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波拿巴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以卓著的军事才能和狂热的政治野心，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并自行加冕称帝，亲率铁骑纵横驰骋四出征战，不仅使法国腐朽的波旁王朝土崩瓦解，也令欧洲大陆的封建政体望风披靡。
1815 年10 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大败后，根据巴黎和约被囚禁于英属圣赫勒拿岛。他的身体本来是很健康的，自从被囚禁以后，身体就越来越差，仅六年时间，就在“刀扎般的疼痛”之中去世了。拿破仑临终以前嘱咐部下，一定要解剖他的尸体，查出他致死的病因。
尸检由英、法两国的医生共同进行。拿破仑的遗体安放在“长林”住所的弹子房内，医生们个个神色凛然，局促紧张。他们十分清楚，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尸检，他们做出的结论，将远远超出医学的范畴，具有波及世界的影响，因而也直接关系他们自身的利害安危，不能不谨慎从事。
医生们的担忧绝不是多余的。拿破仑在流放圣赫勒拿岛之初，就写信向英当局提出抗议，抱怨“长林”是岛上最荒芜的地方，经常雨水泛滥或大雾弥漫。他还受到英国军官的虐待。而英国当局则声言这不是事实，说“长林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岛上最赏心悦目的地方”。后来，当拿破仑结实的身体一天天浮肿虚弱的时候，法国流放者与英国当局的争执更趋激烈。流放者指控英国政府蓄意让拿破仑困死孤岛。圣赫勒拿岛的英国总督竭力辩解，为了推卸有损名誉的责任，竟把诊断拿破仑患肝炎的一名英国医生送上了军事法庭。
按照拿破仑生前的要求，尸检由他的同乡安通马尔基医生主持。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折腾，八位医生小心翼翼地呈交了四份尸检报告，这些报告都没有明确的诊断结论，意见也有分歧，但是他们对拿破仑的胃出现溃烂这一点却都是肯定的，认为像是胃癌的症状。
英国总督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了结，法国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的皇帝是病死的。
当法国流放者离开圣赫勒拿岛，在开赴英格兰的船上，帝国的将军蒙托隆和贝特朗拿出了拿破仑的遗书。这两位将军都是拿破仑的亲信，在艰难的流放岁月中，他们朝夕陪伴着皇帝，可谓尽职尽守，忠诚不渝。而贵族出身的蒙托隆将军表现得更为忠心，深受皇帝的赏识。拿破仑在遗书中否认他是死于疾病，认定是英国政府及其雇用的人谋害了自己。
之后的一百三十年中，各持己见的人们围绕拿破仑的死因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讨论，但却毫无结果，没有令人折服的结论。
1955 年秋天，瑞典哥德堡市郊有个叫斯坦·福舒特的牙科医生悄悄地加入了这场论战的行列。这人五十来岁，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颊，神情古板执拗。当牙科医生是他的职业，他的真正爱好却是生物学和药理学，更爱阅读有关拿破仑的文献专著，他崇拜拿破仑，也喜欢研究他的生平。
这天，福舒特吃过晚餐，拿起一本当年拿破仑的内侍长路易·马尔尚的《回忆录》开始阅读。读着读着，他眼前仿佛看见了拿破仑患病时的情景：面色蜡黄、两颊膨胀，脚踝关节浮肿得肉往下垂..动作艰难迟缓，以致于他想站起来时都不得不一手撑桌面，一手扶着内侍的肩膀..剽悍英俊的身躯变得像头笨熊。看到这里，福舒特放下书，默默地思索起来；他知道，胃癌患者到晚期，无一例外是骨瘦如柴。拿破仑却是浑身浮肿，可见他绝不是死于胃癌！但福舒特感到费解的是，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中却无人提及，这，难道是人们的疏忽大意吗？夜里，福舒特失眠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思考，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出现了：他决心搞清拿破仑真正的死因。
