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如果要作为中国的楷模，就必须继续朝向全面民主前进。蒋经国批准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台湾省党部十四个重要职务的人事异动。新人大部分年轻、温和，且是学界出身的改革派，本省籍、外省籍都有。省党部主委宋时选（蒋经国的表亲）指派许多具有大学学位的年轻台籍干部出任地方县市党部主委。到了1984年，县市党部主委有半数是年轻的台籍干部。
1979年3月10日，照中国旧历算法，是蒋经国七十大寿。依照传统习俗，这是一个重要日子，应该盛大庆祝。可是，经国拒绝亲友给他办寿宴的好意，特别选生日这一天坐船到马祖，与驻军共进早餐，晚餐则与军官们共食，吃了一碗面。4月，他主持耗资七千万美元兴建的中正纪念堂启用典礼。中正纪念堂占地二十五公顷，宏伟的大门顶上镶刻着“大中至正”四个字。蒋经国深信，台湾已经平安度过与美国“断交”的震撼，而且更坚强，一如他所料。
关键就是展示实力与决心，同时展现他有心带领台湾走向自由化与法治化。但是他也发现，政治上放宽松，无可避免就导致更强的自由派（本省人）压力，以及保守派（旧日国民党的外省人）的反压力。 [1]
外省人似乎比本省人更加不安。1979年，国民党内分裂情势是播迁来台之后最公开的一段时间。5月底，一群上年岁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要求终止岛内所谓的“思想污染”，警告说反对派人士已经给台湾的“共产化”开门。右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有理由担心蒋经国和改革派逐步朝向“有管制的自由化”走。一个以改革派为主的领导阶层主张立宪民主，又怎么能够继续限制反对运动，不让他们有权组织反对党？保守派人士的研判也没错，他们认为党外反对派势力日盛，在美国得到的支持呼声也日增，不会满意半调子的改革。借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来说，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不过，当局与本省人反对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反映出儒家处理危险、竞争情势的作风——双方都避免全面对抗，领导人威权自重，却有心改革，反对派亦温和而不激烈。
有一场不寻常的庆生会就是一个例子。1979年1月，当年在中坜事件中当选桃园县长的党外人士许信良等知名异议人士未经许可，在桃园与高雄县桥头乡及凤山市集会游行。（译按：高雄县黑派掌门人余登发涉及“吴春发匪谍案”被抓是台湾民主运动一个重要转折。本书作者没有交代此事，却直接跳到党外人士抗议余被捕而游行，是比较突兀。） 次日，“台湾省主席”林洋港或许希望吸引蒋经国青睐，迅速对许信良行为展开调查，威胁要把他停职。党外领袖为示支持，5月26日借替许信良庆生祝寿为名义在中坜办活动。“警备总部”发函给康宁祥等每一个参与筹办的政治人物，警告说：“倘若发生影响到社会秩序的任何不幸事件，一切后果都由阁下及其他主办人负责。”蒋经国在事件前就接到报告，他的指示是：只要守秩序，照规矩来，警方不应干预。
庆生会当天，中坜仿佛举行庆典朝拜，热闹缤纷。数千人（其中也有几位美国观察家）在广场游荡，翻读一些禁书，观看民主墙上张贴的彩色海报。许多便衣及穿制服的警员在旁监视，但没有行动。下午5点，三五百名党外人士到一家餐厅吃便当，喝饮料。两小时后，大约两万人聚集到广场上听演讲。许信良在会中还讪笑“监察院”正在审查弹劾他的案子。他说，这次庆生会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未经核准的和平政治集会”。
王昇等强硬派对于当局在中坜庆生会中显示的宽容态度相当不安。改革派（主要在“行政院新闻局”及党部）和强硬派（主要在情治机关、“中央委员会”和“立法院”、“国民大会”）之间的角力加剧。甚至“中常会”的讨论也愈加激烈。居于少数的大保守派虽然没有直接攻击蒋经国，但越来越激昂，责备一些“叛国”现象势将伤害到国民党。蒋经国像往常一样揉手、静听，不说话。在“中常会”外，他放出的讯息是他“个人在推动对话政策”。 [2]
康宁祥申请发行新刊物《八十年代》，已经由蒋经国新近提携的宋楚瑜主持的“行政院新闻局”以及楚崧秋的“中央文化工作会”批准了申请案。《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有心把这份刊物办成温和反对派的论坛。江春男公开宣称，他要避免刺激的文字，走可被接受的批判言词路线。8月，“行政院新闻局”又批准另一位反对派“立法委员”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刊物《美丽岛》。《美丽岛》就和《八十年代》大异其趣，采取对抗性、法律边缘策略。党外路线在这个时候开始分歧，一派是康宁祥、江春男等属于主流、温和反对派，一派是新起、比较激进的人士，后来被称为“美丽岛”集团。
