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8日，美军驻阿富汗指挥官坎贝尔少将指出： “只要出现任何形式的机密情报泄露，就有可能伤害每天在这里行动的军事人员。”他还承认，没有读过任何一篇曝光的文件。次日，在五角大楼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马伦上将按同样的战略宣传思路继续编造谎言。马伦说道： “阿桑奇先生觉得自己和线人的所作所为符合公众利益，他怎么想都可以，但事实是，他们双手可能已经沾满了某个年轻士兵或某个阿富汗家庭的鲜血。”
记者团一位成员提问。
记者：马伦上将，你刚才提到维基解密的创始人也许双手沾满了鲜血。你是否知道有谁因泄密而被杀？
马伦：他们还在……我担心的是，没有卷入这类战争，但披露这类信息的人无法……在我看来……无法理解这类信息是如何在我们专门使用的保密渠道内部实现常规共享。如果你不从事这类工作，不了解我们的工作，就会很难理解泄密带来的冲击，特别是潜在的可能性……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盟军士兵以及……以及阿富汗人生命受到威胁的可能性。我对此深信不疑。
盖茨部长：我要补充……我就补充一点。要知道泄露的原始情报信息量巨大……谁也不为此负责。没有一丝责任感。所有材料就这么一股脑儿扔出去，谁爱拿谁拿，完全不计后果。
记者：恕我直言，你刚才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朱利安·阿桑奇双手沾满鲜血”这句话就进入了英语词汇。用谷歌搜索 “阿桑奇”和“血”，你会发现，从搜索结果数量来看，这两个词凑到一起意味着，起码在媒体眼中，我与 “双手沾满鲜血”的契合度要比理查德·尼克松、苏哈托、本丢·彼拉多[1]加一起还要高。现代通信就是这样运作的。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证据显示我们披露战争实情造成了人员伤亡，我就被戴上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帽子。不动脑子的人就喜欢乱用这种话，用起来也很有效，但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最邪恶的是，其他评论员也开始鹦鹉学舌，不仅当成事实，还作为对原话的直接引用。两者都不是。再仔细听听马伦上将是怎么说的。他说： “他们双手可能已经沾满了……鲜血。” “他们”和 “可能”两个词被大众传媒剥下丢掉，一转眼变成了 “朱利安·阿桑奇双手沾满了鲜血”。就这样，原本不是真话的谎言又滋生了更锋利的谎言，发展到最后，我不但代表了一个幻象，还代表了前一个幻象的幻象，连告都没地方告去。
我们对这些流程都太麻木了，觉得没什么不正常的。可实际上真是可恶至极。如果我愿意的话，每天的时间都可以耗费在反驳敌人和朋友对我的误解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没有一个能躲开谎言的污染。当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那些曾经蠢到、虚荣到认为可以在镁光灯下随心所欲生活的人，我对他们深表同情。仗是打不赢的。你会被迫变成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象征符号，与自己展开 “詹狄士诉詹狄士”般没完没了的争斗，证据不断累积、扭曲、繁衍，永远也无可能听到、永远也无可能尊重清晰正确的判决。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我既不会向你耸耸肩，也不会向你哭诉。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场合澄清事实，继续上路，在为伟大事业斗争的过程中忘记自己。
除了骚扰银行外，我另外一项工作重点就是披露现代战争和国际入侵行动中鲜血究竟洒在了哪里。任务艰巨，只有依靠大众的力量才能真正完成。我们不做大肆报导的工作，只负责传递信息，分析数据、发掘意义的任务需要个人、研究人员、新闻工作者和律师花费多年时间来完成。我们与报刊的合作就是要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将浩如烟海的材料交给公众处理。为什么是我们或寻求真相的公众手上沾满鲜血，而不是发动战争的将军和省长，这让人绞尽脑汁也想不通。就说一点，阿富汗和伊拉克日志既不归未来的战争胜利方所有，也不归邪恶独裁者所有。它们不归任何人所有，而是世界现实的组成部分。盖茨等人也许对无法控制现实耿耿于怀，但他们确实无法控制现实，除非他们以及他们的敌人希望被世人视为 “老大哥”。两周后的2010年8月16日，国防部长盖茨在写给参议院议员的一封信中被迫说了真话： “审核截至今日，还没有发现任何敏感情报线人和手段受到本次泄露的危害。”起初对我和 “双手沾满鲜血”之间关系下的结论纯粹是睁眼说瞎话。
