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新脚未成军
当罗家伦佩戴国民党少将军衔意气风发地踏入清华园，出任新改制的清华大学校长后，梅贻琦辞去教务长之职，赴美任清华留学生监督处监督，此前由他所“兼管”的国学研究院，校方再未指派他人前来主持。此时研究院已是强弩之末，最后一届只招收了王璧如一名学生，加上原留院的学生共有16人继续攻读。研究院衰落得如此之速，不禁令人生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面对零落的学生与半空的宿舍，使人备感落寞凄凉。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导师中的梁任公即将撒手归天，赵元任常去外地调查方言，讲师李济除到外地做考古发掘，还经常赴欧美参加考古学术会议，研究院事务只靠陈寅恪一人勉力支撑。据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云：“寅恪先生为发展研究院计，遂请校方聘章炳麟、罗振玉、陈垣三氏为导师，马叔平（衡）为特别讲师，校方一一致聘，章、罗二氏均不就，陈氏自以‘不足以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再三恳辞，唯马先生应聘。”1故到了研究院末期，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函复其请教诸教授问题，事无巨细，悉由陈寅恪一人处理，辛劳忙碌，自不待言。
就在研究院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已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闻风而动，不失时机地向陈寅恪、赵元任二位导师抛出了橄榄枝。陈赵二人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前途的颓势，兼有对历史语言研究事业的挚爱与对未来的憧憬，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之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历史没有记下正在南国羊城的傅斯年得知这一回音后的表情，可以想象的是，当他得到陈赵两位大师的回函，一定感到很爽，并为之深深地嘘了一口气。1928年11月14日，也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三个星期，傅斯年曾致信陈寅恪说：“此研究所本是无中生有，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2字里行间，见出傅斯年沾沾自喜与偷着乐的神态意兴。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并世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个人的存在，这便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四岁入蒙馆。1907年，随时为小京官的父亲赴京，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位于南城的五城中学堂（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十四岁考入清华学堂就读。1918年，以官费生的身份，与同班50多名同学连同徐志摩等自费生，悄然无声地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开始了“放洋”生涯。
这年的9月14日，船抵美国旧金山，李济和诸友分手，与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Worcester）克拉克大学就读。1920年，李济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该院创建以来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济跟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胡顿（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 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欲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么形成及移动的，这“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现实的两件事，而且是一直到现在还在活跃表现中的事实”。3
1923年，李济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个人类学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这一年，李济二十七岁。
留学哈佛大学时的李济
斩获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与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途程。一只鲜活亮丽的“海龟”就这样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挟西学文化新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曾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未久，受早年在克拉克大学接触并友善的学长、时为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的凌冰荐举，应校长张伯苓之聘，入主南开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再度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字在君）。丁氏作为在欧洲剑桥、格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归国的老“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地位，甚为学界同人推崇敬仰。4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美术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派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此前已到新郑做过田野考古发掘，毕士博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在丁文江的支持下，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遂辞去南开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此举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并四处招兵买马。