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威利成了首席巡视员、首席检察官、起诉煽动者、检举人、陪审员和法官。哪个制造商胆敢公开反对这种不公平的情形，必将遭受威利和媒体的指责：“他是造假者和预言家……”独揽大权的威利说：“我是《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精神和灵魂，没有我就没有法律。”
——《美国食品杂志》，1912年2月15日
自从1883年到达华盛顿，美国化学物质局局长哈维・威利博士就一直坚定不移地打击假货，但直到1902年“试毒小组”成立，哈维・威利的名字才开始家喻户晓。“试毒小组”的12名年轻人是威利怀疑有害于健康的食品添加剂的实验品。“实验”过程缺乏科学的控制措施，并忽略了志愿者吃五谷生百病的可能性。虽然这种调研不严谨，但他们仍然将结果公之于众，新闻记者于是创作了一首讽刺性的顺口溜：
我们正在搜寻一种毒药，一种必然致死的毒药，
虽然它狡猾且难以捉摸，但很快会被我们找到。
我们喝下许多难喝饮料，只为寻找致命的毒药，
但体重每天都增加一磅，只因威士忌神奇的功效！
第二年，威利借助他在政府部门的新地位，开始攻击专利药品行业，要求通过一部《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但是所有相关提案——在过去30年中接近200例——都遭美国有产阶级协会和威士忌与食品行业的联合游说而被否决。“国会的参众两院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威利回忆道，“当一方通过了一项法案……另外一方就会拖延表决，直到不了了之。”然而，舆论开始逆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闻媒体。19世纪，专利药品的广告制作商促使了全国杂志销量的增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杂志给类似哈维・威利和记者塞缪尔・亚当斯及马克・沙利文这样的人提供了场所，让他们在那里抨击自我吹嘘的广告和秘方中的麻醉药品成分。1905年10月，《科利尔周报》发表了题为《伟大的美国骗子》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赛缪尔・亚当斯激烈的言辞和充分的调查立刻在公众和立法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亚当斯揭露了专利药品广告客户利用“红条款”勒索出版物，以求得到有利的版面位置。如果州立法委员会通过了不利的法案，广告合同中用红色印刷的条款就会让整个合同作废。“这些暴君般的广告客户是广告版面的大买主。”亚当斯评论道。他还赞扬堪萨斯州《恩波里亚报》编辑威廉・怀特不向强权低头。
给予怀特和其他编辑们这样大勇气的是其他美味产品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广告收益。专利药品曾经引领了这条路，但现在，早餐食品、缝纫机、农场机具和其他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厂商都认识到了广告的价值。亚当斯1905年的鞭策促使威廉・怀特编辑用他的这份堪萨斯州小镇报纸搭建了一个平台，并成为此后40年间美国人伦理道德的心脏地带。
1901年，威廉・麦金利总统遇刺以后，难以捉摸而又争强好斗的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从此，“镀金时代”让位于“进步时代”。19世纪晚期发生的迅猛变革和工业化革命自然促成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举措突然之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连以前那些温顺的城市中产阶级，现在也要求确保他们购买的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与纯洁性。他们开始怀疑那些与个人无关的大公司经常利用诱骗性广告来促销掺假的产品。记者不断揭发出千奇百怪的丑闻。受此激励，消费者强烈要求各行各业进行变革。1906年2月，社会学家厄普顿・辛克莱出版的《屠场》一书曝光了芝加哥肉类包装厂里令人作呕的加工环境。辛克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控诉恶劣的作业条件。正是他生动地描述了劳工掉进染缸、污染了街角商店售卖的猪油这一情景，才起了实质性的作用。他悲叹道：“我本意是想唤醒公众的良知，不料却意外触碰到一个正合大家胃口的话题。”
在揭发新丑闻事件的风口浪尖上，可口可乐不幸成了众矢之的。J.J.威拉德在《可口可乐瓶装商》一书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见一股席卷全国的改革飓风，表面上假装要铲除各种邪恶，补救所有缺陷……国内成功的工业企业几乎没有几家不遭受它的侵袭。”
他指出，可口可乐公司显然也不例外地发现自己被“热心过头而知识贫乏的人、专业的酒家、最初的禁酒主义者以及无所事事的人所诽谤”。威拉德列举的名单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该饮料所有的敌人。在他看来，改革家拥有“过度的热情”和无知的头脑。酿酒商（威拉德所指的酿酒企业）深信可口可乐公司为了禁酒令而贿赂了游说议员的人，他们憎恨可口可乐自称是一种温和的饮料而实质上含有像酒精一样的刺激性成分。可口可乐也被禁酒势力（禁酒主义者）诋毁，因为它含有咖啡因，谣传还含有可卡因。最后，法官们（无所事事的人）把富有的瓶装商和可口可乐公司看作是“特别赎罪税”唾手可得的纳税人。（在此后80多年的时间里，对可口可乐公司征收特种州税成了全国范围内地方议员的一大消遣活动。虽然许多法案一看便知道是贪婪的政治家在敲诈勒索，但他们希望瓶装商拿出足够的诚意，感谢他们为阻止通过这些征税法案所付出的努力。）
《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通过
