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5
估计在道格工程师等人遇难后的一分钟,首批警卫人员……值班队长和三名警卫员,便到了现场。两名久经训练的警卫人员,一看到现场的情形,就昏了过去。即使是警卫队长,事后也要服食镇静剂,才能维持正常。
警卫队长当时就作出了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立即封锁现场,不让任何人进入。
清理惨案现场的工作,就由他们四人进行,也就是说,除了他们四人之外,只有蔡根富,看到过现场的情形。警卫队长的这个决定,经过矿务局、内政部和警察总监的批准,因为现场的情形,实在太恐怖了,绝对不适宜任何人看到,看到的人,一定毕生难忘,会在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影响其日后的生活。他们四个人,不幸已经看到了现场的情形,所以就由他们四个人负责到底。
警卫队长的决定极其勇敢和负责,在案子发生后的一个星期,三个警卫员都不可遏制地酗酒,以致要被送入精神病中心治疗。队长本身,由于接连几天的不能进入睡眠状态,精神变得极度颓唐。
当本刊记者访问队长时,队长神情憔悴,双眼布满红丝,正接受医生的治疗。
本刊记者请他叙述现场的情形,被在场的医生所制止。但是,蔡根富要受审,在法庭上,队长一定要出庭供述他所看到的情形。可是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本案开审之际,法庭批准了警卫队长和那三位队员不出庭的要求。法庭并且宣布,他们的供词不重要。蔡根富杀人证据确凿,而且不进行自辩。所以,罪名毫无疑问成立。
本刊记者千方百计,想和队长以及那三位队员接触,但内政部和军方,都已将他们送到了所谓“安全地点”,不准任何人再与他们接触。
整件惨案的经过,神秘莫测,疑点重重。为甚么一个一直正常的人,忽然之间,成了凶手?为甚么蔡根富只是请道格工程师去,而道格工程师一说之下,会有那么多人跟着去……在职务上,他们是完全不必要到一四四小组的矿坑去,当然是由于道格工程师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那么,道格工程师又讲了些甚么?
一切问题,本来只要问蔡根富就可以解决,可是他偏偏不开口,一个字也不说,案发之后,他没有说过一句话!
蔡根富的不发一言,使得最精明的审问人员也束手无策。司法部一位杰出的官员——奥干古达先生,曾经在监狱中和蔡根富同处七日,希望可以听到他讲点甚么和案情有关的,可是也失败了。
奥干古达只听到蔡根富用简单的音节,喃喃自语着同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总控制室的工作人员听到过他和沉重的喘息声所一起发出来的。语言专家经过再三研究,无法明白他这句话的意义。
这件案子,轰动全国,蔡根富被定了罪、被判死刑之后,忽然写了一封短信,交给了监狱官员,信用中文写,经过专家翻译,信的内容,是声称他自己没有罪。信将会由司法部寄给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叔叔。
蔡根富自称清白,这使整件案子更增神秘色彩,高层人员可能知道若干秘密,例如现场的情形究竟如何之类,但肯定不会公布,普通人可能永远不能明白真相。而且,内政部曾劝谕所有报章,不要过分渲染其事,本刊的这篇报导,有违内政部的谕示,我们希望,它不但能和外国读者见面,也能和本国的读者见面,任何人,都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
在我翻译完了这篇报导之后,我对这篇报导已经看了十七小遍。我注意到,这篇报导的执笔人,用的字眼,都十分小心,尽可能做到客观,几乎没有一点主观的意见、没有主观的想像和像是创作小说的描述。
这是一篇极好的报导,使得读到这篇报导的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我也留意到报导的执笔人是比拉尔……那是一位法国籍的记者。这位比拉尔先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日后我和他接触多了,才知道他的学问广博,处事客观,是一个典型的君子。
当我研读完了这篇报导之后,我心中的疑问更多,主要的疑问,和报导最后一段所提出的问题相同:为甚么在一切全都正常的情形之下,一个生活正常、工作勤奋的人,会突然之间,凶性大发,杀了那么多人?又为甚么,在他被捕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我比写这篇报导的比拉尔更怀疑的是,因为我深知根富这一类人的性格。在比拉尔看来,根富是一个中国人,是神秘的东方人,多少带有一点高深莫测的意味。但是对我来说,我却知道,像根富这一类型的人,最安分守己,最战战兢兢,最不敢惹事生非。
一个这样的人,忽然之间成了大屠杀的凶手,要说这其中并没有甚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凶性大发”,那杀我头也不会相信!
