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电脑什么配置都没有，也不自带程序。这种质朴的记忆，今天玩着第一台计算机的小孩子们可是再也体会不到了。现在的计算机都预装各种软件，图像花里胡哨的，而想当年只是在金属上套了一层塑料而已。你在这种美妙的虚无中打字，接受思想的洗涤。计算机功能仅供打字之用，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少年就像探险家一样进入计算机空间，渴望发现新大陆。就像数学有原子领域一样，计算机也有自己的空间，还有一套可能的法则，待人慢慢发掘。所有关于操作与副作用的法则和模式都需要去摸索。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仅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学会从事拥有无限可能的事业。你可以设置无限指令，让计算机一直重复打出 “你好”。当年轻人发现如此强大的力量时，激动之心自不必说，这甚至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革命性的撞击。
然而，你的思想必须要保持清醒。计算机不会替你思考： “我要让计算机数数”和 “你应该这样数数”是不同的。身为计算机宅男的我们，做事变得愈发精准。学校没有教我们这些，家长也没有教我们这些。我们是在熟悉计算机的过程中自己发现的。当然，一些人除了打打游戏外并没有其他追求，我对此并不反对。但有一些人却渴望将我们的思想注入计算机，创造出新东西。我们开始写程序，也开始破解程序。
不管家搬到哪里，我都会带着一张计算机桌和一个磁盘盒。计算机世界对我来说就像天堂。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会给你一种无限感，然后低头看看面前的计算机，不由得想：无限也存在于这里，而且比宇宙近多了。起初的计算机知识很多来自撰写计算机使用手册的人。写得好的手册找起来并不容易，我们找到信息后就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少年地下组织，组织松散的各个团体获得某些信息后会与其他人分享。不久我们就发现，这种做法并不是只有本地或澳大利亚才有：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这样一种亚文化，修改软件公司发明的计算机程序，破解密码，复制拷贝给朋友。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求迎接挑战时带来的快乐。编写程序和破解程序的人仿佛在彼此竞争，不同在于写程序的人年纪在二十多岁，就职于公司，而我们则躲在卧室中对着屏幕哈哈大笑。
写程序的人是权威。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见过面。他们有时会在软件中隐藏一些信息，必须设法绕开层层加密才能看到，有时程序还会在我们试图破译的时候对计算机发起攻击。我们与计算机的关系在思想进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以很快的速度学会了许多东西，也清楚我们有能力教计算机在人的指导下拓展性能。我们与初期软件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其实也加速了计算机的发展：我们也许是仇敌，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推动了计算机技术发展，或许这和下盘好棋是同一个道理。
我开始编写程序。多年后，有些人认为维基解密纯粹是在搞政治。但我们主要强调进入计算机智能逻辑，以及与计算机智能精确对接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很大程度上来讲，自从远古人学会在卧室四面筑起墙来，直到今天世界其实还是老样子。计算机力量的终极限制并不是由焊接部件的中国工人简单决定的，而是写进了计算机的核心本质。阿兰·图灵当年发现，只要人能在纸上写下精确指示并传给另一个人，那么计算机也可以照做。我们对该理念推崇至极。有人提到该理念时可能会很激动，但其实，只要人类在无穷想象力的推动下让发明创造充分发挥潜能时，这也是必然的结果。通过破解代码，我们让代码更加进化，通过编写代码，我们让代码更难破译。这就形成了带有一丝讽刺意味的循环，专好这口的少年对此欣喜若狂。每晚都是一场新的冒险。