1906年，亚当斯在《科利尔周报》上继续他的系列报道，辛克莱的书也十分畅销，通过一项强制性国家立法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威利不知疲倦地在全国奔走，游说议员，劝告富有同情心的记者。他给政府的化学家写信，在妇女俱乐部演讲，为商业协会致辞，他几乎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于是，当1906年6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通过的时候，几乎全世界都认为这是“威利博士法”。
当然，阿萨・坎德勒和可口可乐公司其他的人都警觉到了这场纯净食品运动的来临。萨姆・多布斯顽皮地称那些拥护者是“纯净食品怪人”，约翰・坎德勒则抱怨他们是“被误导的狂热分子”。在州这一层面，可口可乐公司从新世纪开始就一直在和对它不利的立法做斗争，并呼吁当地瓶装商声援它，否决几乎在南方各州都有的征税法案或禁售令。然而，约翰・坎德勒法官清楚地知道，一定形式的国家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1902年被任命为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法官，他仍然把自己接近半数的时间奉献给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事务。当纯净食品运动升级后，这位法官意识到，可口可乐公司需要一位全职律师。衡量利弊得失后，他于1906年1月辞去了法官职务。政治嗅觉一贯灵敏的约翰・坎德勒使他的哥哥阿萨确信，即将实施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实际上会给公司带来好处，支持该法案会让可口可乐显得道德高尚，同时也和“劣质”的专利药品划清界限。除此之外，这部法案有利于巩固可口可乐的地位，很可能把那些含有可卡因的仿冒品赶出市场。
于是，1906年春，约翰・坎德勒到华盛顿，表示同意通过《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该法案一生效，公司马上刻意发布广告，宣称可口可乐绝对纯净而且有益于健康，是了不起的全国禁酒饮料。“仿佛夏天一阵清新的微风，”1906年末的一则广告宽慰地以此开头，“它帮助消化，味道纯正，给你继续工作的热情，让你享受休闲的惬意。本产品由《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担保。”可口可乐冷饮料销售员用这个新法案恐吓那些稀释品和仿冒品的业主，威胁说他们会把样品寄给纯净食品委员会。
这个法案的通过也迫使可口可乐公司改变配方，去除了瓶装和冷饮柜台糖浆中的糖精，因为大家都知道威利反对使用糖精，认为它是一种掺杂物。至于添加人造甜味剂的确切时间和原因，只能靠推测，但这极可能发生在坎德勒同本杰明・托马斯协商之后，托马斯以人造甜味剂更加便宜，而且能作为防腐剂为由说服了坎德勒。因为改变配方后成本增加，阿萨・坎德勒试图把每加仑瓶装饮料的价格提高10美分。但是托马斯坚决反对提价，并拿出了当初签订的固定价格合同。两人最终妥协，达成了每加仑涨价2美分的协议。为了避免引起大家的注意，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公开宣布改动了配方，但这事很快就传开了。在堪萨斯州的恩波里亚，威廉・怀特报道说：“这种饮料的大多数饮用者认为，新产品不如老产品好喝，但是冷饮柜台前仍然挤满了老主顾。”
威利向“麻醉药”宣战
几个月后，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但是1907年年初，阿萨・坎德勒拿起一份报纸，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标题：“威利博士着手调查冷饮柜台出售的‘麻醉药’。”显然，威利说的“麻醉药”指的就是可口可乐。他说，尽管生产商声称剔除了可卡因，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含量仍然需要调查。1907年2月25日，坎德勒写信给威利，抱怨他的声明会对饮料的销量产生“严重的坏影响”，并提醒威利一个“清楚的事实”，即可口可乐是一种无害的、不含酒精的饮料。“不含一点可卡因或任何有毒药物”，他强调并补充说，一份这种软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只相当于一小杯茶。“比起进口使用的茶和咖啡，反对以饮用可口可乐的方式消费咖啡因显然缺乏更多的理由，”坎德勒总结道，“因此，我们无比尊敬地恳请您，认可我们投入了所有精力、理所应当受到赞赏的这项事业。”
坎德勒认为，这么做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他并不了解哈维・威利的想法。在许多方面，坎德勒和威利有着相似的背景。两人都受正统派基督教熏陶，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而且都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农场长大成人。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的威利回忆说，那时候必须严守主日，连钓鱼都被视为“罪大恶极”。坎德勒希望当一名医师，后来却转向了制药业；威利确实获得了医学学位，但从来没有当过医生，反而成了化学家。然而，他们最大的相似点在于，对自己所尊重的事业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持有近乎狂热的信念。威利认真地秉承父亲的教诲：“只要你确信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
