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剑南道益州治所，领有百姓之众，仅次于长安和洛阳。远非那些个名城—如江南东道治所苏州、岭南东道治所广州、淮南西道治所楚州、河南道治所汴州等—可及。但是李白万万不曾料到，金堆驿上那豁牙汉子布施给慈元的铜钱，到了此处却不能花使。市上一肆商随手挑了一枚，向戥子上过了过，瞑眼撇嘴道：“此钱不足两铢，是恶钱，官敕不许用的。”
大唐立国未几，高祖武德四年，开铸一种名为“开元通宝”的钱；由于形制质朴，极易仿作，天下各地盗铸者不计其数。到了高宗显庆五年，发兵征讨百济、困战于平壤前后，民生愈发困窘，恶钱伪冒日多，朝廷不得不应对，便悬令“以一善钱售五恶钱”，计以为百姓一旦缴交出这些成分窳劣的恶钱，再由官司收取，统为熔冶，补益铜质，铸造成“良钱”，也是善政。
老百姓的想法却不一样。试问：原本并无法定价值的钱，一旦由官司明令作价，则不能复以伪冒视之，而是有了等同于“良钱”的身价—虽只五分之一而已。此时民间不但不以五易一，反而将盗铸的“恶钱”妥为收藏，以待日后朝中弛禁变法，到时不一定以二兑一、以一兑一，则利头就远非当下报缴之可比了。仅执此念，还有人索性将船驶入江中，就在船上起炉铸钱，避人耳目。
果不其然，到了武氏当国的时候，非但不再雷厉风行地缉拏盗铸，市上之钱但凡没有穿孔，或者不是一经手眼即可看出含铁、锡过多而过于失真者，都得以公然交易。
玄宗登极，初号先天，长安、洛阳两京繁盛，钱溢如海，盗铸者十分之一二，居然通行无碍，迁延两三年，朝廷一直拿不出有效弭止的对策。只能下令：官铸铜钱一枚二铢四分，不到这个分量的，便归于恶钱，一律禁止发行。
这时皇帝想起被外放担任广州都督的宋璟。打听之下，听说这位在中宗时期已经官历宰相之职的大臣，居然在万里外的岭南仍有惊人的政绩—他悬令禁筑茅舍草屋，教导百姓以砖瓦建盖屋宅，减少了当地经常发生的火灾，人人乐道，有膏雨时化的令名。不过，宋璟先前是因为司理一宗杖刑的时候，失之于轻省，显然有“市恩”之嫌，而李隆基一向疑忌大臣如此，遂外敕贬睦州。一直到了开元四年，他才被调返京师，主持刑部。
这一回，宋璟和当朝名宦苏瓌之子—也是极具才华、谋略与担当的苏颋，商计出一套新的政策。他们知道，当年“以良钱一易恶钱五”的手段有一定可行之处，但是失之于粗糙。于是他们绕了一个大弯—首先还是宽松通货，请出太府钱两万缗（每缗一千），于京中置南北市，以平价买取百姓家中“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也就是说，凭空生造出一笔又一笔原本不会出现的买卖。
同时，宋璟与苏颋还有第二步；他们主张以不收取利息的方式鼓励两京群官，尽量预支俸钱。而这些太府钱、借支钱，当然都是良钱。此一措施既使交投热络，也充分供应了良钱，加之以收取恶钱于不着痕迹之中，很快地就让恶钱变少了。
宋璟较苏颋年长七岁，自是一代人；宋、苏之相得，原因不只一端，主要的原因，在于苏遇事不与宋争，而宋论事则多得苏之助。
苏颋的父亲苏瓌也曾历任刺史、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中宗神龙初年之时，官尚书右丞、迁户部尚书、拜侍中。由于通晓典章法律，尝奉命删定律令，一朝格式，皆出其手，封许国公，为太子少傅。死后玄宗赠以尚书仆射，称得上是一代名宦。宋璟曾经公开论列苏氏父子：“仆射宽厚，诚为国器。然献替可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可见对苏颋的看重。
据说，苏颋年少时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可是却能惕厉自修，好学不倦。每欲读书，苦无灯烛，尝于马厩灶中，吹火照书读诵，其苦学如此。至于苏颋的名爵官资，虽然也位居国家大臣，但是通盘看来，不若乃父。
苏颋满二十岁的时候就举进士第，很顺遂地从乌程县尉起任。武后朝，举贤良方正异等，除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监察御史，转给事中、修文馆学士，拜中书舍人。与诗人、燕国公张说都因为文章而颇负时誉，时号“燕许大手笔”。同时，苏颋也由于书法精美，多为时人撰碑，曾经借朔方兵大破突厥于黑山呼延谷的陇右节度使郭知运碑，便出自苏颋之手。
