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塞最后一部小说《玻璃珠游戏》（1943年出版）的“问学领域”里，受教的学生每年皆必须提交一份“生命历程”——作者可以选择自身过去的时期，写出一个“虚构的自传”。透过这些生命的描写，学生们便可以学到如何“将自己的个体视为面具，视为一种生命活力（entelechy）的短暂装扮”。
在这种习作里，学生享有充分的创作与表现的自由，而此往往能使作者惊异地透析了自身的知性与德性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黑塞小说的虚构叙述者包含了由鲁迪（MagisterLudi）、纳奇特（Joseph Knechi）所作的三种“生命”——而他们正代表着“这本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纳奇特的生命与黑塞自己的小说之间，是可以找到一种十分恰当的类比的。虽然黑塞本人从未写过一部单独叙述他全部生命历程的作品，但是在某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以歌德的名言来说——乃是“一部伟大忏悔录的断简”。在黑塞作品的背景里，不管它是《彷徨少年时》里的古印度、《乡愁》里的中古欧洲，或是《玻璃珠游戏》里的乌托邦式的诗情幻境，他小说里的主角往往都是——在顺应小说的环境下——黑塞本身的“化身”。在自传性的随笔《一个魔术师的童年》里，黑塞道出了他心中的秘密，说他小时候最狂热的希望乃是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隐身消失，或改变自己的形状。而在长大之后，他所希望的魔法则是，能在他虚构世界的角色之后，随己之意戏谑性地将自己隐藏起来。
此种美感的“散播”，我们可以从他许多虚构的“顶替者”——从《在轮下》（1906）的海纳（HermannHeilner），一直到《荒原狼》（1927）的哈勒（HarryHaller），乃至于《东方之旅》（1932）里的H.H——中很明显地看出来——而这种特色正是黑塞之原创力所在。一般来说，黑塞在他的小说里，並不十分刻意于客观地描写真实世界，他所执意追求的毋宁说是自我发现的“奇遇”，或以《玻璃珠游戏》的表现手法来说——他刻意创造“虚构的生命”，以期将作者的“生命活力”，在各种“短暂的装扮”中展现出来。
然而，黑塞作品里的这种自传性倾向，並不只呈现在主要角色身上。不管小说的背景是布于过去、现在或未来，故事的布局及次要角色皆直接取自黑塞本身的经验。
在学童性的小说《在轮下》，中古时代的故事《知识与爱情》，以及预言性的《玻璃珠游戏》等迥然不同的作品里，故事的背景皆巨细靡遗地落脚于“摩尔布隆”（Marlbronn）的西斯特西安修道院（Cistercian）里，而黑塞学校生活的一部分便是在这里度过的。而在其他许多短篇与中篇小说里，黑塞对他的故乡“卡尔夫（Calw）”镇描写之细致，也是任何注意的读者都能觉察出来的。此外，黑塞的朋友们在他的叙述里亦经常以各种不同的角色出现：友人毕士托里斯（Pist orius），《彷徨少年时》（Demian）一书里对古物怀有高度兴趣的风琴家，系仿自黑塞的心理分析家朋友约瑟夫·朗（Josef B.Lang）；《玻璃珠游戏》里的卡罗·佛罗蒙特（Carlo Ferromonte）的名字与音乐天分则取材自黑塞的侄儿卡尔·尹森堡（Karl Isenberg）；透过同样的“姓名考源学”（Onomastics）手法，黑塞亦将他的太太妮侬（Ninon）引进《东方之旅》里，在该书里她被称为“外乡人妮侬”。
虽然黑塞的小说大部分是由自传性的事实架构而成，但他的作品通常亦同时展现着一种“相反的运动”，因为他的作品经常融和着“虚构之物”。在《一个魔术师的童年》的几个地方，黑塞对他早年的记述，实已超越了“自传性的事实”，而进入了想象的神奇领域里——不管是否真实——此种想象领域皆比外在的现实，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例如，“小巧人”即充作黑塞童年时的护灵）。同样地，在《温泉疗养客》中，与一个狂暴荷兰人的邂逅，以及在《巴登疗养札记》中，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型的年轻人的对话，皆是由作者凭其超凡的虚构想象力，将之塑造成《荒原狼》之类的插曲的。
