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 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的手中跌落！
——《牛犊顶橡树》
索尔仁尼琴称自己的第一部回忆录为《牛犊顶橡树》。这本书的标题源于一句谚语：“牛犊顶橡树，可犄角却被夹住了。”索尔仁尼琴借助人民的智慧，却又巧妙地省去了俗语的寓意。实际上，当牛犊顶橡树时，它的犄角会长得更快。这本书像索尔仁尼琴其他的作品一样，里面到处是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俏皮，如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甜；人小胆大……它语言幽默、俏皮，充满了民间智慧，就像一部民间歌谣。这部作品与索尔仁尼琴作品中塑造的农民形象伊万·杰尼索维奇一起，并在“有强烈责任感的男子汉”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男人”赫鲁晓夫的齐心帮助下，构成了双子星座，它们一改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下文坛普遍枯燥乏味的语言，于是“我们心中的那道光”又重新闪烁起来。
这本书的第一稿（也是它的核心部分）写于1967年4月，是在克格勃查抄索尔仁尼琴全部书稿之后，在他给第四届苏联作家大会写信之前。“要么脖颈给勒断，要么绞索断成两截。”此时，索尔仁尼琴已公开斗争了一段时间。这位昔日的集中营犯人，秘密活动的老手，现已成长为一名上帝的勇士，一名古拉格成千上万名无辜受害者的旗手，一位先知，他的生活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幽居在伊斯季亚河畔圣诞城，索尔仁尼琴决定编写一部反映自己与苏联政权斗争的纪实性著作。为此他要克服两个障碍，第一个阻碍属于智力层面，亦即要写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这就意味着不免要长篇大论，索尔仁尼琴只熟悉那些保持本性的、气势恢宏的、具有揭露内容和预言性的文学作品，这样他就不得设法压一压自己的文学写作激情，待到以后某个更安定的时候再释放它们；第二个则属于道德层面：只谈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要沉溺于自己的生活，而索尔仁尼琴对回忆录这种“松散”的文学体裁，总是不太兴奋，因为在回忆录里真理的标准是模糊的，这就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
后来，还是赞同的声音占了上风。因为索尔仁尼琴认为，他写的将不是回忆录而是一本战斗的书。像作家的其他创作一样，这本回忆录就像使徒保罗的行传一样，里面充斥了大量的军事方面的术语。作家如何露出峥嵘成了这部新作的核心部分：即他是如何走出地下而手里只拿着一把投石器就开始了与巨人歌利亚[1]（即强大的官方政权）的斗争。
第一章叫《地下作家》，这是一位擅长伪装的人，因为害怕观点上有分歧，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找女朋友的愿望。“我被流放的那些年月过得很糟。那些年里我向往女人、为自己的书担惊受怕，也担心女共青团员出卖我。经过4年战争和8年监狱生活之后我坏掉了、糟糕了、窒息了。在获得自由的最初3年，我醉心于找到一位能够把所有的手稿都托付给她、值得信赖的女人，把全部书稿、所有熟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头颅都托付给这个女人。”（《牛犊顶橡树·遭遇战》）接着，这位勇士《初露峥嵘》，把一稿经过“处理”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社。而在《浮出水面》这一章里他将获得巨大的声誉，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很有吸引力！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结为联盟，后者既是“组织者”也是“导师”。接下来的一章叫《受伤的鸟》，内容包括：特瓦尔多夫斯基开始对他“支吾搪塞”，在作家的朋友、人类学家维尼阿明·捷乌什处查抄了作家的书稿。这只“受伤的鸟”开始进行自我捍卫，现在的他很危险。
以上四章是这本书的“核心”，情节发展愈来愈紧张。带着集中营犯人固有的小心和多疑，索尔仁尼琴慢慢地挣脱了束缚，他离那个“无形的边界”越来越近（而那里将不会有任何谎言）。之后就是那场最重要的考验，他将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给第四届苏联作家大会写了一封信。这第一篇回忆录的结尾简明扼要，同时又充满激情且不无讽刺。危险境遇改变了句子本身的节奏。这只“受伤的鸟”开始还击。“这条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和有意选择的，是有人替我想象出来，做出了安排。我只是自卫而已。”（《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这几章的核心部分讲述了索尔仁尼琴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相识的整个过程，这次见面决定了作家的命运。作为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生活和事业一帆风顺。这主要是因为他出身于农民世家，为人正派，当然也需要一些运气。尽管他与当权者走得很近，但他却从没有违背自己的个性做任何妥协的事情。他的叙事长诗《穆拉维亚国》讲述了“大转折”时期俄罗斯乡村的命运；很多人（如瓦西里·格罗斯曼）都认为这部作品是对“被没收了一切的富农”父亲的背叛。用四音步抑扬格（这种格律与民歌很相似）创作出来的《瓦西里·焦尔金》记录下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士兵面临的各种困境。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特瓦尔多夫斯基这首诗，认为它生动形象、语言幽默，歌颂了憨厚淳朴的俄罗斯人民。