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看见我的父亲伏案写一个禀帖，他是写给府学老师的，上边有“亲老待养，子幼待教”的话，原来“庚子拳变”之后，北京重办京师大学堂，到各省招考，我的父亲是一个廪生，被府学里召去考试，取上了，要他即刻到北京读书，但他觉得家庭的一副担子放不下，所以递上这个禀帖，请求免行。
可是禀帖上去，上官不准，没奈何他只得走了，祖母和我一起送他到上海，看他和同榜的几位取齐之后，一块上大轮船。那时的我多么沉醉于“京师大学堂”这个名词呵！天下的学问哪有比这个再多的，再高的！因此它就成了我的前进的目标。
父亲到了北京，来信说：“为了年纪大了，算学和外国文字学不好，所以进了师范馆。”这是造就高级的教育人才的，就是后来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我看他寄来的信封上写的“北京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斋舍天字一号”，又使我幻想那开设马神的庙里的大学堂，心想我的父亲每天总经过这位马王神像吧？这个像该是怎样的伟大呀？“天字一号”是第一的别名，莫非我的父亲在学校里考了第一，所以住在那里？这一切一切，都够得我吟味的。
大约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父亲回来了，回来的理由是学校里膏火金不多（那时大学中每个学生都受政府津贴，名为“膏火金”），不能靠着养家活口，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弃掉学堂，另寻出路。他对我说：“大学堂的书，我是读不成了，我只望你好好用功，将来考得进这学堂，由你去读完了它罢！”这当然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那时我看见一部《钦定学堂章程》，知道大学堂里面分成经科、文科、理科、工科、农科、法科、商科、医科等八科大学，大学毕业可以取得和进士同等的资格，大学之上有“通儒院”。这里边是做极深研究的工作的，通儒院毕业就取得和翰林同等的资格。在科举废止以后还能取得科举的资格，这是该如何踌躇满志的。
父亲带回来的东西我一一检视了。有粗呢的操衣，纽子是铜制的，上面有一条小龙，纽子的两旁还缝着八吉的花样。有一张大照片，照的是大学里的江苏同乡，坐着密密层层的人，穿着一色的制服，居中的一位方面大耳留胡子的，是地理教员屠敬山先生（寄），他有一部中学地理教科书，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是看到的，这等的博学工文的老师硕儒，怎不成了我的崇拜的对象！此外进士馆里的许多学生，都是已点了进士的，他们好了再要好，又该做怎样的敬仰！又有一张油印的四首律诗，题目是“重阳节登景山”，是父亲的同学作的，我把它读熟了，到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句：“茫茫太液池边水，落落先朝巅上楸。”原来景山就是煤山，崇祯皇帝吊死在上面咧。
民国元年，我在吴县县立中学毕了业，从此我取得考大学的资格，我可以实现父亲和自己的多年愿望了。但那时正在革命之后，不知道大学堂招不招生，就大胆写一封信去问。回信到了，信上的话是不关痛痒的，说“本校招生，定当登报，望君静候”。信上的字做灵飞经体，非常的秀丽，这又使我猜想，该是翰林的笔墨。
直等到民国二年的一二月间，报上有北京大学招生广告出来，招的学生除工科外，只有预科，这正适合于我的希求。我就赶到上海在帕克路寰球中国学生会报了名，试期不远，就住在孟渊旅社等考。考的一天，我和中学同学吴奎霄君一起入场，因为试场不大，考生挤得太紧，交头接耳极容易，监试的只有一位白白胖胖常带笑容的先生。试题有的很易，有的也很难。考了两天完毕，回家等候发榜。大约过了一个月，报上在新闻专电栏里登出一百多人的全榜，我是第九名，奎霄是第十名。我的父亲看了喜欢道：“你们两人怎会联了名？”他不知道因为我们两人座位太挨近了，各门的答案都是经过协议的。
亲戚朋友们看见了报，都来道贺。只有几位老太太责备我的祖母道：“你只有一个孙儿，怎忍舍得他走这样远的路！”祖母很安静地回答她们：“这原为他的前程呀！”她为我准备行装，购买各种旅行用品。动身的一天，她又为我祭祀祖先，默默通神，祷祝他们保佑我路上的平安。那时她已是71岁的人了。
津浦车已通车，但大家还不知道利用。奎霄的家里要他仍走海道，我也随着他们的意思。我们二人都带了一口箱子、一个铺盖、一只网篮，上了路。在海船上我不晕，自早到晚除了吃饭总是在甲板上看海景，那波浪的起伏、风声的叫号、水色的变幻，使我心胸开朗，好像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由天津上车到北京时，天色已晚，在打磨厂第一宾馆歇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雇了两辆骡车，载着行李，“格楞楞，格楞楞”，包铁木轮慢慢滚转了两个钟头，才由前门外走到后门里。车子停下，张眼望去，门口两个石狮子，朱红的大门，旁边两排短窗，门的高头挂上一块长方匾额，行草书“大学校”三字，用柳字做根底再加上孙过庭《书谱》的，我从《英文汉诂》里认识了严又陵先生（复）的字体，知道这是他去年当大学校长时所写。可惜他已离开这里，我不容接近这位名师了。
