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我的书和文章，我还想说说我的演讲和授课情况。我非常享受演讲时的状态，而准备演讲的过程却不是那么愉快。一次我受学术委员会邀请在维也纳大学600周年校庆上发表演讲，为此我的前期准备资料涂写了足有150页纸，这样上台演讲时才能不照着稿子念——多年来，我始终坚持脱稿演说。
后来迫于形势，我不得不用英文进行演讲，上帝才知道我的英语说对了没有！
我和艾丽都以为，在美洲只要我们说德语，别人就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有一次我俩在蒙特利尔的一家自助餐馆吃饭，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位客人看上去具有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特征——他擦了无数遍桌子，清洗了无数次自己的餐具，整个吃饭过程一直如此，每隔几分钟就要来一次。于是我用德语对艾丽说：“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非常有代表性，应该属于很严重的细菌恐惧症……”天知道我是不是把心里所想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没能一下子找到我的外套，这时，刚才那位加拿大客人用标准的德语问我们：“您二位是在找什么东西吗？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毫无疑问，他肯定是听到我刚才对他做的心理诊断了……
在国外的旅行中当然也会遇到不少滑稽事儿。记得5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亚碰见一个年轻人，聊天时他问我从哪儿来，我回答：“从维也纳。”为谨慎起见，我接着问他知不知道维也纳在哪儿。“不知道。”他老老实实答道。为了不让他的无知毁掉他的自信，我决定为他扫盲：“不过你一定听说过维也纳华尔兹吧？”“听说过，可是我没学过跳舞。”我仍不气馁：“那么，维也纳炸牛排你肯定听说过的吧？”“我肯定听过这个名字，不过我还没学会这种舞怎么跳呢。”
至今我已被200多所欧洲以外的大学邀请去做演讲，足迹遍布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其中美洲就去了100多次。我还做过4次环球巡讲，每一次为期两周；由于我是自西向东飞，受区时的影响，一次巡讲下来还能多赚一天呢，这么一来，在14个晚上我总共做了15场演讲——头一天晚上我在东京演讲，第二天直接飞去檀香山，当天晚上在那里的演讲跟前一天在东京的演讲日期是一样的，要知道两地之间可还隔着一个太平洋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遗孀看过我的书，并由此结识了我，对我尊敬有加。她派自己的家庭医生携妻子专程来维也纳，邀请我和艾丽去她离华盛顿不远的葛底斯堡镇上的庄园做客。
“上帝啊！”她问自己的家庭医生，“我应该和弗兰克尔说些什么呢？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您什么都不需要准备。”大家都这么跟她保证。
可她还是坚持让庄园里的警卫员找出她上一次访问维也纳时的影像资料放给她看，边看边一一记下“观景台”、“摩天轮”、“施特费尔”等诸如此类的关键词汇，不过就像大家跟她说的那样，后来见面的时候这些词没有派上用场。甫一见面，她就让我们称呼她玛米（昵称）。令我们感动的是，她不仅带我们参观了不同国家的元首送给他们总统夫妇的礼物，还特地给我们看了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给她的订婚礼物，当时他还是一名军校生呢，虽然当时这份礼物也就几美元，现在却是价值不菲了。总而言之，这位前第一夫人是我遇见的最有教养也最为质朴真诚的谈话对象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象过有人会像她这般亲切自然。
外出演讲不仅让我能够近距离感受不同的城市，也使我有机会结识更多的人。有一年青年总裁组织（Young Presidents Organisation）租下了罗马的希尔顿酒店，在里面组织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课程，其间邀请到的3名重量级演讲嘉宾是：宇航员瓦尔特·席拉，奥匈帝国末代皇帝之子奥托·哈布斯堡，以及神经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
典型的美国人总是习惯用支付的出场费多少来衡量一位演讲者的地位——如今我的出场费最多可以拿到一万美金。我说这个，是想解释一下我的金钱观。对于金钱本身我并无多大兴趣，我们要有钱，但是有钱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尽情做自己想做的而无须顾及钱的问题。