从文献中看得出，拿破仑初到圣赫勒拿岛时，身体是相当健康的，虽然情绪忧愁，精力却很充沛。他每天坚持学习英语，并想方设法与法国取得联系，梦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最初，跟随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的有四位帝国侍臣，但这四个人为了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忠诚而闹起了内部纠纷。不久，最为得宠的拉斯卡斯将军被英国人遣送回国；另外一个曾经舍生忘死保卫拿破仑的古尔戈将军也因在争宠中失利而不得不挥泪离开圣赫勒拿岛。这样一来，拿破仑身边的高级侍臣就只剩下贝特朗和蒙托隆两位将军。这两位都是贵族出身，他们甘愿舍弃巴黎的豪华生活来大西洋中的孤岛上侍奉落难的君主，也是很不容易的，拿破仑格外垂青于这两位。然而，他们俩之间仍继续着争夺皇帝恩宠的较量。后来，贝特朗败下阵来，没有随拿破仑从“荆园”
别墅迁往“长林”，而是与他的夫人范妮居住在一英里外的“哈茨门”别墅。
这时，皇帝身边的高级侍臣就只有蒙托隆和他年轻漂亮的夫人阿尔宾了。蒙托隆独揽了皇室内务大权，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夫人当拿破仑的情妇，为皇上排遣寂寞。
圣赫勒拿岛的囚禁生活和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造成拿破仑极大的精神重负，无疑对他的身心大为不利，但仅仅是这些还不足以威胁他的生命。根据资料表明，1819 年下半年至1820 年下半年。他的身体是健康的，经常身着单衣，戴阔边帽，在“长林”的庭院里散步；有时心血来潮，敲铃集合所有的随员排列成队。他站在队列前面，神采飞扬地用手比划，教导随员们如何以连续齐射的火力，把敌方的骑兵打垮..这些活动，对他的身体是有益的，也证明他这一时期确实还健康。然而，自1820 年下半年起，拿破仑就开始日渐虚弱，“常常筋痛，脚站不起来；牙齿松动，不能嚼东西，一碰就出血”。医生认为是恶劣气候引起的不适。拿破仑却忧心忡忡，想起古尔戈将军曾经提到过的“酒中毒”。早在两年前，有一次拿破仑赏赐给古尔戈一瓶康斯坦茨酒，这是一种出产于南非的高贵名酒，拿破仑每餐必饮两杯。岂料将军喝了酒以后，肚子非常难受。为此，他提醒拿破仑当心酒中毒。拿破仑当时并没在意。可是，不久之后，又有一个叫西比亚尼的仆人在用晚餐的时候忽然倒地，痛得直滚，不到两天就死了。这种种迹象表明，拿破仑的死可能与酒或食物有关。
牙科医生福舒特运用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他设想，假如拿破仑真是因饮酒而中毒，也不会是因酒精中毒。拿破仑饮酒并非没有节制。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酒里被人投入了毒药。按照他临死前的症状，福舒特再三思量，得出一个初步的论断：酒里可能含有三氧化二砷——即人们常说的砒霜！
福舒特看过一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816 年7 月11 日，拿破仑与古尔戈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蒙托隆夫人阿尔宾。当他们走进卧室的时候，看见这位高贵可爱的夫人正在专心地阅读一本小说。小说写的是1676 年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有一个叫马奎斯的贵妇人用砒霜毒死她的丈夫和弟弟的故事。由于马奎斯的精心策划，她的罪行不露痕迹，连法医也难查出原因。但她的罪行终于败露，被判死刑。临刑之前，她交待了用微量砒霜长期让被害者服用的罪恶行径。作品描绘了被害者中毒的症状：胸痛、呕吐、腿软、浮肿、虚脱..这与拿破仑的症状何其相似！
自从福舒特认定拿破仑是死于砒霜中毒以后，他对此研究更是如痴如醉，到了无以复加的忘我境地。为了寻求有说服力的论据，他不惜勒紧腰带省下钱搜集更多的关于拿破仑的资料，用一切空余时间研究他所定名的“拿破仑案件”。整整四年过去了，福舒特的研究日见成效，他写出不少关于拿破仑的通俗传记作品，发表了一篇篇学究式的论文，再三阐述他对拿破仑死因的最新见解，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是，习惯和偏见使人们对无名之辈的声音充耳不闻，直至1959年秋天，国内外报刊所有关于拿破仑死因之争的论著还没有一篇稍稍提到福舒特的观点，人们仿佛根本没有看过他的文章，不知道他的存在。这真叫福舒特伤心不已。
