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之下，不由得呆了一呆，道：“这……这是甚么意思？”李警官耸了耸肩，道：“除了他自己以外，谁知道那是甚么意思？”
　　我又仔细地看那东西，那是一只用白卡纸摺成的猴子。十足是小学三四年级学生的玩意儿，约莫有十公分长，四公分宽。郭则清虽然有童心，但是却还不至于到这地步，我翻来覆去地看着都只纸摺的猴子，当然，我知道其中必有缘由，但是我却想不出来是甚么道理。
　　我不想将那纸摺的猴子立即交还，我只是问：“你们是在那里发现他的？”李警官道：“在郊外，一条非常冷僻的小径旁，九时左右，附近的邻人，打电话投诉听到救命的叫声，天下着雨，搜索很难进行，直到近十一时，我们才发现他，和另一个体。”
　　“另一个体？”我一面用心地观察着那只白卡纸摺成的猴子，一面问道：“是谁？”
　　“我们没有法子辨别他的身份，他全身衣服，都被脱去了，他是一个瞎子。”
　　“一个瞎子？”我几乎叫了起来。“是的，约莫有六十上下年纪，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线索，但郭则清的衣袋中，却有着他的名片，使我们知道他是谁。”“那只纸摺的猴子，是抓在他手中的？”
　　“正是，他紧紧地抓着，我们要用力弄开他的手指，才能取下来……”他见到我不断地在翻来覆去地看着那纸摺的猴子，突然停止了讲话，道：“怎么，这猴子中有甚么秘密么？”
　　我将那纸摺的猴子还了给他，道：“抱歉得很，我发现不出甚么，或许将它拆开来，可以有点线索。”我在将那纸摺的猴子还给他的时候，大拇指在一边上，用力地捺了一下。
　　这又是我“非法的举动”之一，因为实际上，我已然发现了一点线索，我的举动，是消灭了这一点线索！因为我想凭我自己的力量，来惩戒伤害小冰的凶徒。
　　我所发现的线索，是在那纸猴子上，有着指甲划过的痕迹。
　　那些痕迹虽然很淡，但是已足够使我看清，那上面是一个英文字，和两个阿刺伯数字。当然，在我的大拇指用力一按之下。那些痕迹，便消失去了。那个英文字，是一个人名“汤姆生”，而那两个阿刺伯字，则是一个“２”，一个“５”字，我记得，两个字离得很远，那当然是郭则清还清醒的时候，所留下的。
　　我不知道他在跟踪于廷文的过程之中，曾经遇到过一些甚么事。而这个经过，可能至少在一个月后，方能知道，而更有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如今，我知道的，是于廷又已然死了，而郭则猜留下了“汤姆生２５”几个字，我就要在这一些线索中，去发现这个可能永远是一个谜的真实都分！
　　这当然是一件极其困难工作，我捧着头，一直到天明，仍然不知道那两个字是甚么意思，而对于整件事的经过，仍然是一团糟。
　　我开了一瓶冻啤酒，作为早餐，打电话到医院中，谢天谢地，小冰的伤势，没有恶劣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已然渡过了危险期。困扰了我半夜的“汤姆生２５”究竟是甚么意思，我仍然未曾想出来。
　　当然，我还有一个线索可循，也是警方所不知道的线索，那便是那个带领于廷文来找我的小女孩子，我记得她是穿了校服来的，而且我更记得她绣在校服上的徽号是甚么学校。
　　我洗了一个冻水浴，静坐了二十分钟，一夜未睡的疲劳，立时驱散（这绝不是甚么“神话”，二十分钟的静坐和调匀内息，也就是“内功”的修练，在内功有了基础的人而言，是足可以抵得上八小时的睡眠。）
　　然后，我再在书桌之前生了下来，计划今天要做的事。我想了没有多久，便已然出门，首先我到医院中去看小冰。小冰仍然像正常人那样地躺着，全身也仍然扎着纱布，甚么线索都不能提供。然后，我和警方通了一个电话，和一个便衣侦探，一起到了那家学校，用了半小时的时间，我便找到了昨天来到我写字楼的那个小女孩子。我们作了如下的几句谈话：“昨天你带来我办公室的那个人，是你的甚么人？”“甚么人？”她睁大了眼睛：“我根本不认识他！”
　　“那你是怎么和他在一起的？”