“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说出战争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离一切谎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跨越这最后的一毫米，绝对没有！……”（《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在这个昔日的集中营犯人眼中，这一毫米至关重要，它表明特瓦尔多夫斯基与那些文学官员、歌功颂德的诗人和小说家明显不同。索尔仁尼琴非常熟悉《焦尔金游地府》中展现出来的各种讽刺现象。长诗同样用这种嘲讽的口吻描述了苏联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内幕，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克格勃……在诗歌的字里行间能够读到很多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翘首以盼这部长诗的发表（1966年，这部长诗被改编成了话剧）。
这两名作家都热爱俄罗斯农民，都歌颂过农民身上的优点，正是基于此，才使得他们的会面成为可能。“在农民麻木不仁的缺少文化和艰难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儒雅持重令我惊异不止。”（《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那个仍在营房里打盹的伊万·杰尼索维奇是焦尔金的兄弟，两个人都一样地憨厚淳朴，心地纯正！这时候《新世界》杂志正逢“特瓦尔多夫斯基时代”，他大胆地破除各种禁忌，鼓励作家们说真话，让他们敢于展现自己，甚至敢于抒发自己的感触……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形象引起了争论（这一点本书第二章已有涉及），这种争论本身似乎可以当成是《牛犊顶橡树》的附录。这个形象是逐步刻画出来的：作者是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揭示”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本质性格特征，他谈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起初无关紧要，后来却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后导致这位受共产主义熏陶的自由派作家与他的那位完全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作家同事之间的关系彻底地破裂。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上帝赋予了索尔仁尼琴力量，甚至连他的命运都做好了安排，对面的这个交谈者一动不动，就像被一群小矮人围住的格利佛一样。他们两人中有一人留在了岸上，而另外一个已经游离岸边，去寻找新大陆去了。
我们面对的是三个人的对话（这一手法索尔仁尼琴经常使用）：当时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的讲述者和现在的叙述者。作者多次使用讽刺（它藏匿在括号里，或是一种隐秘思想的流露，或是冷峻地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性格鲜明突出。“我喜欢上了他的乡下人的秉性；他那诗意的童稚的种种显现（这是一种被绅士风度掩饰得不好的稚气）以及他在敌手面前（有时是在身居高位的人面前）能够表现出天生的个人尊严（当然是面对面时，如果是打电话时常常会举止失措），这就使得他摆脱了可笑或卑下的处境。可是我和他的过去毕竟是天悬地隔，由此引出今天的地位更是判若云泥。”索尔仁尼琴这里想强调的是，在电话交谈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个性特征不会表现得那么鲜明，因为电话是像鲁萨诺夫这些官员们惯用的手段。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善良但不太灵活的庄稼汉形象，他脱离了自己的土地，被抬升到了一个过高的位置。他在进行着一场必要的战斗，但因为这条路前人已经走过而缺少创意。他还保留着正确的判断力和农民式的幽默（当特瓦尔多夫斯基1963年在皮聪大[2]给赫鲁晓夫读《焦尔金游地府》时，引得后者哈哈大笑，当时这首长诗尚未开禁）。特瓦尔多夫斯基赞叹索尔仁尼琴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及淡泊名利，但又不得不经常周旋于党所宣称的真理和真正的事实真相之间。“他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需要这两种真理不要分家，而是合而为一”（《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3]）。特瓦尔多夫斯基创作的主题与索尔仁尼琴相同，都是农民的世界、农村虔诚的教徒。他“反复念叨”的是《玛特廖娜的家》里所表达的思想，亦即苏联农村物质生活的匮乏特别是精神道德的堕落，民间创作传统甚至那悦耳动听的民间语言遭到了遗弃。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玛特廖娜的家》中的语言进行了细微的修正，因为和他不同，索尔仁尼琴并非农民出身。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无法接受索尔仁尼琴的结论，或者，至少想减弱这一结论的尖锐性。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相信善遭到了彻底的丢弃，不相信这个词已不再具有道德意义，于是他就像一头公牛围着木桩转来转去一样兜了个大圈子。