时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乃哈佛归国的博士，当场表示聘请。于是，时年二十九岁的李济，继“四大”之后，以特别讲师的身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并不尽然。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教授的薪水持平。5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以兼职的身份支取酬金。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6这就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故。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毕业证书，此为李济作为五位导师之一的“铁证”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并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的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在李济的直接协调洽谈下，由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共同组织，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南按：按照双方协议发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现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李袁二人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分装9大车，于同年年底，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真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正式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身份赴美讲学归国，路经香港，就在这个短暂的停留空隙，李济顺便到中山大学访友。想不到一进校园，就与即将在中国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识了。
傅斯年当然知道李济的分量，因而二人一见面，傅氏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谈起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事。按傅斯年的说法，原来聘请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欧美派，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加盟入伙，并出任第三组——考古组主任。经过一番交谈，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他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美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这个新升起的山头，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亲手树起的大旗之下，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西方欧美派“海龟”取代东方“土学者”的成功转型。
这一年，傅斯年三十三岁，李济三十三岁，赵元任三十七岁，陈寅恪三十九岁。
对于这一决定史语所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划时代成果，傅斯年自是兴奋异常，他极力挽留李济在中大多住几日，与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业如何像写文章一样，起承转合，有板有眼，有始有终地做下去，并放出异彩灵光。兴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陈寅恪写给他的诗文略带炫耀地让李济观赏，也暗含坚定对方信念之玄机。陈诗作于1927年7月6日，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7
文中所谓“北海南溟”，当指陈寅恪视傅为可以共同唱和呼应的知己。“正始遗音”，则指此前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元和新脚”可解释为包括陈氏自己在内的青壮年学者。全诗为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说法，此句应看作陈氏“其立场与傅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8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余说有误，其理正好相反，陈与傅的立场不但未“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诠释，诗中“未成军”者，不一定仅指傅斯年正在筹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应涵盖更广博的深意。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变为中研院史语所，还是中山大学本土派学者被欧美派“海龟”所取而代之，甚至包括盛极一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陈、赵、李等几个不足四十岁的“元和新脚”予以掌舵，支撑整个中国新学术阵营的“宏大架构”尚未成军，还需加以组织训练。这便是陈寅恪诗中的本意。
1927年傅斯年与胞弟傅斯严（中）、何思源（右）于广州中山大学合影。后来何思源累官至山东省教育厅长、省主席，北平特别市市长
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文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元和新脚”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激动不已。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有了陈、赵、李三员大将，如同当年刘备得到了关羽、张飞、赵云三位英雄豪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构抗衡叫板儿，甚至恃强斗勇地开打了。于是，他在给罗家伦、冯友兰、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与合作的前景：