转移注意力也好，污蔑也好，日志为了解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战场实地事件的发生过程，提醒广大公众此类事件是如何被军方声明或媒体报道淡化处理的。一次又一次，平民伤亡被低调处理或误报。我们大家的道德任务，是将实地报告与事后声明做比较，让人不安的是，经常能够发现无辜群众遇难后得不到承认。例如，如果怀疑某建筑物是塔利班首领的藏身之处，瞄准轰炸，结果发现其实是所学校，一些儿童遇难，该事件就会被从日志中抹去。我到死都坚持认为，这就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关键信息。
举个伊拉克的例子吧。2005年1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接近叙利亚边境的侯赛巴市展开名为 “铁幕”的军事行动。激战17天后，五角大楼发布新闻通稿，标题为《伊拉克叙利亚边界处铁幕行动结束》。通告现在还在它们网站上挂着，可以去看看。简要列举任务目标后，报告称： “军方统计，铁幕行动中有10名海军陆战队员战死。行动期间共杀死139名恐怖分子，拘捕处理256名恐怖分子。”里面没提平民伤亡。通稿的日期是2005年11月22日。下面看一下我们曝光的伊拉克日志中的一篇，时间为2005年11月11日： “铁幕支持 （巡逻队）报告，在侯赛巴三个不同地点发现埋藏着平民尸体。在 （第一个地点），收回3具女尸、 3具男尸、1具童尸。在（第二个地点），收回7具女尸、10具童尸。在（第三个地点），1具童尸无法收回……死者邻居证实了遗体身份，无法收回的童尸的父亲也证实了其身份。2005年11月7日盟军战机轰炸的地点内所有死者尸体均被收回。”
我们分析数据时，必须避免先入为主，而要让数据说话。记者们发现这越来越难做到，它也是删除敏感信息这个问题极富争议的原因之一。各位一定记得，维基解密边做边学，我敢肯定我们进步了不少，尤其是在删的仔细度上比以前做得更好。面对着如山的数据，我们一开始删得肯定不能百分百完美，但美国政府对此所谓的担忧也是没有说实话，更何况删节不当造成的风险到今天都只是停留在假设中，没有得到证实，美国政府这样做只是为了将公众的吸引力从日志中披露的阿富汗战争实情上转移开而已。
此时另外一篇报导也浮出水面，说我声称，我们不为信息战负责， “他们死得活该”。简直是一派胡言：我说的是有人有这种观点，但我们会编辑文件，既保留实质内容，又尽可能不伤害别人。
日志发布期间，我从头到尾都牢记不能将删节问题变为审查的借口。从国防部长盖茨身上就能看出，利益相关方，在这里我指的是西方国家政府，经常利用删节问题 （或制造 “双手沾满鲜血”等伪话题）为文件保密决策做辩护。他们逆现代潮流而上，本质上是出于政治原因要求审查文件。我不愿成为宣传战的帮凶，让他们有机会说我反对删除敏感信息。实际上，我们自一开始就熬夜删除。当然了，我们没有政府那么过分敏感，也没有 《卫报》和 《纽约时报》一样过分敏感，但我相信我们的判断都很明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因为我们泄密而被伤害。
以上观点我一直也没有改变，但在伊拉克日志曝光之前，我能看到维基解密所谓的莽撞形象有可能对组织和未来工作造成破坏。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干出点名堂，有时必须要低头妥协，所以我觉得删除伊拉克日志敏感信息要比之前做得更彻底。手动删除的话，人手不够，尤其因为合作媒体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帮忙，因此我们写了一个程序，从文件中自动删除所有姓名和所有识别身份的信息。我知道不动脑子的人肯定会谴责我下面一句话：我认为伊拉克材料删过度了。日志披露美军与当地军队合谋对数百名伊拉克囚犯施加酷刑后，丹麦国防部启动对本国军队行为的调查。首先它们去找五角大楼，要一份涉及丹麦士兵部分的未删节版本。五角大楼断然拒绝，所以丹麦就找到了我们要材料，我们也给了。有些人可能不愿相信，其实开放式政府的理念只有当用到实处时才有价值，不是空洞喊口号，我对删节的态度就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