威利和坎德勒在其他方面几乎都恰恰相反。威利是北方人，他的父亲经常为他大声朗读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还把家作为“地下铁路组织”的后勤站。威利在谢尔曼的军队中服役，但是亲身经历的战斗并不多。从外形上看，坎德勒和其他大多数人与威利相比都成了矮子。威利身体结实，身高1.83米，“身材高大魁梧”。一位记者描述他时说，“一个大脑袋稳固地摆在坚定有力的肩膀上”，他“敏锐的眼光”会让对手失去勇气。但与坎德勒不同的是，威利十分幽默，博览群书，能从生活中寻找有益于健康的乐趣。然而，当威利站在纯净食品讲坛上大发雷霆时，往日的幽默感却荡然无存。由于他的穿着和风度，他总是被人误以为是牧师，还因此得到了“威利牧师”的外号。事实上，虽然他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但儿时所有的宗教训诫都被他引入工作中了。他的崇拜者称他是一位“纯洁的传教士”，他的批评家把他叫作“狂热分子”，某位历史学家客观地形容他是一名“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化学家”。
尤其重要的是，威利发起了一场讨伐欺诈和恶行的道德运动。“有害公众健康，”他说，“是最不重要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最后。掺假食品的真正罪行是欺骗消费者。”威利对欺骗行为甚于健康问题的担忧也体现在他的法典之中。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并没有明确规定有毒的物质是非法的，只是要求它们必须在标签上予以说明。咖啡因（不像可卡因）不属于有毒物质，没有必要列在标签上，因此，坎德勒理所当然地认为，根据新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精神，可口可乐是安全的。坎德勒仅仅是用常识进行判断，认定可口可乐的危害不会超过一杯茶。
然而，对威利来说，这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人人都知道茶中含有咖啡因，但是可口可乐自称是健康饮料，并以此为由向孩子销售。同时，咖啡因是茶和咖啡中的天然组成成分，但在可口可乐中却不是。1907年2月28日，威利的回复让坎德勒很不悦：“我接到许多有关可口可乐瘾的控诉……你当然可以说氢氰酸无害，因为它天然存在于桃子和杏仁里。”威利在信的末尾带有不祥预兆地向坎德勒保证：“部里不会采取任何草率或非法的行动……当我们来调查你的产品时，你有足够的机会申述”。
7月，农业部代理部长（毫无疑问是受到威利的指使，因而化学局隶属于农业部）写信给可口可乐公司，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在广告中宣称可口可乐得到《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担保，就撤销产品的序列号。身为公司律师的约翰・坎德勒礼貌地回信询问起因，结果被告知：农业部反对可口可乐广告声称它是“纯净食品”。公司同意在以后的广告中不再使用这句冒犯性的广告词。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参与论战
此时，威利在幕后阴谋反对可口可乐的行为还得到了玛莎・艾伦夫人的支持，她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简称妇禁会）医学禁酒部的主席，丈夫是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艾伦夫人是个难以对付的高手，曾经出版过一本书，提及隐含在药品中的酒精和麻醉剂，目前已经当选为美国科学发展联合会的会员。她和威利不知从哪里弄到了1901年美国国内收入署无效审判中的旧证词，显示可口可乐含有少量的可卡因和2%的酒精。威利和艾伦夫人利用老的审判证词，获得了陆军军医处处长的帮助，对方在五月份写道：“一个士兵每天喝6瓶可口可乐，就会摄入一定量的可卡因……相当于同样数量的啤酒里含有的酒精。”基于这个诊断，美国陆军在1907年6月宣布禁饮可口可乐——这给了公司以沉重一击，公司原本打算把可口可乐定位为爱国的全民禁酒饮料。
事实上，可口可乐的确含有微量的酒精，糖浆中酒精的含量不足1%，是提炼油和榨取物的残留物。2%这个数据显然来自掺假糖浆的化验结果。为了说服陆军撤销禁令，可口可乐公司勇闯虎穴，请威利的化学局分析饮料样品，希望向威利证明饮料是无害的。1907年9月，约翰・坎德勒寄给威利一份由独立药剂师作出的化学检验报告，显示饮料中含有1.25格令的咖啡因，而一杯普通咖啡中咖啡因的含量是2格令。“实验中没有发现可卡因。”药剂师写道。对此，威利仅仅回复了一封简短的致谢信。
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围攻陆军部，要求重新审议这个禁令，这显然是为了取悦他们背后强大的可口可乐选民。同时，媒体的煽动性报道把这件事闹得举国皆知。新泽西州一家报纸打出大字标题——“冷饮柜台出售可卡因”。“陆军部军区食堂全面禁止供应可口可乐——据说可口可乐不仅含有可卡因和咖啡因，还含有和啤酒等量的酒精——南方已蔚然成风。”结果，一些部门的行政长官读到这类新闻报道后，纷纷致函部队询问原委。国际主日学校协会、伊利诺伊州卫生组织和暑期讲学会都想知道，可口可乐是否真的有害健康。对可口可乐公司来说，这是一场公共关系危机。
当可口可乐里没有可卡因、酒精含量也可以忽略不计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时，陆军部队在1907年11月废除了禁令，但实质性损害已经产生了。虽然可口可乐在美国的销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这次事件几乎毁掉了可口可乐在古巴的业务。1902年，可口可乐公司在哈瓦那开办了自己的瓶装工厂，生意十分兴隆，主要销售给古巴人、旅游者和美国军队（从美西战争以来，为镇压叛变而被第二次派驻到古巴）。当地的竞争者发现可口可乐被军队禁售后，便四处散发传单，声称该饮料是一种“狡猾的毒药”，古巴的销量就此一落千丈。“竞争者认为我们完蛋了。”工厂经理后来写道。可口可乐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象征，公司花费了多年的心血才得以重返古巴市场。
萨姆・多布斯巧遇艾伦夫人