所有这一切不同程度上都与寓言相似，更确切地说，是像那些讲述城里和田间老鼠的寓言故事。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像一头待在城里的老鼠，它为了荣耀和特权不惜出卖自己，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位伟大的自由派分子把《新世界》编辑部同事们对自己的崇拜当成了理所当然，习惯用“领导”的姿态不慌不忙地作出相关决定：“……这些人生活得懒散，并不急于去锻造正在逸去的历史，这究竟是因为历史不会溜走？还是因为反正也不是由他们来锻造？（《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4]）。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用设法去弥补那白白浪费的八年，甚至是十一年的生活，他的良心也不受那些渴求自由并希望借助文学进行赎罪的苦命人的折磨。由于阴差阳错，他成了一名声名显赫的人物。对自己这个长着一脸大胡子、衣衫陈旧、头发乱蓬蓬的谈话对象，他抱着袒护的态度，而并没有把他平等看待。1962秋，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短暂的友谊（“蜜月”）。
在《牛犊顶橡树》中，作者还刻画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些不太令人喜欢的性格特征。特瓦尔多夫斯基经常酗酒；索尔仁尼琴却滴酒不沾（尽管他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喝酒，有时是在节日期间，甚至每天在午饭前都要喝上一杯白酒）。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优秀小说家的作品，但却很少发表杰出诗人的作品。这是出于嫉妒心吗？索尔仁尼琴曾向他建议刊登沙拉莫夫的诗歌（“……1962年12月，我说服В. Т. 沙拉莫夫从《科雷马诗抄》和《小长诗诗集》选出一些我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好诗，送给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装在一个密封公文袋里，经由秘书转交”），可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找各种理由推掉了。这位主编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对他言听计从，于是他就表现得像主子一样，但索尔仁尼琴却不是一个奴仆。《伊万·杰尼索维奇》发表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他找到了特洛伊[5]古城。但特洛伊在谢里曼考古挖掘之前就存在了。同样，古拉格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不管他是否情愿还依然存在着。他甚至都不知道特别劳改营（особлаг，《伊万·杰尼索维奇》）与劳动改造营（ИТЛ，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герь，《鹿和小窝棚女子》）之间的区别。
索尔仁尼琴把剧作送到了他的家里，于是“两个萨沙”（他们都住在科捷利尼奇沿岸街同一栋楼里），即杰缅季耶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开始读它。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这个剧作写得一般（他的观点不无道理），而且还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没有必要“反复挖掘同一类的集中营素材”。对于他来说，古拉格题材已经没有多少新意了。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这才仅仅是个开始，以后他还想发表《古拉格群岛》呢。此外，特瓦尔多夫斯基还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读完短篇小说《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在发表的时候，车站的名字叫克列切托夫卡，这是因为《十月》杂志的主编叫弗谢沃洛德·柯切托夫，而《新世界》与《十月》杂志之间素来不和），他认为特维利季诺夫这个形象有些脱离现实，因为他还没有体验过磨难的滋味，却仅仅是“出于品味不同就不喜欢斯大林”。怎么能不喜欢斯大林呢？既然索尔仁尼琴不喜欢他，那么他特瓦尔多夫斯基就要同样受到别人的指责吗？
我们是逐渐才知道这些隐秘的创伤。《牛犊顶橡树》的作者多年以后认为，自己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做了过多的让步，承担了过多的义务（他认为对这个把自己当孩子来袒护的老爷，他理应感恩戴德）。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可以感到索尔仁尼琴明显的怒气及略微的不悦。在国外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不设法安慰那些关心索尔仁尼琴命运的西方记者，而在这位昔日古拉格犯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谎言。当然，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没有直接说谎。他始终会在距谎言“一毫米”的地方停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毫米，索尔仁尼琴对这位头上戴满各种桂冠又被当局宠爱有加的诗人始终怀有敬意。但同时还指责他。重要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他人对他阿谀奉承，又怕得要命，把他捧上了天，而索尔仁尼琴却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孤立无援，没有真正的朋友……他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人厚道、天真淳朴、心地单纯，但他的双手双脚却被人带上了“镣铐”，受到了别人的利用。当我们读到作者笔下这位极其复杂矛盾的肖像时，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两位作家之间充满了误解，都到了快要断交的地步了，我们能够感受到，对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索尔仁尼琴的视角——即以一位昔日集中营犯人的角度来审视营区里的监狱长——是无法容忍的。“我们好比两条有各自特殊方程式的数学曲线”。索尔仁尼琴试图去理解对手，“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这两条曲线有着共同的切线，甚至是共同的导数，但它们走过的路却始终无法相交。