第一波曝光引起轩然大波后，我们是在某种歇斯底里的疯狂氛围中整理伊拉克日志的。之前说过，合作报刊当时已是筋疲力尽，还被第一波曝光带来的大规模反响搞得有些心慌。这种情况我之前就在媒体机构身上见过：想报导重磅新闻，又无法承受重磅新闻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人只是中产阶级普通人，工作一天后只想回家陪老婆，和孩子聊学习，结果突然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又被监视又被法庭传唤的，大多数人的性格承受不住重压。然而伊拉克材料极其重要，尤其是在闹出瑞典性侵案之后，我要继续战斗下去，监督合作机构遵守承诺，恪守诚信。它们有一些反悔的迹象。维基解密开始组织联合新闻发布会以宣告文件披露。其他成员包括也开始打退堂鼓的调查新闻局，以及名为 “伊拉克死亡人数”的组织和其他几家机构，还有合作媒体。当《卫报》那位资深新闻记者再次联系我们时，丧钟开始在我脑海中敲响—背叛通常是可以事先预见的。他和我助手萨拉·哈里森说，《卫报》不喜欢被称为合作媒体，也不喜欢报纸的标识出现在发布席后面的横幅上。他那天会到场，但只会作为一名记者在观众席就坐。
叮当—这不就来了，捂着耳朵，谎称爬到大教堂钟楼里只是为了将街上的人看得更清楚。他告诉我们，《纽约时报》和 《明镜》也有同样的考虑，都不许用标识。我们在伦敦沃克苏尔桥附近的河岸酒店租了房间，数百位媒体人到场。我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从美国接来，和我一起坐上主席台。我们公布了材料，之后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尽管存在媒体伙伴的麻烦，还有一些人想从中捞取好处，这些问题都会在后来才闹大，维基解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精心筹备伊拉克文件的公布。我们必须要拉一个非政府组织入伙， “伊拉克死亡人数”正是最合适人选，自战争初期起该组织就全面记录平民伤亡情况，做得十分出色。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为40万份文件建立了一个自动删节系统。与《世界报》联手也是正确的抉择，因为法国2003年就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因此遭罪。西班牙日报 《国家报》也应邀加盟。我们与伦敦的调查新闻局合作，为第四频道和半岛电视台制作有关日志的纪录片。无论是维基解密还是合作伙伴，都认为材料会巩固 （并补充更多细节）公众的看法，即伊拉克战争已经失败，并威胁着开放的理念。美国军队已开始撤离伊拉克，很多西方国家一年多前就已撤兵，这在政治上就为记者无国界、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一些非政府组织分析材料、做出结论创造了空间。
文件包括了美国驻伊拉克军人对每一起认为值得记录的事件的汇报。一切细节都详细记录：准确地点、时间、涉及军事单位、死伤人数、拘捕人数、死伤者情况，美国、盟军、伊拉克军方、武装分子、平民，应有尽有。简而言之，这不仅仅是伊拉克战争，也是史上所有战争中最为重要、记录最全的历史材料。
战争的罪孽，不管是从战地实时层面看，还是从大背景层面来看，都一览无遗。与 “伊拉克死亡人数”一同阅读日志，我们发现了之前从未报导过的15,000名死伤平民。现代战争不是五角大楼宣传的那样，运用高科技的魔力精确打击敌人，它仍然是场残暴的血腥惨剧。无人机也许能够精确瞄准住宅，可是无法核实谁在屋内，也不知道谁刚放学回家。
伊拉克文件 （现在仍有很多文件等着被分析）暴露出美国践踏人权的后果，也揭露了萨达姆政权下国家的惨景。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拼凑出整个宏大战争过程中的冲突景象，而这些日志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我对日志的披露工作非常满意，给身在澳大利亚的妈妈打了电话。我们定期通电话，但在此时此刻能够联系上我人生一切开始的地方，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温暖。
