓶器上的螺旋工具通常会在一年内坏掉，但喜欢这种开瓶器的人还是会留着它，让它永远待命，只可惜每用一次就会变得更难用一些。（见“恶俗工程”）
如果你没注意到光光“葡萄酒”这个词就能引发消费者对恶俗无止境的欲望，并激发出制造商和供货商想满足消费者的热情，那你就太迟钝了。葡萄酒专栏作家弗兰克·帕瑞尔（Frank Prial）曾提醒大家注意那种价值 4000 美元，带木质镶板、玻璃门，内设灯光的葡萄酒冷藏柜。如帕瑞尔所说，这种冷藏柜能向所有人表明其所有者很懂得冷藏白葡萄酒，但也会“使你家的饭厅看上去像一家通宵营业的便利店”。还有一种典型的恶俗物品是葡萄酒篮，这件物品能暗示那些天真的人，篮子里的酒瓶中装着的是如此珍贵的佳酿，因此直接将瓶子放在桌上近乎于亵渎。帕瑞尔还提到一件恶俗物品，“往没喝完的酒瓶里注入氮气来为葡萄酒保鲜，即使不能保存到下一代人那么久，至少过一两天再喝也还是新鲜的。”对于这种做法，帕瑞尔说：“我真是搞不清楚。在我家里，似乎从来就没有喝剩的餐酒。难道不剩酒是错的？”敏锐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这些与葡萄酒相关的恶俗物品是多么频繁地出现在一类家庭里——在那种家里，用有色玻璃制成、带有花哨的雕刻和图案的玻璃杯被称为“水晶”，我敢打赌你还能在那儿找到一副国际象棋，这副棋是为走进来喝葡萄酒而不是下棋的人们设计的。
要找到一样东西，能像花哨的国际象棋这样精确阐明恶俗最严格的定义，的确很难。似乎纳撒尼尔·库克和霍华德·斯当顿44在 19 世纪中期设计标准棋子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今这些恶俗的国际象棋的特色，是把棋子装扮得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可爱角色，或者像印度的男女，或者像《皇帝的新装》这类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或者是参加南北战争的军队的小复制品——太逗了，这种棋子里的卒子分别是南军和北军的步兵，马是骑兵，两个王就是格兰特将军和李将军45，“王后”则分别由北方“淑女”和南方“美女”代表。用这种棋子下棋，也许真像广告说的那样，“是南北两军之战”，但这确实已不仅仅是在下棋了。对于拥有这些摆设的人来说，下不下棋根本无关紧要。这种国际象棋几乎能轻易地满足人们对恶俗、对审慎的思想者这一名声的渴望。实际上这些棋子只是磨尖后打磨光滑的小石块，或者削尖了的小木块。
大多数普通的、不造作的物品，经过某人的努力有所“提升”或被强加上了“新奇感”，就肯定会变得恶俗，有时还会变得极端恶俗。见过那种系在肚子前面的“腰包”吗？任何人系上它，看上去都像小贩或挺着大肚子的畸形人，胖子看上去只会更胖。还有那种引人注目的男式涤纶仿缎蝶形领结，模仿黄缘蛱蝶、南美琉璃小灰蝶、黑脉金斑蝶等普通蝴蝶的样子和颜色。如果你拿不定主意，似乎花 32 美元就能买到 3 条？
普通电话机常常被“提升”，许多“提升”措施即刻就获得了成功，将普通物品变身为恶俗物品。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嘎嘎鸭电话机（既实用又漂亮）。这种电话机看上去像一只无害的木制绿头鸭，有电话打进来时，它会发出“嘎嘎”的叫声而不是电话铃声，同时鸭子的眼睛会亮起来。这种电话机与其他恶俗物品一样，在技术上都很有想象力——“鸭子的叫声可以调高、调低，也可以关掉。”
你知道浴室墙上突出来的那种小肥皂碟吗？本来那东西没什么不好，可在宾州西黑索顿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恶俗取得了胜利：有人出了个“聪明”的主意，将两个原本无害的肥皂碟换成６英寸长的塑料“蛤壳”，这不仅使狭小的浴室变得拥挤，还容易擦伤人，也很容易造成“蛤壳”的损坏。这些冒失的“蛤壳”表明恶俗与做作紧密相关。所谓的做作，往往是简单的举措所造就的，比如将一件物品放大很多（“蛤壳”），或不恰当地缩得很小（12 英寸高的大卫像）。