一切都像作家预先设想的那样吗？在这部书总的构思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形象十分必要，甚至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下，与其说牛犊在顶橡树，不如说在顶这位与之对话的中间人，他刊发了作家的作品，将之带入文学界并对他不断施加各种诱惑。《牛犊顶橡树》中的某些情节向读者透露了这些不为人知的诱惑，包括来自当局的诱惑。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古拉格群岛》中描写的另外一个诱惑：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可以找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萌芽。或许，这就是作者之所以无情的原因，也可能正相反。另一方面，特瓦尔多夫斯基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正是他挽救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使他放弃了各种“诱惑”，如荣誉、顶礼膜拜、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彻底放弃真理。当时索尔仁尼琴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就是距全部真相只有一毫米（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毫米！），而且要成功地触及到真相。他将分别揭露集中营体制，苏联贫穷的农村，受到污染的俄罗斯大自然……渐渐地他也被束缚住了手脚。在一些小事上他同样面临着诱惑，如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与官员的蛮横、受贿和不公正做斗争。但当时还不可能发出主要的喊声。于是索尔仁尼琴宁愿使所有的人都失望，使亲人和远朋遭受心灵的创伤，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放弃这声主要的呐喊。
非常有趣的是，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由他自己亲自记录下来）都同东正教的主要节日相符合。例如，1964年复活节的那三天，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了梁赞，读了《第一圈》的手稿后喝得醉醺醺的，试图以此来减轻由该书造成的伤害（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完全不记得这个复活节期间发生的事情了）；1968年6月圣三一节期间，索尔仁尼琴得知《第一圈》在美国出版，就在当天制成了《古拉格群岛》的缩微胶片。“当你感到不够坚强和心情不好的时候，求助于上帝是最好的办法。在娇柔的白桦林采些树枝，装饰心爱的木房别墅。几天以后将会怎样？是牢狱还是创作小说的幸福劳动？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这一点。我祈祷。可以喘口气、休息一番，那会是很好的，但是在死者面前的义务不允许我有这种软弱：他们死去了，而你还活着，你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让世界了解一切。”（《牛犊顶橡树·发作》）。
一幅精致的画作展现在眼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受政府庇护的农民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下所进行的战斗，是上帝派来的勇士的斗争。这是场旧约式的战斗，却不是新约式的战斗。在索尔仁尼琴身上萌发出一种无法撼动的自信心，而且越来越强，亦即他是上帝的火炮。“另一个时代”到来了。“另一个人”开始了战斗，“另一个盾牌”掩护着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在这种神奇的力量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是为了当一个见证者吗？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犹疑之后，索尔仁尼琴几乎已决定从远方的手稿保存人那里取回《古拉格群岛》，让特瓦尔多夫斯基认真“看一看”，不想让这本书销声匿迹，于是就邀请他来圣诞城。然而这次两人没来得及见面：“我们已经商量好，11月份我把《古拉格群岛》带给特里丰内奇。但是就在我快要到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出发，反而出现在某个人的庆祝会上喝起了白兰地，他又变得很虚弱。后来因为要为自己的别墅添置家具——一个书柜，他就没去编辑部。于是我就把《古拉格群岛》藏了起来……。”（《牛犊顶橡树·扼杀》）
在《牛犊顶橡树》中，可以随处发现作者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同情之心：“可怜的特里丰内奇！他对我是如此坦诚，但我却不配他这样做”，因为不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他实在是没法控制好自己！顺便说一句，这也不单单是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个人的问题：“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人身上的这种不能保守秘密的弱点，我就无法把自己这些隐秘的故事（甚至是《第一圈》）拿给别人看，包括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她是我的同时代人！想象一下吧，怎么能不给她看呢？！因为我不敢。可惜了。她就这样没读就去世了。”
