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四年间，也就是1966到1970前后四年间，我把它归纳为“星沉”时期。在这段日子里，《文星》杂志、文星书店相继沉下去了，我自己——这颗拟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过，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况更恶化了，那就是我开始被国民党政府软禁时期，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我被捕为止。
局面所以恶到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政府（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构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后终于沉到牢里去了。
彭明敏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护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十三个月后，他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那时蒋介石下密谕，将我和陆啸钊赶出文星。我去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推托不肯，彭明敏知道了，慨然相助，写信给陆啸钊，叫他陪我到彰化银行永乐分行去开户，原来彭明敏请他哥哥彭明辉为我暗中介绍，才得过关。那时我困于生计，卖书为活，彭明敏也为我写信向洋人兜售。此类义助，不胜枚举。总之，从他出狱，到他偷渡离台，四年之内，我和他在黄昏，在子夜，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共度过数不清的悲欢岁月。这种患难之情，于彭明敏则属唯一，于我则属仅见，于今回味起来，恍然如昨。
那时彭明敏生计日窘，本来他在中山北路巷内有一小块地，原拟兴建起来，与我合开一小餐厅，后来未成事实。他日夕被调查局派人跟踪，有时至感气愤，乃亲自照相取证，相机都被抢走。我得知后，乃和黄胜常（黄三）用长镜头代为拍得，使彭明敏大为高兴。
彭明敏精通四国语文，除在太空法中为国际翘楚外，其他涉猎也极渊博。他是我台湾人朋友中，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他的生活品位极为高雅，有一次把亲植的非洲紫罗兰送我，又送我的女朋友小蕾一条他自养的小狗，命名嘟嘟，1970年1月15日，嘟嘟不幸中毒而死，我正事忙，托魏廷朝去看彭明敏，带去一些啤酒和杂志，顺便问问还有没有嘟嘟血亲可以代讨。不料廷朝回报，说只有彭师母在家。十一天后，魏廷朝匆至，说外电传来，彭明敏已抵瑞典矣！
彭明敏偷渡后，我立刻被软禁经年，以至下狱。军法判决的罪状，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助其偷渡。从此牢门一入，深如海矣！在我与彭明敏四年间的患难之交里，由于我不是他的学生，他“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透露了不少心事给我，而为其他人或他的学生所不知。例如我对他以向蒋介石的“悔过”换取出狱的行为，曾表示不解。他最后道出了真相，说：“本来我是不肯悔什么过，准备坐牢的。可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对奶，我就只好投降了。”还有一次他向我说，他羡慕My Secret Life 一书的作者，因为该作者一生搞过四千个女人。像这些话都由他在灵犀杯酒之间透露给我，可见两人交往之近。这段交往，彭明敏后来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有相对的回忆：
我坐牢十三个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后，状况并不好转。“亲友”们恐慌未息，不但不敢接触，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狭路相遇，有的装得看不见，有的干脆落荒而逃（猜想回家后，必求神拜佛保庇其不会因遇见我而被牵连）。
最难能可贵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
李敖就是这种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朋友之一。
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
我认识李敖早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的发生，也曾到过他家。在那里印象最深的，除了藏书丰富之外，就是他亲手把全家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包括浴室厕所。他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肮脏陋习。