史家于年辈稍早的姚崇称“应变成务”，而于宋璟则许以为“守法持正”，可知其为人刚直，遇事果敢，而苏颋则能“尽公不顾私”地襄助宋璟推动政务，使得当世唐人每以高宗时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喻之。
然而，这不是没有隐忧—宋璟在迁都洛阳一事上，曾经和皇帝有过正面的冲突。那是开元五年春，正月的时候。由于宫中太庙原本是前秦苻坚时代所兴建，年久失修，因而腐朽崩坏，宋璟、苏颋就曾经联衔对奏，以为睿宗升遐未满三年，皇帝还在服孝期间，遽尔行幸东都，恐怕是由于天意不惬的缘故，才以此示儆，希望皇帝“暂停车驾”。可是，姚崇却以为“王者以四海为家”，太庙崩坏则不应归诸迷信，应该将责任付诸有司，先暂迁神主于太极殿，再更修太庙。玄宗在这件事上，嘉许了姚崇，甚至因而特命“五日一朝”，可见倚眷深重。
自从为世子、太子时便久历权势倾轧的李隆基是深谋远虑的，他知道：身边不能没有一个看起来经常与他作对，但是又不至于真正违逆他意志的大臣。在表面上，皇帝要表现得虚怀若谷，谦抑从谏，这也得臣下在犯颜直谏的同时，还能满足他的虚荣—而玄宗很快地发现：宋璟的确具备这样的智慧。
就在太庙崩毁的同一个月里，发生了另一件事，让皇帝对宋璟彻底改观。
东幸洛阳终于得以成行，皇舆来到崤谷，却发现道路没有整治妥当，皇帝受了颠簸，以为河南尹李朝隐和知顿使王怡失于部伍，督导民夫不力，都该治罪。宋璟上对，以为：巡幸才开始，便以民力之不逮而降罪于官吏，将来受害的还会是老百姓。
皇帝听进去了，正要释放李、王二人，宋璟又道：“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请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之。”这几句话让皇帝深深放心了，他发现：宋璟的确既可以为皇帝博一纳谏之名，又可以保全皇帝在百官群僚面前的无上恩威。
然而对于宋璟，皇帝从未疏于伺、防范，他随时都在找一个适恰的机会，排去其逐渐强大的势力—正因如此，和宋璟一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苏颋也因此受到牵连，一时俱去，才得以在他的下一个官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任内与李白相遇。而这份机缘之所以成就，正是由于严禁恶钱。
也就在李白和慈元启程南游之前的三个多月，监察御史萧隐之奉命搜检江、淮地区市面上盗铸的恶钱，朝廷法令与民间经济，看来各处极端—恶钱之所以泛滥，乃是流通所需，也有不得不尔的情由；萧隐之搜检严苛而急躁，大杀百姓生机，又引起了相当激烈的民怨。
皇帝先贬了萧隐之的职官，接着追究政令所出；众矢一时而集，随即指向宋璟和苏颋。未几，宋璟罢为“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官位，从六朝以来便无实权，高挂宰相的闲缺而已；苏颋，则迁为礼部尚书，实施了整整两年的钱禁于是开弛，恶钱再度滚袭于天下各地，其势不能复扼。
可是，益州偏处西南，地方上大小官署还在犹豫两可之间，商铺或张或弛，并无定准。加之以李白和慈元行色匆匆，一看便知是外乡人，身行所有，泰半为市肆中人指为恶钱。这令李白大为不耐，低头寻思片刻，忽然想起了一事，遂向慈元道：
“和尚，酒楼去得否？”这话当然是玩笑，李白也未指望慈元答应，迳自接道：“某另有俗事，所去处，汝亦到不得。看这锦城也消得几时盘桓，何妨就此别过？”
慈元满怀所罣念者，还是在福圆寺那笔契牒移换上，蚀了几千文钱。每念及此，便怏怏然若有所失，心下早就琢磨着：得在成都当地的庙宇，借着别宗交易，匀些资本回来。倘若李白不在身旁，何止耳根清净？他也能心无旁骛，从容商量，仔细勾当。于是相约三日后亭午为期，散花楼前再会。
慈元却没有料到：李白所谓的俗事，也是讨索债务，只不过另有名目。
便在李白的行箧之中，李客早就为他准备妥当了。此行无分水程、路程，一路之上，但凡所经过的通都大邑，都有李客原本应该前去“抬举”的契券—就好比官司中征发赋税而作的“手实记账”一般；旅人来到某地，手持到期文书，寻着了举债之家，登门索欠，谓之“抬举”。