在塑造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一“肖像”时，索尔仁尼琴在第四章结尾处得出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一位苏联的主编和一位俄罗斯的小说家，我们今后不能够再手挽手了，因为我们的文学大相径庭，无可挽回地分道扬镳了。”于是又一次面临抉择，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索尔仁尼琴的思想都源出于这个形象）。勇士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随着一些新的内容被补充进《牛犊顶橡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1968年初，“心情大好”的主编将《癌病房》交付排版，共印八章，为此索尔仁尼琴嘲弄地写道：特瓦尔多夫斯基表现出了“自己的强硬态度（顺便说，他的姓就带有这个寓意，真希望他一生都能这样强硬！）”。此外，“整个1968年……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快速成长的一年，他的观点甚至原则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扩展和深化”。这位文学界的老前辈、“手拄拐杖的庄稼汉”（贵族式的拐杖暴露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庄稼汉）待在自己的别墅，听BBC广播，阅读地下出版物。看到他尽管很胖，还是跑向收音机，讲述者赞叹说：“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劲儿，我从没有像现在一样感觉他这么亲近！从没有过！如果我们还能再肩并肩地战斗一段时间的话，我们之间的友情肯定会更为坦诚，永远也不会消逝。”但如果特瓦尔多夫斯基意志坚决，拒绝在1968年8月21日之后别人塞给他的侮辱性呼吁书上签字，那么他领导的杂志将自取其辱，像所有其他苏联出版物一样发表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索尔仁尼琴向我们展示了那个被自己的同事中伤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要想抗争，他需要表现出一种“只有在古拉格群岛集中营里待过才能培养出来的坚韧不拔”。特瓦尔多夫斯基内心的耿直在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首诗中，儿子仅为父亲而没有为那些“被没收了所有财产”的大多数人恢复名誉，他把责任推给了斯大林，然而却像以前一样相信党、尊重列宁：
似乎在我们的身旁总有…… 那个不喜欢鼓掌和欢呼的人…… 他的形象永恒且鲜活…… 父亲柔顺地 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导师……
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而言，忠于苏联体制是一种很大的束缚。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相信这“唯一正确的学说”，于是当自己的“同胞”试图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发生激烈争论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宣称道：“我原谅您。而我们——还要坚持列宁主义。这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巨大的让步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学说（？！），这是不被允许的。”
1969年11月4日，索尔仁尼琴在梁赞的“同行”将他从作协开除。斗争愈演愈烈。于是，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他们两个人，一个遵循斯大林教诲的谨小慎微的行事原则，另一个期待新的“战线”和“突破口”。他们又一次处在了“秋千”的两头：一个使劲摆动秋千，另一个则千方百计地不让秋千荡起来。而此时只是评价的程度不同罢了，谈话是在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或许特瓦尔多夫斯基将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因为他领导的杂志和他这个主编正面临着被扼杀的境遇。
《牛犊顶橡树》中很多章节都集中描写了这段时期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当一些新的内容被补充到回忆录的时候，那本俄罗斯革命史诗的第一卷《1914年8月》（主要描写了萨姆索诺夫部队全军覆灭的历史）也出版了。这位将军诚实、善良、高尚品德，甚至可以说是道德权威的化身。萨姆索诺夫将军信仰上帝、作战勇敢，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由于他执行了大本营的命令（那里都是一些平庸和追名逐利的人），他使自己的军队面临着灭顶之灾。特瓦尔多夫斯基读了这些章节后非常兴奋。小说立意深远，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充满了悲剧性但又有含蓄适度的警示，这个“肥大的祭羊”指挥官宽宽的额头，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这一切都让特瓦尔多夫斯基爱不释手。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特瓦尔多夫斯基愈来愈明显地发现，这位被当作祭品的军事将领与自己受当局迫害的情形很相似。两个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长篇小说虚构的情节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景（即诗人正面临失宠的境遇）。