我开始陆续收到从海外寄来的磁盘。美国、瑞典、法国的新朋友破解代码后，将东西寄给我，我也自己尝试破解。邮寄费用为零，因为我们以聪明的办法再次使用邮票，顺利骗过邮局。世界瞬息万变，不断涌现新的事物，文明的进步在手指间、键盘上游走，活在这个时代真好。我当时只有16岁，但人生已悄然绽放：毕生事业、工作技能、亲密友伴、人生激情，这些全都在同一时刻被我找到了。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的确有些年少轻狂，但男人在少年阶段就应该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意气风发，一发不可收。
可以说，当年的澳大利亚仍被视为穷乡僻壤。文化上畏畏缩缩，总有一种永远徘徊在欧洲文化和美国生活主流边缘的乡下感觉。在某些方面（后来影响深远），我们对此表示反对。当时我虽然和家人住在墨尔本近郊，但是已经打入计算机黑客精英群体。我们觉得自己稳坐在大千世界的正中心，与柏林或旧金山的前沿计算机达人平起平坐。墨尔本自一开始就在世界计算机业颇有名气，我们正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对技术发展一直持有全球化观点，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位处偏远乡村。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引领世界，位于人类文明最南端还能这么想，真是令人振奋。通常来讲，澳大利亚就像是英国文化海洋中的一片潟湖；我们受到不列颠文化的熏陶，孕育出一种大国式的殖民价值观。国情如此，当我们冲锋陷阵时，必须要拿出国王的派头来英勇战斗。墨尔本黑客的心态正是如此，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我们完全没觉得自己处在主流之外，我们自己就是主流。自信（不管多么短暂、多么错误）通常是创新的源泉，因此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世界的主宰。17世纪的平等派希望将落后的土地转变为政治斗争前线：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记录下《颠倒的世界》。克里斯托弗·希尔描绘了一群 “没有主人的人”，逃开贵族统治，可以随心所欲做叛徒或亡命徒。我之前那些地下黑客组织的朋友们肯定会喜欢平等派人士威廉·厄伯里的话： “傻瓜最明智，疯子最清醒……如果疯狂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那么这就是疯人院之岛……来吧，让我们一起疯狂。”
那是个新点子、新能量、新行动的时代。因特网人民主权的理念、网络空间 “满溢自由”的理念仍然离现实很远，须艰苦奋斗才能实现。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们本可以借鉴弥尔顿对非暴力不合作的完美诠释： “这样的国家绝不会变得迟缓沉重，而可拥有敏捷的创造力和锐利的灵魂，敏于创新，健于言谈，充分企及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
我们当年既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但心里明白，我们已经接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坐在位于郊区的卧室中，足不出户就可以连接到全球计算机网络。 “旋风来自北方。”平等派的英雄们歌颂道。也许吧。但在现代这个颠倒的社会中，也可以说旋风来自南方，让澳大利亚也扬眉吐气一次。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了，我们体内蕴含的能量（即便是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到向无形权势争夺自由的宏伟战役之中。我们之中有些人幻想着未来会感谢我们，他们可想错了。等待着异想天开者的，是监狱。
使我真正醒悟的，并不是计算机本身，而是调制解调器。第一次将其拿在手里后，我很清楚过去已经终结，旧事物已经消亡。澳大利亚和全世界都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一切都结束了。我当时大概16岁，这样一个拨号慢腾腾的小盒子让我看清楚了世界。因特网出现之前，全球计算机亚文化是通过电子布告栏系统完成的。比如说彼此隔离的计算机系统建在德国，你打电话进去，交换信息和软件，这样一下子就都连通了。当然，国际长途话费总是一个问题，但有些朋友成了操纵电话线的高手。这些人被称作 “偷打长途电话者”（phreaker）。总有人乱说早期的黑客从银行偷钱什么的，我认识的大多数黑客只对赚点免费电话时间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从中发什么财；然而，整晚整晚地与全球高手切磋，这又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啊。不断探索发现新事物，也带给人遨游无限的美好感觉。
