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前线后，吴佩孚对东路进行重新部署，命令彭寿莘等人不得再退，接着便坐镇西路的良乡进行指挥。通过侦察，他发现奉军在布阵上存在弱点，于是急调张锡元、李鸣钟两旅星夜来援。
当两旅兼程到达良乡时，正当直军疲惫不堪之际。曹锟也正在良乡督战，他亲自到车站迎接援兵，并且对张锡元说：“老兄来得及时，请大力帮忙，火速开到前线去。”
吴佩孚令李鸣钟旅附奉军之背，实施迂回攻击，张锡元旅则会同直军，从正面出击。当时直军战壕里二三十步才有一个士兵，而且精神不振，援军的出现令他们又重新振作起来。
奉军西路总指挥是张景惠，他本以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攻下吴佩孚的老营指日可待，现在看到对方忽然从正面出击，而且还有生力军进行抄袭，顿时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总统徐世昌又在此时对张景惠说：“位于北京附近的三个师，与吴佩孚相通气，有攻击奉军后路的可能，因此（奉军）以后退至北京以南、长城一线为万全之上策。”徐世昌本偏向于奉系，奉军入关时打的就是“奉令拱卫京畿”的旗号，可是他向张景惠提供的这份似是而非的“情报”却给奉军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
奉军各级官佐多数起自草莽，他们不学无术，故步自封，平时愚昧而好自用，战时又因对现代军事知识讳莫如深而喜欢任意瞎指挥。张景惠就是如此，他听信了徐世昌的话，想到如果真有这么多反叛部队从背后打过来，奉军不但要遭遇双重包围和前后夹击，而且察哈尔与前线之间也将被打进一个大楔子，那么自己的地盘就保不住了（张景惠的正式职务是察哈尔都统）。
在未征得张作霖同意的情况下，张景惠便擅自下令西路奉军全线撤退。他们前脚刚撤，吴佩孚后脚就从俘获嘴里获知了消息，于是当即电令张锡元旅实施追击。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的奉军，究其实还只是一支“胡子军”。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为了利用东三省的“胡子”替自己效力，日本人曾对“胡子”的作战特点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发现，“胡子”看似相当于日本的浪人或者无赖流氓之类，但实际上已是一种军队，具备班、排、连的战斗机能，同时“胡子”还具备许多突出优点，比如“习惯骑马而擅长马术，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其行动进退之机敏灵活令人惊讶”。正因为这样，一些较为悍勇的“胡子”在实力上往往可以压倒前去围剿他们的官军。
另外，尽管在局部战斗中堪称优秀，但“胡子”的整体秩序和统制能力都非常薄弱，也就是说，若不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胡子”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有限，最多只能止步于班、排、连这一级。很多依附于日军的“东亚义勇军”都是如此，日本人从中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此类匪团马队，不能对敌展开正规进攻，凡遇优势之敌攻势，甚至一发炮弹攻击，其主将即带头逃跑，敢于抗敌到底者为数甚少。”
当张锡元旅发起追击时，奉军“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缺点在战场上暴露无遗，各部都只顾着逃命，几乎是草木皆兵，撤退也变成了大溃退。西路的惨败又很快波及东路，在吴佩孚集中兵力发起猛攻后，各部多数已失去战意，纷纷向军粮城溃退。因奉军军纪不佳，败兵到处骚扰，沿途老百姓曾立石碑咒骂：“奉军败退，争相奔命，跑得烂泥洼子冒烟！”国外观察家更是视为笑话，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军队是假如一个支队的军队退却，便犹如野生动物一只逃跑，会立即引起全群逃跑一样，将导致全军一泻千里的退却。”
为了挽回败局，张作霖亲临前线指挥，他给东路总指挥张作相打去电话：“你怎样也不能退，你要退下来，我们只有梦里相见。”
张作相的军事才能和定力并不比张景惠高明多少，且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几句狠话又岂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此时的奉军已处于崩溃状态，是谁都阻止不了的。
张作霖急得双眼冒火，他在指挥部内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好，为了不丢面子也绝不能逃跑。且看天津一战，一决雌雄！”
张作霖还想在天津再打一下，但以奉军的状态，显然已非常不现实。一旁的本庄繁赶紧劝说道：“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案，但从兵力素质而言，不易取胜。与其冒这样的风险，不如到适宜地点进行休整，以图再战。”
本庄繁虽然对入关作战持有异议，但战争开始后，就改穿上中国的粗布军装，和町野一起随张作霖征战。其间，他不仅视察阵地，而且参与制订了奉军的大多数作战计划，所以深知战场的实际情况。本庄繁认为应先退到滦州，在那里对败退部队进行收容休整，以防被衔尾追击的直军攻入关外。
町野对本庄的意图表示赞同，随后又附在他的耳边低语道：“滦州与秦皇岛靠近，如果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使作霖亡命日本也是可以的。”
为张作霖想好退路之后，町野紧接着便高声对张作霖说：“此次战争，一开始就提出反战论的是本庄顾问和杨参谋长，如今在主战论的张将军已失败的情况下，今后一切都应按本庄顾问意见处置较为妥当。”
眼见败局已定，张作霖只得接受幕僚们的意见，下达退却令，同时授权本庄繁担任指挥，将司令部后撤至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