艾伦夫人想动员所有的美国母亲反对可口可乐。在威利的帮助下，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暗示这种饮料仍然含有可卡因，还断定其中的咖啡因和酒精成分特别危害孩子健康。萨姆・多布斯试图安抚这位活跃的妇禁会领袖。他决定北上，仿佛参加一场决斗似的。多布斯一开始就称赞舅舅阿萨：“对一位品格高尚的人来说，生产并销售一种可能致人毒瘾的饮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解释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慷慨地为慈善机构和学校捐赠了很多。”
艾伦夫人仍然不为所动。她只是冷静地说，英国暴君查理一世也曾因为疼爱孩子而出名。“至于资助慈善机构，多布斯先生，这是对这些年来宣传可卡因饮料的赎罪。”此时的多布斯显然情绪失去了控制。他在艾伦夫人面前挥舞着这本破坏可口可乐名誉的妇禁会小册子，尖声叫道：“你以为我们会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喝毒药吗？我的孩子也喝可口可乐，如果可口可乐有毒，你认为我还会让他们喝吗？”待他从气急败坏中恢复平静之后，艾伦夫人回答说，小册子里从未使用“毒药”一词，但她相信该饮料是有害的，“我认识一位少年，可口可乐瘾使他在学校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一无是处”。最后，多布斯借揭发丑闻者的保护神塞缪尔・亚当斯之名进行反击，声称当《科利尔周报》派遣亚当斯到佐治亚州调查可口可乐时，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因为饮用该饮料而受害。
显然，当两位角斗士分手时，谁都没能改变对方的想法。玛莎・艾伦随后就写信给亚当斯，询问他到佐治亚州的情况。亚当斯回信说：“多布斯先生不仅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盗用我的名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制造了一种假象。我对《科利尔周报》讲的意思是，我确信可口可乐不含可卡因，但我十分确切地相信它会让人上瘾……有害于健康，而且很难戒掉。正如空气中烟尘太多就会让人感觉像起火了一样。我通过书信往来和个人访谈了解到，南方所有地区的那些瘾君子必须每天喝15～20杯这种‘麻醉药酒’。”
那几年，有关可口可乐的谣言四起。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长大的托马斯・乌尔夫听到的谣言很多，但这反而使他更加钟情于可口可乐。在他的著名小说《天使望故乡》中，一段话就让美国了不起的可口可乐饮料名垂千古：
请喝可口可乐。据说（坎德勒）从一位山区老妪那里窃取了配方，但如今却价值5000万美元。伍德（药品店）里的麻醉药更好，这里的不带劲。（吉恩）近来品尝了这个饮料，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天都要喝四五杯。
基布勒副主管游历南方
1907年秋季，到南方调查可口可乐的不只亚当斯一人。美国陆军只进行简单的样品分析，但威利的要求远不止于此。于是，他派出他的药品副主管莱曼・基布勒，穿越可口可乐的中心地带，大范围调查和走访陆军基地、主要城市及可口可乐瓶装厂。一位评论家巧妙地指出，基布勒的报告读起来仿佛他“到了充满敌意的异域国家，被当地古怪而危险的风俗吓得胆战心惊”。
这位药品副主管形容亚特兰大是“可口可乐的家乡和……一座冷饮柜台城市”。他观察到，几乎每个街角和所有主要办公楼里都有冷饮柜台。他说，可口可乐的饮用者包括“各行各业的人，但最多的还是办公室职员和……脑力劳动者”。他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工作前要喝一杯，午餐时要喝一杯，晚上还会再喝几杯。冷饮柜的店员告诉他，“可口可乐迷”每天要喝10～12杯。“我们亲眼看到，连四五岁的孩子都喝这种饮料。”他补充写道，可口可乐经常被大桶大桶地买回家，然后一家人一起喝个够。
基布勒还亲自视察了可口可乐工厂，在那里看到的场景令他作呕：“煮糖浆的锅好像随时都要溢出来，周围是各式各样的垃圾，包括棍棒、泥土、稻草及各种碎片。”他写道，虽然内堂的填充区稍微干净一些，但容器却恰恰相反。“在装糖浆的桶（无论大小）倒空之后，总能发现里面有死老鼠之类的东西。”
基布勒在调查查塔努加的可口可乐装瓶厂后，同样对工人们“懒散的工作态度和不卫生的操作方式”大为不满。“举例说，如果一些‘异质成分’出现在暗色黑瓶子中，”他写道，“工人们很可能视而不见，让它继续留在里面，然后照常往瓶子里灌装饮料。清洁工作通常都只是表面的，仅仅清除了小部分的垃圾。”在奥格尔索普城堡附近，基布勒获悉，在禁令颁布以前，可口可乐主要用来治疗宿醉。但是当地一名酒店老板说，士兵经常喝“可口可乐烈酒”——软饮料和威士忌的混合物——这让他们“非常疯狂”。
1907年晚秋的时候，基布勒终于返回到华盛顿。他深信，饮用可口可乐会上瘾，这证实了威利最初的担心。10月底，威利宣布，要组建一个特别针对软饮料的新试毒小组。报纸报道了他的12名勇敢的志愿者。他们是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将要测试100种不同的饮料，包括“广告中大肆宣传的补药、精神恢复剂和大脑刺激物”，而且据了解，它们还都含有“可卡因、咖啡因、水合氯酸或鸦片”。
威利进攻受挫
当1907年最终结束的时候，萨姆・多布斯在年度报告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不仅为开拓新业务而工作，更为保持已有的业务而努力。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坚持不懈地与偏见、无知和嫁祸抗争。”经过1907年的多重冲击后，令阿萨・坎德勒感到欣慰的是，随后一年会平安无事地度过，糖浆销售量将近300加仑，现金盈余120万美元。