福舒特恼怒之余，又冷静地思索，意识到要冲破历史形成的偏见和习惯，在论战中独树一帜，光靠纸上谈兵是不行的，必须拿出震撼人心的铁证。而要拿出铁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检尸。这可能吗？
拿破仑的尸体早在1840年即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葬于巴黎残老军人院；墓上覆盖着重达三十五吨的大理石，铁铸铜浇般地严密封盖。一个普通的瑞典牙医要想查验法国人视若圣贤的民族英雄是否死于砒霜中毒，这岂非白日做梦？想到这里，连福舒特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
凭福舒特的医学知识，他知道虽然不能复验拿破仑的遗骸，却可以通过化验死者的头发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在拿破仑所处的时代，头发是伟人死后常见的遗物。毫无疑问，当年伴随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的大臣内侍，怀着对皇帝的耿耿忠心，一定也会剃下拿破仑的头发，当作稀世之宝珍存，代代相传。福舒特相信，这些大臣内侍的后裔至今还有人珍藏着拿破仑的遗发，他可以不惜代价地求取。不过，照当时的技术，作一次化验需要五克头发，也就是说约需五千根拿破仑的头发，这样看来，其难度似乎又不亚于揭开拿破仑的墓盖。但是，福舒特并不灰心，为了找到铁证，以证实自己的论断，他不惜倾家荡产，即使跑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拿破仑的头发。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福舒特到哥德堡市图书馆翻阅新出版的科技杂志，在一本《分析化学》中，突然看见一篇介绍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汉密尔顿·史密斯教授检验毛发的文章。按这位教授的方法，仅需一根毛发即可达到预期的检验目的，这是毛发检验史上新的突破。这消息使得正一筹莫展的福舒特大力振奋，欣喜若狂。
福舒特迫不及待地给拿破仑的后嗣某王子写了一封长信，恳切地要求恩赐一根“先帝”的头发。不久，王子复函约福舒特面谈。1960年5月，福舒特偕同他的妻子从瑞典来到巴黎。一下火车，他就打电话与王子联系，可是王子已经改变了主意，避而不接电话，他不想跟一个出身微贱的牙科医生交往。这样一来，福舒特就很狼狈，进退维谷，踯躅街头。无可奈何之中，只好转求“拿破仑专家协会”的会长亨利·拉素克。拉素克曾是巴黎残老军人院军事博物馆的董事，也是路易·马尔尚所著《回忆录》的编辑之一。他在自己的寓所里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瑞典的客人。福舒特开门见山他说明了来意。会长也很干脆地告诉他：“我的博物馆里有他的遗发”。
会长把福舒特引进了他的私人博物馆，从琳琅满目的陈列品中，拿起一只制作精细的小木盒，盒盖上有一行已经褪色的字迹：“先帝圣发，马尔尚珍藏。”显然，这就是拿破仑的内侍长马尔尚的盒子。马尔尚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只盒子：当年，在拿破仑停止呼吸以后，他的头发被剃下来，由近臣内侍们分别保管。马尔尚也分得一份，他把皇帝的遗发珍藏在这个小木盒里，作为永久的纪念。至于这个木盒怎样到了拉素克的手里，时经139年，恐怕是一言难尽。
盛情的主人打开木盒盖子，取出里面的锦包，一层层揭开，露出一绺柔软微红的头发。他慷慨地对瑞典牙医说：“你需要多少，自己取吧！”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福舒特喜出望外．激动得双手直颤，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根头发，放入白色的塑料袋里。
“您别客气，多取几根吧！”拉素克会长恳切地说。
福舒特表示感谢，他说：“这是千金难得的珍宝，有一根够了！”
福舒特带着一根拿破仑的遗发，回到瑞典，立刻用电话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联系，要求协助检验遗发。史密斯不等福舒特讲明情由，便一口答应了。于是，福舒特把拿破仑的遗发用挂号寄往苏格兰。
1960年7月，他收到史密斯教授的回信：“根据我的新方法检验分析，该样品含砒霜10．38微克。它说明所检验的对象曾服用过大量的砒霜..”