一、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二、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三、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我们有应请请不起，而清华也要请的人时，则由清华请之。有可合作的事时，则合办之。诸如此类，研究的结果是公物，我们决不与任何机关争名。故我们感觉担负（独力）不起者，愿与诸兄商量而合办；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
最后，傅斯年申明了他办研究所的学术理念和宗旨：
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科学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其事业：一、助有志此项研究之学者；二、继续已动手之工作之进行（有他处已动手，而力不足遂止者）；三、自己创始几件合众力方可成功的工作；四、训练若干有新观点、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我们都算在老年列里）；五、为全国同趣之人创一个刊印研究结果，并奖励机关。此必我兄所赞同也。9
从这几项简短的表述中，可见傅氏气魄之大和不同于常人的学术眼界。这一宏阔的构想，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已在心中酝酿成熟并以他惯有的“大炮”风格，向外界放出了一连串闪耀着最新思想火花与科学光芒的响亮口号：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10
这就是傅斯年亲手拟定的、对后世中国田野考古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核心宗旨。傅斯年以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观照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治史方法，在电光火石交撞中新的思想之门被开启，随之跃出的是一个具有重大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傅氏心中，现代历史学上的若干问题必须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帮助才能解决，否则无从下手。对此，傅举例说：“譬如春秋经是不是终于获麟，左氏经后一段是不是刘歆所造补，我们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对的，如不对，自然是伪作，如对了，自然是和获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记。又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所以古史学在现在之需要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于航海家。”为利用现代科学的资助打开新的古史研究局面，傅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旨趣》的最后，傅斯年以当年在北京街头游行叫喊的激情与豪气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1
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不少的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只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地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12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予以研究，这是史语所创建以来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傅、陈等人在学术界声威大震的转折点。史语所正是凭借这一学术研究资本迅疾崛起、声名远播的。
◎内阁大档的“发见”
与赵元任、李济二人略有不同的是，由于陈寅恪不舍得丢掉清华园这个与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学术阵地，此前虽答应傅斯年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兼研究员，但并未前往广州赴任。当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之后，陈氏转为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史语所一组的职务实际属遥领性质，除人员聘请与研究课题等方面亲自操劳外，其他事宜并不过问。这样的格局未过多久，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新史学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正是这件大事，促使陈寅恪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出面予以周旋办理，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号称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见”。
档案资料是记录国家史实的重要文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因此，各国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档案的收藏与管理，并设有专门管理机构。如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一样，号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对文献资料特别重视，其收藏和管理也更为用心，无论是商周还是秦汉唐宋元明，莫不如此。当历史长河流淌到清王朝时，当朝的统治者同样按照国家惯例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把国家档案分为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亦叫方略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国史馆档案、宫中各处档案和各部院衙门档案等不同类别加以保存收藏。其中，除大部分为汉文，还有满文老档以及英、法、德等文字的外交档案。
清王朝自他们的祖先走出白山黑水，催动铁骑撞开山海关那斑驳苍老的大门入主中原后，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下令焚毁了大量明代档案和许多入关以前形成的对清朝不利的老档。后来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又不断进行篡档、改档。越是如此，当朝的统治者就越担心档案泄密，也越发重视其收藏管理。对于各类国家档案，当朝统治者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随便阅览，以至清内阁大库档案出现了“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13的情形。