米老鼠刚开始只有老鼠那么大，后来才肥大起来，跟人一样大，甚至比人还大，这就使它比原先做作得多了。说到米老鼠，如果你是米老鼠收藏者，你可以在美国买到“限量版”的４英寸高水晶雪球，中间是一只米老鼠，跟它在《幻想曲》（Fantasia）中的“角色”一样穿着魔法师的服装，四周都是液体。只要晃一下水晶雪球，就会有小金星从米老鼠头上盘旋而下。“一件过往时代非凡、迷人的艺术品……一件值得收藏和珍视的地道传家宝”，这一高度评价可以在每个水晶雪球的“产品序列号登记证书”上读到。如此极端恶俗的矫揉造作，表明我们已经到达了“笨蛋镇”终点站，这里住着天真的人们，以为自己在收藏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有价值的“收藏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加一个：
可收藏品附录
设计并大批量推销“可收藏品”供“收藏家”收藏的行为是如此地现代，以致“可收藏品”（collectibles）一词直至 1980 年代才出现在字典中。《韦氏大词典（全新第九版）》（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1989 年）谨慎地、彬彬有礼地将这个词定义为“爱好者收藏的，尤其……有别于艺术品、邮票、钱币和古董一类传统收藏品”的重要物品。更准确也更粗鲁的定义应该是：“骗子大批量卖给容易上当受骗的笨蛋的各种物品。这些笨蛋以为自己正在收藏‘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他们的藏品将会升值，从而变成有价值的传家宝，传给对他们感恩戴德的子孙后代。”
这类可收藏品之所以具备价值和（或）艺术美感，从而够资格成为恶俗物品，要归功于销售者和广告公司的欺骗。有关这类一文不值的丑陋物品的广告，塞满了以缺乏安全感的中产阶级（见“恶俗广告”）为目标读者的通俗杂志。这类广告尤擅使用恶俗语言，就是那种极度仿古和伪艺术的词，比如“传家宝”和“收藏”（“建立你自己的传家宝收藏”）。能吸引势利眼和假充高级的人的词语有很多，比如第一版、限量版、独一无二、首发、艺术品、杰作、正宗，以及能抬高购买者的地位，但也许用在真正的艺术品上才合适的形容词：手工的、精细的、传奇的、壮丽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形容词：有价值的。这类可收藏品的价值很特殊，因为它们被暗示“日后”肯定会升值，到那时，这些物品就会被“后代们”视若珍宝。那么，这类珍贵物品都有哪些呢？
我们从瓷顶针说起。你可以通过加入“顶针收藏者俱乐部”获得有价值的顶针。（推销恶俗物品的一种标准手段是将“一个系列”物品的第一件卖给顾客，这样就能促使他继续收藏随后的一系列物品。）每个月，顶针收藏者俱乐部的成员都会收到一枚被称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瓷顶针，成员们还会被怂恿“建立一个能永世珍藏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不久，他们就会被邀请为自己收藏的顶针投资购买一个“可爱的玻璃圆顶陈列架”，这个架子“将为您家的室内装饰增添吸引力”。
“这一收藏很适合传给您的孩子们”——注意，这里认为你的孩子们跟你一样，都是十足的笨蛋。你还可以传给你的后代一个“金制水晶圣诞铃铛”，再配一副米老鼠铃锤，这是“一件真正的传家宝，肯定会为后代们所喜爱并珍视”，这件物品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它是出厂的“第一版”产品。如果你不想收藏顶针，也不想收藏配有金制米老鼠铃锤的水晶铃铛，收藏全套 15 只以合金、瓷、青铜、黄铜和“水晶”制成的小猫雕像怎么样？为了这个收藏，你每个月得订购一只新的小猫雕像（“每只只花 30 美元”），而为了展示它们，你还得拥有一个“美丽的黄铜玻璃古玩柜”。
