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人来讲，童年的回忆与那时的天气是一体的。一提到童年，我总会想起头顶那一片无垠的蓝天及闷热潮湿的天气。皮肤上那总是黏糊糊的感觉，热带草原夜晚的凉爽感至今依然挥之不去。我出生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的汤斯维尔市，大树和灌木沿着海岸郁郁葱葱，海边能够眺望到磁岛。夏天一到下雨时节，人们就做好发洪水的准备。现在想起来，童年的故乡还是很美的。天气里的那股子热劲深入骨髓，一辈子也不会离去。
汤斯维尔人住在郊区，很多人实现了拥有一栋小房子再加一辆小车的 “澳大利亚梦”。60年代后期，附近有座陆军基地。当时人口约为八万，地方经济主要是羊毛和制糖，或其他地方运来的矿物木材加工。不知为什么，当地有很多意大利人，不少在甘蔗农场里做活，我记得他们之间非常抱团，意大利语还是当地第二大语言。很大程度上，汤斯维尔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地方，市民勤勤恳恳，老实憨厚，一年到头的大太阳照得人懒洋洋的。澳大利亚本身就算世界的偏远地区，而这里又算是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我妈妈那辈人反正就是这么看的。她非常想出去看看世界，或者至少看看世界的变化。那是1970年。
那一年，我妈妈买了辆摩托车。她聪明机灵、点子多多，但无聊的中学生活让她快要窒息。很快便迎来了18岁生日，于是她跳上了摩托车，这位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姑娘竟然骑了2000英里一直到达了悉尼。她骨子里还是个乡下女孩，后来她也对我承认，初到悉尼，她一下子不知所措。但瞬息万变的世界并不等人，人生就在她眼前铺开。有一天，她站在帕丁顿的牛津街和格伦莫尔路交叉处的维多利亚陆军军营对面时，突然有一大群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人群从她身边过去，就像一幅现代历史画卷般在她面前展开。她对反战抗议并不了解，但很想加入这激情洋溢的人群。她站在街边，耳边忽然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那是一位留着八字胡、富有教养的27岁男子，问她是否和别人一起来的，听到她说 “不是”后，便拉起了她的手。
约有6万名澳大利亚士兵参加了越南战争，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500名士兵丧生，伤兵3000名。1970年5月，就在我父母邂逅那段时间，澳大利亚的反战运动达到了高潮，约20万名反战示威者在各大城市游行，因为当时的法律不允许无照发放传单，很多人还被抓了起来。澳大利亚人谈到历史时，经常将70年代称作 “抗议年代”（同性恋游行也是1973年在悉尼开始的），我的父母—那位聪明机灵、点子多多的姑娘和走进她生命中的那位富有教养的示威者—便是彻头彻尾的抗议者。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保守的社会，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还真是有些戏剧化呢。我肯定也从母乳中继承了一颗反抗的心，深信 “特立独行”是唯一有权指导人生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精神孕育了我的一生。
1971年7月3日，我妈妈被送到汤斯维尔的巴塞尔医院，下午三点左右，我出生了。按妈妈的话说，我当时一头黑发，圆圆滚滚，大吵大闹，长得像个小爱斯基摩人。
别人都说，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克里斯蒂娜（也就是我妈妈）都不喜欢别人指挥她做事，年幼的我很快也继承了这个脾气。外婆还记得我当年是个整天异想天开、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我不想和她争辩，但我觉得可能我小时候就对汤斯维尔陆军基地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总之，外婆会一边放着玛丽亚·法兰度里那绕梁三日的希腊曲子，一边摇着摇篮，很快我就会安静下来。我几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将家搬到了磁岛的一所小房子，窗外伫立着婆娑作响的芒果树和桉树。
