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侍从康熙巡幸四方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一个婴儿诞生在皇宫中，这就是对后来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一定影响的雍正帝。他的父皇康熙这时已有了10个儿子，他是来得并不算早的第11个了，但是清朝皇室规矩，皇子夭折，即不叙齿，康熙的血胤幼殇得很多，在这婴儿的哥哥中，当时健康成长的只有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三年（1674年）、十六年（1677年）先后出世的胤禔、胤礽和胤祉三人，因此算起行次来，这婴儿倒居了第四位，成了康熙的皇四子。这个行次，在康熙全部35个儿子中，确切地说在叙齿的24个皇子中居于前列，是年长皇子，占据从事政治活动的有利地位。后来他的继承皇位，被一些人说成是篡改康熙“传位十四子”遗诏中的“十”字，因此，皇四子的行次不可不加注意。皇四子的父皇给他赐名胤禛，胤字是他们兄弟的排行，凡是叙齿的，都用的这个字；禛，读音zhēn（音真），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禛意是“以真受福”。康熙希望这个儿子对上天和祖宗真诚，以此得到福祐。康熙给儿子们取名都从示字旁，所用禔、礽、祉等字，都寄予有福的愿望。且不管康熙的原意，在胤禛成为皇帝以前，就用这个符号来代表他。胤禛的生母吴雅氏，出身寒微，隶属镶蓝旗包衣籍。胤禛是她生的第一胎男孩，其高兴心情可想而知。她这时还是一般的宫人，第二年被封为德嫔，具有了妃嫔地位。胤禛的曾外祖父额参系膳房总管，外祖父威武（魏武）为护军参领，胤禛继位后将其家族抬入正黄旗，追封威武三代为一等公。所以胤禛的生母与外家并不高贵，不能给他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顺治、康熙时皇子多交由内务府官员（皇家家奴）抚养，成人之后，往往将抚养之家的产业给予该皇子；或者由皇帝指令，妃嫔代育他人之子。前者如胤禛的长兄胤禔、三兄胤祉分别养育在内务府总管噶禄、内大臣绰尔济之家，后者如八弟胤禩由胤禔之母惠妃、十三弟胤祥由胤禛之母德妃养育。胤禛与他们有所不同，据康熙在四十七年（1708年）说：“朕之诸子，多令人养视，惟四阿哥朕亲抚育。”所谓亲自抚养，是指将胤禛交给皇贵妃佟佳氏养育。这位皇贵妃是一等公佟国维的女儿、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被封为贵妃，二十年（1681年）晋为皇贵妃，二十八年（1689年）病死前被册立为皇后，死后谥为孝懿仁皇后。她既然是正位后宫的皇后，由她抚养的胤禛，故而可以被说成是皇帝亲自抚育的，而其他妃嫔抚养的皇子就不能这样说。胤禛由帝、后养育的特殊情况，倒是由他与马武的关系得到验证。内大臣马武侍候康熙五十年，所谓“朝夕侍奉，不离左右，恪恭勤慎”，忠实于皇上，而对年幼的胤禛“抱扶服侍，备极小心”，因此胤禛继位后任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他临终之际，胤禛要亲自探视，为大臣所劝阻，遂命照伯爵治丧，赐阿达哈哈番世职。不寻常的恩典，表明幼年胤禛实系在康熙身边受到马武的照应。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男孩，仅分娩一女也殇逝了，其抚养胤禛，必然也会慈爱尽心。年幼的胤禛，因她尊贵，很可能有意识地讨她的好，巴结她，并因此同她的娘家人有一种特别的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虚龄已届六岁的胤禛，入尚书房读书。学习的课程有满、汉、蒙古文和经史等文化课，还有骑射、游泳等军事、体育课目。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697年讲，他见康熙前十四位皇子受教育的情形是：
这些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去检查皇子们的一切活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直到审阅他们的文章，并要他们当面解释功课。
皇帝特别重视皇子们道德的培养以及适合他们身份的锻炼。从他们懂事时起，就训练他们骑马、射箭与使用各种火器，以此作为他们的娱乐和消遣。他不希望皇子们过分娇生惯养；恰恰相反，他希望他们能吃苦耐劳，尽早地坚强起来，并习惯于简朴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从神父张诚那里听说的，是他在六年前随同皇帝在鞑靼山区旅行回来后讲的。起初，君王只把他的长子、第三个和第四个儿子带在身边；到打猎时，他还叫另外四个儿子随同前往，其中年龄最大的只十二岁，最小的才九岁。整整一个月，这些年幼的皇子同皇帝一起终日在马上，任凭风吹日晒。他们身背箭筒，手挽弓弩，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捷。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几件野味回来。首次出猎，最年幼的皇子就用短箭猎获了两头鹿。
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在繁难的汉文学习中，他们进步很快。那时连最小的皇子也已学习“四书”的前三部，并开始学习最后一部了。皇帝不愿让他们受到任何细微的不良影响。他让皇子们处在欧洲人无法办到的最谨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皇子们身边的人，谁都不敢掩饰他们的哪怕是一个微小的错误。因为这些人明白，如果这样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白晋认为包括胤禛在内的康熙诸皇子受到的是比较全面的教育，而康熙本人对他的儿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和严格。白晋讲的基本符合史实。康熙对儿子们的学习抓得很紧。他看到一些贵胄之家，对子孙过分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不是“痴呆无知”，就是“任性狂恶”，反而害了子孙，因此做“上人”的，对子孙必须从幼年就严格管教。他的二儿子胤礽，是孝诚仁皇后所生，长到两岁，册立为太子，年至六岁，命他读书，为他挑选张英、熊赐履、徐元梦、尹泰、顾八代、汤斌、耿介、汪灏等人做讲官，张、熊、徐、尹等都官至大学士，熊、汤等为著名理学家。皇太子的师傅基本上就是同时就读的皇子的老师，胤禛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侍讲学士入值尚书房，后升礼部尚书，三十七年（1698年）休致，一直在内廷教育胤禛和其他皇子。退职后过清贫的生活，死时家中没钱办理丧事。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亲自给他理丧，出资安葬。他的廉洁奉公，无疑给胤禛深刻的印象和一定的影响。康熙在繁忙的政务中，给皇太子讲四书五经，据记载，有一阶段，每天在临朝御政之先，令太子将前一日所授的书背诵复讲一遍，达到熟记和融会贯通才告结束。