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说，有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求见刘邦，他会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不过那说的是起兵初期，等到他立定取天下的志向，想往“汉高祖”的目标进军的时候，人家可是把有才的儒生当神一样供着的。
同样，张作霖也经历过这样的心理变化，最早他不但曾轻视王永江这样的“大儒”，还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法律是人造的，怎能约束我呢？”一副浑不吝、我行我素的模样。后来他就知道这样不行了，也明白“儒”是个好东西，他用刘邦式的口吻对手下亲信们说：“我这个位置（指督奉）是得自马上，然而马上得之，却不可以马上治之。如果地方上有贤俊之士愿替我效劳的，我们应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
正是了解张作霖态度的变化，所以袁金铠才会再一次在幕主面前引荐自己的老友：“岷源（王永江）乃天下奇才，将军幕下诸君无出其右者。将军应直释小嫌，以就大业。”
张作霖本来也有要起用王永江的念头，只是因为原先轻慢和威胁过对方，怕王永江记恨在心，不肯投于麾下，当下就笑着说：“我哪是不愿意用岷源，主要是岷源不屑来屈就罢了。”他知道袁金铠与王永江的关系，因此又试探着追问道：“人家肯到咱们这里来吗？”
袁金铠等的就是这句话，赶忙回答：“只要咱们对他优礼相待，言听计从，他也能来。”
张作霖一听大喜。这时王永江正充任辽康税捐局局长，张作霖先让袁金铠写封信给他解释原委，继而又将王永江调到奉天任税捐局局长。
为了充分做到“优礼相待”，王永江一到奉天，张作霖就派人上门邀请他到府中做客。虽然有袁金铠预先做了铺垫，但王永江对张作霖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仍有措手不及之感，也不免疑心张作霖会在门口做点文章，为难为难他什么的，于是就对来人说：“张公门前戈戟森列，我这样的小官到了门口，万一门卫不让我进去，那该怎么办？”
使者回禀张作霖。张作霖就像是那个已发现庞统是大才的刘备，早就迫不及待地要见到对方了，他立刻让使者转告王永江：“不要担心，我已经预先跟门卫讲过，你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既然张作霖诚心诚意，王永江便放下顾虑，收拾整齐后前来将军署拜会。当他走到门口时，果然有人主动上前迎接，刚刚进入中门，等候多时的张作霖急步走下台阶，对王永江说：“公来何迟？”
张作霖一边说，一边亲切地握着王永江的手，就像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一样。随后，他又把王永江拉进内室，密谈了一天。虽然外人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所有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两人已尽释前嫌，王永江正式加入了张作霖的核心智囊团。
当时由于张作霖所属军队很大一部分出自绿林，所以经常有不法军人胡作非为，欺行霸市。城内虽有警察，但根本不敢管或管不了，比如段芝贵督奉时期，汤玉麟的士兵公然抢劫，警察出动抓住劫犯，而汤玉麟竟然会亲自带人把劫犯又给抢回去。长此以往，导致奉天的治安状况十分混乱。
取得奉天省的军政大权后，张作霖即宣布军人不能干政，军队应严守军纪，不准扰民害民，如果有谁敢故意违反，就以军法惩治。问题是再严的制度，最终都得靠人来执行。原省警察厅厅长宋文郁虽与张作霖是亲戚，又支持张作霖多年，但他与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多认识，在维持省城秩序和纠察军队风纪方面，难免碍于情面，不能严格执行命令，汤玉麟士兵抢劫案即典型例子。
王永江初到奉天，张作霖就明确说明，请他到奉天不是专办税务，而是办理一切政治。鉴于王永江在警政方面既有理论又有实绩，张作霖很快做出决定，用王永江替换宋文郁，主抓全省警务。
王永江甫一上任，就将他在辽阳试行警政的经验推广于全省，开始在省城各处设立警务分驻所。警务分驻所相当于现代的派出所，原先军人横行街市已成习惯，自从有了“派出所”，他们的行动便处处受到限制和干涉。这些出身绿林的军人对此十分反感，他们骂警察为“巡警狗”，将“派出所”称之为“西瓜棚”，军警冲突事件因此一再发生。与此同时，以冯麟阁为首，一些军官也纷纷要求张作霖取消“派出所”，有人因此劝张作霖说：“你犯不上为王某得罪很多的人，请把王某调开吧。”
张作霖在跟冯麟阁争“奉天王”时可以百般忍让，但在这件事上却不肯让步，尤其是看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省城治安情况已得到极大改善后，他反而对王永江更加信任。反对者们见状，也就只好把反感情绪都咽到肚子里，暂时敢怒不敢言了。
在张作霖的支持下，王永江一面对不法军人采取严厉惩处措施，一面对奉天省各县警务长的职权重新做了规定，并且要求认真执行，不得敷衍了事。
王永江不徇私情的强硬态度最终让张作霖的那些老部下们坐不住了。在他们看来，军警是一家，警务处长、警务厅长都应该由军人担任，况且天下原本也是军人用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凭什么功劳可以高高在上地来管辖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