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闭关隐居，以山石为友，以松鼠为邻，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可是，真让某位“隐士”处于那个闭塞的环境，相信用不了一个月，他就会哭着喊着要离开那个艰苦的地方了。
袁隆平等面对蚊子的袭扰，他们采用了薄膜裹身的办法，面对偷他们口粮的老鼠，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袁隆平去北京科学院办事，他的学生李必湖随后给他拍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上的消息让袁隆平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霁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邱浚《五指山》
海南岛位于中国的南端。从平面图上看，海南岛就像一只雪梨，横卧在碧波万顷的南海之上。该岛开发的历史非常久远。据史书记载，远在2000多年前，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就在海南岛建立珠崖、儋耳两郡。可是，古代的海南岛条件艰苦，猛兽成群，是流放谪吏遣臣的地方。
唐代宰相李德裕，被谪为崖州司户参军，他曾经赋诗道：“一去一万里，千至千不返，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海南岛地处热带北缘，素来有“天然大温室”的美称，这里长夏无冬，年平均气温22~26℃，光温充足，雨水充沛，是我国南繁育种的理想基地。
但是，1970年的海南岛条件很是艰苦。当地有句谚语：三只蚊子一盘菜，三只老鼠一麻袋。环境的恶劣从这句谚语上就可见一斑。
为了加快育种的步伐，尽快拿出研究成果，袁隆平领着李必湖和尹华奇，先是从长沙上了火车，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后，接着换乘轮船，随后又坐汽车，下了汽车又在牛车上颠簸了大半天，这才千辛万苦地来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南红农场。
这里一共有20多万亩土地，可供全国来的各路育种科研人员使用，而南红农场就是这里众多农场中的一座。
南红农场条件简陋，没有优越的条件招待从远方来的贵客。袁隆平心里早有吃苦的准备。他领着两名学生，推开了分给自己的茅草屋的房门。李必湖不由得愣住了，只见这间遍布灰尘、窗户狭小的茅草屋中，竟然连张睡觉的竹床都没有，只有地上铺着的一层秫秸(去掉穗的高粱杆)，看来这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席梦思”了。
袁隆平收拾茅屋的时候，只见一只小松鼠趴在窗台上，正向屋里一个劲儿地张望。袁隆平对着小松鼠幽默地说：“认识一下，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
那只小松鼠吓得转身逃走，迅速爬到了旁边的树上。然后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茅屋中三名远方来的客人。
李必湖和尹华奇找到场长，为袁隆平弄来了一张竹床。袁隆平笑呵呵地说：“这人要是没睡着，还能分得清睡在什么地方，要是睡着了，皇帝的龙榻和咱们的竹床，好像也没啥区别！”
睡竹床或者睡地铺，袁隆平没有挑拣，可是他们到了晚上看书学习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南红农场竟没有电灯。
没有电灯的困难，自然难不倒李必湖和尹华奇。他们买来了蜡烛，接着又弄来了菜油灯，灯光虽然昏暗，可是袁隆平领着两个学生终于可以秉烛攻关了。
随着屋里的灯光亮起，外面的草蚊子“嗡嗡”怪叫着，好像赴宴似的，从窗棂和门缝中硬挤了进来，对他们三个人展开了疯狂地进攻。海南岛的蚊子个大，毒性强，没过几天，袁隆平和他的两个学生就被蚊虫咬得浑身上下都是红疙瘩。这些红疙瘩又痛又痒，令人万般难受。
三个人被蚊虫咬得实在受不了了，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南红农场中有很多育种时覆盖在秧苗上的塑料薄膜，于是到了晚上他们就将薄膜裹到身上，蚊子的尖嘴虽然锋利，可是却刺不透薄膜。蚊虫叮咬之灾虽解，但薄膜不透气，第二天早上，三个人揭开身上的“甲胄”时，却发现薄膜覆盖的皮肤上都起了一层更为刺痒的痱子。
还没等袁隆平想出如何战胜蚊灾的时候，他们住的茅草屋中又闹起了鼠患。农场分给他们的一袋大米竟在一夜之间剩下了半袋……老鼠太可恶了，它们竟和袁隆平等人打起了神出鬼没的地道战。袁隆平他们为了不至于以后饿肚子，就将剩下的半袋大米用绳子系着，高高地吊在了茅屋的房梁上。
老鼠神通再大，它们对吊在空中的大米也是没有一点招。可是，随后种在实验田中的水稻不育株却出了问题。李必湖发现，一些水稻秧竟不知道被什么动物咬得乱七八糟，原本整齐的稻秧，还丢失了不少。
袁隆平经过观察，发现偷稻秧的竟是那只小松鼠。它偷偷来到稻田，将秧苗咬倒，并将秧苗偷偷运到了树洞中，当成了可口的食物。
袁隆平自然不忍“消灭”自己的邻居，他们在实验田周围做了一个防护的篱笆墙，小松鼠就再也不光顾实验田了。
不育株水稻被种到了实验田后，袁隆平便让自己的两个学生开始四处寻找野生稻。鉴于水稻不育株培育进展缓慢，袁隆平决定去一趟北京，他准备到中国科学院，向一些老专家请教育种中遇到的问题。
袁隆平坐火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可当时国内的环境却不容乐观——尽管国外杂交制种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滞后。袁隆平辛苦地在科学院作了十几天的汇报和请教，得到的却是毁誉参半的批评和鼓励。
最后，袁隆平一头扎进了科学院的图书馆。他在这里惊喜地发现馆内有不少国外重要的科学期刊。这些期刊上刊载着很多国外关于杂交育种的新思想和新方法。
其中有一篇日本琉球大学的水稻专家新城长友教授写的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新城教授用粳稻品种钦苏拉—包罗Ⅱ为母本，与台中65水稻杂交，育成BT型台中65水稻不育系。该不育系中有一些可育系，经过自交，稳定育成了同质恢复系，基本上实现了“三系配套”，但他的杂交稻因为没有增产优势而被迫中断了。
袁隆平看罢资料，更感到了肩膀上担子的沉重。日本人已经抢先实现了水稻的三系配套，可是国内某些权威还是抱残守缺地认为，杂交水稻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新城长友的杂交水稻虽然实现了三系配套，但却胎死腹中，并没有走出实验室。袁隆平觉得自己的不育株水稻研究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的水稻增产作出应有的贡献。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袁隆平看罢科学院图书馆中的资料，感觉到形势严峻，国外杂交育种研究颇有进展，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袁隆平在准备回海南的前夜，一封电报来到了科学院。打电报的是李必湖，他在电报中告诉袁隆平，他们已经在海南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野生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