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涕泪满衣裳
视察团延安之行被陈寅恪不幸而言中，以黄炎培为首的策士班子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没有达到目的。蒋介石把双方的《会谈记录》翻了几下，就冷冷地撇在一边不再顾及，仍坚持一党专制的思想处理当前的政治问题。这一做法令延安方面大为不快，认为自己又被国民党涮了一把。
在黄炎培等人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过表面和地下渠道得知蒋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泽东，盛怒之下决定实施反制，于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战斗檄文，对国民党及美国前往中国调解国共摩擦的代理人赫尔利大加讨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厢情愿和幻觉中的民盟第三党，不但没有达到当年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奇效，反而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落了个蒋介石、毛泽东两巨头一怒而自己惧，最后归宗无着，两条船都没搭上，空落得在浪潮汹涌的浑水中瞎扑腾的尴尬结局。好在此时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中国民众的兴奋点再度被掉转到东、西方两大战场上去，国共两党的摩擦暂时被搁置下来。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绝对置之不理”“把战争进行到底”。1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决定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并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举歼灭近百万日本关东军。蒋介石闻讯，以中国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斯大林，谓：“贵国对日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又说：“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2
8月9日，怒气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整座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当晚，已被打得急红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不顾军部强硬分子的阻挠与蛊惑，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向中、美、英三国为首的盟军投降。
8月10日下午7时许，日本政府决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正式照会已托瑞士及瑞典政府转致中、美、英、苏四国。稍后，消息由重庆美军总部传出，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受命紧急插播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凡时刻，播音员热血澎湃，感情激荡，已没有了平日圆熟的素养与技巧，任由情感喷涌。广播结束时，播音员呜咽着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是时，收音机中传出了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欢呼声。紧接着，“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整个重庆形成了一片欢腾的人海。
是时，傅斯年仍在重庆，当胜利的消息猝然降临时，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方寸大乱，欣喜若狂。平时滴酒不敢沾的他从一个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摇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加入到奔跑欢跳扬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许多年后，同在重庆的罗家伦还记得这幕经典场景。罗在回忆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孟真疯了”。接下来说道：“从他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3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重庆首次举行大规模胜利游行。队伍由在渝美军骑摩托车担任前导，后面车上高举中美英法苏五国国旗和领袖肖像，场面壮观、热烈
是啊，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舒展，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挤压得太久而终于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迈。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与兽性大发的日军遥相呼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拥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想不到事隔七年，扬子江涌动的血水渐渐湮退之后这个夏天的夜晚，提灯游行、庆祝狂欢的人群已换了人间。
盟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在奉命率部驰援东南战区的军事集结中，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合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而得到了历史性验证。八年抗战，如果自“九一八”算起，则是十四年的苦难与抗争，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庆不眠，中国不眠，整个中华民族将伴随着这个不眠之夜开始新的历史纪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时间中午12时，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广播演说，指出：“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4
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5
◎代理北大校长
就在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让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刻做复员北平的准备。同时承诺傅斯年赖以起家并作为根据地与大本营的中研院史语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骅最后强调，此次任命不仅是教育部的意见，也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宋子文当选为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受命组阁。由于宋子文与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皆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关系密切，便拉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翁文灏的帮腔与自己妻子陶曾谷的支持、蛊惑下欣然同意，并于6月就职。