“展示”一词道出了真正收藏可收藏品的人的些许悲哀。就像拥有沃特福德水晶把手剃须刀的那位男士为了展示，必须邀请客人走进他的洗手间，去看他用他那精美的剃须刀剃胡子一样，收藏者展示自己的收藏品（每户人家都是一个博物馆），意在博得他人的赞许乃至尊敬，而这也正是收藏者的恶俗所在（销售者的恶俗则在于谎称毫无品味的垃圾是具有艺术美感的有价值之物）。陈列架几乎是这类悲惨骗局的固定帮凶，它清楚地表明，可收藏品之所以被收藏，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价值，它们也并未将自己所有的乐趣带给收藏者，而更多地是因为它们可以供人观看和羡慕。收藏者心中总有一个假想的观众，乞求那名观众的认同正是所有这些恶俗交易的潜台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收藏”这类粗鄙不堪的物品竟成为当代一个如此明显的特征？想究其原因，需要一个部队的精神病学家（连同社会工作者一起）去作出解释。
如果古玩柜里展示的小猫没能吸引你，或者你认为它们不够男子气概，那你还可以收藏剑，或至少收藏“十把高贵的、依原样打造的、从凯撒时代直至 20 世纪都赫赫有名”的剑，当然，还要外加一个“大方的、带硬木内壁的陈列盒”。这种按比例缩小的手工艺品，其蓝本都来自“国际军事档案馆可靠的官方收藏”。这个档案馆是由“富兰克林造币厂”经营的，而这个工厂是这类恶俗可收藏品最精明的销售者之一，对这一点，广告活动组织者之外的人都鲜有了解。就像其他有价值的系列物品一样，你“订购”的这些剑每三个月会送来一把，为此你要支付 120 美元。等你收藏了全“套”的剑，你也就掏出了 1200 美元，但一想到自己是更高级的收藏者（收藏更具男子气概的物品），并很周到地为后代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你也就心满意足了。
对男子气概的需求还可以从一些桌子大小的恶俗雕塑中获得满足，这种雕塑通常由“纯……”（也就是“假的”）青铜制成，肯定也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充满艺术性的四流产品。比如“以斯坦利·贝尔菲尔德（Stanley Bleifield）的雕塑原件为蓝本制造的‘孤独水手’雕像（ Lone Sailor）”，刻画的是 8 或 15 英寸高的美国水手，双手插在厚呢大衣口袋里，看上去既不英勇，也不机智，反而很无聊，并且毫无个性。（大型原件就已足够恶俗了，所以才会被华盛顿海军纪念馆预定。见“恶俗的公共雕塑”。）虽然 15 英寸高的复制品要花去你 1500 美元，但如果借此能买到一个艺术品收藏家的名声，这代价也不算大。
还有一种 17 英寸高的“青铜杰作”，出自著名的“西部”雕塑家巴克·麦凯恩（Buck McCain，“他那分毫不差的精确性获得了评论家的高度赞扬”）之手，刻画的是一个骑在马上的克罗族印第安人高举着一个水牛头骨，正“为治愈灵魂而庄严地祈祷”。还有一种查尔斯·麦克唐纳（Charles B．Macdonald）的“纯青铜”雕像，麦克唐纳是 20 世纪著名的高尔夫球员，这一雕像的原作出自“伟大”的阿尔弗雷德·佩蒂托（Alfred Petitto）之手。仿制的雕像有 8 英寸高，身着高尔夫球裤、茄克衫和帽子，丑得难以形容。如果青铜都不能投“雕塑”收藏者所好，或许“水晶”可以：
现在，鉴于人们如此喜爱优质水晶和美丽的鸟类，沃特福德公司荣幸地推出水晶鸽，首发一种全新的雕塑收藏品。
这种 3 英寸高、制作极其粗陋的玻璃鸟将从收藏者手中叼走 61.75 美元。但想一想，你最终买到的是还未出生的后代的感激，那就不算贵了：“对收藏者来说，给自己的珍藏增加这么一件有价值的独特收藏品，必将为后代所珍视并感激。”
当然，女士们比先生们更有可能迷恋水晶鸽，但也不能忽视男性的自尊心。“水晶”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既可以吸引品牌势利眼，也可以吸引艺术势利眼。花 1195 美元，你就可以“收藏”一辆 15 英寸长的宝马 750iL 轿车实心玻璃模型，这一收藏能“唤起名车鉴赏家和水晶鉴赏家针对收藏品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特性：力量、声望和完美。”（这又为精神病学家提供了两点线索。）这台玻璃轿车是一件只提供给“最挑剔的收藏家”的“艺术品”，由于它是“在宝马汽车设计师的精心监督下制造的”，其可靠性因此而获得了绝对的保障。