调制解调器到手以后，短短几天内我就写了个程序，要求我的猫去寻找其他的猫。它搜索了澳大利亚各处的中央商务区，也走遍了世界各地，寻觅其他拥有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我心里早已清楚电话线的那一头存在着丰富多彩的事物，我只是想看看这些数字能够将人带往何方；对数字运算如此着迷，我俨然成了一名数学家。并不是说当年的我觉得这有多叛逆：我只是想接触外界，探索未知，同时又不禁感觉自己驾驭着新的潮流，将工业文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控在手中。这么想的确是有些自大，但我心潮澎湃，根本无法压抑自己激动的心情。计算机技术非常复杂，但我们却很单纯。在我们很多人眼中，我们就好像是闯进采石场或废弃楼宇的孩子。我们在内心的驱使下必须要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必须要在冲动之下爬过围墙，进入内部。进入成人的世界、准备好发起挑战，这实在太让人激动了。
黑客行动就这样开始了。当面前竖起一道屏障，将我们拒之门外时，自然而然地就想越过屏障。很多壁垒都是出于商业原因建造的，为的是保护利润流，但对我们来讲，也是智慧的决斗。后来我们也意识到，很多屏障是出于邪恶的动机建立的，为的是限制人的自由，控制真相传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 “利润流”吧。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攻破某些公司的商业壁垒，胜利的果实让人欣喜若狂。这就好像是下象棋第一次打败成人。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不理解我们的喜悦，因为这是创造的喜悦，是对事物了若指掌并使其焕然一新的喜悦。黑客行为在我们眼中演化成创意事业：黑客能够翻越保护权力的高墙，改变社会。对那些运营世界计算机系统的人而言，将大众拒绝在计算机系统之外能让他们更有效地施加控制，这和奥威尔笔下的政府控制是一个道理。随着我们这群年轻人探索世界，目标自然而然就被放在了这些人的身上。
当然，当时各国政府计算机系统的先进程度与该国的财富和军事实力成正比。我们觉得最有意思的计算机网络是X.25，大多数国家借助该网络运行其机密军事计算机网站。世界各地约有八名黑客发现并分享了进入代码：亲眼目睹了政府和企业在此类网络中的合作，我非常震惊。与此同时，全球黑客精英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我年近二十，柏林墙不久就会倒塌，在世界各地掀起变革的浪潮；每晚的电视节目上，都能看到意识形态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其实已经在改变着世界。电视关上后，父母入睡后，一队年轻的计算机黑客闯入网络，在我看来，他们为了转变个人和国家之间、信息和统治之间的关系而辛勤努力着，与现实世界中的砸墙者遥相呼应，联手打破旧秩序。
每位黑客都有个代号，我的是 “门达克斯”，取自于贺拉斯的 “splendide mendax”，即 “高尚的虚假”，也可以理解为 “愉快地欺骗”。躲在假名后面伪装，隐瞒我真正的身份和地址—住在墨尔本的少年—这样我就可以更加真实地宣告自己的真实身份，实在是太妙了。到了现在，计算机工作占据了很多时间，我开始染上黑客症：不睡觉，打破砂锅问到底，一根筋，精益求精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等我出名时，有人很喜欢宣称我有亚斯伯格症，要么就是我有某种程度上的自闭症。我不想揭穿他们，所以就假设我真有自闭症吧—其实，所有的黑客都有一定程度的自闭，而且我认为所有人都有一点点自闭。但从十四五岁一直到十八九岁这几年，凡是在我看来没有重大突破性的事物我都很难投入进去。家庭作业写得非常痛苦，日常对话也让人无法忍受。某种程度上，我其实是故意屏蔽本地的噪声、本地的天气，为的是将心思调到国际频段，收听外界的信息。我们面前有千百种任务，痴迷于探索早期网络，即 “因特网”之前的互联网。美国有个系统叫阿帕网，最开始只能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内登陆。我们就借助这条渠道进入了系统。