我案发后，李敖不但不畏怯，反而倍加亲切，我知道他不赞同“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人自决”。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我被看管期间，李敖约我每月密会一次。每次他都要请我到高级餐馆，享受丰餐，大概是要鼓舞我士气，补给我营养。他又怕我监禁生活太干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花花公子》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有一晚上，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我们两人吃饭，事前事后，我俩都觉得极好玩，嘻嘻笑笑，好像两个调皮顽童似的。
1969年起，我开始准备脱出台湾，须与海外各方联络。所有通信都须请人带出海外投邮，来信也不能邮寄，只能从海外由人带进台湾。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们再转托其可靠友人，带出带进。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入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我脱出台湾准备就绪，深知成功则生，失败则死。1969年末，我看见他时，知道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诉他我的计划（这与我未透露给家人一般，是要让他们免陷于“知情不报”的重罪）。我还是照例约定下次密会的时地，虽然心里清楚，不论生或死，我会爽约，他不会再看到我的。临走时，我心里黯然向他道谢、道别、道歉了。我受难期间，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
我到达瑞典以后，有一段时期仍与他保持联络。但所谈大都是轻松私事，不涉及国家大事。
我在狱中，曾写了一篇《全体主义的迷惘》，出狱时偷偷带出，将原稿寄给李敖，请他评论。他立刻写了两篇意见，我非常珍重。我于1970年初脱出台湾时，不带行李，身上能带出的，极其有限，而李敖那两篇评论则是我冒险带出的极少极少东西之一，至今仍保存在美国。
我脱出台湾后，李敖即受严密监视。他家曾被偷置录音器。他发现之后，将其拍照，也把特务人员监视他家的情形拍照下来，连同偷听器零件，全部寄来给我。这些相片和零件，与我一起辗转流浪多处多时，还在美国。
彭明敏这些回忆，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先是国民党政府一得知彭明敏偷渡到瑞典，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来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在我被软禁的这十四个月里，所谓专车一辆，一开始是“华宾”字号的计程车，后来是“兴业”字号的计程车，最后是“永炯”字号的计程车，事实上，都是警总保安处的工作车化装的。当时保安处处长是吴彰炯少将，计程车字号是“永炯”，显然有“永远是吴彰炯”之意。在专车一辆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对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紧迫盯人。那时我住的是四楼公寓的顶层，他们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口，和我的自用车（凯莉车以后与计程车同一品级的车，是我用过的第二辆汽车）遥遥相对。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过去彭明敏被跟踪的时候，曾向我埋怨说被跟多么讨厌，我劝他说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们当作“狗”来跟你就算了。彭明敏说李敖你没被跟，你不知道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后来我被跟了，我倒觉得蛮好玩。和我同时被跟的，有谢聪敏与魏廷朝，他们两位经常跟“这些狗”冲突。谢聪敏说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点神经兮兮，甚至洗澡时都感到仿佛有人在偷看，别扭死了。他报复的方法是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当众说明身份，并指着跟踪他的人，大骂是“国民党的走狗”！跟踪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当时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后来升官做刑事警察局局长）说：“让他去骂，你们忍耐几天，他们没几天好日子了！”魏廷朝的报复方法是“劳动改造”，他经常穿上球鞋，吃饱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踪他的人身体不如他，也没吃饱喝足，也没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带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组一组这样“山地训练”，“那些狗”也只好身带便当水壶，脚穿球鞋伺候。