福舒特知道，人的头发正常含砒霜量大约是百万分之零点八微克；而拿破仑死时头发的含砒霜量竟是正常人的十三倍。经过史密斯教授的化验，福舒特的论断得到证实。对于一个热切追求科学真谛的人，还有什么比肯定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值得高兴的呢？
但是，福舒特并未让喜悦冲昏头脑，他清楚地看见，距离胜利的终点还有漫长崎岖的征程。他仿佛听见四面八方的质问：这仅仅是一件样品的试验，也许，这头发已经是受了外界的污染；或者根本不是拿破仑的头发，谁能证明这一点呢？他知道，要证明拿破仑确实死于砒霜中毒，必须得到更多的遗发，作更多的化验。为了求得帮助，他决定先找史密斯谈谈。
1960年8月，福舒特乘客机飞到英格兰的格拉斯哥市。在史密斯的实验室里，他聆听教授讲述最新的毛发检验方法，他的感觉是，检验结果无可指责，但是，仅有的一根毛发已经毁掉，在没有得到第二根遗发之前，是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化验了。
史密斯教授问：“福舒特先生，你能否告诉我，谁是这根头发的主人？”
时至此刻，福舒待才告诉他：“这根头发，是拿破仑·波拿巴的。”
刹时间，史密斯教授的脸变得苍白，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这位有名的英国教授想到拿破仑的死因可能归咎于他的祖国，而自己正是站在审判台前的证人，内心惶惶不安了。
“教授，请您放心，”福舒特宽慰他，“我有十足的凭证，证明贵国政府与拿破仑之死无关。”
不料，史密斯教授却勃然而起，满脸怒气地说：“我不管这些，我是一个苏格兰人！”
或许他们都意识到自己过于敏感了，稍停一会，忽而纵情大笑起来..过了一段时间，福舒特再次向巴黎的拉素克会长求得几根拿破仑的遗发。但就在史密斯教授正要继续进行化验时，拉素克会长又急如星火地将遗发索回。法国政府担心类似的化验会被认为是对英国当局的怀疑和谴责，引起不必要的国际争端。
化验不得不暂时中断。可是，格拉斯哥的会晤，使福舒特和史密斯教授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决心携手合作，要千方百计地把化验进行到底。
福舒特与史密斯和瑞典病毒学家安德斯·沃森合作写了一篇题名为《拿破仑之被害》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对拿破仑遗发单项化验的情况，发表于1961 年10 月14 日英国的《自然》杂志。这篇论文激起了许多拿破仑研究专家的强烈斥责，认为纯属“无稽之谈”。但是，时隔不久，福舒特接到一个叫克利福德·格雷的瑞士纺织品制造商打来的电话，说他有五十根拿破仑的头发，是拿破仑的内侍让·阿布哈姆·诺韦拉兹在皇帝逝世的当天剃下来的。格雷为自己能助福舒特一臂之力高兴，并说要亲自把头发送到格拉斯哥，供史密斯化验。
就在史密斯专心地进行化验的同时，福舒特根据安通马尔基医生、马尔尚和另一个内侍的记录，把拿破仑生命最后七个月的病况逐日排列成表，这张表足有好几尺长。从表上的情况看，拿破仑的病情呈起伏状，每次刚好一点的时候就又突然恶化，这说明他在七个月中曾六次服用砒霜。
而史密斯用那五十根头发中两根较长的进行化验的结果也表明其中砒霜含量呈起伏状，正好与福舒特所列的病情表相符。这就证明，拿破仑死于砒霜中毒是确定无疑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早在1840 年春天，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迫于波拿马分子的压力，决定把拿破仑的遗体迁回巴黎。当人们启开墓穴，打开棺盖之后，却惊异地发现，在地下沉睡了十九年的拿破仑遗体竟然完好无损，仿佛刚刚睡着似的。如何解释这一奇怪现象？一直没有答案。此刻，福舒特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他认为，这正是由于砒霜的作用，砒霜毒害了拿破仑的生命，却又反过来保护遗体不受腐蚀。许多博物馆保藏和制作标本不正是用砒霜作抗腐剂的吗？用砒霜杀人，是拿破仑那个时代最常见的杀人方法。可是，人们又不禁要问：为什么以前就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呢？福舒特认为，这是由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当时人们很少知道慢性砒霜中毒的症状，只是到1930 年以后，医学界才认识到这一切。其次是，在汉密尔顿·史密斯教授发明和运用毛发分析技术以前，是不可能取得拿破仑被毒杀的证据的；而且，那些详细记载拿破仑临终岁月的回忆录，如贝特朗和路易·马尔尚的回忆录都是过了很久之后，甚至到本世纪中才得以出版，所以也就没有人想到可能是因为砒霜中毒。