每一步都在非授权的条件下进行，将思想延伸至世界另一头，实在是太过瘾了。首先你要入侵大学的计算机系统，然后再退出去。进入内部时，你要入侵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个计算机系统—我当时通常会选择五角大楼第八指令组的计算机组。你要深入该系统，将其占领，将你的思想从乱糟糟的卧室一直投射至整个系统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你还要努力学习系统原理，比身在华盛顿的人还要熟悉该系统。整个过程就好像你将自己远距离传送至五角大楼内部，在楼内闲庭信步，接管大楼事务，仿佛身处电影之中，对坐在一排排雷达屏幕前挽起衬衫袖子的临时演员发号施令。爽死了！不久，我们便从幻想中清醒了过来，发现一些全新的未来元素正在测试之中。虚拟现实曾经是科幻作品的主要看点，而现在已经成为真正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年的我们每晚孑身一人前行在信息高速路上时，就已经体验到了虚拟现实。
虚拟的世界无限宽广。虚拟的世界孕育着无穷智慧。你从心里希望与修路搭桥的人头脑相连。你想要了解他们思想的构架，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这段时期的工作让我看清了权力运作的方式及权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手段，为多年后与权力抗衡做好了准备。奇怪的是，你其实并不觉得是在打劫，也不觉得是在犯罪或反叛。你觉得是在挑战自己。很多人对这点无法理解：他们觉得我们要么就是贪财，要么就是幻想着某天能霸占世界。他们错了。我们希望的是了解自己思想的范畴和能力，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为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充实，尽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所有人其实都会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漆黑的夜路上会遇到陌生人，偶尔你也会在网络中撞见敌手。我估算当时全世界的精英黑客有50人左右，其中既有敌手也有兄弟，都从事着高端黑客行动。一个普通的夜晚，可以看到比如一名澳大利亚黑客与一名意大利黑客在法国一家核设施计算机系统中交谈。身为年轻人，这种双重体验非常刺激。白天你上街去超市，见到熟人。在熟人眼中你只是一个懒散的少年，而你清楚自己昨晚是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系统内部度过的。从根本上看，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在和将军通话，与权贵角力，不久后有些黑客就开始觉得我们已经触摸到各自国家政治领域跳动的心脏。我们当时的感觉并不是邪恶，而是相当自然。感觉并不是犯罪，而是解放。最终，除了高超的计算机技能之外，我们并没有觉得了不起到谁都要服从自己的地步。计算机被我们彻底征服。我们眼看着五角大楼和花旗银行，说： “那里已经进去过了。系统都非常熟悉了。现在系统的一部分已经被我们占据。我们已经将其夺回，与大众分享所有权。”
每夜每晚的侵袭中，从来也没有人伤害过别人，也没有造成过任何损失，但我们没有天真到认为当局也会这样看。大概198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摸索一些案例，为通过新的《计算机犯罪议案》投石问路。这下子必须要小心行事了。我曾经把磁盘保存在蜂箱里，因为我坚信犯罪情报局的探员在四处 “蜇”人的同时不敢冒自己被蜇的风险去拿磁盘。
我有几位极有天赋的黑客朋友，分别是凤凰、特拉克斯和头号嫌疑人。后两个人也同我一道成立了名为 “国际颠覆者”的组织。每晚我们袭击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NASA、五角大楼等机构。有一次，海外电信委员会的密码是我装成其工作人员给珀斯办公室打电话骗到的。我一边讲话，一边用录音在背景放出复印机的呼呼声、键盘的敲击声、对话的嗡嗡声等杂音，为骗局营造出一种办公氛围。听起来挺有趣的，现在想想也的确挺好玩。我们曾觉得自己像闯进自然保护区探险的登山者，但新法案通过后，一下子变成了刑期可高达十年的罪犯。我有些朋友已经被抓获，我清楚自己被抓只是时间的问题。