但威利并没有放弃。他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正面进攻，这一行动本该在1908年11月发起，但遭到了官员们的干涉。食品和药品检查委员会成员兼法律顾问乔治・麦凯布多次否决了威利的查封建议，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咖啡因有害。2月8日，在挫败中一筹莫展的威利写信给亚当斯，向他保证“我会继续监视货船，直到我被军事法庭审判或被逮捕为止”。第二个月，威利在新奥尔良查到一艘可口可乐的州内货船，并且建议将它查封。被他吵得烦躁不安的麦凯布最终决定，将此事交给委员会成员邓拉普博士来裁决。邓拉普指出，“如果所有人都强烈反对咖啡因”，他就不得不禁止进口茶叶和咖啡——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他驳回了这位首席化学家的建议。
被再次激怒的威利不再拿茶或咖啡与可口可乐进行比较了。他声称，这个问题已经不“值得讨论”了。他在备忘录中痛苦而清楚地表露，自己最担心的是孩子喝可口可乐。5月，他进行了又一次尝试。他写道，地方委员会的一位妇女反对可口可乐公司把广告牌树立在学校附近，诱导学生们饮用。“如果孩子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在喝咖啡因，”威利断言，“他们将会恐慌。我再次重申我的请求，虽然它已经被否决了多次，但我还是要起诉可口可乐公司。”结果，他再一次被否决了。这一次，农业部部长詹姆斯・威尔逊亲自告诉威利，不要再纠缠可口可乐公司了。威利当时“既惊讶又伤心”。但他后来写道：“和往常一样，我能看见幕后有一双强有力的手在操控着一切。”他痛苦地意识到，虽然公众把他奉为名人，他也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提名，但他的意见在上级面前却没有丝毫的分量。
尽管威尔逊部长曾命令他不要插手亚特兰大饮料大王的事务，但威利还是在7月派遣了检查员J.L.林奇去调查这家大工厂。林奇在那里观察到，一个黑人正在“煮”一大锅可口可乐。他报告说，这位“厨师”的脏衬衣浸透了汗水，脚趾从烂鞋子里伸了出来，还无所顾忌地把一团团的嚼烟吐在紧挨着搅拌锅的台子上。当糖溅到台子上时，他还用脚把它重新踢进缸里。
仿佛要嘲弄威利似的，1909年，阿萨・坎德勒雇了一艘载着可口可乐大标识的飞艇在华盛顿上空漂浮。同时，萨姆・多布斯和威廉・达西合编了一本《可口可乐真相》。这本自我辩护的小册子一开始写道：“这是一本增长知识的书——而不是辩护词。”在以后几年的斗争中，公司不顾本・托马斯对防御策略的反对，发行了上百万份这样的小册子。
最终获得批准
1909年8月，约翰・坎德勒仍在吹嘘“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州或者联邦起诉可口可乐公司了”。但是两个月后，一切都改变了。《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编辑弗雷德・西利在华盛顿质问哈维・威利，为什么没有依据《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起诉可口可乐公司。与《亚特兰大宪政报》和《亚特兰大日报》不同，《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不是隶属于亚特兰大的商业组织。新泽西州人西利在1906年创立了这份报纸，他反对雇用童工和囚犯，因而被认为是激进分子。这位富有改革精神的编辑和阿萨・坎德勒早已成为敌手了。1909年5月，西利威胁说，要公布德凯特孤儿院令人震惊的照片，坎德勒正是其理事之一。
受西利问题的启发，威利挥舞着他手里有关可口可乐的调查文件，向这位编辑倾吐自己的挫败。西利直接找到威尔逊部长并警告他，除非准许威利继续调查下去，否则自己将在《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上给他制造麻烦。就像威利所说的，“对大众媒体的恐惧心理起了巨大的作用”。第二天，威利获得了准许令。
1909年10月19日，药品副主管基布勒和检查员林奇跟踪一艘运送糖浆到查塔努加的货船。第二天，他们再次秘密巡视了可口可乐工厂。霍华德・坎德勒发现他们在酿造车间附近鬼鬼祟祟、神出鬼没时，吓了一大跳，但他仍不失礼貌地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古柯和可乐混合物“5号商品”样品。当霍华德的父亲发现政府又一次派人来窥探时，像一只被激怒的大黄蜂一般扑了过去。“他非常冲动，发疯似的，神经高度紧张。”林奇回忆道。坎德勒说：“要是当时我在场，你们根本得不到样品。”坎德勒称基布勒是个“该死的木匠”，林奇对此迷惑不解。事实上，这位北方来的检查员显然误解了这个绰号。坎德勒其实是在辱骂这位政府检查员是该死的北方佬，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
两天后，检查员林奇在查塔努加没收了37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糖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多没收了3大桶。这个案子被官方称为“美国政府诉40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案”。尽管名字听起来滑稽可笑，但此案的法庭辩论却是唇枪舌剑，精彩纷呈。这是因违反《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而闹上法庭的第二起案件。现在，威利终于获得了农业部的支持，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奋战到底。
间谍战与反间谍战
可口可乐公司和政府几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案件审理的准备工作。威利的检查员们获悉，可口可乐打算召集著名的科学家证明咖啡因是无害的，威利于是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专家证人人选。他还命令间谍们尽力收集对方科学家的把柄，但却一无所获。虽然威利强烈反对，但审判地点还是定在糖浆的查封地查塔努加，而不是在华盛顿。威利知道，查塔努加是座可口可乐城，这里的陪审团容易偏袒被告。“这无异于在亚特兰大审理此案。”威利抱怨道。
