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耀祖”是中国人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的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蚩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1997年3月29日，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筱芗、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人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鸟居龙藏在1903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旧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人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不如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是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姐、二姐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1948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姐、二姐留在北京。大姐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姐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1992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七岁，大姐、二姐已经六十三岁、六十二岁了。三年后（1995年），二姐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姐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姐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1935年4月25日上午7至9点，但二姐却独持异议。二姐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姐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1935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姐回忆，我的生日是1935年4月5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4月。如二姐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姐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姐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姐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44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二姐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纳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透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做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在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姐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时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姐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彩绝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姐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宫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粘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卧房门口还撒些沙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开，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奶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从二姐的回忆里，十足看到中国丧礼中的恐怖面。丧礼开始，在世的活人变成死人，去世的死人变成鬼，生死线外，一片恐怖。吓破胆的在世活人——二姐——继续写道：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地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间，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地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涨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地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安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人说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几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人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在惊魂动魄及失魂落魄后，最后改用离家住校的方式来救这鬼迷心窍的二姐了：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被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姐陪我住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姐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上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摆得起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姐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末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大姐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直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在奶奶、爷爷走后，下一个轮到外祖母了：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辈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一米五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车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和外祖母的寿材调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材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料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吉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吉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到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手。我赶快进套间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1948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44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材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常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上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材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柩前打幡儿。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姐生气地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姐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姐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势上。在庙里做佛事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人、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灵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三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三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姐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姐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姐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姐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退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那年大姐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姐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姐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去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回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1949年4月，自三姐以下，我们来了台湾，二姐写道：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1949年年底到1977年年中杳无消息二十九年。“生死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四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四十四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部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傲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信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离开内务部街三十四年后，二姐旧地重游了一次，她留下动人的描述：
1981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44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44号的痕迹。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闯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chuǎ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姐妹都喜欢玩儿，而且chuǎ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摩擦，铁板总是光溜溜的十分干净。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老住户，有根有据地讲客厅里那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唯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太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这位洋太太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44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天旋地转多年后，妈妈在陈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个人回到内务部街老宅。过去是一家十口离开，现在是一人旧地重游，却住进近十户人家，睹物思情，为之泪下。二姐说得对，内务部街老宅“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不单是二姐，每一个离开它的人，都会如此。我从二姐的回忆里，无异故国神游、旧宅重归，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认为我此生会再做二姐四姐乃至妈妈她们做的事。——“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1998年正是我离开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怀疑我会再旧梦重温。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别半世纪后重返浙江，电约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马老情人在当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达，远远地看到一龙钟老妇，满面风霜，彳亍而来，不是别人，来的正是秋水伊人也！这位朋友回来告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拔脚想逃！我笑说：“你真自找苦吃，旧梦是那么好重温的！看来罗曼蒂克，其实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来生再见，切忌白头重逢啊。”——山水旧宅虽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腾，但毕竟不看也罢，有道是“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五十年，五十年间，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国梦重归”比真重归好得多，故乡重返、故人再见，梦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姐四姐乃至妈妈者不知也！
前面夹叙夹议二姐的回忆，大都是写吾家旧事——一般的旧事，二姐还有专写我个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叙议，以为光宠。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我小时候，不但有同女佣人一起偷窃的共犯记录，并且还有同爸妈二姐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被捕记录。看二姐回忆：
1941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露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和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44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垒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姐所指的大小木盒装着的古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我也参加寻找过。最后找出来的是大约十公分见方的一块丝布，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证明李季恒（玑衡）同志的抗日地下工作身份，下面由东北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将军签发。多年以后在台湾，在爸爸死后，垂老的前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留下这样的文件给我：
吴焕章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将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
