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坐在椅子上，背后墙上挂着一副拉里·里弗斯[1]的黑白作品。他脸色好苍白，我跪下来握住他的手。吗啡天使说过，在切尔西酒店有时能用作品换到房间。我有意主动提供作品，我相信我在巴黎画的那些素描很有实力，罗伯特的作品也无疑会让大堂里挂的其他东西黯然失色。我面前的第一道障碍，就是酒店经理斯坦利·巴德。
我淡定地走进他的办公室，准备自我推销。他正打着一个没完没了的电话，挥挥手让我出去。我出来挨着罗伯特坐在地上，默默地估量着形势。
突然间哈里·史密斯出现了，就像是从墙上走下来的。他一头狂野的银发，纠结的络腮胡子，用一双被巴迪·霍利[2]式镜片放大了的好奇的亮眼睛盯着我。他兴致勃勃地向我抛来连珠炮式的问题，几乎等不及我的回答：“你是谁你有钱吗你们是双胞胎吗手腕上干吗系着丝带？”
他在等朋友佩姬·比德曼，想她能请他吃上一顿。自己的困境就够让他愣神了，他却似乎也同情我们，尤其看到罗伯特连坐起来都困难，更是立刻焦躁起来。
他站在我们面前，微驼着背，穿着破旧的粗花呢夹克、华达呢棉布裤和沙漠靴，昂着头，就像一只高智商的猎犬。尽管刚刚四十五岁，他已经像是个有孩子一般无限热忱的老头。哈里制作过《美国民间音乐选集》[3]，因而备受崇敬，从最不知名的吉他手到鲍伯·迪伦都受过它的影响。罗伯特太虚弱了说不了话，于是我一边和哈里聊着阿巴拉契亚音乐，一边等着拜见巴德先生。哈里说起他正在拍一部受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4]启发的电影，我给他朗诵了《海盗珍妮》[5]的片段。这注定了我们之间会有事情发生，虽然我们没钱让他有点失望。他在大堂里追着我问：“你确定不是有钱人？”
“我们史密斯家就没富过。”我说。这似乎令他大吃一惊。
“你确定你姓史密斯？”
“确定，”我说，“再确定不过了，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
我获准再度走进巴德先生的办公室。我主动出击了。我告诉他，我将从我老板那拿到一笔预付款，然而我也会给他机会得到远值过房租的作品。我盛赞了罗伯特，拿出作品辑作为抵押。巴德神情充满了怀疑，不过他假定我说的都是实话，也不知能看到我们的作品对他而言是否有意义，反正我有工作的保证似乎打动了他。我们握手成交，钥匙到手。1017房间，切尔西酒店的房租是一周五十五美元。
佩姬来了，他们帮我把罗伯特送到了楼上。我打开房门，1017房间是全酒店闻名的最小房间，一间淡蓝色的小屋，有一张白色的金属床，盖着奶油色的绳绒床罩，一个水槽和一面镜子，一个小五斗橱，一台便携式的黑白电视摆在一大块褪色的钩织装饰垫布中央。我和罗伯特从来没过有电视，而它现在就放在那儿，一个充满未来感却已过时的护身符，在我们整个居住期间，插头都在那里垂荡着。
酒店里住着个大夫，佩姬给了我大夫的电话。我们有了干净的房间和援助之手。这里主要作为罗伯特养病的地方，我们到家了。
大夫来了，我等在门外。房间太小，三个人转不开，我也不想看罗伯特打针。他给罗伯特打了一针大剂量的四环素，开了些处方，并力劝我也做个检查。罗伯特患有营养不良并伴发高烧、战壕口炎、阻生智齿，还有淋病。我们应该双双打针并去做传染病登记，大夫说我可以迟些再付他钱。
我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我有可能经由某个陌生人染上了花柳病。我不是妒忌，更多是觉得不洁。我读过的所有让·热内都有一种“得了淋病就不是圣徒”的观念。大夫婉转地谈起一种注射疗法，这又跟我的针头恐惧症纠结在了一起。但我必须把个人的担忧放到一边，我最关心的是罗伯特的健康，而他已经病得做不了任何激昂的演说了。
我一声不吭地坐在他身边，看着我们仅有的行李，觉得切尔西酒店的光线是那么特别。那不是自然光，而是从台灯和吊灯上散射开来的，强烈得令人无处躲藏，又似乎充满特有的能量。罗伯特舒服地躺着，我告诉他别担心，答应他我很快就回来。我必须对他不离不弃，我们有此誓言。
那意味着我们并不孤单。