而此种戏谑性的转化现实的最惊人例证当推“生命故事简述”的结尾处，在此，黑塞对他个人至执笔时为止的生命历程的重大事态重加申述，并对未来的生命旅程进行探测。据此，黑塞臆测道，像他这种不肯随俗的人是迟早会跟命运的律则发生冲突的。他自忖，到了晚年，他将会被逮捕——例如，或许会因为利用魔法勾引少女而被捕。在监狱服刑期间，为排遣无聊，他乃在牢房墙壁上画了一幅精美的山景，画面上有一列火车正穿入山洞，如此虽身处牢中，他倒能苦中作乐，闷中自娱。而当黑塞不耐于牢房的沉闷与审问时，他便爬上他画中的火车里，然后跟着火车消失于他想象世界的山洞里，而将现实中的牢房与惊愕的狱卒留诸其后。
这其中的奥妙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不管黑塞写的是小说或是自传，他在结尾时总是设法使其进入他所谓的“精神的无时领域”，而此种领域是超乎时空的——超越乎牢房墙壁上的画，或以他最早期作品之一的“书名”名之“超越乎午夜的时刻”。
黑塞心灵与作品的主要特色并非得之于生命与艺术之间，亦非得之于事实与虚构之间，而系得之于精神的有意义实体与日常的短暂世界之间。一旦我们了解此种精神领域对黑塞是如何的真实，我们便可以理解，他作品里形式上维系着自传与虚构的“无常性障碍”，为何经常会突然消失。在他自传性的《纽伦堡之旅》里，他叙述到他曾看到过他的旧友毕士托里斯，对黑塞本人而言，这一点绝不仅是他私底下的一个笑话而已。另外在《彷徨少年时》里，他曾提到过朗博士，于此，黑塞至少想暗示两件事情：第一，作者与心理分析学家之间的基本关系十分恰当地由毕士托里斯与辛克莱之间的暧昧友谊显影出来；第二，他宁愿在此种共有的精神领域，而不愿在他日常生活的现实层面上，跟他的朋友相遇。
基于同样的理由，画家路易士·摩里特（Louis Moilliet）在《东方之旅》里，亦以“恐怖的路易士”之名出现。至于黑塞本人，他早在《荒原狼》一书出版前几年，即自称为来自荒野的一条狼。而这一切神秘化的效用——“真实”人物在虚构世界里出现，然后又以虚构的角色在“现实”世界里再现——乃是为求模糊“诗与真理”（借用歌德自传的书名）之间的界限，而使读者进入“精神之无时领域”——黑塞本人感到最自在的地方，也是他绘制为他最具特色的文学领域。
虽然就这种广泛的意义来说，黑塞的全部作品皆属自传性的，但是，他在40之年，突然首次地开始生产坦诚的自传性随笔，却绝非偶然。事实上，黑塞本人即曾表示，多年来他一直不明白，他的作品对他生活环境的主观性依赖有多深。1921年，他承出版社之请，着手准备他作品的选集，而有机会重读了他大部分的早期小说。“这些故事所叙述的皆是有关我自己，它们反映出我所选择的途径，我的秘密之梦与愿望，我个人悲戚的苦痛！”他终于恍然大悟，“即使是当我执笔时我深深以为，我所描写的乃是离我很远的外地人的命运与冲突，但是最后我却发现，它居然就是我自己的命运与冲突。”换句话说，许多年来，黑塞太亲近自己作品的结果，反而使自己无从了解，他的作品是如何正确无讹地环绕着他自身意识的共同中心。
一直到1916年之后几年里，他亲身体验了心理分析的经验之后，他才学会以超然的态度客观地正视他早期的作品，此外，心理分析并启发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有意识地，且毋须以虚构之物作媒介。
我们强调黑塞之转向自传性的创作，乃是由心理分析所直接促成的，至少系基于两个理由。首先，黑塞自传性的随笔并非意在为他人写下他生命的记录，而是为了设法从他自己的过去，去了解当前他自己的痛苦的意义。换言之，他所感到兴趣的并不在于为外在事态——现实——提供一个公正而客观的记录，而在于对他自身的内在成长——即“精神的实体”——作一个痛苦的重估。其次，接受心理分析并不单只产生了自我分析的诱因而已：它同时亦为黑塞提供了分析的工具。如果黑塞在检视了自己的过去之后，终于能够探测出他自身生命里的“原型”形态的话，那么它实应归功于杨格（Jung）的影响，黑塞本人系杨格的挚交，对于他的著作亦极为熟悉。例如，在《一个魔术师的童年》里有一个主旨一再出现——“我生活在天堂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黑塞在研究杨格之后曾得到一个基本信仰——每个人在他的生命里必须再制定一个“原型神话”，俾使自己跟一切万有投生于率性的至福状态与童似的统协状态中——此即黑塞所称的“魔术”——个人被日渐扩大的意识投入危机与绝望之中，因为他已被晓以传统的两极化真相，在此种两极化之中，共认的道德观已摇撼了自然的统一性。