接下来的日子里，拉里·金希望采访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我。计划我谈日志，丹则会从历史角度分析。我们必须在凌晨两点赶到伦敦的CNN国际演播室与拉里·金同步，他当时正在纽约进行直播。等待登场的工夫，我们观看了他节目前面的内容。有一名嘉宾是美国最高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前女友，她就两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光说了一些让人不敢恭维的话。她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野心勃勃，一心想发迹。她对金说，有一次他甚至凌晨两点去接受媒体采访！丹和我彼此对视，看了看表，笑了。
当时我的心里还有另一件事。我们所有伙伴的心里也都想着这件事。当时，这件事已经占去了我人生大部分精力。尽管我们会继续公布材料，推动维基解密工作发展，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泄露文件，但不管我们做什么，瑞典的案子都是媒体关注的重中之重，舆论疯狂猜测，炒得鸡犬不宁，终于使我锒铛入狱。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没有向外界透露过我对此事的看法。我的陈述难免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在内，毕竟本案背后被极度的恶意和机会主义推动着，但我想尽量怀着谅解的精神进行阐述。陡然倍增的敌人对我没有丝毫体谅之情，如果我打不过他们，至少还有不与他们一般见识的权利。
2010年8月我拜访瑞典时，从五角大楼传出的话还依然在耳边环绕。新闻发言人杰夫·莫雷尔之前曾在一次发布会上暗示道，维基解密，特别是我应该开始担心了。他说： “如果光说让他们做正事，还起不到效果的话，我们就会想别的办法迫使他们做正事。具体我就不细说了。”发布会上有人问道是否我们的合作伙伴 《纽约时报》也会遭到迫使，他回答道： “我不清楚 《纽约时报》是否称他们为自己的伙伴……我不清楚 《纽约时报》或其他发行机构手中有文件。”从这里可以看出，五角大楼和比尔·凯勒的想法相仿：让维基解密去背黑锅，下地狱，公布了同样材料的合作机构却似乎不受严酷法律的制裁。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可能会抗议了，莫雷尔的话等于证明了，一家机构能够享有的言论自由，另一家是无法享有的。与合作机构不同，维基解密不被当作出版机构对待，却被视为间谍，而这种荒谬的观点暗藏着层层杀意。
与此同时，我们得知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90人的任务小组，后来又扩充到120人，专门负责维基解密事件，全天24小时、一周7天轮番上阵。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也卷入其中。事态越闹越大，一些美国政客公开要求将我暗杀。萨拉·佩林说应该像杀狗一样捕杀我，一家报纸甚至刊登了一张我的图，脸上画着一个靶子。
我当时还没有放弃寻找避风港、安安静静工作的念头。瑞典看起来不错。瑞典的形象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度《信息自由法》能够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它们的宪法中用很大篇幅对保护新闻自由做出了具体规定。线人在瑞典的处境比世界大多数地方要好：瑞典人享有匿名权，记者承诺保护私下提供信息者但事后无法兑现承诺的，要接受罚款。在瑞典，若想受到保护，不受 “事前限制”的束缚，必须要有出版证书，还要为一名负责任的正规编辑工作。我带着这个念头去了瑞典，希望获得证书，成为一名正规编辑。这就需要有一份收入，因此我同意为瑞典最大的报纸 《快报》担任专栏作家。
我希望维基解密能够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一家新闻办公室，于是着手筹备。此时此刻，瑞典代表了两个事物，一是未来工作环境，二是避风港。正是这样，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更是让人难过。去瑞典之前，我按惯例安排对方邀请我去发言，这次的听众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协会中的一个政党 “兄弟会”。我于8月11日抵达，刚一落地，在一家西方情报部门工作的联络人就给我发来了消息，证实了五角大楼新闻发言部门之前暗示的内容。据称，美国政府私下承认，很难在法律上起诉我，但已经开始讨论 “以非法手段处理你”，朋友说。这名线人对此有详细的解释：获得有关我们手中材料的情报；不择手段挖掘一等兵曼宁和维基解密的关系；如果其他方法都行不通，就动用非法手段，如在我身上安置毒品，在我的硬盘上 “发现”儿童色情制品，或让我卷入不当行为指控的陷阱。