由于魏廷朝算出“那些狗”的交班时间，所以每每在交班前开门见山，制造临时情况，使他们不但不能下班，还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道“那些狗”为了不愿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后向上面谎报“叛乱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适中，不使他们跟不上，他并且恐吓说，你们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须跟我，我爬你们就得爬，你们若开小差，我就报你们。所以，经常的“爬山图”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顶，坐在石头上招手，山腰上两个人还在慢慢爬，嘴中念念有词（外省人有词是“肏你妈”，台湾人有词有“干你娘”），非常有趣。后来他们实在吃不消，乃托跟踪我的人向我讲人情，转告他们只是奉命办事，是可怜人，请魏廷朝不要这样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从山上滚了下来，皮肉受伤，我告诉他说他们讲人情的事，于是他的“山地训练”也就告一段落。至于我的报复方法，是比较“阴险”的。我原则上是同跟踪我的人嘻嘻哈哈，不轻易报复，大家互相方便，我在方便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的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基于这种达者强者的人生观，我在被国民党软禁的过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游哉，骨子里却用尽心机，化成对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我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在长达十四个月的软禁过程里，最早担任跟踪我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开始是两人一组，我本来就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踪后，尤其懒得出门。跟踪我的警察在我家门口，缺少运动（跟魏廷朝的是运动过度），益复无聊。他们打发无聊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过路行人，和抬头对我的四楼东张西望。他们的名字，我当然不能全知，为了辨别，我就给他们一个个暗起外号。有一组外号叫“胖子”与“小子”的，好像最坐立不安，耐心最差，我在四楼，隔着百叶窗，用望远镜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煞是有趣。1970年4月7日的晚上8点45分，楼下有撞车声，不久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胖子”。按照他们的规定，跟监的人不准同被跟监的人打交道的，但是“胖子”满脸难为情的，终于向我开口了，他说：“李先生，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来打扰您，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们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车，一下子就冲到您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保证为您修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我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我下楼后，看到我的车屁股侧面被撞伤，那时我的车也旧旧的，我心想：“这回被撞，索性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我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那时的管区警察叫罗翼飞，是个湖南人，人不错，跟我较熟。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说“胖子”拜托他来道歉，并表示“胖子”要把我的车开走，修好后还我。我问他到底车是怎么被撞的，他说根本不是一个大便一个小便去了，而是“小子”不会开车，在楼下无聊，要“胖子”教他开，不料“小子”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冲到李大爷的车上了。我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管区警察见我坚持，只好请我开估价单给他，就告辞了。
那几天，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4月7日（星期二）
夜8点45分撞车。
4月8日（星期三）