台湾街头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这些刊物虽然不逾越“煽动叛乱”的禁地——在台湾，采用亲共、支持“台独”或以“武力推翻政府”的文句就是逾限。但是，它们批评的内容尖锐，反映出原先不准的尺度已有放宽的迹象。蒋经国的改革派部属仍继续和知名的党外人士有个别、非正式的会谈。
同一时期，极右派杂志也出现在书报摊，大陆籍人士组成的“反共”激进团体也放言高论，例如“反共义士”、“铁血爱国会”等狂热的民族主义团体。另外，由大陆迁到台湾、原已奄奄一息的黑道帮会也开始死灰复燃。右派组织7月间召集一项会议，主张“消灭”“不忠贞爱国”的党外反对人士。军方报纸对右派团体给予正面报道。这一年夏天、秋天，据信是“反共义士”和“铁血爱国会”的右派分子捣毁《美丽岛》杂志在全台各地的办事处，以及黄信介的住家。
改革派的动力持续到秋天。在蒋经国的背书之下，国民党的温和派如宋楚瑜、陈履安和“文工会”主任楚崧秋等人，设法让“国家建设研究会”成立“政治外交小组”讨论这方面议题。蒋经国宣布，旨在招揽学人、华侨的“国建会”“绝不回避政治议题”。问题越尖锐、越敏感越好，“政府必须更果断、清晰地去处理”。岛内敏感的人士都晓得这是在讲民主改革。《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开始刊载文章，支持选举及其他改革。
本省籍的《美丽岛》集团声势大振，普受欢迎，杂志发行量在十万至三十万份之间。事实上这份杂志成为组党雏形，它有政党路线主张，它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又主办街头活动。《美丽岛》杂志以纪念世界人权日的名义，申请准予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夜间烛火游行。
“警备总部”以预计有三万人参加游行、会危及社会秩序为由，驳回申请。康宁祥反对进行非法集会，黄信介等人则决定照样办理，不理禁令。很显然，过去一年警方未能就集会游行及出版品管理办法严格执行，使得《美丽岛》这批人相信，蒋经国不能也不会利用武力遏制大众表达政治异议。
王昇和其他情治官员把迫在眉睫的危机向蒋经国提出报告。蒋经国重申他的指示：在民众骚乱时，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 派到现场的宪兵也不携带武器。12月10日上午，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一篇重要演讲。他昭告七百八十位党代表，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他提出创造理想、模范社会的愿景——大约类似四十年前他在赣南提到的愿景。
现在他把这个模范当作是未来改造中国的理想所系。蒋经国指出，对岸经济凋疲、社会紊乱，他相信中国大陆人民一定会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像台湾那样的‘国民经济’？”他宣称：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一定得顺应人民的期望改变”。他又重申“绝不与中共谈判、绝不妥协”的政策，坚定不移。然而，他的长篇演讲，主题是台湾的民主：
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
他又加上，国民党内有志改革之士（不分老少）都接受：“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当天下午6点钟，群众开始聚集在《美丽岛》杂志高雄办事处前。演讲者手持扩音器猛烈抨击政府，誓言一定坚持游行。大约此时，“南警部司令”（译按：常持琇） 在火车站与黄信介碰头。“常司令”告诉黄信介，可以准许群众在《美丽岛》杂志办事处前集会，但是不准游行。“常司令”也说，群众备有火炬、铁条和化学品。黄信介向他担保，主办单位会让集会和平进行。
到了夜里8点40分，演讲者已把数千名民众情绪煽动到高度兴奋状态。《美丽岛》杂志总经理施明德，爬上载着扩音器的卡车顶上，领导一群年轻人开始移动。旁观者参加进来，群众越聚越多。数百尺之外，奉令打不还手的宪兵，隔街站成一线。游行群众挤过这道防线，可是在集会地点的暴徒竟然攻击附近的安全部队和警察分局。暴乱持续到半夜，镇暴部队才动用催泪瓦斯，驱散民众。当天夜里，共有一百八十三名警员、九十二名示威群众受了伤。 [4]
反对派人士向“美国在台协会”官员证实，安全部队没有动武，试图以盾牌挡住攻击者。但是他们也指责，某些情治机关安排黑社会帮派渗透到集会里，挑拨暴力，制造可以压制反对人物的借口。 [5]
马纪壮1979年担任蒋经国的“总统府秘书长”，他在1995年8月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被问道：“国防部情报局”有没有介入其中？他答复：“没有证据显示究竟这么说是真、是假。”从负责岛内安全事务者的观点来看，类似“美丽岛”集团所鼓动、这么严重的岛内反对风潮可以被北京的统战运动所利用，必须尽可能加以压制。