可收藏品生产商认为男性收藏者都缺乏适当的怀疑和自重，所以会花 33 美元买一只 9 英寸高的“收藏型啤酒杯，用精细的陶瓷手工制成，是一件‘限量版传家宝’”。其实，这种杯子只是百威啤酒的一个沉甸甸的立体广告，杯子上用彩色浮雕刻着百威啤酒制造商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的商标和“啤酒之王”的字样。即便这只是一个广告，它也对未来作了深刻的了解，它知道，所有收藏者的“后世”子孙都跟收藏者一样，认为这种淡得像水一样的平民啤酒极其可口。
另一方面，女性收藏者最容易被昂贵的“收藏型玩偶”诱惑，这种玩偶一般要卖大约 250 美元，配有专门的陈列架。这样的一整箱东西，能刺激广告文案撰写者创作出最精美的文字艺术。有一种玩偶激发出了这样的文字：
她长长的丝制头发装饰着人造珍珠，金光闪闪，如瀑布般一直垂到脚边。
对于忠实的电视观众而言，还有一种 14 英寸高的“斯伯克先生”46玩偶，售价仅 75 美元，“一丝不苟地用细瓷手工制成”，玩偶身穿“特别合身的制服”，将与“专有的、作家庭陈列用的陈列架”一起送到你家。但这只是“星际旅行玩偶收藏品”系列的第一件“出品”，只要后续的玩偶一出厂，你就可以陆续买到，直至你家客厅的陈列架上放满这类玩偶。玩偶收藏者可能同时还收藏芭蕾舞者、鸟类和更讨人喜欢的动物“瓷雕”，前面提到过的华盛顿那家著名的恶俗酒店（见“恶俗酒店”），就非常自豪地展示他们收藏的、出自可怕的“瓷制品第一夫人”海伦·贝姆47之手的鸟类瓷雕。
在这些精神病学家会称之为“炫耀欲”（展示欲）的案例中，收藏者想展示自己拥有的俗艳物品的强烈愿望，生动地揭示了中产阶级的“收藏者”灵魂。收藏者希望传达给观众的东西（他们很精通）和实际传达的东西（他们上当受骗了）之间存在的鸿沟，是所有称得上恶俗的现象所特有的。
中产以下的阶层中也有收藏者，不过他们更热衷于糟糕的物品而不是恶俗物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得克萨斯汽车经销商杰·巴腾菲尔德，他展示了自己的 20 万粒珍珠藏品——红、白、蓝色的珠串，“每一粒都是尽人皆知的珍贵宝石”；还有一些小块的金银，以及“许多出自收藏家之手的 200 年以上的珍品”。他在哪里展示自己的收藏呢？原来，这些藏品都满满地挂在他那辆改装的 1963 年产雪佛兰 Corvair Monza 车上：这层琳琅满目的装饰为这部车增加了一千多磅的重量，并引来广大得克萨斯观众的羡慕。如此劳碌的收藏、展示与恶俗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杰·巴腾菲尔德并没有假装自己是一个有品味的人，可能也不打算为其后代的利益考虑而珍藏他的 Corvair 车。
“我思故我在”一度是 17 世纪欧洲人奉行的人生哲学，20 世纪晚期的美国人奉行的是“我消费故我在”。但这一说法并未触及实质，除非我们说：“我收藏故我在，我的孩子们也一样。尽管现在他们视我如粪土，但总有一天，他们会为我现在花费高昂代价，替他们收藏的有价值的传家宝而感激我。”
恶俗标识
为了方便所有人阅读了解并作出反应，公共信息不应该采用异常、符号化或象征性的形式，也不应该用神秘难解的标识表示。糟糕的标识都是亲昵、内容勉强达意的东西，都会轻率、不严谨地使用所有格符号（’），比如 Watermelon’s48；或采用土拼法，比如 potatoe49；或使用引号表示强调，比如：
绝对“禁止擅自闯入”
这类标识绝对无害，从长远看也无损人类的本性。
极其不同的是恶俗标识。它们公然冒犯他人，以伪精确、委婉含蓄、公然欺骗和做作为特征。最著名的恶俗标识也许是多车道高速公路上的这种标识：“请勿横穿中央隔离带”（DO NOT CROSS MEDIAN DIVIDER），及许多啰哩啰嗦的变体。这个句子有 9 个音节（见“恶俗语言”），相比于 4 个音节的“请避开绿化带”（KEEP OFF GRASS STRIP）和 3 个音节的“请避开草”（KEEP OFF GRASS），甚至简单幼稚的“请勿横穿”（DO NOT CROSS），在分量、长度和浮夸度上都更胜一筹。（司机们读这个标识时，驾车时速应该是每小时 80 英里。）
