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高一米七零，天生孔武有力；就像是卡修斯·克莱［2］……的小号版。“穆罕默德·阿里！”阿伯代尔更正道。他的双手如同铁锤，一拳下去，可以敲碎你的一块颅骨。这还不提颌部和其他部位的多处骨折。旁人还没看到拳打出来，他的对手就已经倒下了。阿伯代尔也就是比阿里白一些。不过他不会总这样，他很快又找回了他的微笑。
一张四四方方的脸，一个饱满的下颌——他的牙一口便能将肉全撕开，一气能海吃下三公斤羊肉；一台真正的搅拌机。一个隆起的下巴，两只活跃的带着笑意的小眼睛，始终动个不停。大光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仪表讲究，总是衣冠楚楚地穿着名牌。
阿伯代尔对他过去烂仔的经历言之甚少。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发现了他那骚动的青春里的一部分故事。
我注意到他能以一种闪电般的速度飞奔一百米。
“您应该继续从事体育这一行的。”
“我不再需要了！”
“那是为什么呢？”
“当您屁股后面有条子在追的时候，一百米是很有用的！”
“……”
“真的啊！一百米内总会有个地铁口，然后您就安静了！”
“可这也不能保证您不被逮到啊！”
在雇了他几年后，他向我承认他曾经坐过牢。
“只有几个月。”他精确地说道。
“那您干了什么蠢事？”
“哦！就是家小珠宝店！全被紧紧堵住了，我们整个一帮人。”
当阿伯代尔聘用这“一帮人”到我们的租车公司时，我不得不认识认识他们。至少可以放心的是，他们对警察都非常熟！
因为他喜欢挑事，他会毫不犹豫地向我上流社会的朋友们讲述他的故事：“您懂的，监狱，冬天，有暖气，很舒服还有电视！”当着我朋友们的面，他爱说的话题是法国的社会体制——“为什么你们要我工作，我有最低生活保障金，住房补贴，免费医疗……不，法国挺好，”他说，“这不能变。”
在我的宾客们的领头处，我能看到他为国民阵线［3］的阵营进行着广泛的招募。他那弄虚作假、流氓无赖的一面更为彰显。有些朋友暗地里对我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表达了不安——“我的最大专长，就是从卡车上跳下来，”他强调着说，“我这说的是，把一辆被人偷走的卡车再弄回来，然后在团队成员之间分货，接着将货很快出手。我们不接受支票！”
我怀疑他还继续干这种行当。我曾被推荐过好多种品牌香水、电话、手提电脑、高保真音响和电视机，我都拒绝了。
“阿伯代尔，您很清楚我不能接受这类东西。”
“不，我向您保证，质量都很好！”
在我生日时，他送给我一个用Fnac店［4］礼品盒包装的精美的Jukebox音乐播放器，里面存储着相当于两百张CD的音乐。于是我可以连续听四天我喜欢的古典音乐。他递给我收款票据，狡黠地说：“有问题的时候能保修。”一份正经八百的礼物！
“阿伯代尔，您总是不知疲倦地干着些违法的事；您常打交道的人，都是些靠妓女养活的男人、赃物的窝主和毒品贩子……”
他打断了我：“注意，我从不干女孩的生意，也不搞毒品。这与我的宗教信条相违背。”
他不喝酒，不抽烟，其他方面呢，他具有某种宽容。
他向电影《碰不得的人》的艺术总监马修·瓦德皮耶——这位艺术总监拍摄了一部关于影片主角(主演和原型)的纪录片——忏悔说，他曾经因为抢劫坐了十八个月的牢；而且比抢劫珠宝店要更严重些！
几天来我一直卧在床上；我的女助手洛朗丝在我的口述下起草一封信。两个警察来到了我的房间：“我们想就一个昨天夜里被摄像头拍下的人向您提几个问题；在我们的档案文件里汽车是在您名下登记的。”
“当然可以，我的长官。”
他递给我一张阿伯代尔在一辆我的靓车里的照片。
“对啊，我认得这辆车。洛朗丝，您可以看看院子里那辆蓝色捷豹还在吗？”
洛朗丝明白我耍什么把戏：
“不，先生，您的汽车不在了。”
“但这不可能啊，被偷了？”
“我不知道怎么对您说。”
“您认识这个人吗？”
“不，您对他的名字有什么概念吗？您呢，洛朗丝？”
洛朗丝倾着身子，无辜地说：
“不知道，先生，我向您保证。”