很抱歉这里写得像多愁善感的普鲁斯特回忆风格，不过从小妈妈就教我用感官来感受这个世界。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能浮现出她在摇篮上方悬挂的五彩围巾。光线透过围巾，将斑驳的阴影投射在我的手和腿上。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妈妈将我装在吊兜或背包里，带我去各地玩，我特别喜欢那个小背包，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帕帕。我觉得早期童年非常重要，是培养孩子好奇心的关键时期。妈妈既让我的世界充满爱，也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她在这方面非常拿手。这样的家长不是人人都有的，有些父母在孩子还没学会张口说话前，就把孩子的性格压瘪了。磁岛本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磁岛是一个自由至上的地方，一个约千人乐在其中的伊甸园，一个将与外界格格不入的人尽情收纳怀中的岛屿。你可以批评它只是一个绿树成荫、被外界遗忘的嬉皮士乐园，但它对我童年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就像南洋杉或棕榈树一样，儿童生长的环境会塑造他今后的一生，磁岛永远会在我的心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为什么？”小时候特别爱说这句话。我不喜欢被关在摇篮围栏里玩耍，但是对妈妈摆放在围栏里的书很入迷，慢慢地就学会了读书。首先是瓢虫出版社的儿童读物，然后是人猿泰山、苏斯博士和《动物农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搬家，但最后总会回到磁岛上—当初正是詹姆斯·库克以为岛干扰了罗盘，才取名为磁岛。我两岁的时候，妈妈认识了一位名叫布雷特·阿桑奇的男子，他是音乐家，巡演剧团成员，和妈妈结婚后待我很好。我的家庭活动很多都是在户外进行的。我们天天游泳，后来我和外公还在桑登河和鲨鱼海滩一起钓鱼。我还记得和妈妈一起骑车从山上一路冲下，伸出双手摘从头上呼啸而过的水果。我们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跋涉到另一个地方，我总是有一股子探索的精神， “为什么”这句话一直挂在嘴边。我父母对 “为什么？”并不躲避，总会列出种种可能性，让我自己决定答案。
等我到五岁时，就已经在很多地方住过了。对我们而言，北昆士兰就像是一个流动的家：不管走到哪里，熟悉的天气似乎都会尾随而至，我旺盛的好奇心也一直没有减弱。妈妈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忙于做个活动分子，但她非常清楚变革拥有强大的力量。当时在阿德莱德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挨家挨户宣传禁止铀矿开采。因为渔网给海豚带来的伤害，我们家再也不吃金枪鱼，后来当捕鱼方式在社会抵制下终于被迫有所改善时，我们欣喜若狂，觉得这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还有一次在利斯莫尔，妈妈因为参加了阻止雨林砍伐的抗议活动，被押进牢里关了四天。她的那次经历以温和但坚决的态度给我上了一堂政治活动课。我们深信，只要努力，变革总是可能的。
与此同时，我也展露出了残忍的一面。童年的我很像汤姆·索亚，一天到晚在户外玩耍，学习如何掌控周围环境，征服危险。年幼的我很喜欢玩放大镜，总是拿着镜子在灌木丛中游走。我残忍的一面是展现给糖蚁的，这些家伙在地上爬来爬去，经常就在放大镜下被活活烧死。蚂蚁会爬上裤子咬人，最糟糕的是绿色树蚁，它们出没在澳大利亚树林和低地，不仅咬人，还从腹部喷射出灼人的液体，洒在伤口上。蚂蚁的种类数不胜数，但在我的小脑瓜看来，谁都躲不过我的放大镜武器。放大太阳的力量来惩罚敌人，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了。五岁男孩和蚂蚁之间的永恒战争就这样在我身上得到了延续。
除此之外，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其他方面的敌意。我父母隶属一个小型巡回剧团，四处表演剧目，后来还加上了木偶戏—我猜，他们应该算是所谓的波西米亚人吧。父母都是反战人士，也参与过反战示威。既在城市中栖息过，又熟悉乡间生活。他们的心态和世界观与昆士兰的传统社会并不相符，尤其是与非嬉皮士大相径庭。妈妈做过模特，当过演员，两人也一起设计过舞台，还曾通过朗读图书赚过钱。在有些人看来，这根本不能算是正经的生活，这让我对偏见也有了最初的认识。我们又一次回到了磁岛，在山里找了间小屋住下。空气总是感觉黏糊糊的，炎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在有些方面，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反应，也给心理造成了影响。今天当我想起岛上那所房子时，我就会想到人们在天气的制约下对自己施加的束缚。当年我们的一些邻居就是这样被束缚住了，尤其是在面对我父母的自由心态时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父母有把枪，用来对付山里的蛇。比如，浴盆中就时不时会出现条蛇。有一天我们爬山回家，却发现房子着火了。20多位当地人站在房子周围，眼看着火苗在游廊四周肆虐，却没有一个人伸手救火。突然间，屋内的弹药爆炸了。我还记得一个邻居放声大笑，嘲笑我们受不了这样热的天气。他们的反应给我的感觉非常阴险，而消防队则用了整整40分钟才赶到现场。这场火是我第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之前许多年的光影、色彩、琐事我的确也记得，但这场火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回忆。事件中体现出的人类复杂心态让我从此为之着迷。当地人似乎很乐于看到特立独行的人和敢于冒险的人遭到惩罚。我也可能是平生第一次注意到，权威机构会通过拖延行动来教训当事人，官僚主义会让人变得铁石心肠。他们就那样不管不顾，任凭火 “自然烧灭”，我似乎从中瞥见了邪恶在作祟。