1911年3月，审判即将开始时，7位政府间谍秘密潜入查塔努加市监视陪审团成员，力图证明他们没有资格、缺乏道德或是和可口可乐有瓜葛。同时，坎德勒也雇用了自己的反间谍人员跟踪政府方面的代表们。整个事件的开始类似一部“吉斯通式的电影”。有消息透露，一位陪审员曾经因为偷马被逮捕过，而另外一位则经常光顾酒吧。代表们解散了剩下的陪审员，因为他们的“层次十分低下”，看上去“完全不能胜任这种性质的案子”。在收集这类情报时，一个政府间谍抱怨说，他们也被“被告的间谍监视、跟踪和揭穿身份……这几乎让我们一筹莫展”。他还提到，住在市区的佩顿酒店是个错误，因为那里的老板是可口可乐公司的J.T.卢普顿。
就在审判开始之前，66岁、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单身汉威利娶了年龄比他小一半多的图书管理员安娜・凯尔顿。为了让她知道自己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威利带她到可口可乐的审判会上度“蜜月”，那里人人都以为他是主要证人。查塔努加的报界和上流社会因为“名人”威利博士坐在他们中间而激动得浑身发抖，即便他支持有罪的一方，人们仍把威利夫妇视为前来巡视的“皇室成员”。
法庭审判
从1911年3月13日开庭那天起，大小桶审判案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成为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的新闻报纸近一个月来的头版头条新闻。可口可乐公司的两条主要罪状分别是“在饮料中掺假”和“使用虚假商标”。根据纯净食品法的规定，一种食品里如果含有某种有害的添加剂，就被认为是掺假品。接下来，政府不得不证明，咖啡因既是有害物质，又是这部法律所说的有害添加剂。起诉书声称可口可乐使用虚假商标，是因为事实上它并不含有完整的古柯叶（也就是说可卡因被去掉了），而且可乐果也仅仅是微量的。当然，使用虚假商标的指控有些讽刺，因为如果饮料里面确实含有可卡因，那它早就是非法产品了。
对查塔努加市民来说，这场审判为他们在茶余饭后的消遣提供了丰富的谈资。林奇和基布勒反复强调他们在肮脏的可口可乐工厂里看到的情况，详细陈述黑人厨师汗流满面的工作场景和随地吐痰的恶习，希望能激起种族主义者的不满情绪。基布勒证明，可口可乐不仅有害，而且还致使一位已故受害者的心脏硬化，甚至用小刀也根本切不开。这时，爱德华・桑福德法官不得不训斥可口可乐公司的专家证人，因为他们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听到这些奇闻趣事后竟然笑了起来。另外一个政府证人说，他在没收的糖浆里发现了稻草、大黄蜂残骸以及其他昆虫的一些碎片。
知名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乔治・斯图尔特简短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对于那些急于想听到真正耸人听闻言论的人来说，很不幸的是，由于被告律师反对，他的话不久就被打断了。斯图尔特曾在亚特兰大的讲道坛上攻击可口可乐，后来又给坎德勒主教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提到一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大量饮用可口可乐后变成了“放荡不羁的夜间幽灵……违反校规和女性礼仪，甚至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斯图尔特还说，可口可乐还让男孩子兴奋得睡不着觉，这不可避免地会诱使他们犯下手淫的罪恶。
然而，大部分的审讯都离不开专家证人的参与。不管陪审员们是否真的来自“低层”，大家都很怀疑，他们能否完全理解医生们和药剂师们在法庭上使用的那些专业术语，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证人的口才是无可挑剔的。《国家标准药局》（1905年版）的三位合编者都在法庭上作证——亨利・鲁斯比支持政府，查尔斯・卡斯帕里和霍巴特・黑尔支持可口可乐公司。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陪审团已经眼花缭乱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律师们得意地公布了一份有力的证词，证人是享誉世界的德国药理学家奥斯瓦尔德・施米德贝格，因为需要翻译，审判被迫延长。
尽管他们的资历证明书让人印象深刻，可大部分专家证人还是主要依赖于有缺陷的实验证据，并带有明显的个人偏见。然而，哈里・霍林沃斯和莉塔・霍林沃斯的双盲实验是个例外，这个实验突破常规地研究了咖啡因对人体的影响，其研究文献至今仍然被引为经典。年轻的哈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接受这项工作——被认为“多少有点靠不住”——仅仅是因为他的前辈拒绝这项研究后。莉塔指导实验的具体操作，结果显示，适量的咖啡因能提高运动技巧，同时不影响睡眠规律。在等候出庭作证的时候，哈里・霍林沃斯发觉，整个庭审过程是“一场有趣的、经常逗人发笑的争吵”。霍林沃斯被“双方讲述的传闻和误导性证词”吓坏了。一位科学家让他感到相当失望，因为这位科学家竟然用木棒敲打兔子的头部，然后得出“咖啡因能引起兔子的脑血管堵塞致死”的结论。
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出庭作证，这在阿萨・坎德勒的案子中并不难理解。他的律师们不想让这位暴躁的可口可乐拥有者靠近审判室一步。在开庭审判的大多数时间里，坎德勒都待在亚特兰大，给查塔努加写了一连串充满火药味的信，骂林奇是个作伪证的骗子，他还通过佐治亚报纸的炒作性新闻报道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他是很少受到责备的。西利的报纸曾一度打出这样的标题：《8杯可口可乐的可卡因含量足以致人死亡》。坎德勒总结道：“政府折磨我们的行径令人无法容忍，但是我相信，正义的力量最终一定会获胜。”政府的科学家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来描述各种动物服用可口可乐以后出现的生理反应。当被告的辩护律师J.B.赛泽不满地指出给青蛙注射可口可乐很难构成合理的证据时，哈佛大学教授威廉・布斯博士无力地反驳说：“饲养青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试过了吗？”3月21日，阿萨・坎德勒怀着欣慰和几分藐视的心情写道：“政府快要把自己所有的老鼠、兔子和青蛙证人折磨得精疲力竭了。”