我走出酒店，站在纪念诗人迪伦·托马斯[6]的匾牌前。那个早晨，我们逃离了阿勒顿的抑郁；现在，我们在纽约历史上最有名的酒店之一拥有了一个干净的小房间。我观察着周围的地形，1969年，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之间的第二十三街仍有一种战后的感觉。我经过一家渔具店、一家从脏兮兮的窗户里隐约传出巴黎爵士乐的二手唱片店、一台相当大的自动售货机，以及有着棕榈树霓虹灯的“绿洲”酒吧。街对面是一家公共图书馆分馆，挨着一栋规模可观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
我向东转入第五大道，一路走到第四十八街上的斯克里布纳书店。虽然我已经离开了很久，但我有信心他们还会留下我。我的回归有点不情不愿，不过考虑到我们的处境，斯克里布纳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出路。同事们热情地欢迎了我，我去地下室分享了他们的咖啡和肉桂卷，也用我的巴黎街头生活故事逗他们开心，我强调着我们不幸遭遇中的幽默，最后找回了我的工作。他们还额外支援了我一笔预付款，以应付眼前的开销和一个星期的房租，为的是给巴德先生留下深刻的好印象。我们的作品他没看，但他留下了作品辑日后考虑，所以我们还有以物易物的希望。
我给罗伯特带了点吃的回去，那还是我回到他身边后他第一次吃东西。我把跟斯克里布纳和巴德的交易讲了一遍，我们惊讶于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回顾了我们从灾难走向平静的小小冒险之旅。之后他突然陷入了沉默，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没有说“对不起”，但我知道他是这个意思。他把头靠在我肩上，他想知道，如果我没有回来，我自己的日子是否会好过一些。但我回来了，两个人的日子到最后都会好起来。
我知道怎么照顾他。我擅长护理病人，知道怎么让病人退烧，这是我从母亲那儿学来的。我坐在他身旁，看着他迷迷糊糊地睡去。我很累，我没回成家，但情况在好转，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很兴奋，我坐在那儿，听着他的呼吸，夜明灯的灯光洒在他的枕头上。在这座睡梦中的酒店里，我感受到了伙伴的力量。两年前他救了我，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汤普金斯广场花园；现在我又救了他，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扯平了。
几天过后，我到克林顿街去找我们以前的大楼管理人吉米·华盛顿结账。我最后一次登上那几级厚重的石阶，知道我不会再回布鲁克林了。我在他门外站了片刻准备敲门，我能听到《蓝衣魔鬼》播放的声音，吉米·华盛顿正在跟他的女人说话。他缓缓地打开门，看到我很是惊讶。他已经把罗伯特的东西打了包，但显然他对我大部分的东西都感兴趣。我只得笑着走进他的客厅。我的蓝色扑克筹码正躺在敞开的专用匣里，我的安有手工船帆的快速帆船、装饰华丽的石膏公主被小心翼翼地摆在他家壁炉台上，我的墨西哥披肩，盖在我煞费苦心打磨并用白瓷漆刷过的木质大办公椅上。我称它为“我的杰克逊·波洛克椅”，因为我记得在一张斯普林斯的波洛克—克拉斯纳农场照片上，有一把草坪躺椅就是这样。
“东西我都替你好好保管着呢，”他有点尴尬地说，“我也不知道你还回不回来。”我只是笑了笑。他煮了点咖啡，我们经磋商达成协议。我欠他三个月的租金：一百零八美元。他可以留着我的东西和那六十美元押金，我们就两清了。他已经把书和唱片打好了包，我看到唱片塔最顶上的一张是《纳什维尔的地平线》[7]。这是在我去巴黎之前罗伯特送给我的，那首《躺下吧，女士》我听了一遍又一遍。我去收拾我的笔记本，从中发现了和罗伯特初次相遇时他买给我的西尔维亚·普拉斯[8]的《爱丽尔》。我心中一阵剧痛，因为我知道我们生命中那段纯真无邪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我把装着《女人：第一号》黑白照片的信封悄悄装进了兜里，照片是我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拍的，不过我留下了那些为她画像的失败尝试，那些成卷的画布上泼溅着赭石、粉色和绿色，是我已逝雄心的纪念。我对未来太好奇了，已然无心恋旧。