他特别着重以孔孟的经书教育儿子们，对他们说：“凡人养生之道无过于圣人所留之经书，故朕惟训汝等熟习五经四书性理，诚以其中凡存心养性立命之道无所不具故也。”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掌握了满文、汉文等文化知识和骑射技术，锻炼了身体，养成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这个时期，作《春园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叙述其在春光明媚之时，“讽咏芸编兴不穷”，酷暑难耐之日，静坐书斋习读，都是写实的。清朝教育皇子的方法颇为成功，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方法，为许多读书人所称道，乾隆时目睹其事的入直军机处、翰林院编修赵翼，富有感情地写道：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拉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廷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官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他虽意在颂扬清朝，然叙事是属实的。
胤禛在尚书房读书的同时，跟随康熙四处巡幸，有时还奉命出京办事，得到接触社会的机会。
康熙在平定三藩叛乱和统一台湾后，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几乎每年到塞外巡视，每次指令几位皇子侍行。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康熙北巡塞上，九岁的胤禛首次随同出发，同去的有胤禔、胤礽、胤祉。他们一行出古北口，到博洛和屯，西南行，至西尔哈乌里雅苏台，于八月下旬回到北京。此后，康熙出塞，胤禛经常奉命侍从，所经过的地方，大体是今天河北省承德和张家口两个专区。康熙出塞，名为“秋狝”，与蒙古王公共猎，实是会见蒙古族首领，密切他们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稳定对这个地区的统治。胤禛多次侍行，看到乃父的巡幸作用，他说“一人临塞北，万里息边烽”，不过说得夸大了些。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漠西准噶尔部首领、野心家噶尔丹攻占漠北喀尔喀蒙古，迫使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率众南下，康熙谕其撤兵，归还喀尔喀故地，噶尔丹不听劝阻，兵犯内蒙，扬言“夺取黄河为马槽”，妄图吞灭清朝。在这严重威胁面前，康熙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领兵抵抗，并命十九岁的皇长子胤禔为副将军从征，这是用皇子领兵的开始。康熙于三十五年（1696年）亲征噶尔丹，命皇子参与军事，胤禛时年十九岁，奉命掌管正红旗大营，随从他的有公长泰、都统齐世、原任尚书顾八代等人，与此同时，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分别管理镶黄旗、正黄旗、镶红旗大营。他们于二月出发，四月，胤禛与诸兄弟参加对噶尔丹进兵与否的议论，六月回到北京。这一次的统兵，胤禛和他的三位弟弟不过是坐镇的意思，没有真正指挥打仗，但是行军议事，也是得到一次军事训练。这次出征的第二年，康熙再次亲征，兵至狼居胥山，彻底击败噶尔丹分裂势力。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赞扬乃父用兵功业：“指顾靖边烽，怀生尽服从。遐荒归禹甸，大漠纪尧封。庙算无遗策，神功迈昔踪。凯旋旌耀日，光景霁天容”，也表现了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如今的永定河，清初名叫无定河，又叫浑河，经常泛滥，河道迁徙不常。康熙为了治理它，不断出发考察，三十三年（1694年）胤禛随同康熙出京，沿北运河到天津，西行，至霸州的信安镇、白洋淀西淀东口的赵北口，了解无定河下游的情况。康熙在三十六年（1697年）彻底粉碎噶尔丹势力后，大力治理无定河，次年，疏浚河道145里，筑堤180余里，为了表示希望它不再改道的愿望，特赐名“永定”。三十九年（1700年）十月，带领胤禛和皇十三子胤祥视察永定河南岸工程，驻在宛平县榆垡，胤禛拔出桩木，发现短小不合规格，报告父皇，要求返工。次年四月，胤禛、胤禔、胤祥再次陪同乃父视察永定河，奉命作纪行诗《阅永定河应制》，他对他们父子的任务写道：“帝念切生民，銮舆冒暑行。绕堤翻麦浪，隔柳度莺声。万姓资疏浚，群工受准程。圣心期永定，河伯助功成。”诗未见佳，亦可作康熙年间修治永定河的纪实。
康熙为着治理黄河、淮河、里运河，联络江南士大夫，于二十三年（1684年）起，不断南巡视察河工和了解民情。开始几次，胤禛没有机会参加。四十一年（1702年），他与胤礽、胤祥侍从父皇南巡，行至德州，胤礽生病，就住了下来。胤禛、胤祥依照宫中尚书房的规矩，照常读书习字。一天，康熙召见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元龙等谈论书法，议得兴起，引诸臣至皇子读书处，胤禛弟兄正在书写对联，“诸臣环立谛视，无不欢跃钦服”。胤禛临帖很多，善于模仿，曾学书乃父字体，颇为相像，得到嘉奖。话说回来，皇太子的病一时好不了，康熙无心南下，遂带着儿子们返回京城。数月后，于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原班人员起程南行，途经济南，参观珍珠泉、趵突泉，过泰安州，登泰山。路经沂州府蒙阴县，胤禛作《过蒙阴》诗。在宿迁县阅堤工，渡过黄河。经淮安、扬州，在瓜洲渡长江，到达镇江，登金山江天寺，康熙为它书写“动静万古”匾额，胤禛作诗云：“宿暮金山寺，今方识化城。雨昏春嶂合，石激晚渐鸣。不辨江天色，惟闻钟磬声。因知羁旅境，触景易生情。”继续南行，乘船至苏州，作《雨中泊枫桥遥对虎阜》诗记兴：“维舫枫桥晚，悠悠见虎邱。塔标云影直，钟度雨声幽。僧舍当门竹，渔家隔浦舟。茫茫吴越事，都付与东流。”寻经嘉兴，到杭州，在演武厅，同父皇、兄弟等射箭。至此回还，道过江宁（今南京市），驻跸江宁织造署，其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正在担任织造郎中，康熙命从行大学士祭明太祖孝陵。后经由江苏沛县、山东东平州（今东平县）、东昌府（今聊城）等地，于三月间回到北京。这一次，康熙偕同胤禛弟兄察阅了徐家湾、高家堰、翟家霸堤、祥符闸、新河口、桃园烟墩等处，指示将在永定河工程中使用的下挑水埽坝方式移用过来，在王家营对面的鲍家营开挖引河。此次南巡实际是对治河工程的验收，故而颁诏天下，赐复条款三十八项。此行使胤禛了解了黄淮河道工程及江南民情，也是他终身仅有的一次大江南北之行。
