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东北攫取权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继续开口要；另一种是在原有的权益上进行扩展，例如利用南满铁路控制东北交通和军事，同时进行资源掠夺以及侵蚀当地经济。张杨对后者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性，张作霖在一次讲话中，曾对工商界人士说：“买卖人不要轻看自己，英国一个东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灭亡了。今天的南满铁路公司，就和东印度公司一样，它是灭亡我们的大本营。”
众所周知，南满路是日本人死都不肯放松的。在这方面为张作霖想出对策的人，便是常荫槐。常荫槐负责主管东北的铁路事业，任职期间他大力兴建东北铁路，这些铁路全部都与南满路平行，从而对南满路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满铁的营业收入因此大受影响，在生意清淡的情况下，不得不以降低运费的办法与东北自建铁路进行竞争。
完整的铁路网必须配有良港，除建路外，常荫槐还积极筹划在葫芦岛筑建商港，以与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港进行对峙。大连港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距离东北和内蒙腹地较远，而葫芦岛连接两大铁路干线，几乎东北各地的货物都可以此为集散地，交通上要比大连港便利得多。一旦葫芦岛海港建成，大连港就可能像南满铁路一样逐渐失去作用，最终沦落为一个死港。
日本对此当然极为不满，甚至有人大肆咆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在东北路权交涉中，日方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可是结果都不了了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唯恐杨宇霆等反对派将乘机制造纠纷”，从而使他们已取得的权益“化为泡影”。
打不得，骂不得，逼不得，也吓不得，无可奈何之下，日本只能选择走所谓“稳健”道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本人就是稳健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主张日本在东北“不可急进，必须条件成熟，不然就会无济于事”。
在关外与日俄争锋的同时，自恃已有充分实力的张作霖也开始不断介入关内纷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系原先的首领冯国璋去世，曹锟、吴佩孚继起，在这两人的领导下，直系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争斗激烈。众所周知，段祺瑞视其首席幕僚徐树铮为自己的灵魂，须臾不可或缺，而徐树铮也对段祺瑞感恩知己，忠心耿耿，两人可谓是情同父子。因此直系的攻击策略是先把矛头集中指向徐树铮，要求段祺瑞“亲君子远小人”，罢免乃至处死徐树铮。段祺瑞当然不肯做这种自毁长城的事，两派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在北洋内部各派中，直皖旗鼓相当，此外就数奉系实力最为强劲，直皖双方也都很重视拉拢奉系。1920年春，段祺瑞派嫡系第九师所部参加协约国组织的“西伯利亚干涉行动”，不久第九师师长魏宗翰奉命代表陆军部前去海参崴一带慰问参战部队，临行前，段祺瑞特地交代，让他在经过奉天时试探张作霖的态度。
魏宗翰途经奉天，张作霖招待得殷勤备至，并且一再对他说：“拥护段总理的武力统一政策，绝不偏袒曹仲珊（曹锟字仲珊）方面。至必要时，愿以中立的资格出头调解。”慰问结束，经过双城子时，驻防双城子的吴俊升到站为魏宗翰一行送行，并赠送了两袋高粱米，车抵锦州，张作霖的大公子、已任旅长的张学良不仅同样率官兵到站向他们列队致敬，而且还亲自上车对魏宗翰说：“我父亲要我来向魏老伯请安。”看到吴俊升、张学良对自己如此尊敬，魏宗翰更相信张作霖的话了。
有了来自奉系的这一系列表示，段祺瑞与直系相争时底气多了不少。由于直皖两派谁都不愿意退让，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逐渐变得不可避免。总统徐世昌原本抱着借直系压段祺瑞的目的，但真的弄到刀枪相对的地步，也就等于把他推上了火山口。为此，他急电关外的张作霖来京调停时局。
1920年6月19日，应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坐专车来到北京，一时间，这位声名赫赫的“关外王”备受各方瞩目。对张作霖来京调解，段祺瑞起初抱有极大期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有言在先，是向着自己的，退而求其次，即便是站在中立立场上调停，最低限度也应该不会偏袒直系。皖系的其他人大多有着类似想法，徐树铮大老远专门跑到廊坊车站，上车为张作霖引路。段祺瑞的另一个幕僚曾毓隽则将北京的奉天会馆粉饰一新，准备用作大帅行馆。
直到张作霖前往皖系基地团河拜访段祺瑞时，皖系才蓦然意识到他们的所有美好设想都不过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