举，借贷也；抬，偿还也。据说这是从翻译佛经而输入的语词，一方面是指借贷偿还，另有利息，故所举之数，应须加抬。另一方面，在常民语言里，抬举也含有扶持、照料的意思，一如孙舫《柳》诗所谓：“不是和风为抬举，可能开眼向行人？”说来颇为温煦动人，这就表示贷方之于借方，还有通财施舍的情谊、义理。
李白打的主意很实在：既然坊市间多指路客的钱“铢两不足”，也就是恶钱，其中分明藏有借机高其物价的意思。应对之道，便是让对造纳出现钱。这是李白混迹江湖的第一笔生意。至于“酒楼”，并非设席饮酒之地，而是一酿酒坊。
唐代开国，承袭了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酒坊，与百姓共之”的政策，官方、民间都可以经营酒业，酿酒、卖酒没有认证或许可之制，业者也毋须将营利归公。直到代宗朝，才发生了变化。那是李白过世之后两年的广德二年十二月，皇帝敕书：“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
再过八年，到了大历六年二月，又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榷酒制度—也就是由国家控管生产和营业，将官方许可的酤酒户按量产额度，分三量等，逐月收取税钱，还可以用布绢供抵。这样改制，当然有其长远的背景。其一，就是饮酒者众，利润庞大，国计所需，岂能不分一瓢饮？其次，天下人以粮制酒，酒贵而粮贱，一旦任令自由供需，也会压迫到粮食供应。
其后，显然征榷过重，唐德宗曾经一度颁《放天下榷酒敕》。然而为时不久，基于发动削藩之战，军费糜耗繁剧，府藏散减空虚，不得不从榷酒的利益上弥补，于是又确立了此后近千年的榷酒制度。仅仅从榷酒确立施行之后的几十年间计算，宣宗大中七年时：“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也就是说，榷酒所得，将近挹注了国家总岁入的十分之一。
而在李白生活的这个时代，酒曲尚未为官司垄断，只消操持酿造的技术，人人可以借此而谋生。李白一生之中最是功名偃蹇的时候，也最是饮酒无度的时候，他几番在东西两京和鲁地开设酒楼与这一趟游历有着相当的渊源。
李白行箧中的第一份契券，是成都陈醍醐酒坊主人陈过所赊欠的三百硕麦子，文书注明归还之期为开元四年八月，显然过了时日。
贞观元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旧日楚地分属江南西道、山南东道和黔中道。而长沙一向都是为楚之粮仓；果有“楚粟熟，天下足”之称。这显然也是环境使然。
以长沙为垓心，作为农产集散的大邑，有基于水利之便的四大渠道。其一，是从湘江至洞庭，可沿长江下达扬州。其二是越洞庭湖入长江至汉水、荆襄抵中原。此外—也就是李客行商天下的干道：经由澧、沅支流过巴蜀，以及过灵渠、漓水通岭南一路。
常年以来，李客组织商帮，看上了“楚粟”之丰之美，一旦东行货船空舱西返，往往趁着麦熟之时，多籴粮米，于返棹时沿埠趸售。这也是因为当时“诸郡出米至多”，“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沧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除了供应万民食用，李客转运“酒米”、“酒麦”还有一个令酿家乐于与之交道的好处：他为人宽和，不汲汲于蝇头之利；每逢买主手头不大宽绰时，他便道：“一诺为然，岂必取钱？”
对于李客多年以来走南闯北的生意之道，李白十分懵懂，贸然来陈醍醐酒坊，只道是依契取值，拿了钱就上路，以充盘川而已。岂料主人陈过一看那契券，一时肃然。他十分慎重地询问了李白的行止，得知三日后与慈元尚有散花楼之约，于是立刻安排李白的下处—就在散花楼旁，寻觅了一洁净的逆旅，接着便是设宴款待；迎劳十分隆重。
明明是不速之客，陈过却煞费苦心地安顿着。他四处探听：李客父子在成都还有何渊源？有何戚眷？或可相纳于一座之上，聊共欢忭。可是访来问去，一无所获，直到临开席，才约莫得着一句：“据闻绵州刺史举荐过李客之子，但不知是不是这个儿郎？”
这就更令陈过为难了，看李白形容佻达，举止逸荡，不像士人；然而传闻果若不虚，此子竟能蒙一郡诸侯青眼，则更不能不谨慎迎将一番了。商计谨慎，才想到一个在锦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酒徒，名叫卢焕。