清朝皇帝远祖的坟墓永陵在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开国君主努尔哈赤的福陵、皇太极的昭陵都在盛京（今沈阳市），顺治的孝陵又在直隶遵化县。顺治母亲孝庄文皇后的遗体放置在孝陵的旁边，称“暂安奉殿”。中国古人认为祭祀和兵戎是国家的大事，祭祖又是祭祀的重要事项。清朝皇帝对于祭祖异常重视，国家有重大事情，或用兵的胜利，都要祭告祖陵。康熙因系孝庄文皇后所扶立，对他的祖母生前极力孝养，死后虔诚致祭。他的儿子们还没有长大成人时，康熙就带着他们祭祖，年岁稍长，就让他们独立进行祭祀活动。二十七年（1688年）十二月，孝庄文皇后一周年忌辰，康熙率同胤禛和胤禔、胤祉去暂安奉殿致祭，次年的忌辰，命皇太子率领胤禛、胤祉前往行礼。三十五年（1696年）、四十五年（1706年）的忌辰，胤禛独自奉命往祭。三十七年（1698年），因平定噶尔丹之乱，康熙亲往盛京拜谒祖陵，七月出发，出古北口，穿越蒙古诸部落，到松花江及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北），南下至兴京祭永陵，到盛京祭福、昭二陵。取道山海关，于十一月回到京师。这一次侍行的皇子很多，据《清圣祖实录》记载，有胤禔、胤祉、胤祺、胤祐、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及胤祥，没有胤禛，但是他有《侍从兴京谒陵二首》诗，表明他跟随乃父祭祀了盛京三陵。他在诗中写道：“龙兴基景命，王气结瑶岑。不睹艰难迹，安知启佑心。山河陵寝壮，弓箭岁时深。盛典叨陪从，威仪百尔钦。”这是云游了清朝发祥地，获得祖宗创业艰辛的深切感受。祭祖之外，胤禛参与了其他祭祀。三十二年（1693年），重修阙里孔庙落成，因系发内帑所修，康熙特令胤祉带领胤禛、胤禩等前往曲阜参加祭祀大典，并勒石《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年仅十五岁的胤禛进行了尊师重道的活动。
康熙于三十七年（1698年）赏赐皇八子以上的皇子郡王、贝勒爵位，胤禛受封为贝勒，胤禔被封为直郡王，胤祉为诚郡王，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均为贝勒。这时胤禛仅比胤祉小一岁，受封却有等级的差别，而与比他小一岁的胤祺、小两岁的胤祐、小三岁的胤禩属于同一等级，他的年龄处于可上可下的位置，其实更可以上属封王，但是没有得到。其时大学士伊桑阿等请求将上述六位皇子一律封为郡王，康熙不允，认为拟封的四个贝勒为人不足以封王爵，他说：“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七阿哥赋性鲁钝，朕意已决，尔等勿得再请，异日视伊等奋勉再为加恩，未始不可。”看来胤禛不能封王，在于他“为人轻率”。
康熙多次去佛教圣地五台山朝佛，四十一年（1702年）正月，胤禛与胤礽、胤祥随同父皇出发，经涞水、易州、阜平，过龙泉关时胤禛朝佛有感，作诗云：“隔断红尘另一天，慈云常护此山巅。雄关不阻骖鸾客，胜地偏多应迹贤。兵象销时崇佛像，烽烟靖始飏炉烟。治平功效无生力，赢得村翁自在眠。”旋至五台山佛教圣地，畅游诸大寺。回程经正定，阅视永定河堤，返抵京师。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以前的胤禛，即三十岁前的皇四子，比较多的是过书斋的生活，较少独立活动，但不时随从乃父巡幸，东北到满洲发祥地的辽吉，东南至富甲天下的苏杭，西去山西五台，北达内蒙古草原，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在巡游中，了解了各地经济出产，山脉河川，水利运输，民风社俗，宗教信仰，名胜古迹，历史问题；观察了康熙处理政事，考察了地方行政和吏治，获得了官场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巡阅四方，是年轻的胤禛向社会学习的良好方式。这对他日后参加皇位的争夺和继位后的治理，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使皇子接触社会，不把他们关在宫墙之内，不使他们只同太监、宫女为伍，增长他们的见识，这是康熙培养皇子的一个良好的方法。
第二节 八面玲珑，初试锋芒
胤禛较多的政治活动，出现在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中。
康熙的废黜太子，是康熙朝的一件大事，关乎着包括胤禛在内的诸位皇子，有必要详加交代。说起来话就长了。康熙在十四年（1675年）忙着立太子，是为政治环境所决定。当时三藩之乱初起，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很不稳定，康熙为安定人心，巩固清朝政权，采取了许多措施。改变清朝不立储君的习惯，学习汉人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便是其中的一项。他认为：“自古帝王继天立极，抚御寰区，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室无疆之休。”因此立皇太子是“垂万年之统”，“系四海之心”的大事，事关国家根本。
胤礽被册立之后，在父皇和师傅的调教之下，随着体质的增强，学问上和政治上日益成熟，八岁时就能左右开弓，背诵四书。康熙说他“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是颇有才能的人。康熙很高兴，令他参与一部分政务，特别是在三次亲征噶尔丹时期，皇太子坐镇京师，代表皇帝举行郊祀大礼，各部院的奏章，听太子处理，重要事情，诸大臣提出协商的意思，启禀太子裁决施行。太子干预一部分朝政，就逐渐在自己身边集结了一批官僚，成为太子党人，首领是索额图。此人早在八年（1669年）就出任大学士，二十五年（1686年）改任领侍卫内大臣，胤礽的生母孝诚仁皇后是他的亲侄女，他与皇太子的关系当然极其密切了。他为人“专权用事，贿赂公行，人多怨之”。和他同时掌握朝政的是另一个大学士明珠，明珠的妹妹为惠妃纳拉氏，生皇长子胤禔。他积极赞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因而权势煊赫。他为帮助皇长子胤禔，联合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人，与太子党人对立。二十七年（1688年），在康熙授意下，御史郭琇参劾明珠与大学士余国柱背公营私，联结党羽。康熙指责他们“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贿，作弊营私”。实际是为维护太子地位，罢斥明珠及其一伙，结束了两派的争竞，这是因太子问题而出现的第一次政治斗争。
只惩治明珠，显然是康熙还没有看到太子党人活动的严重性。此后，太子的权势与日俱增，索额图制定的关于太子的制度，与皇帝的相接近。每年元旦、冬至、千秋三节，皇太子于主敬殿升座，王以下百官排班朝贺，进表笺，行二跪六叩首礼。康熙说太子“服用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胤礽长期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权势欲恶性发展，就不安于皇太子的地位了，他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企图早日登极之心溢于言表。很明显，太子势力长成后，要求尽早接收政权，同皇帝力图保持权力，产生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他们父子间摩擦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胤礽为人奇骄至奢，贪得无厌。十三岁时，人们就说他“刚愎喜杀人”。他凌虐宗亲贵胄和朝中大臣，鞭挞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他贪财好利，跟随康熙巡幸，所到之处，向地方官勒索，四十六年（1707年）南巡至江宁，知府陈鹏年反对加派，供奉比较简单，引起胤礽的恼怒，非要将陈鹏年处死，后经张英、曹寅等人援救，陈氏才得幸免。胤礽这样暴戾不仁，与康熙实行的宽大政策相悖谬，从而不符合后者对继承人的要求。因此，康熙说胤礽若当政，“必至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朝鲜人则说他必亡清国。