正要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家墙上正挂着我的一幅画。如果巴德不懂，至少吉米·华盛顿是懂它的。我向我的东西告别，它们更适合他，更适合布鲁克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
尽管对这份工作充满感激，回到斯克里布纳我还是心有不甘。只身在巴黎打拼小试了我的漂泊能力，重新调整回来就像又蜕了一层皮。珍妮特已经搬去了旧金山，我失去了我的亲密诗友。
结交了新朋友安·鲍威尔以后，情况总算有所好转。她有一头棕色的长发、忧伤的棕色眼睛和一种忧郁的笑容。安妮，我这么叫她，也是个诗人，不过是持美国立场的。她热爱弗兰克·奥哈拉和黑帮电影，还会拽我去布鲁克林看保罗·穆尼和约翰·加菲尔德演的片子。我们自己写大胆的B级片剧本，我还在午餐时间一个人表演所有的角色逗她开心。我们把业余时间全花在旧货摊上了，只为淘到地道的黑色高领衫和白羊皮手套。
安妮上的是布鲁克林的教会学校，而她爱着马雅可夫斯基[9]和乔治·拉夫特[10]。能有人一起聊聊诗歌、犯罪，争论罗伯特·布列松[11]和保罗·施拉德[12]谁更厉害，让我感觉很开心。
在斯克里布纳我每周约挣七十美元。缴完房租，剩下的钱用来吃饭。我必须要多挣一点，于是开始寻找打卡制工作以外的谋生方式。我去二手书店搜寻能拿来卖的书。我很有眼光，几块钱淘来少见的童子军儿童读物和一些签名首版书，转手一卖就挣了不少。一本崭新的H. G.威尔斯[13]题赠的《爱情和鲁雅轩》就抵上了一个星期的房租和地铁票钱。
在一次书店探险中，我为罗伯特找到了一本微旧的安迪·沃霍尔的《目录书》。他很喜欢，不过这也刺激了他，因为他同样在设计一个有插页和立体活动图[14]的笔记本。《目录书》里有比利·内姆[15]的摄影作品，沃霍尔工厂[16]的经典照片便是出自他手。书里有一座立体城堡、一只吱嘎作响的红色手风琴、一架立体双翼飞机和一个满身是毛的十二面体。罗伯特觉得自己在和安迪并驾齐驱。“这个很好，”他说，“不过还是我的更好一点。”他等不及地要起床创作。“不能就这么躺着，”他说，“世界正在抛弃我。”
罗伯特坐立不安但不得不躺在床上，得等到感染和发热都减轻了，才能去拔那颗阻生智齿。他恨死生病了，可过早爬起来的话，他就会旧病复发。他的恢复期理念可没我的那么“十九世纪”，对我而言，那意味着有机会长期卧床看书或是创作胡言乱语的长诗。
刚入住的时候，我对切尔西酒店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毫无概念，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最终能在这里落脚真是走了大运。以同样的房租，我们本可以在东村住一间还算宽敞的厢房式公寓，但住在这家古怪、混账的酒店里，却给了我顶级的教育环境和安全感。周围人的善意，证明了命运三女神正在协力帮助她们满腔热忱的孩子。
虽然耗费了些时日，罗伯特总算全面康复而且更加健壮了，如同我在巴黎磨砺得愈发坚韧，他也在曼哈顿茁壮成长着。他很快就上街找工作去了。我们两个都清楚，固定的工作他是干不下去的，但只要是能找到的活儿，从粉刷公寓到搬钢琴，他都不会挑三拣四。最招他恨的工作是为画廊运艺术品，给那些他看不上眼的艺术家干活，很让他恼火，但是能得到现金。我们把能攒下的每一分钱都放在抽屉最深处，向着我们的近期目标——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前进，这也是我们如此孜孜不倦付房租的主要原因。
一旦你在切尔西拥有了房间，房租缴晚一点是不会马上被轰走的，但你会加入那支躲避巴德先生的大军。我们可还想以好房客形象跻身二楼更大房间的候选人名单呢。我曾多次看见我妈妈在大晴天放下所有的百叶窗帘，以躲避高利贷和收账人，这种场景贯穿于我的整个童年，我可不愿在斯坦利·巴德面前畏畏缩缩。一般说来，人人都欠着巴德点什么，而我们什么也不欠他。
住在我们的小房间，我们就像是在舒适牢房里的囚犯。单人床倒是够两人挤着睡的，但是罗伯特没有空间工作了，我也是。