从朋友传来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我不会受到人身威胁。我将此事告诉了住在柏林的支持者弗兰克·里格尔。他是“加密电话”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他的公司专门为加密安全通信生产电话。他说可以帮我起草一份新闻通稿，将情况公之于众。随后他就写了一份草稿，我身边带了笔记本电脑，准备编辑。我们希望越早公布越好，否则真等造成伤害或安放罪证后再公布就无济于事了。我当时没有立刻公布，这个疏忽直到今天还在后悔。同一天，我澳大利亚的银行卡突然不能用了。使用手机也要特别小心，只有为了接收短信才会开机，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但我把这些事情都抛在了脑后，继续忙着瑞典的工作，为成为一名编辑而努力。
一天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及其同事共进晚餐。我的朋友瑞典记者唐纳德·博斯特伦也在场，他年约五旬，新闻经验非常丰富，同时在场的也有另一位瑞典记者，一位美国调查记者和他的女朋友。那名美国人可能有些可疑关系，不过那姑娘人很好。我和她搭讪，唐纳德则在桌子对面皱着眉头看我。后来他告诉我，应该留心我的所作所为：他说当前 “美人计”的可能性很大，并详细讲述了摩萨德是如何抓捕瓦努努[2]的。说得委婉些，我当时肯定是渴望爱情，因为唐纳德的话我没怎么听进去。我装作一副知道如何小心的样子，觉得自己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他说的那种事只会发生在没经历过我人生体验的幼稚人物身上。谁知不久之后我的狂妄自恃就将巨大祸端引上了门。
我是因为受邀为议员发言才安全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这就意味着我被一群社会民主党人看护着。他们有很多人与其他政治群体有来往。我得知可以住在一位名为A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寓里，她当时不在家中。我去她家后没几天她就提前回来了。A女士是该党的政治发言人，之前协助安排邀请我来瑞典。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当她指出公寓只有一张床、我是否愿意同床睡时，我也没有理由怀疑这除了是友好提议外，还能有其他什么背后动机。不管怎样，我答应了，那天晚上我们便上了床。
政治活动压力很大，当女性对我微笑、对我示爱时，我自然欣然接受。这样说很难为情，即使是我这样的单身男子也不应该无礼到随便讨论与一位或多位女性私下进行的活动。可是当时的情况没有什么异常，感觉只是一件在糟糕的时间出现的好事。五角大楼要将我置于死地，很多朋友，可能还有线人，就我所知要么担惊受怕，要么已经处在监视之下。我迫切地希望能够保护他们，希望斯德哥尔摩能够成为我一直梦想的避风港，为维基解密的工作提供一个宁静的港湾。说实话，我觉得A有些神经质。那一晚没什么特殊的。我们发生了几次关系，第二天两人也没有不愉快。
一两天后，A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负责管理麦克风，后来的午餐她也来了。在场的还有其他的记者和一名叫W的女性，她之前在发布会上帮忙，穿了一件好看的粉色毛衣。就凭我和这些女性发生的事情，我肯定赢不了年度智者的称号了，年度绅士的称号就更别想了。不过，当时的气氛很轻松，我也没有注意到谁有危险，谁做了错事。W说她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邀请我去参观一些不对外开放的展室。我欣然同意，吃完午饭，去买了些计算机配件后，我们就离开了众人，前往博物馆。博物馆的一些员工似乎认识她，我们四处逛了逛，看了场关于海底生物的电影，然后就分开了。
当晚，A办了一个小龙虾派对，庆祝瑞典传统习俗，我也参加了。后来她声称我强奸她的那天就在这个派对的前一天。A也在派对上，看起来特别高兴，与我、我的朋友和她的朋友欢声笑语，杯盏交错，一直到深夜才散。我们坐在外面，接到她一条推特短讯，说她 “和世界上最酷的一群人在一起”。这时得知她已经告诉大家我们上过床，后来我又得知她曾趁我在她床上熟睡时拍了一张我的照片，放到了Facebook上。我当时本该搬出她家，几位新室友是瑞典海盗党成员 （海盗党支持版权改革等事务），可是A坚持让我回来，继续与她同住。本来安排在A旅途完回家后，我就搬到那几位男士的公寓去，但她说继续待在她家没问题，所以我又回去了。接下来的五个晚上都是在她家度过的。