第三，父子感情日趋恶化。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于征讨噶尔丹归途中生病，想念胤礽，命其驰驿来见，但胤礽见病中的父皇，“略无忧戚之意”，康熙因而认为他“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当即令他先回京师。
康熙为限制太子势力的发展，采取了打击其党人的政策。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征讨噶尔丹回到京师附近，指责内务府总管海喇孙等人，匆忙下令处死私自在皇太子处行走的内廷膳房人花喇、茶房人雅头。这实际上是对胤礽的警告，不得结交外人。四十年（1701年）斥出索额图，四十二年（1703年）以索额图等人“结党，议论国事。举国俱系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从尔矣”为罪名，将他囚禁致死。他的党羽有阿米达、麻尔图、额库礼、副都统佟宝等满人。康熙责备索额图的话，让人费解，所谓议论国事，所谓有一半不受恩就从你了。这是潜台词，因为索额图背后有胤礽，康熙不愿挑明，还是希望胤礽改恶向善，安于皇太子地位。这次惩治索额图及其党人，当代学者王锺翰敏锐地指出，是索额图要发动政变，让胤礽提前登极，所以康熙先发制人，予以打击，并留有分寸。在这个事件过程中，康熙命令胤祉、胤禩密审索额图。在没有废太子以前，太子党人的活动就使我们看到事情的严重性：第一，一开始就出现党派，使事情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第二，政争的焦点是夺权，康熙是保卫皇权，防止他人干政，胤礽是希图早日继位。可是索额图的失败，并没有使在斗争中处于劣势的胤礽清醒一些，他依然野心勃勃，胡作非为。在废太子事件发生的前夕，即四十七年（1708年）七月，给事中王懿疏参胤礽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欺罔不法，康熙命其面奏，实际上是给皇太子的警告。总之，康熙与胤礽矛盾重重，焦点在于权力分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谁也不会让步，必然会酿出新的斗争。
太子与皇帝的对立，只是皇家的诸多矛盾中的一个。胤礽当太子，惹起众兄弟的忌恨，成了众矢之的。加之太子失欢于父皇，诸兄弟更认为有隙可乘，加紧倒他的台。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所以暂且放下康熙与胤礽的关系问题，看看诸皇子的角逐。胤禔在成年诸皇子中年岁最大，得到康熙的宠爱，多次被派以重任。前已说过，他出任副将军领兵征讨噶尔丹，衔命祭华山，董理永定河工程。他于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直郡王，皇子中同时被封为郡王的还有胤祉，但后者不久即因罪降为贝勒，所以在众兄弟中，太子之外，他的爵位最高。又知父皇同胤礽的不和，遂企图靠营求取代胤礽的地位。他迷信厌胜巫术，访知胤祉的下人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会此法术，就将之请来，把镇厌物件埋于十几处，幻想咒死胤礽，为他腾出太子宝座。他还与胤禩勾联，共同对付皇太子。胤禩少时为胤禔生母惠妃所抚养，与大阿哥相结纳。其为人“颇有识量”，成为康熙所喜爱的一个皇子。三十七年（1698年）受封为贝勒，时年十八岁，在被封为这个爵位的兄弟中数他年龄最小。他的为人和作风与皇太子大不相同，他以仁爱自励，善于笼络人才和收买人心。康熙南巡招徕的有名士人何焯在胤禩府中侍读，后丁忧回原籍苏州长洲县，胤禩多次给他书信，嘱其节哀，委托他的弟弟在南方各地采购图书。何焯为人耿介，清誉甚高，被学者尊称为“义门先生”。因之“文士都说胤禩极是好学，极是好王子”。康熙对胤礽不满，自然早就考虑废太子和立新太子的问题，他的哥哥裕亲王福全在皇帝面前称赞胤禩“有才有德”，实际是推荐胤禩做皇位继承人。胤禩觊觎储位，甚至对反对太子方面的谋杀计议，寄予某种希望。有相面人张明德，给顺承郡王布穆巴、公普奇、公赖士等看相，从中造作言语，他对布穆巴说，普奇对他讲皇太子甚恶，他们要刺杀他，并邀请布穆巴入伙。布穆巴将此事告诉胤禔，胤禔不让他揭发，还让将张明德送到自己府中看相。与此同时，普奇又把张明德荐到胤禩府中，张给皇八子看相，说其“丰神清逸，仁谊敦厚，福寿绵长，诚贵相也”。又说“皇太子暴戾，若遇我，当刺杀之”。还说他有十六个好友，俱是武艺高强的人，招来一两个人就能刺死胤礽。胤禩听了很高兴，就把他的话转告给己交厚的胤禟和皇十四子胤禵，而不向皇帝揭发张明德刺杀皇太子的阴谋。上述事实表明，许多皇子、王公联合起来反对皇太子，使胤礽在统治阶级最高层中处于比较孤立的地位；胤礽的反对派阴谋采取暗杀的方式迫害对手，双方矛盾尖锐，势不两立。
在这重重矛盾下，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四十七年（1708年）夏天，康熙出巡塞外，命胤礽、胤禔、胤祥等皇子从行。皇帝与太子同行在外，冲突益发表面化了。胤礽每当夜晚就围着皇帝的帐篷转，从缝隙窥视父皇的动静。康熙很警觉，预防发生谋害于己的政变，他说：“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他一面命胤禩好好保护自己，一面先发制人，在归途中，于九月初四日召集诸王及副都统以上大臣，宣布皇太子罪状：“不法祖德，不遵祖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专抎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不堪接替太祖、太宗、世祖创立的基业，将其废黜，并加监禁。同时诛杀索额图之子格尔芬、阿尔吉善等人。废立太子，关乎国本，康熙等不及到京城祭告天地祖宗，匆迫如此，用他的话说，是包容太子的过错已二十年，实不能再容忍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帝与太子的严重对立，康熙以他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权威，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经营多年的皇太子势力。但是皇储的遗缺由谁来补进的问题产生了，而且立即具有相当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首先积极营谋这个地位的是胤禔。康熙命他保驾和看守废太子，给了他错觉，自以为是未来的储君了。康熙早看透此人，初四日宣布废胤礽时，就明确表示“并无欲立胤禔为皇太子之意”，而且认为他“秉性躁急愚顽”，没有资格做皇太子。胤禔看到自己没有希望，转而支持胤禩，将他推荐给康熙，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后必大贵”，希望以命运之说打动父皇。他还怕胤礽东山再起，意欲将之置于死地，并深知康熙不便于诛杀胤礽，因此讨令由他下手。奏称“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父皇之手”，可以由他代行。他如此露骨地参与储位斗争，激起康熙的愤怒。因为杀太子，将会给皇帝本人留下骂名，如同汉武帝杀戾太子而留下恶名。所以康熙说他“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是“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到十月份，胤祉揭发他的厌胜事，康熙遂将他革爵，严行圈禁。