不过我小的时候并不这么想。那时候，只要我妹妹施特拉从埃尔温叔叔手中拿到一枚10赫拉的硬币，我就骗她说，她的扁桃体肿大，我得做手术帮她摘除。于是我把一个小小的红球藏在一只手中，另一只手拿一把剪刀伸进她喉咙里，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过后，我把藏在手中的红球拿给她看，告诉她这是她的扁桃体，并跟她要10赫拉的手术费，这样我就把钱拿到手了。
人们都说，时间就是金钱；在我眼中，时间远比金钱宝贵得多。有一回康奈尔大学的校长承诺给我9000美金的报酬，请我在他的校园里露上一面，被我拒绝了。他问：“是我给的钱太少了吗？”“不，”我回答，“但是如果您问我，我想用这9000美金买些什么，我会回答：买我工作的时间。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来进行我的工作，我是不会以9000美金的价钱把它们卖给您的。”
现在，如果我认为一个演讲确实很有意义，在必要的时候我可能会不收一分报酬，甚至连之前讲好的报酬也不要了。就像有一次我要去为渥太华的学生演讲，却因经费问题邀请方被迫在最后一刻取消该活动，于是我便决定自费前往。
我演讲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的，有一回我要在维也纳大学发表一次面向公众的公开演讲，所有人都可以来听。当我来到教室门前，发现大家蜂拥而出，来听演讲的人太多，要转移到大一点儿的教室去。我随着人群过去，却发现这间教室还是不够大，于是我们所有人又转移到一个大礼堂里，这下大家终于都有座位了。而早在1947年我就受某个文化机构的邀请，在维也纳音乐厅（Wiener Konzerthaus）连做了两场同样的演讲——大家口口相传，宣传效果很好，一下子来了许多听众。
在北美，《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极负盛名，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其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图书之一”，足以说明其地位。当然，它的名声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限制。有一次，我接到联邦总理府的通知，美国著名摄影大师欧文·佩恩（Irving Penn）要来奥地利拍摄一组专题，其中需要对卡拉扬、沃特鲁巴和弗兰克尔三人进行拍摄，看来奥地利人里大家只对这三个有兴趣。佩恩先生乘飞机来到维也纳，和一名助手一起出现在我家门口，对着我的家咔嚓咔嚓按了400多下快门，很满意地离开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又去了几趟美国，拿到了那一期杂志——这上面根本没有关于维也纳的照片。看到最后，终于发现一些拍摄利比扎马、德梅尔（Demel）咖啡馆的蛋糕之类的大幅照片，可是没有卡拉扬，没有沃特鲁巴，也没有弗兰克尔，看来我们的魅力远远赶不上萨赫蛋糕啊。
在我们欧洲人看来，拉丁美洲人民的热情程度简直不可思议。一次我和妻子去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港，飞机降落后，机上的其他乘客不允许离开机舱。当时我和艾丽已经走下舷梯了，却没法继续走出机场——整个机场被警察封锁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待在原地等了很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时电视台正一遍遍地在飞机上寻找两个叫弗兰克尔的乘客，要带这两人参加专门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全程跟踪拍摄，却找不到人——
那时我和妻子已经下飞机了，看来我们俩长得不太像什么著名人士。
还有一次，在另外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该国的第一夫人一天连续听了我整个三场演讲——每场演讲有两个小时。而她的丈夫，也就是总统先生邀请我共进早餐，席间与我谈论他的国家的文化情况——总统夫妇二人都读过我的书。在欧洲我不会跟别人讲这些事，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不过把这些事写下来，还是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除了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职位之外， 1961年在哈佛大学、 1966年在南卫理公会大学、 1972年在迪尤肯大学还担任过客座教授。 1970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的美国国际大学还专门为我设立了第一个意义治疗方向的教授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