⋙1924年9月，顾颉刚和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同仁胡适（右四）、陈垣（右一）等在一起。
下了车，门房接了我们的行李，就领到总务处去，一道一道的红漆门扉和绿纱槅子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我知道快要享受这里的神秘生活了，心中有说不尽的高兴，可是总务处的职员却对我们说：“新近毕业学生还没有搬走，你们来无处可住，而且新招的学生一时尚未来齐，开课须等待些日子，你们还是在城外客栈里住几天罢！”这真是一个出乎意外的打击。我失望了，只得垂头丧气地走出门来，再把沉重的行李搬上了车。这位职员送我们出来，吩咐骡车夫道：“你送他们二位到西河沿高升店去。”于是再格楞楞格楞楞地出了前门，这样一来一回真的把我们的肚子饿瘪了。
高升店是纯粹的旧式客店，一间房里一个炕，夜里送蜡烛来，比了洋气十足第一宾馆，电灯点得亮亮，屋子里全是洋式木器的，差了几个世纪。可是他们的房价真便宜，两个人每天只三吊钱，合起洋价来还不到两毛。
困在前门客栈里有什么消遣呢？我们不能不排除读不了书的苦闷。好在鲜鱼口里有天乐园、粮食店有中和园、大栅栏有广德楼、肉市有广和楼，天天有好戏，从西河沿去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那时的戏价便宜得不能使人相信，像广和楼老生有刘鸿升、老旦有龚云甫、小生有德珺如、青衣有朱幼芬、武旦有九阵风、黑头有金秀山、小丑有王长林，这样一个整齐的班子才卖两毛钱。天乐园呢，有孟小茹的老生，梅兰芳的青衣，王惠芳、路三宝的花旦，瑞德宝的武老生，田雨农的武小生，张黑的武丑，价更贱了，只卖一毛。我辈穷小子，别的钱花不起，这一点倒可以。所以那时上午11时半吃了饭，12时便进戏场，直到天快黑时才出来，一天的光阴很容易消磨过去。此外再逛逛劝业场、青云阁、首善第一楼等市场，在地摊上捡几本破书，又填补了这余闲的空隙。
这样的生活似乎经历了一个月，才得到北京大学的通知，说于某日正式上课，才搬进学校，改做了一个人。可是好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好像讲堂的梁上绕着他们的余音似的，收拾不住这心猿意马，我终究做了他们的俘虏了。
二
自从进了北大，住在寒字号宿舍，地点在二院工字楼旁边。几年后拆掉了，改造的便是理学院的讲堂。二院是四公主府的旧址，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爱女，嫁给和珅的儿子的，院落重重，朱门翠柳，充满了宫廷的色彩。最后一院是一带高楼，学校用做图书馆，虽然清静，光线却不好，职员们的脸又都是阴沉沉的，同学们看书的极少。我曾去徘徊过几次，从玻璃柜子里望见平生想看而不得的几部丛书，但也没有勇气去借览。
民国二年春天，是北大本科第一班毕业的时候。我们进校时，这张毕业榜还高高地贴在墙上，第一名是“陈汉章”，就是陈伯弢先生，浙江象山人，经学家黄元同先生的弟子，一个极渊博的史学家。他以举人资格入校，听说学校里本请他来做教员，后来不知为何不聘了，他就自愿来做学生，到毕业时已近五十岁了。我的父亲告我，这一班人还是他当年的同班同学呢。
校长那时是何燏时先生，他曾经编过一部中学数学教科书，所以这个名字我是记得的。但我们进校之后，却从未见过他的面，也许当时无所谓行开学礼吧。工科学长兼预科学长是胡仁源先生，一见面，原来就是到上海来监考的白白胖胖而上唇留有胡子的那一位。
我们新考进的学生一百余人，除了一小部分工科同学大都招的南洋公学毕业生之外，其他都编在预科。预科分为两类，甲类是准备进文、法、商等科的，乙类是准备进理、工、农等科的。那时的制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预科里注重的是治学工具，本科里注重的是专门知识。我在中学校里爱看的书是文学、哲学，这时要我签名定部，我填的却是乙类，我梦想进的是农科。这个原因就为平常读的诗词里描写农村生活太美丽了，如陶渊明这等乞食，还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那“悠然”的滋味，这是何等真挚的乐趣。再有一个原因，那时革命的兴奋过去了，放在面前的是愈来愈紧的袁世凯的虐政，使得我们这班青年大为失望，觉得还不如隐居的好。我的中学同学叶圣陶君那时寄给我的诗便说：“……已惊人事随波电，祗觉桑麻系梦思。近习农书消永夜，田园村集自相期。”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极大的同感，学了农，既可自给自足，不靠人家吃饭，不浸入这恶浊的世界，又得啸傲云山，招邀风月，上与造物者为友，这不是人格的完成，这不是人生的至乐？
刚上学，我们都用极大的信仰心送给各位授课的老师，觉得他们无论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都已包藏满肚子的大学问，他们可以引导我们去窥探宇宙的秘密。实在，“京师大学堂”这块金字招牌照耀得太光亮了，逼得我们竟不敢张目直视。