罗伯特在切尔西交的第一个朋友，是一个叫布鲁斯·鲁道的独立时装设计师。他在沃霍尔的电影《十三个最美的男孩》里露过脸，还在《午夜牛郎》里演过配角。布鲁斯个头不高，步履轻盈，跟布莱恩·琼斯别提有多像了。他黯淡的双眼下套着眼袋，隐匿在一顶黑色科尔多瓦宽边帽的阴影里，就是吉米·亨德里克斯戴的那种。他有一头略带红色的丝一般的金发，高高的颧骨和灿烂的笑容在下面若隐若现。光是长得像布莱恩·琼斯这一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何况他还有可爱、宽厚的性情。布鲁斯有点爱卖弄风情，但他跟罗伯特之间并没什么，只是出于他友善的天性罢了。
他来找我们玩，可我们家没处坐，于是他邀请我们去楼下他那里。他有一片宽敞的工作区，遍布着兽皮、蛇皮、小羊皮和红色的碎皮边角料。长长的工作台上铺着剪裁用的纸样，墙上挂满了成衣。布鲁斯有自己的小工厂，他设计带银色流苏的黑皮夹克，制作精良，《时尚》杂志上的那种。
布鲁斯很关照罗伯特，给他热情的鼓舞。两个人都足智多谋，还能互相启发。罗伯特对融合美术与时尚很感兴趣，布鲁斯为他指点了闯入时装界之路。他在自己的工作区里给罗伯特辟出了一块地方。虽然心怀感激，罗伯特还是不愿在别人的地盘工作。
在切尔西认识的人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可能还得说是桑迪·戴利。她是一个热心但有几分隐遁的艺术家，就住在我们隔壁的1019。那是一个全白的房间，连地板都是白色的。进门之前必须得脱鞋。从早期“工厂”里拿来的银色氦气枕头飘浮悬停在头顶，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地方。我们光着脚坐在白地板上，喝着咖啡，看着她的摄影书。有时，桑迪看上去就像她白色房间里的黑暗囚徒，她常会穿一条黑色长裙，我喜欢走在她后面，看着她的裙褶拖过门厅和楼梯。
桑迪在英国工作过很长时间，就是在有玛莉·官[17]、塑料雨衣和西德·巴雷特[18]的伦敦。她留着长长的指甲，我对她能抬起留声机唱臂而不弄坏美甲的技艺大为赞叹。她手里常抓着一台宝丽来，她拍的照片质朴而优雅。罗伯特的第一台宝丽来就是跟桑迪借的，作为红颜知己，桑迪还对他最早的摄影作品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桑迪对我们两个人都很支持，并且能不加评判地看着罗伯特经历他作为男人和艺术家的双重过渡期。
她的环境更适合罗伯特而不是我，但那是一个从我们乱堆乱放的蜗居里出来透口气的理想去处。如果我需要洗个澡，或者仅想在一个有气氛的地方做做白日梦，她的门一直是敞开的。我常常坐在地板上，挨着我最喜欢的那个纯银打成的大碗，它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车轮毂，有一朵栀子花在中间。我会一遍接一遍地听《乞丐宴会》[19]，闻到它的芳香浸满整间空屋。
我也跟一个叫马修·赖克的音乐家成了朋友。他的起居空间完全是实用主义风格，除了一把木吉他和一本黑白作文簿——上面有他的歌词和以非人速度写下的前言不搭后语的感悟——其他什么也没有。他瘦削而结实，明显是个鲍伯·迪伦迷。他的发型、衣着和举止，方方面面，都映射出《全数归还》[20]的风格。经过一阵旋风般的求爱，他娶了女演员吉纳维芙·韦特[21]。她很快发现马修颇具才情，但也有点精神错乱，不是什么鲍伯·迪伦的亲戚。她跟“爸爸妈妈”[22]里的“约翰爸爸”跑了，扔下穿着饰领衬衫和锥形裤的马修在酒店大堂里如困兽般踱步。
虽然就像鲍伯·迪伦第二，却仍没人喜欢马修。罗伯特和我是喜欢他的，但罗伯特只能接受他一点点。马修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第一个音乐家，我能理解他的迪伦情结，在他写歌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把我的诗整理成歌的可能。
我不知道他的高速语言模式是不是安非他命或安非他命式思维的体现，他常会把我领进死胡同，或者逻辑晦涩的无尽曲径。我觉得我们就像爱丽丝和疯帽子，讲着没有包袱的笑话，并不得不在棋盘格地板上原路折回我自己那诡异世界的逻辑之中。