不久，福舒特又收到澳大利亚女作家梅布尔·布鲁克斯寄来的信和一绺拿破仑的头发。这位女作家是贝特西·巴尔科姆的侄孙女儿。她在信中说明，这些遗发是贝特西于1818 年3 月16 日去“长林”告别时，拿破仑亲自送给他的。经过化验证明：女作家寄来的头发砒霜含量在百万分之六点七微克到二点六微克之间。这，不仅进一步证明拿破仑确实死于蓄意谋杀，也免除了在1818 年3 月以后去圣赫勒拿岛上的人谋害拿破仑的可能性，其中特别是排除了安通马尔基。这位拿破仑的私人医生是1819 年到圣赫勒拿岛的，时间证明他不能是谋害拿破仑的凶手。
那么，谁是凶手呢？
现在可以根据回忆录来推断了：福舒特认为，首先，不住在“长林”别墅的人不可能是凶手。因为，如果是他们投毒，那么毒死的就决不止是拿破仑，他身边的人都可能中毒。由此就排除了英国人和贝特朗是凶手的可能。
另外，根据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五年半的岁月里。一直处于砒霜中毒的状态，这就可以免除那些不是自始至垂居住“长林”的人投毒的可能性，这些入是先后离去的拉斯卡斯、古尔戈、奥马拉、阿尔宾、西比尼亚和安通马尔基医生。
最后剩下只有两个人——内侍长马尔尚和蒙托隆将军，这两位也是拿破仑最忠实的追随者。真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使用砒霜杀人，一般都是将毒药拌在食物和酒中，这二位都是直接照料拿破仑生活的，完全有机会投毒。福舒特认真地查了这两个人的背景：马尔尚整个成长阶段都一直侍奉拿破仑。他的母亲很早就是宫廷的侍女，在拿破仑第一次流放期间，她还去维也纳照料皇太子。不管是马尔尚还是他的家庭与波旁王朝都毫无关系。而且，就他在《回忆录》一书中那样详细地描述拿破仑的病情症状这点来看，也基本可以排除他是凶手的可能。理由是，假如他是投毒者，一定会意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最终的败露。他决不会这么傻。
如此看来，唯一的怀疑对象就是蒙托隆了。这位将军出生于旧贵族，从没有打过仗。拿破仑为此曾拒绝提拔他，并对他和阿尔宾的婚事进行过阻挠，但未成功，便借故把他开除。当拿破仑退位流放厄尔巴岛时，蒙托隆投靠了波旁王朝。通过他继父在朝廷竭力疏通，他几乎被任命为波旁王朝的将军。
但是，未等他上任，就被指控盗窃军饷六万法郎，罪行非常严重。可是蒙托隆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滑铁卢战役后，他又以宫廷侍卫官的身份，第二次出现在拿破仑的随行人员当中。为什么这个贪图安逸的年轻贵族会突然投奔败北的拿破仑，甘愿尝受流放的艰苦生活呢？
福舒恃想起那些回忆录中提到蒙托隆的某些令人费解的行径，他对自己的夫人阿尔宾和拿破仑明来暗去毫不介意；甚至当古尔戈以此嘲笑他时，他也装聋作哑，置若罔闻。作为帝国的将军，蒙托隆为何如此忍辱含垢？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蒙托隆是被波旁王朝指派来暗杀拿破仑的。
从蒙托隆所处的地位来看，他是“长林”的管家，掌管贮藏拿破仑专用“御酒”的房间钥匙，完全有机会在酒中投入适量的砒霜。每投一次毒，就可以保证拿破仑中毒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且还可以保证药的均衡剂量，使之缓慢中毒而死亡。
毫无疑问，毒害拿破仑的凶手就是这个两面三刀的蒙托隆。
蒙托隆1821 年回归法国，投靠了波旁王朝；但不久又反叛，摇身一变又当了拿破仑三世的将军。由于率军进击失利，全军覆没，他被俘，判刑二十年，终于饱尝铁窗的滋味。也算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孙石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