史载，有清以来的内阁大库，设在“旧内阁衙门之东，临东华门内通路，素为典籍厅所掌。其所藏，书籍居十之三，档案居十之七。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档案则有历朝政府所奉之朱谕、臣工缴进之敕谕、批折、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14等。当时仅管理这批档案者就达200余众，足见朝廷对此之重视。
清嘉庆年间，紫禁城中发生大火，导致清宫档案部分损毁。后来，由于档案设施的限制，国家内忧外患日趋频繁，加之朝政失修混乱，统治者已无力、无心顾及档案之事，致使一些档案遭受雨淋、水淹而霉烂，虫咬鼠噬的情况也日趋严重。而保存于内阁大库的档案，随着年复一年不断增加，库房渐渐不能容纳。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因洪、杨率领太平军在南方造反起事，神州大地战火连绵，烽烟不绝，当朝统治者更是无心过问档案管理事宜，就连库房年久失修几近崩塌，各部署衙门也相互推诿，敷衍塞责，没人愿意出面承担相关的责任了。
光绪三年（1877），内阁大库开始渗漏，负责管理的官员多次催促具体管理的内务府派人修缮，但内务府从大臣到太监，都采取背着手撒尿——不予理睬的姿态拖延下来。
光绪十二年（1886），内阁大库已严重损坏，眼看就要倾塌崩毁，内务府一帮臣僚仍置若罔闻，不管不顾。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执掌此事的官员眼见内阁大库破败不堪，已成风雨飘摇之势，认为整个大清王朝已千疮百孔，即将崩溃，这些既不能吃亦不能喝的破烂档案已无任何可用之处，遂下令将内存朱批红本4500余捆，约30万件清理出库，拉到京城郊外一把火烧了个精光。据说此前主事的官员们议定只焚烧副本之霉烂者，但到了具体办事人员移档时，因正副本交相混杂，且正本也多有残缺不全者，故不分正副本，凡稍有霉烂者都被一网打尽，葬身火海。这批被焚毁的档案除明朝遗留的旧书、旧档外，还有清朝自入关以来200多年的清档，如此之巨的历史文化财富，在世事纷乱、王朝动荡的大格局中全部化为灰烬。此后，主理档案事的清廷官员又颁发一道明令，各存档机构可以将“实在无用者，悉行焚毁”。自此，焚烧档案在晚清帝国遂成为一道合法程序和处理方式在各衙门兴行开来。
到了末代娃娃皇帝溥仪登台亮相、醇亲王载沣摄政时期，整个朝廷混乱不堪，大清国即将全面崩溃，各种礼仪规矩已无章可循，为重整朝纲，挽狂澜于既倒，醇亲王下令内阁大臣寻出立国之初摄政典礼的旧档案以便参考。执事者得令后往大库中搜寻，因库内极端混乱而不能觅，便回奏载沣曰：“内阁大库无用之旧档太多，着实已无保存之必要，应加以焚毁以减轻库存的容量。”头脑昏昏不明的载沣认为此言有理，便下达了一道即刻焚毁的命令。于是，从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一开始，一批官员加帮工每天都从大库内向外挑拣“无用旧档”。至八月底，共挑出乾隆至同治朝红本16062捆，全部露天堆置在内阁大库外的庭院中，只等某位高官大员一声令下就要焚成火灰。
当此之时，号称清王朝最后一根支柱的内阁大学士、一代名臣张之洞正兼管学部事务。见此情景，颇为痛心，遂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眼光和气度，上疏奏请设京师图书馆，以保存内阁大库的图书典籍。张的奏请很快得到批准，时在学部任参事的著名甲骨学者罗振玉，正好被派往内阁大库接收图书典籍，罗氏在库外堆放的档案中随手抽出几份阅看，见里面有许多珍贵的文献，惊诧不已，建议张之洞立即上疏停止焚档，并请求将这批档案全部归入学部管理。张之洞深以为然，上下奔走，终使200多万件档案和部分试卷免于劫难，被陆续运至学部，而后分存于学部大堂后楼与国子监南学内。
晚年的罗振玉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于次年2月倒台，宣统皇帝退位，历史进入了更加纷繁杂乱的民国时代。也就在这一年，民国政府在国子监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清廷学部所藏档案与试卷全部归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暂存于敬一亭中，总数约8000麻袋（南按：王国维说9000）。这批数量庞大、内容神秘的“货物”，令当时的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胡玉缙甚为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焚烧。因为他发现堆在敬一亭中的麻袋在不断地减少，作案者便是那些雇来的工役打杂者，这些人多目不识丁，往往为了一己私利，把麻袋中盛装的档案倒在地上，只偷偷裹挟着麻袋皮到外面铺子里卖些小钱换酒来喝。胡氏其人老于世故，不但深研旧学，且博识前朝掌故。当年故宫武英殿里曾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争相偷盗，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与主事的大臣要来考察的时候，深感不妙的太监就放了一把火，不但铜活字不见了踪影，连武英殿也一同烧了个精光。胡氏想到这个掌故旧闻，先自惊出一身冷汗，假如麻袋被偷盗过多，敬一亭也很可能重蹈当年武英殿的覆辙，一把火而变成“没有”。于是，胡氏于惊恐忧虑中找自己的顶头上司——教育部商议一个或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谁知专管这项事务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比胡玉缙更懂得前朝旧故和“国学”奥秘，听罢当即摇头拒绝。关于此事的经过和具体细节，曾在教育部任佥事的周豫才（鲁迅）专门做过一篇《谈所谓“大内档案”》的文章叙述其事。按鲁迅的说法，这个夏曾佑“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15在这一“国学”秘诀的处事思想指导下，这批“货物”再也没有人敢来操心或做什么主张了。
好在工役们的偷盗行为尚有节制，迟迟未见火光闪现，麻袋们在敬一亭静静地躺了几年之后，教育部主事者突然心血来潮，派出几十名部员，与历史博物馆员工、夫役合兵一处，对8000麻袋内阁档案给予整理。时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担任第一科科长的鲁迅被差遣前来共同操作。鲁迅说：这批档案之所以在被冷落了十几年之后，复重新被人忆起并成为热门，起因是当时所谓“藏书和考古名人”的教育部F总长16，听说从中发现了宋版书及“海内孤本”。这个时候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从国子监迁到故宫午门大殿办公，胡玉缙主任也早已退职，另接了一个“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但又“忽然变成考古家”的所谓旗人顶替其职。17按当时的整理方法，档案分为“有用”和“无用”两部分，几十个部员连同夫役在尘埃和破纸堆中出没了几十天，总算告一段落。据鲁迅的记载：“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在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不久，随着F总长的“下野”，这批档案复又落到以前的结局，没有人再提起了。为此，鲁迅曾感慨曰：“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内阁档案的命运，就是在此种境况下度过了它曲折艰难的一段历程。