但至少，这类恶俗标识不会引发太多的混乱。为了给商业地址设计独一无二的名头，有人会采用既自命不凡又做作的地址，并假装这些神秘的地址很清楚，因此，这类地址可以称为“虚荣地址”。比如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溪地六号”（从不用简单的“6”），实际上就是桔园大街 1435 号；还有一块牌子写着“佩恩广场五号”，实际上是胡桃街 1617 号。电话号码簿往往还保留着一些诚实，会提供确切的地址，但有时也喜欢阻挠寻路者，使寻路者不得不打电话问要找的公司：“你们到底在哪儿？”虚荣地址聪明的设计者们还能想出更含糊不清的名头。比如，由于 1 号公路穿过新泽西州的北部，旅行者就会在路边看到一栋建筑，上面非常时髦地标着“牙科广场一号”。旅行者该怎样才能猜到这其实是新泽西州 1 号公路 475 号富兰克林停车场呢？
我们还越来越多地看到另一种伪精确的恶俗标识，就是不加解释地滥用缩写和首字母缩写，这一标识的效果是使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艰难。这类标识或公告会阻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比如美国红十字会设计的这块标识：
（一个婴儿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请抱抱我，喂我吃的，给我温暖，请了解美国红十字会婴幼儿 CPR50——这很重要！
标识上没有任何 CPR 的说明。如果不告诉我们 CPR 是什么，我们怎么会了解呢？由于某些原因，健康行业特别热衷于 3 个字母的炫耀式谜语。比如 HMO51，我不得不问了 20 个人，才有一位知道底细的好心人告诉我 HMO 的意思。再有，一辆城区公共汽车上的广告写着：
你怀孕了吗？
MSP52为孕妇提供免费的健康护理。
广告设计者特意不言明 MSP。这类首字母缩写的用意，是使广告设计者如愿以偿地显得“很现代”，甚至“很科学”，有时还引人注目地具备了“军事化作风”。但其真正的功能是恶俗，而不是沟通。同样的，一些含蓄、自我感觉良好的的标识牌向“老年公民”承诺了一些美好的服务，却不说明“老年”的具体范围：是 55 岁以上的公民？还是 60 岁？63 岁？65 岁？70 岁？或者 70 岁以上？不幸的老年公民们只好挨个问一遍标识牌的意思。如果看到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写着这样的标识：
非高峰时段，老年公民乘车免费
可怜的老年人就更糊涂了，没人跟他讲高峰时段是哪个时间段。当然，餐馆和酒吧里“请衣着得体”的标识牌也是类似的导致困惑的东西。要猜出它的意思，就必须了解标识牌制作者所属的阶层和背景。他指的“得体的衣着”是 T 恤衫、卡其裤？或者夹克衫配领带？或者商务套装？还是别的？也许是洗干净并熨烫过的李维斯牛仔裤？也可能这块牌子只是说：“如果我们碰巧看你不顺眼，根据这张公告，我们有权将你扔出去。”虽然他们说不明白确切的意思，却早已为恃强凌弱准备好充分而含糊的理由了。
等你费了好大的劲儿，顺利地通过了那块牌子，深入到餐馆或酒吧内部后，你就可以判断那里的“厕所羞耻度”级别了。所谓“厕所羞耻度”，是指餐馆或酒吧周到地隐藏内部的厕所，这就要求厕所必须设计得尽可能狭小、不显眼，或钉上最容易误导顾客的指示牌。在一切都公开的美国，如果你想采用法国公厕那种不知羞耻的成人做法，从里到外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必须学会将令人害羞的厕所隐匿起来。当然，这么做往往不仅出于羞耻心，还为了阻止穷人、疯子、流浪汉和不消费的路人进来“方便”。（不知道城市里的流浪汉都去哪儿“方便”。）即便“厕所羞耻度”在美国很普遍，在羞耻级别上我们也远远不及中国。很显然，中国人将身体器官看作不宜启齿的羞耻之物，因此中国的厕所根本没有任何标识，并远远地、难为情地藏在最荒僻的背人之处。若非同样有羞耻心，否则人们休想找到那些地方。