宪兵队没有上当，但面对这个发出痛苦气息的全瘫病人的状况，再加上一位穿着笔挺迷你裙的女秘书，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离开了：“请听我们说，一旦您有关于您汽车或者这个人的消息，请马上给我们打电话。”
“非常好，先生们；感谢你们的来访。”
当阿伯代尔听到我对他讲这个故事时笑出了眼泪。
“我被摄像头拍到的时候，正以超过一百五十迈的速度在路边耸起的陡坡上开呢！”
“太棒了，阿伯代尔……车子呢？”
“就剩下这个了，车子撞上了一堵墙。”他一边把车钥匙递给我一边说。
他也疼痛得龇牙咧嘴；他的骨盆骨折，后来装上了两个髋骨假体，但他能站得起来。
在米莱伊·杜马主持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电视节目里［5］，阿伯代尔讲述了车的故事。杜马女士惊讶地［6］说：“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极度羞愧地对此确认。阿伯代尔又加了一码：“这样的事还多得很呢！”
面对残疾患者们每天的苦难生活，卖弄这些显得有点欠妥。但现在主角是阿伯代尔，调子也该稍稍变换一下！
阿伯代尔和汽车，可以自成一部小说——始终超速行驶，走禁行的道，撞前面的车子，看到红灯不停车，闭着眼睛开，还有其他我想不起来的事。他把自己称作“埃尔顿·阿伯代尔”。［7］
有一天我们出发去当古，跟进我的一个十八世纪建筑的墙体翻新工程。阿伯代尔“监管”工程现场。劳斯莱斯以差不多二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它还可以表现得更好，油门踏板下我还留着富余。”
“阿伯代尔，别贴上您前面的车，请您把眼睛一直睁着开！”
“他妈的，在收费站里有些条子啊(他认了出来)，有人给他们打了急救电话吗？”他一边放低我的电动座椅一边说。
路警让阿伯代尔停到道边。我闭上双眼，扮我的戏。“您刚刚时速是二百零五公里。”
“有紧急情况，先生高血压发作。”
我在我的角落里呻吟。阿伯代尔抬起我的手又松开，以强调瘫痪。
“要是一分钟后不疏通管道，他的头会爆掉。”他一边指着我的残疾人证一边说。路警犹豫了一下。他要去商量。他们驾着摩托车回来，车灯齐明，他们以敏捷的身手为我们开道，驶向韦尔农医院。“我们这个玩笑开的。”阿伯代尔兴致勃勃地说。
到了医院，一位摩托车手通告了急诊医生。在宪兵队狼狈的眼神里，阿伯代尔往担架上铺好防褥疮护垫，将我从汽车里抬出。
“你们没个枕头能垫他的头吗？”他问抬担架的人。他又向穿着白上衣的人说：“他要在趾骨联合上放根导尿管，这是膀胱堵塞。”
他冲我脸上打了好多下巴掌，让血回流过来。路警们边走边告别。忙得热乎的阿伯代尔没有回答——我嘀咕道：“阿伯代尔，别趁火打劫，”然后提起嗓门说，“怎么回事，阿伯代尔，我头有毛病？”
“啊！您醒过来了，波佐先生？没什么，应该是把您搬来搬去，您就不堵了。”
他头又转向那位男护士：“您可以给我开车门吗？”
他又将我放进车里。
因为这个小故事，我们只得接下来再去探访由阿伯代尔“团队”经营的工地，工地就在属于我们家业的这个十八世纪的华丽牲口棚里。当年的木构件已经被劈了下来，作为燃料供人在大壁炉(这也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里烤全羊。新安的玻璃窗挡不住风雨，已经变了形；一个健全人上二楼时，他的头免不了在楼梯里狠狠地撞一下。“对于您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对其他人来说，将来总是能找到一把多余的轮椅的。”
到厨房去没法从餐厅走，必须要从外面绕一下，至于我的浴室，门都装反了，坐着轮椅无法进入。我放弃了！我马上叫停了工程。
回来的时候，为了换个话题，我说：“阿伯代尔，您睡着了，您离您前面的车太近了。”
“您别担心！”
接着，在这同一条公路上的第N次，阿伯代尔猛撞到前方已经减了速的汽车上。
我理解了米莱伊·杜马那难以置信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