一次失败的故事同样可以解释一场文学镇压运动的源起。特瓦尔多夫斯基性格刚毅，但却一败涂地，他顽强地承受着打击，将发生这一切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即使这样，他在这次失利中表现得无可挑剔——这与那个迷失在茂密的普鲁士森林迷宫里挣脱不开、年纪不轻的萨姆索诺夫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一切临近结束，当特瓦尔多夫斯基最后一次巡视《新世界》杂志的办公室、旧大楼（这栋楼见证了苏联文学近16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这次值得纪念的漫步让人想起了萨姆索诺夫临终前的那次巡视。“不时可怜巴巴地看着上方，等着悬在高处的大粗木棒随时砸在自己的脑袋上。或许萨姆索诺夫是在等待整个生命的结束，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总之在一刻，所有的猜测都将会有答案。”在《牛犊顶橡树》的补记里是这样说的：“当我打算写萨姆索诺夫和军队最后告别的场景时，有人向我讲述了这一幕——我立刻意识到，这两个场面很相似，而且我突然发现这两个人物性格也是如此相似！——他们同属于一个心理和民族类型，内心都很伟大、包容和纯正，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都孤立无助，同样落后于自己的时代。还有同样的贵族气质，它在萨姆索诺夫身上是天生的，而在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则是相互矛盾的。于是我开始通过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解释萨姆索诺夫，或者相反，这样我就能更清楚地解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索尔仁尼琴式的嘲讽与书中有关“诗人的最后挣扎”内容的悲观色调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包括“高层领导”为他准备的长长的钢丝绳，当局周密策划的秘不表态的阴谋，失去声望的杂志社及其“幕后编辑部”的曲意逢迎等。同情中带着辛辣的讽刺，而敬意则被冷酷的评判所淹没。与萨姆索诺夫一样，特瓦尔多夫斯基（承受着癌症之苦）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的，但他依然纯正。而后就是弥留时刻：全身瘫痪，已不能说话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具活尸）在病床上仍在读着《诺贝尔奖》一章的内容，并朝护理员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胜利了！”。
被迫害致死的诗人就这样从书中消失了，而战斗却还在继续，从此索尔仁尼琴不再妥协，而开始了公开的抗争……现在，特瓦尔多夫斯基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他的结局同萨姆索诺夫的结局很像：“一切紊乱、含糊的行为都停止了。现在及所有以往岁月的那种祥和安宁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可怜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像坐在“大自然赋予自己的低矮的林间宝座——树墩上”的萨姆索诺夫一样，“只想能更好一些，可结果往往是一团糟……”
这位从天蓝色眼睛里透着灼热的“叶赛宁”[6]之光的诗人，他淡定沉着、天真善良，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之于索尔仁尼琴就像萨姆索诺夫之于沃罗腾采夫，就像农民的古罗斯之于有着“炽热思想”的古罗斯一样：成了与邪恶抗争的典范（尽管他过于弱小无法抵御恶的侵袭），道德纯正的代表（尽管因深深的误解而有所消减）。这是勃洛克诗作中的那个俄罗斯，污垢中纯洁的俄罗斯；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被魔兽偷走的那个俄罗斯。1967年11月24日，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别墅里，索尔仁尼琴对正在散步的诗人这样写道：“他的样子很像一个农夫，而且是一个不怎么识字的农夫。他摘掉了帽子，雪落在他那光秃的大脑壳上，这脑袋也像是农夫的。但他的脸色苍白，一副病态。我的心中一阵苦楚……他，像个拄着手杖的农夫，就那样伫立在雪中。”僵化不动、脸色苍白、毫无作为——所有这些都是俄罗斯民族的典型特征。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俄罗斯文学中另外一个无所作为的人物，亦即那个动荡的、旧时代（但他却醉心于艺术）的典型——在闷热的电车里静静离世的日瓦格医生……
可怜的同行者一辞世，就再也没有谁能阻止这位战士了，他怒气难消，挥动手中的宝剑，一剑一剑地刺向敌人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小牛犊的犄角了，而是上帝手中的钺。
在《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二》（1971年2月）那篇简短的前言里，作者对该书及其整个创作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表白。尽管不喜欢回忆录这一体裁，但索尔仁尼琴发现，这一“不必要的”、“先前没有计划要写出来的”东西却一直在吸引着他，并被他的知己们所喜欢。这位天生的建筑师发现这本书“就像一大堆附属建筑的堆砌，下一部如何全然不清楚：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都不知道”。换句话说，这本书有一种不确定性，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本书已经完成，也可以同样说没有完成。”这本书具有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和内在的动力、能量，这使得情节可以随时发生突变。它是由索尔仁尼琴的点点滴滴的生活串联而成，多年以来他的生活始终具有一个特征：既完整又不完整。在自愿接受死亡并冒着巨大风险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生时刻做好了完全终止的准备。“最好不继续写下去，只需要把鲜为人知的秘密写出来，详细地解释清楚这一奇迹：我自由自在地在沼泽地里行走，站在泥塘里，越过一个个深渊，毫无支撑地待在空中。”重要的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详实地描写战斗的过程，而在于隐秘思想的流露：作家的生命已不再属于他本人，能量从外从高处而来，“奇迹”的表征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索尔仁尼琴并不认为“上帝保佑，有朝一日安全了，我会写出来的”。