罗警员来。夜魏谢来。警员半日讲习用望远镜及Bug。
4月9日（星期四）
下午谢来，言调查我与什么委员会的事。
4月15日（星期三）
［管区警员来］我交撞车修车估价单给他，并坚持说不能让我的保险公司赔，同时不准他们代我取车，因为不相信他们不向修车厂耍赖。
［为上面派他调查我的几件事，为取信于我］管区警员当我面写填报单，内说李敖生活无着，情绪很坏，拒不作答。无法完成任务，拟请交由原告密人调查为感云云。
他又说以后他每次按一声门铃时，可不开门。连按二次时可开。
估价单是“国产汽车股价有限公司”代开的，计开板金五千五百元；喷漆一千五百元；前保险杆一支九百元；方向角灯一个八十元；车身条修一组七百元，共计八千一百八十元。八千一百八十元在二十七年前不是小数目，管区警员看了，说这些钱不是“胖子”“小子”出得起的，恐怕得由大安分局想办法才成。说完又告辞了。
过一两天，管区警察又来了，他说他们研究的结果，李先生的车只不过屁股侧面碰坏了一点而已，怎么李先生要整个全修起来？甚至连前面的保险杆也要换新的，全部车身都要改喷，他们说李先生在吃豆腐，我说我李先生没吃豆腐，是吃刺猬。你们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来。你回去告诉大安分局局长，叫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固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应给予方便，如此则感谢无量矣！”管区警员听了又大笑又苦笑，说回去想办法。
5月1日，他又来了，说大安分局局长屈服，由他命令警察们凑钱，凑足了你李先生开的价码，现在钱带来了，可是局长说，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李先生帮忙，就是我们绝不承认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车，我们抓到个计程车司机，他愿意承认车是他撞的，我们警察只是调解，由这司机赔你李先生钱，并且和解书日期要倒填二十三天，倒填在撞车那天当时，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和解？说着把早已写好的“和解书”和现金八千一百八十元双手奉上，我笑着说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于是，我就在对方早已签好的“和解书”上，签了字。跟我和解的对方叫“张颂德”，直到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还不知道跟我和解的计程车司机“张颂德”是谁，是什么模样。我俩生平各有此轻功，能在腾云驾雾之中，就自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长的导演之妙了！我在签字以后，曾在那一份“和解书”上，自批如下：
此书三联，罗警员留我一份，另由我签名收据一纸。警察破财而欲串假戏免祸，用心亦苦矣。
1970年5月1日。“开门家中坐，财从地上来”者
就这样的，警察的钱到我手中了。
和解以后第三天，车修好了，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5月3日（星期天）
跟踪小蕾。
5月5日（星期二）
段自台中来，言丁有友近自警界辞职，说警方盛言李敖将在本月偷渡云云。可笑哉！
今日与蕾逛西门，被跟甚紧。
胖子警员（肇事者）今天见车修好，跟小八说：“简直比以前的还好！”小八说：“托你的福。”此次赔款，据闻派出所摊派三千，余额由警察分摊。
倒霉的“胖子”，不久终于给调走了。后来警总派人接替警察，把跟踪职务全部接过去。有一天，警总跟踪我的“老郑”（郑士达）向我透露：“‘胖子’临移交时候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大把银子才松口。你们别以为李某人吃了我们警察，把钱拿去修车了，其实我们查出他的车保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不敢追查谁撞了他的车，只好认赔了事，所以修车全部是保险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部给他小女朋友去买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家伙，你们可要小心才好！”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这就叫‘警民一家’啊！”
在我被国民党“跟监”的日子里，“国际特赦协会”的秘书长马丁·恩纳尔斯（Martin Ennals）到了台湾。魏廷朝、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两人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蕾给柏杨太太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廷朝、谢聪敏的各两个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这名单中有不少我的朋友或今天我们熟知的人。像刘贞松、蔡金河、林书扬、陈水泉、雷正彬、袁锦涛、罗贤义、席长安、柯旗化、施明正、庄宽裕、陈左弧、施明德、孙以苍、胡学古（胡虚一）、吴耀宗、梅济民等等。在他们暗无天日的黑狱生涯里，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一个个的大名，已经经由李敖之手，转给国民党眼中的“国际奸人”了。不但他们没想到，即使国民党也没想到。国民党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全天候“跟监”李敖的大作业下，李敖居然还能不动声色地来“害”他们，他们真不知道李某人的厉害了！