废胤礽的第四天，康熙命胤禩署理内务府总管事。清朝每当皇室内部发生重大事情，如皇帝、皇太后死亡，常派皇子或皇帝弟兄管理内务府事务。胤禩的被任用，是皇帝对他的重视和信任，也给他政治表现的机会。内务府前任总管凌普，是胤礽乳母的丈夫，康熙起用他，原为照顾胤礽，便于其指使内府下人和使用宫中财物。胤礽见废，胤禩受命审查凌普。凌普原来借着太子的势力，贪婪不法。胤禩为了收买人心，包庇昔日的冤家对头，准备了草结案。康熙看出他的心思，说“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康熙怕在胤礽太子之外，又出一个与君父争人心的胤禩太子，警告他不要重蹈胤礽的覆辙。待到胤禔以张明德相面事保荐胤禩时，不想因此得祸。康熙把张明德凌迟处死，进而指斥胤禩“妄蓄大志”，阴谋夺嫡，命将其锁拿，交议政处审理。张明德事件，对于胤禩争取储位，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现在来看本书主人公的活动。前已说过，胤禛在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比他只年长一岁的胤祉获得郡王世爵，所以他得的虽是显秩，但在诸兄弟中不算突出。四十七年（1708年）的“秋狝”他没有参加，康熙废胤礽时，命他和胤禩“在京办理事务”。十六日康熙到京，将胤礽拘禁于上驷院旁，命胤禛参与对他的监视，表明胤禛在废太子问题上有一定发言权。胤禛揣摩康熙对胤礽是恨铁不成钢，不是要将他置于死地，故对胤礽表示出救援的态度，据胤禟的亲信秦道然说，他听胤禟讲，胤礽事发后，胤禛“十分着急，很要救他”。康熙在宣布废胤礽的告天文书之前，将文书让胤礽观看，胤礽说我的皇太子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禔把这个话转奏了，康熙说做皇帝是受天之命，这样大事，怎能不告天，胤礽如此胡说，以后他的话不必上奏了。胤禔将谕旨传达给胤礽，废太子又说“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胤禔以有不许转奏的旨意，严辞厉色地予以拒绝。这时胤禟向胤禛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似乎应该代奏。胤禛就说九阿哥说得对，即使我们因代奏得了不是，也该替他奏明。但是胤禔仍不答应，胤禛就下决心地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禔只得同意代替废太子陈奏。康熙听了说你们奏得对，就把胤礽项上的锁链拿掉了。当时诸皇子在攘夺储位，尔虞我诈，多对废太子落井下石，唯有胤禛维护胤礽的正当要求。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废胤礽之后，胤禔、胤禩的地位明显地超越于众兄弟，胤禛很清楚，新太子轮不到他，而他同胤禩、胤禔等人关系一般，太子换人，对他不利，若太子依旧是胤礽，他们间是原有的君臣关系，与他没有损害，所以他才为废太子说话。
废太子时，胤禛与胤禩也维持良好的关系。胤禛知道胤禵、胤禟等私藏毒药，假如胤禩遭到不测，他们就和他同归于尽。胤禵等让他知道他们的隐私，表明胤禛与他们平素有所往来，相互之间有谅解，他不便于得罪胤禩一伙。
康熙在迫不及待的心情下废黜太子，没有想到儿子们会那样激烈地争夺储位。他到京后，即于十七日，亲自撰写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文书，除说明罢黜胤礽的原因，还说“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表示他对所有皇子都不大满意，无意于立即再立太子。同日宣布废太子事已告结束，谕令诸皇子安分守己，不得“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否则断不姑容，并举出先年宗室褚英、莽古尔泰、阿敏等人案例，加以警告。又告诫众臣，“凡非本王门上之人，俱不许在别王子阿哥处行走”。严厉禁止皇子与朝臣结党营私，谋求非分大位。及至胤禔请杀废太子和张明德谋杀案的被揭露，康熙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屡屡劝谕诸子不要钻营储位。十月初四日，他说“众阿哥当思朕为君父，朕如何降旨，尔等即如何遵行，始是为臣子之正理”。又说：你们若是争竞不息，等我死时，“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他想到齐桓公死，五公子停尸争位的可怕情景，不寒而栗，简直是哀求儿子们听话，然而没有人动心。十五日，胤祉告发胤禔厌胜的阴谋，给康熙巨大震动，使他把胤礽的不法行为，看成中了邪，有所原谅，第二天，就召见废太子和胤禩，并说自此之后，不提往事，胤礽亦迁至咸安宫安养。还在本月初一日，康熙宣称他对立太子的事已有成算，只是不告诉众人，也不让大家知道，到时候听他的安排就是了。朝臣中有人见召见胤礽，忖度康熙心理，以为废太子有复立的可能，密上条陈，加以保奏。十一月初八日，康熙告诉大臣不要妄意揣测，不要向废太子献殷勤，立谁为太子，“在朕裁夺”，臣下不得干预。可是，十四日命满汉文武大臣各自举荐太子，除大阿哥外，诸皇子都可入选，表示“众意属谁，朕即从之”。又下令大学士马齐不许参与此事。开始诸臣都说：“此事关系甚大，非人臣所当言，”不敢遵命。这时有几个活跃人物，首先是马齐，他先到内阁，对另一大学士张玉书说：“众议欲举胤禩，”实际要众人保荐皇八子。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理藩院尚书阿灵阿、户部尚书王鸿绪、工部右侍郎揆叙暗中联结，于手掌书写“八阿哥”字样以示众人，朝臣见此，相继推荐胤禩。康熙知后，大不以为然，马上收回徇从众人保举的诺言，转说立太子事情重大，你们还要尽心详议。又说不宜册立胤禩，第一，他没有办理过政事，缺少经验；第二，在太子问题上犯过罪，近又遭到处分；第三，他的生母是出身于辛者库的贱籍，因而不适宜做储。十六日，康熙释放胤礽，有意将他复立，并为安定众心，告诫他改恶从善，不许对揭发他的人打击报复，一定要“观性理之书，以崇进德业”，以礼对待宗亲贵戚和大臣，为此特地讲了他的几个弟兄的好处，说胤禛“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情恳切，可谓诚孝”。胤祺“心性甚善，为人淳厚”。胤祐“心性举止蔼然可亲”，胤禩“诸臣奏称其贤”，“必性好，不务矜夸”。希望胤礽同他们亲近。次日，诸臣俱题本请复立胤礽，康熙考虑时机还不成熟，将题本留中，到第二年三月，重新册立胤礽为皇太子。这一次胤礽的废黜及复立，历时半年，始告结束。