由此可见，这本书并没有完成，或说得更准确点儿，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开诚布公地讲清楚。显而易见，这里指的是作者的宗教经验甚至包括神秘主义经验。索尔仁尼琴沿着书中指引的道路前行，他在创作一部生活本身的书，他异常清醒地发现：有人在指引他，帮助他，仿佛是先知伊赛亚和丹尼尔，又仿佛是路德和阿瓦库姆。此外，这部未完结的书里体现出来的统一性使其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书中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战斗的气息，即使这样，该书似乎是在永恒者（指上帝）的指点下写成的。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能够从中发现上帝旨意的作品：“我相信，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他在我的生命里，也在所有人民的生命里。”（《致苏联领导人的信》）
1967年，为了争取能在莫斯科出版《癌病房》，索尔仁尼琴进行了属于自己的“波罗金诺战役”。这一年的12月，已经开始排版，但马上又搁置了。作家不得不直面苏联作家协会的最后通牒和来自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压力。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英国《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刊载了《癌病房》的长篇摘要。难道作者也会遭受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一样的命运吗？两年前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监禁。“但是预感引导着我在棒打不回的路上前进，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斗争更加激烈，索尔仁尼琴像安泰乌斯一样又在伊斯季亚河边的圣诞城汲取到了力量，在这条小溪边的一小块大地上，春汛的水流声是那么美妙。复活节即将到来；耶稣圣诞大教堂[7]的圆顶被拆除了，整个教堂也被废置了。但索尔仁尼琴通过BBC广播听到了受难周六的晚祷，他清理了自己那块地产上面的“废物和枯枝”，因为河水刚刚从那里退去。这里是如此的平和，如天堂般静谧。还有那个上帝赐予的激励着先知不断前行的永动力：“上帝啊，你是多么智慧而有力地引导着我！”
伊斯季亚河岸边的圣诞城，连同这里诗意的白桦树、被遗弃的小教堂和明亮的林中旷地，成了作家的圣殿。这正是俄罗斯的圣殿，亦即小河回弯处那块神奇的白桦林：“过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这样顺利地创作过，以后也不会有了。不论我怎样备受折磨，心潮难平，六神无主和孤独，只要来到这里，接触到这绵芊的绿草、清澈的河水、白桦和垂柳，还有橡木的长椅和小河沟上的桌子，我就又能够写作了。”（《牛犊顶橡树·遭遇战》）
在写于1973年12月（即后来那些关键性事件的前夕）的《补记之三》的结尾处，作者大声宣布，先知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他勇敢地发起了最后一次猛攻，但“上帝会在许多方面纠正我”。他就在上帝的手中。他是上帝手中紧握的一把剑。“我只是磨得非常锋利用来对付妖魔的宝剑，会砍杀魔鬼、驱走它们。”而赞颂之后则是祈祷：“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的手中跌落！”
我们愈是深入地阅读《牛犊顶橡树》，我们就愈是被文中前后发生事件的紧密节奏所吸引。对战斗的渴望攫住了所有人。文中到处都是战争的隐喻，它们贯穿了全文。牛犊不断地施加打击，但与谚语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折断自己的犄角……
文中不多的抱怨及对休息的渴望也更加强调了这场战斗的紧张程度。作者在自己的指挥所里决定着战役的进程，根据敌情进行反攻，回应敌人的打击。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时还会看到作者的表白：“而当这些战斗的喧嚣过后又怎样呢！我要离开几年到荒凉的远方，在原野、天空、森林和群马中，而且要从容地写小说。”在另一处他这样写道：“从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而我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躲进静谧的角落，进行写作，然后让作品流水般地源源不断地出版。”