当时蒋梦麟正在美国考察教育，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在美国能洽商采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一批新教授，以为即将胜利复员的北大重建有所裨益。想不到图书仪器没有见着，自己却弃北大当起官僚来了。此事不但事前未与北大同人商量，事后也不致信北大教授们解释，更离谱的是，蒋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到联大看一眼，径飞重庆。直到6月末，蒋梦麟才给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到行政院当官的事儿，并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6从而引起北大教授极大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冲动，为此同人们“吵起来了”。7郑天挺气愤地对周说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梦麟）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丧失无遗矣！”8
在郑天挺等教授们的眼里，蒋梦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级甚至宗师级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抗战胜利之际却弃北京大学，做一个宋氏门下的帮闲者，实在令人费解和感到悲哀。按郑天挺的说法，若说为了贪图功名，早在十几年前蒋就出任过政府教育部长，算得上是高官大员了，现已届花甲之年，北大校长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个国人皆恨的国之巨奸院长的幕僚？面对蒋氏如此糊涂的抉择，郑坚持认为“为师计，殊不宜”9，并把此意特地向蒋的妻子陶曾谷做了陈述，让其转告其夫不要置名节荣辱于不顾，关键时刻还须以北大前途与自己的名节为重。但由蒋梦麟办公室一名微不足道的秘书兼小三，半道插足而终于击败对手，促蒋梦麟与原配离婚从而被扶为正室夫人的陶曾谷，并不把郑氏等人的话放在心上，认为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衔比北大校长大得多，发财的门路更多、更广、更易，乃与蒋串通一气，坚持己见，一意孤行。在此种情形下，北大同人共举傅斯年以公私两重友谊向蒋梦麟进言，做最后努力。想不到傅氏同样回天乏力，蒋梦麟并未给他面子。不仅如此，对方既已决定入主宋氏内阁，却又不向国民政府辞却北大校长之职。傅斯年见对方如此不识抬举，盛怒之下遂不再顾及个人感情，开始鼓动朱家骅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让蒋梦麟交出北大的印把子，立即革掉他的北大校长之职。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当然，最好是让蒋氏自己知趣地请辞。在朱家骅与傅斯年的合力夹击围堵下，深知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蒋梦麟只好忍痛割爱，与北大一刀两断，公开辞去西南联大常委及北京大学校长等本兼各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宋子文内阁。10至于西南联大解体之后北大何去何从，是有希望还是“无希望”，是死是活，他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在学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怒声中，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免去蒋梦麟北大校长职。经蒋介石授意，决策者欲任命有“大炮”之声誉的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以维持局面。
身处乱离之世的傅斯年被委以重任，他的头脑尚属冷静，深知北大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深知此时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学界领袖胡适在美国蹲着。当年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的存在，此时轮到傅斯年不敢忽视胡适这个高大身影的存在了。只要胡老师一息尚存，自己是万万不能瞒着锅台上炕，窥视北大第一把交椅的。于是，傅颇明事理地向朱家骅建议，让德高望重的胡适回国主持北大事务，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个大字号喽啰，专管摇旗呐喊与擂鼓助威，或者是做个像梁山好汉李逵那样挥动板斧开路的先锋。朱闻听此言，颇感为难，推说此举是秉承党国最高领袖介公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云云。如果坚辞不就，傅可径自奏明介公，与教育部和朱氏本人无涉。傅斯年听罢，深知朱家骅与胡适有一个或明或暗的“瑜亮情结”，不愿看到胡适重返教育界执掌权柄与自己争雄，但又不好公然挑明，遂把这个皮球踢给了自己。此时傅氏是铁了心要把胡适推向聚义厅头把交椅的位置上，遂于8月17日上书蒋介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自己不敢承袭如此名誉和重担开脱。一番有板有眼、声情并茂的陈述终于打动了蒋介石，蒋氏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胡氏尚在美国，归国之前，国民政府任命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在这种情形下，傅“不得不勉强答应”11。
远在美国的胡适对蒋梦麟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持冷静的观望态度，在傅斯年、郑天挺、周炳琳等满含悲愤口诛笔伐之时，他以和事佬的身份不温不火地为蒋开脱，并强调梦麟此举实乃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云云，以此消融北大诸教授的怨愤。在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极富理性、得体地说道：“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暂代一时，以待孟邻兄之归……”12胡适此言，是否出于真心不得而知，或只是为保持朋友间的友谊与共同的情面故意摆出的姿态与客气话，或真有暂代一时之意。只是蒋梦麟此次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付出过心血，充溢着光荣与梦想的北京大学校园了。
傅斯年给蒋介石信影印件，信首有傅斯年自注：此信曾托道藩送去一份，越数日，道藩一问则未见，只说无结果。故又写此一份。以后两次吃饭，皆因说他事未拿出此信，旋即解决矣。留以为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馆“傅档”）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的复员以及教育秩序整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议决，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等学界大腕。傅氏在会上极其活跃与情绪化地指手画脚，并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其出格的形态立即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与会者的反感。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时为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对傅氏张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当场不无讽刺地谓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听罢反唇相讥，说自己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见傅氏脸呈猪肝色动起怒来，怕引起对方心脏病复发，遂不再攻击。事后，傅斯年在给妻子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由我负责。”13通过这次会议，傅斯年更加认清了局面的复杂与派系争斗的险恶，他在给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道：“弟贸然代理，半年之后，必遭天殃，有不得不与兄等约者，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当立于高峰之上，搬请以为乐也，除非大家努力，齐一步骤，此局不易维持也。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14傅氏在忧虑与恐惧的同时，也立下了不惜抡拳开打的决心和斗志。