黑塞对他1911年东印度之旅的记述——特别是有关在锡兰鹿庇杜鲁塔拉加拉山（Pidurutalagala）的神显奇迹——明白地指出，他十分天真地动身前往东方去寻求欧洲人所失去的乐园。但是后来他终于明白，率真之情的丧失并不是一种社会与地理现象，而是一种个人及心理上的现象——此种洞见在《生命历程略述》中曾有深刻的描述——黑塞最后终于领悟到，每一个人为了认识自身灵魂的“混沌”，必须亲自走过他自身意识的地狱。
在黑塞的一些作品里，特别是在《温泉疗养客》的结尾处，生命两极之间的二分性（是与非、善与恶、精神与实体）似乎令人气馁地难以相容。两年后在《纽伦堡之旅》里，他曾描述到他是如何培养出备受纪德与托马斯·曼所推崇的那种微妙的嘲讽气质，以作为对应冲突的工具。如果我们以嘲讽的态度去看待“现实”的话，我们便能自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至少在精神上而言是如此，因为我们已不再严肃地看待它们了。
然而，最幸运的人则可以超越冲突而进入一种新的率真状态——精神的无时领域。此种人性发展的三重奏——从率真经过绝望，而达到了嘲讽，或最好是更高层次的意识——乃是黑塞所有重要作品的精神基础：这在黑塞首次经验了心理分析之后不久所写的小说，诸如《彷徨少年时》与《流浪者之歌》等，很典型地表现出来。
但是同样明显的，黑塞在重述他自身生命的故事时，亦企图显示它的一般性人性或它的神秘面：他揭开了自己的真面目以作为人类丧失了率真性之后的原型；东方之旅转变成对“失去的乐园”的一种神秘追求；他的外祖父拥有神话与传说里“智慧老者”的特质；纽伦堡之行既是返回过去之旅，亦是对现在的一种探索。
如果说黑塞的心路历程是从在他虚构世界的折射镜里，无意识地冥思其生命为起步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杨格心理学的影响之下，进一步地去操纵自传性回忆录的放大镜，以探测他自身生命的潜在轮廓的。当他进达于沉思性散文的客观性的阶段时，他已不再以放大性的手法孤立地去探测生命，而是站在更大星座的一个定点上，用望远镜去观察它。
这些晚期的散文大部分写于四五十岁之时，它们大多乞灵于一些平常小事，诸如迁入一所新居，首次造访巴登的25年纪念日、他妹妹的死亡、偶然发现他外祖父所写的诗。换言之，此种创作冲动已不纯粹是内省的、自我分析性的，而是外在的，更具一般性的沉思。更清楚地说，黑塞的创作焦点已自作者自身的主观性，转移到环绕着他的世界现实。
事实上，我们从这些散文中往往比那些表面的自传性作品更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传性事实——虽然前者所提供的资料只是一种副产品而已。因为到了这个境界，黑塞自身的人格已不是他兴趣的妄念中心，他的生命已是透过他所认识的人，他所住过的房子，间接反映出来的。
黑塞为早他而逝的妹妹与哥哥汉斯所写的一些纪念性散文，即显示着此种新的客观性。在这些散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家庭一分子的黑塞。黑塞二十几岁时的自传性作品，完全侧重于狂热地抒发作者本人的个性，此时的黑塞正开始探讨他自己的意识，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类的家庭关系：此时黑塞笔下的家庭被刻画为年轻人所反叛的——过时价值肩负者。在这些早期的作品里，黑塞只描述着对他写作生命的成长较为重要的孩提生活面，读者一点也看不出，黑塞是成长在一个有5个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毕竟，魔术师是没有兄弟姐妹的。
但是在晚年的回忆里，作者已获得了相当的自信与坚实的自我感，他已经能再度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单元——家庭——的一分子，他已无惧于它的威胁，而自然也毋庸再反对它了。在获致了这种平静的心态之后，黑塞便能在“精神的无时领域”里找到一个定点，去回顾他现实中的生命。
此种焦点的显著转向在黑塞的晚期自传性作品里，很明显地呈现出来——它摆脱了狭义的自我，而走向更广泛社会功能中的个人——这恰好符合了黑塞小说的发展。