地方政府的权力在这场火中表现得一览无遗，而我则被其深深触动了。当看到别人回顾一生，挖掘那些塑造其性格的节点时，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他装腔作势，很反感，但我身为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在写自传时，这样做还是情有可原的。自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对事物运作的方式十分入迷。刚学会用工具后，我就开始拆卸发动机玩。我造了很多木筏，还很喜欢玩机械积木。六岁时，我就试过造一个简陋的金属探测器。我最初的世界观就这样形成了：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发挥一下好奇心，造个新东西出来。
很早我便意识到，这其实是有为人处世的成分在其中。我喜欢召集一群人，不但可以共同做事，做事的同时大家还能找乐子。一个废弃了的大型板岩采石场曾经是我们的游乐场。原来里面开了个矿，但后来都荒废了：储物棚仍然没倒，拖运设备遗留了下来，棚子里面连开工日志和爆炸装置的有关工具都一应俱全。一群小伙伴常常到那里玩。现在想想，当年的我们也许将其看作是自己的地盘，一个逃离权威的管束，让我们独立存在的乐园。石头和废弃的棚子上爬满了四处流窜的蓝舌蜥蜴和石龙子，有时候还有沙袋鼠出没。采石场被竹林包围，我偶尔会一个人去探索竹林间的奥秘。我记得有一天特别炎热，我跌跌撞撞到了竹林深处。虽形单影只，但不停前进的步伐给了我无穷的力量，终于到达深处时，我掏出了小刀，在一根大竹竿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时隔八年后，我再一次回到了原地，惊讶的是，这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穿过了竹林，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当年回忆的美好。我的童年，大气，鲜活，深远，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之一。我之所以渴望揭开世界中隐藏的谜团，正是和童年的探索经历密不可分的。
我总共转了30多次学。我其实就是这样，人生的连贯性其实并不是体现在经常在哪里泊车、经常怎样缴费这种琐事上，而是一种风格和价值观的统一。我长大一些后，这种流浪者般的生活变得愈发不稳定，到后来妈妈和我几乎沦为难民一般。但一开始的时候，感觉极好。四处游荡的生活让我有一种人生会随时随地出现全新挑战的感受。
有妈妈和布雷特在身旁，心里没有一丝恐惧，我们全身心投入到一个又一个全新的体验之中。童年早期那段时光，我过得非常开心，陶醉在探索的欢乐及不守规矩的叛逆心态中无法自拔。
我带领的小团伙里，机灵鬼怪的点子也有，歧视和偏见也不少见。曾经有段时间，我们视意大利人为敌。当地的意大利人有个把地铺平的习惯。比如他们买下一座房子后，会将房屋四周争奇斗艳的簕杜鹃全部铲掉，把花园用板子铺平，上面再竖起古希腊多立克柱。我当时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现在想想的确是有些惭愧啊。在年幼的我看来，必须要坚决反对这种铲除花丛的做法。可能我是属于那种非要找个事情来反对反对的孩子吧。有一天，爸爸妈妈准备晚饭时发现西红柿不够了。邻居那家意大利人有好多西红柿，所以妈妈去问他们要，可是被拒绝了。这下子我可火了。第二天我开始在我家花园里挖地道，一直通向邻居家花园。不光自己干，还叫来几个小兄弟拿铲子和蜡烛一起挖洞。挖地道可不是轻松的活儿，但最后终于挖通了。我们悄悄地穿过地道，来到篱笆另一边的花园，偷走了两篮子的西红柿。我把一篮子交给了妈妈，她高兴得咧嘴笑了。我们静静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结果两个警察很快便找上门来，他们竟然也咧开了嘴笑。两人什么也没做，就是站在那里，时不时踮起脚尖，无聊地摇晃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犯事儿。我们把一篮子西红柿交了回去，西红柿事件顿时成为街坊邻里的笑谈。不管怎么说，我起码把另外那篮子藏得好好的，心里不由窃喜。
我也不知道童年的我究竟是性格古怪还是怎么的，但确实是一根筋。有次父母把我送到一所类似华德福学校的地方接受教育，学习充分表达自己。我记得当时学校里有一个滑板，一个讨厌的小女孩非要独霸。既然学校教育我们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我就拎了把锤子在她的头上敲了敲。这下子可闹大了。虽然她最后没什么事，但我还是被迫辍学。