此公年少时曾经一第中举，近五十年前在成都附近的新都担任过县尉，与当时极负盛名的文士卢照邻同僚，两人相去将近二十岁，虽然年辈参差，但是意气相得，连宗以兄弟相称。秩满之后，卢照邻在蜀中游历了几年，这一对忘年之交仍时相过从。尔后卢照邻赴洛阳，被祸下狱，罹患了风疾，又因为服食丹药而手足俱废，侘傺潦倒，随即投颍水自尽。
卢焕则始终没有离开成都，他自号“倒载山人”。这个诨号，来自东晋民歌，所形容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山简，诗云：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倒载”说的是醉倒之后给倒驮在马背上归来，朦胧间勉强起身坐稳，白帽子却反戴着。单凭这诨号可知：卢焕大约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总之招酒即来，乘醉而去；看来也不会计较什么缓急尊卑。
不过，卢焕与李白初识，仅能以“一言不合”状之。卢焕只道来者是一行商之子，又夤缘见过郡牧，还是前来抬举债务的，不免先入为主，憾其颜色骄矜，还道不上几句寒暄，便端颜整襟地说：孺子行年弱冠，犹未留心于文场乎？老夫深以为可惜。”
话里仿佛另有话，像是对于李白不在士人行中颇为诧讶，表面上像是有几分惋惜，但是听来又不无轻鄙，倒像是质问他：怎么不及早谋一个像样的出身呢？
李白在赵蕤处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应科考、守铨选。在他看来，天下之谋、郡国之计，不外就是从经史学问之中搬取故事，开济当前；换言之：从读书到致用，本来便是一蹴可几、一以贯之的事。而这老人家开宗明义，如此直言无隐，看来对于仕宦之道，还有相当不同于赵蕤的成见，于是李白拱手一揖，道：“唯有请教。”
“国朝重文，贞观、永徽尤盛，比之于三代，应该也不遑多让；此即天子朝廷为士人开一蹊径所致。”卢焕摇头晃脑地随手指点着当央主人陈过的席几，道，“彼等商贾，所日征月逐者，不外钱谷而已；渠设筵款待我辈，便是亲沐教化了。然则，我辈如何便有教化可施呢？还是以出身为有据。”
陈过连忙颔首称诺：“卢少府教训得极是。”
“老夫年耄矣！可以杖于乡国了—”卢焕不由分说，接着道，“当年某十九岁举明经，偏逢天下才人蠭出，人人都是国器；某守选多年，恨不能再进一阶，以宏词登科，少说也能讨得一个集贤校理，然而说耽误也便耽误了。”
这一感慨，满载着士人求官的辛酸。陈过与他酒坊中来陪席人等未必明白，李白却是了解的。由于只中进士不能得官，一般保守资格、等待铨选，就算是进士科出身了，也要等上三年；明经科的则要等七年左右，才能分配到官职。
有的士子大约就在这一段期间继续读书，应“博学宏词”或者“书判拔萃”等制科，百人之中，取不过二三。这一科虽然比较难，但是榜下即用，可以不必守选。但是，卢焕显然没有考中“宏词”、“拔萃”，至少不能入集贤院，得一份校书的差事；这一类的职务虽然没有品秩，但是外放到县里当个最基层的县尉，就有了品阶，也得以寄取俸禄。总之，雅号“少府”，已经说得很清楚：卢焕一生便是县尉到头，飘零诸郡，没有再升过官。
“汝年华正好，听说又蒙太守青眼相加，焉能不一心向台阁大用而去？”卢焕一口气将场面话说到此，转问李白：“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时为之一变，汝可知否？”
李白摇了摇头，道：“某多习前代诗赋，于国朝文笔委实无多浸润。”
“不当不当。”卢焕皱起眉眼噘着嘴，道，“文与时俱化，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欲有用于彼时，便直须作彼时之文；欲有用于此时，便须会作此时之文。老夫年耄矣！可以杖于乡国了。当年老夫任官时，可谓躬逢其盛，士人文章，万流归宗，汇聚江海，伟业也。那是楚国公上官相公所倡，真可以说是天下风从、天下风从啊！”
李白之于上官仪，只能说多闻其名而略知其人，在赵蕤处求学读书，也向来不曾关心过这位大前辈的诗文。一旦听卢焕如此推重，也就了无置喙的余地了。