《彷徨少年时》《流浪者之歌》《荒原狼》皆是主观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故事的主题完全萦绕着主角的个人问题。相反地，在《东方之旅》与《玻璃珠游戏》里，个人则从属于整体，而故事的主题亦着重于描述个人与“联盟”及“卡里塔里问学领域”（Castalia）之类的人类组织之间的关系。
黑塞生活的每一个时期，从孩提时代的魔术经过成熟时期的危机，一直到老年时期的安详，皆包含在此处所收集的自传作品里。但是由于黑塞主要所关切的乃是形态、意义与关系，而非自传的细节，因此有关人名、日期、与环境背景的外在架构，皆缺而不载。而毫无疑问地，阅读这些自传性散文的读者，其主要关切所在亦必在于作者本身意识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概括性地提供一些黑塞所省略的或语焉不详的基本资料的话，那么它将多少有助于读者对黑塞的了解。
黑塞大部分的成长期——约在17岁以前——皆是在奥腾堡（Württemberg）的卡尔夫镇度过的，他于1877年7月2日诞生于该镇，时值人马宫（射手座）高照之夜（这一点他经常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虽然这个家庭从1881年至1886年之间，系住在巴塞尔（Basel，瑞士西北之一城市），但是黑塞真正视为其故乡，且在他故事与小说里一再予以描述的乃是卡尔夫镇——位于黑森林边缘一个风景如画的城镇。卡尔夫镇同时也是黑塞经验里一个更普遍面的象征。他经常提到，在精神上，他对德国文学与文化最感到亲切的时期当推1750至1850年之间，此一时期的德国文学与文化对他的影响，几乎在他作品里的每一个地方皆已呈现出来。黑塞对此一文化的最直接门路，乃是由他自身区域里的思想家与作家所提供的——斯华比亚1的虔诚派教徒，诗人霍德林（H.lderlin）与穆生克（M.rike），哲学家谢林与罗格尔——这些人皆生长在邻近的城镇里，进同样的学校、在同一所大学里接受高一层的教育。然而，黑塞对德国古典文化的终生忠诚，却绝不是地方性或局部性的，因为，黑塞对卡尔夫的印象，自孩提开始，即由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加以精炼与扩充。
黑塞的父亲，约翰涅斯·黑塞（Johannes Hesse）是一个来自爱沙尼亚的波罗地海裔德国人，他一直到死为止，一直操着纯正的高级德语——这无疑对黑塞本身的文学风格有着极深的影响。约翰涅斯·黑塞在印度的玛拉巴海岸（Malabar）当了4年的传教士之后，因健康关系不得不回到欧洲。回到欧洲之后，他任职于“巴塞尔传教协会”，当“卡尔夫传教出版社”主任根德特博士（Dr.HermannGundert）的助理。在卡尔夫，他认识了根德特孀居的女儿玛丽·因斯伯格（Marie Isenberg），不久，他们便结为夫妻。玛丽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卡尔与希欧（Theo）来到他们的新家庭；兹后，这对夫妇生下了4个孩子：亚特勒（Adele）、赫曼（Hermann）、漠斯（Hans）与“玛璐拉”（Marulla）。因此算起来，这个南德国的家庭总共有6个孩子，而这个家庭的掌门人则是一个古怪的老祖父，他除了会讲好几种流畅的欧洲语之外，且为印度文化与语言的权威。而黑塞的外祖父根德特博士则曾在玛拉巴海岸待了20年之久，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且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在他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最重要的巨作当推《马来亚南土语（Malayalam）——英语》辞典，这部巨著是他穷毕生之力所完成的。
由于他伟大人格的感召——这一点在黑塞的几篇自传性文章，尤其是《关于我的外祖父》一文中，很明显地反映出来——以及经常在他家的外国访客的影响，根德特在无形之中已为南德文化加上了一层国际性的界面，而此对他外孙儿的心灵发展影响至深：这使他迷上了东方，爱上了东方的哲学与文学。德国古典文化、东方主义，以及全基督教会精神，培养了黑塞对宗教的广泛兴趣——这些乃是黑塞孩提经验的三种主要因素，而这三种因素乃发展为他日后作品的主题。这个记载丰富的家族史——黑塞家族与根德持家族皆是勤奋不懈的通信者及记日记者——显示出在童年的一段时期里，黑塞乃是家中的小暴君，一个使父母及师长皆感到十分头痛的脾气古怪、情绪不稳的孩子。或许，这些童年的小插曲正显示着黑塞日后在学校功课上的麻烦以及他对权威的终生抗拒。