想不到才上了三星期的课，校中便发生了巨大的风潮。原因是商科同学数人，不知为了何事被校长开除学籍，全校同学起来援救，请求收回成命，校长不答应，成了僵局。那时东、西两斋的门口，贴了密密层层的条子，上面写的都是些义愤填膺的话头。有一天，我们正在东斋的大饭厅吃早饭，忽然有几位同学大声宣传说：“吃完了饭我们一起到教育部请愿去！”我们是新到的学生，完全不了解这事的内幕，只缘年轻好事，给他们一鼓吹也就跟着走了。于是排了长长的队伍，走到西单牌楼教育部。站了一上午，没有结果，同学们便买了大量的馒头烧饼当饭吃。下午，参议院议长张溥泉先生来劝导，要我们回校，我们要求他保证被开除的学生无条件恢复学籍，他哪有这权力，站了好久，失望地走了。等到下班的时候，次长董鸿祎走出大堂，准备回家，同学们就一起拥上要他答复。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留着尺许长的胡子，瘦削的脸上架了眼镜，大有天主教神父的派头。他冲不出去，气得发抖说：“我不愿答复，我不能答复。”翻身转后又进大堂去了。我们仍是等着不走，隔了些时候，暮色苍茫了，一位部中职员出来诚恳地向我们说：“今天总长没有来，次长前门走不过，已从后门走了。你们等的是谁？我劝你们还是回校去罢！如有说话，明天推举代表来商量，好不好？”但是我们都不甘屈服于他的好意之下，就有一位同学高声喊：“今天晚上我们都住在这里，大家回去搬铺盖来！”我们真的回去提了铺盖来，分睡在两廊和大堂上。明早醒来，很觉得有些冷。第二天总长、次长都没有到部，我们看着这样相持是得不到结果的，渐渐地散回去了。后来这几位同学恢复了学籍没有，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从此上半年没有上课，何校长辞职，由胡学长代理了校长职务。
在这罢课期间，我当然又大看其戏，我最心醉的女伶小香水，她是善演悲剧的秦腔青衣，有时扮做被夫虐待的妻，有时扮做被后母虐待的子女，有时扮做被婆婆虐待的儿媳妇，一腔的哀怒呼喊出来，眼泪跟随了声音滴下；在表演自杀的时候，那股刚劲之气又使人感觉到不可侵犯。我推想她一定是伤心人，所以会得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又推想她的性格是烈女型的，所以表演得这般有力量。我对戏中的她同情极了，往往她在台上哭时，我便在台下哭。那时樊樊山、易实甫两翁是诗坛的宿将，一篇诗出，报纸竞载。有一次易先生作了《数斗血歌》，把崇效寺的五色牡丹比喻诸女伶，比小香水的是绿牡丹，他说：“使我如见万古女龙雌凤之啼痕。”这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把她的沉痛而高贵的神情提挈了出来，使我更加颠倒。但我没有勇气去叩她的门，认识她个人，我只会从旁收集关于她的材料而给予想慕。收集的结果，知道她的假父姓赵，她也冒了赵姓，名佩云，是奉天义县人。
暑假期到了，家中催归，我又乘了海船回去。可怜家中长辈只知道我到北京读书，那会想到我除了两三星期之外尽沉溺于戏园子里的呢。在暑假中我的好友陈翼龙君为了反对黑暗的北京政府，响应“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枪毙了。我的父亲看报，见到这消息，手中的水烟筒不知不觉地跌到地上。我是他的独子，他生怕我也做了革命党，到北京去送命。然而秋季开学时，他还允许我前去，只是千叮万嘱，叫我小心。
民国二年的秋天，预科和本科分开了。本科在马神庙，预科在北河沿的译学馆，就是后来的第三院。我们是预科生，上课和住宿都在译学馆。我住的是工字楼，八人一间，就是后来法学院的课堂。
到了那时，我们扰攘了大半年的生活才告结束，我们正式读书了。可是我的问题马上就来，既然是预科乙类生，就得演算，就得绘图，这都是我在中学时期最拆烂污的功课，如何追赶得上呢？尤其是用器画，一张图须先打好铅笔稿子，再加墨线，我的一双手分泌的汗汁太多，画得满纸都是指纹手印，简直不敢交上去了。
第二种外国文，甲类读的是法文，乙类读的是德文。我在中学里英文读滑了，根底没打好，永远是似乎懂而实不真正懂。这回读德文我可改变了态度，凡是课本上习题无一不做，而且自己修习，常读在同学们的前头。德文的草书，我学会了，看看同班人写的都不及我。我是只喜跑旧书铺的，到了那时，灯市口的华英图书馆就成了经常的主顾，和朋友通信也改用钢笔写了。德文教师姚宝名先生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了许多嘉奖的话，更增加我读书的勇气。
这样挨过了半年，学期考试临头了。自揣有几门功课实在考不出，与其考不及格，还不如不考的好，因此写信与父亲，请他准许我休学半年，留在这里自己读书，明秋改入甲类肄业。父亲回信居然没有骂我，只说：“你从前不该不自量力，贸然选读你不近情的功课，以致吃这躐等的亏。”我得此允许，就不赴考场，下学期开学时也不上课了。北大的管理松得很，虽然我没有考试，没有注册，还任我住在那里，还许我继续包饭。
在这休学期中，我的戏瘾更大了，戏园子变成了我的正式课堂，除非生病，没一天不到。每天上午9时许，东安门外广告板上贴出各园的戏报，我就前去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除了平常走惯了的前门几家之外，再穷搜那些不很闻名的园子去看。像崇文门外东茶食胡同里的广兴茶园，是老派秦腔班所在，其中有老生郭宝臣、青衣崔灵芝等等，都是过了时的名角。尤其是玻璃翠、盖陕西一类角色，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从额角到嘴唇普遍起了皱纹，还搽脂抹粉，装模作样，扮做少女，乍见时使我吓得一跳，真成了苏州话里的“新鲜活死人”，无怪观众的寥寥落落，常常不超出一百人了。再从声调上说，老派秦腔直着嗓子喊，唱的怪累，听的人也感不到趣味，远不如新派奉天梆子的宛转抑扬，会令人回肠荡气。