1967年写于梁赞的第一篇补记是致第四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信里揭露了书刊审查制度的弊端。这是首战告捷。橡树被顶伤了。第二篇补记写于（1971年）2月，在茹科夫卡的罗斯特洛波维奇家里，“以波罗金诺为名”：并不清楚，谁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这场战斗却是空前的。《第一圈》和《癌病房》都在国外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的手稿则被秘密地送到了西方，这是一个真正的秘密武器，作者为拥有它而欣喜若狂：“多么自由！多么让人心情愉快！拥抱整个世界吧！”这是个“突破”，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却被“摧残致死”了。补记之三是1973年12月写于别列杰尔金诺的楚科夫斯基的家里，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包括《诺贝尔奖》，秘密的遗嘱，对大牧首皮缅的指责，与“当局机构”打的游击战，《古拉格群岛》的手稿被查没和沃洛尼扬斯卡娅的自杀事件，授权巴黎发表《古拉格群岛》。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也很突然，但作家的心中却毫不慌张，镇定从容。它就像在关键战役之前的那种轻快之感。写作这部有关战斗过程的回忆录缓和了战士的紧张心情。他挺起腰板，发出了一个最大胆的挑战！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复存在了。取代他的是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成了作者的同盟者，他成了众多的“可以交易的，毫无原则的机械的知识分子”中一个关注受迫害人命运的神奇人物。
第四次补记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作家被驱逐出苏联后，1974年6月写于苏黎世。数学家伊戈尔·沙法列维奇继承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和萨哈洛夫的使命，是一个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需要重新靠近大地获取力量。沙法列维奇不仅仅是同盟者，他还是索尔仁尼琴忠诚的帕特洛克罗斯[8]。他们共同创办了《在巨石的重压下》地下文集，它后来成了新斯拉夫主义思想的阵地。而且在讲述“战斗”的过程时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抒情语气。在指挥部里笼罩着一种“消极的防御情绪”。主要的行动已经完成。索尔仁尼琴在等待敌人的回击。他想为孩子们写一部“语言明晰，情节真实的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的俄罗斯历史”，但不同于1913年涅奇沃洛多夫将军写的那部书，索尔仁尼琴感到不满的是，涅奇沃洛多夫的书质量低下、过分鼓吹爱国主义，令人难以信服。在回忆录的尾声，尽管还能够感受到战斗余韵带来的紧张感，但它首先写的是俄罗斯的历史和未来。在写到沙法列维奇时，作者说道：“对俄罗斯的未来所持的共同观点把我同他联结在一起了”。他们长时间地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里散步，它紧挨着菲尔萨诺夫卡，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和妻子在苏联的最后一个夏天在这里租住的别墅：“我们沿着利哈乔夫村与谢列德尼科沃村之间松软曲折的河谷，穿过明净的小溪，站在颜色已经变灰的小桥上，这座小桥每天都有许多到教堂祈祷的人经过，他们穿过小桥登上丘陵，前往教堂。我们望着青草与灌木丛之间奔流着的清澈河水，我说：‘将怎样回忆这一切呢？……如果……有朝一日不住在俄国的话。’”不由得想起了康德拉绍夫在《第一圈》中所提到的生活的小溪：水很清澈，却总是难以琢磨。
1974年2月12日，终于下令逮捕作家：就像基督受难一样，这是他的抗争和一生为之奋斗做出的选择的必然结果。这让人想到了1945年的第一次被捕：又要被抓进囚房。他们不知道，命运已经决定：“现在一切都会自动公开”。文章会像飞镖一样，一篇接一篇的发表。作家在囚房里十分平静，他知道他会通过写作为自己报仇。但是在白天黑夜都亮着灯的监狱牢房里，在被关押的犯人和那个从侧面分析、评判自己的作家的家里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分化。就像中世纪的道德剧[9]似的，《牛犊顶橡树》以讨论肉体和灵魂的问题而结束。灵魂自言自语道：“我要为自己的作为而感谢上帝！”橡树放弃了，牛犊的犄角保留了下来。这位曾经的集中营犯人想起了《小路》中的诗句，于是就又获得了宁静：
任凭触犯我的躯体、骨骼， 保持泰然自若， 有如犯人被押送刑场， 神色不惊，从容不迫。
直到最后一刻，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直接的、活生生的联系仍然是亲切的，相互信任的。作者讲述了自己的被捕，但“遗嘱”立即就发生了效力：《古拉格群岛》还要写两卷；还有这本《牛犊顶橡树》……很少有作家会让读者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在他和读者之间流淌着跳动着的生命之血。索尔仁尼琴的讲述就像血液一样是跳动的动脉，在一场场战斗、一篇篇文章、一次次遭遇中流淌。没有哪一名伟大的斗士——不论是米希勒、赫尔岑、雨果还是托尔斯泰——能给后人留下如此直接的语句、文章，这本书就像盾牌一样，以其神奇的力量捍卫着作家并把他推向战场。这是对顽强抗争过程的记叙，这是一部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编年史，这是一部充满了大声嘲笑的讽刺中篇小说，这是一部斗士的日记，里面尽是战争之神的祷告，《牛犊顶橡树》——不仅仅讲述了战斗，它已然成了斗士手中必备的工具。
[1]据《圣经》传说，是腓利斯人中的巨人，与大卫战斗时被杀。——译者注
[2]格鲁吉亚一个城镇名。——译者注
[3]此处似为作者的失误，应出自《初露峥嵘》一章。——译者注
[4]此处似为作者的失误，应出自《初露峥嵘》一章。——译者注
[5]土耳其古城。——译者注
[6]这样的修饰语曾出现在《第一圈》第一版对沃洛金的描写上。
[7]旁边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的夏季宿营地，而且整个团都在教堂里做礼拜；就是现在，也能一窥它的规模，尽管只恢复了钟楼部分。
[8]《伊利昂记》一书中描写的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之一。——译者注
[9]15—16世纪西欧的一种寓意劝善剧，剧中人物代表争夺人的灵魂的各种善恶观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