康熙对拥立胤禩的事很注意，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追查首倡之人。开始群臣互相包庇，最后都查了出来。首领就是前述的马齐。此人为议政大臣，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康熙赐给他“永世翼戴”的匾额，视为亲信大臣。清朝制度，大学士中以一满人居首（首辅），马齐恰当其任。他位高望重，是以拥戴胤禩的主张，为百官遵从。还有佟国维，是康熙的舅舅兼岳丈，早年为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四十三年（1704年）以年老解任。当康熙废胤礽后，立太子事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佟国维不能宽慰康熙，反而加以催促，说“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易于措处，祈速赐睿断，若日后难于措处，亦祈赐睿断”。意思是说康熙若不把此事赶快料理清楚，否则会有变故。康熙说众官听了他的话，都害怕起来，因而“欲立胤禩为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这就是说佟国维对康熙施加压力，对胤禩被百官推荐有利。揆叙是已故大学士明珠的次子，承其父的遗风，交游颇广，很早就同胤禩相结识。他父亲是反太子党首领，太子见弃，他自然希望胤禩获胜，而不愿见胤礽复辟。阿灵阿是皇十子胤䄉生母温僖贵妃的弟弟，胤䄉与胤禩、胤禟相好，这可能是他结交胤禩的一个原因。王鸿绪是一甲二名进士，为《明史》总裁官，成《明史列传》一书，曾因贪婪结党被弹劾罢官。贝子苏努，是清太祖长子褚英的曾孙，康熙说这一支与他的清太宗一支有仇，总想破坏他们父子兄弟的关系，以便遂其心意。这些人推崇胤禩，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图拥立大功，为异日荣宠垫步。二是尊崇胤禩，因其主张仁义，礼贤下士，为诸大臣视为奇人。
为废太子谋求复位的人，也怀有个人企图。康熙将诸臣请求胤礽复位的奏疏留中后，左副都御史劳之辨于十二月初八日密疏请将胤礽早日正位东宫，振振有词地说他“职司言路，不敢不披沥上陈”。其实他是为向胤礽买好，正如康熙所说：“将朕下旨已行之事，作为己功，行事甚为奸诡。”
康熙把这些人的活动，一律看作是结党图私。他不许皇子谋取储贰，在废太子的当月，两次发出警告：“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诸阿哥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断不姑容也。”也就是说，皇帝喜爱谁就定谁为储君，这是皇帝的绝对权力，它同营求相对立，是皇帝所坚决反对的。康熙不许官僚辅助皇子谋求储位，害怕这些人将来居功专擅，皇权旁落。如指斥马齐谋立皇八子，“岂非欲结恩于胤禩，为日后恣肆专行之计耶！”
对于这些人还给以一定的惩罚，马齐夺职拘禁，其弟马武、李荣保并革退，责令王鸿绪休致，劳之辨革职，逐回原籍。康熙对这些人的打击，适可而止，没有兴大狱，因为胤禩既不得立，拥戴他的人不会得意，无须乎大惩治。此一方面说明康熙对待臣下宽厚，另一方面，也说明废立胤礽，全按他的意志实现的，他人意见亦起一定影响，但不能操纵他。
康熙复立胤礽，不是听从某个臣下的意见，却是屈从了环境的安排，他废胤礽后，立即出现不可遏止的诸皇子争夺储位的局面，更严重的是外戚、贵胄和朝臣卷了进来，如果不迅速再立太子，激烈的争竞不可停息，也不能符合人们已经长期养成的国有储君的习惯要求，这就决定康熙必须再立皇储。至于人选，都不如意，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胤禔、胤禩的钻营储位，立胤禩以外的人，不符人望，诸皇子也不会服气。只有把原来的太子抬出来，众人也就说不出什么话了。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回顾说：“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这是说的真心话。所以胤礽的再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以嫡长的地位填补储位的真空，是康熙迫于形势，用以作为平息诸子争位和诸臣请立国本的手段。
康熙进行太子废立，原意是要解决已经发展的储贰权力与皇权不相容的矛盾，但是没有成功。胤礽表示悔罪，同时又把责任推之他人，他说“因为我的不善，人就利用来陷害我”。他没有改恶从善的决心，而他的地位又使一些官僚向他靠拢，结党营私。皇帝与嗣君因废黜事件感情更趋恶化，矛盾不是解决了，而是加深了。
诸皇子与太子的关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其恶化。在这个事件中，大阿哥凶相毕露，被康熙处分最重，屡次下令严行看守，使他永远退出政治舞台。此后，如同行尸走肉，苟活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悄悄地死去。十三阿哥胤祥，原是康熙爱子，事情一开始，就被圈禁，终康熙之世再未能有起色。胤禩一度被革爵，不久复还了。遭革爵，是耻侮；被推举，又是光彩；争夺储位，没有达到目的，总的看是受到一些挫折。其他的人得了好处。康熙为改善太子与诸兄弟的关系，为防止太子的打击报复，同时也可能是为牵制太子势力，于再立胤礽的当月，册封胤祉、胤禛、胤祺为亲王，胤祐、胤䄉为郡王，胤禟、皇十二子胤祹、胤禵为贝子。同年十月，给胤祉赐封号诚亲王，胤禛为雍亲王，胤祺为恒亲王，胤祐为淳郡王，胤䄉为敦郡王。他们都因此提高了政治地位，并得到大量属人，胤禛获得满洲佐领六个，蒙古、汉军佐领各三个，计十二个。胤禛、胤祺原与胤祐、胤禩比肩而坐，至是大不一样了，他们升到了臣下所能有的顶端。特别是胤禛，在十年前屈居贝勒之位，还被康熙当众说他“为人轻率”，如今则褒奖为“诚孝”之人，大大改变了在父皇心目中的形象，他在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中获得巨大利益。胤禵不仅荣获世爵，而且得到胤禩原有的包衣佐领和浑托和人口的一半以及上三旗所分佐领的全部，使他成为受益多的一个皇子。康熙的分封诸子，使他们地位提高，更有资本与胤礽进行斗争。太子险被夺嫡，对众兄弟自更怀恨，诸子自恃显贵，更不将太子看在眼里，他们之间的裂痕远比过去加大了。
康熙废立太子，一度造成政治混乱，加剧了皇室内部的矛盾，这是错误的政治举措，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活动。
康熙因胤礽不争气和诸子的争夺储位；既羞愧，又气愤，生了重病。他在宣布废胤礽的第八天，召见领侍卫内大臣、满洲大学士等说：“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懑，至今六日，未尝安寝。”他边说边哭，不能自已，以至“诸臣皆呜咽，奏请曰：‘天下臣民所仰赖者，惟我皇上，伏愿皇上以祖宗弘业为重，皆释痛愤，熙养圣躬’”。大臣这样的劝慰，日后也有问安的，不过虚应故事，不敢过问皇帝的健康，更有甚者，像佟国维那样胁迫建储，在摧残皇帝身体。只有胤禛和胤祉二人劝请就医，他们说：“皇父圣容如此清减，不令医人诊视，进用药饵，徒自勉强耽延，万国何所依赖。”又请求由他们来择医护理：“臣等虽不知医理，愿冒死择医，令其日加调治”。康熙接受他们的请求，命他们同胤祺、胤禩检视药方和用药，经过治疗，恢复了健康。