你或许会认为，虽然建筑工人因常常冲过路妇女乱喊粗鲁淫秽之辞而臭名远扬，但他们通常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典型男子汉，应该没有“厕所羞耻度”，会将厕所直接称作“厕所”。事实如何呢？事实是即便建筑工地上那种带一个洞的可移动厕所也从来不叫“厕所”，而是被做作地称为：
便携式洗手间
洗手间皇后
小洗手间
Sani—John53
B．F．I．（Biffy54的做作说法）
以及类似的称呼。这些厕所的名称与餐馆、酒吧（通常是恶俗的）里那些男女厕所的暗示一样做作。这种地方该会对男子气概产生多么严重的挫折啊！这类厕所的某些标识要求顾客在安心打开一扇门而非另一扇门55之前，得先相当费力地解读标识牌上的内容。想体现害羞和做作，用“指针”（Pointers）和“孵卵者”（Setters）分别表示男女厕所怎么样？
在做作方面（见“恶俗语言”），以上标识能媲美于华盛顿郊区一些专供乘火车上下班的人使用的停车场的名称。他们将那条只允许乘客短暂停留的车道叫作——你猜猜？非停车车道？仅供短暂停留的车道？非也！标识牌上写着“亲亲就跑车道”。在过去的时代，真正卖弄的做作，比如圣诞节期间休斯顿机场附近的一块标识牌——“生日快乐，耶稣！”，会被视为亵渎神灵而不仅仅只是愚蠢。
与“厕所”一样，还有一些词语写到标识牌上会被认为太丢人，将这些词说出来的人也会遭到报应。我住所附近的银行有天早上被抢了，那天余下的时间里银行的门都关着，前门上挂着一块提早为这类突发事件预备的标识牌：
因……原因，本行关门停业，恢复营业的时间将另行通知。
他们刻意空着那个空格，是因为“抢劫”这个词说出来太可怕了，他们只能暗示某些值得深思的事情发生了。常常有人声称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根本就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注重名声的时代，或者不正确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我们看到的信息类似汽车保险杠标贴上的信息，比如“我心疼我的狗”，这类信息假装传播有趣的东西，其实只想表明信息发布者可怜的需要——他们要让这个愚蠢的社会知道，一种自我宣扬的对动物的爱应被置于道德和美德顶端的一侧。
如果人们想到厕所和抢劫都会感到羞耻，那肯定没人喜欢宣扬自己性能力的那类姿态了。近年来，“易读衣着”（艾莉森·卢里56的绝妙用词），尤其是印着字的 T 恤衫，已经由只是将穿着者与可口可乐、科斯啤酒（Coors）或“给他力”57等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可读衣着，戏剧性地发展为一种引人注目（不，应该是“求人注目”）的公开表达了——宣称自己已准备好随时随地跟人胡搞，比如“咱们性交吧！”看来，“吮吸”一词及其同根词对于当今的标识性 T 恤衫而言，已经必不可少了。印第安那州泰瑞豪特市的 Verne’s Clambake 公司出品的一件 T 恤衫邀请看到它的人：
一整夜都舔我、吮吸我、吃我吧！
要不是身处这个恶俗的时代，即广告猖獗的时代，难以想象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件令孕妇动心的 T 恤衫——齐胸印着“宝宝”的字样，并有一个箭头向下直指孕妇突出的肚子。想将从前属于隐私的东西公之于众的类似欲望，出现在一件印着“我跟笨蛋在一起”的 T 恤衫上，除了这些字，还有一个箭头指向穿着者那不幸的配偶（穿这件衣服时，你必须小心地让你的配偶走在箭头所指的那一侧）。还有一件用来赢得“英勇无畏、诙谐幽默”这一名声的标识性 T 恤衫上写着：“去钓鱼”。也许有人会想“可真够幼稚的”，但这件 T 恤衫上印着一个笑眯眯的男子，在池塘边上举着一支鱼竿，在他腰部的下方，他的战利品——一条大鱼，也是他快乐的源泉，正在做一个罕见的口交动作。