我必须加班工作，好偿还从斯克里布纳书店拿的预付款。一段时间过后，我得到了晋升，开工也比原来更早了，早上六点钟睁眼，然后走到第六大道赶F列车去洛克菲勒中心，地铁票要二十美分。七点钟我会打开保险柜，填写登记簿，把当天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和总出纳轮值。我挣得稍微多一点了，不过我更喜欢的是有了自己的部门，还能去订书。晚上七点下班后，我常常走路回家。
罗伯特会迎接我，迫不及待地给我看他这一天里的作品。一天晚上，他读了我的笔记后为布莱恩·琼斯设计了一个图腾。状似箭头，因为“白兔”[23]的关系长着兔毛，还有一句《小熊维尼》的台词和一个盒式项链坠大小的布莱恩的肖像，我们俩一起把它画完，挂在了床头。
“谁也没有咱们这样的眼光，帕蒂。”他说。无论何时他说起这样的话，都有那么神秘的一瞬，整个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
罗伯特的受阻智齿终于拔掉了。他疼了好几天，不过总算松了口气。罗伯特体魄强健却易受感染，我于是追在他屁股后面，让他用温盐水保持槽牙干净。他乖乖漱口，但摆出一副臭脸。“帕蒂，”他说，“你就像做盐水疗法的《本·凯西》[24]美人鱼。”
常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的哈里也站在我这一边，他指出盐在炼金术实验中的重要性，随即怀疑我在忙于什么超自然的事情。
“没错，”我说，“我要把他肚子里的东西变成金子。”
笑。一种生存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们一点都不缺。
★
然而你能感觉到空气中的那种振动，那种加速感。这是从月亮开始的，它曾是不可企及的诗歌，现在人类已经登上月球，橡胶鞋底已踏上了那颗神的珍珠。也许这是一种对时光流逝的感悟，这个十年的最后一个夏天。有时候我只想举起双手，然后停止。停止什么？或许只是停止长大。
月球登上了《生活》杂志的封面，而所有报纸的头条都是莎朗·泰特[25]及其同伴的惨死。我没法把曼森系列谋杀案和我看过的任何黑色电影中的犯罪画面联系起来，但这种新闻点燃了酒店房客们的想象力。几乎人人都对查尔斯·曼森[26]着了迷。打一开始，罗伯特就和哈里、佩姬反复研究着每一个细节，可我真的聊不了这个。莎朗·泰特人生的最后时刻始终萦绕在脑际，我想象着她知道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即将被屠杀时的恐惧。我退避到我橘色作文簿上字迹潦草的诗歌里，想象布莱恩·琼斯面朝下漂浮在泳池中，已经是我能应付的最惨一幕了。
罗伯特对人类行为学着了迷，他想了解是什么驱使那些看似普通的人制造了骚乱。他追踪着曼森的新闻，但他的好奇心也随着曼森行为的日趋怪诞而减退了。马修给罗伯特看了一张报纸上的照片，曼森在自己的前额上刻了一个“X”，罗伯特偷了这个“X”，把它用在了一幅画里。
“我是对‘X’感兴趣，不是曼森。”他对马修说。
“他是疯子，我对精神病不感兴趣。”
一两个星期后，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堂·吉诃德”，去找哈里和佩姬。那是一家毗邻酒店的酒吧餐厅，一推门就是酒店大堂，这使它感觉就像我们的酒吧，已经开了几十年了。迪伦·托马斯、特里·萨瑟恩、尤金·奥尼尔[27]和托马斯·沃尔夫[28]都在这里喝高过。
我穿着圆点花纹的人造丝海军蓝长裙，戴着草帽，这是我的“伊甸园之东”[29]造型。我左手的桌边，詹妮斯·乔普林正和她的乐队谈笑风生；我的右前方，是格雷丝·斯利克[30]和“杰弗逊飞机”以及“乡下人乔和鱼”的成员；面对门的最后一张桌上坐着吉米·亨德里克斯，他戴着帽子，埋头吃着东西，对面坐了一位金发女郎。音乐家在这里遍地都是，在他们跟前的桌子上，堆满了虾和青酱、西班牙海鲜饭、桑格里酒壶和龙舌兰酒瓶。
我惊奇地站在那儿，却没感觉自己是不速之客。切尔西是我的家，“堂·吉诃德”是我的酒吧。这里没有保安，没有无处不在的特权感。他们是来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可酒店却浑然不觉，这真把我折磨坏了，我对这个音乐节和它是怎么一回事都一无所知。
格雷丝·斯利克站起身来，与我擦身而过。她穿着及地的扎染长裙，一双深紫色的眼睛就像莉兹·泰勒[31]。
