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出于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则仍缘做了几次旅行。
1922年，我开始辩论古史，《尧典》、《禹贡》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尤为古史料里的重心，所以特别注意。可是《禹贡》一篇，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今全部地理，许多问题不易解决，不敢轻易作文论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课，就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贡》及其有关各篇详细研究。后来北大邀我兼课，也开了这一门。两校上这门课的学生约有六七十人，所作笔记论文颇有好的，同时谭其骧在辅仁大学开“中国地理沿革史”课，也有些学生成绩，我和他商量：我们联合三校学生创办一个学会，出一个刊物，把师生研究文字陆续登出，借收观摩之益，岂不很好。他赞成了，于是组织禹贡学会，出《禹贡》半月刊，1934年3月创刊。开头每期只有2万字，印刷费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发给学生，他们大兴奋，很多人集中精力来干。那时的大学生学问根基相当好，经我一鼓励，进步快极了，本来只能写一两千字短文的渐渐伸展到一两万字了。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后来一期竟超出10万字了。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有“内蒙自治运动”，主其事的是乌兰察布盟的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因为他的爵是亲王，所以简称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黄绍竑去宣慰，报纸上大量登载这事，使我们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灵庙一见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们竟找到一个机会直赴百灵庙，和德王及其幕僚谈了三天，才知道边疆问题的严重。边疆本无问题，问题之起都是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德王的帐房里放了很多部创业英雄的传记，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可是对我们做公开讲话时必说蒙语而令人翻译，足知其有满怀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没有力量，要站起来时只有依附帝国主义。他的幕僚对我们讲：“自从黄部长到这里巡视，中央允许我们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规定月给经费三万元；到现在半年了，分文不给，催索不寄。现在会中职员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却时常来说：‘你们如果肯倒向我们这边，一定给你们每月30万元。’我们没有答应，因为知道倒向他们之后，一时虽好，而终究要吃亏的，朝鲜就是先例。”
⋙1937年3月，顾颉刚与禹贡学会同仁在一起。
我们对于他们的处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见何应钦，请他从速发款，哪知款尚未发，而为自治会训练保安警察的韩凤麟已在北平寓中给军统特务抓去杀死了。这使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只想在小地方占便宜，断定德王的必变。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们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我看到这种情形，痛心极了，心想蒙古如此，他处不知，若干年后，不是把边疆送光了吗？于是就在《禹贡》半月刊里讨论起边疆问题来，也讨论起民族史和文化史来。我们接连出了《东北》、《察绥》、《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专号。绥远，因为交通便利，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调查》专号，做最翔实的报告。
张国淦先生是地方志的专家，自己搜集了一两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图书馆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数百万言的《中国地方志考》。他看了我们的半月刊，引为同调，把他从前办的培德学校的基地捐给学会，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红罗厂，从此本会有了正式的会所。可是有了正式会所之后就要一笔开销，他替我们计划向政府请款。那时翁文灏做行政院秘书长，他从前做地质调查所所长时，张先生做农商总长，曾给以极大的方便，使得调查所的工作迅速开展，禹贡学会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机关，料想他必能本着“己所欲，施于人”的意义加以扶助，所以张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到南京去见他。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书长任内每月必有余款缴还国库，所以他见了我，竟不考虑地拒绝，只说：“求人不如求己，你们自己去想法罢！”张先生还有几封信，也得同样的结果。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他的话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1.5万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可是好景不长，到下一年董事会讨论补助费时，就有南京一班中学教员前去包围说：“禹贡学会可以补助，为什么我们不能补助！”整整闹了一天，董事会只得决议，禹贡学会停止补助。事后打听，才知道这班中学教员是张其昀所策动的，他本办有《方志》月刊，历史较《禹贡》久，成绩没《禹贡》好，所以他一定要击倒了我们的学会好让他称霸。
1937年4月，中英庚款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人商谈西北教育的补助事宜，我也在内。“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设计，同行的有戴乐仁（英国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9月中，我们先后到了兰州。本来补助的区域定为绥、甘、宁、青四省；后来为了绥远沦陷，宁夏也近前线，缩小为甘、青两省。我在北平时因注意边疆问题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两期回教专号。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来的，往来越少，了解越难，所以外界人只觉得回教的神秘。我去和他们联络，他们起初觉得奇怪，后来熟了，就非常的亲密，凡由边地来到北平的教中领袖，差不多全由他们介绍而认识，禹贡学会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来。他们说：“我们所知道的汉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侮辱我们以猪为祖先的娄子匡，一个是好意扶助我们的顾颉刚。”