但此种破坏性的因素并未出现在黑塞的回忆录《一个魔术师的童年》里，相反地，这几年的岁月在他的回忆录里反而被柔和地谱成一个轻柔的魔术与乐园的金色世界。毕竟，黑塞虽然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同时也是资质非凡的学生。因此他顺着一个传教士家庭的后代所应当走的路，踏入学问专精之途，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在1890年，他乃被送往戈宾根（G.ppingen）的拉丁学校，就学于著名的鲍尔牧师，在《学校生活记趣》一文里，黑塞曾欢愉地追忆着这位师长（黑塞在他几本小说里亦曾追忆到戈宾根的学校生活趣事）。在这段期间，黑塞积极准备国家检定考试，以便进入奥腾堡任何一家著名的神学院，然后，成绩优异的学生便可进入杜宾根大学（Tübingen）。1891年夏，黑塞通过了考试，并获准进入墨尔布隆神学院，该学院的前身为西斯特西安修道院，一百年前，诗人霍德林亦曾在这里学习。
虽然在刚入学时，黑塞对自己身为墨尔布隆学生的新的身份，似乎感到十分着迷，但是不到半年，他便逃学了，最后还是由当地的警官把他强行带回学校的。在1892年3月至5月间，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甚至陷入一种无助的沮丧状态，最后他父母不得已只好把他带离墨尔布隆。从《生命历程略述》来看，黑塞的学校问题部分可以他在13岁时决心作为一个作家来解释——此种呼唤，他记述道，是学校规定的课程上所没有的。此后，约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从一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但是环境的改变却只导致他一连串自杀的企图，以及头痛与头晕的不断加剧而已。1893年秋，黑塞再也无法忍受学校生活，他恳请父母把他带离学校，就这样，以16岁之龄，他正式的教育便告结束。在其后6个月，他一直在家里过着懒散的日子，有时整理家里的花园，有时帮助他父亲的出版业务（根德特在1893年逝世之后，黑塞父亲便继任为出版社的主任），有时则在他祖父的书房里读书。1894年，为了对学术性生涯表示抗拒，黑塞乃跑到贝罗特（Heinric Perrot）的楼钟工厂当学徒。这次的学徒经验为黑塞初期的许多小说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黑塞初期的小说经常提到德国村镇的技艺匠、学徒与流浪汉，此外，黑塞对足智多谋且手艺灵巧的老板也深怀敬意，甚至在50年之后，贝罗特在黑塞的最后一部小说里，也变成为《玻璃珠游戏》的创始人。
1895年，黑塞的生活形态又再度改变。刚开始时，他在杜宾根的一家书店当学徒，而在其后的8年间——先是在杜宾根，后来又转到巴塞尔——他自己居然当起书商来，在闲暇之时，他则广泛地阅读，为自己提供他在学校所排斥的教育。同时，他又动笔写作：1899年，他的第一本诗集《浪漫之歌》，以及题为《午夜后的一小时》的散文集，先后出版了。紧接着才情焕发的浪漫作品之后，他在1910年又出版了《赫曼·洛雪尔的匿名作品与诗品》（Hermann Lauscher），1902年，他又出版了第二卷诗集。
黑塞后来在他《迁入新居》一文里，对他这几年，墙上挂满着尼采、萧邦等人画像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涯，曾有着生动的描述。
虽然黑塞早期的作品曾受到相当的注目——李尔克与出版商费希尔（S.Fischer）对他皆赞扬备至——但是直到1904年，他的小说《乡愁》（Peter Camenzind）出版之后，他才受到广泛的称誉，以及经济上的多少独立。那年，黑塞跟玛莉亚（maria Bernoulli）结婚，玛莉亚比黑塞年长9岁，是个强烈内省型，且颇有音乐天分的女人。之后，黑塞放弃了经销书籍方面的业务，迁往康斯坦士湖（Constance）岸旁的凯恩赫芬（Gaienhofen）村落，决意以写作为生。其后8年间，黑塞夫妇生下了3个孩子，而黑塞本人则似乎自我陶醉于与世无争的生活。