如果情治机关涉入其中，可能还有另一种方式，即私下鼓励黑社会帮派或是“铁血爱国会”这类极右派团体渗透进群众之中，挑拨暴力行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并没有掌握内幕资讯，但是当时涉及台湾事务的重要官员，相信这种情况不无可能。 [6] 另一方面，外国观察家和许多照片、录影带证实，是反对派领导人把群众挑激到狂热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领导群众攻击宪兵。康宁祥认为“可能情治人员先有挑衅动作，但是反对派没有掌握好群众，以致群众照着煽动者的意思起了反应”。总而言之，另一场可能大流血的对抗过去了，成千暴民攻打警方，而警方遵奉蒋经国命令，绝大多数严重伤势落在政府人员方面。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与会人士对于高雄暴乱大为震撼。这些“忠党爱国”之士当然非常愤怒。蒋经国也慌了。就在他演讲社会需要和平、安宁的同一天就发生暴乱，仿佛嘲弄着他。高雄事件也震撼了改革派的核心，像是负责与“美丽岛”集团等反对派人士对话的关中，就浩叹由于党外领袖言行不一，双方不可能相互了解。幸好警方自制，加上暴力大部分是一面倒的情形，初期倒使政府方面普受同情。不仅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团体谴责暴徒，受尊敬的《自立晚报》与若干党外公职人员也责备暴徒。 [7] 李登辉代表台北市民，致赠新台币两百万元给负伤的宪警人员。
国民党因之反弹乃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中央委员选出王昇及若干高级军事将领进入“中常会”。许多位学者改革派被解职。可是，同时也有好几位蒋介石时代的大保守派被要求退休，台籍“中常委”由五人增加为九人，占整个“中常会”的三分之一。
蒋经国召集一个特别小组评估如何处理高雄事件。考虑几天之后，他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他决定大举镇压，一则是要在国民党内维持团结一致，也是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12月14日，情治机关一举抓了黄信介以降一百多个反对派带头人士。《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施明德逃逸，得到基督教长老教会高俊明牧师等人的掩护，潜匿一阵子。
12月间的事件却使人对王昇及军系势力上升产生疑虑。稍早，韩国总统朴正熙遭到军方情治部门阴谋刺杀，激起一阵猜疑，生怕事变在台湾重演。蒋经国在“十一届四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全力表明“政府”力守民主宪政的决心。他保证，（原本因美国“断交”而）中止的“国会选举”一定会恢复，而且明确摒除“军事统治”的可能性。
1979年里，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非官方关系”逐渐出现头绪。职业外交官葛乐士（Charles T. Cross）于6月间抵达台北，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美国在台协会”华府总部（事实上是位于波多马克河对岸弗吉尼亚州罗斯林市）第一任理事主席丁大卫（David Dean），曾在1960年代中期在台北“美国大使馆”担任“政治参事”，丁大卫与妻子玛丽成为蒋经国夫妇的好朋友。丁大卫9月间访问台北，蒋经国告诉丁，他要和美国改善关系，他引用一句中国谚语“打落牙齿和血吞”，表示台湾不能凭恃情绪和愤怒过日子。 [8] 就美方的观察，尽管发生高雄事件及后续种种发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创痛在台湾似乎已经利空出尽，台北表现“更有兴趣进行各种实务问题，俾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读到台湾发生暴动的报告，邓小平一定在心里忖想，蒋经国究竟怎么一回事，会允许这种暴力抗议发生。一年前，邓小平支持北京出现民主墙，现在他却努力要在后毛时期的中国，界定言论自由的尺度。1979年3月，他发表四大原则，阐明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行为，基本上就是重申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北京和台北一样，一方面希望有更开放的政治制度，一方面认定需要维持党的统治，两股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了领导阶层的动态关系。
1979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接受“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符合老百姓一般需求”这个概念。这项哲学基础的大转变不仅打开了走上竞争性消费社会的路，也冲走了政治上必要绝对控制的合理化基础。中国的自由派人士现在可以力主，如果要达成类似台湾消费社会的现代化，政治制度就得伴随着经济改革而更加开放。邓小平一系的自由派也跟蒋经国的左右一样，认为可以渐进方式达成更自由、活泼的政治制度，不会严重威胁到党的控制。