然而我的看法并不这样简单，我以为秦腔在北京的年代比汉调早，新派的秦腔固然比老派好听，但新派是从老派出来的，我们要寻求历史材料，便不能不多看这类的山陕戏，我还恨未能看到甘肃戏呢。天桥草棚中的戏班，一出戏演毕便托着筐子向每个客人收取一二枚铜元。我因为他们足以代表北方的乡间戏剧，也去站着看。有了这样的博览，使得我对于戏剧具有一个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系统研究的眼光。我那时正在读刘知几的《史通》，深喜他的系统的记叙和批评，就想照着这个方式作一部书名曰“戏通”，把古今戏剧的演进历史、地方性戏剧的特殊风格、各种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务、各种切末（戏场上的东西）的意义及其使用，以及各种戏本和各种小说的关系，一一考出写出。这部书的目录是拟定了，共有五十题，可是这计划太伟大了，一时只该搜集材料，不能写下去。已动笔的是《戏剧表》，把每出戏做一分析：这戏有什么别名，是怎样的故事，是哪一部全本戏中的一节，有几个角色，唱的是什么调子，一切都记上了表格。还有《论剧记》，写上每天看戏以后的心得。倘使那时的北大设有戏学院的话，我固然不会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术科方面的成绩，但学科方面经过了这样的专心致志，我真不想做第二人了。
⋙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的演出照。
顾颉刚为看谭鑫培的戏，曾想出了许多方法。
那时谭鑫培是北京伶界的领袖，他不常出台，只有演义务戏时才唱上几天。可是“谭迷”太多了，你按时入座，别想挤得上。我想出一个方法：老谭演戏必在夜间，我知道他在哪里演，便带了烧饼去看白天的戏。等到白天戏散，我即在池子里觅一个适当地方，坐了吃烧饼。那时看戏的条凳是直排的，和戏台成直角，所以无所谓前排。工人打扫，激起了满园的尘土，我也满不在乎。到别人拥挤进来时，我却已安然据有了好位子。那时戏票不在门口买，演到中间时按客收钱。再有一件困难，也得解决，夜戏必须12时后才散，译学馆早已关门上锁，回不去了，因此只得在白天看戏之前，在旅馆里定下一个房间。伙计们识趣，看我是学生模样而又没带行李，便用了侦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说道：“您是到城外来听夜戏？今天好，谭老板的《空城计》。”
这样的流连忘返，当然费钱。家里给我的学费一年约三百元，这个数目在北大同学里不能算少，许多北方同学一年只带出一百数十元呢。可是也有阔人家的子弟一年用一千元，以至两三千元的。“两院一堂”的招牌，就靠这班纨袴少爷打出来，否则怎能和月薪四五百元的参众两院议员老爷们媲美于八大胡同的风月场呢。可是我一个月中可以支配的钱只有二十余元，听一次谭鑫培，戏价是八毛，加上茶资和住宿总需三元，他一连演三天，我一连听三天，这不要十元钱？再有十余元如何应付一月的开销。因此我又想出一个花样，就是不向学校包饭。那时北大饭食是学校办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汤，鸡鱼肉蛋经常有，馒头米饭随意吃，营养很不差。我停止包饭之后，省出这六元钱来听戏，虽是听老谭和杨小楼的不在其中，听其他的戏班却够了，因为到广和楼听刘鸿升一班，到中和园听小香水一班都只两毛钱，已是最贵的；到天乐园听梅兰芳一班只一毛钱；至于到广德楼听马连良，到民乐园听白牡丹（即后来的荀慧生），只有五分钱，为的是他们尚在科班中肄业，不需分取戏钱的。这样平均起来，一月耗在戏园里的加上茶钱也不过七八元。可是包饭虽停，饭终不能不吃，我便立志吃烧饼过日子。那时烧饼有大小两种，大烧饼值小铜元一枚，小烧饼一枚两个。我每天中午从译学馆出去，到东安门，便在小铺子里买四个铜元的小饼，沿着皇城根走。那时皇城城墙尚未拆除，赭墙黄瓦，很美丽的。那是一条大车路，专做运输用的，不容易碰到熟人，我边吃边走，走到户部街时八个烧饼早吃光了。到了戏园，泡一壶茶，渴也解了。戏散之后，进了前门，走到户部街的角上，拿出四个铜元来买饼，到译学馆时又已解决了面包问题。那时一元钱可换铜元170枚，一个月吃两元钱的饭也就过得去了。
为了看戏，天天出进前门，天天在城门洞里看到军政执法处枪毙乱党的布告。其中往往有些知名之士，为我中学时代所仰望的。例如程家柽先生，我久在《民立报》上知道他是个同盟会的中坚分子，虽没有见过面，但曾见他的照片，留了长胡子，很有学者风度，如今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这政府究竟算是甚样东西，我恨极了袁世凯，同时也恨极了那个逢君之恶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每次在这些布告底下走过时，总要朝着他的名字咬一咬牙。