然则,在三百七十公尺深的矿坑之中,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呢?是地底的空气,令人发狂?如果是这个原因,为甚么其他的人不发狂,只是蔡根富一个人发狂?这个假定,当然不成立。
我有一个印象,是从那篇报导中得来的,这个印象就是:在矿坑中,一定有一些不寻常的事发生过,而且,发生了不止一次。因为在道格工程师一听到蔡根富在找他的时候,曾说了一句话,道:“这中国人又异想天开了。”他在“异想天开”之上,加了一个“又”字,可见得根富曾经将一件他所不了解的事,向道格工程师提起过,而道格工程师认为那是“异想天开”。
在凶案发生之前,根富那么紧急,要找道格工程师,一定是这件他不了解、被道格工程师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又发生了!
那么,这件究竟是甚么事呢?如果不是其余那些工人听不懂法文的话,那么这件是甚么事,一定早已为人所知,因为道格工程师曾对其余的工程师和矿务局的官员说过,大家听了之后的反应,全是嘻嘻哈哈,这一番话,只有一个略懂法语的人,听懂了其中“眼睛”一词!
我觉得,事情既然是这样可疑,而蔡根富又被定了死刑,他不愿意对任何人说话,是不是愿意对一个儿时的游伴,说出其中的真相呢?
我非到那个国家去不可了!如果我不去的话,只坐在家里想,决计想不出所以然来。
当我决定了要动身之后,心境反倒平静了许多,我又试图在电话中和奥干古达先生接触,但是却找不到他,我只好拍了一封电报给他,说明我为了蔡根富的一案,就快动身前来。
等到我办好手续,上飞机的时候,又已过了两天。在这两天之中,我听得老蔡说了不知道多少遍:“还有十九天了”、“只有十八天了”。我只好安慰他说,不论情形多么坏,我一到,就找最好的律师,申请将刑期延迟,一定没有问题。
老蔡破例来送我上机,我保证一到就打电话回来。老蔡这才红着一双眼,放开了我的手。我心中不禁苦涩,我此去,能将蔡根富救出来的希望,微乎其微,如果我失败了,我真不能想像老蔡会伤心到甚么程度。而老蔡跟了我那么多年,他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实在不想他晚年有严重的打击。
要到那个国家去,需要转机,我是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的,在机场停留期间,我又打了一封电报给奥干古达,告诉他我确切到达的日期。
我并不是第一次出远门的人,也不一定要人接机。问题是在于这件事,愈快有眉目愈好,所以我希望一到,就能够和奥干古达见面。等我又上了飞机,经过了若干小时的飞行,飞机在目的地上空盘旋之际,我发现下面的城市,并不像想像中的那么落后。
从上空看下去,有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物,也有宽阔的马路。而当飞机降落之后,更是跑道宽直,机场设备良好。
我才下机,就有一个机场堡作人员向我走过来:“卫斯理先生?请跟我来,奥干古达先生在贵宾室等你!”
这位奥干古达先生竟然如此之负责,这倒很出于我意料之外,也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至少一开始,事情相当顺利。
我跟着那位机场堡作人员来到了贵宾室,看到了一个服饰极其整齐,身形比我还高半个头,一副精神奕奕,可以接受任何挑战模样,三十左右,头发蜷曲,肤色黑如焦炭的非洲男子。那非洲男子一见了我,就急步走了过来,双手用力握住了我的手,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