寓居凯恩赫芬期间，黑塞亦写下了他一些最受欢迎的故事与小说（如《在轮下》及《生命之歌》Gertrude）。声名日噪的结果，使他不得不卷入成功文人的作秀生活。除了与人合办一份“自由——反对派”的杂志《三月》（M.rz）之外，他亦被坚邀为战前的其他流行期刊撰稿。除此之外，他亦为好几十本书籍撰写书评，并编辑了好几本选集及德国浪漫文学的作品。就一切外在的标准来衡量，黑塞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年轻作家。但是，表面上的幸福却只是虚饰着他内心所潜伏的情感不满而已——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在他的小说《艺术家的命运》（Rosshalde，1914）里，曾毫无保留地被揭穿，该部小说曾对艺术家的家庭生活作了一个结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丈夫与父亲。
1911年，黑塞跟画家汉斯·史都杰纳吉（Hans Sturzenegger）前往东印度旅行，但是到了印度之后，他发现一个完美的东方乐工的期望却落空了。一直到10年之后，黑塞才终于能够坦然面对他的东方经验，并在小说《流浪者之歌》里，将之客观化。但是同时，他仍然试图透过外在的推动力，以补偿他内在的混乱。
1921年，他举家自凯恩赫芬迁到伯恩，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跟他同时代许多德国人与法国人不同的是，他自一开始即对这次战争大感恐慌。黑塞透过许多流传极广的反战论文——皆收集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一书里——强烈地抨击当时迷漫全欧的好战心态，他这种反战态度触怒了他的许多朋友与读者，他们立即转过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敌视他。这种严重的心理震荡复因他家庭的遭遇而加剧：1916年，他父亲病故，他的幼子也病得相当厉害，而他太太也因情绪上的严重困扰而不得不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在这些重重压力的烦扰之下，黑塞终于不得不于同年年底住进鲁柴伦（Lucerne）附近的松麻特疗养院（Sonnmatt），接受杨格的一位门生约瑟夫·朗博士（Dr.Josef B.Lang）的照护。但是不要以为黑塞经此打击就无法再从事任何有意义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仍然积极地为瑞士的救援组织工作，并在瑞士编辑一份双周刊的周日杂志，为德国战俘出版文学刊物，且为被德国拘禁的人编辑一份报纸。此外，我们必须提醒的是，心理分析对黑塞的震撼，并不只是一种启示而已，它同时对他过去自伟大文学作品间接求得的洞见，也作了一种系统性的证实。黑塞与朗博士之间的心理晤谈一直持续到1917年，其间，他又经由朗博士的介绍而结识了杨格，由于这两位心理学大师的启发，他确有一种精神解放之感。在经过了传统是非观念冲突的历练之后，黑塞终于学到在他自身灵魂及世界里认识它们的存在。但是此种认识并没有迫使他的思想与情感接受社会既定的形态，他决意接受他自身意识里的“混沌”状态，在此种混沌状态里，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原初基督教伦理般地醒目而清楚。此种心灵解脱的直接产物乃是小说《彷徨少年时》，该小说是黑塞在1917年的几个星期内写成的。这部小说的激进伦理理念在他1920年出版的《混沌之一瞥》里，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篇论文中，更为系统地表陈出来。这两篇论文曾引起艾略特的注意，他在《荒原》诗作的注脚里，曾提到这本书。
当战争结束时，黑塞便结束了他在伯恩的业务，此时，他决心彻底摆脱他的过去。1919年初，他离开了家庭，只身搬到南瑞士的“迪西诺”（Ticino）。在鲁加诺（Lugano）山上的蒙达纽拉（Montagnola）镇里，黑塞度过了他后来所称的，他一生中最快乐且成果最丰硕的一年。为了象征这种新的开始，黑塞在那一年——匿名辛克莱（Emil Sinclair）——出版了许多作品——包括小说《彷徨少年时》以及几篇散文。除此之外，黑塞还写下了他两部最优美的小说——《克林梭最后的夏日》（Klingsor’s Last Summer）及《克林与华格纳》（Kleinand Wagner）——并开始小说《流浪者之歌》的创作。1919年，他甚至严肃地考虑要放弃他写作的生涯，改行当画家（虽然他主要仍以写作为业，但是水彩画已愈来愈成为他的重要副业，同时也是他收入的来源之一）。