其他的夜晚我都是同W度过的，但A一直和我围绕政治会议等事务合作，其中还有一次陪同我出席了与海盗党党魁里克·法尔温格的晚宴。法尔温格提出维基解密的一台服务器可以安置在他那里，挺有意思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服务器会由海盗党保管，这就有了政治保护。还有一晚，一次颁奖晚会后，我与W碰面，一起回到她家，远在斯德哥尔摩50英里外的恩科平。我的行为听上去很冷血，当时也的确是这样，是我的错误，但我没有犯法。我已经在A家住了不短时间，意识到要是再住下去可能会出问题。请记住，我当时特别疑神疑鬼：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和A的关系逐渐公开化，这似乎也是她希望的。
和W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前途。她言辞有些含糊，不过恩科平那一晚很好玩，我觉得两人那晚都特别开心，不过可能也就那么一次而已，以后不会再有。她自己也挺淡然的，翌日清晨我们用完早饭后，就骑她的自行车去火车站了。她为我付了车票钱 （我的银行卡仍然用不了，而且也身无分文），两人吻别，她让我在火车上给她打电话。我没打，结果这通没打的电话反倒成为我一生最昂贵的电话。接着我去新闻工作者工会开会，讨论入会事宜：别忘了，别看我四处瞎胡闹，我去斯德哥尔摩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各类政治保护，让维基解密能在当地运营业务，如果机会允许，我还会找到一个容身之处，不用再害怕被引渡到美国。
之前提过，我当时不怎么用手机。（身边总是携带好几个手机。）我的确在某个时间同W通了电话，是她给我打的，可是电话电量不足，打着打着就没电了。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国际形势，尽管我和这两名女性度过了一些时光，但没有怎么关注她们，也不回电话，也没有摆脱美国人的威胁和声明对我造成的压力。我的一个错误就是指望她们能够了解这点：她们的确知道我的处境，因为那一周我们谈过五角大楼派120人与维基解密斗。所以，我不是一个可靠的男朋友，甚至都不算一个特别关心人的性伙伴，因此问题初现端倪。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从一开始就被盯上了。
我住在A家的一天晚上，她没回家，她说之前与一位正在写我的记者上了床。我觉得很是蹊跷，那个男的又是谁？不过我自己也不是就守着一个女人，而且我们很明显是非常随便的关系，不过星期五早上我离开时，的确注意到她举止有点奇怪。当天晚些时候，唐纳德·博斯特伦打电话告诉我，他刚和A交谈过， A之前刚和W交谈过，W告诉A她在医院里。我一下子就懵了。两个姑娘彼此来往，其中一个还在医院？我那些手机都完全用不了，但用其中一个接了唐纳德另一通电话，他这次又引用A的话，提到W、警察和DNA检测的事情。我纳闷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所以我给W打了电话，她对此完全否认，说她提到警察，可能只是因为想咨询他们关于检测性病的事情。
W想让我立刻去医院检测性病。我说我那天不行，有要紧事要办，第二天可以去，她说可以。然后她问我是主动给她打的电话，还是因为我之前和A通了电话。此时事态已经非常荒谬了。唐纳德一遍又一遍给我打电话，说A想帮我处理W的情况，我就说： “不用了，没事。我已经和W通了电话，明天见她。”整个事情非常荒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你说我说越来越乱，使我起了很大疑心。我又和A通了电话，问她警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不知道瑞典的情况：瑞典人可以就性病和类似的事情直接咨询警察，没什么要紧，也不算正式投诉。这时也许我应该对事态发展疑心更大一些，可是我自己当然清楚没做坏事，所以完全没料到接下来会与警察打交道。
我想再向W核实一下情况，所以把一个手机充满电，下午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我需要自己静一静，所以当晚住进了一家旅店，开始为瑞典报纸专栏写第一份稿子。大概六点半左右，我刚写到 “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这句，顺便查了下推特，发现警方因双重强奸对我发出逮捕令。一开始我觉得肯定是小报垃圾，凭空捏造的。我只想到，这些报纸还能再下作一些么？诽谤一个人还有没有底线了？随后我在一家更严肃的报纸网站上也看到了逮捕令，才知道是真的，一瞬间全部信念体系都崩溃了。