随着民国时局动荡加剧，隶属于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渐渐成了无娘的孩子，资金短缺，无人过问，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1921年，博物馆筹备处那位“满口漂亮京腔”的旗人主任和他的几位同僚，忽然鬼魂附身一样天目洞开，从糨糊瓶状的脑壳里，蹦出了一个求生存图发展的“奇计”，将馆内贮存的8000麻袋、总重量为“十五万斤”的明清档案，在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运出，当作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得银4000元。
档案变卖后，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次年2月，已成为前朝遗老、客居天津的著名古物学家、古文字学家、甲骨学大师罗振玉，因事进京，于偶然之际在市肆中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明代档案。学识渊博、眼光敏锐的罗振玉，立即意识到此物定出自清内阁大库，大吃一惊，急忙寻踪觅迹，调查此物的来龙去脉。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找到同懋增纸店并弄清了事情真相。
此时的同懋增纸店已经把档案当作废纸转卖出了约计1000麻袋，其余部分则被老板差人运到了定兴与唐山两地的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
罗振玉听罢，心急如焚，当场与纸店老板交涉，表示愿将这批“废纸”全部收购。庸俗不堪又自以为是的老板并没有把这位遗老放在眼里，更不肯费时耗力去运回那堆废纸，一口回绝。罗振玉意识到事情的紧迫和严重，如稍有拖延，后果不堪设想。他当即表示可以高价收购，以弥补对方的损失。纸店老板一听有利可图，立即改变态度，答应以1.3万元的高价转售给罗振玉。罗氏咬牙答应下来。为筹到这笔巨款，罗振玉回到天津后，不惜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总算在规定的日期内凑齐了所定款项，把剩余的档案全部购回，并分藏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总算使其摆脱了被毁灭的厄运。此后，罗氏与他的朋友兼亲家王国维，一起组织人力对所购档案进行整理，并汇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陆续印行。这批研究成果甫一问世，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很快传遍天下儒林。
罗振玉甲骨文书法
1925年7月，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之邀做暑期学术演讲，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题中，王氏对这批档案收集、整理、取得的成果以及所显现的辉煌前景，做了如下叙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者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能有比者也。”18
此时，王国维已在甲骨文字、流沙坠简及敦煌千佛洞写本书卷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内阁档案的“发见”，无疑将于这座文化昆仑的高山之巅再添新的巨石，使之更加巍峨壮观。遗憾的是，这位“老实得像火腿一般”的国学大师，在两年之后“便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鲁迅语）了。而此前，失去经济来源的另一位遗老罗振玉，已无力支撑此项整理重任，无奈中，只好忍痛割爱，为内阁档案寻找新的主人。此举很快被日本人知晓，欲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出高价购藏，罗振玉甚是欢喜，很快谈妥并雇人打包准备转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消息传出，以著名金石学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授马衡为首的北京学术界立即群起攻之，借助新闻媒体口诛笔伐，并上书国民政府，坚决阻止将这批民族文化瑰宝运出京津。国民政府闻讯，立即派出农矿部参事李宗侗（字玄伯）等一干人马前往查办。罗振玉见事情闹大，难以成行，只好黯然作罢，表示另选合适买主。此时客居天津的大收藏家李盛铎（号木斋）得此信息，认为奇货可居，主动上门接洽。罗振玉顺水推舟，将藏在北京的大部分约7000麻袋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李盛铎。另一小部分被北大国学研究所购得。存天津的一小部分，后来被罗振玉偷偷运到了旅顺，归属伪满洲国收藏，1936年又移交给了奉天图书馆。
◎陈寅恪与内阁大档
李盛铎满心欢喜地将档案弄到手后，本以为得了个宝贝疙瘩，想不到很快成了烫手的山芋。由于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不息，手中财力很快出了问题。李盛铎深感自己能力有限，根本无力对这批浩如烟海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研究，逐渐萌生脱身之意。北大教授马衡得到消息，于1928年春写信给中山大学的傅斯年相商购买办法，但因款项过大，傅斯年深感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暂时放弃，静观待变。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院长蔡元培与同人合影。前排左起：2汪敬熙、3蔡元培、4丁西林、5周仁、6王家楫；后排左起：2竺可桢、3赵元任、8李济、9傅斯年、10陶孟和
因内阁档案“发见”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瞩目并在坊间引发轰动效应，许多学术机构得知李盛铎转卖消息后，蠢蠢欲动，纷纷设法筹款准备收购，其间风头最健者当属以美国教会为背景的燕京大学。对此，北大、清华、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硕学名儒，纷纷表示这批档案文献万不可落入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司徒雷登所实际操纵的燕京大学手中。而对这批“货物”关注日久，居住在清华园内的陈寅恪对此亦深以为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明确表示：“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19