然而，1979年秋天，民主墙还是太辛辣、有威胁性；毫无疑问是在邓小平许可下，北京市定出明确规则，限定大字报何者、何地可以张贴。
1979年12月25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占领几个大城市，把原本由莫斯科捧上台的共产党籍总统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送上断头台，另立新领导人，并由苏军一肩挑起阿富汗境内“平乱剿匪”的责任。这一着棋使得苏联领导人陷入泥淖，最后对苏联国内政治趋势、知识界趋势产生重大冲击，因而影响到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政治。有位苏联外交官在北京对某位美国外交官员提到：“现在轮到我们了！”——指的是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教训，苏联在阿富汗重蹈覆辙。 [9] 另一个结果是，中国进而相信苏联正在从事包围中国的钳形布局。这一来，连带强化中美非正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因而使中国改革派力量加强。此后十年，国际事件，以及中国大陆、台湾与苏联三地的民主运动起起落落，都彼此交织，起了作用。
蒋经国年轻时工作认真，但还能和友人放轻松，喝酒、谈天、说笑。现在他已经高龄七十，有病，身体行动受到限制；体检透露他有前列腺癌。1月16日，他在荣民总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1月18日，当局公布他接受手术的新闻——这也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有史第一遭的新鲜作风！蒋经国很快就恢复工作，但是变得比较安静沉思，至于他内心的思考则跟往常一样，不太跟别人说。有一天，姜必宁陪他搭飞机到金门，途中他一言不发，也没有看公文或书报，他的视线投向窗外，沉思。
蒋经国很快就决定了处理高雄事件的策略：他要展现出强人领导者的形象，严惩有罪者，轻罚误入歧途者，同时向大众担保，他逐步开放政治制度的决心未变。2月1日，“警备总部”把五十名遭扣押者交保释放，四十一名交保候传，另六十一人是在押嫌犯。最后，三十二名被告送交普通法院，由检察官依殴打警员及一般刑事犯罪起诉；黄信介及施明德（潜逃一阵子也被捕）等为首八人则以叛乱罪起诉，送军事法庭审理。起诉书宣称，被告对罪行坦承无讳，军事检察官鉴于被告合作，知所悔改，将建议法庭从宽量刑。
国民党的学者改革派以及楚崧秋等温和派主张军事法庭公开审理高雄事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也力促台北当局让全世界及台湾人民看清当局对被告的指控。他声称，反对势力并没有那么强大，国民党反应过激，对本身反而不利。 [10] 台湾民众担心暴乱、不安定，一般都支持当局处理高雄事件的做法，但是对被告的同情已渐上升。 [11] 更重要的是，美国方面的媒体和人权团体把反对派领袖描绘成受害人，强调高雄事件是当局“先镇后暴”的传闻。最后，蒋经国裁定，军法审判过程公开，被告在庭上的声明也准许报纸报道发表。 [12]
2月28日，也就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纪念日，中午过后不久，凶手潜入高雄事件八大被告之一、省议员林义雄住宅，砍死他的高堂母亲和六岁双胞胎女儿之一，另一个女儿受重伤。但是凶手没有拿走值钱财物。蒋经国听到这件惨案，立刻准许林义雄交保，并悬赏重金给任何可以提供破案线索的人。警方亦展开大规模侦查。
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相信，是极右派团体或是外省籍帮派执行这项“杀鸡儆猴”行动。他们不认为蒋经国晓得此一阴谋，可是也怀疑他能够或有意愿侦破本案，揪出真凶。 [13] 有些美国官员猜疑幕后人物与“铁血爱国会”有关系。美方也听到一种谣传，指蒋经国的儿子孝武和林宅血案有关联。根据一个消息来源，孝武有一回和朋友开怀畅饮，对“铁血爱国会”成员提到：应该“给他们［林义雄家］一点教训”。林宅血案歹徒行凶手法残暴，骇人听闻，而警方迄今未能侦破，更进一步伤害国民党的形象，尤其在美国新闻界和人权团体心目中，国民党形象江河日下。 [14]
蒋经国接受官方调查报告的说法——凶手显然是与林义雄有个人冤仇或政治冤仇。可是，这一时期，他在岛内的情治安全单位，很可能得有刘少康办公室的许可，与有力量搞出凶杀案的黑社会帮派开始发展关系。根据竹联帮资深人员的说法，台湾情治单位在1980年与曾经坐牢服刑、出狱后已退出江湖的竹联帮前帮主陈启礼接触。台湾的岛内安全、警务在蒋经国、王昇紧抓之下，基本上，上海滩的帮会或黑道早先在台湾并不存在。据报道，国民党在香港与三合会等黑道仍有联系，可是黑道在台湾当局情报机关里并没有重大影响力或角色。 [15] 《龙之火》的作者卡普兰声称，由1949年以迄20世纪70年代结束，青帮或中国大陆其他著名三合会组织，都没能在台湾的黑道活动中建立据点。“直到80年代初，反对党开始构成重大威胁，黑社会才公开露面，不过大部分是从事政治游说，不是以黑道帮会面貌现身。” [16] “铁血爱国会”就是这样的团体。