我的朋友陈翼龙君是湖北罗田人，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出了许多力。他为了希望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加入社会党，到苏州来组织支部，因与我成了莫逆之交。其后他到北京和天津成立支部，和北方的民众很接近。“刺宋案”既由程德全将证据发表，“二次革命”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翼龙就想在北方发难，响应南方。当民国二年初夏我要南归时，他执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正想犯法，犯法的结果，或者成功，或者死。如果是死，请你替我写一篇传留个纪念。一年来人家给我的信，我留了一网篮，现在就交给你，你看了自然会明白我的所作所为的。”我就点头，把篮子收下了，寄存在亲戚家里。他果然在夏末秋初成仁了。袁、陆之徒对他的案子特别看得严重，别人枪毙后出布告，他却先出布告，隔了三天才枪毙。可怜我在苏州看到报上载的处死他的布告时，他还在北京呼吸着监狱里的恶浊空气呢。秋间返校，这篮子就带到译学馆，放在我的床下，不幸风声日紧，袁政府委派人到学校里来查房间，学校当局又一再申令，学生不得和乱党往来，否则查出严惩。我想着父亲叮嘱的话，实在再没有法子保存这东西了，就悄悄地捡起篮子里的信件，一卷又一卷地投在洋炉子里烧毁。烧了十几回，洋铁管子给纸灰塞住了，炉子就此烧不着，害得我们房间里一冬天没生火，苦了那七位同学。剩下的一半，我半夜起来，投在井中，算灭了迹。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次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了。
三
自从“戊戌政变”和庚子八国联军入境之后，举世滔滔，目光都集中到政治改革问题。政治改革不出两种：治本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推翻满清，成立民国；治标的是康、梁的立宪，他们要维持满清，缩小君主的权限。革命派的机关报是《民报》，我们内地学生根本看不到，只从立宪派反驳的言论里知道一些他们的意见。立宪派的机关报是梁任公先生先后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其中以《新民丛报》的销路为最旺，上海书坊又缩小做中箱本，以便应举的人携入考场，做时事对策的参考。我的父亲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丛报汇编》，计16册，字虽小而清楚。我当十一二岁的时候，知识已开，常常取来诵读，最爱他气势发皇，其中有几篇（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都给我读得烂熟。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国的时代使命。后来进了小学，唱歌唱到“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擎天空”的时候，真觉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章炳麟在日本时留影。
顾颉刚受了章炳麟的短期指导，感到了享有知识的快乐。
在政治运动极热烈的当儿，独有一种杂志是讲中国学问的，名为《国粹学报》。这报系邓秋枚先生（实）所办，他也是同盟会的一分子，但他竖起的旗帜却是保存国学，这便使得一班不想革命的学问家像孙诒让、罗振玉、况周仪、郑文焯……都高兴来投稿了。然而章炳麟、刘光汉、陈去病、黄节……却是明明白白提倡春秋攘夷大义，鼓吹种族革命的，再有反元反清的一班先烈谢皋羽、郑思肖、张煌言、张家玉等等的遗著也搜来翻印，编做《国粹丛书》。报纸上时时载有他们的广告，使我心向往之。我从这些书报里既得着学问的指导，又吸收了《新民丛报》所缺少的革命的主义。
《国粹学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我初看到时是三十二年春天我为了烂脚在家养病的时候。那时在报上见了广告，便请父亲去买，他买回了两册，在病榻上爱玩不忍释手。可是孙仲容（诒让）、章太炎（炳麟）两位先生的文章是看不懂的，后来进了中学托人到上海买了前三年的一个全份，在校翻读，竟忘记了考试，被监学先生斥责了一顿，他以为我规避考试呢。
过了一二年，北京又有《国学萃编》出版，也是一月两册，我按期买了。那是沈太侔先生（宗畸）集合一班诗文同好所编的，里面有陈衍、孙雄、冒广生、诸宗元诸人的作品，也常常表彰古人湮没不传的著作。我们在中学里一级有一级的报纸，都是推举能写文的做编辑，能作画的做插图，能写钢版的做缮写，能印蜡纸的做印刷，全班同学凑钱买纸，一两天出一份。我想，邓先生已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我就借这机会组织一个“国学研究会”罢。因此在正常的刊物之外，还找些未刊的著作油印出来，算是国学研究会的丛书。当时出版了多少种，已过三十余年记不真了，只记得《艺兰要诀》一种是在吴姑丈家里找到的，《龚半千续画诀》一种是在孙伯南先生处抄来的，这毋宁说是受的《国学萃编》的影响。
宣统辛亥年，先有温生才刺孚琦，次有七十二烈士在广州发难，终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人心动荡极了，连《国粹学报》也停刊了。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的我，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代的精神，想献身于革命。可是单单种族革命还不能令我满意，我要的是社会革命，于是费了整整一年多的心力在社会党里。那时曾作一长诗，叙述胸怀，末尾数语是：“嗟尔经与史，存之有空椟；宁乖俗士心，勿污灵精目。”我确是随着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来向往国学的念头推翻了。