这份泰源监狱名单是一折写在打横格十行纸上的简单册页，因为是偷运出来的，所以折痕很多，并且有点破旧。它是孟绝子（孟祥柯）交给我的。孟绝子绝口不问我怎么用，我也绝口不说如何处理。正因为有这种心照不宣，所以在大家先后被捕后，我如孟绝子所说：“把‘外泄机密资料’的责任完全揽到你（李敖）自己身上，以减轻我（孟绝子）的罪状。”所以这一案子，幸得在李敖身上“及身而绝”。孟绝子关了一阵，放出去了；交名单给他的蔡懋棠（在斯坦福中心教台语，已故）也很快就放了。
在我1971年3月19日被捕前几天，一天坐在马桶上看《新闻天地》，看到有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地》的一篇《斥台奸》，其中一段引文提到台独分子“公布了一批在台被羁的政治犯名单”的事，当时我对“政治犯名单”一语甚感兴趣，但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名单，原来就是我提供的那一份。等到我被捕后，在被讯问时，国民党拿出一本《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志》——《台湾青年》第一二○期，赫然看到《台湾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的大标题，我才恍然大悟！
在被捕后，我被抄家两次，许多文件和书信都抄走了，侥幸残留的一些片段，聊可看出这段软禁期间的一些斑痕：
1970年1月26日（星期一）
一、“追记”清早魏廷朝来，说彭明敏已偷渡，且得瑞典政治庇护，昨晚家属已收到电报云云，听了令人惊奇不已！
二、午后吴相湘来，说杨西崐昨天已在北大同学会上证实此事。
1月28日（星期三）
二、王淦（王淦为上任调查局台北站站长，时任调查局公共关系室主任）午来电，约下午4点到我家。3点50分他来，坐到4点40。他先说去年调查局办了许多大案，忙得不得了，所以没能来拜访我。我说：“你们业务兴隆。”他说：“只可惜百密一疏。”我们对视而笑。王淦要我帮他一点忙，想想看可有熟悉的外国人跟彭要好的。我说：“好像有一个《纽约时报》记者Fox（包德甫），就是上次你们派了二十多个特务，在飞机场扣他五小时的那位。”他又笑问我跑不跑，我说：“第一，我要跑，1964、1965年就跑了。第二，我要跑，也不会跑在彭明敏的后面。”
1月29日（星期四）
一、（追记）傍晚管区警察来，我在家吃蛋炒饭，顺便约他同吃。他貌似有难言之隐。最后说上面通令捉拿身高多少之独臂人彭明敏一名，他现在奉命来查管区内计程车，有没有搭过这类客人云云。我说你们要拜托《法网恢恢》（The Fugitive）中的医生去找，因为他是找独臂人的专家……
二、管区警察下楼，我看他直入对面小店内，其中又人影幢幢，心知有异。不久小滕来，说：“怎么你的楼下有007？”我把话题扯开，因今晚大家玩牌，免得扫兴也！我一边赢钱，一边注意楼下活动，最后门半开，灯亮通宵。
四、临睡前重读《阿登纳传》，看被极权者迫害故事。
1月30日（星期五）
一、（追记）Strangers at the gate！
二、小华来电，说昨晚范经理等下楼，被人仔细端详，大大确定是007。
三、通知众朋友，“不来不怪，要来自负其责”。
四、魏胖来电“恭喜”。
五、午后经过派出所，找管区警察不在，所中值班人说他有“特别勤务”，我心里更明白了。
六、回来文岳来，我电王淦，说怎么彭明敏家门口的人跑到我家来了？我不像彭明敏——你们看他一年半载，可是他妈妈有钱养他；你们若看我一年半载，你们吓不倒我，可是却吓走了我的朋友，那我就饿死了，我只好先卷铺盖，住到你们局里来！请你问问沈局长，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会儿过后，王回电，说沈局长说，不是他们局里的，并说为我打听打听。
七、我还跟王淦开玩笑说：“这回冬防，我要特别加钱了！”
1月31日（星期六）
九、下午情报：彭一走，警总派管区警察先看我是否在家（24日上午）后，即由特勤队到我家盯三四天，后以责任太繁，决定皮球踢给市警察局，市警察局再踢给大安分局，于是由市警察局、大安分局与我的管区派出所组成专案联合小组，除由警总、市警局、分局、派出所各单位主管分层督察外，小组设组长一人，组员八人（内中一名为管区警察，改派为特勤〔特别勤务〕，免除其他业务，专门参加监视工作）。待遇除正规薪水外，组员每人每日加发二十四元，一月加发七百二十元，内定此项监视，至少三个月，八人每月开支五千七百六十元。其他跟踪车费等另报，组长以上薪水不详。同样被监视者，除我以外，有通化街的谢聪敏和平东路的□（按后查出即彭太太），每月总开支预算是五万元。监视方法是二人一组，四小时一换班，二十四小时不断，做情况记录。先是派出所主管以李、谢二人都在管区内，为恐祸延，坚主管区警察逼李、谢搬家。我的管区警察表示没办法。（“房子是李敖自己的！怎么逼他不许住自己的房子？”）后分局局长与管区警察面谈，管区警察表示三点：一、李敖房子已抵押，经济情况不好，没钱逃（此点已被分局局长认为李敖可受外面接济）。二、李敖是最聪明的人，他要跑，会跑在（彭）前头，不会跑在后头。三、又因为李敖最聪明，所以他目前不走，政府抓他师出无名，他若一走被捕，对他反倒不利（此二点分局长同意）。