竹联帮不是秘密黑道，而是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台湾街头帮派，成员大多是外省人。1980年，“国防部情报局”人员接触竹联帮“教父”陈启礼时告诉他，保卫台湾需要借重竹联帮的“爱国精神”。“情报局”人员说：“现在反对党越来越大胆，找一些本省人帮会支持，利用他们打击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和党籍候选人。当局需要竹联帮来反击。”据报道，某些高级情治官员反对吸收黑道，王昇也矢口否认知道有运用帮会搞秘密活动的决定。他坚称，如果真的有这种接触，一定是“国防部情报局”擅自做主，绝对没有得到上级核准。 [17]
但是，要说“国防部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片面做出决定，也实在说不过去。很有可能是王昇以刘少康办公室的名义批准此一决策。王昇等人可能说服他，偶尔会需要借用非官方或“民间”的秘密工具执行不合法或见不得人的行动，以保护台湾的安全利益。 [18]
高雄事件八名被告之军事审判，始于3月18日，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公开大审。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人权组织都派出观察员，美国及其他非官方关系之外交官、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申请旁听。起先，当局想限制分配给岛内媒体旁听的席次，后来决定取消。独立的新闻媒体每天以两三页全版报道，因此把反对派的政治观点呈现在八百万名读者眼前。被告在庭上陈述，他们一连多天被剥夺睡眠、不停地接受侦讯（新闻界称之为“疲劳轰炸”）之下，才招供认罪。审讯过程虽然对外公开，量刑定罪其实早有定论。4月18日，军事法庭裁定所有八名被告叛乱罪名成立。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19]
军事法庭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其余六名被告全部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译按：这六名被告是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吕秀莲、陈菊和林弘宣。） 罪名重，刑期尚称温和，美国舆论却大哗。6月间，军事法庭以窝藏施明德罪名，判处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等九人最高六年的徒刑，美国负面的舆论反应更加激烈。国民党原本在高雄事件上得到台湾民心支持，却一变而成为民主运动得胜。
长老会人员被捕判刑，让虔诚的教友、台北市长李登辉极感痛苦。当时，李登辉独子也因患癌症去世，李的痛苦尤深，考虑到要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道。他把这个想法向朋友和教会牧师提出来请教。周联华等教会人士劝他，他只会是个平凡的传教士，但是留在政界，将会是个出色的政治领导人。李登辉因而决定留在政界。 [20]
“军法”大审过后不久，国民党内、“立法院”及军、情机关的鹰派，向蒋经国抱怨，认为公开审判使国民党受到严重伤害。蒋经国召见“中央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他是推动公开审判、获得采纳的建言者之一），表示很满意在高雄事件及其后的处理中没有人丧生。楚崧秋也认同事情发展平顺。
蒋经国提到党内对楚崧秋批评之声日盛。他说：“或许你该换换工作了。” [21] 楚崧秋调任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接替李焕。1977年中坜事件后即任台视董事长的李焕，转任高雄中山大学校长。
因美国与台湾“断交”中止的选举，排定12月6日恢复举行，反映出蒋经国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策。新法令把开放改选的“立法委员”增加为七十席，比起1978年的名额增加百分之七十八。由大陆选出的“资深立委”仍有三百人左右，通常步履蹒跚出席开会者只有一百人左右；“立委”大幅增额表示一个真正的代议机构至少已经可望，亦可及。
注释：
[1] 有关蒋经国在这段时期的思考及政治动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79年10月26日第03880号电文、1979年10月23日第03836号电文，有非常中肯的分析。原书注3。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79年10月23日第03836号电文；钱复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原书注8。