真来人的时候，是我弟弟开的门。他只有11岁[1]，什么也不懂。万分幸运的是，我当时不在家中。警察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试探一下。很多人谣传黑客从花旗银行盗取钱财。胡说八道。我们考虑的是为了运行计算机而偷电，考虑盗用免费电话和免费邮票，但绝不会涉及钱。与偷钱恰恰相反，我们很小心地不在入侵的路径上造成任何损失。入侵某个系统时，我们会在退出途中修复路径，经常留个后门，以便下次入侵。
政府开始一天24小时监听某些黑客的电话。形势很怪异，这种怪异也渐渐渗透进某些年轻黑客的个性中。有些黑客的确很怪异，成长于今天我们所说的 “不健全家庭”，不但被上瘾的问题折磨，伪装自己也是家常便饭。我其实就是这种出身，而我还算是强迫症没那么严重的。举个例子，我朋友特拉克斯一直行事乖僻，似乎还患有焦虑障碍。他讨厌出门旅行，基本不来城里，有次还提到看过心理医生。话虽如此，我一直觉得最有意思的人通常都有些与众不同，而特拉克斯两者兼顾。
通过黑客行动，我们能接触到其他不希望被常态束缚的年轻人。我们希望走自己的路，有一种质疑权威的本能。拿我来说吧，我这种本能是天生的。我们出生在一个放任个性的社会，但我们这代人对 “放任”的概念有更大的质疑。我们不喜欢60年代针对自由的心理学胡话（我父母当年也不喜欢，他们觉得嬉皮士的政治意识低得可怕），我们要做的不是反抗暴权，而是要将其彻底赶下台。如果说我们真的具有颠覆性，那么也是自内而外的颠覆。我们与掌管着计算机系统的小伙子们拥有同样的理念。我们对计算机语言了若指掌，也破译了他们的代码。慢慢地，这就变成了一个如何跟随事态必然发展的问题，依照我们发现的规律行事，探索如何能够让社会担负起责任。1988年，正值澳大利亚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全社会自信满满，家庭计算机走入千家万户，流行文化百花齐放，我这类人也感到惯于投放炸弹、购买军火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应该被颠覆。我们成熟得很快，准备好干一场硬仗。当局也已经盯上了我们。
可以说，我的政治敏感度要高于很多朋友。我以前一直相信，现在也深信不疑，暴虐势力的主要力量源泉就是它能够秘密地行使权力。不久后，在计算机系统内部的经验便让我意识到， “秘密”地带也许正是反抗暴虐势力的最佳地点。我们借助黑客行动开了个好头。我们在虚拟空间的嬉戏引发了如此歇斯底里的反应，再加上新法律的实施，不禁让人意识到，我们一定是发现了统治阶层隐藏秘密的基本手段。各国政府害怕了，大街上抗议游行、隔路障投掷汽油弹的人都没有让他们如此害怕过。因特网带来了新的反叛模式，用简单的科学唬住了腐败权贵，向世界宣布： “你再也无法控制我对你的看法了。”
1990年，澳大利亚有条新闻标题名为《分享磁盘与共享针头一样危险》，竟将分享信息比作艾滋病传染，我们从那以后也一直受到这样的攻击。我们被称作内德·凯利[2]，被称作罗宾汉，还被称作蒙古骑兵，但其实我们是年纪还不到20岁的少年，探索世界运转的方式，质问为何有些势力会欺骗大众。我们摸着新技术发展的脉搏，当机会出现时，运用自己的知识为正义和公理而奋斗。但很多人并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各地当局对我们恨之入骨。我这一生中被太多的人说过：将他关起来，让他闭嘴。
20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当年的我是多么的躁动不安。当时我以为年轻人就应生活在高压下，因为从差不多十岁往后我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宁静的生活。非法入侵的活动规模太大，我不禁开始吓得发抖。我们还只是孩子，与我们做斗争的势力太过邪恶、太过强大，最后我们终于意识到，不仅会被警察突袭，还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创伤。世界充斥着歌利亚[3]，我们是弱小的一方。时间能让你看到（时间反正已经让我看到），当权势被逼入死角时，会用尽各种手段诽谤、报复我们。你需要坚守阵地，及时纠正错误，鼓起勇气，牢记历史上凡是挑战腐败权贵的人都曾被公开恶意中伤。对我的恶意中伤几近滑稽，但对当年一个害怕被铐上手铐的少年来讲，这一切都让我心神不安。警察造访妈妈家之后，我感到神秘势力越来越接近。我删除了所有磁盘数据，烧毁一切文件，和女朋友一起逃离了郊区，搬到市内做了占屋族[4]。逃亡生活又一次全面展开，自此再也没有停下来。
[1] 此处可能为笔误。据上下文，阿桑奇弟弟这时应七八岁。
[2]内德·凯利：澳大利亚历史人物，反抗当局，杀害警察。
[3]歌利亚：圣经中巨人。
[4]占屋族（squatter）：指擅自占用空房子或土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