纹身又是何时步入公共标识行列的呢？一只小铁锚、“妈妈”字样或只有一行“士可杀不可辱”都尚可谅解，一旦纹身想努力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它就到了糟糕的边缘；一旦它占据了整片地方，比如胸前盘绕着的大蟒蛇，并暗示“我很有趣，看着我”时，它就变得恶俗了。
各种各样的游客往往是恶俗标识的目标人群和受害者。在穿过新泽西州特顿市德拉瓦河的火车上，你可以看到一块被灯光照亮的巨大标识牌。这块标识牌对做作和押韵的强烈欲望，导致了一场惯用语的灾难：
特顿制造，全世界都可以拿。
（TRENTON MAKES THE WORLD TAKES）
“拿”？是指“买”吗？或者“用”？还是“享受”？用什么词都行，但肯定不能用“拿”。这就是做作的结果。
另一些导致标识牌变得恶俗的原因是纯粹的愚笨和缺乏想象力。想想美国铁路公司火车站里一些公告牌的不恰当修辞吧，它们会暗中颠倒火车行驶的正常方向，将终点放在前面，从而导致无可名状的混乱和错误。你很难找到一样东西，比东海岸一家大型机场的一块指示牌更能说明美国人的愚蠢和褊狭。这块指示牌是为了欢迎刚到达的外国旅客，并用西班牙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告诉他们该如何使用机场提供的行李手推车。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指示牌所在的位置是移民管制区域，乘客们刚下飞机，根本来不及到银行窗口去兑换美元。但要取一部行李手推车，必须先往锁住手推车的机器里塞一美元。指示牌呢？上面却写着“请勿使用外币”。对此，记者克拉克·德利昂说，这是一个“自诩为世界级”城市的二流行为的一个好例子，一个令人难忘的纯粹的恶俗行为案例（见“恶俗机场”）。
或许是因为本土智力训练行业的严重衰退（见“恶俗大学”），越来越多的公共标识都违背了基本的语法规则，使短语与从句相比，能传达的可拆解信息更少了，句子中的从属成分与独立成分相比也是如此。有时，一些经验丰富的作家也会被引诱着写出一些使人难堪的不完整的从句，似乎他们还有话没说完。莫蒂墨·J·阿德勒58将他的一本书题名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We Hold These Truths），由于缺少“不言自明”的一类词语，不熟悉留半截句子不说完的读者就会问：“好吧，你认为这些真理怎么了？说具体点儿！”虽然很难令人相信，但也许阿德勒博士是忘了这里的 hold 指的不是“掌握”（grasp）或者“铭记”（treasure），而比较接近“认为”（regard）的意思。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其结果都造成了炫耀且空洞的恶俗。
这种自命不凡的不完整造句的习惯，也许会被精于当代文学理论的人称为“开放式结尾”。约翰·阿什贝利59的诗用老眼光看很少是“完整的”，其技巧却被赞美为“不确定性”。赞美他的人，自然是那些理论家了。另一方面，读者却可能会认为这种技巧是阿什贝利或可贵或无能的证据。“一个人自不量力地写作，就会屁股向下摔倒在地”，这或许是对无能者的非文学理论式表述。这种粗俗说法的恰当性，能在下面的恶俗标识例子中得到证明。这些例子表明，宗教分子和爱国者自不量力的狂热倾向，最终会因滑稽的修辞而导致可耻的失败。如果这些滑稽修辞印在印刷品上，那失败还不算明显；但如果放大成巨大的标识牌，并赫然挂在高楼大厦上，夜晚再打上灯光，这种愚蠢的虚荣就会变得非常滑稽。
这里就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也是“不确定性”的经典案例。一所大学纽曼中心60一幢建筑上悬挂的一块标识牌上写着：
开始时上帝
上帝怎么了？他干了些什么？说清楚呀！这类东西必然也会出现在宗教原教旨主义61者穿戴的汗衫和棒球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