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杜月笙便问杜维藩恒社子弟的近况，以及他们留在上海，处境有否危险？对于这一个问题，杜维藩唯有摇头苦笑，他说根据他的统计，恒社弟兄滞留沪上不曾逃出的还有五、六百人，而在他离开上海的前夕，共产党早已开始清算鬪争，五六月间上海被捕的清算鬪争对象为数在三万人以上。这其间有多少恒社弟兄，他无从打听。不过，有两点极堪注意的事，可以预见恒社弟兄的前途一定是凶多吉少。其一是根据共产党初步宣布的清算鬪争对象，是为：
（一）地主。（二）资产阶级。
（三）国民党员。（四）国民政府军公人员。（五）反革命份子。
凡是属于上列五种阶层之一，便将被捉了去清算鬪争，杜维藩十分沉痛的说道：
「照共产党所宣布的清算鬪争对象，恒社留在上海的五六百位弟兄可说无一能够幸免，问题祇在于迟早之间。据我所听说的，已经有不少恒社弟兄惨被鬪争，或者是捉进去了。」
另一个坏消息也是他听人家讲得言之凿凿的，共产党的特工头子，伪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曾经得意洋洋的向人宣称：
「恒社的一本名册，早已揑在我手里了。」
潘汉年这么说，显然是以恒社弟兄作为五种阶层之外的另一种清算鬪争对象，杜维藩说他听到这个话时，念及留沪恒社弟兄的未来命运，当下卽为之不寒而栗。
杜月笙则闻言嗒然不语，他的神色一变而为愁惨悲痛，二十年来他对恒社子弟加意培植，呕心沥血，其爱护之深，用心之苦，不是一般朋友师生的情谊所可比拟。杜维藩的报告可能是他预料中事，但他内心对于留沪恒社子弟的安全犹存一线侥幸之望，杜维藩的一番分析使他这最后的冀望也归于破灭，于是杜月笙陷于深钜浓重的悲哀之中。
举一件小事为例，杜维藩向他父亲说明陷于竹幕的上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死亡的阴影，恐怖的氛围，和尚、尼姑被逼迫着还俗，满街有人在扭令人看了恶心的秧歌，这一切都不必说它，天长日久，困扰不堪的「刑法」之一是开会。开会，开会，开会，无分男女老幼，老板伙计，没有一个人免得了开会之灾每天最低限度要开会一次杜维藩回上海仍旧住在华格臬路老宅，他愤愤然的告诉他父亲：
「我们家对过的那条衖堂仁昌里，一个扫垃圾的，几十年来从不曾踏过我们家门槛，如今他是我们那一带的什么长了，每次开会都由他来通知，他天天大摇大摆跑到我们家里来大呼小叫，颐指气使，叫我们上上下下的人去开会。我实在气不过，有时候躲着不出门，这个扫垃圾的会得上楼跑进我房间，于是我祇好推托头痛，告一次假。但是马上就有朋友好意来警告我，说是这种人千万不可得罪。」
滔滔不绝的倾诉到这里，杜维藩突然发现杜月笙面色苍白，喉间又在咻咻有声，他惊觉他父亲的喘病又有发作趋向，他慌乱的站起来，请杜月笙休息，其余的事明日再谈。当他辞出的时候想想不禁有点懊悔，他向他父亲透露了上海人的痛苦与厄难，这使杜月笙大受剌激，欲哭无泪，黄浦滩和杜月笙六十余年来血肉相关，如今他翘首北望唯有妖氛迷漫，一团黑暗，五百万上海市民在任人宰割，杜月笙的心中「好一似滚油在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