重庆会议之后，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由昆明赶往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当陈、郑抵达北平后，首先遇到的颇感头痛的麻烦就是伪“北大”教员问题。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根据政府的指令仓皇南下，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又成立了一个伪“北京大学”，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当时仍留在北平并渐渐堕落为汉奸的汤尔和、钱稻孙、鲍鉴清等人先后出任伪北大“总监督”和“校长”等职，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容庚等没有南迁的原北大、燕京大学教授也相继下水。周氏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容氏出任文学院教授。此次陈雪屏在北上途中已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文士，对他的先祖傅以渐当年没有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并且还参加了清朝入关后首次科举考试并得中，一直耿耿于怀，并深以为耻。如今对与自己同一时代，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顾名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小鬼驱使的大小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即将其擒获推出辕门斩首而后快。傅一接手北大事宜，即在报上发表声明，拒绝汉奸进入复员后的北大。
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15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都要屎壳郎搬家——滚蛋。同时傅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来个“斩立决”或“枭首示”，等等。
11月28日，傅斯年于《大公报》再度发表公开声明，斩钉截铁地提出：“北大将来复校时，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现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
蜗居在北平的伪大学教员们一看傅斯年摆出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架势，既惊又怕又怒又恨，特别是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进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更是恼羞成怒，不仅四处鼓噪，还企图浑水摸鱼，负隅顽抗。伪教授们经过一番密谋，暗中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自己按伪敌人员被“征调”，而是国立北京大学永久的合法教授，或者说“我们就是国立北京大学”。与此同时，伪教授们联合起来向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万世不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此，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还于11月7日在北平《正报》发表了答傅斯年书，以示抗议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书曰：
孟真足下：
卢沟桥事变正当庚南归过汉之时。在粤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职责，乃复北归，黾勉四年，成《重订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数书。教育部授以二等奖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聘为通信研究员，不虞之誉诚非所堪，差幸不见弃于国。太平洋事变，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辈希望之日至矣。”庚自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燕大复校于成都，同仁多西去，八妹媛亦从之而西。而庚独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强，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日寇之不得呈志于教育界，自沦陷以迄于今。教员之苦，至近两年而极。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斥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坚[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固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愿受政府之检举裁判而无所逃避。在日寇则视吾辈为反动，在政府则视吾辈为汉奸，啼笑皆非，所谓真理，固如是乎？天乎？尚何言哉！
……
容庚白16
对容氏这种汉奸还是汉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诡辩，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向北平的特派记者发表了爱憎分明的谈话。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披露了谈话内容：
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长胡适，传明春或返国。
就在傅的声明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写着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在结尾处写道：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红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17
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18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这年9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云云。19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而幸免于难，他误认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颜色。周遂于枪杀事件发生未久，怀着惊恐之心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华北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
鲁迅在1932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20。这说的是与他自己有关的小团体。而论到革命者与革命军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21鲁迅不厌其烦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料到，他的弟弟竟位列其内——很不幸，属于最让人不齿的“叛变”一类。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活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因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等论调，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
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时的周作人