回过神之后，我意识到我是刷信用卡住进旅店的，有好几个人也看到了我，我必须立刻离开那里，准确评估形势，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一定记住，当时我对什么事情都疑神疑鬼，各种阴谋论统统相信。我无法想象A和W竟然会采取这种行动，也死活想不通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所以我离开旅店，上了火车，去瑞典北部一个朋友家。我不可能去找警察，因为我深信警方肯定在四处撒网。整件事情太不真实，太出乎意料。此时此刻，很难判明到底是我被陷害，还是两个姑娘心生妒意，因为坦白地讲，当我静下心思考，与朋友讨论之后，我当时觉得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但我清楚肯定是其中之一。
我没有强奸两位女性，也无法想象我和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两人发出如此指控，除非是事后起了坏心，两人合谋陷害我，或者两人之间产生了重大误会？我也许有点大男子主义，但我不是强奸犯，只有扭曲的性政治才会将我打造成强奸犯的模样。两人都自愿与我发生性关系，并乐意在事后和我共处。这就是全部事实。
然而，在现代瑞典，光有事实并不够。某些方面，可以将瑞典视为一个与欧洲其他部分隔离开的地方。瑞典传统上趋于中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人口不到1000万，国家由斯德哥尔摩的几家强大机构管理着。瑞典因政治稳定、民众齐心而闻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都主宰着全国政治。然而局势一直有所变化，而且并不能肯定是向好的方向转变。2001年，瑞典在社会民主党的带领下，出兵阿富汗，打破了之前近二百年不向海外派兵参加军事行动的传统，这反映出瑞典开始远离之前的外交中立政策，逐步向美国靠拢。后来我们在电报门事件公布的一份文件 “电报09-141”中披露，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清楚说明了在计算机文件分享和政府监控计算机通信等问题上美国施加的压力和瑞典的顺从。还有更糟的，2006年人权观察公布的一份报告表明，瑞典与中央情报局合作，非法引渡两名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难怪，2010年12月我在伦敦被捕的当天，英国 《独立报》发文指出，瑞典政府早已与美国私下交谈，讨论将我从瑞典引渡至美国的事宜。
两位女性的律师克拉斯·博里斯特伦担任社会民主党的性别平等事务发言人。这里我必须满怀敬意地承认，瑞典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绝对女性主义进入主流社会的国家。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女性主义原则的考虑：尽管女性运动传统上是反战的，可是瑞典人谴责 （可以理解）塔利班对待女性的行为，并支持 （难以理解）以轰炸方式来反对塔利班。老一辈瑞典女性主义者经常提到 “国家女性主义”的概念，直到最近， 2011年2月份左右，瑞典媒体才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我的案子，思考本案是怎样反映出瑞典的体制和瑞典人自己的斗争的。
A这几年来在瑞典是一个颇有抱负的政治人物。她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人脉很广，在社会民主党内也有很多关系。在党内，她是兄弟会的主要成员，我8月来瑞典就是该组织安排的。起了什么事端先不说，令人担忧的事件马上就出现了。我得知，A已经删除了与我有关的推特短讯。她最后一次公开的推特短信是2010年12月12日发布的，其中写道：
现在的事让人烦透了。还有没有完？不管怎样，我要对（阴谋）理论家说， “另一个人”（W） （和A）一样坚持自己的说法。
