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冬，张作霖自京返奉，途中下榻姜家屯。出现在姜家屯乡人面前的张作霖一手撑手杖，一手拿纸烟，他身材不高，白面黑发，态度文雅得像文人，而不是一个武夫。
不过这只是从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以时政观察家的角度来看，张作霖有着迥然不同的形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往访张作霖，他见到的张作霖“面色红润，两目常下垂，发言时偶尔举目一视，虽对外宾表示礼貌，但其骄人凌人之概，时时显露”。
当着孟禄的面，张作霖纵论国内政坛百象，且一语惊人：“中国大病，在‘官胡子’太多！中国大多数官吏，都是吃干薪不做事，国家焉有不穷？政治焉有不坏？这一些王八蛋，应当把他们都宰杀个干干净净。”
张作霖认为当时的督军省长、总长督办，全都是该杀的“官胡子”，因为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做两三年官，便称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哪来那个钱，还不是小民的！”
身为民国的封疆大吏，张作霖一方面说自己也算“官胡子”，也该杀，但他又为自己辩护说，任职以来，他拿的省长薪金、督军薪金，几年下来积攒了五百万，全在官银号放着，分文未动（张作霖的个人生意庞大，生活中主要靠这方面开支）。
张作霖抛出“官胡子论”，不是要朝其他省的同僚开炮，而是剑指中央政府。他先将唾沫星子喷到时任总统徐世昌身上：“大总统的家人，有一人兼十来个差的，总统是一国的表率，竟任家人这样，真真岂有此理！”接着便数落起了靳云鹏内阁。
靳云鹏是张作霖在直皖战争后一手扶上马的，但上台后在财政上焦头烂额，穷于应付。尤其是1921年11月，北京爆发金融风潮，国内催饷，国外逼债，令靳云鹏几乎陷入绝望境地。张作霖曾在北京目睹金融风潮的可怕，“国家银行，弄糟到这步田地，成何事体”？
虽然自己一度是靳内阁的铁杆支持者，但面对此情此景，张作霖仍对靳内阁产生出了恨铁不成钢之感：“外国人每说中国穷，其实中国何尝穷？不过钱都入了官吏的私囊。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么？”
说起财政危机和外债，张作霖在任上也遭遇过，不过凭借王永江理财，他不仅成功地渡过危机，而且还可以拿出来自诩：“我接奉天省事情的时候，奉天欠两千万外债，现在不到六年，我把这些外债都还干净了，另外还积了两千万出来。”
以此及彼，让张作霖有了为别人指点江山的底气：“拿奉天省作个比例，可见整理全中国的财政也是不难的。全国这点外债，东三省若发展发起来，使使劲，只三省之力也可还清了。”说到兴奋处，他甚至夸下海口：“只要我姓张的今天发一道命令，使人民每人摊多少公债还外债，不数日就可把钱凑齐。”
虽然没有真的下过那道“命令”，但据张作霖说，是他在紧急时候拿出奉天的省款，筹了三百万接济，国家银行才未倒闭，而他帮了中央政府，非但没落下好话，还惹来非议。张作霖对此愤愤不平：“这些浑蛋报纸，又说我有什么野心，什么条件，真是放屁。我是干干净净无条件接济的，丝毫没有什么野心。”
事已至此，张作霖也不打算再支持靳云鹏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了，他对孟禄说：“外边人常常不问缘由，责我们不服从中央命令。不知道像这么糟的中央政府，叫人怎样服从啊？”又就靳内阁表明态度：“外边都传说我赞助靳内阁，说他是我的亲戚，全是胡说。我何尝赞成他。他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我还赞成他吗？我告诉你们吧，中央政治不久就得变动一下。”
张作霖与孟禄谈话之前，中央政局果然发生了大变动。1921年12月17日，靳云鹏宣布内阁总辞职。一周后，梁士诒内阁成立。
虽然张作霖口口声声“朝野没有一个好东西，把他（指靳内阁）推下去，再来一个，还是那样”，但实际梁士诒内阁也是由张作霖所全力扶持，包括张作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也进入内阁，当了陆军总长，所以外界也称其为“奉系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