因此我到西北之后，清真寺和伊斯兰学会、新疆同乡会都招待起来，而同去的几位先生，因为向来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延接，这未免使人有相形见绌的感觉。同样，我是做民众教育的，我要到农村里去调查，除了戴乐仁因为办合作事业有此兴趣之外，其他全要摇头。这也难怪，住惯现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骡车、吃削面，进最不洁净的茅厕，当然是处处不合的。所以在一两月之内，到了兰州和西宁两个省城，写了一篇设计报告之后，他们就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乘了飞机走了。我呢，以为要了解西北决不能单看省城，必须到外县，到边地去走一趟，才可有亲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设计，所以我不走。好在庚款会给我们的旅费还未用完，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他们走后我第一处到临洮。这是甘肃省里教育最发达的地方，有私人兴学的风气，有的教师为了家中生活有了维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经费虽少，而学校数目极多，男孩子都能读到高小毕业，可说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可是学校虽多而经费不足，设备不完，孩子进了学校只是读教科书，教师也没有参考材料，等于从前的私塾，所以我觉得应当在那里办一“小学教员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知识。我就约了兰州的许多专家到临洮，就寒假里讲习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之外，还讲些农田水利、农村卫生、合作事业及抗战期内需要的国防教育，扩大他们的知识圈，并激发他们对于时代的认识。临洮一办，渭源人就来要求了，说：“为什么单是我们的邻县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讲了一星期。到了渭源，才知道他们教育上的大问题是师资不足，因为这个县在万山丛中，交通不便，生产寡少，不但本县没有适当的师资，连到外县去请教员也请不到，所以我就在那边办了一个“师范讲习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学教员。又为西北地区蒙、藏、回、汉诸族杂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闹麻烦，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时间就斫杀一次，要了解这些事实，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又到康乐、岷县、临潭、卓尼、夏河、和政、宁定等县走了一周，我明白了这问题的中心症结，全在于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间的情形，心胸无从开广，以致只记得近邻的恩怨，而又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尽人怀着疑惧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就猜想是对方的攻击，于是寻雠生衅，星火化为燎原。要改变他们这种心理，当然以发展交通为最要，和他配合的应是社会教育，因为蒙、回、藏民认识汉文的很少，而又胶执于宗教的成见，以为要他们的子弟进学校读书就是强迫他们信仰“汉教”，而消灭他们的回教和喇嘛教。为潜移默化计，办学校不如办社会教育，因为戏剧、电影、广播总是他们所喜欢接受的，医药也是他们十分需要的，我们应当采取外国传教士的方式，用这种东西去接近他们，使他们从我们这里得一点好处和快感，因而引导他们和各种的现代文化相接触，让他们自动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尔后我们再替他们代办学校，这样，效果固然迟后一点，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在临洮时，曾在省城里借到一架电影机放映过一回，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临洮是没有电影院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咧。临洮尚如此，何况边区，所以这个效果是绝对可以把握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机，寺院的门口就贴着藏文的抗战新闻；有一个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会唱《毛毛雨》等广播的歌曲。西北防疫处在拉卜愣设了一个工作站，连活佛也去打针；有一个番民积着现洋50元，为了家人生病，他把这笔钱送到寺里，请喇嘛唪经消灾，然而病没有好，待工作站设立，一医就好了，于是他跑到寺里，要求还给他钱，这证明他的信仰已为现代文化所改变了。信仰尚可以改变，生活的改变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待到生活改变，汉、蒙、回、藏的人民齐向现代文化走去，再有什么此疆彼界，也何必再争什么你死我活。
⋙1938年1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临洮。
在甘肃跑了一年，我认识了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就拟出一个最具体的补助教育计划。我以为在甘肃办教育应和别省不同，别省交通比较便利，地方比较富庶，只要省城里的中高级教育办得好，外县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肃在山岳区里，出外既艰难，又因富源没有开发，人家多穷困，因此青年只能在本县上学，一定要本县有了中学，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县有了女子小学，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学教育。（那边人的礼教观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绝少男女同学的。）所以为甘肃青年计，应当逐县设计，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否则无论省城里点缀得天花乱坠，和全省青年还是不能发生关系的。为了针对这种情形加以补救，我拟了一个实验区的计划。不过这里的实验区和别省的实验区不同，别省选了一县做实验区，这一县实验好了，就可以推广到多少县，甘肃则应当设立许多种的实验区，或注重师范教育，或注重职业教育，或注重边疆教育，或注意社会教育，跟着调查的报告而定其推广的区域。例如，回教徒本来只读《可兰经》，不读汉文，现在感到时代的需要，也有读汉文的了，可是他们的阿訇不能教，又不愿请汉人做老师，于是在回、汉杂居的区域里，双方的儿童便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心理上的隔阂终没法打开，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急须开办“阿訇训练班”及“回民师范学校”，培养他们自己的师资。又如喇嘛教区域里，人民以为送小孩进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设立的新式学校往往被他们迫害，应当像我上面说的办社会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较开通，如卓尼禅定寺的宋堪布，他到过沿海诸省，深感不识汉文的不便，主张在寺里设半日学校，让小喇嘛半天读经，半天读汉文，这当然是该采取的办法。