《快报》于2011年3月10日披露，第一个与W交谈的警官是A的朋友。而且，两位女性去找警察后的第二天，A 接受《快报》采访，否认她和W都害怕我。她说我不是个暴力的人，而且我和两人的性关系都是自愿的。警局档案表明，两人最初都不是要投诉我，只是想咨询性病而已。她们曾说，她们在电话上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立刻接受性病检测，就去报警。两人的律师克拉斯·博里斯特伦在小报 《晚报》上一篇文章中指出，两人一开始去找警察时不是为了要举报我，只是为了让我接受检测。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2006年A在一篇名为 《强奸？》的博客中，描述了一个场景，最后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性行为开始时女性是自愿的，那么男性最后却被判强奸的案子，到底历史上有没有？警官与两人的面谈没有被录下来，完全没有遵守警方推荐的规程。连检察官玛丽安娜·尼都认为，本应有面谈记录，这话是她针对新性犯罪法向司法当局的发言中说的。W的朋友的证词表明，W只想知道是否警察能迫使我接受艾滋病检测。直到正式报警之前那段时间内和W一直保持联络的一位证人指出，W当时觉得好像她被一些有背后动机的人左右摆布。这就与2010年8月21日 《快报》一篇文章引用的A的故事有矛盾之处，文章称，是W主动找的A，因为W想报警指控我强奸，A对她表示支持，因为A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泄露出的一份报告 （还未得到W的证实）指出，面谈警官中途打断面谈，因为她发现面谈刚开始不久，警方就下了逮捕令，这让她无法集中精神完成面谈。就本案接受警方面谈的W的朋友 （M. T.）透露，W觉得她受到了警方和周围人的 “逼迫”。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不过还是算了吧。这里不是全面重申被告方辩词的地方。我只想说，在我看来，指控又荒唐，又阴险。我准备了一份长达46页的报告，对本案、声明和矛盾之处做了详细阐述。报告秉承了科学式新闻的精神，分析虚假事实是如何一步步经过沟通体系，最终形成绝对谎言，对当事人造成威胁的。
之前说过，我在斯德哥尔摩那一周的行为并不算体面，但强奸指控对我的污蔑已经毁了我一年的生活，对我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由于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建立在正直和道德行动之上的，对我的污蔑一下子成了我敌人的利器。就在写这本书时，我正处于英格兰乡间一名保释担保人的家中，夜晚禁止外出，腿上戴着电子铐。电子监视设备的使用可以追溯至1983年，是因为一位名为杰克·洛夫的新墨西哥州法官在漫画中读到恶棍将电子追踪装置安到蜘蛛侠身上而获得的灵感。我就像 “老蓝”一样，人生比虚构作品还奇怪。我没有收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与 “他双手沾满了鲜血”异曲同工，在搜索引擎内输入 “朱利安·阿桑奇强奸”几个字，会找到400万条搜索结果。强奸指控提出，撤销，再提出，从头到尾我都因为2010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和两名女性自愿发生性关系这么罪大恶极的事而受到了法律制裁。
他们想让我见血，也成功了。我不会再为各位挖掘更多细节，各位已经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按理说，自传通常不会花这么多篇幅来讲这么古怪的事。以上事情都发生了，应该有人讨论，但我绝对不想说了。在我工作生涯中最风光得意的这一年，怎么不是火车撞车，怎么不是突然皈依摩门教，怎么不是其他莫名其妙的事件吸引我的注意力，反而是双重强奸指控，关于此事，我能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除此之外，生活其他方面还算正常的部分仍然运转着。发出指控后，我在瑞典又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什么动静也没有，瑞典检察机构似乎也没有找我谈话的意思，因此我坐上了开往英格兰的飞机，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很快欧洲逮捕令就会杀上门来，但现在是与提心吊胆的合作媒体携手准备电报门的时间，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件曝光行动铺平道路。
[1] 本丢·彼拉多：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行政官。
[2] 瓦努努：以色列科学家，曾因泄露以色列核机密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