十、管区警察又先向分局长报备，以他跟我相识，分局长特准他到我家或坐我车。但他问分局长：“若是李敖到观光饭店去，我又没钱、又土，怎么办？”分局长说：“那你在门口等他。”
十一、管区警察仗着跟我相识，并了解我，在他当班时异常松懈，他甚至说：“李敖要跑，也不会在我当班时候跑，李敖够朋友。”因此被上面警告。甚或有其他警察要求同他派在一组当班，以这样安全故也。
十二、管区警察透露：“上面只是怕你跑，只要你不跑，你在家里赌钱，我们不但不抓赌，反倒欢迎极了！”
十三、管区警察以看管有利可图，想包办看管，由他具结：看管费全部交他，如李敖跑了，愿被砍头。看管费他愿分一半给我……总而思之，上面一定怀疑他跟我勾结，致有此奇想，如此议一出，反倒每天二十四块的外快也拿不到了。于是打消此念。
十四、管区警察又说：上面悬赏一万元，给提供彭在12月20号到1月20号重要动态的人。
十五、他又说现在我的照片已在各重要出口暗中画影图形分发，为怕我偷渡也。
十六、他说29号傍晚在我家，以奉命不准说，故只有做出难言之隐表情，让我心里有数。他说他所说一切，都请守密。
十七、原与彭明敏约今早10点见面的，如今他“爽约”了。
2月1日（星期日）
六、Mrs. Phillips午约见于美国学校，说李翰祥不能出境，其中一个理由竟是他同Mrs. Phillips联合设法偷渡李敖！真可笑！真是妈妈的！
七、与魏胖比较廖文毅回来与彭明敏出走对KMT之得失。魏胖说：“拉回来一个会撒尿的；逃掉了一个能拉屎的。”我们大笑不止。
八、今天各报遍登通缉彭明敏消息，内容一律，自是统一发稿也。
2月3日（星期二）
九、今晚搬出民家，改由计程车、摩托车摆在楼下监视。我夜1点送小蕾回家，利用自后开来的其他车灯光，看到
（一）车内二人，一睡一醒；
（二）车为浅蓝色，字号“华宾15—51492”。
十一、今晚有车来驻，思及杜甫《宾至》诗中二句：“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正前句写我，后句写特务也！
2月4日（星期三）
五、致王兆民信：
二：前次被捕，承义为作保，至感。官方以彭明敏偷渡出境，似恐我将援例，现以九人小组，日夜在楼下监视，行动不便。旧年当前，此次失礼矣。工部《闻斛斯六宫未归》诗：“本为卖文活，翻令室倒悬。”息影四年，而校事诛求如此，思之可叹。此颂双安。刘叔前乞代致意。1970年2月4日午。
2月5日（星期四）
二、今为阴历除夕，仍整日监视，原以为会“新年停火三天”——去年监视彭时曾停火三天。
2月10日（星期二）
四、致吴亮言一信：
亮言先生：旧年承赐礼品，至感至谢。国民党以彭明敏教授偷渡至瑞典，以恐我将重演故事也，自上月29日晚饭起，即派员九人轮流全天候监视，昨夜起，且明显加派计程车跟踪，后果如何，尚未可卜。失礼之处，想蒙谅解。我既为朋友所浼，自不愿浼人，特此奉闻：在国民党浑头脑没清醒前，朋友暂以保持距离为宜。冬日气候多变，务乞珍重。万语千言从何说起，世乱如麻，尚不知闹到什么样子也！1970年2月10日。李敖
敬上。
3月5日（星期四）
二、将一月来日记寄三三，并附识如下：
“台北半月记”加半月记
昔日戏言彭宅事，今朝皆到眼前来。
岛国风光行看尽，偏安气量总难开。
尚想旧仇怜公仆，也曾加班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雨夜独听梅吕哀。
不计韵律，改元稹诗如上，聊写被软禁始末。此册但写此一事件，其他个人生活、舆论资料、消息来去，暂不与也。一月日记成，远寄三三，以答故人。1970年3月5日，李敖在台湾台北。
4月16日
致“小Y”
Y：今天是足不下楼的第八天，换句话说，也就是治安人员看不到我的第八天。我叫小八明天替我找个理发的人来，连理发都不出门，其闭关之心可想。在家心静如水，（“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每天洗热水澡二次，偶看电视、听唱片，然后就是吃饭以外的全天做工（写来看去剪东贴西）。洗澡的次数不少于丘吉尔，做工的时数不少于胡佛（每天十五时）。董仲舒当年不窥园，我因无园可窥，可算不窥，有时天气阴晴都不知道！——“坐牢于我何有哉？老子先坐给你们看！”……1970年4月16日。敖之。
10月6日
致“小Y”
Y：4月16号回你4月9号信后，半年不通音讯。港方有人来，胆小乏味，约我在舞厅见，甚至不敢到我家看看受难者，我谢绝之。这种朋友，还是随他去吧。八个月来，一直被house arrest，修养功深，连楼下的贵党侦骑都交相佩服，认为看得枯燥之极，直如“守灵”一般——我在楼上一如死人，毫无动静，可一连多日足不出户。不过虽不出户，一出则不乏惊人之举，如9月4号半夜，我忽约来The New York Times兼Time-Life的Correspondent Donald H. Shapiro和The Associated Press的Correspondent Leonard Pratt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去兴师动众地接雷震出狱，害得他们无法封锁这一消息。我曾对他们说：“抓人看人是你们的势力范围，可是煽动国际舆论是我的势力范围——今天我要施展我的势力范围。雷震轰轰烈烈进去，不可以偷偷摸摸出来。他进去的时候是老虎，出来的时候不该是老鼠。所以我来了。广东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你们看着办吧！”……1970年10月6日夜4时。敖之。
10月29日
致魏廷朝