全家人就这样不停地搬迁着。提到童年的学校经历，我一般会想起离布里斯班130英里的利斯莫尔。可以说利斯莫尔是当时澳大利亚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心，后来又成为背包客的圣地，寻求非传统生活方式的人纷纷到那里定居。1973年，有 “澳大利亚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称的宝瓶节在宁宾一带召开，很多人在音乐节结束后便留了下来，成立了许多合作社。我父母开办了一家木偶剧场。那些年间，反对大企业欺压的情绪在空气中蔓延着。地方乳业受到了巨头诺科的冲击，有 “大灌木丛”昵称的澳大利亚雨林被大肆乱砍滥伐，土地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伤痕。我小区里的人都非常关心社会公益，我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变得十分热心。我当时就读的学校坐落于谷尔曼加村。我很喜欢看到人，特别是男人能够挺身而出，坚持自己的立场，我的金老师便在这方面培养了我。我当时年纪还小，便已经觉得很多老师过于刻板拘谨，但金老师坚韧的精神让我敬佩。他精明强干，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安全。我觉得自己的个性虽大多来自于所谓的天生气质，但后天的经验也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这位好老师在我心目中就是精明强干男性的楷模。尽管如此，学校在我眼中还是无聊到死。我不是说自己有多么聪明，但我特别渴望能够学到东西，可是课程进度实在是太慢了。我记得曾经向神祈祷，求他能加快速度。我说道：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但如果真有，我愿意用两根小指来换使学校进度快一点。”
与此同时，我也很喜欢编造那些专门用来唬小孩的故事。我对这个还特拿手，编出一个又一个听起来像真事的故事，让小伙伴们听得如痴如醉。我很喜欢向伙伴灌输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一次我郑重其事地坚持说，如果流血的话，在泥巴里滚一滚就能彻底止血。当年的我，把大人们当作神一般崇拜，妈妈在我的眼中简直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但自然而然地，我慢慢发现其实成年人也是会犯错误的。当看到掌管大权的大人们只不过是手里有权力，但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时候，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真正的人生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亲眼看到大人们的冷漠，有时候还目睹大人们的暴虐行为。当年的澳大利亚仍然是个大农村，没有互联网，飞机一般人也坐不起，在学校做了错事会被鞭笞。我转过那么多学校，每次来到新地方，都会试着在新的学生等级制度中闯出自己的位置来。与此同时，我也试图将等级制度彻底颠覆。这就招致同学们对我施暴，针对我的偏见和不公待遇也时有发生：我自己有时候也带头闹事，这在澳大利亚乡下可是会很受罪的。有一次在一所学校，我不明不白地就被拖到校长办公室，因为某种神秘的 “违反纪律行为”被藤条毒打。后来才得知，学校有东西被偷，同学们都诬陷是我干的。
童年的我很喜欢读书，也喜欢玩磁铁。外公说我小时候总是背着一大包书去上暑期学校，其中包括一部厚厚的艾伯特·爱因斯坦传记。因为这个，同学们可能更加讨厌我了，但如果你没有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习惯，以后也不会在乎。物理的世界和头脑的世界在我的童年完美地契合，年幼的我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两个世界之中。可以说，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计算机的热爱，我的正义感，我对权威的态度等等都是由此而来。正是在谷尔曼加的这段时光孕育了我真正的人格。
童年时，我还有一些启发道德感的经历，它们对人格的发展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有一次某个地方召开反战集会，我父母主动为集会创作了一出街头剧目。妈妈用泡沫塑料造了把M16步枪，刷得漆黑，安上条肩带。继父从军事剩余物资店弄来了一套军服穿上，全家去肉店买了两品脱的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路人对我们投来的好奇目光。继父浑身泼上了血，后来因为那把假枪被警察抓了起来。此后妈妈还帮过一名搞游击科研的人研究澳大利亚马拉灵加沙漠地区核试验地的情况。1952年到1963年间，在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下，英国开展了 “大”、 “小”两种规模的核武器试验。 “小”型试验是指将核弹置于常规爆炸物中点爆或炸掉，或放在飞机上然后指挥飞机坠毁，造成的恶性后果远远超出政府当年公开的数据，放射物质扩散到大片地区。然而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却一直否认核试验对当地驻军或原住民有任何危害。这当然是个弥天大谎，但直到多年以后两国政府才公开承认。妈妈的这位朋友希望能够挖出真相，有一天凌晨两点钟，我们从试验地回来，开车载着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突然，他发现我们被人跟踪，于是赶紧下车，我们则继续向前开，不久就被联邦警察拦了下来。警官说，妈妈可以算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半夜两点还带着个小孩外出。他告诫妈妈远离政治，自那之后她真的远离了政治，但我可就不同了。