然而，1919年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下去。接下去，黑塞便面临到他所说的，他一生中最沮丧且成果最差的岁月。此外，战后的通货膨胀使他的积蓄耗光，而他的德国版税也几乎化为乌有。为了贴补他拮据的经济状况，他开始在自己诗集与童话故事上加上插图，以收取佣金。在1923年成为正式的瑞士公民之后，黑塞即因此后一直令他深受其苦的风湿痛，而首次前往巴登（Baden）温泉作秋季之旅，他在巴登经常住在维雷纳——霍夫饭店（Verena-Hof）的同一个客房里[根据有关记载，黑塞在1924年曾再婚；但与露蒂·布恩卡（Ruth Wenger）女士的此次婚姻仅持续了几个月，而于1927年正式仳离]。1925年至1931年，黑塞皆在苏黎士过冬，而中断了他在蒙塔诺拉的隐士生活。
黑塞最后30年的生命，应始自他与妮侬女士（NinonDobin）的婚姻以及他们迁入蒙达纽拉的新居（1931年），这所新居是他友人汉斯·鲍德玛（Hans C.Bodmer）为黑塞兴建的，此一阶段，黑塞的生命，无论在气质或在内涵上，皆异乎他过去的50年。此后，黑塞每年秋季仍然到巴登温泉乡疗养几个星期，并经常在殷嘉定（Engadine）的西尔斯·玛里亚（Sils Maria）避暑。但是这些短暂的居留，只不过是他新生命平稳节奏的一个温和节拍而已。黑塞前40年的生命系以狂热的外在动作——逃学，离家出走，走遍欧亚两地，远离家庭生活——为其主要特色。1919年至1931年间，外表上至少平静了一些，但他的内心却为一种精神重估的狂暴过程——即他所谓的“自我炼狱的旅程”——所撕裂。而在最后一个阶段里，他的生命则似乎闪烁着内在的平和与外在的宁静。
确切地说，在30及40岁出头之时，黑塞仍然介入于外在世界：他不断地写信给友人抗议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他写了几十本书的书评，特别是在德国被禁的作家所写的书籍；他帮助许多朋友与同事逃离了纳粹的魔掌。而在战后，他立即获得新的赞誉——诺贝尔文学奖与歌德奖等殊荣——先后降临到他身上。许多读者业已认识到，黑塞的作品业已完整地保存了，在国家社会主义12年的文学与文化真空状态中所丧失的许多价值（精神的无时领域）。
虽然底下的世界动荡不安，但是黑塞在蒙达纽拉山上的生活，皆始终根据某种不变，甚至是神秘的形态运行着。或许，黑塞是因为久习于这种生活形态，才不敢前往德国或瑞典去接受文学上的殊荣吧！
值得吾人三思的是，在1943年《玻璃珠游戏》出版之后，黑塞几乎不再写任何小说及分析性的自传。直到1962年8月9日他死之前，他自我表白的必要性皆由公开的信函及回忆性的散文来补足——或许，这是他最适当的自我表白方式吧。
一般黑塞的爱好者，对黑塞的小说虽然赞誉备至，但是他们对黑塞事迹的了解却十分有限。黑塞的读者如果能够一阅《黑塞自传（孤独者之歌）》的话，他们将立即会发现，黑塞小说的引人之处并不全在于它的“虚构性”，最主要的仍在于作者表现他自身生命的“性质”。
事实上，黑塞早年的生活形态正是“疏离化”青年的一个典型——既无法接受过时的价值，又不愿出卖现行体制，于是自弃于结构化的社会以寻求自我。而黑塞成年后的精神危机则反映出本世纪许多中年以上的人的“良心危机”（crisede conscience）——他们因过去十年的“世态”——战争、贫穷、技术化——而被迫重估自身的价值。而我们的“老”黑塞，正如《玻璃珠游戏》的那些“宁静致远”的哲人一样，正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模式。他自安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不为狂热地追求自我个性所扰，他在蒙达纽拉山上创造了他自己的“卡斯塔里”，而在“现实”之中，生活在价值完美无缺，生命根据永恒不变的形态而运作的精神领域里。在以下的篇章里，我们将再度幸会“辛克莱”“悉达多”“哈勒”、古德孟特及纳希特等人——其实，这些人皆是黑塞自己。或以黑塞自己在《玻璃珠游戏》里的“自剖”来说，自传性的作品往往能显现出作者本身的“生命活力”。就此而言，黑塞的虚构性角色绝不只是短暂的“装扮”而已。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