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欲再次举兵入关的想法，引起了以王永江为首的“文治派”的极大不安。奉天本为天府之国，在王永江的悉心治理下，吏治财政也都拥有了一定的基础，若能循序渐进，保境安民，实足为乱世中的桃源之地。王永江也常劝张作霖“修文偃武，保境安民，刷新政治，自强不息”，张作霖嘴上答应，实际却总忘不了中原逐鹿，硬是要以关内一隅之地与天下争衡，结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自食其言。
最早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张作霖纳杨宇霆之言，实行“整军经武”。无论是扩建兵工厂、购买飞机，还是扩充军队，都需要巨额投入，钱从哪里来？只能从奉票中来，实际就是靠官银号不断地加印钞票。
当时国外发行的纸币是可兑换的，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现金或相当于三分之一现金的实物作为储备，否则纸币就不能稳定。因为奉票不可在省内兑换，所以东北官银号发行纸币时虽然也要有一定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额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额的现金或实物作为储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纸币。问题是即便这样，纸币发行也不是不受限制，一旦达到滥发的程度，必然导致币值跌落，物价飞涨，金融混乱，民生日蹙。
张作霖自督奉以来，军费向来不受预算限制，而且他和杨宇霆均志在事功，对花钱毫无概念。各方政客和势力来东北要钱，张作霖总是以“个人机密杂费”的名目大笔一挥，予以批准。王永江对此颇有微词，说：“总字（指张作霖）脑筋最简单，又最杂乱，故易上当，而不承认。”杨宇霆作为兵工厂督办和“整军经武”的主要发起人，自然更是花钱的祖宗。每当王永江稍加整顿，使金融稍有起色时，就会发现杨宇霆又在买机械购军火，扩充兵工厂了，于是奉票也跟着旋起旋落，始终无法稳定。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王永江这样诉说自己的苦衷：好像在防洪水，筑起了一丈的堤，杨宇霆马上就会将之去掉一尺，于是“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
王永江固然是财经高手，可是碰上这么多败家的，也徒呼奈何。他曾反复向张作霖谏言：“奉省应速改方针，发展民治，缩小军备，导中国裁兵统一先声，固中国长治久安之策。”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打响前，又力劝张作霖，说战事一旦结束，“我们什么也不要”，更不可留恋北京，因为“北京是一根无肉的骨头，谁夺到手也无肉可食，不如开发东北，大有可为”。
张作霖当时对此建议表示欣然接受，然而仗一打赢，便忘乎所以，仍像以往一样“棋胜不顾家”“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的授意下，东北军不但没有退回关外，反而乘胜南下，大肆扩充地盘。王永江对此痛心疾首，愤而批评张作霖“无信义，终不能成大事”。
因为没有听王永江的话，见好就收，张作霖偷鸡不着蚀把米，把关内地盘几乎丢尽不算，还直接导致郭松龄发起了反奉战争。张郭战争对东北经济和财政可谓雪上加霜，奉票原来十八元尚可换现银一元，这时发展到六十元才能换到现银一元，很多普通人家因此被逼得倾家荡产。王永江算一算，一年来，奉天的军费、兵工厂经费、经常性军事开支、张作霖的“个人机密杂费”总计已达五千一百万，而奉天全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才两千三百万，尚不及总支出的半数。他断定，“奉天省将无法实施民政，财政破产乃为必然之势”，以及“郭叛以后，非数年休养生息，难复元气”。
作为唯一的弥补之策，王永江要求张作霖从速放弃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染指关内，同时“裁节军用”，将兵工厂缩小十分之四，军队减少到三个乃至四个师，张作霖的“个人私密杂费”也必须废止。后者因遭到军队武将们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对于前者，张作霖开始有所应承，在通电中声明要“修明内政，不勤远略，与民休息”，但是话犹在耳，东北军就又敲响了大举入关的鼓点。
眼看自己费尽多年心血才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最终都将一股脑儿毁损于战火，王永江心力交瘁，导致左眼失明。1926年2月，他请假回金州原籍探亲，便在故里给张作霖写了一封辞职信。张作霖自然要再三挽留，王永江就说我复职可以，但必须同意“裁节军用”的改革建议，这让已经骑虎难下的张作霖犯了难，只得准其辞职，另选他人为奉天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
王永江辞职，在东三省政界尤其是“文治派”中引起了地震般的连锁效应，吉林省长王树翰、黑龙江省长于驷兴均自动引退。这对张作霖打击不小，曾对人说：“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