上官仪，陕州人。其父为隋代江都宫副监，死于乱。上官仪当时只有九岁，乃私度为僧，隐埋十年，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杨仁恭举荐赴科考，以《对求贤策》、《对用刑宽猛策》中了进士。诏授为弘文馆学士，累迁秘书郎，从此展开了他长达三十七年的仕宦生涯。
后世多所言及者，是上官仪的下场—他曾经以武则天“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的先见，草诏废后。因而得罪了皇后，缘事被诛，家遭籍没。直到中宗即位之后，他的孙女上官婉儿在宫中封“昭容”，始追赠上官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以礼改葬。史称贞固干济，尤其是文章博学，可为一代翘楚。而卢焕所称道的，不但是他在诗赋创作上的表现，更是由于上官仪，才算是开启了一代诗律的定格。
上官仪在扬州寺院里苦读，或以为“颇受南朝宫体影响，文并绮艳”，这并不确实。也有人认为：他的诗辞采华丽，称“上官体”，是由于官爵显要，也不完全入理。究其根源，寺院幼学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其实是长期转读佛经的训练所致；而“上官体”之所以能够风行景从，亦非个人声誉昭著而已，实是声律划入制度使然。
中原音读，本无四声，直到南朝转读佛经，借取古天竺声明论之平上去三声，合中土特有之入声，都为四声。此事大备于南齐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萧子良大集天下“善声沙门”于王都金陵，制造经呗新声，所做的，就是考文审音，确认声字音读，这也就为同时代的周颙、沈约等诗论家提供了“四声八病”等音律之学的讲究基础。而上官仪，则是在将近一百五十年后的大唐时代，将这种讲究施之于考试去取准则的推手。
“汝且听老夫吟来，”卢焕本自精神矍烁，说到了诗，眸子更炯炯生辉，他清了清嗓子，道：“一首《入朝洛堤步月》有句如此：‘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这般因景造意，是何等手笔？还有，另一首《故北平公挽歌》有句如此：‘远气犹标剑，浮云尚写冠。’这般随形赋采，又是何等格调？人说楚国公缠绵绮丽，以老夫视之，此论简直有眼无珠！”
李白回味了两遍，隐隐然觉得这老人家所言，恰恰与赵蕤对反—赵蕤再三期勉于李白的，就是打破这种琢磨声字、安顿韵律，不厌其烦追求熟巧，再于无地步处咀嚼旨意，雕凿奇警的技法。可是，卢焕却恰好逆其理而行，而且看来对于赵蕤所不屑为之的这种“时调”，竟然有着难以自拔的欣羡和赏慕。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卢焕的兴致来了，似乎无意就此罢休，也不让主客就饮食，语气则更显老横，道，“后生！汝可学诗否？”
“偶作。”
“诗赋，乃是士道之根器，不能偶作！须日日作、时时作，食亦作、眠亦作；造次颠沛必于是而已。”教训及此，老人家忽然扬了声：“可有佳句否？”
李白略微思索了片刻，忽然间觉得自己确实久久不曾在合律的文句上下工夫了，遂道：“有写月之句‘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曾蒙业师称许。”
卢焕闻言沉吟，微微一点头，道：“老夫年耄，可以杖于乡国了；此生阅人多矣—后生么，才，是有的；然所作不应只此二句？”
“当下可作，请公命旨。”
“此间有前朝蜀王杨秀所建园林，摩诃池、散花楼，址观犹在，其金阁玉阑，极其壮丽。”卢焕道，“后生得一瞻仰否？”
“尚未。然，前事亦不鲜，《世说》引《天台赋》、《晋书》作《天台山赋》，或谓孙兴公亦未尝至天台山，而有赋焉；昭明太子不察，必以为有斯游而后有斯文，始题《游天台山赋》。”李白道，“此作有‘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之句，岂非上官相公‘远气犹标剑，浮云尚写冠’所胎息？”
“后生书史甚熟，”卢焕被李白顶撞得不觉笑了，“且赋散花楼来—”
李白毫不迟疑，琅琅接吟道：“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