胤禛在皇太子的废立事件中，基于自己替补的无望，采取维持旧太子地位的态度。他对乃父从身体上给予体贴；对胤礽表示关切，仗义直陈，疏通皇帝与废太子的感情；同夺嫡最力的胤禩亦保持某种联系，表面上既不反对，也不支持，骨子里不愿他得势；对其他兄弟也在皇帝面前频频上好话，或在人需要时给予支持，如康熙说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当胤禟、胤祹、胤禵等封为贝子时，他启奏说，都是一般弟兄，他们爵位低，愿意降低自己世爵，以提高他们，使兄弟们地位相当。他如此做作，意在获取父皇的信任和各方面的好感。这是一次大的政治风浪，他在波涛中角逐，表演基本上是成功的，赢得了康熙的好感，特传谕旨表彰：“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听了，本应高兴，却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他从来没有保过废太子，因而“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便承担这个责任和领受这个功绩，免得将来太子出事而受牵连，也免得遭受众兄弟的妒忌。这次斗争显示了胤禛的八面玲珑的政治活动才能，也使他得到了锻炼。
这时期，胤禛的被关押问题，现在已弄不清楚了。乾隆年间，胤禩的遗胤弘旺在《皇清通志纲要》中写道：“（康熙四十七）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先君）、皇太子开释。”胤礽、胤禔、胤禩、胤祥被囚禁，前已说过，胤祉的拘执，亦有原因可寻。康熙在宣布废胤礽的第四天，谈到从京城征召胤祉的原因：“胤祉平日与胤礽甚相亲睦，所以召胤祉来者，因有所质问，并非欲拘执之也”。说不囚系，实际是把他拘捕了。胤祉告发胤禔使用厌胜法，所用的巫师就是他的属下人，很可能他为戴罪立功才揭发的。胤禛和胤祺既被说成“开释”，被捕过当没有问题。何以被关禁，由于材料的贫乏，很难说清楚了，但不妨揣测胤禛致祸的几种可能：一是替废太子说话，被视为太子党人而遭惩处；二是康熙怕年长的皇子谋变，把他们都暂时拘禁起来，他也不能例外；三是他的两面派活动被康熙看出破绽的结果。仔细想来，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对此后面还有机会谈到。
第三节 夺取储位的全面计划和活动
胤礽再次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皇室内部，巩固皇位与提前继位，保卫和争取储位的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作为雍亲王的胤禛，以更大的精力投入这个纷争之中，为他的嗣位创造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一、胤礽第二次被废及徒劳的复位活动
胤礽复立之后，照旧纠集党羽，扩充势力，很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亲贵大臣，这中间有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副都统悟礼等人。他不知接受先前教训，尊奉父皇，自我抑损，仍摆太子派头，饮食服御陈设等物，与皇帝相较，“殆有倍之”。骄奢淫侈，贪黩货财，一样也没有改。常派家奴至各省富饶地区，勒索贡物和美女，如若稍微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向皇帝诬告，给以惩罚。太子如此作威作福，使官员难于措手足：若屈从太子，皇帝不乐意，立时可以致祸；若只奉承皇帝，不理会太子，储君嗣位之后会遭到惩罚，因此产生“两处总是一死”的不安情绪。是以太子的胡作非为，不仅影响了皇帝的权威，还政出多门，产生政治的混乱和不安定。
胤礽实在昏暴，不会审时度势，不能自处，其实，他的地位很不巩固。康熙是不得已再立的他，这是许多人都清楚的事，被罢斥回江南家乡的王鸿绪说：“我京中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曾在陕西作过道员的程兆麟、丁忧回原籍苏州的原东平州知州范溥在苏州、扬州等地预言：“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首都及江南的舆论都是如此，胤礽有何可恃？
康熙对胤礽的乍废乍立，已失乖张，再立之后，希望他能转好，不再出现废黜的败政，所以对太子的不法行为极力容隐。胤礽要责备的官员就替他责备，要处分的就处分，要驱逐的就驱逐，以满足他的愿望。只是对他不放心，不让他单独活动，每有巡幸，必令其随从，“使不得须臾离侧”，防止发生事变。
胤礽的弟兄可不顾及乃父的心情，对胤礽的复立，恨之入骨，非要攻倒他而后快。胤礽复位时，胤禩党人无限失望，阿灵阿甚至不想活了，但他们很快清醒过来，继续向胤礽挑战。据胤禛讲，揆叙利用他的家财，与阿灵阿等“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于官民燕会之所，将二阿哥肆行污蔑”。他们利用对方的弱点，制造倒太子的舆论，以影响皇帝的视听和决策。
到五十年（1711年）十月，康熙再也不能容忍了，离宫在畅春园正大光明殿前面召集诸王文武大臣，说现今“诸大臣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者”，兵部尚书耿额是索额图家奴，欲为主人报仇，是索额图之党还未根绝，因此将鄂缮、耿额、齐世武锁拿审问。这时有人告发托合齐不守礼法事，康熙命胤祉、胤禛、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署内务府总管马齐等会同宗人府察审。胤禩党人参与了对太子党人的审讯。一年后，康熙宣布胤礽罪状，加以废黜。上谕说：胤礽“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恶，与恶劣小人结党”，不可不防这些小人的谋害；鉴于他的过恶“断非能改”，不得不再行废黜。同时告诫诸臣，不许为胤礽保奏，“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对太子党人也作了处分，托合齐死于狱中，仍锉尸扬灰，伊子舒起绞监候。康熙的再废太子，当机立断，使胤礽不能作乱，减少他对政治的干扰是好的。他对太子防范甚严，也是必要的。但对太子的穷奢极欲和暴虐无道，不采取有力的制止措施，反而顺着他，以为如此可以“感悦伊心，冀其迁善”。事与愿违，说明康熙对胤礽的认识并不透彻。
胤礽的再废，像前一次一样，是皇帝与储君、太子与皇子间的矛盾的产物，是一场权位之争。这场斗争使康熙又一次遭到不幸，用他的话说是“心思用尽，容颜清减”。精神上的打击、体质上的消耗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胤礽废后，储位虚悬，诸子争夺不休，让他无休止地劳精费神地处理这种棘手问题。
在第二次废黜时也发生类似于拘禁皇子的事情，据目睹其事的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中记载，在废胤礽时，“八个，或者十个官员，还有两个太监跪在地上，光着头，双手被绑在背后。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皇子们站成一排，也是不戴帽子，手被缚在胸前”。在被捆绑众皇子中应当有胤祉、胤禛等年长皇子。废太子事件中诸皇子被囚、被绑，究竟如何解释，可以说研究者都难于理解。如杨珍就捆绑诸皇子事情说：“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与二废太子之间，还有某些更直接的牵连，或是与某些满洲习俗有关？史料不足，难以结论。”笔者推测：年长诸皇子在废太子事件中有的一度有罪，有的并没有罪，可能因年长关系，康熙怕他们生事，以禁闭、捆绑、责骂而警告他们，甚至是保护性拘执，不让他们参与犯错误。