各大报纸一再预言威利会出庭作证，但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虽然威利策划了整个起诉案件，但很明显他更倾向于让专家作证，并告诉律师们他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都没有资格被称为专家。如果他的试毒小组拥有足够的对可口可乐不利的证据，威利肯定会出庭作证。但是很明显，这群年轻人都因为喝了这个饮料仅仅只是精力旺盛。
可口可乐公司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虽然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它无罪。所有的证词和对陪审员的秘密监视都没有起到作用。桑福德法官（1923年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法官席上发表了他的看法，命令陪审团做出一个有利于可口可乐的裁决。他宣判，该产品没有做虚假广告，虽然其中的确含有古柯和可乐果，但都只是微量。桑福德没有裁定咖啡因是否有毒，只是说可乐糖浆不属于《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规定的添加剂范畴，而是从该饮料被发明之日起整个配方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威利的讨伐
公司的职员们喜气洋洋地到处宣传这次胜利。虽然如此，可口可乐的广告也确实因为审判而立即发生了变化。原告对该饮料的指控主要基于孩子们饮用可口可乐这样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状。被告律师没有证明咖啡因对孩童的健康是否有不良影响，只是一味否认小孩子喝可口可乐这个事实。这样的手法显得有点拙劣，因为当时许多广告塑造的都是孩子和父母一起喝可口可乐的场景。“父亲喜欢，儿子也喜欢。”1907年的一则广告刻画了一个5岁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吸着可口可乐的情景。1911年后，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出台：12岁以下的孩子不允许在可口可乐的广告中出现。法官的这条附带意见被强制执行，直到1986年才撤销。
由于对审讯的负面宣传报道，1912年，两项议案被送到美国众议院，建议修正《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将咖啡因列入“成瘾”和“有毒”物质之列，而且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奋力抗争，成功地否决了这两项议案。可口可乐取得了首次胜利，保住了产品中的咖啡因成分，并使它尽量远离公众的视线。
审判同样给威利博士带来了影响。他的上司千方百计要踢走这个顽固的化学家，指控威利为获取证词而非法贿赂鲁斯比医生。参议院为此展开了特别调查，报纸上充满了有关威利的漫画和社论。虽然他最终被证明是清白的，但在1912年，他感觉自己总是受到政府官员的阻挠。于是，1912年3月，当他在国内的知名度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果断提出了辞职，急流勇退。威利当时的名气和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远远大于现代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与他处于同一职位的）拉尔夫・纳达尔。威利获准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甚至在他离开化学局以后仍有影响。这也正是为什么“紫色胡椒饮”董事长寄给他一份饮料的配方（因为不含咖啡因），邀请他参观位于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工厂，并向这位化学家保证自己会永远支持他。1912年5月，67岁的威利当了爸爸，他的小男孩立即被称为“纯净食品宝贝”。
如果坎德勒家族希望这位年迈的绅士（威利）安静地退休，那他们就想错了。威利开始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演讲。考虑到他的所有专家证人最近都坚持认为咖啡因是一种有害物质，威利就“咖啡作为美国的全民饮料的好处”问题发表演讲，这让坎德勒大伤脑筋。同时，威利担任了《好主妇》的固定专栏作家，以此作为攻击可口可乐的全国性根据地。1912年12月，他出版了《可口可乐之战》，在书里他用自己的观点对审判作了诠释。他指出，站在可口可乐公司一边的唯利是图的科学家被收买了。在书里附随的一幅漫画上，一位满脸堆笑的科学家正透过一只装饰着夸张美元符号的玻璃杯观察可口可乐。另外一幅漫画描绘的是，好心的威利博士警告容易受骗的公众提防在一只巨大的可口可乐玻璃杯里面爬行的小鬼，它们身上都写着“神经过敏、上瘾和消化不良”。