当然，这个“引子”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即能形成。“九一八”事变之后，周作人的投降主义渐露端倪，在《关于英雄崇拜》一文中，居然嘲讽起文天祥的殉国，谓“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22全国军民抗战前夕，周作人又写过《岳飞与秦桧》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他于1936年7月写的《再谈油炸鬼》一文中说：“秦桧原不是好人，但他只是一个权奸，与严嵩一样，（还不及魏忠贤罢？）而世间特别骂他构和，这却不是他的大罪。”“秦桧主和，保留得半壁江山，总比做金人的奴皇帝的刘豫张邦昌为佳，而世人独骂秦桧，则因其杀岳飞也。”“关于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又说：“这里边秦案恐怕最难办，盖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暂不举名）所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23此等说辞，似是为他自己落水成为汉奸找到了论据。
1946年，蒋介石赴北平与傅斯年协商伪北大教员处置问题，特到文天祥祠合影，以示对傅斯年的支持
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24
令周作人没有想到的是，当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文后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他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与“闻巷中驴鸣”，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许多年后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南宫搏《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岂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后，许多人不以为然，曾被鲁迅指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学者、教授梁实秋就曾出面回应道：“南宫搏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25
就在周作人与傅斯年叫板儿对阵之时，傅斯年于重庆再度对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就伪北大教职人员去留问题发表了四点严正声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做了如下报道：
（本报重庆特约航讯）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一早冒着迷濛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又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在傅先生的寓所里，开门见山。
傅斯年向记者提出了四点重要声明：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复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儿，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儿。
最后记者问对周作人、钱稻孙之类的汉奸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这个声明发表之时，周作人已入狱两天，无法继续与之叫板对骂了，而一直猫在北平小胡同中的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1924年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于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昶、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搜集提供的。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26后来容氏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赞誉，许多年后，仍有学者认为是一座不可超越的学术高峰，谓此著“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至今还没有一部研究青铜器的同类著作能够像它这样全面和系统，充分显示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科学价值”27。不过，容氏撰写这部大作之时，已转到伪北大任教了。尽管学术事业有成，但抗战八年也是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人成了学术与人格的分裂者。在大是大非面前，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28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重返平津
经过近一年的吵闹叫骂、阴谋与阳谋的交锋对垒，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各色人等，随着学潮此起彼伏，在风雨潇潇、鲜血激荡中，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29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校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梅贻琦做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会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树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纪念碑署名分别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的背面刻着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834名参军入伍学生的名单。
当冯友兰朗诵完纪念碑碑文后，揭幕仪式开始。历经八年的联大生活就此宣告结束。除师范学院继续留在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南按：即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其他师生分批北返平津，当天即有90多人乘卡车北上。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校歌响起，汽笛声声。师生们整日在校园相聚时，尚不觉得有什么，而一旦分别，才蓦然感到各自的灵魂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教授与学生对望无语，相拥而泣，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春城与脚下那块水乳交融的红土地。
就在联大学生北返平津一个月后的6月5日，远在美国的胡适昂头挺胸，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在太平洋激荡的清风绿浪中，离开纽约回归祖国。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半开船。
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Sept.26，1937到June 5，1946）。
别了，美国！别了，纽约！30
富有意味的是，当胡适乘坐的轮船在太平洋行驶30天，终于在7月5日靠近上海这离别近九年的城市与故土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彩虹，而是狂风暴雨和如血的残阳。——这是一个“主大凶”的预兆，只是被雨水浇晕了头的胡适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预兆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胡适一到北平，傅斯年践行了当初的承诺，主动把自己坐得温热的交椅用毛巾擦了擦，搬到胡老师屁股下连扶加抬地把他请了上去。笑逐颜开的胡适尽管有点儿不好意思，还是打着哈哈当仁不让地坐了上去。傅斯年不但要把胡老师扶上北大第一把交椅，还要按中国“扶上马，送一程”的老规矩，再送夫子一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北平，把一切敌对势力和半敌对势力荡平铲除之后方可卸职。