废胤礽后的几个月，即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太子为国本，请求册立。康熙说“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具体理由是：立太子必得其人，“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没有适合的人，立了反而不好，如胤礽之废黜；太子年长，容易结党为乱，以致出了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诸皇子已经分封，手下人多，立了太子，难保不出太子与诸王的纠纷；本朝没有立太子的惯例，不立储贰也不是缺陷。因此将赵申乔奏折发还，不准实行。不再立太子，是康熙晚年的基本方针。
东宫虚位，包括废太子在内的诸皇子都在营求太子印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胤礽毕竟拥有近四十年储君的历史，虽被囚禁，开始仍有复位的可能。据朝鲜人记录，五十二年（1713年）冬至五十三年（1714年）春，康熙对废胤礽有后悔的意思，五十二年会试，以放太甲于桐宫出题。太甲无道，被伊尹放置于桐官，三年改过，迎还立之。因此，人们传说胤礽将要复位。恰在这时发生了德琳案件，德琳是胤礽下人，获罪流放关东，擅自行动，偷挖积银人参，罪上加罪，牵连胤礽不获谅解。胤礽自己也在极力谋求。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发生了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部众骚扰哈密的事件，康熙命吏部尚书富宁安督兵往讨。胤礽很快获知此事，希望利用这一机会跳出樊笼。当时有医生贺孟頫为胤礽福晋看病，出入府门，胤礽亲自使用矾水写信，由他交给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希望他保举自己为大将军，企图以出征恢复旧日的储位。矾水写字可以瞒人眼目，哪知此事竟被辅国公阿布兰探听了去。阿布兰对揭发与否，犹豫不决，胤禩集团的贝子苏努要他检举，阿布兰遂行告发，生出“矾书案”。从前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说过胤礽“灾星未脱”的话，这时胤礽打听这位活佛何时来京，以便再问前程。这件事也被当做不安本分被揭发了。外间流传“皇上有褒奖二阿哥之旨”，也成为胤礽和普奇的罪状。经过审讯，贺孟頫斩监候，普奇照前拘禁。胤礽图谋出征的心机枉费了。
朝中大臣主动为胤礽进行再次复位活动的亦颇有人。大学士王掞，祖父王锡爵是明朝万历时首辅，曾连章奏请册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反对立神宗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得到成功。康熙因王掞关系，赐王锡爵“懋勷贻范”的匾额。王掞对皇帝感恩图报，觉得不是尊奉旧规、履行一般行政事务就可以报答的，决心做“天下第一事”，效法乃祖“争国本”，遂于五十六年（1717年）五月向康熙密陈建立太子的重要：“伏愿皇上深念国本之重，察德慧福泽之所钟，念困心衡虑之已久，手颁诏谕，早定储位，则宗社幸甚，臣民幸甚！”他没有明说复立胤礽为太子，既然学其先人，实际就是要立嫡长。所以弘旺在其著作中谈及此事，直截了当地说“王掞奏保皇太子”。同年十一月，康熙有病，御史陈嘉猷等八人怕发生变故，公同疏请册立太子。康熙以大学士与御史启奏同一事情，是要搞朋党，加以申斥。他们的奏疏中，有请皇帝与太子分理政事的内容，康熙大不以为然，说：“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显然是怕大权旁落而不立太子。诸臣为胤礽复立所进行的活动，遭到了失败。
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又有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奏请复立胤礽为太子。他说二阿哥原本“仁孝”，如今于拘禁处甚为安静，是“圣而益圣，贤而益贤”，堪为太子。又引汉武帝戾太子事件为鉴戒，说“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旁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康熙听了很动感情，“欷歔久之”，但是阿灵阿说“朱某之疏，为希异日荣宠地步”。康熙转而认为朱天保取媚于胤礽，“希图侥幸取大富贵”，将之处斩，并牵连他的父亲原兵部侍郎朱都讷、姐丈戴保、副都统常赉、内阁学士金宝、都统齐世等人，使他们遭到流放、革职等处分。这就给谋复胤礽的势力一个重大打击。
六十年（1721年），是康熙登基一甲子大庆之年，二月十七日，王掞借机又一次上疏，请求建储，说“臣愚以为皇上于启后之计，尚不能不仰烦睿虑也”。不到一个月，即三月十三日，监察御史陶彝等十二人疏奏，亦说“宝历周初，万年伊始，恭请早定储位，以光大典”。这是五十六年大学士和御史先后上书请建储君的重演，引起康熙震怒，痛诋王掞、陶彝等沾染明季恶习，植党希恩，责令王掞交代目的，时值初春，天气尚寒，王掞待罪在宫门外，铺纸石阶上，以唾液研墨，书写奏折，申明不敢唆使台臣启奏。康熙余怒不息，说“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不悦，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又说王掞等既称为国为君，西北正在用兵，应发往军前效力。于是陶彝等十二人应罚前去，康熙以王掞年过七十，命其子少詹事王奕清代往。次年四月，王奕清请求捐银一万两回京省亲，康熙留中不批准，可知对王掞的行为耿耿于怀。这是六十年庆典中不愉快的插曲。
“矾书案”以及王掞、陈嘉猷、陶彝、朱天保建储疏议遭拒绝，无不表明康熙无意于再立胤礽。他手书谕诸大臣：“二阿哥两次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以口舌也。朕并无可悔之处，见今时常遣人存问，赍赐嘉物，其子朕为抚养，凡此皆为父子之私情，不能自已，所谓姑息之爱也，人何得以此生疑耶”！他把胤礽的两个儿子、胤礽之子弘晳的三个儿子，即两个孙子、三个重孙子养育在宫中。又照顾胤礽的家属，给以亲王待遇。五十七年（1718年）四月，胤礽福晋病死，按规定，亲王福晋可用二十名侍卫穿孝，胤礽无侍卫，康熙特命步军统领隆科多率领三十名侍卫去穿孝，超过了对亲王的规定。胤礽女亡，礼部不敢为她奏请祭文，康熙命翰林院撰写，秋后致祭。五十九年（1720年）封胤礽女为郡主，婿为和硕额附，这是给她以亲王女待遇。这样做，康熙固然是嘉奖胤礽福晋“秉资淑孝，赋性宽和”，及照顾自己孙儿、孙女，更重要的是他怕出现第二个汉武帝戾太子事件，遭人议论，落个“不慈”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