又甘肃天然富源极多，只是没有开发。例如陇西县，燃料贵极了，做一次饭，燃料价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许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饼，吃到十天以后已经酸坏，但还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里就有煤矿，倘使政府能替他们开发，同时创办一个采矿职业学校，培养一班开矿的技术人才，则将来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岂不大好。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办制革学校和纺织学校；有满山繁殖的马莲草，就可办造纸学校；有玻璃砂，就可办制造玻璃学校；有当归等药物，就可办药物学校。又甘肃本来木材甚多，因为多少年来只砍不种，以致燃料大成问题，只有蒙、藏区里因为烧牛马粪的缘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别缺乏的县里，应当设林业学校，从事栽培。又甘肃蒙、藏人富而回、汉人穷，由于蒙、藏人畜牧而回、汉人耕田，寒期既较久，只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农产物全部打坏，一年收成因此无望；应当在回、汉人区内奖励畜牧，设立畜牧学校，改若干山田为牧场，使得他们可以避免天灾的损害。能够这样，生产和教育合而为一，教育有了生产的后盾，那就只有繁荣，不会衰落。甘肃如此，推广到绥、宁、青、新，不是整个西北都变变样子吗？这篇报告书寄到庚款会，杭立武复信说我“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没有采用；他仍用了他们几位的计划，在兰州办一个“科学教育馆”，在西宁办一所“湟川中学”。他所以这样对我，就是葛武棨在外边攻击我，而某君在里边攻击我，我的内忧外患太多了！
西北之行深入了农村，使我对于帝国主义的狞狰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些。基督教在西北传教本来是极困难的，因为那边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注定的，断不会信基督教，他们所能拉拢的几个教友只限于汉人。但是到西北的外国传教士则处处有之，在边地里没有汉人的地方也都有他们的工作站。他们到西北来是当做终生职业的，有的已来了三四十年，说的话完全和当地人一样，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条小辫同番女一样。他们不求传教，唯做联络，向当地人民挨家送礼：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搅得非常融合。他们替番民照相，拣鼻子较高，眼睛较深的，取出来给众人看，说：“你们瞧，你们不是和我们同种吗！你们本来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国来的，咱们是一家人！现在中国政府欺侮你们，我们来帮你们抵抗！”于是许多的枪械从印度输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边沿，所以边民家家有枪弹，他们也常常拿来供部落间的打仗。这些传教士的工作站里大都有无线电，向国外通报。我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的龚瑾家看到一张地图，名为The Map of Great Tibet，把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这是他在一个传教士旅行中遗忘了的东西里捡出来的。我看了这种东西，心想：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因此在离开甘肃之后，常把这些见闻告给人家，以为外国传教士应尽数驱逐出去。可是政府的高级人员总觉得这事的关系太大，不便一下子彻底地干。我只有常向人家说：“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有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来呢！”
为了对于边疆问题排解不开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谋划，所以于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后，就在《益世报》上编了一个《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我曾在这刊物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一篇文字，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如满族，在没有入关的时候是自成一族的，入关后就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汉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如蒙族，现在固然还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缘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为藏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处来的，但大部分则是西北各省的汉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只该称为回文化集团。
⋙1938年2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渭源。
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拉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到西北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城镇满峙着颓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这文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得多了。
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创办“中国边疆学会”。适值马鹤天（今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在陕西、黄奋生（今在西北大学边政系）在重庆，各不相谋，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社会部通知三方面，说你们三个会性质既同，名又不异，应当合并起来；我们就照办了，以重庆的一个为总会，陕西、四川为分会。会员共有六百余人，凡边疆的知名之士和内地人对于边疆有研究的都网罗在内。其后云南、西康、甘肃诸省也都设有分会。分会有《边疆周刊》，总会有《边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现。只是币值日跌，捐来的款无济于事，各会员又为生活压得喘不出气，无心研究，加以轰炸严重，图书疏散，收集参考材料极端困难，要组织旅行团更谈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来，直到去年就只得听其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