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能够在民国三十年便侦悉潘汉年匿居李士群家里，和共产党要在上海发展民众组织运动的情报，可见他对于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眞正做到了「鞭辟入里，进窥堂奥」的程度。李士群本来就是共产党员，他降日投汪，扶摇直上，后来成为汪伪政府有兵有钱，权势绝伦的第一员狠将，除了为自己升官发财，独揽一切，其眞正目的却还是为共产党掌握东南，作开路先锋，第一功狗，凡此都是李士群这个敌伪特务头脑的最高机密，他把共党在沪主要负责人潘汉年藏在苏州伪江苏省长的公馆，用共党特务胡均鹤在七十六号，全是冒险之至的阴谋部署，因为日本人和汪精卫一直在以反共为第一目标汪精卫的伪府主席初期代言人兼机要秘书胡兰成，曾有一日贸贸然的问汪精卫：「和平建国岂不就好，为什么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布放弃阶级鬪争，我们似乎不值得强调反共了。」
汪精卫一听，当下脸上变色，断然答道：「共产党无论做什么，都是决不可信的！现在我们与重庆争中华民国的命运于一线，卽在于反共或被共产党所利用！」
汪精卫这几句话表明了他的最后目标，眞正意图。至于日本人在侵华大暂时期，以共产党为第一死敌，也是有目共覩，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杜月笙早在民国三十年卽已掌握了李士群的本来面目，最高机密，这也就是说：他已能将李士群揑在掌心，随时随刻制他于死地，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抓住了对方把柄，卽为最有效、最具威力的武器。办法简单得很，向日汪方面举发告密而已。日汪对李士群再宠信，再忌惮，也绝不会容许他居心叵测，阴谋图己的。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最有价值的情报，假敌伪之手除了李士群这大祸害？其中自有奥妙。民国二十年首督卫戍司令谷正伦重金礼聘日本谍报专家加藤少佐来华当教官，传授宪兵干部谍报术，加藤对于谍报最高原则轻轻的点那么一点他只讲了三十多个字的一个譬仿：─「金鱼缸里若有两条鱼，只能捉一条，另外放一条我们所要的进去，当牠能够取而代之，然后再换。」缸中之鱼系指可以到手擒来的敌方，「我们所要的」则指己方人员，己方人员能取而代之的时候，将敌方全部消灭，敌方的机构便都是我们的反间谍人员，等于捏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掌握住敌谍不加运用，一举而歼之，敌方必定另起炉灶，「金鱼缸」的作用当然全部丧失。
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对沪情报工作主持者正在看好戏，基于利害关系，敌伪人员内讧正烈，李士群毒死了吴四宝，周佛海、陈公博、胡兰成、熊剑东等正在处心积虑，要杀李士群。李士群危机四伏，自顾不暇，遂而造成对我方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李士群被日本宪兵伙同熊剑东予以毒毙，汪记政府内哄宣告结束，不旋踵抗战胜利，此一情报运用之巧妙，仅此一点已令人叹为观止
李士群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这位汪伪政府最突出、最有权势的人物，胡兰成曾经在他死后作以下的盖棺论定，他发而为文说：「李士群在时，他专杀蓝衣社的人，CC的人他一个也不杀，为将来留余地。但他最后一张牌还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他用共产党的特务胡均鹤在七十六号，且把共产党战时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一直藏在他苏州家里。李士群若不死，抗战胜利时他必不束手就擒，却将带了他的部署投降共产党。他自己原是共产党员，因被捕投降过CC，后来南京政府（指汪伪政府）做到位极人臣，主义思想是余话，因为共产党根本不是纸上谈兵，单他这个人，就与后来我所见初期解放军的将领十分相像，他的杂牌队伍十万人，虽然乱七八糟，亦还比任何正规军更宜于一旦转变为初期解放军。他回到共产党，依当时的形势及地理，他可以在程潜、陈明仁之上，也许与陈毅、粟裕、饶潄石齐驱。但他机心太深，偏遇着了我是个没有机心的人。后来解放军南下，潘汉年当了上海副市长，胡均鹤当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特务负责人，李士群太太因此关系，尚能安居。」
李士群越过周佛海，直接由汪精卫指挥，其穿针引线的人，便是胡兰成，他和李士群变成敌对，引起汪朝严重的内讧，主要是由于两个人的「政见」不合，胡兰成不赞成明火执仗，杀人放火式的清乡，李士群却要藉清乡放抢，尤其集特工、军队、行政、经济大权于一身。近因则起于胡兰成很喜欢吴四宝夫妇，吴四宝被李士群毒死，使一对老搭档反目成仇。