函达，敬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我插播这一文件，先来印证爸爸去太原的原委，再看二姐说的：
连着两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敖弟和六妹去太原。太原禁烟分局办公地点在柳巷，我们住在帽儿巷禁烟所内，确切说是禁烟所外面一个单独跨院，由一个圆形门洞进去是院子，右手有两间房是佣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几阶台阶就是卧室和客厅了。禁烟所的大门由警察把守着，以防止吸毒者因熬不住烟瘾而逃出大门，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个面色灰白得可怕的人被揪回禁烟所。敖弟每天由男仆温茂林陪着，温茂林是山西人，性格耿直，眼中只有小少爷李敖，对别人不大合群。我整天享受不读书的快乐，捉蝴蝶蜻蜓、在人行道上骑四轮童车、和看门的警察一起捉麻雀等。……
山西风光是二姐同我共同的回忆：
在太原的两个暑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当然很不够气派了。可恶的是城门边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岗。中国小百姓走过城门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礼，有一天我们乘汽车走过城门，看见一个中国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机懂日文，说是因为那个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礼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车车轨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因为阎锡山当山西的土皇帝，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路与外界不接轨。在山西省境内，有时就须乘小火车。
有一次看到禁烟所门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过两件怪事：一是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鸡冠，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它下的几只鸡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其中四条和正常牛一样，能走动，第五条腿则长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有蹄子，不过第五条腿稍短些不能着地。
我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张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让人受不了。还看过一次京戏，只是道白的时候像说大白话似的，唱词中还不时哼出“哎哎嗳嗳哟”代替唱词哗众取宠，记得那出戏叫《木头人招亲》，看戏后爸爸说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戏”。
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于松涛秘书去看日本相扑表演。据说相扑是日本的国粹，可给我的印象坏透了。首先观看时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会跪着，我们则坐得屁股疼腿发麻。加上那些胖得没边儿的国粹们路都走不动，每个运动员进场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间赛场。除去丁字带他们什么都不穿，头上梳个髻儿，看上去又蠢又野蛮。加上我对摔跤规则一窍不通，只看见有个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兴的人，在场内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与那些摔跤壮士相比，显得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虑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着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里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太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是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坐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约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密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他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姐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戆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六岁时得阑尾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姐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需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了。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姐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爷一个晚上。实际上，这话他是瞪着眼对我说的。不过有一次温茂林说对了。
二姐因为大我五岁，很多我小时候的逸闻其实她比我记得清楚，并且是权威无疑，例如她回忆“李敖”名字的由来，竟是这样的：
李敖有个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为是男孩对出生时辰也重视起来，并起在名字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声音逗他，被四妹误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变成了李敖大名的来源典故。
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在我家家谱——《李氏宗谱》中，居然有一代祖宗名字也叫“李敖”！中国历史中《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有汉朝“李敖”铜印、魏晋南北朝史也有“李敖”之名，可见古人先得嘉名，李敖两字并非首见。只是在发音上，我倒由第四声的“傲”音，慢慢倾向喜欢第二声的“熬”音，一来忧患使然，二来第二声听到响亮一点。有人甚至纯用第一声为名呢！孔丘、曹操是也。
二姐回忆我的童年：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封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他童年时的影子。
她又写道：
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众多姐妹兄弟中，我认为有两个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从小聪明能干，读书成绩又好，在家里的权势地位连妈妈也得让她三分，妈妈管不了弟妹会吓唬说：“我告诉你大姐去！”另一个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到底是几只鸡几只兔子那么容易数清偏不数，非关在一个笼子里挖空心思刁难人计算有多少只脚，真是好无聊！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录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儿子中了“状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爸爸为敖弟骄傲绝不仅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是这个儿子真争气！爸爸觉得脸上光彩。
敖弟从小有点儿古怪脾气，北京的夏天还是挺热的，我们女孩儿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敖弟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他说穿短裤露着大腿“有伤风化”，敖弟不肯报考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标志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二姐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巴狗，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永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规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傑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送我“墨宝文房用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永杰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我们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chuǎ’子儿，而他最爱耍京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姐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喋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天半夜里，我蒙蒙眬眬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三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
二姐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蚱，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子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蚁，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半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姐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七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僧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工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前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他们，并且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文物，大加挞伐。
二姐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祯皇帝被李自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树有关。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二姐回忆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轶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手前画的图画或写的文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姐：
伟大惊人
愚弟小敖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
后来二姐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姐共勉的话，也许二姐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姐说得没错，那的确是残留下来的李敖最早笔迹，那时我大概八九岁。二姐回忆：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
这些事迹，也许正是“伟大惊人”的发轫了。
二姐回忆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情致，但天宝一谈，总离不开繁华旧事和苦难前尘。谈苦难，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妈妈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工作还是蛮不错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榔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老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地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唯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有没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1948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椝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椝是聂缉椝，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椝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汽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京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390号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211号的商务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链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陷”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1992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吗？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地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地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房，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天，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桢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间，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太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太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把自己青春与肉体牺牲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王晓波的母亲，实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然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为共产党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姐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后来任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桢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兴安省是国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残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棣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11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139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京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仓促决定来台湾，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1949年5月11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漂洋过海。5月12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