学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金老师虽然教会了我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是我的男性模范，但依然打消不了我觉得学校就是浪费人生的念头。也许我真的是天生就讨厌 “体制”，而学校对我而言就代表着体制。我开始违反学校禁令，蓄起长发。说来也奇怪，我这一辈子都因为头发被别人嘲笑和议论，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爸爸妈妈建议我剪掉一头乱蓬蓬的金发，也是为了让我自己好打理，但我就是不听，越反叛就越得意。不久之后，我就不按常理系鞋带了。我发明出一种复杂的方法，将鞋带绕在脚踝上，不系成蝴蝶结形状，而是打成一个结扣，后来还向其他孩子推广。接下来，我决定连鞋都不穿了，老师们立刻把我当罪人一样看待。只要一转学，我就是学校的新生。这种现象发生太多次了，每次都以新生身份面对新的同学，我需要通过叛逆的行为来扬名立万。我家没有电视，经常入不敷出，有时候全家还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洋白菜。我一向乐在其中，人生正因为这样才丰富多彩，这才叫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少年时期，我只有一段时间因为家庭背景而有些不好意思，不想让妈妈开着那辆废铜烂铁似的车送我去学校。但那只是例外，自卑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动物。别人因为觉得我家都是一群嬉皮士而嘲笑我们，但我们其实只是热爱自然，天生不爱随波逐流而已。曾经有段时间，我家养了一群下蛋的鸡，还养了三头羊供奶。宠物狗波斯争宠的对象是和我家一同周游四方的兽群：一头驴、一匹小矮马和一窝老鼠，都是妈妈导演的烛光 “秀”上的演员。我家在一处菠萝田间的小木屋里住过一段时间，生活被一群负鼠搅得不得安宁。一只灰色的大鸟澳洲鹤也在此定居。当年的我们，似乎是在逃离现代生活。我现在能够看到，早从童年起，我就下意识地努力针对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多年以后我学习量子力学时，才认清这段历史，而当年的我只是在费力地应付并接受父母呈献给我的世界。话虽如此，童年还是很快乐的，有段时期因为自己养了一窝蜜蜂，高兴得乐不思蜀，别的什么都顾不上去想。
我九岁时，父母离异。当时似乎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打击，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代表了我人生中一段天堂般时光的终结。之前提到过，我的童年仿佛汤姆·索亚一般活在魅力无穷的探险世界中，然而即将到来的冒险却失去了一些往日的明媚，变得黑暗沉重。很多人心中，童年早期身处的安全环境如同天堂一般，对我来说，尽管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憎恨学校，但那段时光却是大自然带给我的启蒙。清新的世界，湛蓝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白色桉树的芳香。当然了，人性总是比物质环境复杂得多，如果人生不被沉重所困，也就不叫真正的人生了。布雷特也有他内心痛苦挣扎的一面，最终妈妈在他身边再也待不下去，带我搬到了利斯莫尔一家街边店铺楼上的公寓，与游牧剧团成员住在一起。妈妈常常去集市给人脸上画彩绘赚钱养家，后来我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会推着小车跟着她四处走动。有段时间我还学会了口琴，演奏起童年蓝调。
妈妈和我也试过在城里体面地过下去，但后来我们在不安的驱使下，就像汤姆·索亚沿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一般，再次踏上了游荡四方的旅途。我们之前已经到过澳大利亚很多地方，接下来的几年间更是走访了全国各地，但至少在五年内，我们总觉得似乎是在躲避追赶，现在看来，那些年头就如同之前快乐的日子一样，对我塑造未来的人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布雷特在一起的时间阳光明媚，我们无时无刻不沉醉在艺术、音乐和自然美景之中。布雷特的巡回剧场迅速打包上路的本领也为日后维基解密的游击战奠定了基础。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名叫利夫·梅奈尔的男人却让我们切身体会到被黑暗力量追逐的恐惧。他就是我平生第一个尾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