因事涉明清重要国史资料，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为此倾注极大热情，当是情理中事。陈氏力主把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留于纯粹的中国研究机构之手，或北大，或清华，或故宫博物院，或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其中，陈寅恪寄予最大希望的还是中央研究院。就当时的情形而论，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又或故宫博物院，都很难拿出一大笔款项，购买这批在当权者看来并无多少价值，但在学术界看来却是奇珍异宝的内阁档案。于是，借傅斯年由广州来北京办事之际，胡适与陈寅恪皆主张由傅氏出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请拨款项，以求购这批“国之瑰宝”。
此时，傅斯年操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除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等几位学贯中西的大字号“海龟”，并以此对外自豪地加以宣扬外，就学术资料的占有和成果论，并无更多的看家本钱，甚至连压箱底的本钱也一无所有，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元和新脚未成军”的史语所均不能与之抗衡。听了胡适与陈寅恪的鼓动，傅斯年掐指一算，如果将这批大内档案弄到手中，不但填补了家业之不足，还可在业内一炮打响，令史语所一夜间名震天下。想到此处，傅氏神情大振，立即鼓起翅膀行动起来，并于1928年9月11日上书蔡元培，曰：
孑民先生左右：
午间与适之先生及陈寅恪兄餐，谈及七千袋明清档案事。此七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20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按：实为一万六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21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满铁公司将此件订好买约，以马叔平诸先生之大闹而未出境，现仍在京。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今春叔平先生函斯年设法，斯年遂与季、骝两公商之，云买，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买去之议。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败（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先生虽辞去大学院，然大学院结束事务，尚由杏佛先生负责，容可布置出此款项，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与杏佛先生切实商之。此举关系至深且巨也。至费用，因李盛铎索原价一万八千元，加以房租，共在二万以内，至多如此。叔平先生前云可减，容可办到耳。专此，敬颂
道安！
杏佛先生同此！
学生斯年谨呈。九月十一日22
蔡元培接信后，鉴于傅斯年一片至诚和超人的组织能力，同时出于对傅的信任，未敢忽视，立即与留在大学院处理后事的杨杏佛协商，表示依傅斯年之说而行。傅氏听罢，大为高兴，立即电告在北京代表政府主此事的农矿部参事李宗侗与清华的陈寅恪，请其立即与李盛铎联系收购事宜。李盛铎本乃商人收藏家，见中央研究院确有诚意，想到燕京大学方面即将谈成，此局已成鹬蚌相争之势，立即拿出“无商不奸”的祖宗家训和无赖气概，表示非三万元莫谈，以此收到渔翁之利。李宗侗一看对方露出如此丑恶嘴脸，甚为恼火，当即想以政府之特殊权力强迫收买，让其奸计落空。但又“恐李木斋（盛铎）怀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毁损，且须在国府通过一条议案，极麻烦费事”23，遂强压怒气，开始向对方晓以民族大义，讨价还价。此后，经陈寅恪与李宗侗共同出面几次与李盛铎协商周旋，总算于1929年3月将此事敲定，7000麻袋均由中央研究院前来收购。
内阁档案的交易，是陈寅恪加盟中央研究院以来，为史语所具体承办的第一件大事和实事。从后世留存的陈傅二人通信看，自1928年至1929年春、夏的一年多时间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商讨内阁档案的收购事宜。如陈寅恪在1929年3月1日致傅斯年信中云：“前日送交李木斋一万，既已收款，即已购定矣。”又说：“已付李公一万元，乞告杏佛先生，彼已书一收条，俟再付一万后，将与二次之收条一同寄院存案。李藏档案，天津有一部分，非特别请铁路局拨车运不可，此事弟已转托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即马叔平，俟付清二万及房屋定后，才能进行，目前亦空空预备以待而已。”24心性孤傲，从不愿出面求人办事的陈寅恪，此次竟放下国学大师的架子，赤膊上阵，亲自与自己向来极端讨厌的商人在价格、钱款等事务上斡旋游说、筹划操办。从双方来往的言行中，充分显示了陈氏对这批档案的重视与早日得到而后快的急迫心情。
1929年8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李盛铎转让的档案全部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破烂不堪者约2.5万公斤——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
内阁档案的易主，被傅斯年有幸言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达到了一鸣惊人、为天下学界所重的奇效。而稍后随着安阳和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的持续进展与巨大成功，史语所再度声威大震，其担负的历史研究与中华文明探索的前驱性使命和辉煌成果，令学界同人为之艳羡。再后来，居延烽燧等遗址出土的大批书写文字的汉简在胡适从中周旋调和下，最终落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于安全考虑，这批汉简被运往美国保存，史语所历史组的劳榦等人根据所掌握的照片副本，在四川李庄继续进行整理研究。当年王国维所称道的20世纪最伟大的“四大发见”，有三大发现的实物资料或摹本已操控在史语所囊中。由此，原本在中央研究院八个研究所排行第七，倒数第二，“按说它不算是吃香的一个所，可是因为它的所长傅斯年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于是它在中央研究院中逐渐膨胀（像傅斯年的肚皮一样）”25，一跃成为龙头老大。其出类拔萃的人才阵容和庞大、珍稀的学术研究资源，不但令北大、清华的文学院相形见绌，即使是排在中央研究院前六名的各研究所也无力与其抗衡，史语所当之无愧地成为光芒四射、傲视群雄的学术重镇。正如董作宾后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到了1948年，中央研究院已有13个研究所，史语所排行第九，“该是一位小弟弟，其实他一向在研究院中被推居老大哥的第一把交椅上”。史语所其人员多达84人，比其他的所多1～9倍。而“那些兄弟所们，在敬、畏、妒，复杂情绪之下，不能不共尊他是老大哥，称之曰‘大所’”26。