然而民国建立之后，眼看袁世凯的反动政治一天天发挥他的专制淫威，革命元勋一个个化做了“枪头之鬼”，时代只有倒退，决无前进的希望，我那跳上九天的一颗心竟沉沦而入九渊了，这是多大的悲伤！好在那时我已听戏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为我的麻醉剂罢，于是我也和一般人的人生观一样，混一天是一天。
“章太炎先生讲学了，你去听吧！”有一天同学毛子水君（准）向我说。子水是浙江江山县人，我和他同时进北大预科乙类，非常的投契。他的学问根底是很切实的，除了学校的正式功课之外，还自己读《说文》和《仪礼》。我生性倔强，不易服从老师的指点，顺着自己的兴趣看书，又什么都喜欢，不能安心走一条路。我知道，自己的一点知识是从杂志里得来的，杂志当然杂，印在我心头的也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大堆。我幼年看我父亲圈书，每一册都从第一页圈到末一页，心里也很羡慕，想模仿，没奈何好博的欲望总是克服不住，桌子上老是堆得高高的，想起前人有“书如青山常乱叠”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书斋题做“叠青室”。如今碰到了子水，看他书桌上干干净净的只放一本书，读书时心不旁骛，惭愧得汗流浃背。那时适读《庄子》，立志学个好样，把这书点完，结果居然在极勉强之下做成了。这时他告诉我章先生在宣武门内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的消息，问我参加不参加时，我立刻很欣快地答应。我自从读了《国粹学报》之后，仰慕章先生已历八年，如何肯放过这个机会呢！
章先生开的是国学会，听讲的人不拘资格，只须缴费两元就可听一个月。一堂之上坐了四五十人，留着胡子的不少呢。讲学时间是在夜里，那时是民国二年的十二月，正值隆冬，我们踏雪冒风而行，天气冷得厉害，我们的知识欲热得厉害。除星期日外，每天两小时，从下午7点到9点。讲的门目，星期一至三讲文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玄科就是哲学，小学就是语言文字学。他的香烟瘾极大，不停地抽，慢慢地讲。我是读过他的《国故论衡》的，自然听得头头是道。以前我在黑暗里摸索，文字上常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音韵学方面，简直莫名其妙，现在经他口头一叙述，就成了我所享有的知识了，这是多么的快乐，又是多么的骄傲！可惜听得正在高兴的时候，章先生突然给袁政府捕去了，从此在龙泉寺里监禁了好几年，我们只面受了三星期的教导。我因写字快，堂上笔记多，整理出来，成了一册《化石停车记》。
那时袁世凯蓄意做皇帝，特别奖励复古思想，好把中华民国改变成中华帝国，孔教会的声势浩大得很。我们在国学会里，有一夜见到墙壁上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本以开通知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我见了这张通告，一时摸不着头路，心想孔教会讲的是《四书》、《五经》，我们国学会讲的也有一部分是《四书》、《五经》，为什么会有熏莸之别，害得章先生要这样的深恶痛绝？停了一刻，他演讲了，他先说宗教的立场在信仰，学问的立场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态度来治学问，学问决没有进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学问的态度来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体了。他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正如何准备推翻国体。他于是又因康有为讲到清末的几个今文家，像王闿运、廖平等等，他们发出种种怪诞不经之论，例如解“耶稣”为父亲复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论语》上的“君子之道斯为美”为由俄罗斯一变而至美利坚。他举出这许多想入非非的话来，我们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会中竟多这样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经师竟会这样地闭了眼睛乱说。他于是又说到今文家的祖师董仲舒，如何会牵附阴阳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师道士一流人物。我们听了，又恨起汉代的经师来了。从此以后，我心中便横梗了一个问题：如何改造经学？我准备肃清经典上的妖妄之说，建立科学性的注释，来实现章先生的理想。