[3] 宋楚瑜1995年9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15。
[4] 有关高雄事件当天夜里的暴乱，取材自约翰·凯普兰（John Kaplan）《军法大审高雄事件报告》（The Court Martial of Kaohsiung Defendants ），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6—20页；陈鼓应《1970年以来台湾知识分子间的改革运动》，以及1979年12月28日菲尔·库拉达（Phil Kurata）在《远东经济评论》周刊上的报道。原书注17。
[5] 高玉树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另参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79年12月11日第04683号电文。原书注18。
[6]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1996年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班立德1996年12月1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也有这个表示。原书注20。
[7] 见1979年12月12日、14日、26日《自立晚报》。原书注24。
[8] 丁大卫1997年4月22日在弗吉尼亚州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透露。原书注27。
[9] 这是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一名高级官员1980年10月21日对本书作者发表的意见。原书注30。
[10] 葛乐士1996年4月4日、1997年12月1日分别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及通电话时所说。原书注35。
[11] 康培庄（John F. Cooper）《1980年的台湾：踏进新的十年》（Taiwan in 1980: Entering a New Decade），载1981年1月号《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第54页。原书注36。
[12]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7。
[13]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80年3月10日第01157号电文。原书注39。
[14] 卡普兰《龙之火》，第305页，及1980年3月21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第38页。原书注40。
[15] 见凯瑟琳·格拉夫（Kathleen Graf）《竹联帮与刘宜良凶杀案》（The Bamboo Gang and the Murder of Henry Liu ），塔夫斯大学1987年硕士论文。又，费浩伟1999年1月给本书作者短笺里也提到。原书注41。
[16] 见卡普兰《龙之火》，第366页。卡普兰没有举出消息来源，也说1949年有成千三合会成员逃到台湾，“悄悄又纳入政府体系。军方及情治机关官员发现，要升官晋级经常需要凭借是青帮、洪帮成员才能如愿。据说，蒋经国和他父亲一样，长久以来就是青帮成员，利用三合会来巩固他紧抓住军队”。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有一百本/篇左右谈论蒋经国的书本、文章，不论它们对经国是友善、中立、不友善或敌意十足，没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可以证实此一说法。反而，蒋经国不喜欢帮派倒是一再出现。作者访问了许多人士，也都反映出相同的结论。原书注42。
[17] 王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5。
[18] 这是涉及台湾事务的若干美国外交官的看法。参考范美丽（Mary von Breisen）1998年4月1日与本书作者的电话通话。原书注46。
[19] 余纪忠1996年5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47。
[20] 周联华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8。
[21]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