就在内阁档案易主之前的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渐成“大所”之长的傅斯年自搬来北平，如潜龙出渊，开始兴风作浪，除了统率史语所本部人马外，还跃马挺枪杀回北大，于雾色苍茫中争占地盘，以再展当年学生领袖的风采与辉煌。傅入主北大公开的名号是北大文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暗中的打算是借授课之机，发现读书种子和有希望的学术研究苗子加以栽培笼络，以便等其毕业后拉入史语所，继续扩大“大所”的阵营和声势。想不到傅之行动，引起了所内人员的高度关注与羡慕。几位资深研究员想到走南闯北，奔波努力，到头来还是穷书生一个，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靠自己的薪水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倘在高校兼课，自可挣一笔薪金以补贴家用，于是跟风而上，纷纷在北大、清华和其他几所高校兼起课来。眼见所内主力干将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都跑到大学校园设坛授徒，那些副研究员以下的诸位小喽啰因无资格跑到大学兼课捞外快，便在迷蒙的京华烟云与外部精彩的物欲诱惑中，开始胡思乱想，渐渐驰心旁骛、涣散放纵起来，整个史语所乱象丛生。傅斯年一看这等情形，深感大事不好，立即召开所务会，鸣锣收兵，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此项规定作为一项制度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备案，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相违背。这时的陈寅恪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教授，面对傅斯年弄出的这个“霸王条款”，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搞得傅斯年颇为尴尬与恼火。二组组长赵元任一看陈氏不从，也拿出当年清华“四大”的派头，尾随陈寅恪之后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气急败坏，心有不甘又无计可施。据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当规定施行时，陈寅恪与赵元任都在清华担任了长期的课程，不便中途辞却，二人一定要在清华授课。“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27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告别北平北海静心斋时所摄。左二为傅斯年，左三为陈寅恪
不过傅斯年毕竟不是吃素的，尽管此时已被两位重量级选手逼到了死角，没有翻盘的余地，但他仍保持虎死不落架的高傲态势，用自己山中霸主的威严，要求已在北平郊外清华园定居的陈寅恪立即“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内阁档案）工作”28。
傅斯年于两难中制订了陈赵二人在所外兼课的特例，令两位大师很有些过意不去，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作为投桃报李，陈赵二人也想方设法为史语所事业尽自己最大努力，以无愧于人，同时也给傅斯年留一点颜面。赵元任原来家住城内，到史语所办公还算方便。陈寅恪在清华授课的同时，仍担任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主任。按傅斯年让其“改住北平”的要求和安排，陈氏除保留清华园新西院三十六号的寓所外，另在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租赁了一处宽敞舒适的四合院，并把其父陈三立，连同本家大嫂从南京接来居住。有了城里城外的两处住房，且两处住宅房间墙上都安装了当时极为稀有的电话，陈寅恪开始比较从容地奔波于两地之间，除在清华授课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北海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人员如劳榦、徐中舒、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阁档案。这年9月，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除傅陈二人外，另聘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以及年轻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列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历史组人员一边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之于世，取名为《明清史料》。这是陈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1934年，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特别提到：“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又说：“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29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据东三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南移。1933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史语所拔寨起程，由北平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除少部分人员与内阁档案留守北平外，其他人员全部南迁。陈寅恪不忍舍弃清华园的生活环境与学术氛围，没有随所迁移，仍留校任教，同时改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南按：意为史语所只给一点薪金补贴，全部薪水由清华支付）。这是陈寅恪与他所统领的史语所历史组共同相处了四年之后首次分别，此时陈氏与历史组同人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有了特殊的历史况味，当双方再次相聚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繁华的北平或上海，而是五年之后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西南边陲昆明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