“你好。”我说。我注意到我比她高。
“好。”她说。
我回到楼上，感到这些人身上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亲切感。纵使我有这种先见，当时却无法领会。我也无法预见到，有朝一日我会走上他们的道路。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细高的二十二岁的书店文员，挣扎在几首未完成的诗歌中。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夜不能寐，无尽的可能性仿佛正在我头顶盘旋。我抬起头，像小时候那样盯着石膏天花板。在我看来，头顶上那团振动的图案正在逐渐变得明朗。
我生命的曼荼罗。
★
巴德先生归还了押金。我打开房门，看见我们的作品辑正靠在墙边，黑色的系着黑丝带，红色的系着灰丝带。我解开那两条丝带，仔细地看着每一幅画。我都不确定巴德是否打开看过。当然，即便他看了，也不是像我这样看的。每一张素描，每一幅拼贴，都再度坚定了我对我们能力的信念。都是好作品，我们住在这儿问心无愧。
巴德没有把作品留下作为抵偿，这让罗伯特很泄气。那个下午他搬东西的活儿也取消了，他开始焦虑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过活。他躺在床上，穿着他的白T恤、工装裤和平底皮凉鞋，看起来像极了我们相遇那天的样子。但当他睁开眼睛看着我的时候，却没有了微笑。我们就像是撒网的渔夫，网很结实，可冒险活动常常无功而返。我认为我们得加紧行动，找到一个肯投资罗伯特的人。就像米开朗基罗，罗伯特只是需要一个他自己的教皇。那么多有影响力的人在切尔西进进出出，我相信我们会找到一个赞助人的。切尔西的生活就像是个自由市场，每个人身上都有卖点。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要在这一晚忘却心中的烦恼。我们从积蓄里拿了一点出来，步行到第四十二街，在一个宝丽来快照亭里，用两毛五分钱拍了一条“四连拍”；又到“班尼迪克特”要了一份热狗和木瓜饮料，然后融入了花花世界。上岸假期里的海员小伙、妓女、离家出走者、憔悴的游客和外星人绑架事件五花八门的受害者。这是一条城市木板路，沿途是电影院休息厅、纪念品摊位、古巴餐厅、脱衣舞俱乐部和午夜当铺。花五毛钱，你就可以潜入一家挂着脏丝绒帷幕的剧院，看上几部穿插软色情片的外国电影。
我们去了卖二手平装书的摊位，那儿尽是沾着油渍的低俗小说和美女杂志。罗伯特永远在寻觅拼贴素材，我则留意着费解的UFO小册子或是封面惊悚的侦探小说。我淘到一本王牌出版社“双小说”系列版本的《吸毒者》，是威廉·巴勒斯用笔名威廉·李写的，我再没有把它转手；罗伯特找到一些素描作品辑中的散页，是芬兰汤姆[32]画的戴摩托头盔的雅利安男孩。
只花了两美元，我们就双双收获了幸运。我们手拉手往家走，有那么一刻我落在了后面，看着他走在前头。他的水手步态总是那么触动我，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停下脚步，而他会继续前行，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
夏天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回家去看望父母。我步行到港务局，欢喜地登上开往南泽西的大巴，期待着能见到家人和到马利卡希尔的二手书店去。我们都是爱书之人，我也总能找到点什么在城里转手卖出去，我就曾找到过威廉·福克纳签名的第一版的《马丁诺医生》。
父母家的气氛一反常态的阴郁。弟弟托德就要当海军了，妈妈虽然极度爱国，但托德可能会被送去越南，这令她忧心如焚。爸爸为“美莱村大屠杀”[33]而深深不安。“人类对人类的暴行。”他这样引用了罗伯特·伯恩斯[34]。我看着他把一株垂柳种在后院，那似乎象征了他对我们这个国家所选方向的悲哀。
后来人们会说，十二月里“滚石”阿尔塔蒙特音乐节[35]上的谋杀标志了六〇年代理想主义的终结，而对我来说，它打断了1969年夏天的两重性：伍德斯托克与曼森崇拜，我们困惑的化装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