　　“噢！他是瞎子，在闹市中过马路是有危险的，我领他过马路，他又请我带他上来，反正我考完了试，有的是时间，我就答应了他。”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的话，只好离开了这家学校，又到发现小冰的地方，徘徊了将近一个小时，仍然一点收获也没有。中午，我颓然地回到家中。
　　我绝不是一个好侦探，一个仔的侦探。必须要受过系统的训练，而我所懂的，却只不过是一些皮毛！我在回家的途中，考虑着要请那几个私家侦探朋友，来帮我忙查明这件事。
　　才回到家中不久，从我祖父时代起，就在我们家当工人的老蔡，拿了一封电报给我，道：“十一点钟送来的。”
　　我接过电报来一看，电报发自纽约。
　　我不禁大是奇怪起来。我的朋友极多，甚至在阿拉斯加附近。爱斯基摩村中，也有我的生死之交，但是我绝想不出，有甚么人在纽约，会有紧要到这样的事情。而必须拍电报给我！
　　我想了并没有多久，便拆开了信封，电文很长，只看称呼，我已然一楞。那称呼是这样的：“亲爱的斑鸠蛋”！我几乎按捺不住心头怒火，这是我最感心烦的一天，但是却有人打了一封电报来给我，称我为“亲爱的斑鸠蛋”！我手一挥，想将那封电报，顺手扔去，不再去看它。可是，就在电报将要脱手的一刹那，我陡地想起了“斑鸠蛋”三个字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久远到我自己也几乎想不起来了，但是却还有人记得。那大概是我十四岁那年的事情吧，那时，我们还住在平静的乡村之中，有一次，我在田野中找斑鸠蛋，却被一条大蜈蚣在脸上爬过，肿着脸回到家中，涂上了黑色的乐膏，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我脱离了童年，人家只叫我“斑鸠蛋”而不叫名。我不再讨厌这个称呼了，反而感到一阵亲切的感觉。我展开电文，看下去，那电报就像信一样，可见发电人是如何地有钱而且不重视金钱。电文道：“你想不到我会打电报给你吧，我是谁，你猜一猜。猜不到，请看最后的署名。”我立即知道，那一定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最喜欢这一套！你猜我是谁啊？谁耐烦猜呢？我立即看电文最后的署名，那是再长也不能长的一串：“不懂事的小猫、八音钟的破坏者、‘珍珠鳞’的屠杀者和八哥儿的解剖者。”我几乎立即叫了出来：“老蔡！”老蔡伛着背，走了进来，我扬了扬手中的电报，笑道：“老蔡，你猜这是谁拍来的？”
　　老蔡眨着眼睛。我道：“老蔡，你可还记得，将阿爷八音钟拆成一个个齿轮的是谁？将阿爹的八哥儿的舌头拔掉的是甚么人？将那对名贵的珍珠鳞金鱼杀了的是谁？”
　　“红红！”老蔡拍手叫道：“她打电报来干甚么？不是要来吧，我的老天！”
　　红红是我的表妹，她比我小八岁，父母都是美国留学生，有他们的“新法教育”，在那种教育之下，红红就成了直到如今，连老蔡提起都害怕的人物。她当然不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在我的记忆当中，她实是十分可爱。但是可怕的，是她的脑袋和双手。你永远不能估得到在她脑细胞活动之后，会有甚么结果，你也永远不知道她的双手，在将举世罕见的各种金鱼用水果刀割开之后。又会去做甚么。那年夏天(就是我成为“斑鸠蛋”的那年)，她曾和我一起，在乡下渡过一个夏天，乡下的女孩子，都只敢远远地站着望她，而男孩子呢，离得她更远！
　　我笑道：“让我看看！”我再接下去看，道：“老蔡，你快准备吧，她今天下午四时到，要我去接她，你告诉她，我没有空，你去吧！”老蔡捧着头，叫道：“老天，红红要来了！老天！”
　　老蔡一面叫，一要看着我的居室，像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立时要闯进来一样，我忍不住笑道：“老蔡，红红如今已长大，你还怕她作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