尽管可口可乐公司在审判中获胜，全国性的宣传却对它十分不利，这引起了一位年轻的说教电影制片人D.W.格里菲思的注意。1912年，距格里菲思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并获得巨大成功已经过去了三年，但他仍然默默无闻地在纽约“传记”电影公司工作，每周艰辛地制作两部无声电影短片。其中有一部短片是抨击可口可乐的史诗，片名作《为了儿子》，剧中“麻醉可乐”的发明家看见自己的儿子深深陷入可卡因的折磨之中。一行电影字幕写道：“这种饮料已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了。”最后，这个年轻人因为皮下注射过量毒品而死去。格里菲思并不关心可口可乐不再含有可卡因的事实。“传记”电影公司的专职演员布兰奇・斯威特扮演神经紧张、有药瘾的女主人公，为了得到“麻醉可乐”而把一个小男孩推开，喝完饮料后因为痛苦得以减轻而微笑叹息。在男友的指导下，她学会了往饮料中掺加可卡因粉末（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做法，甚至在喝不含麻醉剂的可口可乐时也这样做）。
物归原主
大小桶案被上诉到联邦地方法院，虽然判决还没有下达，但美国政府已经着手从另一个方向努力了。第一部公司税法在1909年通过，但是它的税率并不高，因此，改革者要求提高税率。“企业正在逐步汇聚成一种势力，其权力高度集中，”1909年一位评论家写道，“所以，需要集权的政治力量从各个方面去规范它。”1913年，改革者的呼声有了回应，累进制所得税法出台了。这是对那些存储现金“超过合理商业需要”的公司征收的惩罚性税赋。这部税法强迫公司支付股息，这是个人股东的应税收入，公司不得予以相应的抵扣，这就相当于双重征税。
新税法让会计师们苦恼不堪，他们不得不将阿萨・坎德勒个人的权益与公司的权益分开——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从真正意义上来说，”霍华德・坎德勒写道，“可口可乐公司就是阿萨・坎德勒，他个人和公司的产权收益界限一直没有明确划清。”从1914年年末新税法生效起，可口可乐公司账目显示盈余超过1000万美元。坎德勒对这部税法无比怨恨，他认为钱是自己赚的，只能由他决定是花还是留。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有必要设立“战备基金”，以便应对不可预见的意外事故，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对这点反应强烈，”他的儿子回忆说，“并且还经常说，摩西在圣经时代曾尝试实行过这样的税收制度，可惜最终失败了。”
坎德勒被迫申报了高额的股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支付股东1000多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640万美元的房地产。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共530股，其中阿萨・坎德勒就持有400股。因此，那些年坎德勒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1914年，他捐赠给埃默里大学100万美元，这无疑是试图减轻自己的税务负担。
休斯法官的最后一击
1914年，政府在联邦地方法院败诉之后，就将案子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916年3月22日，最高法院的法官查尔斯・休斯推翻了联邦地方法院的裁定，这是他准备离任，与伍德罗・威尔逊角逐总统宝座之前做出的最后一项判决。休斯出生于浸信教会之家，曾想投身浸信教会做牧师，他对“大桶小桶案”的判决也反映了他一贯严谨的态度。令政府欣喜若狂而让可口可乐公司气愤不已的是，休斯说“可口可乐”这个名称不具有区别性特征，仅仅是两个普通名词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已。更重要的是，他认定咖啡因确实是一种有害添加剂，并把案子打回查塔努加，让桑福德法官重审此案，以便裁决咖啡因是否真正有害。
休斯的决定刚一公布，哈罗德・赫希就着手准备，希望通过协商来避免一场新的审讯。可口可乐公司和化学局双方都在疯狂地做实验——可口可乐公司的科学家是评估减少咖啡因后饮料的口感和风味变化，而政府的化学家阿尔斯伯格博士则试图证明咖啡因是有害物质。因为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果，阿尔斯伯格请求延长实验时间。
1917年11月12日，此案终于庭外和解了。可口可乐公司同意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争辩”，使政府在法律意义上获胜。反过来，公司同意减少一半咖啡因含量，即每盎司糖浆中的咖啡因含量不超过0.61格令，但这仍是降低了古柯叶和可乐果含量的“5号商品”中咖啡因含量的两倍。尽管桑福德法官在和解书里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双方达成了默契——政府将放开对可口可乐的管制，威利也不再在化学局里继续追究这个问题。从最初的追查到现在已经8年了，如今每个人都已厌倦了这场官司。然而，霍华德・坎德勒在几年以后暗示说，当时一位联邦律师接受了贿赂才同意庭外和解。
可口可乐公司为打这场官司花费了25万多美元，但除了公众的抗议减少、当初被没收的那40大桶和20小桶陈腐变味的糖浆被追讨回来以外，公司显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正如哈罗德・赫希后来写道的：“这是一起重大的诉讼案，处理不当，它完全可能会彻底摧毁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事实上，赫希大获全胜了：可口可乐活下来了。
毁灭危机隐现
然而，大桶小桶案的和解并不说明可口可乐卷入的官司或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纠葛就此结束。这场混乱为年迈的阿萨・坎德勒敲响了警钟，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迫害。当他离职、把公司交给孩子们打点的时候，却引起了一系列事件，使可口可乐遭受了更加严峻的威胁。但是，威胁不是来自竞争者、政治家或改革者，而是来自公司内部。麻烦就像潜伏在人体内的病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