民国三年的秋天，我进了预科甲类，读的功课比乙类容易多了。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导，读书的兴趣已提高不少，到这时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规定了八种书，每天点读每种几页。这八种里有《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都是旧籍中有宗旨而又有系统的作品。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商务印书馆收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他这部书名称虽是教科书，却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为“传疑时代”，说桀、纣之恶太相像，一定有后人的附会，说秦皇、汉武开疆拓土是对中国有大功的人，这些话以前的人都不敢说；只有他抄录谶纬，把孔子写成一教主，是我听了章先生的讲演之后所极端反对的。有《国故论衡》，把章先生的学说重新咀嚼一下。有《大乘起信论》，是章先生玄科讲演所引起的，可惜没有人指导，竟不曾看懂。有《新旧约圣经》，是看了夏先生的书所激动的，因为他讲中国古代史时常常用《旧约》做比较。
那时候预科甲类的国文教师是马幼渔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学教师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门弟子，讲得都很切实，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欢喜接受。马先生不完全守师说，今文家的话他也有所取。沈先生编的讲义，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写做楷体，触眼有陌生的字。沈先生那时多病，常常请假，上课时声音又低，一班同学对于这门功课似乎都不及上马先生国文的兴奋。法文教师是贺之才先生，他老老实实地读讲，并不鼓励学生，所以我读法文时，就远不如上年读德文的认真了。
上一班的同学沈沅、傅斯年诸君发起“文学会”，出版一种杂志，命名《劝学》，请严又陵先生写了一个草书的封面。他们来拉我作文。我想，我自从受了章先生的教导，痛恨今文家的造谣，现在就来一篇骂孔教会的文章罢。当时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丧文论》，说《六经》是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专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现在孔教会中名为尊他，其实只是诬他。如果让他们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将不丧于匡人桓魋而必丧于孔教会，我为孔子叫屈。这篇文字，措辞激烈，驾章先生《驳建立孔教议》而上之。傅君主张放在第一篇，但同学们不敢，他们拿给一位地理教师扬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惊，说：“这种东西哪里可以印出来！”于是他们送回我了。
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个厄运。中学同学吴奎霄君和我一起考进北大，始终同住一个房间，那时是住在东斋辰字九号。我和他一样爱看戏，不过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论剧记》，他也写了一本《剧屑》。每天夜里，他工作到10点钟睡了，我却仗着身体支持得下，多看些书报，早到12点，迟到一两点，方才上床。有一夜，他已入梦，我还在翻书，忽然满屋子里腾满了烧布的臭气。我疑心火炉子掉出的煤烧着了衣服，起身检视，毫无迹象。心想，或者间壁房里烧着了什么吧，开门出来，左右走了一道，人声已寂，月明如水，也闻不到特殊的气息。回到屋里，臭味依然。我怕了，因为依照家乡的传说，这是鬼来的征象，叫做“布毛臭”。书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约莫过了十天，奎霄的一位亲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学校里得了猩红热，送进医院。奎宵得信后到医院陪伴他，隔了两天，自己带病回来了。陪伴他的当然是我，看到他病势甚急，请医回来诊视。医生送温度表到他嘴边，他还张口衔着，可是医生没出门，他已咽了气。这时大祸临头，除了跺脚之外再有什么办法！只得一面报告斋务处，移尸到东斋门口会客室里，一面通知几位同乡，并请他们借钱买棺木。这是一个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炉还在零下，夜班警察冻死了不少。我穿着薄薄的大衣，奔走各处，马路上已不见洋车，铺门紧闭，回来时右手的大拇指为了露在衣外，冻僵了，无论用什么方法醒不过来；过了好多天才渐渐重温，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脱落重生。我和奎霄七年友谊，近两年同出同归，情分尤为亲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伤痛到极点，友人说我近于疯狂了。