此前，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道：“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在这样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31正是由于这样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伪北大教职员与部分相关人员，才称傅斯年是胡适手下的一名好勇斗狠的恶劣打手，而傅却自称是一名“斗士”。
此时的胡适与1937年去美国前的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大不同了，他在美国大使任上的成就和攒聚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一手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的空前杰作，使他顿时声光四射，为世界瞩目。32胡适一旦回国并踏入北大校园，如同潜龙出渊，虎入深山，再度啸傲士林，俯瞰政坛。历史的风云际会把胡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世俗地位和声名也随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胡适的巨大影响使他不但成为中华大地上教育、文化、学术界的“帅”字号人物，而且一举成为政坛上象征性的盟主——尽管虚幻多于实际。在“帅”旗飘扬中，同样沉浸在虚幻迷惘中的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于乱世苍茫中企图求得一方良药，以壮行色。而此时的胡适一扫九年来在美国受的委屈，特别是孔宋集团的窝囊之气，野心顿发，开始摇动令旗呼风唤雨。按当时出任北大校长室秘书的邓广铭的说法，头顶五彩光环、身佩盟主“帅印”的胡适，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33——如此强劲的势头与做法，令许多人为之侧目，无怪乎当初傅斯年荐其出任北大校长时，作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漠然处之。
1946年8月，傅斯年（左）、李宗仁（右）在北平机场欢迎胡适归来
但书呆子气仍未完全脱尽的胡氏，没有意识到斗转星移，更没有想到，这一“宏大叙事”式的光辉蓝图，很快就像自己归国时遭遇的西天彩虹，瞬间化为泡影。
此时的北平已不再是1937年前的北平，而此时的北大也自然不再是当年的北大了。在急剧动荡的大时代，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教授与学生皆陷入生存困境难以自拔。四顾茫然中，中共地下组织趁机发动学潮，展开与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如果说抗战前中共潜伏于各大学的地下组织尚属零散、隐蔽，如今几乎已是公开的大规模的运动了。在“动地走雷霆”（郭沫若诗句）的滚滚学潮涌动中，胡适的大旗很快就淹没在一片浩瀚激荡的洪流赤水之中。
此前的5月4日，傅斯年由重庆抵平，正式筹备北大复校事宜。21日，针对西南联大学潮吵闹不息与联大教授闻一多、吴晗等人的嚷嚷不止，傅氏极为愤慨地发表公开宣言，谓：“关于学生运动，今日学生水准，不够为未来之建国人才，甚望能安心读书，专门做学问，学术绝对自由，惟不可作为政治斗争之工具。”34这年7月底，复员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招考先修班学生，考生被录取后可自由选择学校与专业，根据国内情形，共分七个考区，分别为上海、北平、昆明、广州、重庆、武汉及天津。成绩公布后，七区成绩以上海考生为最佳，昆明考生最差。对此，傅斯年对记者发表谈话，颇为感慨地说：“昆明区成绩最差，因高中学生从事政治活动，而疏忽功课所致。”因此“奉劝昆明同学今后为自己前途着想，努力学业，何必替人家做垫脚石”。35
同年8月4日，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在北平《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一文，提请政府与学校当局负起应有的责任。面对啼饥号寒的师生，政府必须提高其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我们北京大学的教授，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为闹待遇而罢课、而发宣言，这是我们的自尊处。但若宋公或他人以为这样便算无事，可就全不了解政治意义了”。傅斯年明确表示，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动荡中，各校皆是面黄肌瘦的教员与衣食无着的学生，形同难民丐帮，希望他们不闹事生非，实在是不近情理的事儿。但就校长与教授一方，必须打起精神，拿出为青年、为人类的赤胆忠心。如其不然，学校是假的，不如不办，免得误人子弟云云。
傅氏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为维护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做最后努力。他以严肃的态度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指出：“学校必须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坏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处理学潮，在最紧张中，老友冯芝生笑对我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这因为我是五四运动之一人，现在请人不闹风潮，故芝生以为可笑也。当时我对朋友说，五四与今天的学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动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现在可就不然了，某处（南按：指延安）广播一下，说要求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它和五四相提并论的。我们不当禁止青年作政治运动，但学校应该是个学校，应该有书可读。若弄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是等于用童工？教员有他的职业的本分，就是好好教书。若果志不在此，别有所图，岂不是骗人？骗人者不可为人师。受骗者，应该先开导他，开导不成，必须绳之以纪律。今人皆知五四赵家楼之一幕，而忘了护校之一幕，甚为可惜。”
最后，傅斯年以总结性的口吻说道：“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是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为北大将来的学风着想。”36
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别演说，内中不无对这所风雨急骤的著名学府未来的焦心与忧虑。当然，日后的北大校园是江水滔滔，还是洪流滚滚，或者在汹涌澎湃的学潮与社会鼓荡中走向复兴还是衰落，他这位被蒋廷黻所讥讽的“太上校长”就顾不得许多了。此时他的大本营兼老巢——四川李庄郊外山顶上的板栗坳，蛰居于山野草莽中的史语所同人，已连连拍发电报催其火速回返，以处理日积月累的复杂事务、人际关系与回迁等一连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长董作宾在电报中称：“同济大学已开始回迁上海，所内人心浮动，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请兄务于百忙之中回所视事，以定具体复员计划，稳定局面。”37
对于李庄方面急切的呼唤与期盼，傅斯年不能听而不闻而留在北平继续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肉，且李庄的老巢远胜过北大的临时帐篷——史语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职责所在，也是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协助胡适“复兴北大”的挑子，搓搓双手，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离开故都北平，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舷梯匆匆向南飞去。只是，他要落脚的地点不是离李庄相对较近的重庆或成都，而是南京。——因为，令他一直挂怀于心的陈寅恪，此时已从美国返国并携家居住于南京俞大维公馆，傅斯年此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探访老友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