魏胖：以下成绩，得以具体化，皆拜国民党软禁之“赐”也！
一、苦其心志的锻炼，更成熟。锻炼自己可应大难，任大事，并充分做这一准备。
二、专注于世界性大目标的研究，瞩目于新世界、大世界，而不斤斤于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一个老人政治，一个小岛。
三、对于人情冷暖，有更清楚的测验。
四、对曾经磨难的榜样，有更大的兴味去体认。
五、能过孤独生活，且在孤独中忙个不停，自得其乐，得到不怕孤立的本领。
六、全天候做工，没有假日。增加了做工的时间，自然效果也相对地看好……
1971年1月2日
致刘绍唐
绍唐兄：我被“软禁”眼看就快一年了。上月我家发现被偷装的侦听器，我不动声色，把它转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警总“抓”我去，逼我缴出销案，我说这个是要不回来了，等我找到第二个，一定给你们，弄得他们也没办法。当天我在“口供”中已明白表示我已无所顾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丢到海外，就不要逼我。这次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美国代表们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出面，请我吃饭，正是我被抓问后的第二天。当天晚上蒋经国请他们吃饭，奥森伯格们曾以我的处境问蒋是否于人权构成迫害，蒋不否认，但说“Repressive”而已，他的英文可真不错！我这边你还是不要来。如有卖书的机会，请代我把握。我手边有《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大汉和辞典》一套，《文星》丛刊一套，《文星》集刊二套，《中华古籍》丛刊，“金陵”丛书，《榕村全集》等多套。1971年1月2日夜。敖之。
3月11日
对待诸葛亮的三方式
一、三顾茅庐，请出来帮忙。
二、不顾茅庐，不理他，弃人才于地，但也不干扰他。
三、包围茅庐，软禁他。
国民党对李敖先生，显然属于第三方式。
国民党笨死了。
3月12日
不忍于现状，连现状都没有
阿登纳曾长年以忍耐为武器。
许多场合是，如不忍于现状，则连现状也没有了。
3月13日
孤寂
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在人群中，你常常发现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关切你想的。别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声音可能很亲切，可是那只局限于众生生活与世俗生活，除此以外，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
孤寂是要自己决定，自己排遣，自己应付难题，自己面对斧钺；孤寂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倾心。不错，你有熟面孔，可是你怕引起他们的茫然、乏味与丑恶一面，影响到他们安全，他们有限的热心与关切，你也不得不拒绝，因为他们太软弱，他们非但无助于你，反易自伤其手（乃至终于露出人的丑恶一面——每个人都有的那躲藏的一面）。
孤寂是处于荒原，孤寂是独行坟场，孤寂是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看月亮。
3月14日
朋友和“敌人”
朋友——亡命的亡命，被抓的被抓，远扬的远扬，自保的自保。一两个偶一见面的，竟又是来求助于你的，至少是增加你的负荷的。总之，此一二偶一见面者，其见面也出于不得已。人道如斯，几乎已令人失去对friendship的信仰了。
“敌人”——环伺也，警告也，干扰也，穷缠也，迄无止境。他们简直要变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们交朋友？好！俺们把你的朋友全赶走，你不交俺们还交谁？”Had a enemy like you，who needs friends？难道有朝一日，你岂要建立起对“敌人”的信仰吗？“敌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地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
3月15日
也许是绝笔
孟胡：吾已彻底被Houses arrest，吾不得出，人（除小八、小蕾外）不得入。吾已声明，如此日子久了，如此枯燥生活，必然会把吾之“赵四小姐”逼跑，那时警总理该配给一二“花木兰”来，才算公平。闲话休言，至少二个月内，你不要来。切记切记。1971年3月15日夜，“自费张学良”亲笔（也许是绝笔）。
18日“跟踪我的”小郑说，保安处共有“花木兰”六人，都丑得要命。
到了3月19日晚上，跟踪我的林组长（林业振）上楼来敲门，低声对我说：“处（保安处）里要请李先生现在去一趟，派黑轿车来，就在楼下。”他因为跟踪久了，对我不无交情，补了一句：“情况很麻烦，你要有心理准备。”我点了头，请他门外等我，我走进卧室，把早有准备的一包十万现金给了小蕾，并还给她一包照片——她二十岁时我用“拍立得”相机为她照的裸照。嘱咐她现金备用，照片不能给第三者看到，所以改由她保管。嘱咐过后，就相拥而别。从此，我结束了软禁的岁月，走上漫长坐牢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