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场大难，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岁。在家里休息了一时，春间回到校里，就住在译学馆乙字宿舍（这所房子在工字楼之南，后来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孔平是子水的同乡，章先生的国学会是我们三人一起去的，相处很投合。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热度不降。北大的校医有中医、有西医，西医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医看的，他说这病是春温。一病病了一个多月，足足五候伤寒。孔平笃于友谊，随时看护。为了怕我寂寞，常常讲故事给我听。我还没起床时，校中已举行学年考试。上一学期，我在四十人的班里考了第八，成绩总算不坏，但到这时榜上又无名了。
病后隔了些时，把身体将养得差不多，才回南去。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发。虽是只有两候伤寒，却像宣布死刑似的，浑身失去了力量，连说话都发不出声音来了。七十余岁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来护持我，父亲从杭州赶回来，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险的情形，出来叹气道：“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绝我，竟慢慢地挽了回来，补养半年才恢复健康。不过从此犯了盗汗，睡眠也艰难了些。
既经一病半年，旷了一学期的课，索性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顺了我的兴趣来工作了。
苏州本是文化中心，旧书版刻最多。太平天国战事中虽说受了一次大大的损失，可是遗留的尚不少。自从废止科举设立学校之后，大家误会，以为这些东西再也用不着了，旧书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观前街的书铺子，在光复前后十年之中，看它一个个由旧转新，洋装本替代了线装本的市场，连卖佛经善书的琉璃经房也经营教科书和小说了。只有护龙街上来青阁等几家是专买旧书的，没有改样子。我这时养病在家，这几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迹。我很想追踪清代学者，努力于古文籍的考订，因为他们的工作还不曾完成，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够精密的，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先民，便不该任它半途而废。为要认识清代学者工作的园地的实况，所以我就把他们的著作名目汇集拢来，以人为单位，无论他们的书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录在一块，别的书中如有对于某人著作批评了的，也把这些批评抄辑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这书的意义和价值开卷即知。我的工作的根据是《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图书馆的书目、上海各书肆的书目，以及报纸上的广告。这工作做了一年，约得三百家，订成二十册，名为《清代著述考》。此外又作清代学者的《师承表》、《籍望表》，看出他们所受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作为附录。
那时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学力的学生。我想，我进了预科两年，总没有经过学年考试，或者我没有在预科毕业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学力的名义去考本科。我知道文科的入学考试是不需考数、理、化的，却需试心理学和论理学，于是我把严又陵先生的《名学浅说》和他翻译的《穆勒名学》细细地看，因而再读他著译参半的《天演论》，越读越有兴趣，我决计考取之后进哲学系了。民国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学生会报了名。预科没有毕业，照章是不该考本科的，所以我在报名单上改了名。我出生时，祖父为我算命，命里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诵”字，因此起名为诵坤，字曰铭坚。稍长，我的父亲取名字相反的古义（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贡名赐），又起了一个号叫颉刚。我在预科里用的是诵坤，到这时就改用了颉刚。学历呢，不好写北大预科，但填“自修”二字。监考的还是那位代理校长胡先生，我见了他装做不认识。考题发下，文义很深，国文题竟考到了《尔雅》上，幸亏我还能敷衍过去。
发榜时，我幸列第五，从此我是本科生了。只是书记无知，后来学校编刊同学录时，我的学历竟成了“自修学校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