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台时期的张作霖可谓英气勃发，一抽出空来，他就扛着那支套筒步枪，骑一匹白马，不要任何人护卫和跟随，单枪匹马地到赵家沟去探望老母，他也因此得了一个绰号“白马张”。
八角台与赵家沟相距约九十里，张作霖每次都是在吃过午饭后动身，在太阳偏西时到达赵家沟。那路上要经过一个一望无际、方圆数十里都没有人家的大草甸子，他在途经此处时，曾遭遇一股敌对势力的伏击。当时他一看，所处区域地势开阔，又是白昼，人马目标太大，不易走脱，就赶紧下马跳进一条沟里，用步枪与敌人对抗。对方有一二十个人，但都打不到张作霖，反而被他打死打伤了好几个。
一直对峙到“撂帘子”（黑话，意思是天黑了），张作霖这才翻身上马。他的白马久经战阵，训练有素，打仗时寸步不离主人，一旦跑起来，又速度飞快。依靠白马和步枪，张作霖突出重围，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赵家沟。
张作霖对他的套筒步枪非常珍视，认为这是自己创业的家伙，陪着主人打过很多胜仗，已称得上是一个“功臣”。在马队多数人都已换用快枪的情况下，他依旧不愿更换，一直到死，这支步枪都被他妥善地保存着。
绿林是靠本事混饭吃的，在这个圈子里，像张作霖这样既有生死不惧的胆子，还拥有一身过人武艺的好汉，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然而话又说回来，由于长期浸润其中，也让相当一部分人养成了滋事扰民的恶习。他们以前过惯了这种生活，积习难改，人少时尚可管束，多了便很难控制。有人就曾为此告上省府，指责张作霖名义上剿匪，实际却纵兵焚烧民居、抢劫财物，“从各村抢来的财物装了十几大车”。
奉天将军增祺闻报大为震怒，便打算另派亲信接替张作霖的职务。张作霖早已在新民府编织好了关系网，得到风声后赶紧请官员们替他求情。1902年10月，新民府同知廖彭向增祺禀称：“张作霖投靠朝廷已经快一年了，肯定没有再回去做土匪的可能，他是忠心耿耿效忠朝廷的。如果另外派员接替张作霖，恐怕他底下人不服，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处理不当，反而对地方稳定不利。”
增祺听后觉得有理，加上夫人也在一边为张作霖说好话，就决定见他一面，但要求张作霖必须到省城进见。张作霖害怕增祺借机将他扣留，便托故让张景惠代他前去接受召见。
增祺的左右对此很是不满，主张对张作霖进行处分。增祺倒是知道张作霖有所顾虑，因此反而能够谅解，他抚慰张景惠：“只要你们真能为朝廷效命，我就一定准许你们戴罪立功，决不会欺骗你们的。”
增祺让张景惠密告张作霖：“现在奉天省还有杜立三等几个匪帮为害地方，应相机图之，如能为地方除掉这些巨患，那就是你们的大功，将来一定还要重用你们的。”
张景惠回去后向张作霖做了汇报，张作霖又羞愧又感动，也暗暗记下了增祺的话。
与其他绿林头目大多家境贫寒不同，杜立三出身于豪强世家，父亲专劫“皇杠”，几个叔叔都是著名的“马胡子”或坐地分赃的寨主。此人紫红脸膛，穿着上也偏好紫色，出行时一般都是头扎紫红色头巾，脑后垂一尺多长的紫红飘带，身穿紫红宁绸上衣，民间一谈起杜立三，都爱把他当成京剧和公案小说里的窦尔敦、单雄信。可是真实生活中的所谓江湖好汉，其实远没有戏曲中那么可爱，杜立三生性狠毒，杀人不眨眼，不但地方上的老百姓闻名丧胆，就是其他帮派头目也都怯其三分。
张作霖在没有就抚前，杜立三的一小股人马曾跑到他的“保险区”境内抢掠。事情发生后，张作霖缴了这些人的枪支，杜立三闻报大怒，集齐全部人马要与张作霖拼个你死我活。张作霖打不过这个“窦尔敦”，只得落荒而逃，杜立三则穷追不舍，由辽阳一直追到了镇安县十七户。
十七户有一个被称为“汤二爷”的庄主，势力很大，属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汤二爷”是汤玉麟认的本家，在张作霖等人的请求下，他出面进行了调解。张、杜遂言归于好，张作霖把所缴的枪支归还给杜立三，杜立三也表示对此事将不再追究。之后，两人又共同认“汤二爷”为义父，彼此间还焚香拜把，结下了金兰之好。
虽然拜了把兄弟，但张、杜之间并无任何惺惺相惜之意，张作霖纯粹是畏惧于杜立三的凶狠强悍，而不得不使出权宜之计。从内心上来说，他与杜立三仍然势不两立，真要有条件下手，他完全可以做到毫不犹豫。
增祺更是迫不及待要除掉杜立三，他除命张作霖对本区进行清剿，严防杜立三窜入外，又把官军和地方豪绅的武装集中起来，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对杜立三进行联合进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